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七章 荣盛开炮，士杰扣机

　　(一)
　　
　　2015年的新野县，初夏的风还带着麦收后的干爽，在志愿者陪同下，我在棉花庄程营村找到了邹荣盛老兵的家。土坯墙围起的小院里，晒着刚收的棉花，老人坐在藤椅上，手里攥着个磨得发亮的铜烟袋，见我来，浑浊的眼睛亮了亮——他知道我是来听抗战故事的，从衣襟里摸出块叠得整齐的蓝布帕子，擦了擦眼角，开口时带着浓重新野乡音：“那年头的事儿，像在眼前晃，又像隔了层雾……”
　　
　　老兵说，1938年他刚满20，村里来了招兵的，他和邻村的陈云鹏背着娘连夜缝的布鞋就走了。“俺俩是光着脚跑了二十里地追上部队的，就想多杀几个鬼子，不让他们再糟践咱河南的地。”后来他们分到71军88师523团炮兵营3连，军长是宋希濂，团长吴涛，营长陈廷贵——这些名字，老人念得格外清楚，像是刻在心里的。
　　炮兵训练比种地苦多了。邹荣盛分在观测班，一周三天摸炮，先练81勃朗德式迫击炮，后来换了82金陵式。一个炮六个人伺候，三个炮手管瞄准开炮，三个弹药手扛炮弹。他是第一炮手，得趴在地上测距离、定方向，胳膊肘磨得全是茧子，夜里还得在煤油灯底下背弹道表。“有回下雨，炮架滑得抓不住，俺们就用绑腿把自己跟炮绑在一块儿练。”说起训练比武，老人挺直了腰杆，“宋军长来视察，指着远处的老槐树问俺：‘小伙子，我让兵在树底下竖杆蓝旗，你能打着不？’俺胸脯一拍说‘能’！两炮过去，旗就倒了。军长拍着俺的肩膀说‘好小子，没白练’，那时候俺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1940年3月20日，部队开赴黄河以北，到了晋东南的高平、长治一带。4月的天还冷，他们在山坳里架起两门炮，邹荣盛刚挖了半米深的掩身坑，就听见天上“嗡嗡”响——鬼子的飞机来了。“那声音像苍蝇似的，越来越近，俺还没来得及把炮拉进坑，就看见炸弹往下掉。”他下意识地滚进没挖好的坑里，眼前一黑就啥也不知道了。再醒过来时，耳朵里全是嗡嗡声，陈云鹏正用手扒他身上的土，喊着：“荣盛！荣盛！你别吓俺！”他抬头一看，两门炮炸得只剩歪扭的铁架子，身边两个战友没了踪影，后来在不远处的树上，看见挂着他们的裹腿，风一吹，晃得人心里发慌。“那是俺第一次见战友没了，蹲在地上哭，陈云鹏拍着俺的背说‘哭啥？得活着，替他们杀鬼子’。”
　　
　　没过多久，4月下旬的一天，邹荣盛和陈云鹏在阵地上吃午饭，窝窝头就着咸菜。刚咬了一口，就看见远处树林里起了尘土，黄蒙蒙的一片，越来越近。陈廷贵营长拿起望远镜一看，急得喊：“是鬼子的马车！拖着山炮来的，差不多2000公尺！”话音刚落，营长就吼：“投入战斗！”邹荣盛和陈云鹏扔了窝窝头，手忙脚乱地抓炮弹——他眯着眼对准目标，喊了声“放”，炮弹“嗖”地飞出去，第一炮就炸中了最前面的马车，马惊得蹦起来，后面的马车也乱了套。几炮下去，鬼子的山炮炸得稀碎，十几个炮兵倒在地上不动了。后来营长才说，他们开炮的时候，鬼子的三门野炮也正对着他们瞄准，差一点，他们就成了靶子。“现在想起来，后背还冒冷汗，那时候光顾着杀鬼子，啥也不怕。”
　　之后他们配属到88师熊新民的264团，仗打得越来越苦。“有的师打光了，就剩一个团；有的连打没了，就把剩下的人凑一块儿接着打。”邹荣盛被临时调到督战队，守在战场旁的河边，那座桥是唯一的退路。熊团长说：“没有我的手令，就算是伤兵，也不准退！退了，就对不起死了的弟兄！”夜里，山里传来刺刀碰撞的“叮叮当当”声，还有鬼子和战友的嘶吼声，邹荣盛攥着枪，手心全是汗。“俺们在桥上守着，没人退下来，连个伤兵都没有。”天蒙蒙亮时，他们往战场走，地上全是血，战友们有的趴在鬼子身上，有的手里还攥着断了的刺刀，和敌人扭在一块儿，早就没了气。“俺们找了个大坑，把弟兄们抬进去，连块碑都没法立，就对着坑磕了三个头，心里疼得像被刀子剜。”
　　
　　1941年，邹荣盛当了班长，跟着部队去四川守卫；1943年2月，升了炮兵排长，71军改成远征军，开赴云南，换了美式装备，还成立了榴弹炮营。“那美式炮比之前的沉，但打得远、打得准，俺们抱着炮弹，心里踏实多了。”1944年春，高黎贡山战役打响，5月19日总攻大塘子，先放火烧山，把鬼子的工事烧得露了出来，接着空军炸，炮兵轰。邹荣盛的炮班炮弹充足，他眼睛尖，瞄准了就打，以往一分钟最多打18发，那天他打了21发，胳膊震得发麻。吴涛团长跑过来喊：“你们要命不要命了？歇会儿！”他头也不抬：“团长，多打一发，步兵弟兄就少受点罪！”2000公尺以内的目标，他瞅见一个炸一个，鬼子的碉堡、机枪阵地，全成了废墟。
　　可鬼子的飞机又来了，炸弹“轰隆”一声落在附近，吴涛团长正指挥着，一块弹片擦着他的胸口过去，当场就没了气。陈云鹏在搬炮弹，腹部被弹片划开个大口子，血一下子就渗出来了。“俺看见团长倒了，陈云鹏捂着肚子蹲在地上，眼睛一下子就红了，抓起炮弹往炮膛里塞，喊着‘杀鬼子！替团长报仇！’”后来步兵冲上去，和鬼子短兵相接，打了六天六夜，终于在5月24日拿下了大塘子阵地。“那六天，俺没合过眼，炮弹打完了就扛着枪跟鬼子拼，就想让团长和陈云鹏能看着咱把阵地拿下来。”
　　陈云鹏被送到后方医院，肚子开始溃烂——原来鬼子投的是毒气弹。“医院有个美国院长，亲自给陈云鹏做手术，切了一段肠子，又缝上，折腾了大半夜，总算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了。”邹荣盛去看他时，陈云鹏还虚弱得说不出话，只是拉着他的手，比划着“接着打”的手势。
　　
　　抗战胜利那天，部队在重庆庆祝，邹荣盛和陈云鹏抱着酒坛子哭，哭完了又笑。后来部队整编，他退役了，在重庆做小生意。1946年娶了个四川遂宁的姑娘，姑娘才17岁，跟着他过苦日子也没抱怨。全国解放后，家里来信说能分田地，他带着妻子和女儿，走了54天，才回到新野。“俺娘双目失明，听见俺的声音，摸过来抓着俺的手，又摸俺媳妇和闺女的手，笑着笑着就哭了，说‘俺儿回来了，俺儿没丢’。”
　　后来他在家务农，和陈云鹏成了儿女亲家，两家常来往。1995年陈云鹏走了，邹荣盛去送他，在坟前坐了一下午，说“老伙计，咱杀鬼子的事儿，俺替你记着”。垂暮之年，他守着小院，看着棉花年年开花，偶尔还会给村里的孩子讲当年打鬼子的事。
　　那天我走的时候，邹荣盛送我到门口，手里还攥着那个铜烟袋，说：“老弟啊，这些事儿，俺不说，怕就没人知道了。那些弟兄，都是好样的，别让他们白死。”风掠过小院里的棉花棵，沙沙作响，像是在应和老兵的话。
　　
　　(二)
　　
　　2016年秋，保定老城区的槐树叶落得满地都是，按照电话约定，我找到刘士杰。他正安静地坐在院中的石凳上，手里攥着一把磨得发亮的旧木柄枪——那是一把仿制的“小马枪”，是他后来照着当年的枪样子做的。见我来，刘士杰紧紧握着我的手，拉我到石凳旁的竹椅上坐，他说：“咱慢慢说，1943年那事儿，俺记一辈子。”
　　
　　刘士杰是河北容城县东牛村人，说起1943年的村子，他叹了口气：“那会儿鬼子跟蝗虫似的，三天两头来扫荡。年轻媳妇都躲到邻村的地窖里，俺们这些半大孩子，白天不敢在家待，得扛着柴火筐在野地里晃，听见‘鬼子来了’的喊声，就得往玉米地里钻。”有一回，鬼子把村里的壮丁都赶到打谷场，用枪托砸着问“谁是八路”，没找到人，就把村里的磨盘给掀了，还烧了两家的草房。“俺看着那火在夜里烧得通红，心里堵得慌——总不能一辈子这么躲吧？”
　　那年2月，天还冷，刘士杰和同村伙伴去村外拾柴火，风刮得脸生疼。他把半筐柴火塞给伙伴：“你帮俺捎回家，跟俺爹娘说，俺去寻条正路，别让他们惦记。”他揣着娘前晚烙的半块玉米饼，沿着田埂往王村走——他早听说王村有县大队，大队长李学森是个能打鬼子的硬汉子。找到李学森时，对方瞅着他瘦得像根麻杆，笑着问：“你才多大？能扛动枪不？”刘士杰挺了挺腰：“俺能递信、能跑腿，还能跟鬼子拼命！”李学森被他逗笑了，让他当勤务员，管着给队员们烧开水、整理文件，后来又让他当通信员，跟着跑各村送信，编入了容城县4小队。
　　第一次摸真枪是在3月，李学森把一把老套筒递给他：“这枪比你岁数都大，可得攥紧了。”刘士杰抱着枪，夜里在煤油灯底下擦，枪身的锈迹擦不掉，他就用布蘸着机油蹭，直到把木柄磨得发亮。“那时候子弹金贵，训练时只能对着树瞄准，李队长说‘子弹要留着打鬼子，别浪费’。”
　　转眼到了7月，伏天的太阳晒得地上冒热气。刘士杰跟着4小队在容城县西北的野地里行军，突然听见前方传来“哗啦”的枪栓声——是鬼子的一个班，八个鬼子端着三八大盖，正往这边摸来。“鬼子看见俺们人多，却不躲，反而端着枪冲过来，跟疯狗似的。”4小队的枪大多是老套筒，有的还打不响，子弹每人也就三五发，打了没几枪，就只能挺着枪往前冲。刘士杰看见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有个叫王二柱的队员，前一天还跟他抢着喝开水，这会儿胸口中了枪，躺在地上喊“杀鬼子”，声音越来越弱。
　　没一会儿，十几个战友没了气息，刘士杰前面的两个队员也倒了下去，鲜血溅在他的裤腿上，烫得他心里发紧。抬头时，两个鬼子已经端着刺刀冲到跟前——鬼子的刺刀闪着冷光，他们没开枪，眼神里满是轻蔑，像是在看一只待宰的小鸡。刘士杰脑子“嗡”的一声，早忘了枪膛里还剩两颗子弹，只想着把枪挺起来，跟鬼子拼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叭”的一声枪响，冲在前面的鬼子像被抽了筋似的，“扑通”一声倒在地上，胸口的血汩汩地往外冒。另一个鬼子愣了一下，转头想找开枪的人，刘士杰猛地回过神，手指扣在扳机上，屏住呼吸，“叭”地又开了一枪——子弹打在鬼子的肩膀上，那鬼子“嗷”地叫了一声，倒在地上挣扎。他转头往远处看，只见李学森大队长正扬着驳壳枪，往另一处鬼子的方向冲，驳壳枪的枪口还冒着烟——是大队长救了他！
　　
　　这一仗打得惨烈，八个鬼子全被消灭，还抓了个活口，就是刘士杰打中的那个肩膀受伤的鬼子。战友们用绑腿把鬼子的伤口包扎好，李学森拍了拍刘士杰的肩膀：“你把他押到县政府去，路上当心点。”刘士杰点点头，押着鬼子往容城西边走。那鬼子走得磨磨蹭蹭，时不时回头看他，眼神里藏着凶光。走到一条沟边，鬼子突然停住脚，晃了晃身子，猛地转头扑过来，伸手就想夺刘士杰手里的枪。
　　“俺那时候才15岁，个子没鬼子高，可俺知道不能让他跑了——他杀了俺们那么多战友，跑了还得害更多人！”刘士杰往旁边一躲，鬼子扑了个空，又“哇呀哇呀”地叫着扑过来。刘士杰急了，心里一横，手指猛地扣动扳机——“叭”的一声，最后一颗子弹打在鬼子的脑袋上，那鬼子哼都没哼一声，就倒在沟里不动了。他站在沟边，看着鬼子的尸体，心里又怕又解气，怕的是自己杀了人，解气的是替战友报了仇。
　　回到部队，刘士杰把枪藏在身后，没敢提杀了俘虏的事。李学森问他：“人交到县政府了？”他低着头，声音有点发颤：“交、交到了。”李学森又问：“接收条呢？县政府得给条啊。”他心里一慌，赶紧编了个瞎话：“俺忘了要了，没开条。”李学森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没再多问，可刘士杰知道，大队长肯定起了疑心。没过几天，县政府的人来部队办事，说没收到俘虏，李学森这才知道真相。“大队长没骂俺，就是跟俺说‘俘虏得交公，不能自己处置，这是纪律’。”后来，刘士杰挨了批评，还受了个小处分，可他不后悔：“俺要是放了他，他再回来杀俺们的人，那才叫后悔。”
　　
　　1944年春天，刘士杰跟着晋察冀军区的一个侦察员去固城侦察。那侦察员姓赵，脸上有一道刀疤，是跟鬼子拼刺刀时留下的。两人躲在固城城墙外的草垛里，观察了两天，摸清了鬼子炮楼的布防。任务完成后，他们正准备撤离，突然看见一个日军军官，穿着黄呢子军装，带着两个鬼子，进了街边的小商铺。赵侦察员压低声音说：“这军官是个小队长，三天两头来这儿买东西，手上沾了不少老百姓的血，今天咱就收拾他。”
　　刘士杰眼睛一亮：“咋收拾？俺听你的！”赵侦察员说：“你从旁边的胡同绕过去，靠近他七八米远，给他一枪，不管打没打中，马上往东边的胡同跑，俺在那儿接应你。”刘士杰有点紧张：“七八米？会不会太近了？”赵侦察员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年纪小，鬼子不容易防备，放心，俺的枪跟着你。”
　　出发前，刘士杰仔细检查了子弹，挑了颗弹头发亮、看着最保险的，顶上枪膛。他猫着腰，借着墙根的掩护，一点点往商铺门口挪。那日军军官正低头跟商铺老板说着什么，两个鬼子站在门口，背对着他。刘士杰深吸一口气，举起枪，对准军官的后背，手指一扣扳机——“叭”的一声，子弹射了出去。没等他看结果，就转身往东边的胡同跑，身后传来鬼子的叫喊声和脚步声。
　　刚跑进胡同，就听见身后“叭叭叭”的枪声，他回头一看，赵侦察员正举着枪，那日军军官和两个鬼子已经倒在了商铺门口，鲜血染红了门口的青石板。“赵哥的枪法真准，三枪一个，没浪费一颗子弹！”两人赶紧跑过去，缴了鬼子的枪，把枪藏在怀里，跑到南边一个事先联系好的小铺里。铺老板赶紧拿出两套老百姓的粗布衣裳，让他们换上。“那会儿固城已经戒严了，鬼子拿着枪在街头巡逻，见着陌生人就查，谁要是敢靠近城墙，立马开枪。”
　　刘士杰跟赵侦察员说：“赵哥，你这段时间可别再来固城了，鬼子肯定会搜得更严。”赵侦察员笑了笑，摸了摸脸上的刀疤：“没事，俺在这儿有熟人，他们抓不着俺。”两人在铺老板家的地窖里躲了两天，白天不敢出声，晚上才敢出来喝口水。等风声稍微松了些，铺老板找来了地下党的同志，趁着夜色，把他们从城墙下的一个小洞送了出去。
　　
　　1944年8月的一个晚上，月亮被乌云遮住，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刘士杰跟着4小队，摸到了容城西关的鬼子炮楼附近。那炮楼有两层高，上面架着机枪，时不时有鬼子的手电光扫过来。李学森让队员们对着炮楼喊：“白脖儿（伪军）们，快出来投降！缴枪不杀！咱们都是中国人，别跟着鬼子干坏事了！”
　　喊了没一会儿，炮楼的门“吱呀”一声开了，十几个伪军端着枪走出来，后面还跟着五个鬼子，手里的三八大盖对着他们。没等队员们再喊，鬼子就开了枪，子弹“叮铃咣啷”地打在旁边的土墙上，溅起一片片尘土。“鬼子的火力太猛了，俺们的老套筒根本顶不住，打了没一会儿，就有两个队员中了枪。”李学森喊了声“撤”，队员们赶紧扔出手榴弹，借着硝烟的掩护往后跑。
　　刘士杰也扔了好几个手榴弹，跑着跑着，突然觉得膝盖下边一热，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他低头一看，血正顺着裤腿往下淌，裤腿已经被血浸透了。“俺裹了三副裹腿，都是娘给俺缝的粗布，厚得很，弹片没扎到骨头，就是流了不少血。”他咬着牙，跟着队员们跑，没敢停下来。可跑着跑着，他发现身边的一个战友，叫张栓柱的，跑得越来越慢，脸色苍白。“俺问他咋了，他说肚子有点疼，没大事。”可没跑多远，张栓柱就倒在地上，再也没起来——后来才知道，子弹打穿了他的肚子，血都流到肠子里去了，只是当时没看出来。
　　1945年，容城县4小队编入75团，李学森当了副团长，刘士杰因为作战勇敢，被提拔为见习参谋，终于能跟着李学森一起研究战术了。“那会儿俺天天跟着李团长，他教俺看地图，教俺怎么安排兵力，俺跟他学了不少本事。”抗战胜利那天，部队在村里开庆祝会，刘士杰和战友们举着枪欢呼，李学森抱着他哭了：“胜利了，俺们没白牺牲那么多弟兄！”
　　后来，75团改编为防空部队，刘士杰跟着部队去了华北。解放战争时，他调到第十军分区当参谋，跟着部队打了不少仗。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了志愿军防空军，跟着部队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战场上负责防空预警。而李学森则去了9兵团，参加了长津湖战役。回国后，刘士杰在北京防空学校当主任教员，教年轻的战士们怎么识别敌机、怎么操作防空武器；李学森后来到海军后勤学校任职，两人还见过几面，每次见面都要喝两盅，聊当年打鬼子的事。2004年，李学森去世，刘士杰专门去了趟南京，送了老领导最后一程。
　　此后，刘士杰老人在保定过着平静的日子，每天早上都会绕着胡同走两圈，下午就坐在院里的石凳上，摸着那把仿制的小马枪，想着当年的战友。
　　
　　临别时，刘士杰拉着我的手，眼里含着泪：“李明啊，俺们那时候打仗，就是想让后人现在能安稳过日子。得有人把这些事记下来，告诉更多人——当年有那么多年轻人，为了咱中国，把命都丢了，不能忘了他们啊。”
　　我走出胡同的时候，秋风吹起地上的槐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那些不该被遗忘的故事。我想，曾经有那么多像刘士杰一样的英雄，用青春和热血，换来了今天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