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公开身份 九、省委来人 十、民众夜校

　　八、公开身份
　　
　　不出所料，马耀南当晚就把姚仲明找去谈话，直截了当地责问：“廖之秀究竟是干什么的？”这是姚仲明来长中后，马耀南第一次用不满的口气和他说话。
　　姚仲明早有准备，有意把口气放重些道：“我们是自己人，把话说明白吧！廖之秀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过去是一个红军团长。校长让我帮助找一个懂军事的教员，他这次为了抗日来到山东发动游击战争正好合适，所以我就把他领来了。他的身份暂时不能公开。暴露了，对他，对你，对学校都没有好处。”
　　马耀南听完姚仲明的解释半天没有说话，最后委婉地埋怨道：“让你找一个懂军事的教员来，也不能把这样一个人介绍给我呀。这要担多大的风险啊！”
　　姚仲明宽慰道：“请你放心，他是来抗日的，别无他意。校长一向称赞华北八路军，现在八路军真来了，应该是求之不得的事。为了抗日，人家不畏艰险来到山东，咱还怕什么呢？”
　　马耀南的脸色慢慢变得平和起来，姚仲明见状马上抓住时机向他表白：“如果光请他来教书，我也不会推荐他的。他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将来打鬼子，绝对是好样的。”
　　“他参加过长征？”马耀南听后有些惊喜地问道。他过去听说过红军长征的故事，既深表敬佩，又不大相信天底下有像红军那样坚强的人。现在听说廖荣标就是经过长征的人，刚才的那种恐惧感和担心放松了许多。他思索片刻，最后说道：“请转告他，明晚到我房间里来单独谈谈。”
　　姚仲明回去后，立即召开党小组会议。大家认为：廖荣标和马耀南的谈话，不仅关系到廖荣标个人的去留问题，而且关系到这个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前途。最后三人商定：谈话的重点是阐明党的方针政策，以解除马耀南的疑虑。
　　第二天天刚黑，校长室里已亮了灯。廖荣标走到门口，听到里面传出琅琅的读书声。仔细一听，读的是外文。马耀南的生活很有规律：晚饭后的一段休息时间，不是读外文报刊，就是收听国外的电台广播。
　　过了一会儿，屋里的朗读声停止，传来一声长叹和折叠报纸的声音，接着又传出一声拳头猛击手心的声音，这是马耀南的习惯动作，他在心情不好时，常用右拳击左掌心。
　　廖荣标敲了一下门，马耀南在里面喊了一声：“请进。”廖荣标推门进去，四目相接，马耀南显得有些不自然。
　　为了打破这难堪局面，廖荣标问道：“外国通讯社对我国战局讲了些什么？
　　马耀南“唔唔”了两声，恍然想起什么似的，一面给廖荣标搬椅子说“请坐”，一面回答廖荣标的提问：“糟得很呢！”
　　两人都坐下来，似乎无话可说，又似乎在思索从哪里说起。
　　马耀南左手取下眼镜，右手摸出块小绒布，反复地擦起眼镜来。擦了好一阵，戴上，盯住廖荣标问道：“国内的官方报纸，看了经常令人上当。你们是怎么看的？”
　　这个“你们”，显然是指共产党。
　　廖荣标回答说：“以我个人的看法，对敌人越让步就越糟糕，所以我们主张停止内战，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就是从挽救中华民族全局着想的。”
　　马耀南听着，不时点点头。停了一会问廖荣标：“听仲明说，你是八路军的团长？”
　　廖荣标点点头，表示承认。
　　“那么，你就是共产党员了？”
　　根据党小组会议精神，廖荣标委婉地说：“八路军的干部，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不是。正如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日的，而主张抗日的不一定都是共产党。”这番话，是有意把马耀南的爱国思想，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联系起来，以缩短二者之间的距离。
　　听完这番话，马耀南脸上微微露出了笑容，犹豫了一下，终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据说，你们红军在苏区打土豪，分田地，杀了不少人。”
　　马耀南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共产党的政策关系着他的利益。他家里开着酿酒糟坊和缫丝作坊，还雇人种着一些地。现在面对一个红军团长，他把国民党污蔑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谣言，用委婉的措辞提出来，一是看廖荣标怎样解释，二是想从廖荣标身上得到一个较为正确的答案。
　　廖荣标也深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便反问道：“校长既然连国民党报道的时事消息也不信，怎么能相信这种谣言呢？”
　　廖荣标接着向他解释：“打土豪，分田地倒是真的，这是广大穷苦人的合理要求。杀恶霸，也有过。不过，红军所杀的，都是一些欺压百姓、罪大恶极的家伙。对于一般的地主，就是对于恶霸的家属，也分给他们一份土地，让他们自食其力。”
　　说到这里，廖荣标发现马耀南又有些局促不安，便用缓和的口气说：“现在为了团结抗日，我们已经停止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而是将那种做法改为减租减息，提倡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团结一切力量，合力对付民族敌人。”
　　马耀南脸上又出现笑容，连声说：“好！好！这是个英明的决策，符合大众愿望。”
　　气氛缓和了，马耀南又问了一些其它事情，最后问：“听说你参加过长征，都到过什么地方？见到些什么？”
　　于是廖荣标又讲了一些红军长征中的小故事，以及自己在毛儿盖战斗中负伤，弹片没有取出就带伤走过草地的一段艰苦历程。还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吸收爱国开明绅士参加边区政府共商国事的民主政治。
　　夜已深了。在结束谈话之前，廖荣标提出一个问题：“马校长，时局越来越严重，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马耀南用比较亲切的口气回答：“老弟，我是个文人，将来要拉队伍，还得靠你们大力协助。”
　　马耀南不愧是个社会活动家，他说话十分严谨。这里他说“将来要拉队伍”，说明他有武装抗日的想法；他说“协助”，是说既使搞武装斗争，也是以他为主。
　　临别时，马耀南非常满意地握住廖荣标的手，诚恳地说：“之秀老弟，你今晚谈的事很新鲜，真乃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明晚还要请你再来聊聊。”
　　这次开诚布公的长谈，使得马耀南从原则上赞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转变到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这一转变，对于他本人后来参加起义队伍，是非常重要的。
　　
　　九、省委来人
　　
　　这次夜谈以后，马耀南便经常邀请廖荣标三人到他寝室里谈心，仨人的身份也就逐渐公开。三人抓住这个时机，向他阐述党的抗日政策。时间长了，党小组决定吸收一些思想进步的教师也参加谈心会。为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党小组在征得马耀南的同意后，给谈心会取了个合法的名字：教学研究会。从此，“教学研究会”成为团结教育教职员的一种有效形式。
　　一天上午，传达室的工友找到廖荣标，告诉他有人找。
　　来的这位客人，头戴咖啡色礼帽，身穿灰色长袍，围一条黑毛围巾，看样子不满三十岁。一见面，来人便热情地喊道：“之秀，你好呀！”
　　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廖荣标仔细地看了又看，怎么也想不起这位似乎非常熟悉的朋友。但他心里明白：这是组织上派来的人。于是，也装出一副老朋友久别重逢的热情，把来人让到屋里。
　　来人仔细地向窗外张望了一下，见确实没人后，脸色庄重起来。对过联络暗语后，轻声说：“廖之秀同志，我是省委派来的，叫杨涤生，来了解这里的起义准备情况。”
　　廖荣标激动地说：“我们一直在盼望家里来人呢！”接着，将这段时间的长中工作情况做了汇报。
　　二人谈了一会儿后，杨涤生问道：“老姚和老赵呢？都在上课？”
　　廖荣标回答说：“这里的县大队新抓来一些壮丁，怕壮丁逃跑，请马校长去做思想工作。马校长不愿去，派仲明去了。明新到飞地去了。”
　　杨涤生对县大队很感兴趣，问道：“这个县大队有可能争取过来吗？”
　　“以前没接触过，等仲明回来就有数。”
　　廖荣标又把赵明新去的“飞地”情况作了介绍。
　　“飞地”指长山县的第九区，即卫崮区。这个区因远离长山县境，像是飞出去的一块地，故名“飞地”。此区境内有座山，叫黑铁山。几十年来，铁矿先是被德国操纵，一次大战后又被日本抢占。有人做过不完全统计，在这座矿井下，砸死、累死、病死的矿工尸体，如果排列起来，可以铺满从矿井到胶济铁路之间的铁路专用线。
　　“飞地”中的矿工人数较多，群众基础较好。由于它特殊的地理条件，长山县控制的不是很严。明新因做过农运工作，又懂本地的语言，所以就由他负责那边的工作。每星期六下午，他都要骑自行车去那里搞一天两个晚上的工作。
　　正说着，姚仲明冒雨回来了。谈及县大队的情况，他摇摇头说：“目前还看不出有争取过来的可能。不过，县大队队长与马耀南的私人感情不错。”
　　杨涤生说：“我们可以积极争取，但不能指望。省委认为，你们必须尽快走出学校，面向工农，选择一个合适的游击根据地，着手培养一批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他强调指出：“省委总结了冀鲁边区的斗争经验，认为应抓住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仓皇逃跑之际，及时举行武装起义。为避免引起敌伪顽的注意，暂时把起义部队的番号取名为‘抗日救国军’，等站稳脚跟后，再公开亮出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来。”
　　又谈了一些武器、给养方面的事情，话题转到根据地。大家一致认为，建立游击根据地，黑铁山的条件最好。
　　由于杨涤生此行的计划是先到长中传达省委指示，然后再到寿光去，所以过了一会就提出要走。姚仲明和廖荣标一听，都表示希望他等明新回来，听听明新掌握的情况，大家再认真研究一下。
　　窗外风越刮越大，天空中还出现了雪花。从黑铁山到长山城有六十多里，赵明新去的时候是还晴天，杨涤生来的时候天就开始下雨，至今已下了很长时间，廖荣标不禁说道：“明新恐怕赶不回来了。”
　　大家正在着急，姚仲明突然兴奋地对着窗外喊起来：“回来了！回来了！”
　　从窗口望去，只见赵明新浑身泥水，正扛着自行车吃力地走来。
　　大家高兴地迎了出去。明新满脸是水，头发像刚洗过一样；他腰间扎一条布带子，撩起的长袍塞在里面；裤脚快要卷到大腿根了，布鞋用根草绳拎着。
　　见大家都围上来，明新放下自行车，抹了把脸上的雨水，自嘲地笑着说：“平时是我骑车，今天是车骑我啦。”
　　他正要说笑下去，杨涤生从背后捅了他一拳：“还是老样子，干什么都那么乐观。”
　　原来杨涤生与赵明新一道在地下中共济南市委工作过，彼此很熟悉。
　　关上房门后，赵明新开始汇报黑铁山那边的工作情况：到目前为止，他运用亲戚朋友相互串联的办法，把黑铁山周围的长山九区及桓台二区的几十个小学教师发展为“民先”队员，又通过他们，与广大的矿工、农民取得了广泛的联系。还搞了个“识字班”，向矿工和农民进行抗日宣传，动员“识字班”成员参加看家队、联庄会，把武器掌握在自己手中。
　　看家队、联庄会是农村封建势力控制的武装，是梁漱明搞乡村建设运动时，由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推行的一种产物。邹平县是乡村建设的试验区，长山，桓台等邻县也受影响。这种试验运动规定：在乡下面设村，村下面设闾。五户为一邻，五邻为一闾。每个村都要成立看家队，几个相邻的村子建立联庄会。要求每十户凑钱买杆枪，用来看家、护寨、防盗匪。但这些枪一般都掌握在地主手中。要想抓到群众手中，简直是一种创举。
　　杨涤生对赵明新的这些做法非常感兴趣，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要向省委汇报，争取在其他地区推广。
　　赵明新接着介绍说：“目前识字班正在进行减租减息教育。”他讲了这次去时发生的一件事：一位高利贷者到“民先”队员孙焕文家讨债，赵明新便组织了几个“民先”队员与他讲理，并给他讲“有人出人，有钱出钱”的共同抗日道理，讨债人只好夹着钱褡子走了。临走时明新还塞给他几份减租减息的油印传单。此事在当地影响很大，广大群众的抗日决心更强了。赵明新讲完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大部分骨干人员不懂军事。”
　　杨涤生说：“可以组织他们训练呀。”
　　于是，大家便讨论怎么训练的问题。提了几个建议都否决了，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在城里培训最好，来去既方便，范围也广，收效自然会大，由于学员需进城长住，对外总要有个名义，大家又商定，把这种培训班取名“民众夜校”。
　　杨涤生最后说：“这件事成功了，就直接为武装起义准备了骨干。为了保证这件事能够顺利办起来，最好推马耀南当发起人。”
　　讨论结束时，已是下午5点多钟。因杨涤生身负省委重任，大家只好依依不舍地把他送走。
　　杨涤生走后不久，便与马保三、韩明柱等一起，于1937年12月29日组织、发动了寿光县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
　　
　　（杨涤生，牟平县南塂村人，出身于一个仕宦家庭，自幼在在本村的南塂完小读书。高小毕业后，继续到牟平、烟台、济南等地求学。期间，他一边学习、一边千方百计地学习马列主义知识，终于在1936年18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7月济南沦陷后，他奉命赴鲁南参加中共山东省委工作，任中共济南市委委员。不久，奉命到博山成立鲁东工委，任工委宣传委员。1937年12月寿光县牛头镇武装起义后，任八路军鲁东游击第八支队政治部主任。次年7月，被选为山东省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1945年任山东省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代表中国青年出席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国际青年联合会。1947年3月，奉中共华东局指示，去烟台筹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工作，任中共华东分局青委书记，1950年任青年团山东省委书记。1952年转入工业部门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工业部副部长、山东省城市建设部市政工程局副局长、局长，建筑工程部非金属矿局局长、国家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等职。1969年受“四人帮”迫害蒙冤去世，1979年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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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民众夜校
　　
　　当天晚上，“教学研究会”照常进行。这次由姚仲明出题，让大家讨论“鬼子真来了，怎么办？”
　　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由于大家对于国民党军队已失去信心，而到会的人都是些文人，因而对于“如果鬼子真来了到底怎么办”这个问题，大家心里的确没底。
　　看到大家忧心忡忡，不断叹气的样子，姚仲明讲了“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的道理，虽然大家都同意他的发言，但从答话的语气看，他们的心里似乎还是不踏实。这晚的研究会，在沉闷的气氛中结束。
　　其他人走后，剩下他们仨和马耀南。姚仲明说：“马校长，这件事最好尽快着手干起来。”
　　马耀南说：“怎么个干法呢？姓张的虽说和我交情不错，但他是靠枪杆子吃饭的，要动他的老本就难啦！”
　　马耀南这里所说的“姓张的”，是指县大队队长张殿臣。马耀南认为，姚仲明的意思是让他去争取张殿臣。因为县大队手里掌握着200多杆枪。
　　姚仲明说道：“我们不能把希望只寄托在县大队长身上。打鬼子不光要有枪，更重要的是要有人。我们可不可以先组织些优秀人才，集中起来进行一些军事方面的培训？”
　　“集中在哪里搞呢？”
　　于是，姚仲明便把成立“民众夜校”的想法详细对马耀南讲了起来。
　　民众夜校，马耀南前段时间也办过，并对林一山说过，但与姚仲明这里所说的大不相同。当听姚仲明说只招收一些乡村教师和失学学生时，便同意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民众夜校”终于开学了。十几名学员分别从邹平、桓台、黑铁山等地区悄悄汇集到长中。姚仲明讲抗战形势及统一战线；赵明新讲发动和组织农民问题；廖荣标讲抗日游击战术等军事问题。民众夜校的学习时间可长可短，非常灵活。有的学了一、二个星期后就回去搞枪和联络人，有的留下来继续学，也有的听说后中途赶来插班的。他们经常和长中的高年级学生一起做军事游戏，或学挖战壕，或到校外高唱抗日歌曲。
　　这期间，三人还秘密油印了一份《抗日小报》。这份小报得到了长山县电信局仇局长的大力支持。这位刚从专科学校分配来的小伙子，主动帮助收抄一些电讯并帮助发行。
　　长山这座古老的小城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救亡图存新气象，由此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神经紧张。县政府教育局开始在社会上大造舆论：长中被共产党赤化了。
　　
　　（马耀南，长山县第三区(今淄博市周村区北郊镇)北旺庄人，1920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1924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在校期间，被选为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市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他信仰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参加了国民党，并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1929年出席国民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目睹国民党的黑暗腐败，愤而退席，后参加国民党的改组派，参与反蒋活动，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遭通缉。1930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学士学位。1933年，被长山县的乡绅们联名邀请回本县当了长山中学的校长。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他看到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便毅然参加革命，于1937年12月，协助共产党人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等，发动了著名的黑铁山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任司令员。1938年6月，根据毛泽东关于山东的基本武装应组建成支队，恢复和使用八路军番号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起义武装陆续整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支队。12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在沂水县王庄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王彬任参谋长，江华任政治部主任。相应地，“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随之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马耀南仍任司令员，并于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7月22日，在桓台县牛王庄突围战斗中，为了掩护部队突围，遭鬼子袭击，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7岁。截止到1938年4月，在他和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这只黑铁山起义时只有100多人的抗日队伍，发展到5000多人，下辖30个中队。其中第一中队司令员马天民（马耀南的三弟），七中队司令员马晓云（马耀南二弟）。因此，鲁西北地区人民称之为“一马三司令”，并广为流传着“一马三司令，得了抗日病。齐心打日本，保卫老百姓”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