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三章 风林炮轰，李新扶伤

　　(一)
　　
　　2010年的那个午后，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屋内，我与张军相对而坐。张军每当谈及往昔抗战岁月，眼神中总是闪烁着光芒。这一次，他要给我讲述郭凤林的故事，一段充满热血与勇气的抗战传奇。
　　“1944年12月3日，那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张军缓缓开口，我的思绪也随之飘远。
　　
　　1944年，18岁的郭凤林，这位来自四川省长宁县硐底乡的热血青年毅然参军。此前，他在中缅边境的宝山接受了三个月的严格训练，凭借着出色的表现，成为炮三团炮一班的瞄准手，训练成绩更是勇夺第一。
　　1944年，战事紧急，郭凤林随部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于12月3日马不停蹄地赶到贵州独山前线，迅速接受作战任务。连长雷厉风行，率领连队迅速展开战斗队形，进入阵地，有条不紊地构筑观测指挥所和炮兵阵地，对独山的日军摆开了进攻的架势。
　　然而，进攻还未发起，日军就开始了疯狂的反击。日军的炮兵不断向郭凤林所在的七连阵地和指挥所发动猛烈射击，敌机也频繁前来进行扰乱性的轰炸扫射。这对于初次上阵的新兵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心理考验，郭凤林也不例外。
　　郭凤林虽然训练时表现优异，但实战的残酷远超他的想象，他感觉自己在训练中的优秀全然没了用武之地，心里充满了恐惧，变得胆战心惊，一时间不知所措，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只能趴在地上，甚至不敢站起来。排长李耀奎心急如焚，看到郭凤林这副模样，恨铁不成钢地踢了他几脚，大声吼道：“起来！你是个战士，不是孬种！”在排长的激励下，郭凤林才鼓起勇气，壮着胆子起立，向前冲去。
　　
　　12月6日，排长李耀奎率领郭凤林、李增寿、冯志远等前进观测所人员，紧密跟随步兵前进。他们的任务是及时指挥炮兵连用火力支援一线部队战斗。在敌人机枪炮弹的有效射程之内，他们毫不畏惧，侦察目标、迅速决定诸元、果断指挥射击。每一个指令都关乎着战友的生死，每一次操作都容不得半点差错。而他们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一线步兵纷纷称赞炮兵连打得好，这让郭凤林等人倍感欣慰。
　　但危险却悄然降临。12月7日上午，在独山城北约10公里处，灾难突然降临。敌人的一发山炮弹如恶魔般精准地命中了观测所，刹那间，土石飞溅，硝烟弥漫。李增寿当场牺牲，鲜血染红了土地；李耀奎排长也身负重伤，被紧急抬下了火线。观测所里，只剩下郭凤林以及通信军士冯志远和一个报话兵，而指挥射击的重任，此刻全部落在了郭凤林一个人肩上。
　　此时，一线步兵连的形势岌岌可危，已经伤亡过半，随时有失去战斗力的危险。后续部队也被敌人的炮火死死封锁，无法前进。看着牺牲的战友，郭凤林心中满是悲痛，对敌人的仇恨也达到了顶点，恐惧在这一刻渐渐消散。他深知，必须要做点什么，否则战友们的生命将受到更大的威胁。
　　郭凤林毅然决定，必须迅速通过敌人的火力封锁区，到达先头连阵地，指挥炮兵准确射击。他和冯志远及报话兵对视一眼，眼神中传递着坚定与信任。三人深吸一口气，然后如同离弦之箭一般，跑过了100多米的开阔地。子弹在他们身边呼啸而过，炮弹在不远处爆炸，掀起阵阵尘土，但他们没有丝毫退缩。他们成功冒死冲过了敌人的机枪封锁线，终于到达了先头连的阵地。
　　眼前的景象让郭凤林痛心不已，先头连原本110多人的连队，连长、副连长都已阵亡，如今只剩下一个负了轻伤的排长，领着30多个人在艰难地坚守着临时阵地。他们上不去，也下不来，处境十分艰难。
　　郭凤林没有时间悲伤，他迅速调整状态，拿起望远镜，仔细观察着敌人的动向。终于，他看到了敌人山炮连和迫击炮的战斗队形。他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如同一只锁定猎物的雄鹰。他迅速把目标准确地定在地图上，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识，果断决定好了战斗诸元，然后大声下达射击口令。通信军士冯志远全神贯注，迅速操作报话机传达口令。
　　试射的首发炮弹带着希望呼啸而去，接近了目标。郭凤林紧紧盯着望远镜，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经过修正后，进行4发群射，32发炮弹如雨点般在鬼子山炮阵地上爆炸。郭凤林在望远镜里清楚地观测到弹群全部覆盖目标，不需要再进行修正。他的胆子越来越大，心中的仇恨也愈发浓烈，决定再使用爆炸弹和燃烧弹的混合弹群，连发4个急促射击。
　　随着一声声巨响，阵地报告发射完毕。鬼子的山炮连瞬间化为一片废墟，不但把鬼子炸得血肉横飞，而且敌阵地上的伪装物、炮弹和炮弹箱、包装物等全部燃烧起来。整个阵地烟雾滚滚，大火冲天，仿佛人间炼狱。郭凤林用望远镜观测战果，确认敌山炮连已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此时，步兵们激动地大喊：“打得好！打得好！”这一声声呼喊，既是对郭凤林的赞扬，也是对胜利的欢呼。
　　
　　独山反击战后，郭凤林所属炮三团分拆，他和三营七连配属第十八军，于1945年4月到达常德地区。幸运的是，李耀奎排长伤愈后重返部队。他和郭凤林及观测军士钟丙钱、通讯军士陈少良等人再次组成指挥观测所，于5月上旬进入雪峰山地区。经过战火的洗礼，郭凤林此时已练就了比较过硬的目测指挥射击本领，在战场上更加从容自信。
　　十一师连续攻占塘湾、洞口县，一路势如破竹，一直打到石江镇。我军集中近百门炮，对敌防御阵地进行猛烈轰击。郭凤林和战友们使用黄磷烟幕弹进行排炮射击，那场面犹如火山喷发，把敌阵地变成了一片火海。4月20日下午5时左右，日军1000多人的兵力，在坦克和炮兵的掩护下，从隆回方向气势汹汹地扑来。但他们刚进入阵地5公里以内，就遭到了榴炮和山炮的拦阻射击。鬼子步兵冲击到阵地前面200米左右时，由于地形的限制，榴弹炮、山炮已经难以发挥作用。而郭凤林的重炮和其他迫击炮却迎来了大展身手的时刻，因为它弹道弯曲，可以用80度仰角射击，对山后面斜面目标最起作用，还可以打死角。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都被英勇的战士们打垮，横尸阵地前沿。
　　郭凤林看着自己的炮弹在敌群中爆炸，心中充满了解气和兴奋。但李排长却保持着冷静，及时提醒他：“冷静点，好好操作，注意精度。”在激烈的战斗中，保持冷静是至关重要的，李排长的提醒让郭凤林迅速调整状态，更加专注地投入战斗。
　　黄昏时分，日军在阵地前丢下几百具尸体后，终于败退。我方除了炮兵用火力给日军“送行”外，步兵没有进行追击，而是在为第二天拂晓进攻隆回做准备。然而，日军并不甘心失败，突然远程炮兵向我方阵地炮击。一发燃烧弹如同恶魔的使者，正命中指挥所。刹那间，火光冲天，李耀奎不幸牺牲，通讯军士陈少良负了重伤，郭凤林的背部也被烧伤。
　　
　　郭凤林战后住院两个多月，在这漫长的日子里，他心中始终牵挂着战局。终于，在1945年8月，他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那一刻，他的心中百感交集，有喜悦，有欣慰，也有对牺牲战友的怀念。抗战胜利后，郭凤林解甲归田，回到了故乡长宁县务农。
　　垂暮之年，那段抗战岁月，永远刻在了郭凤林的心中，也刻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二)
　　
　　2012年秋末，我特意从保定市区往安国赶，去见李新老战士。他家在城郊一个老院里，院门口那棵老椿树的叶子落了满地，他就坐在树下的小马扎上，手里摩挲着一个磨得发亮的铜烟袋锅——后来才知道，这烟袋锅是1943年鬼子“扫荡”时，一个老乡偷偷塞给他的，说“揣着，能挡挡邪气”。
　　
　　“1939年那夜，要是没井排长塞的那颗手榴弹，我这把骨头早喂了山里的狼了。”李新开口时，风正好吹落几片椿树叶，落在他的蓝布褂子上，“那时候我才13岁，个子刚到人家腰，扛不动枪，只能跟着卫生队跑，可真到了生死关头，也得硬着头皮顶。”
　　我早听过李新的出身——保定高阳县一个小村子的娃，1937年“七七事变”的炮声传到村里时，他还在跟着堂兄李士曾念“人之初”。李士曾是村里的小学老师，藏着不少讲抗日的小册子，夜里就给孩子们讲八路军打鬼子的事。那年冬天，李新拽着堂兄的衣角要去参军，家里人把他锁在柴房里，他就掰着窗棂子喊：“鬼子都要占咱村了，我不出去打鬼子，等着当亡国奴吗？”
　　后来他趁夜里家人睡熟，撬开门缝跑了，跟着堂兄走了三天，才找到八路军三纵队的队伍。可没过俩月，他爹背着半袋小米找来了，硬把他拽回了家。在家待了不到十天，他又趁着去村口井里挑水的功夫，揣着两个窝头再次跑了——这次他学精了，绕着村子走了大半圈，确定没人追来，才往部队的方向跑。“第二次归队时，连长拍着我的头说‘你这娃，比兔子还能跑’，就把我编进了少年团。”老叔笑着说，眼里却泛了点红。
　　
　　1938年8月，少年团从安国出发往西转移，1000多个半大孩子，最大的16岁，最小的才11岁，团长李绍初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背着一把马步枪，走在队伍最前面。夜里过平汉铁路时，李新心里直犯嘀咕——他只在画本上见过火车，总好奇那“铁家伙”咋能跑那么快。等大部队都过了铁路，他趁哨兵不注意，偷偷溜回去摸了摸铁轨，冰凉的钢轨在月光下泛着光，他刚用指甲划了一下，就被战友拽着跑：“傻小子，鬼子的巡逻车要来了！”
　　走到五台山脚下时，灾难突然来了。那天清晨，他们刚在山坳里架起锅煮玉米糊糊，就听见天上“嗡嗡”的响声——三架鬼子飞机低低地飞了过来。“团长喊‘卧倒’，我还没反应过来，炸弹就砸在了旁边的坡上。”老叔的声音沉了下去，“碎石子像下雨似的砸在我背上，我爬起来一看，跟我睡一个草堆的小柱子，脑袋上都是血，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玉米饼。”那次轰炸，少年团死伤了十多人，上级决定分兵：一部分继续往延安走，一部分留在晋察冀。李新被编进了晋察冀八路军特务团一营，成了一名卫生兵，换上了灰布棉装，从此跟着部队在平山一带的滹沱河两岸打游击，“那地方山多，我们就像山里的兔子，鬼子来了就跑，鬼子走了就出来，来回转山”。
　　1939年2月初，一营接到任务：袭扰盂县上社镇的鬼子。那镇子在山西和河北平山的交界，鬼子驻了一个小队，总在周边村子抢粮。“我们的法子就是‘敌驻我扰’，夜里摸过去，打几枪就跑，不让鬼子睡安稳。”老叔说，那天夜里，他跟着卫生队跟在队伍后面，听见前面枪声一响，心里又紧张又兴奋，手紧紧攥着药箱的背带。可撤的时候，谁也没注意到，鬼子悄悄跟在了后面——他们想摸清楚八路军的驻地。
　　回到大河沟村时，天快亮了，战士们累得倒头就睡。李新刚脱了棉袄躺下，就听见村外传来“哒哒哒”的机枪声。“有人喊‘鬼子来了’，我抓起棉袄就往外跑，鞋都没顾上穿。”他跑到村口一看，鬼子把村子的西、北、东三面都围了，山头上的机枪对着村里扫射，车灯照得路面发白，“鬼子不敢进村，怕有埋伏，就用机枪逼着我们出来”。
　　
　　部队乱了，夜里看不清人影，只能各自突围。李新跟着几个战友往南跑，跑着跑着，就听见一个老兵喊：“小鬼，往南跑！我去西边拦着鬼子！”那老兵是个炊事员，平时总给他们留热乎的红薯。李新想问他名字，老兵已经往西跑了，很快就听见那边传来枪声。可往南跑了没多远，他就看见路边有鬼子的岗哨，车灯照得他无处藏身。
　　“我抱着件别人落下的大衣，顺着梯田往上跑，子弹在我耳边‘嗖嗖’过。”他脚下一滑，顺势趴在了梯田上，离下面的田沟还有两三米远。他咬着牙，把大衣往旁边一扔，滚了下去——“咚”的一声，他砸在了一个硬东西上，伸手一摸，是个战士的尸体，身上还带着体温。“我当时吓得眼泪都出来了，可不敢哭出声，顺着田沟往前爬。”
　　爬到一条山坡河沟时，他撞见了井排长。井排长是山东人，平时总爱教他认草药，此刻他胳膊上缠着绷带，正靠在石头上喘气。“小鬼，别乱跑！”井排长拽住他，“前面的路口被鬼子堵了，一个排都没冲出去！”李新看见井排长，心里一下子踏实了，眼泪再也忍不住，“哇”地哭了出来。井排长从腰里摸出一颗手榴弹，塞到他手里：“你在这沟里藏着，把弦拉出来点，攥在手里。鬼子来了就炸，没来就等着，千万别出声。”说完，他拍了拍李新的头，拿起枪就往枪声密集的地方跑。
　　李新缩在河沟里，身子紧贴着冰冷的石头，手里攥着手榴弹，指节都泛了白。他听见远处的枪声、鬼子的叫喊声，还有战士们的呐喊声，心里像被猫抓似的。“我就盼着天亮，盼着鬼子能走。”他藏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天快亮时，枪声才渐渐停了。他悄悄探出头，看见鬼子的队伍往镇子方向撤了，才敢从沟里爬出来。
　　找到部队时，他看见战友们正在掩埋牺牲的同志，30多具尸体摆成一排，有他认识的炊事员，还有跟他一起过铁路的小兵。“我蹲在地上哭，怎么劝都停不下来，手里还攥着那颗没拉响的手榴弹。”老叔说，那天他跟着战友们挖坑，手指磨出了血泡，也没觉得疼。
　　
　　1940年，李新被调到第四军分区卫生处学习，毕业后留在医务处工作，还是跟着部队在山里打游击。“卫生兵没战斗力，只能跟着大部队转山，鬼子来了就跑，鬼子走了就出来救伤员。”有一回，鬼子“扫荡”，上级说有个管理员受伤了——那管理员会拉二胡，平时总给战士们拉《松花江上》，藏在一个叫“狼窝沟”的小村里。首长让李新和一个侦察兵夜里去接他。
　　他们摸着黑走了二十多里地，刚到村口，就听见村里传来鬼子的皮鞋声——村子被占了。“我们趴在村口的草堆里，等鬼子巡逻队过去，才偷偷摸进去。”村里一片漆黑，只有鬼子住的院子里亮着灯。他们找了好几户人家，才在一个柴房里找到那个管理员，他腿上中了枪，正靠在柴草上哼着歌。“我们刚要扶他走，就听见村里的狗叫了——鬼子又出来搜了！”李新和侦察兵赶紧把管理员藏在柴草堆里，扔了背包，顺着后墙跑了出去，躲在山头上看着鬼子在村里搜了半宿，才敢回去把管理员抬走。
　　过滹沱河时，正是深冬腊月，河水没冻冰，刚没过膝盖，却冷得像刀子。“我和侦察兵轮流抬着管理员，河水顺着裤腿往上灌，走了没几步，腿就麻了。”到了河西岸，他们的棉裤都冻成了冰壳，腿硬得打不了弯，只能互相扶着，一瘸一拐地往部队驻地走。“那时候不敢生火，怕烟把鬼子引来，就啃生红薯，有时候找到野栗子，就放在兜里捂热了吃。”老叔说，老乡们总想着给他们送点吃的，有个老大娘把家里仅有的两个鸡蛋煮了，偷偷塞给他们，“我们不肯要，大娘就说‘你们为了护着我们，连命都敢拼，两个鸡蛋算啥’。最后我们只能收下，把鸡蛋给了受伤的管理员”。
　　更多时候，他们在山上找吃的——春天挖野菜，夏天采蘑菇，秋天捡野果，冬天就扒树皮、挖草根。“只要能填肚子，啥都吃。”老叔说，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鬼子赶紧走，“鬼子走了，就能找个山洞好好睡一觉，能煮一锅热乎的玉米糊糊吃”。可鬼子来了，他们就得昼伏夜出，一晚上能走百八十里地，“有时候走着走着，就撞着前面的人，才知道部队停了，有次我走着道儿就睡着了，还是战友把我拽醒的”。他背着被子、行李，还有自己编的草鞋，医疗器械也得自己背，“能碰到驴驮东西的时候少得可怜，大部分时候，药箱比我还沉”。
　　
　　1939到1940年那两年，日子还算好过些——群众抗日热情高，过年过节时，老乡们会邀他们去村里扭秧歌，战士们教老乡们唱抗日歌，老乡们就给他们做布鞋。“有个大嫂给我做了双布鞋，鞋底纳了‘抗日’俩字，我舍不得穿，一直揣在背包里。后来鬼子‘扫荡’时丢了，我心疼了好几天。”老叔说。可1942年以后，日子就难了——鬼子用重兵封锁根据地，在铁路西边挖了几丈深的封锁沟，沟边还架着铁丝网，“没工具根本爬不上来，有回我们想从沟底爬过去，刚爬了一半，鬼子的巡逻队就来了，我们只能又缩回去，在沟里待了半宿”。还好老乡们熟门熟路，知道鬼子的轧道车啥时候过铁路，搜索队啥时候去村里，“每次过路，都是老乡领着我们，掐着点钻空子，有回一个老乡为了给我们带路，被鬼子抓了去，再也没回来”。
　　抗战胜利那天，李新正在白求恩军医学校学习，听见广播里说“日本投降了”，全校的师生都哭了，大家抱着一起跳，把帽子扔得老高。“我当时就想，终于能回家看看了，终于能给那些牺牲的战友报个信了。”1947年，他加入冀中军区野战医院，跟着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在战场上救了不少人；1951年，他又随志愿军入朝，直到1953年才回国。
　　
　　李新在安国的老院里住着，院门口的椿树每年都会发芽，他还会坐在树下，给来听故事的孩子们讲当年转山打鬼子的事。
　　风又吹过老院，椿树叶沙沙响，像是在跟着李新，一起回忆那些在山里转着、跑着，却从未放弃过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