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一章 鏖战浙赣，勇守潼关

　　(一)
　　
　　2013年的初秋总带着点挥之不去的湿凉，我和张军约在巷尾那家开了三十年的老茶馆。竹编的藤椅坐上去咯吱响，桌上的绿茶冒着细白的热气，氤氲了我们眼角的皱纹。他捏着紫砂杯的手有些发颤，开口时声音里还带着点未散的晨咳：“李明啊，今天我给你说的这个徐台宽，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犟的兵——他连枪都没摸熟的时候，就敢往鬼子的阵地里冲。”
　　
　　张军说，徐台宽是浙江天台县人，1938年那时候刚满十九岁，在村里跟着老爹种水稻，手上的茧子比铜钱还厚。那年10月19日，县里贴出招兵告示，他揣着两个麦饼就往县城跑，路上还遇上了同村的六个后生，七个半大的小子凑在一起，脚步踩得田埂上的泥土直往下掉。招兵处设在县衙门的大院里，县长杨济康穿着藏青色的中山装，挨个问小伙子们“为啥要当兵”。轮到徐台宽时，他把麦饼往怀里一塞，腰杆挺得笔直，嗓门大得整个院子都能听见：“杀敌，救国，保家！”六个字咬得极重，像是要刻进骨头里。
　　县里给每个参军的青年发了五块银洋，银元在手里掂着沉乎乎的。徐台宽拉着同乡的战友，直奔县前那家挂着“王记饭庄”木牌的馆子。跑堂的伙计刚把擦得锃亮的青花碗摆上桌，他就拍着桌子喊：“先来一盘红烧肉，再来个炒笋干，黄酒要两壶！”那顿饭吃得热火朝天，红烧肉的油汁沾在嘴角，黄酒的热气暖了肚子，七个小伙子说着要在战场上互相照应的话，笑声能掀了屋顶。结账时花了四块银洋，同乡的后生还心疼说“太浪费”，徐台宽却抹了抹嘴：“咱们这一去，说不定就回不来了，总得吃顿饱的，才有力气杀鬼子。”
　　没过五天，徐台宽跟着队伍到了临海，被编入第79军98师293团3营9连。他后来总跟人念叨当时的长官们：军长夏楚中说话带着湖南口音，训话时总爱拍战士的肩膀；师长王甲本穿着跟士兵一样的灰布军装，走起路来腰杆比枪杆还直；团长李达、营长李富春、连长靳强，每个名字他都像记家里的庄稼地似的，记得清清楚楚。开赴江西的路上，队伍沿着山道走，徐台宽背着没摸熟的步枪，枪托磨得肩膀生疼，可他不敢掉队，只跟着前面人的脚步，一步一步往战场的方向挪。夜里宿营时，他躺在稻草堆上，摸着冰冷的枪身，心里又慌又热——慌的是不知道子弹会从哪个方向飞来，热的是终于能上战场，替家里的老爹、替村里的乡亲们杀鬼子。
　　
　　第一次战斗是在江西一个叫尖山的地方，那天天刚蒙蒙亮，枪声就像炸了锅似的响起来。徐台宽跟着队伍往前冲，可他连子弹上膛都还没练熟，手指在枪机上乱摸，急得额头直冒汗。刚冲上山坡，“嗖嗖”的子弹就从耳边飞过，他赶紧往地上一趴，脸贴在冰冷的泥土里，能闻到硝烟混着青草的味道。子弹像刮风似的从背上扫过，他感觉后颈一凉，伸手一摸，是军服被弹片划开的口子，布条子挂在身上，随着呼吸晃来晃去。
　　鬼子的飞机飞得特别低，引擎的轰鸣声震得耳朵嗡嗡响，像是有无数只蜜蜂在里面钻。他抬头看了一眼，飞机的影子遮了半边天，紧接着就是“轰隆”的爆炸声，泥土和碎石子往他身上砸，他赶紧把脑袋埋进土里，只觉得身体都在跟着地面晃。他看见李富春营长举着枪，喊着“跟我上”往前冲，可没跑几步，一颗子弹就击中了营长的胸膛，营长晃了晃，像棵被砍倒的树似的倒在地上，鲜血很快染红了身边的青草。
　　“鬼子冲上来了！”身边的战友喊了一声，徐台宽顾不上害怕，转身就往山下滚。山坡上长满了半人高的狼鸡头草，叶子上的尖刺刮得他胳膊生疼，可他不敢停，只一个劲地往下滚。滚到山脚下时，他躲在草从里，听见鬼子的脚步声在身边来回响，皮鞋踩在草上的“沙沙”声，还有他们叽里呱啦的说话声，都像刀子似的扎在心上。他攥着拳头，指甲嵌进掌心，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才敢慢慢探出头，借着月光找部队的方向。
　　
　　第一次战斗后，部队撤退到南昌徐家村整训，这五个月成了徐台宽最难忘的日子。每天天不亮，哨子声就划破了村子的宁静，他跟着战友们在晒谷场上练队列、练瞄准。一开始握枪的姿势总不对，班长就握着他的手，一点一点教他怎么把枪架稳，怎么对准靶心。练射击时，枪的后坐力震得肩膀又酸又疼，练完后吃饭，拿筷子的手都在抖，可他没喊过一声累——他知道，多练一次，在战场上就多一分活下去的机会，多一分杀鬼子的底气。
　　后来他成了轻机枪手，试过两种机枪：860式机枪总卡壳，每次射击都得停下来摆弄半天，急得他直跺脚；可捷克式ZB—26机枪不一样，握着枪柄觉得顺手，扣下扳机时火力又足又稳，子弹能精准地打在靶心上。他跟战友们说：“这捷克式就是好，比鬼子的‘歪把子’（大正十一年式）强多了！那‘歪把子’动不动就卡壳，咱们的捷克式，能把鬼子打得抬不起头！”有次练射击，他一口气打了两百发子弹，枪身烫得能烙饼，可他脸上却笑开了花，觉得自己终于有了能跟鬼子拼命的本事。
　　1939年12月19日，天刚蒙蒙亮，第98师就对通城大沙坪发起了猛攻。王甲本师长把所有迫击炮都集中起来，炮弹像雨点似的落在日军阵地，爆炸声震得地面都在颤。293团3营借着炮火掩护，朝着胡家店据点冲去。徐台宽端着捷克式机枪跑在队伍中间，机枪的重量压得他胳膊发酸，可他不敢放慢脚步。冲进据点时，他看见一个鬼子正举着枪对准战友，他赶紧扣下扳机，“哒哒哒”的枪声过后，鬼子倒在地上。他还顺手缴了鬼子的一把刺刀，刀身闪着冷光，他把刺刀别在腰上，心里想着“这是第一个鬼子，以后还要杀更多”。
　　可没等他们站稳脚跟，日军相邻据点的火力就从侧面扫了过来，子弹打在土墙上，“扑扑”的声音让人头皮发麻。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倒下，徐台宽只能跟着队伍往后撤，撤退时他回头看了一眼胡家店据点，心里又恨又急——恨自己没能守住阵地，急着要再冲上去，把鬼子赶出去。
　　到了20日午夜，天上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在黑夜里闪着光。全师集中了五个团，对大沙坪发起向心攻击，3营再次朝着胡家店据点冲去。连长靳强举着一把大刀，刀身在星光下闪着冷光，他喊了声“跟我上”，就率先跃出阵地。9连的战士们跟着冲上去，喊杀声在黑夜里传开，震得山谷都在响。
　　
　　日军第一圈土堡被炮火轰得塌了大半，徐台宽跟着战友们冲进土堡，刚进去就遇上了鬼子。他端着机枪扫过去，两个鬼子倒在地上，可更多的鬼子举着刺刀冲了过来。他来不及换弹夹，只能拔出腰上的刺刀，跟鬼子拼杀起来。刺刀碰撞的“叮叮当当”声、战士们的喊杀声、鬼子的惨叫声混在一起，土堡里到处都是血。鬼子顶不住了，往第二圈核心阵地退，徐台宽端起刚换好弹夹的机枪，对着鬼子的背影扫过去，倒下了十多个鬼子，全连跟着往前冲，脚下踩着鬼子的尸体，一步一步逼近核心阵地。
　　可谁也没想到，日军第二线暗堡突然冒出火来，三挺机枪从不同方向扫射，子弹像织了一张网似的，朝着9连的战士们扑来。靳强连长正往前跑，胸部突然中了弹，他晃了晃，手里的大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接着就倒在地上，鲜血从胸口渗出来，很快染红了灰布军装。徐台宽看见连长倒下，眼睛都红了，他赶紧卧倒，把机枪架在一个塌了半边的土堆上，手指扣着扳机，“哒哒哒”的枪声不停，可子弹像是永远打不完似的，身边的战友还是一个接一个中弹，倒在地上不动了。
　　也就几分钟的工夫，9连就从满员的队伍变成了只剩两个人——徐台宽和一位姓赵的排长。他的左眼被弹片划伤，鲜血顺着脸颊往下淌，糊住了视线，连眼前的机枪都看不清楚。他用衣襟胡乱擦了擦，血还在流，染红了衣襟，也染红了机枪的枪身。就在这时，他听见碉堡里传来鬼子的叫喊声，抬头一看，十几个鬼子举着枪冲了出来，要追他们。
　　“交替掩护，撤！”赵排长喊了一声，率先往后退。徐台宽端着机枪，对着冲上来的鬼子扫过去，“哒哒哒”的枪声里，三个鬼子倒在地上，剩下的鬼子赶紧趴在地上还击。趁这功夫，徐台宽往后撤了几步，刚躲到一棵大树后面，就听见“轰隆”一声——是赵排长扔了颗手榴弹，爆炸声把鬼子的火力压住了。
　　就这么一来一回，徐台宽扫一轮机枪，赵排长扔颗手榴弹，两人躲躲闪闪，借着夜色和地形的掩护，一点点往后撤。有次徐台宽没注意，脚下被石头绊倒，机枪摔在地上，鬼子的子弹“嗖嗖”地打在身边的泥土里。赵排长赶紧扔了颗手榴弹，拉着他爬起来：“快撤！不能在这丢了命！”两人跌跌撞撞地跑，直到听不见鬼子的枪声，才靠在一棵老槐树上停下来。徐台宽摸了摸身上的伤，左眼疼得钻心，胳膊上也被弹片划了个口子，赵排长的腿也受了伤，两人互相扶着，在黑夜里慢慢找部队的方向。
　　
　　张老说到这儿时，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在杯子里晃了晃，他的眼睛也红了：“从12月12日到1940年元月7日，整整二十七天，79军、73军、70军三个军，先后三次打大沙坪。那地方是通城的门户，鬼子修了三层工事，外面是铁丝网，中间是土堡，里面是暗堡，咱们的大炮少，只能靠战士们拿着步枪、机枪往上冲。山区地形不好走，冬天又冷，战士们穿着单衣，冻得手都握不住枪，可还是往上冲。最后打了快一个月，还是没打下来，79军光伤亡就有四千多人——那都是活生生的小伙子啊，有的才十七八岁，连家里的爹娘都没来得及再见一面。”
　　后来第九战区司令部给徐台宽发了奖状，红绸子裱的纸，上面写着“英勇作战，嘉奖”几个大字。他把奖状折得整整齐齐，藏在贴身的衣袋里，睡觉都揣着。有人问他为啥这么宝贝，他说：“这不是给我的，是给9连的战友们的，是他们用命换回来的，我不能丢。”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响，徐台宽跟着79军从常德赶来增援。在长沙外围朗犁一带，双方的队伍绞在了一起，人挤人、枪撞枪，根本没法开枪，只能拼刺刀。徐台宽也操起步枪冲上去，刺刀扎进鬼子身体的那一刻，他感觉手臂都在抖，可他不敢停——他知道，自己多杀一个鬼子，身边的战友就少一分危险。
　　就在混乱中，他看见98师师长王甲本正站在一个土坡上，手里拿着望远镜，时不时对着身边的参谋喊着什么。有颗子弹朝着王师长飞过去，徐台宽赶紧喊：“师长，小心！”王师长却只是摆了摆手，继续盯着战场，声音洪亮地喊：“同志们，守住阵地！把鬼子赶出去！”后来王甲本升了79军军长，徐台宽每次见到他，都觉得心里踏实——有这样跟战士们一起出生入死的长官，再难的仗也能打下去。
　　可到了1944年9月7日，在湖南东安山口铺的战斗里，王甲本军长中弹牺牲了，年仅43岁。徐台宽是后来听战友说的，当时他正端着机枪跟鬼子拼杀，听见消息时，手里的机枪“当啷”一声掉在地上。他坐在地上，抱着头哭了半天，眼泪混着脸上的血，把衣襟都打湿了。他想起王军长之前视察时，还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干，多杀鬼子”，想起军长穿着跟士兵一样的军装，在阵地上来回奔走的样子，心里像被刀割似的疼。后来他在军长牺牲的地方，捡了一块沾着血的泥土，包在布包里，一直带在身上。
　　1945年初，徐台宽在行军时跟部队走散了。那时候天特别冷，他穿着破洞的军装，脚上的草鞋磨破了脚，只能光着脚在雪地里走。饿了就挖草根、啃树皮，渴了就捧一把雪往嘴里塞。有天他实在走不动了，坐在路边，想着可能要冻死在这里，就在这时，一个穿着同样灰布军装的人走了过来，一问才知道是黄岩老乡，在74军第51师152团战炮连当兵。老乡把他扶起来，给了他一个麦饼，还说：“跟我走吧，咱们接着杀鬼子。”就这样，徐台宽加入了战炮连，成了一名火箭筒手。他第一次摸到火箭筒时，觉得这大家伙比机枪还厉害，心里想着“有了这东西，肯定能把鬼子打得落花流水”。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徐台宽正在阵地上擦火箭筒。有人喊了声：“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他手里的抹布“啪”地掉在地上，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接着就跟战友们一起欢呼起来。有的人哭，有的人笑，把帽子扔到天上，把枪举起来喊。那一刻，他想起了9连的战友们，想起了李富春营长、靳强连长，想起了王甲本军长，心里想着“咱们赢了，你们能安息了”。
　　抗战胜利后，徐台宽以一等兵的身份退伍，回了浙江天台县的老家。老爹看见他回来，抱着他哭了半天，说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娶了邻村的姑娘，成了家，跟老伴儿一起种庄稼，养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孩子们小时候，他总给他们讲在战场上杀鬼子的故事，讲9连的战友们，讲王甲本军长，每次讲的时候，都要把当年的奖状拿出来，小心翼翼地展开，让孩子们看上面的字。
　　2012年，徐台宽走了，享年93岁。临终前，他拉着儿子的手，说要把那张奖状好好收着，还要把那些故事讲给孙子、重孙子听，让他们别忘了，今天的好日子，是多少战士用命换回来的。
　　
　　张军讲完时，茶馆外的天已经黑透了，路灯亮了起来，昏黄的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桌上的茶杯上。我看着杯底沉下去的茶叶，心里沉甸甸的。
　　
　　(二)
　　
　　张军又继续打开了话匣子，这次他说的是任成裕——那个17岁就骑着马、挥着马刀在潼关砍杀鬼子的四川娃，每一个字都像沾了黄河边的风沙，沉得让人心里发紧。“你知道不？那娃子识字，本可以不当这个兵，可他偏要去，说‘有国才有家’，跟咱们当年一个样。”张军眼里满是感慨。
　　
　　张军说，任成裕是四川南充南部县伏虎沟人，小的时候家里虽不富裕，爹娘却总说“娃要读书才不会吃亏”，硬是把他送进了附近的新式学校。那时候的老师不像现在只教课本，总给他们讲鸦片战争时列强怎么欺负中国人，讲辛亥革命怎么推翻清朝，讲卢沟桥事变后鬼子怎么占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老师说，日本人要亡咱们中国，要是咱们不抵抗，迟早都要当亡国奴！”任成裕后来跟战友聊起这些，总说老师的话像锤子似的砸在心上。那时候学校号召捐钱买飞机打鬼子，他每天把爹娘给的饭钱省一半，有时候甚至饿着肚子，把省下来的铜板都交给老师，看着募捐箱里的钱越来越多，心里总盼着“早点凑够钱，买了飞机把鬼子赶出去”。
　　1942年，任成裕刚满15岁，家里兄弟三个，正赶上“三丁抽一”的征兵政策。他个子比两个弟弟高，脑子又机灵，爹娘夜里商量了半宿，红着眼眶把他叫到跟前：“成裕啊，家里总得有人去当兵，你去了，要好好活着，也要多杀鬼子。”他没哭，只是用力点头，第二天就跟着征兵的人走了。征兵处的人握着他们的手说“有国才有家，你们上前线，就是在保卫家乡的爹娘”，这话他记了一辈子，后来每次打仗撑不下去的时候，一想起这句话，就又有了劲。
　　他们这批新兵先被送到甘肃兰州，编入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3师，师长是蒙古族人白海风，团长叫陈应权。没过多久，又被调去甘肃靖远县。因为任成裕识字，能看懂公文、记笔记，部队把他推荐到干部训练班学习。训练班的日子苦得很，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队列、学战术，晚上还要趴在油灯下记笔记，可他从没偷懒。一个月后毕业，他考了第28名，不算最好，但也不差，随即被抽到骑兵27团。没过多久，长官又安排他当通讯员——骑着马在各个阵地间传消息，既要快，又要稳，不能出半点差错。那时候部队番号改成了骑兵第9师第27团，这支部队不设营，只按连排划分，人不多，但个个都是能骑马打枪的硬汉子。任成裕学东西快，不到半个月就把骑马的要领摸透了，再后来练马刀砍杀、骑马射击，他总是最认真的那个，很快就成了连里有名的“机灵兵”。
　　
　　张老说到白海风师长时，特意顿了顿：“那可是个能打仗的硬汉子！1938年春就带着部队到了陕北神木县，把番号改成蒙旗独立旅，没几年就把队伍扩到了近2000人。”1940年夏天，伪军十八团一千多号人，在日本指挥官的带着下，往张来顺营子阵地冲。白师长没硬拼，而是带着部队绕到伪军后面，搞迂回包抄，前后一夹击，伪军立马乱了阵脚，日本指挥官当场被击毙，那场黄河守卫战，打得漂亮极了！任成裕后来听老兵讲起这段，总说“要是早参军几年，就能跟着白师长一起杀鬼子了”。
　　等任成裕参军时，白海风的骑兵部队已经改编成新骑七师，先后在甘肃兰州、陕西咸阳、潼关、河南郑州一带打仗。他第一次跟鬼子交手是在甘肃靖远，那时候他还是个通讯员，跟着老兵在阵地上跑，亲眼看见子弹把身边的战友打倒，心里又怕又恨。后来部队转移到陕西，一路上打打退退，伤亡越来越大，没办法，只能从咸阳退守到泾阳，重新整顿补充兵力后，又退守到了潼关。
　　“你是不知道，那时候的潼关，早不是平时那个安安静静的关隘了。”张老的声音沉了下来，像是又看到了当年的景象。任成裕刚到潼关时，都快认不出这地方——河岸前线挖满了蛛网似的战壕和交通沟，人在里面走，外面根本看不见；沿河还修了好多碉堡，黑洞洞的枪口对着黄河对岸，随时准备打鬼子。守军和老百姓一起忙活，有的老百姓给战士们送水送粮，有的帮着挖战壕，连半大的孩子都拿着小铲子，跟着大人一起填土，大家都只有一个念头：“守住潼关，不让鬼子过黄河！”
　　
　　1944年4月的一天傍晚，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雨。鬼子突然对潼关发起进攻，重炮“轰隆轰隆”地响，炮弹落在阵地上，泥土和碎石子往天上飞，好多骑兵连的战友来不及躲，当场就没了，有的连尸体都找不到。任成裕和战友们顾不上难过，骑着马快速往前沿冲。他把冲锋枪挎在胸前，手指扣着扳机，看见鬼子就打；马刀斜着别在马鞍上，刀刃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冷光。他们冲在大部队最前面，马蹄子踩在地上，“哒哒”的声音混着枪声、炮声，震得耳朵嗡嗡响。
　　离鬼子越来越近，冲锋枪已经不好用了，任成裕一把抽出马刀，朝着最近的一个鬼子砍过去。那鬼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砍倒在地。他刚要去砍第二个，突然觉得左肩膀一阵剧痛——是鬼子的子弹打穿了他的肩膀，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染红了灰布军装。可他没停手，咬着牙，用尽全身力气把马刀挥过去，又一个鬼子倒在了马下。直到身边的战友喊“成裕，你受伤了，快撤下去”，他才感觉到疼得快撑不住，被战友扶着下了马，送到后方的医疗站。
　　伤愈后，任成裕很快又回到了阵地。那时候鬼子总想着乘橡皮艇偷渡黄河，小股小股地来，想偷偷摸摸突破防线。日军的炮击确实给潼关防守带来了不少压力，炮弹时不时落在阵地上，可那些偷渡的鬼子最怕的，就是突然冲出来的骑兵——骑兵速度快，马刀又狠，鬼子刚上岸，还没站稳，就被他们砍得落花流水。任成裕跟着战友们，不知道打退了多少次鬼子的偷渡，每次看到鬼子的橡皮艇被打沉，心里就特别解气。
　　后来，部队决定渡过黄河，去晋南跟鬼子周旋。任成裕也跟着去了，在晋南的日子更苦，吃的是掺了沙子的小米，喝的是浑浊的河水，还总被鬼子的炮弹追着打。有一次，他正在战壕里给战友传消息，一颗炮弹落在附近，他被气浪掀翻，腿上被炸伤了，没办法，只能被送回陕西休养。他在休养时，战友们又渡了一次黄河，突袭了日军的一个据点，一下子歼敌七十人，消息传回来时，他高兴得忘了腿疼，在病床上跟其他伤员一起鼓掌。再后来，中国的炮兵部队带着德制SFH18榴弹炮来了，那些大炮威力大得很，对着鬼子的阵地轰，给防守帮了大忙，任成裕说“听见咱们的大炮响，心里就踏实”。
　　
　　1945年8月14日，任成裕和战友们还在忙着准备第二天的进攻，擦马刀的擦马刀，检查枪支的检查枪支，谁也没料到，半夜的时候，上面突然发来一封电报。通讯兵拿着电报跑过来，声音都在抖：“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
　　这话一出来，阵地上瞬间安静了，过了几秒，不知道是谁先喊了一声“我们赢了”，紧接着，欢呼声、哭喊声混在一起，大家把帽子扔到天上，把马刀举起来挥舞，有的抱着战友哭，有的坐在地上笑，任成裕也跟着喊，嗓子都喊哑了，整晚都没睡着，脑子里一会儿想着爹娘，一会儿想着牺牲的战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终于不用打仗了，终于能回家了。”
　　几天后，任成裕跟着部队坐火车去了河南郑州，接受日军投降。受降的时候规矩特别严，不同兵种接收不同日军的装备：步兵收步兵的枪和子弹，骑兵收骑兵的马和马刀。他跟着战友们来到郑州黄河边上的一个日军据点，挨个清点武器、战马和人数，看着鬼子低着头，不敢抬头看他们，心里既解气又感慨——当年那么嚣张的鬼子，终于还是投降了。清点完没多久，他就看见几个鬼子军官开着一辆汽车，疯了似的冲向滚滚的黄河，“扑通”一声就没影了，是自杀了。后来长官跟他们说“那些鬼子不服气，还放狠话，说让咱们中国军人20年后再相见”。任成裕听了，心里冷笑：“就算再过20年，咱们也不怕他们！”
　　
　　解放战争的时候，1949年的秦岭战役，上峰给任成裕所在的部队下了个荒唐的命令：一夜之间挖通秦岭。那秦岭多险峻啊，石头比铁还硬，别说一夜，就是一个月也挖不通。他们自然没办法完成任务，有人想着逃跑，结果被抓了回来，差点就被枪毙了。到了晚上，平时跟他们关系不错的一个长官悄悄过来，红着眼眶说：“我也保不住你们了，你们赶紧跑吧，能跑掉就是你们的造化。”说完就把他们放了。
　　逃跑的路上到处都是关卡，任成裕一路上躲躲藏藏，到汉中的时候，身上的盘缠早就用光了，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没办法，他只能在当地给人帮工，帮人种地、喂牲口，挣点小钱糊口，心里却一直想着回家。直到全国解放，他才终于辗转回到了离开七年的南部县故乡，爹娘看见他回来，抱着他哭了半天，说“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后来他就在老家务农，种庄稼、养牲口，日子过得安安静静。
　　张军说，任成裕现在在南充伏虎镇蚕子山村生活，身体还算硬朗。志愿者们去看他的时候，他总说“我生活得很好，谢谢你们的关心”；还跟志愿者讲当年打仗的事，最后总会补上一句：“你们要是遇到那个年代，也会像我一样奋起抗击日寇的——谁也不想看着自己的国家被欺负，谁也不想当亡国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