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章 防卫许昌，收复中牟

　　(一)
　　2010年的深秋，我在镇上茶馆里见到了张军。他说起1944年的许昌保卫战时，眼睛里突然迸出光来。“你得听听魏金营的事。”张军呷了口温热的粗茶，声音沙哑却有力，“那小子，是真敢跟鬼子拼命。”
　　张军说，魏金营是平顶山市滍阳镇人，1940年参军时刚满16岁，个子还没枪高，却硬要跟着12军22师64团1营1连3排9班走。那会儿军长是贺粹之，师长邰乃大，营长杨广宇总爱拍着魏金营的肩膀说“小鬼，再长两年就能扛重机枪了”。他们先在宝丰石洼扎营，白天练瞄准、拼刺刀，夜里就围着篝火听老兵讲战场的事.魏金营总把勃朗宁轻机枪的说明书揣在怀里，翻得边角都起了毛。后来部队开到襄县，三四年里打打走走，他从一开始听见枪响就发抖的新兵，慢慢成了能扛着机枪冲在前头的老兵。
　　
　　1944年春天，鬼子的攻势突然猛了起来，部队接到命令防守许昌西关。魏金营记得很清楚，那天是4月中旬，天刚蒙蒙亮，敌机就跟一群黑乌鸦似的压过来，炸弹落在城墙上，碎石子像下雨似的砸在头上。他们躲在掩体里，听着坦克的履带“嘎吱嘎吱”碾过街道，心里又怕又恨。“咱的枪打不穿坦克，只能等鬼子步兵下来，”张军模仿着魏金营的语气，“一梭子下去，能放倒两个，可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鬼子涌上来。”他们在许昌守了一天一夜，掩体被炸毁了就用尸体堆，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到最后实在顶不住，才趁着夜色退到颍桥。
　　颍桥的仗打得更苦，镇子两边是河，鬼子把桥炸了一半，他们只能在断桥上跟敌人对峙。又是一天一夜，身边的战友越来越少，魏金营的勃朗宁轻机枪枪管换了三次，每次都烫得能烙熟饼。后来退到襄县，刚喘了口气，鬼子又追上来了，整整一天，他们在街巷里跟敌人周旋，有的战士弹尽粮绝，抱着鬼子就往火里跳。
　　4月底，部队退到郏县北边的安良镇。那是个大镇，有个土寨子，可寨墙早就塌得只剩一道土埂，部队就趴在土埂上，看着鬼子在寨沟底下扎堆。寨沟里没水，全是干土，鬼子穿着厚军装，爬沟的时候脚一滑就摔个四脚朝天。“那会儿号兵吹了‘上刺刀’的号，可鬼子爬不上来，咱只能扔手榴弹。”张军的声音沉了下去，“手榴弹的木柄都攥得发潮，扔出去‘轰隆’一声，就能听见鬼子的惨叫声。”半个小时，鬼子退了，可魏金营知道，这只是暂时的。
　　果然，没过多久，鬼子又攻上来了。这次他们学精了，先用火炮轰1连的重机枪阵地，“轰隆”一声，重机枪哑了，射手和弹药手倒在血泊里。魏金营赶紧把自己的轻机枪架起来，刚瞄准，就看见一群鬼子为了躲火力，全滚进了旁边一条沟里，密密麻麻的像一群蛆。“那沟正好对着咱的阵地，不打白不打！”魏金营扣动扳机，子弹“嗖嗖”地往沟里射，一梭子下去，鬼子就倒下一片，有的还在抽搐，有的已经不动了。打了一阵，沟里的鬼子死伤足有三四十个，他的枪管又红了，赶紧叫身边的战友把枪抱到旁边的菜地里，插进湿土里降温——那挺勃朗宁有两个枪管，能替换着用，这是他最宝贝的东西。
　　可没等他喘口气，就听见远处传来炮弹的呼啸声。魏金营心里一紧，知道鬼子要炮轰了，可身边全是战友，根本没法移动。第一发炮弹落在离他一丈多远的地方，泥土溅了他一身，他咬着牙，又对着沟里的鬼子打了几个点发，不知道又打中了几个。第二发炮弹更近了，离他只有五六米，震得他耳朵嗡嗡响。这时机枪没子弹了，他叫装弹兵赶紧装，自己缩到掩体里揉了揉眼睛，可还没等他缓过来，第三发炮弹就落了下来——正好砸在机枪上。
　　“那声音，跟打雷似的。”张军的手开始发抖，“魏金营说，他溅了一身血和土，懵了好一会儿，才听见班长李全堂喊他的名字。”装弹兵的上半身被炸飞了，鲜血溅在魏金营的脸上，热乎乎的。李全堂一把把他拉到旁边的土坡后，他试着动了动脖子、胳膊、腿，居然都没事，就是耳朵还在响。可还没等他喘口气，李全堂就扛着另一挺机枪跑过来，嗓子喊得都哑了：“坚守阵地！接着打！”魏金营站起来，先给步枪上了刺刀，然后抓起地上的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往鬼子堆里扔。鬼子退到百十米外的柏树林里，可就在这时，一颗子弹打中了李全堂的胸口，他晃了晃，倒在魏金营怀里，最后说的一句话是“别让鬼子过去”。
　　
　　寨子被围得水泄不通，邰乃大师长急了，派64团往外冲，想打开一条撤退的路。可64团本来就有防守的任务，兵力根本抽不开，只能让1营上，轻重机枪一起开火，掩护着战士们往寨北冲。可鬼子的火力太猛，没一会儿，营长、副营长、三个连长全牺牲了，战士们死伤过半，只能退回来。邰师长红了眼，又派特务营上——特务营的武器好，有冲锋枪，还有迫击炮。打到黄昏，鬼子终于顶不住，往北退了一段。邰师长趴在土坡上，用望远镜看着鬼子撤退的方向，赶紧下令：“快，从南面撤！”
　　部队一路退到汝河边，魏金营已经两天没吃饭了，肚子饿得咕咕叫，嗓子干得能冒烟，只能趴在河边，捧着河水往嘴里灌。可就在这时，敌机又过来了，对着河边的部队扫射。邰乃大师长正好站在一处高岗上，没来得及躲，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魏金营说，师长倒下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望远镜，”张军的声音带着哭腔，“那是个好师长啊，从来都跟战士们一起冲。”
　　第二天一早，部队继续撤退，退到宝丰西大营，进了山地。接下来的日子，他们一直在往西、往南转移，路过洛阳、宜阳、嵩县，走的全是山路，脚上的草鞋磨破了，就用布条裹着，晚上宿在山里，只能靠野果子充饥。到了嵩县和栾川交界的一个山口，那里有个小庙，两边都是高山，部队大部分都过了山口，留下魏金营所在的3排把守，还分了一个班去找吃的，最后守山口的就剩23个人。
　　鬼子很快就追上来了，顺着山口往上攻。魏金营和战友们趴在石头后面，子弹打完了就扔石头，有的战友被鬼子的子弹打中，滚下山坡，连个声儿都没出。排长尚振荣一边开枪，一边喊：“撑住！团长会派援兵来的！”他派了个战士往下跑，给团长报信，说山口快守不住了。没过多久，3连的援兵终于来了，可这时尚振荣已经牺牲了，23个人里，就剩魏金营和另外5个战友，个个都挂了彩。
　　
　　部队继续转移，那天走在山路上，突然听见身后传来炮弹的呼啸声。魏金营还没反应过来，一块炮弹皮就击中了他的后背，他“哎哟”一声，倒在地上，脸正好磕在一块石头上，流了一脸血，背上的背包也着了火。旁边的战友赶紧跑过来，用刺刀挑断背包带，把着火的背包扔到一边，把他拉起来。魏金营摸了摸后背，发现背包里还放着一双新布鞋——那是他娘给他做的，临走时塞在他包里，说“等打完仗，穿着新鞋回家”。没想到，这块炮弹皮正好打在鞋底上，救了他一命。
　　部队一直退到马市坪，魏金营已经48天没脱过衣服了，衣服上全是血和泥，硬得能立起来。后来到了南阳镇平、内乡，在一个离内乡西北角25里的村子里休整，可没休整几天，64团就被打散了。魏金营在乱兵里，碰见了班里一个山东的战友，两人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大部队，最后只能分开，魏金营决定回老家——平顶山市滍阳镇。
　　“他说，走回家的时候，身上就剩一件破衣服，一双露着脚趾的草鞋，”张军喝了口茶，擦了擦眼睛，“到家的时候，他娘看见他，哭得说不出话，还以为他早就不在了。”抗战胜利后，魏金营就在老家务农，种着几亩地，养着几只鸡，从来没跟人提过自己在战场上的事，直到后来有人找抗战老兵，他才把这些事说出来。
　　
　　张军老人说，2010年的时候，魏金营已经98岁了，住在平顶山市滍阳镇姬庄村，身体还硬朗，就是耳朵有点背，眼睛也花了。可只要有人跟他说起1944年的事，他就会坐直了身子，跟人讲他的勃朗宁轻机枪，讲李全堂班长，讲邰乃大师长，讲那些牺牲的战友。
　　我坐在茶馆里，听着张军的讲述，窗外的树叶落了一地，秋风刮过，带着一丝凉意。我知道，魏金营的故事，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千千万万抗战老兵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守住了我们的国家，守住了我们的家园。这些故事，我们不应忘，能忘，也不敢忘。
　　
　　(二)
　　
　　张军说：“我再给你讲张东升的事，他的命硬得跟中牟的老城墙似的。”
　　我在张军对面的小板凳上坐下，刚掏出笔记本，就听见他缓缓开口，声音很轻，却带着穿透岁月的力量，像一把钝刀，慢慢剖开1944年那个战火纷飞的春天。
　　
　　张军说，张东升这辈子的苦，是从6岁那年开始的。1925年，开封包公祠街一带闹蝗灾，地里的庄稼被啃得只剩光杆，饿殍遍地。张东升的爹娘抱着他，揣着半袋发霉的玉米面，跟着逃荒的人群往许昌走。那一路，他见惯了饿死在路边的人，也尝过树皮的涩、观音土的沉。有一次，娘把最后一小块玉米面饼子塞给他，自己却晕了过去，爹抱着娘哭，说“咱娘仨要是能活下来，将来一定让娃有口饱饭吃”。
　　好不容易到了许昌城郊，他们在一片破庙里安了家。爹靠给人拉板车糊口，娘帮人缝补浆洗，张东升从小就跟着捡柴火、挖野菜。15岁那年，许昌城里贴出了河南省保安司令部的招兵告示，上面写着“管吃管住，每月发两斗米”。张东升看着家里空荡荡的米缸，又看了看爹娘熬得通红的眼睛，没跟家里商量，揣着两个凉窝头就去了招兵处。
　　“那时候他才到人家肩膀高，招兵的看他小，想把他赶回去。”张军磕了磕烟袋锅，眼里闪过一丝笑意，“结果这娃子梗着脖子说‘我能扛枪，能打仗，饿不死就能干活’。招兵的被他逗笑了，又看他身子骨结实，就把他留下了。”
　　
　　进了部队，张东升才知道当兵不是“有口饱饭吃”那么简单。每天天不亮就得起，练队列、练刺杀、练瞄准，汗水能把粗布军装浸透。有一次，他练刺杀时动作不到位，班长用枪杆敲了他的胳膊，骂他：“你这是绣花呢？鬼子能等着你摆姿势？”张东升没哭，晚上别人都睡了，他还在操场上对着稻草人练，直到胳膊抬不起来才罢休。后来，他因为肯吃苦、学得快，被选进了85军军部军士队培训。
　　军士队的日子更苦。每天要背战术手册，背不熟就不许吃饭；要练枪械拆解，蒙上眼睛也得在规定时间里把步枪装好。张东升把手册抄在布条上，系在腰上，有空就拿出来看；拆解枪械的动作，他练了上千遍，手指上的茧子磨破了一层又一层。结业考核时，他拿了全队第一，军长吴绍周来视察，还特意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小子，有股子韧劲。”
　　1943年下半年，张东升被分配到85军新1师1团团部特务排，当了个中士班长。特务排是团部的直属部队，负责保卫团部安全，也常执行突袭、侦察任务。团长周公鄂是个山东汉子，性格爽朗，看张东升年纪小却机灵，总把他带在身边。有一次，部队在野外拉练，周公鄂见张东升背着枪还走得飞快，就问他：“你这身子骨，跟谁学的？”张东升说：“小时候捡柴火，翻山越岭惯了。”周公鄂哈哈大笑：“好！咱当兵的，就得有这脚力。”
　　那时候，部队刚开到中牟城外1公里的地方，隔着一条贾鲁河，与城里的鬼子对峙。中牟是郑州到开封的交通要道，鬼子在城里修了碉堡，架了铁丝网，还在贾鲁河上设了哨卡，时不时就会派巡逻队出来骚扰。张东升和战友们就住在临时挖的掩体里，白天盯着河对岸的动静，晚上就轮流站岗。
　　
　　中牟的春天，风里带着贾鲁河的湿气，吹在人身上冷飕飕的。张东升和战友们住的掩体，是用土和茅草搭的，下雨时漏得厉害，地上总积着水。他们不敢脱衣服睡觉——怕夜里鬼子突袭，也怕衣服脱了就再也穿不上。时间一长，身上的虱子就多了起来。
　　“你没见过那场面，”张军比划着，“晚上躺在草堆里，一伸手就能抓出好几个虱子，痒得钻心。有时候战友之间互相捉，捉出来的虱子用指甲一挤，‘啪’的一声响，能溅出油来。”张东升试过用火烧，把衣服掀开，对着油灯烤，虱子掉在灯芯上，发出“滋滋”的声响，可没过几天，又会冒出新的。
　　后来，部队转移到叶县连村驻扎，村里有个榨油坊，有个大蒸笼。连长一看，就跟榨油坊的老乡商量，把所有人的衣服集中起来，放进蒸笼里蒸。“那蒸笼大得能装下两个人，把衣服塞进去，烧着火蒸半个时辰，”张军笑着说，“揭开盖子的时候，那味道别提多冲了——有虱子被烫死的焦味，有汗味，还有泥土味，呛得人直咳嗽。可没人嫌臭，大家都抢着把衣服拿出来，抖落半天，就怕还有漏网的虱子。”
　　比起虱子，更难熬的是疥疮。因为总睡在湿地上，张东升的后背、大腿上长了一片一片的红疹子，刚开始只是痒，后来慢慢化脓，一抓就流血。部队里缺医少药，没有药膏，他就想了个土办法——趁做饭后灶火没灭，把后背贴在发烫的灶台上烤。“那疼啊，钻心的疼。”张军的声音沉了下去，“他跟我说，每次烤的时候，都得咬着一根木棍，不然能疼得叫出来。可烤完之后，痒能缓解一会儿，就像在地狱里捞着根救命稻草似的。”
　　有一次，周公鄂来特务排视察，看见张东升后背的疥疮，皱了皱眉，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盒药膏——那是他自己留着治伤的。“你这娃子，怎么不跟我说？”周公鄂把药膏递给张东升，“赶紧涂上，别感染了。咱当兵的，身子是本钱，要是垮了，怎么跟鬼子打仗？”张东升接过药膏，眼泪差点掉下来——那时候，一盒药膏比黄金还珍贵，团长却毫不犹豫地给了他。
　　
　　对峙的日子里，除了虱子和疥疮，最难熬的还有饥饿。部队的粮食总是不够吃，每天只能喝两顿稀粥，里面飘着几根野菜。张东升和战友们就趁巡逻的时候，在地里挖野菜、找野果，有时候还能摸几条鱼——贾鲁河的鱼多，晚上用手电筒一照，鱼就不动了，伸手就能抓住。有一次，他们抓了一条两斤多的鲤鱼，在火上烤着吃，鱼肉的香味飘了很远，连站岗的哨兵都忍不住过来蹭两口。
　　可这样的日子并不多。大多数时候，他们还是饿着肚子。有一次，张东升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实在忍不住，就去挖了些观音土，想填填肚子。班长看见后，赶紧把观音土夺下来，骂他：“你不要命了？这东西吃了会胀死的！”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小块干硬的窝头，掰了一半给张东升。“我不饿，你吃吧，”班长说，“你年纪小，正是长身子的时候。”张东升知道，班长也饿了，可他还是接过了窝头，小口小口地吃着，心里又酸又暖。
　　
　　（三）
　　
　　1944年4月的一个凌晨，天还黑得像泼了墨，只有几颗星星挂在天上。张东升正在掩体里打盹，忽然听见“砰”的一声枪响，紧接着，就是一阵密集的枪声和鬼子的叫喊声。
　　“是鬼子突袭！”连长的哨子声急促响起，尖锐的声音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张东升一下子从草堆里爬起来，抓起身边的步枪就往外冲。他刚冲出掩体，就看见十几个鬼子端着刺刀，朝着他们的阵地冲过来——鬼子是趁着夜色，从贾鲁河上游偷偷蹚过来的，想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混乱中，张东升和4个战友被3个鬼子围住了。那3个鬼子个子高大，脸上蒙着白布，眼睛里闪着凶光，端着刺刀就朝他们扑过来。“拼了！”班里个子最高的胡金全喊了一声，他是河南周口人，长得五大三粗，力气比一般人都大。胡金全挺着刺刀，迎着一个鬼子冲了上去，鬼子的刺刀刺过来，他往旁边一闪，然后猛地把刺刀捅进了鬼子的胸膛。鬼子惨叫一声，倒在地上，鲜血溅了胡金全一身。
　　见胡金全得手，张东升和另外两个战友也红了眼。张东升记得，他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想着“不能死，不能让鬼子过去”。他握着步枪，盯着对面的鬼子，鬼子的刺刀刺过来时，他用枪杆一档，然后趁鬼子没反应过来，把刺刀捅进了鬼子的肚子。可鬼子的力气大，临死前还抓着他的枪杆不放，张东升怎么也拔不出来。旁边的战友赶紧过来，用刺刀刺向鬼子的脖子，鬼子才松了手。
　　最后剩下的一个鬼子想跑，胡金全追了上去。那鬼子跑得飞快，胡金全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喊“别跑”。眼看就要追上了，胡金全把步枪一扔，扑上去抱住鬼子，两个人扭打在一起。鬼子掏出军刀，想刺胡金全，胡金全用手抓住军刀，手上顿时流满了血。可他没松手，反而更用力地抱住鬼子，然后一口咬在鬼子的耳朵上，鬼子疼得大叫，胡金全趁机夺过军刀，一刀刺进了鬼子的心脏。
　　等战斗结束时，天已经蒙蒙亮了。张东升和战友们浑身是血，累得坐在地上，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他们把3具鬼子尸体拖到附近一个干井边，推了下去——那是怕鬼子天亮后找尸体，发现他们的兵力薄弱，再来突袭。
　　早上5点，鬼子终于退回去了。连长组织大家清理战场，一数，全连打死了20个敌人，可也牺牲了17个战友。张东升走到自己的掩体边，看见昨天还跟他一起挖野菜的小兵，现在已经没了呼吸，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窝头。他蹲下来，把小兵的眼睛合上，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话来。
　　那天上午，周公鄂来视察阵地，看见阵地上的尸体，脸色很沉重。他走到张东升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们打得好，守住了阵地。可咱们的战友牺牲了，咱们不能忘了他们——将来，一定要把鬼子赶出中国，为他们报仇！”张东升用力点了点头，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鬼子突袭失败后，老实了好几天。可张东升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鬼子肯定还会再来。果然，没过多久，就传来消息：增援部队到了，上级决定发起总攻，收复中牟县城。
　　总攻的日子定在4月中旬的一个清晨。那天，天还没亮，部队就集合了。张东升和战友们背着步枪，扛着弹药，悄悄地摸到了贾鲁河岸边。对岸的鬼子还在睡觉，碉堡里的灯光昏昏暗暗的。
　　“打！”随着连长的一声令下，迫击炮开始轰炸鬼子的碉堡。“轰隆！轰隆！”炮弹落在碉堡上，碎石和泥土飞溅，碉堡的顶部塌了下来。鬼子被惊醒了，纷纷从碉堡里跑出来，有的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炮弹炸死了。
　　张东升和战友们趁着炮火掩护，蹚过贾鲁河，朝着中牟县城冲过去。河里的水很冷，没过了膝盖，可他们一点也不觉得——心里的热血，早就把寒冷驱散了。到了对岸，他们端着刺刀，冲进了鬼子的阵地。鬼子负隅顽抗，有的躲在房子里开枪，有的端着刺刀冲过来。张东升和战友们一栋房子一栋房子地搜，一个鬼子一个鬼子地打，枪声、喊杀声、惨叫声响彻了整个中牟县城。
　　有一次，张东升和胡金全冲进一栋院子，里面有3个鬼子。胡金全朝着一个鬼子开枪，没打中，鬼子端着刺刀就朝他刺过来。张东升赶紧开枪，打死了那个鬼子，可另外两个鬼子已经冲到了他面前。他来不及开枪，只能用枪杆抵挡，鬼子的刺刀划破了他的胳膊，鲜血一下子流了出来。就在这时候，胡金全从后面冲过来，用枪托砸在了一个鬼子的头上，鬼子倒在地上，张东升趁机用刺刀刺死了另一个鬼子。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到了傍晚，中牟县城里的鬼子终于被肃清了。当连长宣布“中牟收复了”的时候，张东升和战友们都欢呼起来，有的互相拥抱，有的把帽子扔到天上，还有的坐在地上，哭了起来——这是他们这么久以来，打得最痛快的一场仗，也是牺牲最多的一场仗。
　　
　　周公鄂来视察县城的时候，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走到城墙上，看着下面欢呼的士兵，大声说：“兄弟们，你们辛苦了！中牟收复了，这是咱们的胜利！可咱们不能骄傲，鬼子还没被赶出去，咱们还要接着打，直到把他们赶出中国！”
　　那天晚上，部队在中牟县城里宿营。城里的老百姓听说鬼子被赶走了，都从家里跑出来，给他们送吃的、送喝的。有个老大娘，端着一筐煮鸡蛋，塞到张东升手里：“娃子，你们辛苦了，快吃点东西补补身子。”张东升接过鸡蛋，心里暖烘烘的——他知道，他们打仗，就是为了保护这些老百姓，为了让他们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四）
　　收复中牟后，部队没来得及休整，就接到了新的命令：调往漯河，阻击从信阳方向过来的鬼子。漯河是豫南的交通枢纽，鬼子想占领漯河，打通南北交通线，进而进攻南阳。
　　部队日夜兼程，往漯河赶。一路上，他们看到了很多被鬼子烧毁的房子，听到了很多老百姓的哭声。有一次，他们路过一个村子，村子里的房子全被烧光了，只剩下断壁残垣，一个老大娘坐在村口，抱着死去的孙子哭，哭得撕心裂肺。张东升和战友们停下脚步，默默地帮老大娘把孙子埋了，然后又继续赶路。“那时候，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张军说，“一定要把鬼子赶出去，不能再让老百姓受苦了。”
　　到了漯河，部队驻扎在五里庙一带。五里庙是漯河的外围阵地，地势平坦，易攻难守。张东升和战友们刚挖好战壕，鬼子就来了。这次来的鬼子很多，还带着迫击炮和重机枪，对着他们的阵地狂轰滥炸。
　　
　　战斗一开始，排长就被流弹击中了。排长倒在战壕里，临死前，他抓住张东升的手：“东升，我不行了，你替我指挥，一定要守住阵地。”张东升含着泪，点了点头。就这样，19岁的张东升，成了代理排长，一下子管着三个班，三十多个人。
　　“他当时压力多大啊！”张军叹了口气，“一个19岁的娃子，平时连话都不敢大声说，现在要管三十多个人的命。夜里，他总睡不着，一个人坐在战壕里，看着天上的星星，不知道在想什么。”有一次，胡金全看见他在偷偷抹眼泪，就问他：“是不是怕了？”张东升摇了摇头：“我不是怕，我是怕指挥不好，对不起排长，对不起兄弟们。”胡金全拍了拍他的肩膀：“没事，有我们呢，咱们一起跟鬼子干！”
　　五里庙战斗的第二天，鬼子就攻到了漯河市区，在郾城外围，一群鬼子骑兵挥舞着马刀，朝着他们的阵地冲过来。骑兵的速度很快，马蹄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远远望去，像一群黑压压的蝗虫。
　　张东升和战友们趴在战壕里，看着越来越近的骑兵，心里很紧张——他们的步枪对骑兵的威胁不大，只能靠手榴弹和机枪。张东升把身上的4颗手榴弹全扔了出去，爆炸声中，几个鬼子从马上摔下来，可后面的骑兵还在冲。“把机枪给我！”张东升对机枪手喊。机枪手犹豫了一下，把机枪递给了他——机枪手知道，张东升的枪法准，由他来操作机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东升接过机枪，趴在战壕里，瞄准冲在最前面的鬼子。他扣动扳机，子弹像暴雨似的扫向敌群，金属的撞击声、鬼子的惨叫声混着机枪的嘶吼，在阵地上炸开。他的手指死死扣着扳机，胳膊被后坐力震得发麻，视线里只有不断倒下的骑兵——有的被直接击中，从马上摔下来，马蹄还在无意识地踢踏；有的马中了弹，发狂似的蹦跳，把背上的鬼子甩到地上，被后面的马群踩成肉泥。短短几分钟，就有六七个鬼子倒在阵地前，可剩下的骑兵依旧红着眼往上冲，马刀在阳光下闪着冷光，离战壕越来越近。
　　“快，补子弹！”张东升喊着，腾出一只手去够弹药箱。可就在这时，他瞥见战壕里有两个新兵开始往后缩，脸色惨白，枪都快握不住了。鬼子的嗥叫声越来越近，有个新兵甚至想爬出战壕逃跑。张东升猛地转过身，把机枪往地上一墩，吼声盖过了所有嘈杂：“谁敢退我打死谁！”
　　那声喊带着血气，震得所有人都愣住了。张东升指着阵地外的尸体，又指着身后的漯河城：“你们看看！退了，这些兄弟的血就白流了！退了，城里的老百姓就等着被鬼子杀！今天要么把鬼子挡在这，要么咱们全死在这，没有第三条路！”
　　两个新兵的身子定住了，慢慢转过身，重新握紧了枪。胡金全也跟着喊：“怕个球！跟鬼子拼了！”战壕里的士气一下子又提了起来，战士们纷纷举枪，对着冲过来的骑兵射击。鬼子的冲锋被一次次打退，阵地前的尸体堆得越来越高，马尸和人尸叠在一起，血腥味混着尘土味，呛得人喘不过气。
　　
　　张东升重新抱起机枪，刚想再扫一轮，突然觉得后腰一阵钻心的疼，像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他咬着牙没吭声，可血很快就渗了出来，顺着军裤往下流，在裤脚积成了小血洼，滴在战壕的泥土里，晕开一朵朵暗红的花。“排长，你受伤了！”旁边的通信兵尖叫起来，伸手想扶他。张东升一把推开：“别管我！接着打！”
　　他强撑着继续射击，可疼痛感越来越强烈，视线也开始发花。就在这时，天空传来“嗡嗡”的轰鸣声——三架日军飞机低空飞来，机翼上的太阳旗看得清清楚楚。飞机飞得极低，几乎要擦着树梢，机枪子弹像鞭子似的扫过战壕，泥土和碎石溅得满脸都是。有个战士刚探出头，就被子弹击中了头部，鲜血喷了张东升一脸。
　　下面的鬼子骑兵趁机再次冲锋，马刀已经能砍到战壕边缘的杂草。张东升看着身边的战士一个个倒下，胡金全的胳膊也被马刀划开了一道大口子，鲜血直流。他知道，再守下去，全排都会死在这。“撤！”他用尽全身力气喊出这个字，声音嘶哑得像破锣。
　　战士们开始往后撤，可鬼子的火力太猛，没跑几步，又有几个人倒下了。张东升捂着伤口，踉踉跄跄地跟在后面，回头一看，整个战壕里只剩下他一个人。胡金全倒在阵地前，手里还攥着半截刺刀，眼睛圆睁着，像是还在盯着冲上来的鬼子。张东升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可他没时间悲伤，只能咬着牙，拼命往郾城方向跑。
　　郾城外的牛行街一片混乱，到处都是撤退的士兵和逃难的老百姓。张东升捂着后腰，伤口的疼痛让他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他记得，之前听战友说过，牛行街旁边有个寨子，寨河上搭着浮桥，过了桥就能暂时安全。他咬着牙，朝着浮桥的方向挪去，眼前一阵阵发黑，好几次差点栽倒在地。
　　快到浮桥时，他突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张东升！快停下！”他猛地回头，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军士队的同学王志强，此刻正躲在一棵老槐树下，朝他使劲摆手。张东升愣了一下，刚想走过去，王志强就冲了过来，一把拉住他的胳膊，往南边拽：“你不要命了？浮桥那边有督战队！”
　　“督战队？”张东升懵了。王志强急得满头大汗，压低声音说：“师长下了令，谁要是从浮桥撤退，就按逃兵处理，直接开枪！刚才我看见有个小兵想过桥，被督战队的人一枪打死了！”张东升心里一“咯噔”，顺着王志强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看见浮桥边站着几个端着枪的士兵，胸前别着“督战”的红袖章，眼神冰冷地盯着来往的人。
　　“那怎么办？”张东升的声音发颤，伤口的疼痛加上恐惧，让他几乎站不住。王志强看了看四周，指着不远处的寨河：“从河里走！往南走几十米，那里的寨墙矮，上面有咱们的人，能拉你上去！”
　　张东升点点头，跟着王志强走到河边。寨河的水不深，刚没到腰，可冰冷的河水一泡，伤口的疼痛瞬间加剧，像是有无数根针在扎。他咬着牙，一步步往南挪，每走一步，都要扶着旁边的芦苇秆，不然就会被水流冲倒。王志强在前面带路，时不时回头拉他一把：“坚持住，快到了！”
　　走了大概几十米，终于到了一处矮寨墙下。张东升抬头一看，寨墙上趴着几个士兵，正举着枪警惕地盯着河面。“是自己人！”他用尽全身力气喊了一声，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寨墙上的士兵看清了他的军装，赶紧解下身上的绑腿布，拧成一根粗绳子，扔了下来：“抓紧了！我们拉你上来！”
　　张东升伸手抓住绳子，寨墙上的士兵一起用力，把他往上拉。伤口被绳子勒得生疼，他疼得浑身发抖，可他不敢松手——这是他唯一的活路。好不容易爬上寨墙，他再也撑不住，“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张东升被一阵颠簸弄醒了。他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一副简易的担架上，由两个民工抬着，旁边跟着七八个同样受伤的士兵。一个卫生员蹲在他旁边，正在给他的伤口换药，酒精碰到伤口，疼得他龇牙咧嘴。“你醒了？”卫生员笑了笑，“刚才你昏迷了，我们还以为你挺不过来了呢。”
　　张东升想说话，可喉咙干得发不出声音。卫生员递给他一碗水，他接过碗，一口气喝了大半，才缓过劲来。“我们这是要去哪？”他问。卫生员说：“上级命令，所有伤员都要先到五沟营集结，然后再转移到上蔡县。团长已经先去五沟营等着了。”
　　听到“团长”两个字，张东升心里一暖——周公鄂团长还在，这让他多了几分安全感。可他刚放下心，伤口的疼痛又袭来，加上一路颠簸，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呼吸也变得微弱起来。抬担架的民工看他不对劲，停下来对卫生员说：“同志，他好像不行了，要不……咱们先找个地方把他埋了吧？”
　　卫生员犹豫了一下，摸了摸张东升的脉搏，又探了探他的鼻息，脸色沉了下来。旁边的几个伤员也围了过来，有人叹了口气：“唉，又要少一个兄弟了。”七八个战友互相看了看，最终决定：找个地方，把张东升埋了，至少让他有个归宿。
　　
　　他们在附近的村子里找了钉钯和铁锨，在一片麦田旁边挖起了土坑。土很硬，一锨下去，只能挖起一小块土。有个战友一边挖，一边抹眼泪：“东升这娃子，才19岁啊，就这么没了……”另一个战友说：“挖深点吧，别让野狗把他刨出来。”可挖了没一会儿，那个战友就没力气了，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行了，我实在挖不动了，就这样吧，差不多了。”
　　两人吵了起来，一个说坑太浅，对不起兄弟；一个说实在没力气，再挖下去自己也要倒了。争吵间，那个没力气的战友气不过，把铁锨往旁边的石头上一扔，“当”的一声脆响，在寂静的麦田里格外刺耳。
　　就是这声响，把张东升从昏迷中惊醒了。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见几个战友围着一个土坑，手里拿着铁锨，心里一下子明白了——他们以为自己死了，要把他埋了。“我……我还活着……”他用尽全身力气，发出微弱的声音。
　　战友们愣了一下，回头一看，发现张东升睁着眼睛，都惊呆了。“东升！你没死？！”刚才吵架的战友一下子扑了过来，一把扶起他，激动得眼泪直流。卫生员赶紧跑过来，又摸了摸他的脉搏，笑着说：“太好了！脉搏有力了，你捡回一条命！”
　　一个战友赶紧从旁边的水坑里舀了一碗水，递到张东升嘴边。张东升喝了水，慢慢坐了起来，看着眼前的土坑，后背冒出一阵冷汗——要是再晚醒一会儿，他就真的被埋在这麦田里，成了孤魂野鬼了。“走，咱们去五沟营，找团长！”他扶着战友的胳膊，慢慢站了起来，一步一步，朝着集结地的方向走去。
　　
　　到了五沟营，张东升终于见到了周公鄂团长。团长比之前瘦了很多，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显然也是几天没合眼了。看见张东升，团长赶紧走过来，握住他的手：“东升，你没事就好！我还以为……”话说到一半，就哽咽了。
　　张东升看着团长，眼泪也忍不住掉了下来：“团长，我们排……就剩我一个人了。”团长拍了拍他的肩膀，叹了口气：“我知道，牺牲的兄弟，我们不会忘。上级指示，你们这些伤员先去上蔡县养伤，等伤好了，要是还想归队，我随时欢迎；要是想回家，我也不拦着——你们已经为国家尽了力。”
　　第二天，张东升跟着伤兵队往上传蔡县走。一路上，他们走得很慢，大多数人都是拄着拐杖，有的还需要人搀扶。走了两天，终于到了上蔡县城，他们被安排在城里的天主教堂大院里。教堂是西式建筑，红砖墙，尖顶塔，院子里种着几棵梧桐树，树叶已经开始发黄，落在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地毯。
　　教堂旁边有个教会医院，里面有几个外国医生和护士。张东升被送进医院时，医生给他做了检查，说他腰里有碎骨，必须马上做手术取出来。手术那天，没有麻药，医生只能用一块布塞在他嘴里，让他咬着。手术开始后，张东升能感觉到医生用手术刀划开他的皮肤，用镊子在里面夹碎骨，每一下都疼得他浑身发抖，汗水把床单都浸透了。
　　不知过了多久，手术终于结束了。医生拿着一个小碗走过来，里面装着半碗多碎骨，对他说：“都取出来了，好好养伤，很快就能好起来。”张东升看着碗里的碎骨，心里一阵后怕——这些碎骨在他腰里，要是再晚一点取出来，他这条命可能就真的保不住了。
　　
　　在教堂养伤的日子里，张东升每天都能收到护士送来的牛奶和面包，这是他当兵以来吃得最好的一段时间。他常常坐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看着天上的云，想起老家的爹娘。他已经四五年没回家了，不知道爹娘怎么样了，是不是还在许昌城郊的破庙里住着，是不是还在为了一口饱饭发愁。
　　有一天，一个推着小车的老乡来教堂卖绿豆，张东升听见他说话的口音是许昌的，赶紧走了过去。老乡说，他是许昌城郊的，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这次是来上蔡卖绿豆，顺便看看能不能找点活干。张东升跟老乡聊起了自己的家，老乡说：“你说的那个破庙，我知道，去年夏天涨水，把庙冲垮了，你爹娘现在搬到了城郊的村子里，靠给人缝补洗浆过日子，身体还行，就是总念叨着你。”
　　听到爹娘还活着，张东升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跟医生商量，想提前出院，回许昌老家看看。医生犹豫了一下，说：“你的伤还没完全好，路上要是出了意外怎么办？”张东升说：“我不怕，我只想见见爹娘，哪怕只是看一眼也行。”医生被他感动了，给了他一些消炎药，又帮他找了个拐杖，让他路上用。
　　
　　第二天一早，张东升就跟着那个老乡，推着小车，往许昌走。一路上，他拄着拐杖，走得很慢，伤口时不时会疼，可他心里充满了期待。走了大概半个月，终于到了许昌城郊的村子。他远远地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村口的井边打水——是他的娘。
　　“娘！”张东升喊了一声，声音哽咽。他娘愣了一下，回头看见他，手里的水桶一下子掉在地上，水洒了一地。“东升！我的儿！你终于回来了！”他娘跑过来，一把抱住他，哭得像个孩子。他爹也从屋里跑了出来，看见他，老泪纵横，拍着他的肩膀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张东升跟着爹娘进了屋，屋里很简陋，只有一张破床和一个土灶，可他觉得很温暖。娘给他做了一碗鸡蛋面，他吃得狼吞虎咽，这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一顿饭。晚上，他躺在娘铺的新褥子上，听着爹娘的唠叨，很快就睡着了——这是他当兵以来，睡得最安稳的一觉。
　　在家养伤的日子里，张东升找了个老中医，继续调理腰伤。老中医的医术很好，给他开了几副草药，又教他一些按摩的手法。过了几个月，他的伤终于完全好了，能像正常人一样干活了。
　　有一天，他在村里的集市上，听见有人说周公鄂团长在南阳守卫战中牺牲了。他一下子愣住了，手里的东西掉在地上。他想起在五沟营时，团长拍着他的肩膀说“等你伤好了，随时欢迎归队”，想起团长给了他那盒珍贵的药膏，想起团长在中牟城墙上说“一定要把鬼子赶出中国”。他蹲在地上，哭了很久——团长走了，他归队的念头，也跟着碎了。
　　抗战胜利那天，许昌城里放起了鞭炮，老百姓们都涌上街头，欢呼雀跃。张东升跟着爹娘，也去了城里，看着满街的笑脸，他想起了牺牲的胡金全、排长，想起了周公鄂团长，想起了那些在战场上倒下的战友。他知道，今天的胜利，是用他们的鲜血换来的，他永远都不会忘记。
　　
　　抗战胜利后，张东升没有再当兵，而是帮着父亲在许昌城里经营起了架子车行。架子车行不大，只有三辆架子车，主要是帮人拉货、运粮食。他干活很勤快，不管是刮风下雨，只要有人找他，他都会去。时间长了，城里的人都认识他，都说“张老板实在，找他拉货放心”。
　　新中国成立后，架子车行被收归国有，张东升成了许昌运输公司的一名工人。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勤快，每天早早地就去厂里，检查车辆，打扫卫生，有时候还会帮年轻的同事修理车子。同事们都喜欢跟他聊天，听他讲过去的故事，他总是会说：“我不算英雄，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才值得被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