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四章 中阁出川，定国渡江

　　(一)
　　
　　2015年底的南阳，刚下过一场小雪，田埂上的残雪还没化透，风裹着寒气往人领子里钻。我在志愿者帮助下，找到马中阁老兵的家时，他正坐在堂屋的火塘边，手里摩挲着两枚亮闪闪的纪念章——一枚是抗战胜利60周年的，一枚是70周年的，边缘都被摸得有些发乌。见我来，他挪了挪藤椅，让我挨着火塘坐，又从孙女灶台上端来一碗热红薯汤，说：“暖和暖和，再听我给你扯扯那年的事。”
　　
　　马中阁老兵说他是南阳漆树园村桃家沟人，1944年秋里，村里来了招兵的，他看着同村几个后生都报了名，自己也揣着半袋玉米面就跟着走了，那年他才18岁。一开始编在12军，跟着部队在郏县北边打游击，后来队伍被鬼子打散了，他跟着几个战友躲在老百姓家里，藏了半个多月才敢出来。再后来听说新8军在本地有补训处，就一路打听着找过去，总算又归了队。
　　到腊月间，天寒得能冻掉耳朵，补训处的队伍往陕西开，说是要去和大部队汇合。走了快一个月，在陕西地界遇上个78军的老乡，是他邻村的远房表哥。马中阁拉着表哥的胳膊不肯放，软磨硬泡求着人家把他编进78军——他说“78军里有老乡，心里踏实”。最后总算遂了愿，他被分到了何鹏连长的连里。何连长是掘地坪人，说话带着家乡口音，见他年纪小，总喊他“小鬼”。班长范老虎是许昌八里桥的，人高马大，肩膀宽得能扛两袋粮食，训起话来嗓门震天，可对底下兵却实在，有块压缩饼干都能掰给大家分着吃。
　　1945年2月，部队开到河南西峡口，刚在丁河边上扎下帐篷，鬼子的侦察机就来了，“嗡嗡”地在头顶转了两圈，扔下两颗炸弹就走。当天下午，枪声就响了起来，他们连守在丁河南岸的阵地，鬼子一波波地往上冲，打了两天两夜，子弹打完了，就抄起刺刀上。
　　马中阁说，第一次拼刺刀时，他手都在抖，看着鬼子端着枪朝自己冲过来，脑子里一片空白，还是范班长在旁边喊：“先躲后刺！拨枪要快！”他才回过神来。他年轻，身子灵活，拼刺刀时手脚有使不完的劲，连着扎死了两个日军。他有个诀窍，总等鬼子先把枪刺过来，再用尽全力把对方的枪往旁边拨，趁鬼子重心不稳，再把刺刀捅过去。可手里的汉阳枪实在不争气，有时候刺着刺着，刺刀就“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有时候捅鬼子两刀，刀刃就卷了刃，哪比得过鬼子“三八大盖”——那枪杆比汉阳枪长半尺，鬼子站在老远就能刺到这边。
　　刺倒第二个鬼子时，马中阁的胳膊已经酸得抬不起来，刺刀也卷了刃。他刚想往后退两步喘口气，就见三个鬼子端着枪围了过来，明晃晃的刺刀对着他，眼瞅着就要扎过来。他心里一慌，知道再拼就是死，转身就往身后的战沟跳——那沟有一人多深，他跳下去时崴了脚，疼得龇牙咧嘴，可也顾不上了，爬起来就往前跑，鬼子的脚步声、喊叫声在后面追得紧，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
　　刚拐过一个拐角，他就看见范老虎班长正趴在沟沿上，手里端着枪，眼睛盯着前方。马中阁赶紧往后比了个“有鬼子”的手势，扯着嗓子喊：“班长，救救我！”范班长没回头，只是朝他摆了摆手，示意他蹲下。等那三个鬼子追过来，离得只有十几步远时，范班长突然站起来，“砰砰”两枪，前面两个鬼子应声倒地。马中阁这才拍着大腿想起，自己枪里还剩一发子弹，刚才慌得忘了。
　　第三个鬼子见同伙倒了，红着眼就朝范班长冲过来，手里的枪端得笔直。马中阁赶紧端起枪，瞄准鬼子的后背，手指一扣扳机，“砰”的一声，鬼子往前踉跄了两步，也倒在了地上。他跑过去扶着范班长，大口喘着气，范班长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好小子，没白教你。”
　　
　　那几仗打下来，全连120多号人，最后只剩50多个。马中阁说，刚开始牺牲的战友，还能找口柏木棺材装殓，村里的老百姓也来帮忙，挖个坑，把棺材埋了，再立块木牌子，写上名字和籍贯。可后来死人越来越多，柏木棺材不够了，就用粗麻布裹着尸体埋，到最后连粗麻布都没了，只能直接往坑里埋。丁河西外那块地，埋的大多是78军的军官，也没有墓碑，风吹过的时候，能听见草“沙沙”响，像是在喊那些人的名字。
　　他们这些活着的兵，只要有空，就会拿着洋镐洋锹，在麻鼓石上锛个坑，把战友的头盖住——“不能让战友的头露在外头，冷。”马中阁说这话时，声音低了下去，火塘里的柴烧得“噼啪”响，映着他满是皱纹的脸。有一次打扫战场，他们在一个干地窖里发现了十几个战友的尸体，都叠在一起，他和几个兵哭着把尸体抬出来，在旁边挖了个大坑，一起埋了。那天晚上，他躺在帐篷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总想起那些战友的脸。
　　
　　后来在罗家山，又一场恶战。范班长刚用刺刀挑死一个鬼子，转身就撞见了个鬼子军官——那军官戴着大盖帽，腰间挂着指挥刀，手里端着枪，对着范班长“砰”地开了一枪，没打中。范班长的步枪是空的，只能端着枪和鬼子军官对峙，两人离得只有几步远，谁都不敢动。马中阁在几米外的掩体里，举着枪瞄准那军官，手却抖得厉害——他怕开枪伤着范班长，迟迟不敢扣扳机。
　　眼看那鬼子军官拔出指挥刀，“唰”地一下举起来，就要朝范班长砍过去。范班长仗着个子大，猛地一闪身，伸手抓住鬼子军官的胳膊，使劲一推，把那军官撞出去老远。范班长转身就跑，那军官爬起来，举着刀就追。马中阁这才反应过来，连着扣了几下扳机，“砰砰砰”几枪，那鬼子军官晃了晃，倒在了地上。
　　马中阁当时脑子一热，忘了危险，跳出掩体就往鬼子军官那边跑——他想捡那把指挥刀，那刀明晃晃的，在太阳底下闪着光。他跑到鬼子军官身边，蹲下来一把拔出指挥刀，揣在怀里，连滚带爬地跑回掩体。刚爬回来，就被何鹏连长揪着耳朵骂：“小鬼，你找死吗？鬼子的枪都对着你，你有几条命？”他摸着耳朵，还嘴硬：“我就一条命，可那刀放那儿，咋能不捡呢？那是战利品！”何连长气得笑了，点了点他的头：“你呀你，真是个愣头青。”后来他也知道连长是为他好，可那会儿年轻，总觉得在战场上能捡到鬼子的指挥刀，是件特别威风的事。
　　
　　再后来，何鹏连长调去机枪连任连长，走的时候特意把马中阁也带了过去。机枪连有4挺马克沁重机枪，那枪比步枪沉多了，得两个人才抬得动。每挺枪里要装4公斤水，打起来“咚咚咚”的，震得人胳膊发麻，打久了，枪里的水都能烧开，冒着热气，得赶紧换冷水，不然枪就会炸膛。一挺机枪要6个人管，分工特别细：1号管观察，负责看鬼子的位置，报告射击目标；2号管送子弹，把子弹带往枪里送；3号是射手，负责扣扳机；4号到6号都是装弹手，把子弹装到子弹带上。马中阁是2号，每天练的就是送子弹，一带子弹250发，打起来手一紧一松就没了，得不停地往枪里送，有时候手都磨出了血泡，贴上胶布接着练。
　　机枪上有个高低转轮，扫射的时候，一个人扣扳机，一个人握着重轮来回摆，这样子弹能扫得更宽。马中阁学得快，没多久就把全套技术摸熟了，连超越射击也会了——就是把机枪架得高一点，子弹从自己人头顶飞过去，打对面的鬼子。何连长总说他“悟性高”，有时候还让他给新兵演示怎么送子弹、怎么调转轮。
　　重机枪都架在工兵修的堡垒里，堡垒是用土和石头砌的，上面铺着四层枕木，特别结实。那几次战斗，倒在他们机枪下的鬼子，至少有几十个。有一回，鬼子的炮弹落在堡垒上，“轰隆”一声巨响，炸坏了三层枕木，泥土和木头渣子往下掉，马中阁的耳朵被震得“嗡嗡”响，啥也听不见，战友跟他说话，他只能看见对方的嘴在动，却听不见声音。后来过了半个多月，听力才慢慢恢复了一点，可从那以后，他的耳朵就有点背，别人说话得大声点才能听见——说到这儿，马中阁指了指自己的耳朵，笑着说：“现在跟人说话，都得让人家凑到跟前喊，不然听不清。”
　　
　　1945年8月的一天，天特别热，蝉在树上“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早上的时候，就听说师长要带着警卫连去西峡口镇跟日本人谈判，大家都在阵地上等着，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会谈出啥结果。到了晚上，何连长带着马中阁和几个战友去接师长，刚走到镇口，就看见师长笑着走过来，手里挥着一张纸，大声说：“同志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
　　马中阁说，那一刻，他脑子“嗡”的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直到身边的战友欢呼起来，抱着他又蹦又跳，他才反应过来——真的胜利了！那天晚上，他们在阵地上找了点白酒，又煮了一锅土豆，大家围在一起，你一口我一口地喝着酒，吃着土豆，谁都没说话，就是一个劲地笑，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他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要是他们能看到这一天，该多好啊。
　　可胜利后没几天，马中阁就得了血伤寒，烧得迷迷糊糊的，躺在帐篷里，浑身发冷，盖着两床被子还觉得冷。何鹏连长知道后，赶紧找来医生，医生摸了摸他的额头，又看了看他的舌苔，摇着头说：“人不行了，别浪费药了。”何连长急了，扯着医生的胳膊，大声说：“给他打！他是抗日的英雄，跟着我打了这么多仗，不能就这么走了！你要是不给他打，我就自己给他打！”医生没办法，只好拿出针管，给他打了针。
　　战友们也都围着他，把自己的被子都盖在他身上，有的还把热水袋放在他脚边。后半夜的时候，他出了一身大汗，烧好像退了点，能睁开眼睛说话了。可第二天早饭后，他的鼻子突然开始流血，止都止不住，战友们找来一个瓷盆，接在他鼻子底下，不一会儿就接满了半盆血。从那以后，他的身体就垮了，胳膊腿都没力气，连枪都端不起来了。
　　
　　那会儿部队在裁减老弱残兵，何连长拿着他的档案，找上面的人说情，说他是功臣，不能裁。可上面的人说规矩就是规矩，身体不行了，留着也没用。何连长没办法，只能拍着他的肩膀，叹着气说：“小鬼，委屈你了。”马中阁说，他当时没哭，就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他想跟着部队接着走，想跟着何连长、范班长接着打仗，可他的身体不允许了。
　　本来部队说要发胜利金，每人能发几块大洋，马中阁在连里等了好几天，想等着领了钱再回家。可没过多久，部队就接到了开拔的命令，匆匆忙忙地就走了，胜利金也没来得及发。他揣着战友们凑的几块钱，背着一个破包袱，一步步地往家走。从西峡口到南阳桃家沟，几百里路，他走了快一个月，渴了就喝路边的河水，饿了就啃口干硬的馍馍，脚上磨起了好几个大水泡，最后总算走回了家。
　　回家后，他跟着大哥喂牛放牛，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解放后，大哥成家了，他就自己搬出来，在村里盖了间小土房，一个人过日子。因为身体弱，听力又不好，没人愿意给他说媳妇，他就一直没成家。这些年，他靠着种几亩地过日子，日子过得简单，却也平静。
　　后来他听说，范老虎班长在解放的时候投诚了解放军，跟着部队去了南方，再后来就没了音讯，不知道是活着还是死了。何鹏连长跟着部队去了台湾，从那以后就断了联系，再也没听过他的消息。马中阁说，他有时候会坐在门口，想着要是能再见到他们，该多好啊，能再跟他们扯扯当年在西峡口打仗的事。
　　2005年的时候，民政部门的人找到了他，给他送来了一枚抗战胜利60周年的纪念章，还有几百块钱的慰问金。2015年，又送来了一枚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章，还给他送了米和面。这些年，也有不少志愿者来家里看他，听他讲过去的事。
　　那天我离开的时候，马中阁坚持送我到门外。雪又开始下了，小雪花飘在他的头发上，白花花的。他说：“李明兄弟啊，我这一辈子，没啥大事，就打了几年鬼子，能活着看到现在的好日子，我们一起说说那些战友，我就知足了。”
　　
　　(二)
　　
　　我在抗战研究院找到张军时，他手里捧着一张泛黄的旧照片——照片上是几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胸前别着徽章，笑得格外精神。见我来，他把照片小心叠好揣进怀里，请工作人员给我倒了杯热茶，说：“暖和暖和，今天给你讲讲康定国的事，那是我当年在71军的老战友，打龙陵的时候，他可是立了大功的。”
　　
　　张军说，康定国是河南巩义人，1940年参军时才16岁。那会儿招兵的人到村里，康定国背着半袋干粮就跟着走了，说是“要去打鬼子，不让鬼子占咱的地”。他们先到陕西汉中，在吴家坝飞机场附近的空地上训练，整整三个星期，天不亮就起来练队列、练瞄准，晚上还要学拆枪装枪。康定国上手快，尤其是摆弄机枪，没多久就把马克沁重机枪的构造摸得门清，教官总说他“是块玩枪的料”。
　　训练结束后，他们被分到71军87师259团3连，正是个机枪连。先是跟着部队去甘肃，任务是保护国立中学的师生——那会儿不少学校往后方迁，怕被鬼子轰炸。康定国说，看着学生们背着书包上课，他就想着“得把鬼子打跑，让娃们能安安稳稳读书”。后来部队又往四川重庆开，再调到云南，坐汽车走了三天三夜，车在山路上颠得人骨头都快散了，到昆明城外时，每个人脸上都蒙着一层灰。他们在城外的山头上挖战壕、修工事，守了半个多月，才奉命进入昆明城驻防。
　　1941年开春，部队坐汽车往保山县开，刚下车就听见枪声——鬼子已经打过来了。71军的87师、88师、36师都是王牌，战斗力强，战士们端着枪就往上冲，康定国和战友们架起马克沁重机枪，对着鬼子的阵地“咚咚咚”地扫，子弹像雨点一样飞过去。打了整整两天，总算把鬼子赶过了怒江，他们就在怒江东岸扎下营，守起了江防，这一守就是三年。
　　“那三年啊，天天盯着江对面的鬼子，不敢有半点马虎。”张军老人呷了口茶，接着说。怒江的水急，浪拍在礁石上“哗哗”响，他们在江边挖了掩体，白天轮流站岗，晚上就抱着枪睡在战壕里，一有动静就立马爬起来。康定国总说，江对面的鬼子就像饿狼，不知道啥时候会扑过来，所以每次换岗，他都要多检查几遍机枪的零件，确保一有情况就能开火。
　　到1944年6月，反攻的命令下来了。71军的先头部队先游过怒江，其他部队翻越高黎贡山去攻腾冲，康定国和战友们则从松山、火石地绕道，准备去攻龙陵。高黎贡山的路难走，全是悬崖峭壁，他们背着机枪、扛着子弹带，走一步滑一步，有的战士脚崴了，就拄着树枝接着走；有的渴了，就喝山泉水。走了快一个星期，才到龙陵附近的黄草坝，部队在这儿分了两路：一路去腾冲路口守桥，防止鬼子增援；康定国他们则跟着另一路，准备直攻龙陵。
　　
　　1944年6月19日夜里，连长派康定国和四个战友去摸营。那天月亮很暗，天上飘着云，他们猫着腰，借着草丛的掩护，一点点往鬼子的阵地爬。离碉堡还有几十米时，能听见里面鬼子说话的声音。康定国给战友们使了个眼色，几个人把手榴弹两个一捆，拉开引线，使劲往碉堡里扔——“轰隆！轰隆！”几声巨响，碉堡里的鬼子没了动静。
　　刚要往回撤，就听见远处传来鬼子的脚步声，他们赶紧趴在半人高的草丛里，连大气都不敢喘。鬼子在附近搜了一圈，没发现他们，骂骂咧咧地走了。等鬼子走远，他们才敢起身，往回走的路上，康定国突然看见两个鬼子正趴在山坡上，拿着望远镜观察71军的阵地。他和战友悄悄绕到鬼子背后，抽出身上的苗刀，趁鬼子没反应过来，一刀一个，把两个鬼子的脑袋砍了下来，还缴获了两支手枪。
　　“回来后，连长高兴坏了，给他们每人发了100元奖金。”张军老人笑着说，“康定国拿着钱，舍不得花，说要留着胜利后给家里寄回去。”
　　
　　康定国在机枪连，用的一直是马克沁重机枪，这枪是水冷的，能装8斤水，循环着用。打龙陵的时候，仗打得凶，他多次把枪管都打红了，水烧开的“咕嘟”声混着枪声，在阵地上响成一片。有时鬼子的炮弹把机枪掩体炸塌了，他和战友们就冒着枪林弹雨，把机枪抬到炮弹坑里接着打，打一阵换一个弹坑，生怕被鬼子的炮弹盯上。
　　阵地上的尸体越来越多，天热的时候，有的尸体生了蛆，爬得到处都是，臭味能飘出老远。他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有时候打得紧，一天不吃饭也不觉得饿。遇上雨天，送饭的挑夫蹚着泥路过来，饭桶里灌满了雨水，米饭泡得发涨，他们也照样吃——“能填饱肚子就行，总比饿肚子打仗强。”康定国常跟战友们说。
　　
　　张军老人说，康定国后来跟他讲，那时候看着阵地上的山，都觉得是红的——到处是血，一根草都没有。打进攻战，部队的伤亡太大了，3连原本有100多号人，打了没几天，就只剩几十个人。连长去找营长要人，营长红着眼说：“难道你不是人？有口气就接着打！”没办法，全连的人都拿着手榴弹，喊着口号往上冲。
　　眼看着再打一天就能攻下龙陵，可守桥的部队失利了，鬼子的增援部队从桥上冲了过来。没办法，他们只能接到命令后撤。鬼子得到增援后，立马反攻过来，幸好71军的增援部队也到了，双方又打了一场恶战，才把鬼子打回龙陵城里。
　　后来，康定国和战友们把机枪架在龙陵公路一侧的山上，对着鬼子的战车射击。子弹打在战车上，“叮叮当当”的，像炒豆子一样，根本打不透。连长急了，调来了平射炮，瞄准700米外的战车，“轰”的一声，战车被打了个大窟窿。车里的鬼子想爬出来，康定国端起机枪就扫，打了几轮，鬼子只剩两个人，缩在车里不敢出来，直到天黑，才偷偷丢下战车跑了。
　　那会儿，鬼子在进入龙陵的各个路口都埋了地雷，71军就先攻占城外的高地，把山炮运上来，对着城里的鬼子阵地轰。到了攻老东坡的时候，康定国和战友们往上仰攻，山坡陡，鬼子在上面架着机枪，往下扫得凶。打了半天，部队进展很慢，康定国正着急，突然看见山坡上有个亮点，被太阳照得一闪一闪的——像是日军军官的指挥刀。
　　他赶紧跟身边的战友说：“瞄准那个方向，打！”两人一起扣动扳机，马克沁重机枪“咚咚咚”地响，一口气打了50发，又接着扫射。战友们趁机投出一批手榴弹，喊着“冲啊！杀呀！”往山上冲，总算攻了上去。后来5连的战士上去，缴获了日军指挥官的手枪和指挥刀，那军官的尸体被机关枪打得稀烂。康定国找到5连连长，笑着说：“手枪归你们，指挥刀可得给我们，这是我们先发现的目标！”5连连长拍了拍他的肩膀：“行，先让我耍两天，过几天给你。”可没几天，5连连长就在战斗中牺牲了，康定国再也没提过指挥刀的事——他说，连长都没了，一把刀算啥。
　　71军把龙陵外围的高地和路口都占领后，当天夜里，康定国在阵地上值班，听见黑暗中传来“叮叮当当”备马的声音。他赶紧叫醒战友，对着白天瞄准的方向打了一阵，可没听见任何动静。第二天天亮，派人下去搜索，才发现龙陵城里的鬼子早就撤走了——原来昨晚的声音，是鬼子在收拾东西准备逃跑。
　　
　　后来，康定国跟着71军一直打到中缅边界的畹町，和新1军、新6军会合。就在畹町的一场战斗中，他的左胯部被弹片炸伤，鲜血一下子就渗了出来。战友们把他抬到后方医院，医生给他取弹片的时候，他咬着牙没喊一声疼。在滇西过了年，他的伤慢慢好了，胯部没留下太大的疤，可腿上因为湿热感染，落下了不少创痕，天阴的时候就会发痒。
　　伤好后，康定国跟着部队坐飞机回了昆明，又调到贵阳，在麻江布防。没过多久，就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那天，整个营地都沸腾了，战士们抱着枪又蹦又跳，有的还把帽子扔到天上。康定国坐在地上，看着天上的太阳，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他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要是他们能看到这一天，该多好啊。
　　
　　抗战胜利后，康定国和部队被调到东北。在四平的时候，他不想再打仗了——打了这么多年，他想家，想家里的田，想村里的人。于是，他和几个战友一起，趁着夜色脱离了部队，辗转了大半年，直到1947年，才回到巩义康店镇康南村的老家。
　　新中国成立后，康定国就在老家务农，种着几亩地，日子过得平淡却安稳。他没有子女，晚年的时候，侄子一直照顾他，给他洗衣做饭，陪他说话。
　　2015年，康定国老兵去世，享年91岁。他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当年的军功章，脸上带着笑——他这辈子，打了鬼子，守了家国，最后能安安稳稳地在家乡老去，也算是知足了。
　　我想，康定国老兵的故事平凡却温暖，它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和平，是无数像他这样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得记住他们，记住那段烽火岁月，更要好好守护这来之不易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