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六章 子弹上膛，白刃克敌

　　(一)
　　
　　2016年秋，我随志愿者踏进四川阆中二龙镇时，恰逢一场淅淅沥沥的蜀雨。牟天才老兵的家在镇子东头，青瓦白墙爬着些青苔，堂屋正中挂着幅褪色的“四世同堂”合影，老兵就坐在合影下的藤椅里，身上盖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见我们来，他摸索着扶了扶鼻梁上的旧眼镜——左眼的位置陷下去一块，那是战争留下的印记：“坐，李明，咱慢慢说，木桥溪的事儿，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老兵的声音带着阆中特有的绵软乡音，却在说起1937年那趟壮丁路时，添了几分硬气。那年他刚满20，是家里五个兄弟的顶梁柱，区公所的壮丁通知书送到家时，他正帮父亲把晒干的玉米装进粮仓，玉米粒子从指缝漏下来，沙沙响。“爹，我去打鬼子，打完就回来。”他没敢看父亲发红的眼睛，只匆匆背了母亲连夜缝的蓝布包袱，里面裹着两件单衣、一双布鞋，跟着其他新兵往阆中县城走。
　　
　　从阆中到南部县，再到合川、涪陵，最后到彭水，整整四十多天，他们靠双脚丈量着川东的山路。牟天才说，那会儿天刚冷，早上出发时草鞋上结着霜，走几步就化了，鞋底沾着泥，越走越沉，后来布鞋磨破了底，就用破布裹着脚走，血渗出来，把破布染成暗红。到了彭水，他们被安置在一座废弃的祠堂里，白天练队列、练瞄准，枪是老旧的“汉阳造”，枪托磨得发亮，晚上就挤在祠堂的地上睡觉，盖着各自的包袱。“那时候没想过怕，就想着啥时候能摸到鬼子的边，好好打一场。”他抬手敲了敲藤椅扶手，像是在模仿当年握枪的姿势。
　　1939年，牟天才因为训练刻苦，打仗时敢冲在前头，被提拔成了排长；1941年春天，部队接到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他们从彭水出发，走黔江的盘山道，过酉阳的险滩，经秀山的竹林，一路往湖北赶。“那会儿山里还藏着土匪，可咱们是去打鬼子的，土匪见了也绕着走。”老兵笑了笑，“到了湖北，才知道前线有多苦——宜昌那边的山头，全被鬼子的炮弹炸得光秃秃的，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
　　当时28集团军在木桥溪、野山关、三斗坪布了三个兵团，兵团长是孙震。牟天才所在的部队守在木桥溪附近，刚开始的仗打得憋屈极了。每次冲锋结束，抬下来的伤兵大多是刺刀伤：有的肚子被挑开，肠子都露在外面，疼得直打滚；有的胳膊被刺穿，鲜血顺着手指往下滴，连枪都握不住。牟老蹲在战壕里，看着弟兄们痛苦的模样，心里像被针扎一样：“鬼子的刺枪术是真狠，他们练的是‘突刺’，一上来就往要害扎，咱们的兵大多是农民出身，没怎么练过拼刺，体力也不如他们，拼起来根本不吃香。”
　　后来部队里来了个兵油子，打过淞沪会战，说：“别跟鬼子硬拼刺刀！子弹上膛，保险别关，到了冲锋距离，他敢亮刺刀，咱们就先开枪！”这话像道光，照进了牟天才心里。他立刻带着全排练：先练快速装弹，子弹要“唰”地一下塞进弹仓，再练近距离瞄准，保证在十步之内能打中鬼子的胸口。“那时候弟兄们练得满头大汗，没人喊累，都知道这是救命的法子——能多杀一个鬼子，就能多活一个兄弟。”
　　
　　1943年4月7日，天刚蒙蒙亮，牟天才就带着全排守在了木桥溪的阵地上。木桥溪的桥是座木石结构的桥，十多丈长，三尺来宽，木头板子被岁月磨得光滑，底下是湍急的溪水，水流撞在石头上，溅起的水花能飞到桥面上。“那桥是咱们的命门，丢了桥，鬼子就能直插咱们的后方。”牟天才攥紧了手里的拐杖，像是又握住了当年的步枪。
　　没过多久，远处传来了“哒哒”的马蹄声——鬼子的骑兵来了！几百匹马排成整齐的队列，往桥这边冲，马背上的鬼子举着马刀，阳光照在刀上，晃得人睁不开眼。“山炮！迫击炮！打！”牟天才吼了一声，早就准备好的炮兵立刻开火，炮弹“咻”地飞出去，落在骑兵队伍里，炸起的尘土裹着人马的惨叫，有的马受惊了，扬起前蹄把鬼子甩下来，有的鬼子被炮弹击中，直接从马背上栽进溪水里。紧接着，重机枪、轻机枪的火舌扫过去，“突突突”的枪声盖过了马蹄声，鬼子的骑兵像割麦子一样倒下去，剩下的慌忙掉头，顺着来路逃了回去。
　　可鬼子没打算放弃。中午时分，100多个鬼子步兵摸了上来，他们穿着土黄色的军装，戴着钢盔，远远地就“唰”地亮出了刺刀，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冷光。牟天才眯着眼数了数，鬼子分成了三波，每波三四十人，脚步整齐得像钉钉子，一步一步往桥这边挪——这是要跟他们拼白刃战的架势！
　　就在这时，一颗流弹擦过牟天才的左臂，“嗤”的一声，鲜血立刻渗了出来，染红了他的军装袖子。他咬着牙，从口袋里掏出块破布，胡乱缠在胳膊上，扯着嗓子跟弟兄们喊：“都听着！子弹上膛！上好刺刀！保险别关！等我命令！谁也不许慌！”弟兄们齐声应和，声音里没有丝毫怯意——他们早就等着这一天，等着用新练的战法跟鬼子较量。
　　第一波鬼子越走越近，脚步声在桥面上敲得人心慌，他们嘴里喊着“万岁”，脸上带着狰狞的笑容。牟老让弟兄们趴在工事里，自己则挺身站起来，手里的步枪指着鬼子，摆出要跟他们拼刺的姿势。鬼子见状，加快了脚步，眼看就要到刺刀能捅到人的距离——也就十步远！牟天才突然吼了一声：“打！”
　　弟兄们的步枪同时响了！“砰砰砰”的枪声在山谷里回荡，子弹穿透鬼子的军装，有的鬼子应声倒地，摔在桥面上，鲜血顺着木板的缝隙流下去，染红了溪水；有的鬼子没被打中，想往前冲，可没跑两步，就被第二波枪声撂倒。“那时候我看着鬼子倒下去，心里的解气啊，没法说！”老兵的眼睛亮了起来，像是又看到了当年的场景，“以前拼刺刀，咱们总吃亏，那天不一样，咱们的子弹比他们的刺刀快，比他们的刺刀狠！”
　　没等他们清理完桥面的尸体，第二波鬼子又冲了上来。这次鬼子学乖了，走得更小心，可结果还是一样——刚到十步远的距离，就被弟兄们的子弹打退，桥面上又多了几十具鬼子的尸体。剩下的第三波鬼子站在远处，举着刺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敢再往前迈一步。牟天才后来想，那些鬼子大概从没见过这样的白刃战，他们以为自己的拼刺所向无敌，可那天，他们碰到的是拿着“实弹”的中国兵。
　　接下来的几天，日军又发起了好几次进攻，有的从正面冲桥，有的想从溪水下游绕过来，可每次都被牟天才和弟兄们打了回去。弟兄们饿了就啃口干粮，渴了就喝口溪水，困了就轮流趴在工事里眯一会儿，没人喊累，没人退缩——他们知道，身后就是自己的同胞，就是自己的家国，不能退！
　　这场仗打了整整五天，最后鬼子终于撑不住了，拖着尸体和伤员退了回去。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一仗，28集团军一共消灭了2000多鬼子，缴获了380匹马，还有不少枪支、弹药、粮食——这些物资，后来都成了部队继续抗战的本钱。“宜昌的鬼子后来再也不敢轻易来木桥溪了，他们知道这儿有群不怕死的中国兵。”老兵说得骄傲，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
　　1944年豫中会战，牟天才在一次冲锋中被炮弹碎片击中了头部。他说，当时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等醒来时，左眼已经看不见了，耳朵也聋了大半，医生说他捡回一条命就算幸运。可伤一好，他又回了部队——“弟兄们还在前线打鬼子，我不能留在后方。”直到抗战胜利，他才跟着部队驻防四川。
　　1949年10月，部队撤退时，牟天才请假回南部老家看父母。那会儿他已经32岁，高大帅气，眼神里带着军人的硬朗，在老家很受姑娘们喜欢。后来经人介绍，他认识了湖北宜昌的杨秀兰，姑娘比他小10多岁，温柔贤惠，两人一见如故，没多久就结了婚，在阆中二龙镇安了家。
　　
　　牟天才说，婚后的日子虽然不富裕，却很踏实。他和妻子养了三个孩子，白天他去地里干活，晚上就给孩子们讲当年打鬼子的故事，妻子则在灯下缝缝补补，一家人其乐融融。后来孩子们长大了，又有了孙子、曾孙，四世同堂，家里总是热热闹闹的。“秀兰是个好女人，这辈子跟着我没享过多少福，却从没抱怨过。”说起妻子，老兵的声音软了下来，带着满满的温情。
　　2015年9月，当工作人员把“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送到牟天才手里时，他激动得手都在抖。他把纪念章戴在胸前，对着镜子看了又看，眼眶通红：“这枚章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所有在抗战中牺牲的弟兄们的。”那天，他还特意穿上了珍藏多年的旧军装，虽然衣服已经不合身，却依旧笔挺。
　　2021年6月5日，102岁的牟天才走了。走的时候，他手里还攥着那枚纪念章，脸上带着平静的笑容。
　　牟天才的故事，是千千万万抗战老兵的缩影，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这样的往事，我们不能忘，也不敢忘。因为那是中国人的骨气，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二)
　　
　　2005年胶东的夏天，蝉鸣裹着麦收后的干爽风，吹进韩震老哥家的小院。我坐在院中的老槐树下，看着他用布满老茧的手摩挲着右手虎口那道深疤——疤痕像条褐色的小蛇，从虎口延伸到手腕，那是1944年葛庄战斗里，被鬼子军刀划开的伤。“李明，你摸这疤，现在下雨还会痒，一痒我就想起南河滩上的刺刀光。”韩震的胶东口音带着岁月的沙哑，却把我拽回了七十多年前的鲁中山地。
　　
　　老哥说，葛庄的仗，是从“破译电报”开始的。1944年8月底，山东军区机要科的同志在煤油灯下熬了整整半个月，眼睛熬得通红，终于摸透了日伪军电报的密码规律。有天深夜，情报处的同志把破译出的电报送来，上面写得明明白白：一路2300多人的日伪军，要从莒县出发，沿沂博公路北返淄博，中途会经过葛庄山区——那地方两边是陡峭的山，中间就一条窄公路，像个扎紧了口的“口袋”，是设伏的好地方。情报先送到参谋处长李作鹏手里，他连夜骑马赶到罗荣桓同志的住处汇报，转天一早，这份情报就摆在了鲁中军区司令部的桌上。9月2日，鲁中军区政委罗舜初和参谋处长胡奇才围着地图研究了一上午，手指最终落在“葛庄”两个字上：“就这儿，把口袋扎紧，让鬼子有来无回！”
　　9月3日凌晨四点，天还黑着，韩震他们1营1连的战士们就背着枪，钻进了葛庄两侧的山林。山风凉得刺骨，草叶上的露水打湿了军装，贴在身上冷得发抖，可没人敢动——大家都趴在草丛里，眼睛盯着山下的公路，手里的“汉阳造”早擦得发亮，刺刀“咔嗒”一声卡进枪头，刀刃在微光里闪着冷光。韩震当时和侯英俊排长挨着，侯排长悄悄跟他说：“待会儿听我命令，刺刀要快，别给鬼子反应的机会。”韩震攥着枪的手紧了紧，掌心全是汗。
　　约莫八点，远处传来“哒哒”的马蹄声，接着是车轮碾过石子路的“咯吱”声——鬼子来了！最前面是四匹高头大马，马背上套着挽具，牵引着两门山炮，炮身裹着帆布，却藏不住那沉甸甸的杀气；后面跟着一个小队的骑兵，马背上的鬼子歪戴着钢盔，手里的马刀垂在身侧，时不时用马靴踢一下马肚子，一副嚣张的模样；再往后是步兵，排成四路纵队，脚步拖沓却透着股蛮横，有的鬼子嘴里还叼着烟，烟蒂扔在地上，火星子溅起又熄灭；最后面是伪军，一个个像丧家之犬，肩背大包小包，有的枪上挑着扑扇翅膀的鸡鸭，有的手里牵着牛羊，甚至有人怀里揣着抢来的花布，活像一群刚洗劫完村庄的土匪，慢悠悠地往葛庄挪。
　　太阳升到头顶时，这群日伪军终于钻进了“口袋”——葛庄的空地上。他们卸下装备，有的找石头坐下，有的开始埋锅造饭，炊烟袅袅升起，混着鬼子的吆喝声和伪军的嬉笑声。就在这时，山顶上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天空——那是信号！紧接着，四面的枪声“砰砰砰”响成一片，手榴弹“轰隆隆”的爆炸声震得山谷都在颤，碎石子和泥土从山坡上滚下来，砸在鬼子的帐篷上。伪军先慌了，扔了手里的东西就往四处窜，有的跑了没两步就摔在地上，爬起来继续跑；有的干脆跪在地上，举着枪喊“投降”。日军队长草野清中佐还算镇定，他猛地拔出军刀，吼了一声，然后举起望远镜往四周看——西面山势太险，怕被包抄，他立马下令：“撤！往东走！”
　　可这时候想撤，哪还来得及？岗田健大尉带着第5中队，在炮火掩护下往蹶头岭冲，想打开一条退路。炮弹“咻”地从头顶飞过，落在山坡上，炸起的土块溅了韩震一脸。他趴在工事里，看着鬼子一点点逼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他们冲过去！没一会儿，岗田健的部队就冲到了岭下的南河滩，和1营1连撞了个正着——两拨人隔着十几米，都举起了上了刺刀的枪，空气瞬间凝固了。
　　“拼了！”侯排长喊了一声，率先冲了上去。韩震跟着战友们一起跃出工事，手里的枪往前刺去。100多把八路军的刺刀，对上100多把鬼子的刺刀，阳光下刀刃碰在一起，“叮叮当当”的脆响格外刺耳。只一个回合，十几名日军就惨叫着倒在地上——有的被刺刀捅进胸口，鲜血顺着刺刀往下流；有的被挑断了喉咙，双手捂着脖子，嘴里发出“嗬嗬”的声音；还有的被战友的尸体绊倒，没等爬起来，就被八路军的刺刀刺穿了后背。
　　
　　韩震说，那时候咱八路军的战士个个都像猛虎，拼刺的动作又快又准，反观鬼子，早就没了抗战初期的锐气，以前仨鬼子背靠背，几十人都近不了身，可打了七年仗，他们的精锐死伤大半，剩下的要么是补充来的新兵，要么是老兵油子，刺杀的动作慢了不少，力气也跟不上，有的鬼子刺刀刚举起来，就被咱的战士一脚踹倒。
　　有个粗矮的鬼子盯上了韩震，端着“三八大盖”就朝他扑来，刺刀直刺他的胸口。韩震往旁边一躲，同时双手握枪，猛地朝鬼子的枪身撞去——“当”的一声，鬼子的枪被震掉在地上，枪托砸在河滩的石头上，发出“啪”的一声响。那鬼子急了，嗷嗷叫着伸手去捡枪，韩震哪能给机会？他趁势往前一步，左手按住鬼子的肩膀，右手握着枪，刺刀“噗”地刺进了鬼子的小肚子。鬼子的身体猛地一震，眼睛瞪得溜圆，嘴里喷出一口血，溅在韩震的军装上。他拔出刺刀，鬼子“扑通”一声倒在地上，身体还在抽搐。
　　旁边的雷耀臣战友刚患过痢疾，脸色还有些苍白，可拼刺时一点不含糊。他朝面前的鬼子刺了一刀，没想到用力太猛，刺刀“咔吧”一声折成了弓形，刀把还被鬼子死死抓住。雷耀臣急得大喊：“快着！快着！”侯英俊排长刚刺死第三个鬼子，那鬼子的军刀还插在侯排长的胳膊上，他一把拔出来，扔在地上，听见喊声，飞步就扑了过来。那鬼子正想夺雷耀臣的枪，没注意身后的侯排长，侯排长举起刺刀，“唰”地刺进鬼子的后背，鬼子哼都没哼一声，就倒了下去。雷耀臣喘着粗气，对侯排长说：“谢了，排长！”侯排长拍了拍他的肩膀：“接着打！”
　　才20分钟，50多名日军就倒在了血泊里，河滩上的石头都被染成了红色，溪水从河滩流过，带着鲜血往下游淌。岗田健大尉看着自己的兵一个个倒下，气得哇哇狂叫，他挥舞着军刀，刀刃上还沾着血，带头冲了上来。侯英俊排长带着韩震和另一个战友迎了上去——侯排长朝岗田健的胸口刺去，岗田健往旁边躲，却没躲过韩震和战友的刺刀。三把刺刀同时刺进岗田健的身体，把他高高挑起来，又重重摔在河滩上。岗田健挣扎着想去摸地上的军刀，可手刚伸出去，就不动了，眼睛还瞪着天空，像是不敢相信自己会败。
　　剩下的鬼子吓得魂飞魄散，掉头就逃。有个小个子鬼子跑得腿肚子发软，摔了一跤，被韩震和战友们追上。他立马停下脚步，双手举过头顶，右手还不忘举到帽檐，不停行礼，左手慢慢放下步枪，接着解下身上的子弹盒、刺刀鞘和背包，扔在地上，用生硬的中国话说：“统统的给你，统统的给你……别杀我，别杀我……”他的声音发颤，眼泪都快流出来了。韩震后来才知道，这是葛庄战斗中第一个俘虏的鬼子。
　　草野清中佐在远处看着第5中队败了，气得脸都青了。他拔出军刀，指着蹶头岭，吼着让第1、4中队继续冲。两门山炮和两门迫击炮一起开火，炮弹“咻咻”地飞向蹶头岭，落在山头上，土石纷飞，阵地上的野草被烧得噼啪作响，有的战士被碎石砸伤了胳膊，却依旧趴在工事里，等着鬼子靠近。等鬼子冲到离阵地只有几十米远时，2连的战友们突然跃出工事，朝鬼子冲去——这么近的距离，鬼子的炮火根本不敢用，怕误伤自己人。就这样，鬼子冲了五次，咱八路军反冲了五次，每次都把鬼子打退。有一次，鬼子差点冲上阵地，侯排长带着战士们用枪托砸、用石头扔，硬是把鬼子赶了下去。蹶头岭阵地始终牢牢攥在手里，像块硬骨头，让鬼子啃不动、咬不破。
　　到了黄昏，太阳快落山了，天边染成了暗红色。八路军全线发起攻击，冲锋号“嘀嘀嗒嗒”地响，震得人心潮澎湃。各团的战士们端着枪，用轻重机枪和集束手榴弹开路，跃出阵地就往敌群冲。有的地段，敌我展开近距离冲击，子弹打完了就用枪托砸鬼子的脑袋，有的战士枪托砸断了，就抱着鬼子滚在地上，用拳头打、用牙咬；有的地段，再次拼起白刃战，刺刀捅进去的声音、骨头断裂的声音、鬼子的惨叫声混在一起，成了战场上最壮烈的乐章。伪军大部分被歼灭，有的投降，有的被打死；鬼子也死伤惨重，河滩上、公路旁，到处都是鬼子的尸体，战士们往前冲时，稍不注意就会被尸体绊倒。
　　草野清见天色越来越暗，知道再撑下去就要全军覆没，他带着残部，慌慌张张地退到葛庄西北的水母娘娘庙。那庙不大，院墙都塌了一半，他们在庙里抢修工事，用门板、石头堵住门口，想负隅顽抗。韩震和战友们追到庙外，围着庙喊：“缴枪不杀！”可里面的鬼子还在开枪，时不时扔出两颗手榴弹。侯排长说：“别跟他们耗着，等天亮了再收拾他们！”
　　
　　9月4日上午8点，天刚亮，鬼子就先朝北面阵地开炮，炮弹“轰隆隆”地炸，把阵地炸得坑坑洼洼。接着，30多个日军拉开队形，小心翼翼地往北冲。可冲了没多远，就被咱的轻重机枪压了回去，子弹“嗖嗖”地从他们身边飞过，有的鬼子刚跑两步就被打倒，剩下的慌忙回撤，连尸体都顾不上拖。草野清这老狐狸，见北面攻不下来，就下令把炮火转向南边，炮弹一颗接一颗地落在南边阵地上，尘土和碎石漫天飞。然后，他让所有剩下的鬼子往南边阵地冲，嘴里还喊着“万岁”。
　　战友们早就接到命令，故意“抵挡”了一会儿，假装撑不住，扔了几支枪，就往后面的山林退。鬼子以为找到突破口，一个个像疯了一样往前冲，冲到南边阵地后，见没人抵抗，就顺着河滩往沂河方向跑，想渡河逃走。炮车、辎重和战马挤在狭长的河滩上，乱成一团，有的马受惊了，扬起前蹄，把鬼子甩在地上；有的炮车陷进泥里，怎么拉都拉不动。
　　就在这时，预伏在沂河两岸山林里的八路军突然杀了出来——轻重机枪“突突突”地扫，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鬼子群里；手榴弹“嗖嗖”地扔过去，“轰隆隆”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鬼子瞬间陷入重围，成片成片地倒下，有的被打死在河滩上，有的掉进沂河里，被湍急的河水冲走。草野清带着残部，想顺河往下游逃，可两岸的八路军平行追击，时不时开枪射击，扔手榴弹。一直打到下午6点，天快黑了，日伪军大部分被歼灭，草野清只带着14个残兵，趁着夜色，往无儿崮方向拼死逃了——那是唯一没被包围的方向，可他们跑的时候，连武器都扔了，活像一群丧家之犬。
　　
　　韩震说，战斗结束后，他和战友们在阵地上清点战利品，光日军的尸体就抬了300多具，俘虏了31个鬼子；伪军更惨，毙了1300多，俘了367个。还缴获了两门山炮、两门60迫击炮，还有大批的子弹、粮食和辎重——那些粮食，后来分给了附近的老乡，老乡们都说：“八路军打得好！”更解气的是，这仗彻底宣告，咱八路军的白刃战已经压倒了鬼子，以前他们吹嘘的“武士道精神”，在咱的刺刀面前，根本不管用。
　　当时战地记者铮石就在阵地上，他亲眼见证了这场战斗，战后还专门采访了侯英俊排长。侯排长那会儿胳膊上、腰上都受了伤，却笑着说：“这点伤不算啥，只要能打跑鬼子，就算牺牲也值！”铮石同志听了，深受感动，写了篇《战斗英雄侯英俊》，刊登在当时的报纸上，让更多人知道了侯排长的事迹。可惜的是，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前几天，侯排长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没能亲眼看到鬼子投降的那一天。
　　新中国成立后，韩震因为当年拼刺刀时的旧伤，退伍回了胶东老家。他在村里种了几亩地，娶了媳妇，生了三个孩子，日子过得踏实又安稳。他从不跟孩子们炫耀自己当年的战功，直到有次村里小学请他去讲抗战故事，孩子们才知道，原来自己的父亲是个战斗英雄。2007年，韩震走了，享年87岁。走的时候，脸上带着平静的笑容。
　　我曾特意去了趟葛庄，站在当年的南河滩上，看着脚下的石头和流淌的溪水，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还有战士们冲锋的呐喊声。那些像韩震老哥、侯英俊排长一样的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他们的故事，不该被忘记。因为那是咱八路军的骨气，是中华民族的硬气，是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