第九十五章 铁营大洼，衢州城外

　　(一)
　　
　　2015年暑气最盛的时候，我在乐陵抗战研究院张茂繁陪同下，到了山东乐陵铁营镇。社区里的老槐树浓荫如盖，我刚在树下的石凳坐下，就见一个穿蓝布衫的村民提着马扎走过来，开口就问：“您是写抗战故事的李叔吧？我叫李同文，我爹是李洪延，当年跟着李清寿、武大凤打过铁营洼的。”
　　他的声音带着沙哑，一提起“铁营洼”三个字，手指就不自觉地攥紧了马扎的木柄。我们凑在树荫下，他从口袋里掏出个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军装，胸口别着枚褪色的五角星，李同文说那是他爹二十岁时拍的：“拍这张照片的第二年，就遇上了铁营洼那场恶战。”
　　
　　“1943年2月，那雪下得邪乎，地里的冻土层能有半尺厚。”李同文的目光飘向远处的楼房，像是能穿透钢筋水泥，看到七十多年前的荒洼，“我爹说，那会儿他们四百来号人，挤在交通沟里，脚冻得没了知觉，就互相搓着取暖。李清寿队长总说‘忍忍，等开春了，咱就能在这洼里种庄稼’，谁知道鬼子来得这么快。”
　　2月4日的黎明，是李洪延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李同文模仿着父亲当年的语气，声音压得极低，像是怕惊扰了沉睡的往事：“雾大得能抓着，三步开外看不见人。他正往枪膛里压子弹，突然就听见‘砰’的一声枪响，紧接着四面八方都炸了锅——东边的枪声脆，是鬼子的三八大盖；西边的闷，是伪军的步枪；南边还传来‘轰隆隆’的声音，后来才知道是鬼子的装甲车开过来了。”
　　当时李清寿正蹲在交通沟的拐角处，身边是武大凤县长。李同文说，他爹总念叨武大凤的样子：“脸白得像纸，嘴唇裂着口子，咳嗽起来身子直晃，却把勃朗宁手枪攥得紧紧的，枪柄都被汗浸得发亮。”李清寿把自己的水壶递过去，武大凤只抿了一口，就推了回来：“给战士们留着。”李清寿拍了拍他的肩膀，声音掷地有声：“武县长，您放心，只要咱们团结一心，就是冲不出去，也要把鬼子打个稀里哗啦！”
　　这话落音没几分钟，就有战士跑过来喊：“队长！鬼子从两侧包抄过来了！”李清寿探头往沟外看，雾里隐约能看到晃动的钢盔，他当即喊：“撤！往东北方向撤！”战士们猫着腰往沟外挪，武大凤刚站起来，就踉跄了一下，手撑着沟壁才没倒。李洪延想扶他，他却摆了摆手：“我没事，你们先撤，我断后。”
　　可没走多远，李清寿就发现武大凤没跟上来。“当时子弹在耳边‘嗖嗖’地飞，像一群嗡嗡的马蜂。”李同文说，他爹亲眼看见李清寿转身往回跑，腰间的二十响匣枪晃来晃去，“有战士喊‘队长，危险’，他头都没回，只喊了句‘武县长不能出事’！”
　　李清寿跑回刚才的拐角，就见武大凤倒在沟里，脸色发青，已经昏了过去。他刚蹲下身要背人，就听见“哗啦”一声——日伪军离他们只有几十米远，钢盔上的反光在雾里闪着冷光。李清寿猛地端起匣枪，手指扣动扳机，“嗒嗒嗒”一个连发，冲在最前面的三个鬼子应声倒地，尸体摔在冻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鬼子被打蒙了，趴在地上不敢动。”李同文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激动，像是亲眼看见了那一幕，“李清寿趁机把武县长往背上一扛，撒腿就跑，边跑边拐弯，怕鬼子瞄准。我爹说，他跑起来像阵风，泥点溅了一身，武县长的胳膊垂在他胸前，还在无意识地攥着拳头。”
　　李清寿背着武大凤冲进前面的交通沟时，两人都摔了一跤，武大凤被摔得醒了过来，迷迷糊糊地问：“战士们……都撤出去了吗？”李清寿抹了把脸上的泥，咧嘴笑：“放心，都在前面等着您呢！”
　　
　　“其实早在1940年，我爹就跟着李清寿打过一场漂亮仗。”李同文喝了口随身带的茶水，话锋一转，讲起了另一段往事，“那年秋天，刚下过一场大雨，公路上的泥能没过脚踝。李清寿队长说‘鬼子肯定要修路，咱们去堵他们’，就带了二十多个战士，藏在杨安镇和窦家据点中间的玉米地里。”
　　李洪延当时蹲在玉米丛里，叶子上的水珠滴在脖子里，凉得他一激灵。“他说，那天等了快两个时辰，腿都蹲麻了，才听见远处传来‘哒哒’的马蹄声。”李同文比划着，“三个鬼子走在前面，中间那个骑着高头大马，马背上挂着军刀，应该是小队长；后面跟着二十多个伪军，扛着枪，缩着脖子，走得磨磨蹭蹭。”
　　李清寿把手指放在嘴边，做了个“嘘”的手势，然后压低声音说：“等近一点再打，先打骑马的。”战士们都屏住了呼吸，玉米地里只剩下风吹叶子的“沙沙”声。直到鬼子的马走到离玉米地只有十米远的地方，李清寿突然站起来，抬手就是两枪——“啪啪”两声，清脆得像裂了帛。
　　“骑马的鬼子‘啊’地叫了一声，从马背上滚下来，摔在烂泥里，一动不动。”李同文的眼睛亮了起来，像是看到了当年的场景，“后面的鬼子和伪军都懵了，站在原地不敢动。李清寿喊了句‘扔手榴弹’，战士们就把早准备好的手榴弹扔了过去——‘轰隆隆’几声，前面的两个鬼子和几个伪军当场就被炸飞了，泥块和碎布片溅得到处都是。剩下的伪军吓得魂都没了，扔下枪就往窦家据点跑，跑的时候还摔了好几个跟头。”
　　
　　可1943年的铁营洼，没有玉米地可以藏身，没有突如其来的大雨可以掩护，只有光秃秃的荒洼和密密麻麻的敌人。上午十点，大雾终于散了，太阳惨白地挂在天上，照得地上的冻雪反光，也照清了敌人的阵型——机枪手趴在临时搭起的土坡上，枪口对着交通沟；装甲车停在远处，炮口黑洞洞的，像是要吞掉一切；骑兵在周围来回巡逻，马蹄踏在冻地上，发出“噔噔”的响声。
　　“李清寿站在沟沿上，往远处看了一眼，然后把身上的挎包解下来，掏出里面的文件——有地图，有战士们的花名册，还有老百姓送的慰问信。”李同文说，他爹记得清清楚楚，李清寿把文件撕成碎片，塞进嘴里嚼烂，然后咽了下去，“他说‘这些东西绝不能落到鬼子手里’，接着就喊：‘同志们，咱们朝铁营方向突围！手中只留下武器，水壶、挎包都扔掉，轻装上阵！’”
　　战士们都照做了，有的把水壶扔在沟里，有的把挎包甩在地上。李洪延把自己的布衫下摆撕了，缠在受伤的胳膊上——刚才的战斗中，他的胳膊被流弹擦到了，血渗出来，冻成了暗红色。李清寿拍了拍他的肩膀：“能行吗？”他点点头：“队长，我能打！”
　　下午两点多，李清寿带着五小队冲到了铁营以东的张家坟茔。这里到处都是土坟，最高的坟头也只有半人高，坟茔里长着几棵歪脖子柳树，树枝光秃秃的，连片叶子都没有。“我爹说，他们刚冲进坟茔，鬼子的机枪就扫过来了。”李同文的声音沉了下去，“子弹打在柳树上，‘嗖嗖’地响，树皮被打得碎屑乱飞；打在坟头上，土块溅起来，迷得人睁不开眼。战士们只能趴在坟后面，从坟头的缝隙里往外开枪。”
　　李洪延趴在一个小坟后面，胳膊上的伤口越来越疼，他咬着牙，往枪膛里压子弹。他看见李清寿趴在不远处的坟头下，身上的军装已经被血浸透了——肩膀上一处伤，腰上一处伤，血顺着衣角滴在地上，冻成了小血珠。“从早上到现在，他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嘴唇干得裂了口子，说话都费劲，却还在喊‘瞄准了再打，别浪费子弹’。”
　　
　　敌人越围越近，李同文说，他爹能清楚地看见鬼子的脸——有的戴着眼镜，有的留着小胡子，脸上满是狰狞。李清寿端着枪，趴在坟头后面，瞄准一个冲上来的鬼子，“砰”的一声，鬼子应声倒地。接着又一个，再一个——他的枪法还是那么准，可子弹越来越少了。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伪军军装的人从坟茔外走了出来，隔着几米远喊：“李清寿！我认识你！日军指挥官说了，你只要投降，就给你当团长，有吃有喝，还有钱拿！”李洪延后来告诉儿子，他当时气得想开枪，却被李清寿按住了。
　　李清寿慢慢站起来，靠在坟头上，手里还端着枪。他看着那个叛徒，冷笑了一声：“我李清寿是中国人，绝不会当汉奸！你也别妄想了！”说完，他抬手就是一枪，子弹打在叛徒的脚边，溅起一串泥点。叛徒吓得往后退了几步，然后撒腿就跑，边跑边喊：“开枪！快开枪！”
　　紧接着，密集的子弹就扫了过来。“我爹说，他看见李清寿晃了晃，然后就倒在了坟后面。”李同文的声音带着哭腔，手指紧紧攥着马扎，指节都泛了白，“他想爬过去救队长，可子弹打得太密，根本抬不起头。过了一会儿，他听见‘砰’的一声枪响——那是李清寿的枪，是他最后一颗子弹。”
　　后来他们才知道，李清寿中了好几枪，已经没力气站起来了。他用最后一点力气，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胸口，扣动了扳机。那年李清寿才26岁，他没能等到开春，没能在铁营洼里种上庄稼，却把自己的命留在了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
　　
　　李清寿牺牲后，武大凤那边的情况也越来越危急。李同文说，他爹后来听逃出来的战友王大叔说，武大凤带着几十名战士和群众，被敌人逼到了一条道沟里。“道沟只有一米多宽，半米多深，战士们挤在里面，只能轮流往外开枪。”王大叔说，武大凤的肩膀中了一枪，血把军装染成了暗红色，他却没顾上包扎，还在指挥战士们还击，“他说‘乡亲们别怕，有我们在，鬼子别想过去’。”
　　敌人的进攻越来越猛烈，道沟前面躺满了鬼子和伪军的尸体，有的已经冻硬了，有的还在抽搐。后来鬼子停止了射击，开始喊话：“里面的人听着，再不投降，就用大炮炸了！”武大凤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榴弹，然后对身边的乡亲们说：“你们躺在沟里装死，别出声，我们来引开鬼子。”
　　说完，他就带着十多个战士，爬到道沟的另一头，然后突然站起来，喊了句：“鬼子，来啊！”敌人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被吸引过去了，机枪和步枪的子弹都朝着他们扫过来。武大凤带着战士们冲了出去，和鬼子展开了肉搏——有的战士刺刀扎进鬼子的身体里拔不出来，就用拳头打、用脚踢；有的和鬼子抱在一起滚在地上，用牙咬鬼子的耳朵、脖子；有的战士被鬼子刺中了，却还死死地抱着鬼子的腿，不让他动。
　　“武大凤身中数弹，先是腿上中了一枪，然后是肚子，最后是胸口。”李同文的声音哽咽了，“他倒在地上，还想往前爬，却爬不动了。他摸出自己的勃朗宁手枪，把枪压在胸膛下面，然后扣动了扳机——他说过，绝不让武器落到鬼子手里。”
　　那年武大凤才28岁，他没能再回到庆云县，没能再当他的县长，却用生命践行了“宁为国死，不当俘虏”的誓言。
　　
　　“我爹是侥幸活下来的。”李同文擦了擦眼角的泪，声音又恢复了平静，“他腿上中了一枪，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道沟里已经没人了，只有鬼子在打扫战场。他躲在尸体后面，大气都不敢喘，直到天黑了，才爬出来，和另外十多个受伤的战士躲在附近的破庙里。后来是老乡们给他们送吃的、送药，养了大半年，才好利索。”
　　李洪延后来回了铁营洼，在这片曾经洒满鲜血的土地上种庄稼，娶了媳妇，生了李同文。“我小时候，爹总给我讲李清寿和武大凤的故事，讲的时候，还会拿出当年的军装——上面有弹孔，有血迹，他都舍不得扔。”李同文说，父亲临终前，还拉着他的手说：“同文，别忘了铁营洼，别忘了那些牺牲的人，他们是为了咱们今天的好日子才死的。”
　　如今的铁营洼，早已不是当年的荒洼。高标准社区拔地而起，楼下有花园，有健身器材，老人们在树荫下下棋、聊天，孩子们在广场上奔跑、嬉戏。“有时候我会带着孙子来老槐树下，给他讲李清寿背武县长的故事，讲武大凤和鬼子肉搏的故事。”李同文看着不远处玩耍的孩子，脸上露出了笑容，“孙子问我，爷爷，那些英雄叔叔还能回来吗？我说，他们没走，他们就在这风里，在这阳光里，在咱们的好日子里。”
　　
　　(二)
　　
　　四川西充县飘着细碎的雪粒，文庙朱红色的大门上贴着刚剪的春联，院里却透着股不一样的肃穆——“关怀抗战老兵”的红色横幅挂在古柏之间，几个穿着棉袄的老人坐在石凳上，手里捧着热茶，话里却都是七十多年前的硝烟。我寻着打听的方向走过去，一眼就看到了张军：他比其他老人略高些，背有点驼。
　　张军热情地拉我过去，拍了拍身边的石凳：“坐，我给你讲讲冯跃寿的事，那是我这辈子最佩服的老兵。”
　　
　　张军说，冯跃寿来自1944年初湖南南县的补充兵大队。“他是被保长抓的壮丁，四川西充佛华山村一下子走了十个，冯跃寿是里头最年轻的，才22岁，个子高，胳膊粗，扛着三十斤的弹药箱能跑二里地不喘气。”他笑着比划，“训练的时候，重机枪的三脚架沉得很，别人得两个人抬，他一个人就能扛起来，教官见了都喊‘好小子’，直接把他分到了重机枪班，后来又当了射手。”
　　他们那批补充兵训练了三个月，四月底就开赴浙江龙衢。“走的时候没火车，全靠两条腿，从湖南走到浙江，走了一个多月。”张军叹了口气，“晚上就睡在破庙里，粮食不够，有时候一天就吃两顿稀粥。
　　到了龙衢，他们编入第26师，任务是袭扰鬼子的巡逻队、后勤辎重队，还有“扫荡”掉队的鬼子。“冯跃寿的重机枪是‘大杀器’，只要他一开枪，鬼子就不敢露头。”张军说，有一次他们在路边埋伏，遇上一支鬼子辎重队，“冯跃寿的重机枪‘突突突’一响，鬼子的马受惊了，驮着的弹药箱掉了一地，我们冲上去，没费多大劲就收拾了十几个鬼子，还缴获了两箱罐头——那是他们这辈子吃得最香的一顿饭。”
　　
　　1944年10月的那场遭遇战，张军说冯跃寿跟他讲了不下十遍。“国军刚打下浙赣路上的一个鬼子据点，那仗打得漂亮！”他坐直了身子，声音也亮了，“据点里有三十多个鬼子、五十多个伪军，国军摸清楚他们早上七点吃早饭，内线是据点里的一个伙夫，说好到点就把大门打开。”
　　那天早上，天刚亮，冯跃寿就扛着重机枪躲在据点外的草垛后面。“七点一到，大门‘吱呀’一声开了，冯跃寿立马扣动扳机，重机枪的声音像打雷似的，据点里的鬼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打倒了好几个。”张军比划着射击的姿势，“剩下的鬼子缩在大小炮楼里，枪眼被我们的机枪封得死死的，连头都不敢露。”
　　突击队绕到炮楼后面，从三面放上了炸药包。“‘轰隆’一声，小炮楼先塌了，里面的伪军喊着‘投降’就跑了出来；大的炮楼也塌了一面，鬼子还想顽抗，冯跃寿端着机枪冲进去，对着炮楼里‘突突’两枪，剩下的鬼子就不敢动了。”张军笑着说，“那仗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没牺牲几个兄弟，还缴获了三挺轻机枪、二十多支步枪。”
　　可没等他们喘口气，鬼子的增援部队就追了上来。“朱连长说，先往山上撤，等天黑了再找机会转移。”他们往山上跑的时候，鬼子的炮弹就在后面追着炸，“有个兄弟跑得慢，被炮弹碎片划伤了腿，冯跃寿还停下来背他，说‘一个都不能落下’。”
　　到了山上，天已经黑透了。“朱连长看大家都累得不行，说鬼子今晚肯定追不上，让哨兵注意点，其他人赶紧睡觉。”
　　“那会儿他们连续打了三天仗，又跑了几十里路，倒在地上就睡着了，有的靠在树干上，有的直接躺在雪地里，连哨兵都靠在石头上打了盹——现在想起来，真后怕。”
　　凌晨三点多，冯跃寿被尿憋醒了，悄悄摸出营地去解手。“山上静得能听见雪粒落在树枝上的声音，月亮被云遮住了，黑得很。”张军压低声音，像是在还原当时的场景，“他刚蹲下，就觉得不对劲——山下有黑影在动，不是风吹的树影，是一群人，猫着腰，一步一步往山上爬，离营地也就一百多米远。”
　　冯跃寿眯着眼睛仔细看，突然看见一点冷光——是鬼子的刺刀！“他吓得一激灵，提上裤子就往回跑，边跑边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声音都变调了。”冯跃寿冲过来，随手抄起身边的步枪，对着山下‘砰砰’就是两枪。”
　　
　　枪声一响，鬼子“嗷嗷”的叫声在山里回荡，炮弹很快就砸了过来。“山头都在晃，石头渣子溅得到处都是。战友们慌忙爬起来操起武器，冯跃寿几步就冲回重机枪阵地，弹药手已经哆哆嗦嗦地装好了弹链。
　　“鬼子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往上冲，跟蚂蚁似的，密密麻麻。冯跃寿的重机枪‘突突突’地响，枪管很快就打红了，他让弹药手往枪管上浇水，自己接着打。十个弹夹，两百发子弹，没一会儿就打光了，黑暗里只听见鬼子的惨叫声，不知道多少人倒在冲锋的路上。”
　　可鬼子太多了，很快就冲到了半山腰。“机枪一停，鬼子就跟疯了似的往上涌，喊着‘抓活的’。朱连长从地上爬起来，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就冲了出去，‘兄弟们，跟鬼子拼了！’他刺死第一个鬼子的时候，另一个鬼子的刺刀从侧面捅了过来，直接扎进了他的胸膛。”
　　冯跃寿看见连长倒下，眼睛都红了。“他抄起身边牺牲战友的步枪，上好刺刀，就冲进了敌群。”
　　
　　张军说，冯跃寿后来跟他说，当时满脑子就一个念头：“不能让连长白死，不能让鬼子占了山头。”他刺死第一个鬼子的时候，左胳膊被另一把刺刀划了个大口子，血顺着胳膊流到手上，染红了枪托，“可他没撒手，反而把刺刀往鬼子肚子里再捅深一点，然后一脚把鬼子踹倒，又去捅下一个。”
　　就在这时候，远处传来了熟悉的枪声——是兄弟连队的增援到了！“鬼子听见后面有枪声，怕被包围，慢慢往西退了。”
　　“天亮了他们才看清，山坡上全是尸体，有我们的兄弟，也有鬼子的，雪都被血染红了。机枪连一百二十三个人，最后就剩下冯跃寿，还有一个叫王二柱的河南兵——王二柱后来在衢州城里牺牲了。”
　　
　　休整了半个月，冯跃寿他们两个被编入了2营1连。“2营的任务是在衢州城外的山区伏击鬼子的‘扫荡’部队，保护城里的老百姓转移。”他们几个连队分别埋伏在附近的四个山头上，冯跃寿的重机枪架在最前面的“鹰嘴崖”上，“从那儿往下看，整个山沟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鬼子只要进来，就别想跑。”
　　埋伏的那天，天刚蒙蒙亮，他们就上了山。“山里冷得很，雪没化，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冯跃寿把重机枪架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自己趴在雪地里，眼睛盯着山沟口，“我们等了三个多小时，腿都冻麻了，才听见远处传来马蹄声。”
　　一群鬼子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山沟，“有三十多个人，扛着枪，牵着五匹驮物资的马，马背上驮着粮食和弹药。”张军笑着说，“鬼子肯定以为这地方没人，走得慢悠悠的，有的还哼着歌——他们不知道，枪口早就对准他们了。”
　　营长在山顶上放了一枪，这是进攻的信号。“冯跃寿的重机枪先开的火，‘突突突’的声音一响，鬼子就跟炸了窝的马蜂似的，到处乱窜。”山沟窄，鬼子躲也没地方躲，“前面的几个鬼子当场就被打倒了，后面的想往回跑，可国军其他山头的机枪也响了，把他们的退路封得死死的。”
　　鬼子很快就反应过来，集中火力占领了山沟里的几块小高地，开始往山上反扑。“有个鬼子军官举着军刀喊，后面的鬼子跟疯了似的往上冲。”营长在对讲机里喊冯跃寿：“把鬼子的中间路线封死，绝不能让他们连成一片！”
　　冯跃寿调整了重机枪的角度，瞄准鬼子两个高地之间的空隙。“只要有鬼子敢从中间跑，他就‘哒’一声，准能打倒一个。”张军模仿着点射的节奏，“他不打长射，怕浪费子弹，专打‘冷枪’，鬼子摸不清我们的火力，不敢轻易冲。”
　　1连长带着二十多个战士从左翼绕了过去。“他们抱着手榴弹，悄悄摸到鬼子的高地下面，喊了声‘扔’，一排手榴弹就砸了过去。”张军说，鬼子的高地被炸得冒烟，想派兵增援，可刚一露头就被冯跃寿打倒了，“他们的指挥官急得跳脚，举着军刀想亲自冲，结果被冯跃寿一枪打在腿上，倒在地上直喊。”
　　后来营长命令进攻。“他们举着刺刀冲下山，冯跃寿还在山上压着火力，不让鬼子反扑。”那场仗打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剩下的几个鬼子扔了武器，抱着头蹲在地上投降，“国军打死了二十三个鬼子，缴获了一挺重机枪、二十三支步枪，还有三支手枪，那挺重机枪后来成了冯跃寿的‘宝贝’，走到哪儿扛到哪儿。”
　　下山的时候，冯跃寿左胳膊上的伤还没好利索，却非要自己扛缴获的重机枪。“他摸着那挺机枪，笑得合不拢嘴，说‘这枪比咱们的好用，下次打鬼子更有劲了’。”
　　
　　1944年6月，鬼子的攻势越来越猛，攻陷了龙游之后，直逼衢州城。“那会儿他们2营守在衢州城外的‘十里坡’阵地，鬼子上来就是炮轰，炮弹跟下雨似的砸过来，阵地都被炸平了。”
　　张军的声音凝重起来：“冯跃寿后来跟我说，炮轰的时候，他躲在避弹坑里，感觉整个身子都在晃，石头渣子溅了一身，嘴里全是土味，耳朵里‘嗡嗡’的，什么都听不见。”
　　炮轰持续了一个小时，鬼子的步兵就开始往上冲。“他们从避弹坑里爬出来，身上全是土，有的兄弟刚爬出来就被鬼子的冷枪打倒了。”冯跃寿操起重机枪，趴在炸塌的战壕里就打，“他还是专打点射，‘哒、哒、哒’，每打几枪就换个位置，不让鬼子摸清他的藏身地。”
　　冯跃寿总跟战友说，鬼子虽然个头多数不高，可打仗真的凶，“有的鬼子肚子中了枪，还往前爬着要捅刺刀；有的被手榴弹炸断了腿，还抱着枪往我们这边挪。他们守了两天两夜，阵地丢了又夺回来，夺回来又丢，最后实在顶不住了，营长下令撤进衢州城里，守北门。”
　　
　　衢州城的北门是石头砌的，有两丈多高，本以为能守一阵子，可鬼子的攻势更猛了。“飞机在天上扔炸弹，坦克在下面撞城门，大炮对着城墙轰。没一会儿，北门的城墙就被轰塌了一个大口子，鬼子的坦克顺着口子就冲了进来，他们只能退到城里，开始巷战。”
　　巷战比阵地战更难打。“一间屋子一条巷道地争，有时候我们刚占领这间屋子，鬼子就从窗户里跳进来。”
　　冯跃寿抱着重机枪，在巷子里跟鬼子周旋。“有一次，三个鬼子从隔壁屋子的门里冲出来，冯跃寿来不及开枪，就举起机枪的三脚架砸过去，砸倒一个，另外两个被赶来的战友捅死了。”
　　冯跃寿左胳膊上的伤在巷战中又裂开了。“血把军装都染红了，他就用布条缠了缠，接着打。”6月26日那天，鬼子的飞机和坦克更密集了，“城里的房子塌了一大半，他们的子弹也快打光了，营长说‘实在不行就突围，能活一个是一个’。”
　　突围的时候，冯跃寿还扛着重机枪，“他说‘这枪不能留给鬼子’。”他们从城西门冲出去的时候，鬼子在后面追，“王二柱为了掩护他们，抱着手榴弹冲进了鬼子的队伍，‘轰隆’一声，他和十几个鬼子一起没了——我到现在都记得他最后喊的那句‘兄弟们，活下去’。”
　　衢州城最后还是被鬼子攻占了。“第26师两千多官兵，最后活下来的只有不到三百人。”张军的声音有些哽咽，“不过也没让鬼子好过，他们的少将旅团长横山武彦，就是在攻城的时候被我们的迫击炮炸死的——后来听老乡说，鬼子为了运他的尸体，还被游击队袭扰了好几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部队时，冯跃寿正在上海近郊。“那天他们正在训练，突然有人喊‘鬼子投降了！’，一开始他们还不信，后来连长拿着报纸过来，他们才敢相信。”“冯跃寿抱着战友哭，哭得像个孩子，说‘终于能回家了，终于能见到爹娘了’。”
　　后来他们参加了看管和遣返日军战俘的行动，“看着那些曾经凶神恶煞的鬼子低着头，排队上火车，心里别提多解气了。”有个鬼子军官想跟冯跃寿要烟抽，冯跃寿直接把烟扔在地上，踩了几脚，说“你们这些狗日的，不配抽中国人的烟”。
　　1946年，国民党军队裁军，冯跃寿被遣返回家。冯跃寿回村后，娶了邻村的姑娘，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种了一辈子田，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可只要一说起当年打鬼子的事，就特别精神。”张军说，冯跃寿的听力越来越差，“跟他说话得凑到右耳边喊，可他总说‘没事，能听见就行，比起那些听不见的兄弟，我已经很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