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二章 生死之交，绝密情报

　　(一)
　　
　　2012年的保定老城区，青石板路被夏日常有的小雨浸得发亮。我在抗战研究院研究员陪同下，撑着伞，踩着路边槐树叶的影子，走到了马克荣同志家的院门前。门是老式的木门，门环上裹着层包浆，轻轻一叩，就听见里面传来缓慢却有力的脚步声——马克荣背有些驼，却依旧穿着整洁的中山装，看见我来，忙把我往院里让，院角的石榴树正开得热闹，红得像一团团小火苗，映着他满是皱纹却格外清亮的眼睛。
　　
　　“1941年那时候，我才十九岁，可觉得自己比现在九十岁还容易累——鬼子的‘扫荡’一个月能来三四回，我们区小队的人，白天藏在地道里，晚上才能出来活动，身上的衣服就没干透过。”
　　他说的1941年8月，正是冀中平原最难熬的时节。日伪的据点像撒在地里的钉子，每隔几里就有一个，炮楼的探照灯夜里能照出二三里地，我们的人要想侦察，就得像走钢丝一样，一步都不能错。那天他受组织安排去李店村，目标很明确：摸清村里据点里的兵力——有多少杆枪、多少个鬼子和伪军，还有那些跟鬼子勾连的汉奸，最近都在跟据点里的人密谋什么。
　　他是后半夜出发的，穿着一身打补丁的粗布褂子，裤脚扎得紧紧的，怀里揣着一把磨得发亮的匕首——那是他1939年入党时，老支书送他的，说是“用它防身，更要用它护着老百姓”。之前他在元光村抓汉奸时，就是用这把匕首：那天村长来报，说有个汉奸回村找姘头，他趁着夜色摸到汉奸家门口，农村的木门是两扇对开的，门闩是木头做的，他用小刀轻轻拨开，没发出一点声响。进去时汉奸正打着呼噜，他一把捂住汉奸的嘴，另一只手掐着汉奸的脖子，怕汉奸挣扎出声，又赶紧用绳子捆住汉奸的手，把人拖到村外的麦地里，没浪费一颗子弹，就用那把匕首结果了汉奸——“这种祸害老百姓的东西，留着就是害更多人。”马老说这话时，语气里还带着当年的狠劲。
　　
　　那天到李店村时，天刚蒙蒙亮，他按约定摸到村长韩振国家门口，敲了三下门——那是他们早就定好的暗号。韩振国开门时，手里还拿着没编完的竹筐，见了他，赶紧把他拉进柴房。柴房里堆着晒干的玉米秆，一股烟火气扑面而来，韩振国压低声音说：“据点里最近多了十个鬼子，还多了两挺机枪，昨天我去送粮时看见的；还有村西头的王二，最近总往据点跑，不知道在说啥。”他刚把这些信息记在心里，还没来得及说下一步的计划，院外就传来伪军扯着嗓子的喊叫：“都出来！到村头空场开会！谁要是敢躲着，搜出来就当八路办！”
　　韩振国的脸“唰”地就白了，他赶紧从柴房的角落里翻出一件更旧的褂子，让他换上，又往他脸上抹了把灶灰，说：“快，混到人群里去，我去应付他们！”他刚跟着几个村民往村头走，就看见村口已经围满了日伪清乡团的人，一个个端着枪，枪托在地上磕得“咚咚”响。有个鬼子军官正用指挥刀指着老百姓，嘴里“叽里呱啦”地喊着，旁边的伪军赶紧翻译：“皇军说了，谁要是藏了八路，赶紧交出来，不然全村都要遭殃！”
　　空场是村里晒粮食的地方，中间光秃秃的，只有边上种着一片山药，麦收后栽的山药梗已经长到一人多高，叶子绿油油的，风一吹就“沙沙”响。他混在人群里，尽量往后面缩，眼睛却盯着那些日伪——他看见三个鬼子把韩振国拉到空场中间，其中一个鬼子上来就给了韩振国一巴掌，韩振国的脸瞬间就红了，嘴角也渗出血来。“谁是八路军？”鬼子军官用生硬的中文问，韩振国梗着脖子，说：“没有八路军，都是老百姓。”
　　那鬼子当即就火了，举起枪托就往韩振国身上砸，一下、两下……韩振国没躲，也没喊疼，只是咬着牙，额头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没一会儿，韩振国的褂子就被血浸红了，从肩膀一直流到腰上，脸上更是鼻青脸肿，口鼻都在流血，站都站不稳，只能靠着旁边的山药梗勉强支撑。可就算这样，他还是没松口：“我说了，没有八路军。”
　　
　　马老说到这儿时，声音有些哽咽：“韩村长认得我啊，他要是往我这边看一眼，我今天就走不了了。可他从头到尾，连眼皮都没往我这边抬一下——他知道，他只要露一点破绽，不光是我，说不定还会连累更多乡亲。”
　　鬼子见从韩振国嘴里问不出话，就招手让伪军把户口册拿过来。“点名字！一个一个点！点到的站到那边去！”伪军喊着，还特意让几个伪军每隔三米站一个，把人群分成了两拨，就像过筛子一样，想把他这个“外来户”筛出来。
　　马老说，那一刻他的手心全是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坏了，今天怕是要栽在这儿了。”他不是李店村的人，户口册上根本没有他的名字，一旦点到最后没他的名字，鬼子肯定会把他单独拉出来查，到时候就算他有备用的良民证，也未必能蒙混过关。
　　他急得往四周看，目光落在了边上的山药地——山药叶子上还带着露水，叶子的汁液是深绿色的，混着泥土的话，能把皮肤染得黑乎乎的。他赶紧蹲下身，假装系鞋带，抓起一把山药叶就往手上搓，叶子的刺扎得手有点疼，他也顾不上，使劲搓、使劲揉，连指缝里、指甲盖里都搓满了汁液和泥土，原本还算干净的手，瞬间变得跟常年干农活的农民一样，黑乎乎的，还带着点粗糙的质感。
　　“鬼子查年轻人，就爱看手。”马老跟我解释，“农民常年种地、割麦，手上有老茧，要是手嫩，没点农活的痕迹，十有八九会被当成八路——他们觉得八路都是‘不干活的兵’。”
　　没一会儿，一个伪军走到他跟前，那伪军斜着眼看他，伸手就抓他的手：“把手伸出来！”他赶紧把搓得黑乎乎的手递过去，伪军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黑乎乎的根本看不清有没有老茧，只能皱着眉头问：“你叫啥？是这村的不？”他报了个早就想好的名字——那是他姑父李德琦的名字，又假装摸口袋，磨蹭着掏出备用的良民证，心里却在打鼓：良民证上的照片虽然是他的，但名字是假的，要是伪军仔细看，说不定能看出破绽。
　　可就在这时，他瞥见人群里没有姑父李德琦的身影——姑父是李店村的，按说这么大的“会”，肯定会被叫来。他心里一动，趁着前面有人被点到名字、往另一边走的间隙，悄悄往旁边挪了两步，又挪了两步，一点点挪到了姑父平时常站的那片地方——那里都是些跟姑父年纪差不多的老人，不容易引起注意。
　　等伪军点到“李德琦”的名字时，他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深吸一口气，低着嗓子应了一声：“到！”声音不大，却刚好能让伪军听见。他跟着人群往另一边走，走的时候，胳膊不小心碰到了旁边的一个老乡——那是姑父的邻居王大爷。王大爷没说话，只是悄悄用胳膊肘碰了碰他，让他往人群里面站站，还故意往他这边靠了靠，把他挡得更严实了。
　　
　　“那时候老乡们都知道我是谁。”马老说，“他们没一个人吭声，没一个人指认我，就这么眼睁睁看着我混过去——要是有一个人走漏风声，我今天就没机会跟你说这些了。”他说，后来他才知道，那天王大爷为了帮他打掩护，还故意跟伪军搭话，说“李德琦是我邻居，老实巴交的农民，你可别冤枉他”，就这么把伪军的注意力引到了自己身上。
　　他还跟我说起区小队平时的生活：那时候他们晚上行动，不管是去送情报，还是去袭击小股伪军，总有老乡跟着他们。等他们行动完，老乡们就拿着树枝，把他们的脚印擦掉；要是在老乡家落脚，老乡会把他们藏在柴房或者地窖里，连自家的孩子都不让知道——“有一次我们在张大妈家落脚，张大妈的小孙子问‘娘，柴房里是谁啊’，张大妈就说‘是你远房舅舅，来走亲戚的，怕生人’，就这么把孩子糊弄过去了。”马老笑着说，“那些堡垒户，就是我们的靠山，没有他们，我们根本扛不过那些日子。”
　　鬼子那时候总骂他们区小队是“地狗子”，说他们“敌人来了钻地道，敌人走了出来闹”。马老说：“他们说得没错，我们就是要这么跟他们耗。他们有枪有炮，可我们有老百姓的掩护，他们找不到我们，可我们能找到他们的破绽——有时候我们晚上摸进据点附近，扔几颗手榴弹就跑，能搅得他们一晚上睡不着觉；有时候我们还会把鬼子的电话线剪断，让他们跟外面联系不上。”
　　
　　没过多久，9月的一个早晨，他和七八个战友在鸡鸣台村落脚。那是个小村子，只有几十户人家，他们住在村东头的一个破庙里，庙里只有一个菩萨像，落满了灰尘。那天早晨七点多，他们刚煮好一锅玉米粥，还没来得及喝，村支书就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不好了！来了三个伪军，正在村口打听咱们的消息！”
　　他当即就拍了桌子：“不能让他们跑了！”他让两个战友留在庙里守着，自己带着剩下的五个人，拿着枪和匕首，悄悄绕到村口。那三个伪军正站在一棵大槐树下抽烟，还在说着什么，没察觉到危险。他打了个手势，几个战友立刻冲了上去，没等伪军反应过来，就把他们按在了地上，用绳子捆住了他们的手和脚。
　　可押解的时候出了意外——走到村外的小河边时，一个伪军突然挣扎起来，把捆着他的绳子挣松了，还趁机推了旁边的一个战友一把，然后撒腿就跑。另外两个伪军见了，也跟着挣扎起来。虽然他赶紧追上去，抓住了其中一个，可还是让另外两个跑了。他没敢追太远，怕前面有鬼子的据点，就对着跑掉的两个伪军开了两枪，没打中，只能无奈地把抓住的那个伪军拖到河边，抬手一枪把人击毙——“这种给鬼子当狗的东西，留着也是祸害。”
　　
　　可这枪一响，麻烦就来了。不远处炮楼里的鬼子和伪军听见了枪声，立刻就冲了出来，足足有二三十个人，还带着一挺机枪，对着他们就开枪。“砰砰砰”的枪声在空旷的田野里响得格外清楚，他赶紧让战友们找掩护，躲在田埂后面还击。鬼子的火力很猛，机枪“突突突”地响着，子弹打在田埂上，溅起一片片泥土，他们只有几杆步枪，子弹也不多，根本不是鬼子的对手，只能边打边退。
　　就在他们快撑不住的时候，远处突然传来了枪声——是县大队的人！原来县大队的人正好在附近执行任务，听见枪声就赶了过来。可就算加上县大队的人，还是顶不住鬼子的攻势，鬼子的人越来越多，还从侧面绕了过来，想把他们包抄了。
　　“退到唐庄！”他喊着，带着战友们往唐庄方向跑。就在他们快跑到唐庄时，突然看见前面来了一队八路军——是冀中军区17团的一个连！连长骑着一匹马，看见他们，就大声喊：“地方部队的同志，你们先撤！我们来掩护！”
　　17团的战士们立刻就散开了，有的趴在田埂上，有的躲在树后面，对着追过来的鬼子开枪。有了17团的掩护，他们终于能喘口气，赶紧撤到了唐庄旁边的刘良庄。17团的战士们也跟着撤了进来，还把村里的路口都守住了，准备跟鬼子打巷战。
　　鬼子很快就追到了刘良庄，一次次往村里冲锋，可都被17团的战士们打了回去。有一次鬼子差点冲进来，17团的一个战士抱着一捆手榴弹，就往鬼子堆里冲，虽然最后牺牲了，可也把鬼子吓退了。鬼子见攻不进来，就让汉奸在外面喊：“里面的人听着，赶紧投降吧！皇军说了，投降了就不杀你们！”
　　他趴在墙头，朝着外面骂：“你们这些汉奸！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了？早晚有一天，咱们八路军会收拾你们！”汉奸还想喊，他抬手就是一枪，虽然没打中，可也把汉奸吓得不敢再出声了。
　　
　　就这么一直顶到天快黑的时候，连长召集他们开会：“鬼子人多，我们不能一直守着，得趁天黑突围。”区小队的任务是打通一条胡同，那条胡同通往村外的麦地，只要能打通，他们就能顺着麦地跑出去。他带着区小队的人，拿着枪和手榴弹，朝着胡同口冲过去——胡同里有几个鬼子在把守，他们扔了几颗手榴弹，趁着烟雾冲了上去，跟鬼子拼起了刺刀。有个战友的胳膊被鬼子刺中了，流着血，可还是咬着牙跟鬼子打，最后终于把鬼子赶跑了，打通了胡同。
　　打到半夜十二点多，他们终于把胡同里的鬼子都清理干净了，可每个人都累得不行，肚子也饿得咕咕叫。就在这时，一个老太太端着两个糠饼子，从旁边的屋里走了出来。老太太的头发都白了，脸上满是皱纹，手里的糠饼子黑乎乎的，还带着点硬壳——那是用玉米糠和少量玉米面做的，在当时已经是很珍贵的食物了。“孩子们，你们饿了吧？快吃点东西。”老太太轻声说，把糠饼子递了过来。
　　他接过糠饼子，感觉手里沉甸甸的。他把糠饼子掰成几块，分给身边的战友，每个人都只咬了一小口，想把剩下的留给其他人。可谁都没多吃，就这么你一口我一口，把两个糠饼子分着吃了。“那糠饼子又硬又糙，咽下去的时候，嗓子都有点疼，可我们吃得比什么都香。”马老说，“那是老百姓的心意啊，是能救命的东西。”
　　最终，他们顺着打通的胡同，顺利突出了村子，跑到了安全的地方。可那次战斗，也让他永远记住了那些帮助过他们的老百姓——韩振国、王大爷、张大妈，还有那个送糠饼子的老太太。“没有他们，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在了。”
　　
　　常年的游击生活，让他落下了病根。1944年底，他的腿和腰开始疼，一开始只是偶尔疼，后来疼得越来越厉害，连走路都得拄着棍子，更别说跑步了。组织上知道后，很是关心他，问他想干什么。他说：“我以前在村里教过书，要不我还去当老师吧，既能休养，也能给孩子们教点知识。”组织上同意了，安排他去了一个偏远的小村子当老师，那里离鬼子的据点远，相对安全。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给孩子们上课。他放下课本，激动地对孩子们说：“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孩子们听了，也跟着欢呼起来，村里的老百姓更是放起了鞭炮，比过年还热闹。那天他哭了，是高兴的哭——他们终于熬出头了。
　　日本投降后，他还在东平村以老师的身份做掩护，继续为党工作，有时候会帮着组织传递情报，有时候会给老百姓讲革命道理。保定解放后，组织调他北上，先是安排在前卫路干部子弟学校当校长，他把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还经常给孩子们讲抗战的故事，让孩子们记住那段历史。后来他又被抽到区里，成了反敌特办公室主任，负责打击敌特分子，保护老百姓的安全。
　　1983年，他离休了。离休后，他也没闲着，经常去学校给孩子们讲抗战的故事，还会去看望那些还在世的老战友和老乡亲。
　　马克荣讲完这些事时，天已经黑了，院角的石榴树在路灯下，影子落在地上，像一幅水墨画。我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很粗糙，满是老茧，那是常年握枪、握粉笔留下的痕迹，我心里沉甸甸的。
　　
　　2015年，马克荣走完了一生，光荣归队，享年93岁。
　　
　　(二)
　　
　　2012年夏的保定，我在抗战研究院研究员陪同下，按地址找到赵计明家时，他正坐在院中的石凳上。见我来，他缓缓站起身，左手撑着石凳，右手微微颤抖着伸过来——那是一只布满老茧的手，指关节粗大，掌心还有几道深浅不一的疤痕，最显眼的是无名指和小指上缺了半截指甲，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当年藏情报时被粪叉划伤留下的。
　　“李明，你请坐。”赵计明的声音有些沙哑，却很有力，他的孙女给我倒了杯温热的白开水，杯壁上印着“为人民服务”字样，“咱今天就说1943年那回取密件的事，那回啊，我差点就没回来。”他抬手揉了揉左眼，眼角的疤痕在阳光下格外清晰，那是清风店战斗时留下的印记，一到阴雨天就会隐隐作痛。
　　
　　我听保定抗战研究院提起赵计明，是说他12岁就跟着父亲“以拉粪为掩护，给游击队传情报”。那天他靠着藤椅，慢慢回忆起童年的事：“我家在西河村，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平时靠拉粪种地过日子，可没人知道，他暗地里是游击队的‘交通员’。那时候我年纪小，天天跟着他赶粪车去县城，车辕上挂着个破竹筐，里面装着水壶和干粮。每次到县城的粪场，总有穿短褂的人过来跟父亲搭话，趁人不注意，就往粪车里扔个纸团——有的裹着细铁丝，有的包着小石子，都是为了让纸团沉在粪堆里，不被风吹走。”
　　他说，每次卸粪时，父亲都会蹲在粪堆旁，手里拿着根细木棍，一点点扒拉着粪块，直到找出那个纸团。“父亲的手总是沾着粪，可他摸纸团的时候，比摸自家的粮食还小心，会用衣角把纸团擦得干干净净，再塞进贴身的衣袋里，还会用针线把衣袋缝上两道——他总跟我说，‘这纸团里的字，比咱全家人的命都金贵，丢了它，就是害了游击队的同志’。”
　　
　　1941年，14岁的赵计明成了七分区驻西河村情报站的秘密联络员。他第一次独自执行任务，是给山区的游击队送消炎药。那时候日军对药品管控极严，别说消炎药，就连普通的退烧药都得凭“良民证”购买，还得登记姓名和住址。组织上把药交给赵计明时，特意叮嘱：“这药能救好多同志的命，你一定要送到，路上千万别出岔子。”
　　为了藏药，赵计明琢磨了好几天：藏在牛鞍下，怕伪军搜查时摸到；藏在脖套里，又怕硌着牛，让牛乱蹦；最后他想到了粪车——粪筐分两层，下层铺一层厚厚的干草，把用油纸包好的药包藏在干草里，再盖上半尺厚的粪，就算敌人搜查，也绝不会想到扒开粪堆细看。
　　送药那天，天还没亮，赵计明就赶着自家的老黄牛，车上装着满满两筐粪，慢悠悠往安国城外走。快到城门时，他看见城门口站着十几个鬼子和伪军，手里拿着步枪，挨个搜查过往的行人，有的还牵着狼狗，狼狗的鼻子在行人身上嗅来嗅去，吓得老百姓不敢出声。
　　“那时候三个城门都被封了，只剩南门能过，可南门查得最严。”赵计明说，他正站在路边犯愁，突然听见有人喊他：“明子，你咋在这儿？”抬头一看，是南关“福记饭店”的李老福和谢宝银夫妇。李老福是地下党，平时以开饭店为掩护，负责传递情报；谢宝银是个爽朗的老太太，平时总帮着组织掩护联络员。
　　谢宝银快步走到他身边，一把拉过他的手，故意提高声音说：“你这孩子，跟你说好了今天陪娘去串亲戚，咋才到？快，娘都等你半天了！”说着就往牛车上坐，还把自己的蓝布头巾摘下来，给赵计明系在头上，“风大，别冻着。”赵计明心里一暖，知道是组织安排的人来掩护他了，赶紧顺着谢宝银的话说：“娘，我这不是怕牛走得慢，耽误了您串亲戚嘛。”
　　两人赶着牛车往南门走，刚到城门口，两个伪军就围了上来。“站住！干什么的？”一个瘦高个的伪军问，手里的步枪指着赵计明。“老总，俺娘俩去城外串亲戚，这是俺家的粪车，刚拉完粪。”赵计明故意低着头，声音有点发颤，装作害怕的样子。
　　伪军搜了赵计明的全身，从他的衣袋里翻出一个窝头，没找出啥；又去摸牛鞍，翻了牛脖套，还是没发现异常。最后看了看车上的粪，瘦高个伪军捂着鼻子皱着眉：“臭死了！赶紧走赶紧走！”说着就挥手让他们过。
　　可就在这时，一个戴眼镜的鬼子走了过来——他是南门的哨长，平时最谨慎，总爱鸡蛋里挑骨头。鬼子盯着粪车看了两眼，突然抬起脚，就要往粪筐上踹！赵计明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那药包就在这筐粪下面，要是被踹翻，一切就完了！
　　他脑子飞速转着，手悄悄伸到牛尾巴根，用指甲狠狠一掐——老黄牛平时温顺，可最怕掐尾巴根，一疼就会发狂。果然，牛突然“哞”地叫了一声，扬起前蹄，疯了似的往城外狂奔。谢宝银没坐稳，从车上摔了下来，坐在地上拍着大腿，故意撒泼骂：“你这孩子！咋不看好牛！把娘摔得骨头都快断了！你赔我！”
　　鬼子和伪军被这突发情况弄懵了，看着狂奔的粪车，又看着坐在地上骂人的谢宝银，没人敢追——他们怕谢宝银真的摔伤了，到时候“皇军”怪罪下来，自己担不起责任。谢宝银骂了一会儿，还故意抹了把眼泪，慢慢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往城里走，边走边骂，把鬼子和伪军的注意力全吸引走了。
　　赵计明赶着牛跑出去老远，直到看不见城门了，才敢勒住缰绳。他跳下车，手都在抖，赶紧扒开粪筐下层的干草，摸出那个油纸包——药包被裹得严严实实，没沾一点粪。他抱着药包，靠在牛身上，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那回要是没谢大妈，我和药都得栽在那儿。后来我把药送到游击队时，队长说，有个同志的伤口都化脓了，就等着这药救命呢。”
　　
　　而1943年4月28日取密件的事，是赵老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痛。那天他16岁，和17团的侦察员袁忠一起，去安国县药王庙找“甄半仙”取情报。袁忠比他大五岁，长得高大魁梧，脸上有一道刀疤，是跟鬼子拼刺刀时留下的。出发前，袁忠拍着他的肩膀说：“明子，这次任务重要，你跟在我后面，别乱跑，有我在，保你安全。”
　　此前地下党传来消息：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截获了一份绝密情报——鬼子第二天要出动一个中队的兵力，还有两百多个伪军，对安国与定州交界的西柴村一带进行“大扫荡”，目标是驻扎在那儿的33名县区抗日干部。“那些干部都是咱们的骨干，要是被鬼子抓了，党组织就得遭受重大损失。”赵老说，“所以组织上要求我们必须在4月28日把情报取出来，连夜送到西柴村。”
　　他们约定的接头暗号很特别：接情报的人先到“甄半仙”的卦摊前，假装算卦，用手指在卦板上轻轻拍三下；送情报的人（也就是“甄半仙”）则从桌下摸出一个红桃子，往桌上“咚、咚、咚”拍三下，确认身份后，再到药王庙侧面的小屋里交接。
　　那天药王庙格外热闹，到处都是烧香拜佛的人，香火缭绕，空气中飘着一股檀香和纸钱的味道。“甄半仙”坐在卦摊后，穿着一件青色长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摇着卦签，嘴里念念有词，看起来跟普通的算卦先生没两样。
　　袁忠先走过去，装作愁眉苦脸的样子：“先生，我最近总觉得不顺，您给我算一卦，看看啥时候能转运。”说着，他的手指在卦板上轻轻拍了三下——“咚、咚、咚”，声音很轻，被周围的嘈杂声掩盖着，只有“甄半仙”能听见。
　　“甄半仙”抬眼瞥了袁忠一眼，没说话，从桌下摸出一个红桃子，往桌上“咚、咚、咚”拍了三下，然后站起身，对着袁忠作了个揖：“这位客官，您的卦象特殊，随我到后殿解签吧，那儿清净。”
　　赵计明赶紧跟上去，三人绕到药王庙侧面的小屋里——那是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屋，里面堆着香烛和纸钱，光线很暗。“甄半仙”关上门，从腰带里摸出一个油纸包，递给袁忠：“这就是情报，里面写着鬼子明天‘扫荡’的时间、路线和兵力部署，你们一定要尽快送到。”
　　袁忠打开油纸包，快速看了一眼——里面是一张叠得整齐的麻纸，上面用毛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还有几个简单的地图标记。他看完后，又把麻纸叠好，重新包进油纸里，塞到赵计明的腰带里，还帮他把衣服扯平，又在他腰上系了根布条，把油纸包固定好：“明子，这东西比啥都重要，你把它藏好，千万别露出来。”
　　可刚走出小屋，就听见庙外传来“嘀嘀”的哨声，还有鬼子的喊叫：“不许动！统统不许动！搜查！”袁忠脸色一变，拉着赵计明躲到一根柱子后，从腰里摸出枪——那是一把驳壳枪，枪身磨得发亮。“鬼子把庙围了，肯定是走漏了风声。”袁忠压低声音说，“你从后门走，顺着墙根跑，出了庙就往西河村方向去，找情报站的老王，把情报给他。我来引开他们，记住，不管听见啥声音，都别回头！”
　　赵计明急了，抓着袁忠的胳膊：“袁大哥，我跟你一起！要走一起走！”袁忠瞪了他一眼，语气很坚决：“别废话！情报要紧！33名干部的命在你手里，你要是出事，他们就全完了！”说着，他就朝着庙门口的鬼子开了一枪——“砰！”枪声在嘈杂的庙里格外响亮，瞬间就把鬼子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
　　“在那儿！开枪的在那儿！”鬼子喊叫着，纷纷朝着柱子的方向跑来。袁忠边打边退，故意往庙的另一侧跑，把鬼子引开。“甄半仙”拉着赵计明，混在慌乱的人群里，往后门跑——老百姓吓得四处乱窜，有的哭，有的喊，正好给他们打掩护。
　　赵计明回头看了一眼，只见袁忠被十几个鬼子围在角落里，驳壳枪还在响，可子弹很快就打光了。他看见一个鬼子拿着刺刀，朝着袁忠的后背刺去，袁忠惨叫一声，倒在了地上。赵计明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想冲回去救袁忠，却被“甄半仙”死死拉住：“不能去！你去了，袁同志就白牺牲了！”
　　他们从后门跑了出去，顺着墙根跑了好几里地，直到看不见药王庙了，才敢停下来。“甄半仙”从怀里摸出几个窝头，递给赵计明：“快吃点，吃完赶紧送情报。”赵计明咬着窝头，眼泪掉在窝头上，他知道，袁忠肯定牺牲了，可他不能哭，他得把情报送到，不能让袁忠白死。
　　
　　后来他才知道，袁忠被抓后，鬼子对他严刑拷打——用烧红的烙铁烫他的胸口，用鞭子抽他的背，还把他的手指放在夹子里夹，可袁忠硬是没说一句关于密件的话。最后鬼子没了耐心，把他拉到庙外的空地上，一枪杀了，还把他的尸体挂在电线杆上，想威慑老百姓。“袁大哥是英雄，是为了救我，为了救那些干部，才牺牲的。”赵老说到这儿，声音发颤，用袖子擦了擦眼泪，“我后来把情报送到了，老王连夜组织干部转移，鬼子第二天‘扫荡’西柴村，连个人影都没找到，气得在村里乱开枪，可啥用都没有。”
　　那次出卖他们的，是叛徒望峰，外号“小麻子”——他原是地下党的交通员，后来因为贪生怕死，被鬼子抓住后就叛变了，把取情报的时间、地点和接头暗号全告诉了敌人。“这叛徒，以前跟我一起送过情报，我还跟他一起吃过饭，没想到他这么没骨气。”赵老恨得牙痒痒，“组织上决定除掉他，说这种叛徒留着，会害更多的同志，把任务交给了我，因为我跟他认识，不容易引起怀疑。”
　　赵计明想了个周密的计划：他假装投靠伪军，成了伪交通员，每天穿着伪军的衣服，在县城里晃悠，故意让“小麻子”看见。“小麻子”见他投靠了伪军，果然放松了警惕，还跟他称兄道弟。过了几天，赵计明找了地下人员胡东明、张山、张德泉，以“打牌联络感情”为由，去“小麻子”住的西房串门。
　　“小麻子”爱喝酒，一喝就醉。那天赵计明特意买了一瓶白酒，还带了点花生米和酱肉，跟“小麻子”一起喝酒。喝到一半，“小麻子”醉醺醺地从床底下摸出一把枪，拍在桌上：“明子，你看，这是皇军给我的枪，以后谁要是敢惹咱，咱就用它收拾他！”
　　赵计明趁机说：“峰哥，这枪真威风，让我摸摸呗，我还从没摸过这么好的枪呢。”“小麻子”迷迷糊糊的，没多想，就把枪递了过去。赵计明拿着枪，假装看枪身，借口去北房倒水，快速走到北房——那里是“小麻子”放杂物的地方，没人去。他从怀里摸出一颗手榴弹（那是组织上给他的），拧开盖子，倒出里面的炸药，再把枪里的子弹一颗一颗退出来，挑出一发子弹，把弹头拧开，倒出里面的火药，换上手榴弹的炸药，再把弹头拧回去，小心翼翼地装回枪里。
　　“我得算好药量，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太多了会把枪炸得粉碎，太少了又炸不死他。我要让他炸掉手，让他活着受罪，也让鬼子怀疑他。”赵老说，“装完子弹后，我还特意把枪擦了擦，跟原来一样，没让他看出破绽。”
　　
　　过了几天，鬼子要去包围西仕庄村，说是村里有“八路”，让“小麻子”带路。“小麻子”很得意，带着几个伪军，拿着那把被改装过的枪，走在最前面。到了村口，他看见几个老百姓在跑，想开枪吓唬他们，于是举起枪，扣动了扳机——“轰隆！”一声巨响，枪身瞬间炸成了碎片，“小麻子”的四个手指头当场被炸掉，鲜血直流，疼得他在地上打滚。
　　鬼子的小队长见状，当场就怀疑了——好好的枪怎么会突然炸了？肯定是“小麻子”故意的！紧接着，组织上安排内线给鬼子送了三封“黑信”（也就是匿名信），信里说“小麻子”是八路军的情报员，故意炸坏自己的手，好给八路军通风报信，让八路军提前逃跑；还说“小麻子”之前给八路军送过好几次情报，害死了不少皇军。
　　鬼子本来就多疑，看完信后，更是认定“小麻子”是内鬼。他们把“小麻子”绑在关帝庙前的电线杆上，让太阳晒了两天两夜，不给水喝，不给饭吃。“小麻子”一开始还喊冤，后来嗓子都哑了，只能哼哼。最后鬼子在庙前的空地上，当着老百姓的面，一枪把他杀了。“这种叛徒，就该有这样的下场，他对不起袁大哥，对不起组织，更对不起老百姓。”赵老说，“那天我也在人群里，看着他被枪毙，一点都不觉得可怜，只觉得解气。”
　　
　　还有一次惊险的经历，是1943年初夏，赵计明和西河村情报员赵尔生去南关李家店接送情报。赵尔生比他大两岁，是个机灵的小伙子，平时以卖菜为掩护。那次他们的任务是把一份关于鬼子据点兵力部署的情报，交给城里的地下党。
　　他们还是赶着粪车，车上装着半筐粪——粪太少容易引人怀疑，太多又赶不动，半筐刚刚好。两人约定在卜家大院的粪场接头，那里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平时只有拉粪的农民会去，不容易引起敌人注意。
　　到了粪场，赵计明先四处看了看，确认没人跟踪，才对着粪场角落的草垛吹了声口哨——那是他们的接头信号。很快，草垛后走出一个穿短褂的男人，是城里的地下党老王。老王快步走过来，假装帮他们卸粪，趁着弯腰的功夫，把一个油纸包塞到赵计明手里。赵计明则把带来的情报递给老王，两人一句话都没说，却完成了交接——在那种时候，多说一句话都可能引来危险。
　　可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突然听见粪场外面传来“咚咚”的脚步声，还有伪军的喊叫：“包围起来！不许放走一个！”赵计明心里一沉，赶紧拉着赵尔生躲到粪堆后面，透过粪堆的缝隙往外看——十几个伪军拿着步枪，把粪场的出口堵得严严实实，还有两个伪军牵着狼狗，正往粪场里走。
　　“完了，这下跑不掉了。”赵尔生小声说，声音有点发颤。赵计明也急得满头大汗，他摸了摸怀里的油纸包——情报还在，可要是被伪军搜到，不仅他们俩没命，城里的地下党也会暴露。他看着身边的粪坑，突然有了主意：“尔生，咱装成抢干粮的，一起掉进粪坑！”
　　没等赵尔生反应过来，赵计明就一把抢过他手里的窝头，故意大声喊：“这窝头是我的！你凭啥拿我的干粮！”赵尔生一下子明白了，也跟着喊：“谁拿你干粮了！这是我娘给我带的！你想抢我的！”两人一边吵，一边扭打起来。赵计明故意脚下一滑，拉着赵尔生一起“扑通”一声掉进了粪坑——那粪坑有齐脖深，里面全是稀粪，一掉进去，浑身就沾满了臭味，头发上、脸上、衣服上全是粪渣，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伪军冲进来时，正好看见两人在粪坑里扭打，手里的窝头也掉进了粪里，沾满了粪水。一个胖伪军捂着鼻子，皱着眉骂：“妈的，两个臭要饭的，为个破窝头还抢成这样，真恶心！”另一个伪军也跟着笑：“行了行了，别让他们在这儿脏了咱们的眼，赶紧把他们赶出去！”
　　没人愿意靠近他们，几个伪军拿着枪托对着他们比划：“滚！快滚！再在这儿闹事，就把你们抓起来！”赵计明和赵尔生假装害怕，互相骂着，从粪坑里爬出来，浑身臭烘烘地走出了粪场。直到走出伪军的视线，两人才敢加快脚步，找了个没人的小河边，把身上的粪洗干净——油纸包被赵计明紧紧抱在怀里，用油纸包了三层，一点都没沾到粪，情报完好无损。
　　
　　“那回啊，真是大粪救了咱们的命。”赵老笑着说，眼里却带着后怕，“后来我跟尔生说，以后再也不想闻粪味了，可没过几天，又赶着粪车去送情报——那时候哪顾得上臭不臭，只要能把情报送到，就算天天泡在粪坑里，也值了。”
　　1945年初，赵计明被县委派到冀中十分区敌工队，在维县、胜芳、永清一带开展抗日工作。那时候日军已经是强弩之末，可还是在做最后的挣扎，经常对根据地进行“扫荡”。赵计明在敌工队主要负责侦察敌情，他经常打扮成农民或者小商贩，混进敌人的据点，摸清敌人的兵力和武器部署，再把情报送出来。
　　1945年2月，赵计明正式入伍，成为冀中八路军的一员。穿上军装的那天，他特意摸了摸胸前的八路军徽章，心里又激动又自豪：“终于能跟鬼子真刀真枪地干了，再也不用躲躲藏藏地送情报了。”日本投降后，他编入冀中80团当侦察兵，跟着部队参加了大清河战斗、保北阻击战、徐水保卫战——每次战斗前，他都会带着侦察小组，悄悄摸到敌人的阵地前，摸清敌人的火力点，为部队的进攻提供情报。
　　在清风店战斗中，赵计明差点牺牲。那天他带着两名侦察员，去摸清敌人的炮兵阵地。他们趴在一片麦田里，离敌人的阵地只有几百米远，能清楚地看见敌人的大炮和士兵。赵计明正用望远镜观察，突然听见“咻”的一声——是敌人的炮弹！他赶紧喊：“快躲！”可已经来不及了，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轰隆”一声，赵计明只觉得左眼一疼，右腿也没了知觉，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
　　等他醒来时，已经在后方医院了。医生告诉他，他的左眼被炸弹碎片划伤，视网膜受损，以后视力会受影响；右腿也被弹片炸伤，肌肉严重受损，需要长时间休养。“那时候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伤，而是能不能再回部队，能不能再跟战友们一起打仗。”赵计明说，“医生给我换药时，我总问他们，我啥时候能归队，他们总说‘快了快了’。可我知道，我的腿伤得很重，可能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跑跳了。”
　　养了半年伤后，赵计明的腿虽然好了些，却再也不能参加激烈的战斗了。组织上考虑到他的情况，派他去归绥（今呼和浩特）等地工作，负责联络当地的地下党，传递情报。虽然不能再上战场，可赵计明还是很认真地对待每一项任务，他说：“不管在哪里，不管做什么，只要能为党和人民做事，我就高兴。”
　　新中国成立后，赵计明随部队驻扎华北，1955年退役。后来他被分配到保定供销社工作，负责物资调配，每天都早早地到单位，很晚才回家，工作兢兢业业，从不跟人提自己过去的功劳。后来他又调到保定物资局，直到1983年离休。
　　
　　离休后，赵计明也闲不住，经常去学校给孩子们讲抗战故事。他告诉孩子们：“今天的好日子，是无数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家做贡献，不能忘了过去的苦日子，更不能忘了那些牺牲的烈士。”
　　那天我离开时，赵计明说：“我这一辈子，没做过啥大事，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能活到现在，能看到国家这么富强，老百姓这么幸福，我就知足了。要是袁大哥他们能看到现在的中国，肯定会很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