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八章 酷刑不屈，秤砣砸奸

　　(一)
　　
　　2009年天津的初秋，老城区的梧桐叶刚泛起微黄，我坐在抗战研究院那间飘着旧书墨香的办公室里，听赵亮研究员讲姚士馨先生的故事。他说话时指尖摩挲着一本泛黄的档案册，那些藏在文字缝隙里的细节，随着他的声音慢慢浮现在我眼前——不是遥远的历史，是一个个能摸到温度、尝到苦味的真实瞬间。
　　
　　赵亮说，姚士馨生前曾跟人提及1933年那个闷热的午后。那时他刚满20岁，在天津法商学校当教师，手里攥着刚印好的数学讲义，油墨还没干透。铁路职员陈烈就在办公室门口等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手里揣着几张皱巴巴的纸，语气又急又恳切：“姚先生，您常印讲义，能不能帮我印些宣传资料？”
　　姚士馨当时愣了愣，看着窗外——街面上偶尔能看到穿军装的士兵走过，报童喊着“九一八”的消息，声音裹在风里，飘得很远。他把讲义放在桌上，指尖划过纸页上的公式，突然抬头对陈烈说：“现在日寇的魔爪都伸到关内了，难道咱们就等着当亡国奴？”他顿了顿，想起家里的妻儿，又补了句，“咱俩都有老小，走不了远路，印些抗日小报，总能叫醒几个同胞。”
　　就这么一句话，两人凑起了《救亡》小报。那是16开的纸，每次就印两页，没有花哨的标题，全是陈烈从各处搜集来的抗战消息：前线战士的家书、东北百姓的遭遇、呼吁团结的短文。姚先生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就关在书房里，就着一盏煤油灯抄蜡纸。笔尖在蜡纸上划过，“沙沙”的声响在夜里特别清楚，他怕吵醒孩子，总把灯芯调得很暗，抄完一页，手指上都沾着蜡油，搓半天才能搓掉。
　　印报用的是一台旧钟灵油印机，是学校淘汰下来的，摇柄转起来“吱呀”响。每次印完，姚先生都把小报裹在讲义里，用麻绳捆好，第二天一早交给陈烈。陈烈再把这些小报塞在铁路职工的饭盒袋里、贴在车站的柱子上，有时候还会偷偷放在乘客的行李上。姚先生后来回忆，每次闻到油墨味，就觉得心里踏实——那不是普通的墨，是他们在黑暗里点的一点火。
　　
　　1937年7月末，天津沦陷的那天，姚士馨正在家里印《救亡》。窗外突然传来枪声，他赶紧把蜡纸和印好的小报塞进床底的木箱，刚盖好盖子，就听见街上有人喊“鬼子进城了”。他扒着门缝往外看，能看到日军的装甲车从街上开过，履带压得路面“咚咚”响，心里像被一块石头压着，喘不过气。
　　没过几天，法商学校停办了。姚士馨第一件事就是找陈烈，两人在一家小茶馆的角落里碰面，桌子上摆着两碗没动的茶水。陈烈说：“小报不能停，现在更得让同胞知道，咱们没输。”姚先生点头。他回家跟妻子商量，要搬到离陈烈家近的特一区三义庄汝南里。搬家前，他把所有和《救亡》有关的书籍、报刊，还有那台油印机，都打包好，送到谦德庄一家酱园的库房——酱园老板是他的远房亲戚，为人可靠，他跟老板说：“这些东西比我的命还重要，您千万帮我看好。”
　　搬到汝南里后，姚士馨去陈烈家更勤了。陈烈家在马场道东头小营门附近，是个小四合院，院里种着一棵老槐树。每次去，姚先生都提着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刻蜡版的工具，假装是去“串门聊天”。陈烈的妻子会在门口望风，一有陌生人来，就咳嗽两声，姚先生就赶紧把蜡纸藏到衣柜的夹层里。
　　1937年11月29日那天，姚士馨像往常一样提着布袋子去陈烈家。刚走进胡同，就觉得不对劲——平时热闹的胡同里没一个人，连狗叫都没有。走到陈烈家院门口，他看见院门虚掩着，推开门，院里的鸡笼倒在地上，鸡毛散了一地，屋里的桌椅翻得乱七八糟，纸张撒了满院。
　　就在这时，邻居家的王老太太从屋里跑出来，头发乱蓬蓬的，拉着姚先生的胳膊就往胡同口拽，声音发颤：“姚先生，你快逃！刚才来了一群鬼子，把陈家搜了个遍，说要抓‘抗日分子’！”姚先生心里“咯噔”一下，布袋子从手里滑到地上。他没敢捡，转身就往家跑，后背全是冷汗——他知道，陈烈可能出事了，下一个就是自己。
　　那天晚上，姚士馨在家坐立不安。妻子把刚做好的晚饭端上桌，是红薯粥和咸菜，3岁的大女儿姚梅趴在桌边，手里拿着一个布娃娃，问他：“爸爸，今天还讲小英雄的故事吗？”姚先生摸了摸女儿的头，刚想说话，就听见门外传来敲门声，有人喊：“姚先生，有您的电报！”
　　姚先生皱起眉——他们家最近没跟人发电报啊。他刚走到门口，还没来得及开门，就听见前后院墙上“哗啦”一阵响，二十多个日本宪兵翻了进来，手里的三八式步枪上着刺刀，枪托在地上磕出“噔噔”的声响。为首的宪兵满脸横肉，腰间挂着一把军刀，用生硬的中文喊：“不许动！”
　　家里五口人瞬间慌了神。妻子把姚梅和刚满周岁的小女儿姚兰抱在怀里，身子不住地发抖。姚梅吓得把脸埋在妈妈的衣服里，不敢出声，姚兰却被宪兵的喊声吓哭了，哭声在安静的屋里特别刺耳。两个宪兵冲上来，把姚先生按在墙上，用粗麻绳把他的胳膊反绑在身后，绳子勒得他肩膀生疼，勒出了一道红印。
　　接着，几个宪兵开始在屋里翻箱倒柜。衣柜被拉开，衣服扔了一地；米缸被掀翻，米粒撒了满炕；连墙上挂着的年画都被撕了下来。姚先生看着他们乱翻，心里又急又怕——还好他把重要的东西都存起来了，可他更怕家人受牵连。
　　突然，一个矮胖的宪兵冲过来，一把从妻子怀里夺过姚兰。孩子吓得哭得更凶，小手在空中乱抓。那个宪兵咧着嘴笑，突然把孩子往地上狠狠一摔！“砰”的一声闷响，姚兰的哭声戛然而止。姚先生疯了一样想冲过去，却被两个宪兵死死按住，他看着地上一动不动的小女儿，脸涨得通红，喉咙里像堵了块滚烫的石头，连喊都喊不出来。妻子“啊”的一声昏了过去，姚梅趴在地上，看着妹妹，眼泪顺着脸往下淌，却不敢哭出声音。
　　那个为首的宪兵看了看地上的孩子，啐了一口，用脚踢了踢姚先生的腿，说：“带走！”几个宪兵把姚先生连推带搡地拖出门外，他的鞋被拖掉了，光着脚踩在冰冷的地上，石子硌得脚底生疼。胡同口停着七八辆大小汽车，有军用卡车，还有黑色的轿车，车灯亮着，照得人睁不开眼。他被像扔麻袋一样扔进中间一辆轿车的后座，旁边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宪兵曹长，手里的枪就抵在他的腰上，冰凉的金属触感透过衣服传过来。前后的警车开起了警笛，“呜呜”的声音在夜里特别刺耳，姚先生趴在车窗边，看着家的方向越来越远，心里只剩下一片冰凉——他不知道，这一去，还能不能再见到活着的家人。
　　
　　那天午夜，车子停在了伏见街。姚先生被两个宪兵架着下车，抬头一看，是一座灰色的小楼，门口站着两个持枪的宪兵，楼里没开灯，只有几扇窗户透着微弱的光，一股血腥味和铁锈味顺着风飘过来，让人恶心。
　　他被推进小楼底层的一间屋子，门“哐当”一声关上，落了锁。屋里摆着各式各样的刑具：墙角立着几根带尖刺的木板，墙上挂着几条沾着黑红色血渍的铁链，桌子上放着缠满铁丝的鞭子和烧得通红的烙铁，烙铁下面还垫着一块发黑的木板，上面全是焦痕。主审的是天津日本特高课课长莳苗，穿一身笔挺的军装，领口别着勋章，手里拿着一根马鞭，时不时用马鞭敲敲手心。旁边站着翻译赵锡钧，穿一件黑色的中山装，低着头，不敢看姚先生。还有三四个施刑人，都光着膀子，胳膊上全是肌肉，手里握着木棍。
　　没等姚先生站稳，两个施刑人就冲上来，抓住他的胳膊，把他的衣裤鞋袜全扒光。冰冷的空气裹住身体，姚先生忍不住打了个寒颤，他想挣扎，却被死死按住，逼着他直立在地上。莳苗走到他面前，用马鞭抬起他的下巴，眼神像刀子一样：“说！你的抗日组织在哪里？领导人是谁？还有什么行动计划？”
　　姚先生咬着牙，忍着身上的寒意，看着莳苗的眼睛说：“你们抓错人了，我就是个普通教师，没参加过什么组织。”
　　莳苗冷笑一声，把马鞭扔在地上，突然弯腰拿起一根四棱军棍——那军棍有手腕粗，顶端磨得很尖。他猛地举起军棍，朝着姚先生的小腿迎面骨狠狠打下去！“咔嚓”一声，姚先生只觉得腿上像被烧红的铁棍戳中，一阵剧痛顺着腿往上窜，疼得他眼前发黑，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血水顺着小腿往下流，滴在地上，溅起小小的血花。
　　他站不住，“扑通”一声瘫倒在地，膝盖磕在石头地上，疼得钻心。可几个施刑人马上把他拽起来，按着他的肩膀，逼着他跪下。莳苗又拿起鞭子，朝着他的背抽过去，每一下都带着风声，“啪”的一声，背上立刻起了一道血痕。抽了十几下，莳苗累了，把鞭子递给旁边的施刑人，自己掏出打火机，“咔哒”一声打着，火苗凑到姚先生的大腿根。
　　“滋滋”的声响里，一股焦糊味飘了出来。姚先生疼得浑身发抖，牙齿咬得咯咯响，嘴唇都咬出了血，却没喊一声求饶。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说，说了就全完了。
　　后来，鬼子把他抬到一块两米长、一米宽的大硬木板上。那木板四周有一寸多高的框子，像个浅浅的池子。他们用牛皮带把他的手腕、脚踝牢牢拴在木板的四角，又用一个牛皮环套在他的脖子上，拉紧，让他动弹不得。接着，三个施刑人轮着用鞭棍打他的胸口和肚子，每一下都打得他五脏六腑像移了位，一口血从他嘴里喷出来，溅在木板上，染红了一片。
　　
　　打了半个多小时，施刑人累了，就抬着木板走到屋角的水龙头下。一个宪兵拧开水龙头，冰冷的自来水“哗哗”地往姚先生头上冲，水流灌进他的嘴里、鼻子里，他呛得直咳嗽，感觉水顺着喉咙往肚子里流，肺里像要炸开一样，呼吸越来越困难。意识一点点模糊的时候，他想起了陈烈，想起了那些印《救亡》的夜晚，想起了地上的姚兰——他不能死，更不能招供。
　　他不知道自己昏过去多少次，每次醒来，不是被冷水浇醒，就是被烙铁烫醒。酷刑从午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傍晚，窗外的天从黑变亮，又从亮变黑，姚先生浑身是血，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后背的皮肉黏在木板上，一动就钻心地疼。可不管鬼子怎么问，他都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
　　等他再醒过来时，已经在香取街的“水牢”里了。那是个地下的小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盏昏黄的油灯挂在墙上，灯光摇曳，照得四周的墙壁忽明忽暗。地上的水没到膝盖，又冷又脏，水里飘着不知名的虫子，时不时会爬到他的腿上，痒痒的，却不敢抓——一抓就会把溃烂的伤口弄破。
　　他被关在一个铁笼子里，笼子很小，只能坐着，不能躺下。每天早上，会有一个宪兵从铁门上的小窗口递进来一小块发霉的窝头和一碗浑浊的水。窝头又硬又涩，咽下去的时候剌得嗓子疼；水里面有泥沙，喝的时候得先吐掉沉淀。身上的伤口在水里泡得发烂，流脓水，疼得他晚上睡不着觉，只能靠在铁笼上，听着水滴“滴答滴答”的声音，数着日子过。
　　
　　1938年3月的一天，天还没亮，几个宪兵就把姚先生从铁笼里拖出来。他的腿早就被打坏了，站都站不稳，只能被宪兵架着走。他们把他和其他五个难友一起扔到卡车上，卡车的车厢是露天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车子开了很久，颠得他浑身骨头疼，最后停在一片空地上。
　　姚士馨先生被扔到地上，他抬头一看，周围全是鬼子，手里都端着枪，远处还有几只狼狗被铁链拴着，“汪汪”地狂吠。一个鬼子军官用日语喊了几句，翻译赵锡钧走过来，声音发颤：“你们里面，谁愿意招供，就站出来。”
　　没人说话。姚先生趴在地上，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的，特别响。突然，一阵枪响传来，姚先生吓得闭上眼，等他再睁开时，看见旁边两个难友倒在地上，血从他们的胸口流出来，染红了地面。狼狗挣脱了铁链，冲过去撕咬他们的尸体，场面惨不忍睹。
　　过了一会儿，鬼子又把姚先生和剩下的三个人扔回车上，押回水牢。摘下蒙眼的黑布时，姚先生发现，水牢里的铁笼空了两个——那两个难友，再也回不来了。那天晚上，水牢里格外安静，没人说话，只有墙上的水滴声，一下一下，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日子一天天过去，姚先生的身体越来越差，有时候会咳出血来。他以为自己会死在水牢里，直到193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那天八九点钟，一个日本军曹走进水牢，手里拿着一盏马灯，灯光照在姚先生脸上。他蹲下来，用手翻了翻姚先生的眼皮，又摸了摸他的脉搏，突然说：“今天放你假，回家看看，有事再找你。”
　　姚先生以为自己听错了，愣了半天，直到军曹打开铁笼的门，把他推到水牢外面的甬道里，他才反应过来——自己能回家了。可他的腿早就没了力气，神经受损，连站都站不稳，只能猫着腰，用手撑着墙，在地上匍匐前进。甬道里黑漆漆的，只有远处有一点光，他爬得很慢，手心和膝盖都磨破了，渗出血来，可他一点都不觉得疼——他想回家，想看看妻子和姚梅。
　　从宪兵队到汝南里，他爬了整整一夜。天亮时，终于看到了家的大门，那扇木门还是他离开时的样子，只是门上的春联已经褪色了。他用尽力气推开门，看见妻子正在院里洗衣服，姚梅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手里拿着一个破了口的碗。
　　妻子看见他，手里的棒槌“哐当”一声掉在盆里，冲过来抱住他，哭得说不出话。姚梅跑过来，拉着他的衣角，小声问：“爸爸，你是爸爸吗？”姚先生摸了摸女儿的头，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他这才知道，自己被囚禁的一年多里，妻子靠给人缝补浆洗勉强过活，有时候一天只能挣两个铜板，姚梅经常吃不饱饭，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全国解放后，姚士馨先生在天津市政协工作。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陈烈。他去了铁路局，问了所有认识陈烈的人，有人说陈烈在1937年11月被鬼子抓了，关在宪兵队，后来就没了消息；也有人说陈烈逃去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姚先生还去了陈烈以前住的地方，那间四合院早就换了主人，院里的老槐树还在，只是长得更粗了。
　　他找了陈烈一辈子，直到晚年，还常拿着一张泛黄的《救亡》小报，跟后辈说：“我和陈烈，还有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都是靠着《救亡》走到一起的。那时候啊，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胜利，可我们知道，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印小报，还有一个人在传消息，咱们的国家就在战斗。”
　　
　　赵亮讲到这里，从档案册里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姚先生已经老了，头发花白，手里拿着一张小报，脸上带着笑。我看着照片，又想起了那个在刑室里宁死不屈的身影，想起了水牢里的水滴声，想起了姚先生爬回家的那个夜晚。
　　走出研究院时，天津的街上人来人往，汽车的喇叭声、小贩的叫卖声混在一起，特别热闹。我看着眼前的繁华，突然明白，我们今天的日子，是姚先生他们用血肉铺出来的。那些在黑暗里咬牙坚持的人，那些为了保护同胞宁愿自己受刑的人，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就牺牲的人，他们从来不是历史书上冰冷的文字，是真真切切在这片土地上活过、抗争过的英雄。
　　
　　赵亮后来还跟我说，姚先生晚年腿脚不便，两只脚因为当年的酷刑留下了终身残疾，走路得靠拐杖，可他还是常去天津的中小学，给孩子们讲《救亡》小报的故事，讲当年的抗战岁月。他总说：“我这条命是捡来的，得替那些没回来的人，把故事讲下去。”有一次，一个孩子问他：“姚爷爷，您当年不怕吗？”姚先生摸着孩子的头，沉默了好久才说：“怕啊，怎么不怕？可一想到身后是家，是同胞，就觉得不能退。”
　　我还问过赵亮，姚先生到最后有没有找到陈烈的下落。他摇了摇头，说姚先生临终前，手里还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是陈烈当年的地址。纸条的边角都磨破了，能看出来被反复摸过很多次。姚先生走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家里人说，他是还惦记着陈烈，惦记着那些没来得及说再见的战友。
　　
　　后来我特意去了一趟谦德庄，想找找当年那家酱园的旧址。可这么多年过去，老城区早就变了样，酱园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高楼。我站在街头，看着来往的行人，突然想起姚先生把《救亡》小报和油印机藏进库房时的样子——他当时一定盼着，等抗战胜利了，能再把这些东西取出来，跟陈烈一起，接着印报，接着叫醒更多人。
　　还有伏见街的日本宪兵队旧址，现在已经改成了纪念馆。我进去过一次，里面还原了当年的刑室，那些带血的刑具、冰冷的木板、生锈的铁链，跟赵亮描述的一模一样。站在刑室门口，我仿佛能看到姚先生直立在地上的身影，能听到军棍打在骨头上的声响，能闻到火苗烧着皮肤的焦糊味。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酷刑不屈”这四个字有多重——那是用疼痛、用血泪、用对国家的忠诚，一点一点撑起来的。
　　离开纪念馆的时候，我在门口看到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很多名字，都是当年在宪兵队牺牲的烈士。
　　现在每次想起姚士馨先生的故事，我都会想起他爬回家的那个清晨——天刚亮，路上没有行人，只有他一个人，满身是伤，一步一步朝着家的方向爬。他爬过的不仅是冰冷的路面，更是那段黑暗的岁月；他回到的不仅是自己的家，更是无数人用生命守护的、终将迎来光明的家国。
　　
　　(二)
　　
　　2010年的河北南皮，秋阳把寨子镇肖桥村的老槐树叶子晒得发亮，我坐在树下的青石板上，听肖金贵老战士讲当年的事。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指关节粗大得像老树根，指节上几道浅疤在阳光下格外显眼。肖金贵总爱用这双手摩挲着膝盖，每摸一下，就有一段带着硝烟味的记忆从嘴边漫出来。
　　
　　“我原名叫肖荣福。”肖金贵开口时，声音里带着特有的沙哑，却字字有力，“1940年春天，鬼子带着伪军把咱们肖桥村围了个严实，枪子儿‘嗖嗖’地往院里飞。我爷爷当时都七十多了，抄起院角的锄头就往门口冲，喊着‘别糟蹋俺们的地’，结果被一个鬼子端着刺刀，从心口捅了进去。”老人顿了顿，喉结动了动，伸手擦了擦眼角，“我当时躲在柴房的草垛里，透过缝隙看着爷爷倒在门槛上，血顺着锄头柄往下流，把门槛都染红了。那时候我就想，长大了一定要杀鬼子，替爷爷报仇。”
　　1941年春天，刚满15岁的肖荣福揣着娘烙的半块玉米面窝头，一路打听着找到了八路军冀鲁边军区一分区的驻地。当时的副司令员傅继泽见他个子不高，却睁着一双透着股狠劲的眼睛，就拉着他的手问：“小子，为啥要当八路？”他攥着拳头说：“杀鬼子，报仇！”傅司令员笑了，拍着他的肩膀说：“好样的！以后你就叫肖金贵，要像金子一样金贵咱们的河山，也得像金子一样经得住磨！”后来，他就成了通讯员，跟着傅司令员跑遍了冀鲁边的各个据点，背情报、传命令，再苦再险都没喊过一声累。
　　
　　肖金贵说，1942年9月的一天，傅司令员把他叫到作战室，桌上摊着一张皱巴巴的杨盘镇地图，上面用红笔圈着一个小圆圈。“傅司令压低声音说，杨盘镇有个汉奸叫郭麻子，是伪警备队的队长，手上沾了不少抗日军民的血——前阵子咱们有个交通员，就是被他抓了，折磨了三天三夜，最后活活打死在据点里。”傅司令员顿了顿，指着地图上的圆圈，“这郭麻子有个情妇，在镇上开了家‘悦来茶馆’，他总爱在半夜偷偷溜出据点，去茶馆过夜。上级决定让你协助侦察员张洪亮，扮成贩枣商人，趁机把他除掉。”
　　肖金贵当时心里又紧张又激动，紧张的是这是他第一次执行暗杀任务，激动的是终于能亲手除掉一个汉奸。出发前，张洪亮给他讲了郭麻子的特征：满脸的大麻坑，左嘴角有一道刀疤，说话时总爱摸腰间的手枪。还教他怎么应对伪军的盘问，怎么在紧急时刻配合行动。
　　9月26日傍晚，夕阳把杨盘镇的城墙染成了暗红色。肖金贵和张洪亮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装满了红枣，红枣上还盖着一层粗布，车把上挂着两个装水的葫芦，活脱脱就是两个串乡收枣的贩子。他们刚走到寨门哨卡，就看见一个穿灰布衫、挑着货郎担的人朝他们使了个眼色——那是据点的内线。货郎走到伪军面前，递过去一盒烟，笑着说：“王哥，这俩是吴桥来的枣贩子，我远房亲戚，规矩都懂，您通融通融。”伪军接过烟，抽出一根点上，瞥了眼车上的红枣，又捏了颗放嘴里嚼着，含糊地说：“进去吧，别到处瞎逛，最近查得严。”
　　
　　进了镇，两人顺着石板路往西街走，很快就看到了“悦来茶馆”的木牌。茶馆门脸不大，屋檐下挂着两盏红灯笼，老板娘正坐在柜台后嗑瓜子，描着粗黑的眉毛，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见他们进来，眼皮都没抬一下：“住店还是喝茶？”张洪亮赶紧走过去，递过去几个铜板，陪着笑说：“老板娘，要两间僻静的房，我们兄弟俩收了些枣，累了，想歇两天再走。”老板娘接过铜板，数了数，指了指后院的方向：“最里头那两间，晚上别出来瞎晃，听见啥动静也别管。”
　　两人提着褡裢走进后院，肖金贵赶紧把门窗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问题后，张洪亮从褡裢的夹层里摸出一把手枪——那是一把勃朗宁手枪，枪身已经磨得发亮。他拆开枪，仔细擦了擦枪管和子弹，又重新装回去，塞到装枣的布袋最底下，还特意用几颗红枣盖在上面。“夜里听我信号。”张洪亮压低声音，拍了拍肖金贵的肩膀，“这郭麻子狡猾得很，据说以前当过土匪，警惕性高，咱们得沉住气，不到万不得已别动手。”肖金贵点点头，目光落在墙上挂着的一杆旧秤上——那是店家用来称枣的，秤杆是枣木做的，秤砣是生铁铸的，足有三斤重，挂在墙上晃晃悠悠。他走过去，悄悄试了试手感，冰凉的铁疙瘩握在手里，心里踏实了不少。
　　
　　半夜里，月亮躲进了云层，镇上静得只能听见狗叫。两人刚摸黑穿好衣服，就听见院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是老板娘娇滴滴的说话声：“你咋才来，我这都等你半天了，酒都温好了。”然后是开门、关门的声响，没过多久，就有灯光从窗户缝里透进来，有人“咚咚咚”地敲门。肖金贵按住腰间，给张洪亮递了个眼色，慢慢拉开门闩。
　　门刚开一条缝，就见一个满脸麻子的男人端着油灯走了进来，穿一身黑色短褂，腰间别着一把驳壳枪，左嘴角的刀疤在灯光下格外显眼——正是郭麻子！他眯着眼睛扫了一眼屋里，问：“你们是啥人？咋住在这儿？”张洪亮赶紧站起来，陪着笑说：“老总，我们是收枣的，路过这儿，住一晚就走。”
　　可郭麻子却没动，他皱着眉头，打量着屋里的两人。后来肖金贵才知道，郭麻子那天刚进茶馆，就觉得老板娘神色不对，又想起最近据点里总传八路军在附近活动，心里发慌，非要来客房检查。张洪亮坐在炕头，见郭麻子的手一直摸着腰间的枪，知道不能等了，猛地从火坑上撑着身子跳下来——他是军人出身，动作又快又利落，膝盖刚落地，就准备去摸藏在枣袋里的枪。
　　可这动作却惊动了郭麻子！他眼神一沉，手“唰”地就摸向腰间的驳壳枪，“啪”地一下掏出来，枪口对着肖金贵和张洪亮：“举起手来！敢动一下，我崩了你们！”
　　肖金贵和张洪亮只好慢慢举起手，心里却在飞快地盘算着对策。郭麻子端着枪一步步走近，把油灯放在炕边的桌子上，油灯光晕晃得人睁不开眼。他空出一只手，先去搜张洪亮的身，从领口摸到裤脚，又翻了翻肖金贵的褡裢，除了几颗红枣和半块窝头，啥也没找到。可他还是不放心，蹲下来把炕上的被褥掀开，苇席也翻了个底朝天，连枕头套都拆开看了，确认没藏武器，才松了口气，但枪口依旧对着两人，没放下。
　　“你们到底是哪儿的？来杨盘镇干啥？”郭麻子盯着他们，眼神像要吃人，唾沫星子喷了一地，“别跟我耍花样，我见过的八路多了，再不说实话，我把你们拉到据点里，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
　　张洪亮脸上堆着笑，慢慢往后退了一步，指了指门口的枣车：“老总，我们真是吴桥的，今年年景不好，地里没收成，只能收点枣回去卖，混口饭吃。”说着，他回身从布袋里抓出一把红枣，红枣红彤彤的，还带着新鲜的果香，他递到郭麻子面前，“您尝尝，这枣是俺们那儿的特产，甜得很，您要是喜欢，俺多给您装些。”
　　郭麻子迟疑了一下，眼睛盯着红枣，又看了看两人的手，见他们都举着，没动静，才慢慢放下戒心，伸手去接红枣。就是现在！肖金贵心里喊了一声，他猛地伸左手，拽住郭麻子的手腕，右手则飞快地去够墙上挂着的秤砣——那秤砣挂得不算高，他踮起脚尖，手指刚碰到秤砣的铁环，就使劲一拽，“哗啦”一声，秤砣带着风声朝郭麻子的后脑勺砸过去！
　　“咚”的一声闷响！这一下用足了力气，郭麻子“哎哟”一声，身子晃了晃，手里的驳壳枪“啪”地掉在地上，鲜血顺着他的额头往下流，滴在油灯旁的桌子上。没等他反应过来，张洪亮已经从枣袋里摸出那把勃朗宁手枪，枪口死死抵在郭麻子的太阳穴上，手指一扣扳机——“砰！”
　　枪声在夜里格外响亮，郭麻子连哼都没哼第二声，脑袋就歪在了一边，眼睛瞪得大大的，满脸的麻子被鲜血染得通红，身子“扑通”一声斜瘫在地上，不动了。肖金贵赶紧捡起地上的驳壳枪，检查了一下子弹，别在自己腰间；张洪亮则把勃朗宁手枪重新藏回枣袋里，又用毛巾擦了擦桌子上的血迹。两人不敢耽搁，一前一后溜出后院，顺着墙根往镇外跑。
　　街上静悄悄的，只有更夫敲着梆子走过，“梆梆梆，三更天了”的声音在巷子里回荡。他们借着夜色，绕开哨卡的伪军，一口气跑了十几里地，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看到八路军的岗哨举着红旗朝他们挥手，才敢停下来喘气。归队后，傅司令员听说他们成功除掉了郭麻子，高兴得拍着肖金贵的肩膀说：“好小子，有胆量，有脑子，以后你就当侦察员，跟着张洪亮干！”
　　
　　老人喝了口茶，茶碗在手里转了一圈，又讲起1943年3月的事。那天他奉命去侦察杨盘镇附近的敌据点，在内线的帮助下，他混进据点外围的村子，跟村里的联络员接了头，把据点里有多少鬼子、几挺机枪、工事在哪儿、换岗时间是啥时候，都摸得清清楚楚，还画了一张简易地图藏在鞋底。
　　中午的时候，他路过华家村，肚子饿得咕咕叫，想找户人家讨碗饭吃。刚走到村西头，就听见村东传来一阵吵嚷声，还有两声枪响——“鬼子来抢东西了！”村里的人喊着，四处乱跑。肖金贵心里一紧，赶紧往村外跑，想跳进村边的道沟躲一躲。可刚跑到沟边，就被几个鬼子发现了，他们“叽里呱啦”地喊着，端着枪朝他扑过来。
　　再往开阔地跑肯定来不及了！肖金贵心一横，转身就往村里的胡同里冲。跑了没几步，看见一道院墙，院墙有一丈多高，上面还插着几根碎玻璃。他往后退了两步，深吸一口气，猛地往前一冲，左脚蹬在墙上，手扒着墙头，忍着玻璃划破手心的疼，使劲一翻，竟翻过了院墙，“扑通”一声跳进了院里。
　　院里的大娘正在择菜，见有人跳进来，吓得手里的菜篮子都掉在地上，青菜撒了一地。“大娘，别喊！我是八路军侦察员，鬼子在追我！”肖金贵喘着气，赶紧解释，手心的血顺着手指往下滴。大娘愣了一下，看了看肖金贵身上的衣服，又听着院外越来越近的鬼子叫声，赶紧拉起他往屋里拽：“快，进屋里躲着！”
　　她把肖金贵推上火炕，从柜子里抱出三床厚棉被，一层一层盖在他身上，又摸了摸他的额头，着急地说：“同志，你装病，躺着别动！一会儿不管听见啥，都别出声！万一鬼子进来，你就叫我娘，我闺女就当你媳妇。千万别露馅，露馅了咱们都活不成！”
　　话音刚落，屋里的门帘就被掀开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端着一碗水进来，她梳着两条麻花辫，脸上还有点婴儿肥。见肖金贵盖着厚厚的棉被，又看了看娘的眼神，立刻明白了。她赶紧从桌上拿起茶壶，倒了些陈茶水在碗里，用筷子搅了搅，那水顿时变得黄黄的，像极了中药汤。“哥，你一会儿就喝这个，装难受，我喂你。”姑娘小声说，手却在微微发抖。
　　
　　没等他们准备好，院门外就传来“哐当”一声巨响，院门被鬼子踹开了！几个鬼子端着枪冲进院里，用生硬的中国话喊：“老太婆，把八路军交出来！不交，死了死了的！”大娘赶紧迎出去，脸上堆着笑，从房梁上解下一个蓝布包，里面是半篮子鸡蛋，她把鸡蛋塞到一个鬼子手里，陪着笑说：“太君，俺们就是普通老百姓，没见过八路军啊，这鸡蛋是俺们自己养的鸡下的，您拿回去吃。”
　　可鬼子根本不买账，一把推开大娘，鸡蛋撒了一地，“咔嚓”碎了好几个。他们举着枪往屋里闯，肖金贵躺在炕上，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的，像要跳出来。一个鬼子掀开他身上的棉被，见他满脸是汗，嘴唇发白，还喘着粗气。旁边的姑娘赶紧端着那碗“中药汤”，一脸着急地说：“太君，俺男人病得厉害，发高烧，刚喝了药，您别吓着他。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俺们娘俩可咋活啊。”
　　鬼子皱着眉头，看了看肖金贵，又看了看那碗黄黄的“药汤”，还伸手摸了摸肖金贵的额头，见确实发烫，骂了句“八嘎”，就转身走了，去别的人家搜查了。直到听见院门外的脚步声远了，肖金贵才松了口气，掀开棉被，浑身都被汗湿透了。大娘赶紧递过来一碗水，说：“同志，你快喝口水，歇会儿，等天黑了再走，现在外面还不安全。”
　　“那大娘后来我常去看。”老人笑着说，眼睛里满是暖意，“她闺女后来嫁了个庄稼汉，生了三个孩子，日子过得挺好。每次去，大娘都要给我煮鸡蛋，说我当年是她的救命恩人，其实啊，她才是我的救命恩人。”
　　
　　最让肖金贵难忘的，是1943年秋天的那场突围战。那天部队转移到乐陵县大齐家村宿营，战士们刚躺下没多久，就听见村外传来枪声——被汉奸告密了！驻杨安镇和寨头堡的日伪军连夜包围了村子，火把把夜空照得通红。
　　夜里突围时，每个战士都在左臂扎了条白毛巾当标识，防止误伤。枪声、喊杀声、刺刀碰撞的声音混在一起，到处都是火光和浓烟。肖金贵跟着队伍往村口冲，刚跑到村口，就看见一个战友被鬼子的刺刀捅倒在地，鬼子拔出刺刀，还想再补一刀！
　　肖金贵红了眼，握着手里的刺刀就冲上去，趁着鬼子转身的空隙，猛地一个突刺，刺刀“噗嗤”一声从鬼子的胸口扎进去！那鬼子“啊”地叫了一声，倒在地上，鲜血溅了肖金贵一身。他赶紧扶起受伤的战友，这才发现战友的肚子被刺破了，肠子都流了出来，疼得直哼哼，脸色惨白。
　　“你撑住，我带你走！”肖金贵解下自己的毛巾，死死按住战友的伤口，把毛巾都染红了，然后背起战友就往村外的玉米地里跑。玉米秆很高，能挡住鬼子的视线，可背着一个人跑起来特别费劲，肖金贵的腿被玉米叶划得全是口子，火辣辣地疼，每跑几步，就停下来给战友裹紧毛巾，怕伤口再出血。
　　天快亮的时候，他终于在玉米地里遇到了张洪亮和另外两个战友。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衣服都被战友的血浸透了，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一放下战友，就累得趴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后来我入了党。”肖金贵脸上露出骄傲的神色，声音也提高了几分，“介绍人就是张洪亮！再后来，我还进了‘铁帽子五连’——那可是冀鲁边的主力部队，打起仗来最勇猛，鬼子见了都怕！”抗战胜利后，肖金贵跟着华北野战军参加了平津战役，在战场上立了两次功。全国解放后，他还去了伞兵部队，学了跳伞，准备解放台湾，1954年因为身体原因，才复员回了南皮老家。
　　“我的老战友张洪亮，2008年走了。”肖金贵的声音低了下来，“走之前，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还拉着我的手说：‘金贵啊，咱们这辈子没白活，能看到鬼子被打跑，能看到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值了。’我当时没哭，可走出他家门，眼泪就忍不住往下流。”
　　
　　肖金贵说到这儿，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有两个年轻的士兵，一个高个子，一个矮个子，都穿着军装，戴着军帽，胸前别着徽章，笑得格外灿烂。“这是1945年抗战胜利那天拍的，左边是我，右边是张洪亮。”肖金贵用粗糙的手指摸着照片上的人，“那时候多年轻啊，总想着打完仗就回家种地，娶个媳妇，生几个娃，没想到后来还参加了平津战役，还去学了跳伞。”
　　我问老战士，复员回家后，有没有再想起过当年杀郭麻子、躲鬼子的事。他点点头，说：“怎么能不想呢？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就会想起那个秤砣，想起华家村的大娘，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总觉得，我这条命不是我自己的，是他们给的，所以我得好好活着，替他们看看这太平日子。”
　　肖金贵回家后，种了几亩地，还当了村里的护林员，每天都去村后的树林里转悠，看着小树长成大树，心里就特别踏实。他还常去村里的学校，给孩子们讲当年的抗战故事，孩子们都爱围着他，听他讲怎么用秤砣砸汉奸，怎么跟鬼子周旋。有一次，一个孩子问他：“肖爷爷，您当年不怕吗？”肖金贵摸了摸孩子的头，笑着说：“怕啊，怎么不怕？可一想到身后是家，是同胞，是咱们的河山，就觉得不能退，也退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