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五章 刺杀教官，敢死队长

　　(一)
　　
　　2019年夏，河南周口板桥镇的日头毒得很，镇口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被晒得打卷，却依旧撑起一片浓荫。我搬了张石凳坐在树荫下，身旁的张长海老兵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他沟壑纵横的脸上，那双曾见证过血与火的眼睛，随着话语渐渐亮了起来，仿佛又回到了七十多年前的中条山。
　　
　　“1938年我加入西华县保安队时，才刚过十六岁生日。”老兵呷了口凉茶，声音带着岁月的沙哑，“那时候家里穷，爹娘都没了，跟着同乡去当兵，就想混口饭吃，后来才知道，当兵是为了打鬼子，保咱的家。”后来部队编入第一战区挺进第一纵队，1940年，他因为枪法准、身手灵活，被选去洛阳军事干部训练团。那一年，他天天泡在训练场上，晨曦微露时就握着木枪练刺杀动作，枪托把右肩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血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正午的太阳晒得地面发烫，他和战友们趴在地上练瞄准，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在地上积成小小的水洼；到了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学游击战术，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有的地方被汗水洇得模糊不清。一年后，他成了纵队三个团的刺杀教官，手里的木枪换成了真枪，肩上也多了份沉甸甸的责任。
　　1941年7月，张长海任3团2营6连少尉排长，带着全排47个弟兄开赴中条山区北大山。出发那天，每个战士都背着沉甸甸的弹药和干粮，有的哼着家乡的小调，有的互相打趣，没人知道，这场仗会打得这么苦。进山第六天上午，营部传来命令，要求各部队以团为单位固守阵地，与鬼子死战。战士们立刻行动起来，有的挖战壕，有的擦拭刺刀，张长海蹲在战壕里，给新兵王二柱演示刺杀动作：“记住，鬼子捅过来时，要侧身用枪身拦，然后趁他没反应过来，直接捅他心口！”王二柱点点头，握紧了手里的步枪，眼里满是坚定。可没过多久，又一道命令下来——立刻向南山转移。
　　担架只有寥寥几副，能走的伤员拄着枪杆，一瘸一拐地跟在队伍后面；不能走的伤员躺在战壕里，有的拉着张长海的衣角，声音带着哭腔：“排长，别丢下我，我还能打鬼子！”张长海蹲下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强忍着眼泪说：“你在这儿等着，等咱打跑了鬼子，肯定来接你！”可他心里清楚，这不过是安慰人的话，一旦转移，这些伤员大概率会落入鬼子手中。队伍出发时，他回头望了一眼战壕，那些伤员的身影渐渐变小，最后消失在视线里，他咬了咬牙，转过身，大步向前走。
　　
　　到了南大山，部队总算有了喘息的机会。战士们找了块相对平坦的地方，有的靠在树上睡觉，有的拿出仅剩的干粮啃着。张长海刚闭上眼睛，就被炊事员老李叫醒：“排长，来喝点野菜汤，好歹填填肚子。”他接过陶碗，汤里只有几片野菜叶子，几乎看不到米粒，可他还是小口小口地喝着，这是他们仅有的补给了。可这份平静只维持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清晨，远处传来的飞机轰鸣声打破了宁静。
　　“鬼子的飞机来了！隐蔽！”张长海大喊着，一把将身边的王二柱按进战壕。话音刚落，炮弹就像雨点一样砸了下来，泥土和碎石溅得他满脸都是，耳边全是轰鸣声和战士们的惨叫声。他爬起来，摸出步枪，透过战壕的缝隙往外看，只见鬼子的步兵正端着枪，一步步朝阵地逼近。“弟兄们，跟鬼子拼了！”张长海嘶吼着，率先跳出战壕，战士们也跟着冲了上去。枪声、刺刀碰撞的“叮叮当当”声、鬼子的惨叫声、战士们的呐喊声混在一起，阵地前很快就躺满了尸体，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
　　激战了几个小时，2营的弟兄们死伤过半，王二柱也倒在了血泊中，他的胸口被鬼子的刺刀捅穿，手里还紧紧攥着步枪。张长海红了眼，握着他的“湖北条”步枪，朝着冲上来的鬼子冲去。他是刺杀教官，对刺杀技术了如指掌，再加上年轻力壮，根本不怕鬼子。第一个鬼子端着枪朝他心口捅来，他侧身一闪，同时用枪身狠狠一拦，“当”的一声，鬼子的刺刀偏了方向，却划开了他的右手掌，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顺着枪杆往下滴，染红了枪托。他没顾上疼，趁着鬼子收枪的间隙，双手攥紧枪托，用尽全身力气，朝着鬼子的下腹部砸去。那鬼子惨叫一声，身子弓得像个虾米，倒在地上还想挣扎，张长海毫不犹豫地举起步枪，对着他的胸口又刺了一刀。拔出刺刀时，滚烫的鲜血喷了他一脸，带着刺鼻的铁锈味，他抹了把脸，又朝着下一个鬼子冲去。
　　第二个鬼子看到同伴惨死，眼神里露出了怯意，转身就想跑。张长海哪能让他逃走，迈开大步追了上去，趁着鬼子转身的瞬间，从背后把刺刀狠狠捅进了他的腰眼。那鬼子哼都没哼一声，就倒在了地上，鲜血从伤口里汩汩流出。不到一个小时，张长海的刺刀下就躺了六个鬼子，他的衣服上沾满了鲜血，右手掌的伤口越来越疼，可他依旧握着步枪，不肯后退一步。可冲上来的鬼子越来越多，阵地眼看就要守不住了，他看了一眼身边还能动的六个战士，大喊一声：“撤！”几个人猫着腰，趁着硝烟的掩护，往山下跑去。
　　全团的阵地已经丢了，到处都是打散的官兵，有的战士在漫无目的地奔跑，有的倒在地上呻吟。他们刚跑下山，就听到了鬼子的机枪声，“哒哒哒”的枪声在山谷里回荡。“快卧倒！”张长海大喊着，可还是晚了，四个战士当场就被机枪子弹击中，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张长海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他强忍着悲痛，带着剩下的李建和王立运，钻进了东大山的树林里，不敢有丝毫停留。
　　第二天一早，王立运就病倒了。他发着高烧，嘴唇干得裂出了血口子，脸色苍白得像纸一样。张长海让他靠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又把自己的水壶递给他，里面只剩下最后几口水。“你在这儿等着，我让李建去附近村里找吃的，很快就回来。”张长海说完，朝李建使了个眼色。李建点点头，拿起步枪，小心翼翼地朝着树林外走去。可直到天黑，李建都没回来。张长海的心沉了下去，他知道，李建大概率是遇上了鬼子，再也回不来了。
　　第三天，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倾盆大雨。山里的温度骤降，冷得像冰窖一样。张长海把自己身上仅有的单衣脱下来，盖在王立运身上，自己则缩在大树下，用树叶遮挡雨水。王立运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后来干脆闭上眼睛，不管张长海怎么喊他的名字，他都没反应。上午十点，王立运彻底没了气息，他的手还紧紧攥着张长海的衣角，仿佛还在寻求一丝温暖。
　　
　　讲到这里，张长海停了下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帕，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声音哽咽着说：“全排47个弟兄，进山的时候个个都精神抖擞，到最后就剩我一个……我对不起他们啊！”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想安慰他几句，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过了好一会儿，老人才平复了情绪，接着往下讲。
　　从王立运牺牲那天起，张长海就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因为他的老家太康在东边，他想活着回去，想把弟兄们的故事告诉更多人。饿了，他就找地里没成熟的玉米棒子生吃，或者摘树上的树叶、挖地里的野菜嚼；渴了，就喝山间的溪水，有时候溪水浑浊，他就用布过滤一下再喝。白天，他怕遇上鬼子，只能躲在茂密的树林里，透过树叶的缝隙观察外面的动静；夜里，他怕有野兽出没，就爬到高高的树上，用皮带把自己牢牢地拴在树枝上，哪怕只能眯一会儿，也不敢放松警惕。有好几次，他都因为过度劳累和饥饿晕了过去，醒来后，又挣扎着站起来，继续往东走。
　　有一次，他正沿着一条山路慢慢走，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了鬼子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他心里一紧，赶紧回头看，只见十几个鬼子正举着枪，朝着他的方向走来。前面不远处就是一个几米高的悬崖，根本没有躲避的地方。情急之下，他想都没想，纵身就跳下了悬崖。幸运的是，悬崖底下有一个山洞，他掉下去的时候，正好落在了山洞门口的草地上，只是腿被摔得生疼。他顾不上查看伤口，赶紧爬进山洞里，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鬼子追到悬崖边，趴在悬崖边上往下看了看，又对着山洞的方向喊了几句日语，见没有任何回应，以为他摔死了，就骂骂咧咧地走了。张长海听到鬼子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才松了口气，瘫坐在地上。可他刚休息了没几分钟，就觉得身后有什么东西在动。他心里一沉，缓缓地转过身，借着洞口透进来的微光一看，吓得差点叫出声来——一条碗口粗的大蟒蛇正盘踞在山洞里，吐着长长的信子，一双冰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他浑身冒出冷汗，连腿都软了，可他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毙。他慢慢站起来，趁着蟒蛇还没发动攻击，拔腿就往山洞外跑，连掉在地上的步枪都顾不上捡，一直跑了很远，直到再也跑不动了，才停下来大口喘气，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鞋早就跑丢了，脚底板被石头划得全是伤口。
　　后来，他实在饿得走不动了，就想着去附近的村子里找点吃的。可他刚走进一个村子，就被几个巡逻的鬼子发现了。他想跑，可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很快就被鬼子抓住了。和他一起被抓的，还有其他两百个战俘，他们被关在一个废弃的院子里，院子四周都有鬼子看守。战俘里，军衔最高的是3师的一个中校副团长，姓赵，他看起来五十多岁，头发已经花白，可眼神依旧坚定。院子里还有一对母女，母亲看起来三十多岁，女儿只有十七岁，听说她们是某部电台台长的妻子和女儿，台长牺牲后，她们就被鬼子抓了过来。
　　每天，鬼子只给他们很少的食物和水，很多战俘都因为饥饿和疾病倒下了。张长海心里憋着一股劲，他告诉自己，一定要活着出去，不能就这样死在鬼子手里。有天上午，两个鬼子突然闯进院子里，他们手里端着枪，眼神猥琐地盯着那个十七岁的女孩。其中一个鬼子走上前，一把抓住女孩的胳膊，就往外拉。女孩吓得大哭起来，一边挣扎一边喊：“妈妈，救救我！妈妈，救救我！”她的母亲见状，立刻冲上去，一把抱住女孩，想把她从鬼子手里抢回来。可那个鬼子毫不留情，一脚就把她踢倒在地上，她的额头撞在了石头上，当场就流出了血。
　　赵副团长看到这一幕，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跳起来，大吼一声：“弟兄们，鬼子太欺负人了！跟他们拼了！”张长海第一个响应，他抄起身边一块石头，朝着离他最近的鬼子砸去。其他战俘也被激怒了，有的拿起地上的木棍，有的捡起砖头，纷纷朝着鬼子冲去。那两个鬼子没想到战俘们敢反抗，一时慌了神，还没来得及掏枪，就被蜂拥而上的战俘们围了起来。石头、砖头、木棍朝着他们身上砸去，没过多久，那两个鬼子就倒在地上，没了呼吸。
　　“快，去抢鬼子的枪！”赵副团长大喊着，率先朝着鬼子的住处冲去。当时，看守他们的鬼子正在屋里吃饭，枪都整齐地架在门口。张长海和其他战俘冲进去，拿起枪，对着正在吃饭的鬼子一阵扫射。鬼子们毫无防备，很快就被全部消灭了。之后，赵副团长带着大家，朝着百里外的黄河渡口跑去，他们知道，只有过了黄河，才能摆脱鬼子的追击。
　　
　　他们一路小跑，不敢有丝毫停留，跑了大约四十里路，身后就传来了鬼子的枪声——小股鬼子追上来了。“你们先跑，我和张排长带着几个人在后面掩护！”赵副团长说完，就挑选了十几个身强力壮的战士，包括张长海在内，留下来阻击鬼子。他们找了个有利的地形，趴在地上，朝着追上来的鬼子开枪。鬼子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边打边退，一直退到了黄河边。
　　就在这时，黄河南岸传来了炮火声——是85师的部队听到了枪声，前来支援他们了！85师的炮火朝着鬼子的方向发射，有效地阻挡了鬼子的追击。张长海和其他掩护的战士趁机朝着黄河边跑去，可撤退的时候，还是有不少人被鬼子的炮弹击中，倒在了路上。到了黄河边，原本两百人的队伍，就只剩下一百人左右了。
　　85师派了三只木船来接应他们，可每只木船只能装三十个人，三只船总共也只能装九十个人。“你们先上船，我和张排长还有其他几个弟兄留下来，再掩护一会儿！”赵副团长说什么都不肯先上船。张长海想劝他，可赵副团长态度坚决，他只能带着其他九十个人先上船。可他们刚上船没多久，就看到赵副团长和剩下的六个战士朝着他们挥手——鬼子又追上来了！
　　船慢慢向对岸划去，张长海站在船上，看着赵副团长他们和鬼子激战的身影，心里很不是滋味。等船到了南岸，他立刻找到85师的指挥官，请求派兵去支援赵副团长他们。可就在这时，他们看到赵副团长和六个战士朝着黄河边跑来，身后还跟着一群鬼子。他们跑到黄河滩上，找到了一个废弃的小屋，拆了屋顶的三根木料，用绳子捆在一起，放进河里，然后八个人抱着木料，用脚蹬水，朝着南岸漂来。
　　可就在他们漂到河中间的时候，几架鬼子的飞机飞了过来，对着他们扔炸弹。“快卧倒！”张长海大喊着，可炸弹还是落在了木料附近。水花溅得很高，有三个战士当场就被炸死了，赵副团长的胸口也中了弹，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他看着张长海，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长海，一定要……活着回去……”说完，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张长海强忍着悲痛，和剩下的四个战士一起，继续朝着南岸漂。他们躲过了鬼子飞机的轰炸，最终成功漂到了南岸。上岸的时候，他们一个个都精疲力尽，倒在地上，好久都站不起来。
　　
　　抗战胜利后，张长海编入33军。1947年，在山西太谷县，他看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毅然投诚了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主动请缨，赴朝参战，在战场上，他依旧冲锋在前，后来因为战功卓著，被提拔为副连长。回国后，他被调到汉口防空学校当教员，把自己的战斗经验传授给更多的战士。可后来，因为受一些历史问题的牵连，他被调到了农场工作。直到1980年，问题才得到解决，他终于可以回到家乡，在板桥镇务农，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2019年我见到他时，他已经快一百岁了，可身体依旧很硬朗，每天都会在镇口的老槐树下坐一会儿，有时候会给路过的年轻人讲当年的抗战故事。他说：“我活着，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那些牺牲的弟兄们，我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少人用生命换来的。”
　　那天的太阳渐渐落下，余晖洒在老槐树上，也洒在张长海的身上，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我和老兵告别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李明，你一定要把这些故事写下来，让更多人记住那段历史，记住那些牺牲的战士。”我用力点点头，告诉他，我一定会的。
　　
　　(二)
　　
　　2020年秋，河南唐河县黑龙镇的桂花开得正盛，风一吹，满街都是甜丝丝的香气。我在志愿者引领下，踩着落满桂花的石板路，走到张天生老兵家门口，他正坐在院中的石桌旁。看到我来，老兵和我握手，指了指石磨对面的小板凳，声音带着岁月的沙哑：“张军介绍你来的吧。坐吧，咱慢慢说——那都是七十多年前，在缅甸丛林里的事儿了。”
　　张天生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背上的老年斑像撒了把碎芝麻，指关节因为早年握枪、拼刺刀留下的旧伤，肿得有些变形，可一说起“驻印军”“敢死队”，他浑浊的眼睛里就像燃起了火苗，一下子亮了起来。
　　
　　张天生是土生土长的黑龙镇人，1938年参军时才刚满15岁。那会儿鬼子已经占了河南不少地方，他看着家乡的庄稼被烧、乡亲们逃难，心里憋着股劲，偷偷跟着邻村的老兵报了名，编入了中央化学兵团学兵总队。在总队里，训练苦得能扒掉一层皮——天不亮就得爬起来练队列，齐步走、正步走，走得脚底板起水泡；白天趴在晒得发烫的地上练瞄准，枪托抵着肩窝，练到吃饭时连筷子都握不住；晚上还得在煤油灯下背军事理论，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有的地方被汗水洇得模糊不清。两年下来，他的枪打得又准又稳，队列走得比老兵还齐整，总算熬成了班长。
　　1943年7月，部队接到命令，要从昆明乘飞机去印度汀江，编入中国驻印军。那是张天生第一次坐飞机，飞机在天上颠簸时，他紧紧攥着枪，心里既紧张又期待——听说驻印军的装备比国内好，能用上美式冲锋枪，他盼着早点上战场，把鬼子赶出缅甸。到了印度后，他被分到1团3营9连，成了3排排长。第一次摸到崭新的冲锋枪时，他摩挲着枪身，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带着弟兄们多杀鬼子，早点回祖国。
　　1944年初，盟军的侦察机传来消息：缅甸丛林深处藏着一个日军弹药库，里面堆满了炮弹、子弹，是鬼子的“补给命脉”。指挥部决定组建敢死队，趁夜摸营，把这个弹药库炸掉。消息传到1团，战士们都红了眼，纷纷抢着报名。张天生拿着申请书，一路跑到连长办公室，把纸往桌上一拍：“连长，我去！我是排长，我先上！”最后，部队从全团挑了100个身强力壮、作战经验足的战士，张天生因为枪法准、脑子活，被任命为敢死队队长。
　　出发前的那个晚上，丛林里静得能听到虫鸣。敢死队的队员们围坐在篝火旁，每个人都拿出针线，把自己的姓名、生辰八字、籍贯缝在衣服内侧——大家都知道，这一去大概率是回不来了，缝上这些，万一牺牲了，好歹能让家人知道自己的下落。有的战士还从怀里掏出家人的照片，反复摩挲；有的则低着头，小声念叨着家乡的地名。张天生也缝了自己的信息，还把母亲织的粗布袜子塞进了背包——那是他离家时，母亲连夜织的，说能“保平安”。除了炸药包，每个人还背着冲锋枪、手枪、大刀，揣着8颗手榴弹和500发子弹，装备压得肩膀生疼，可没人抱怨一句。张天生看着眼前的弟兄们，大声说：“咱这次去，是为了炸掉鬼子的弹药库，为了后面的大部队能少流血！就算死，也要拉着鬼子垫背！”弟兄们齐声喊“好”，声音在丛林里回荡。
　　
　　当天夜里，月亮躲进了云层，伸手不见五指。张天生带着敢死队，猫着腰在灌木丛里爬。草叶上的露水打湿了衣服，冷得刺骨；树枝上的尖刺刮破了胳膊，渗出血珠，可没人敢发出一点声音。走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到了弹药库外围的铁丝网前——那铁丝网有一人多高，上面还挂着铃铛，稍微一碰就会响。两个负责开路的队员掏出钳子，屏住呼吸，“咔嗒、咔嗒”地剪着铁丝，每剪一下，大家的心都跟着揪一下。很快，铁丝网上剪开了一道能容一人通过的口子。
　　张天生朝着事先侦察好的哨兵位置比了个“噤声”的手势，自己握着大刀，脚步轻得像猫一样摸了过去。借着微弱的月光，他看到那个鬼子哨兵正背对着他们，靠在树干上抽烟，烟头的火光在黑暗里一闪一闪，还时不时哼几句日语小调。张天生屏住呼吸，悄悄绕到鬼子身后，突然扑上去，一只手紧紧捂住鬼子的嘴，另一只手握着大刀，顺着鬼子的喉咙狠狠一划——鬼子的身体猛地抽搐了一下，连哼都没哼一声，就软倒在地上。张天生赶紧把鬼子的尸体拖到灌木丛后，迅速换上鬼子的军装和钢盔，故意佝偻着背，学着鬼子的样子，迈着八字步往里走。身后的队员们跟在不远处，借着树影的掩护，悄悄推进。
　　刚进鬼子兵营，就听到几间营房里传来鬼子的呼噜声，有的还夹杂着梦话。张天生抬手比了个“打”的手势，队员们立刻端起冲锋枪，枪口对准营房门口。“打！”张天生低喝一声，“哒哒哒”的枪声在夜里突然炸开。睡梦中的鬼子被惊醒，有的光着膀子就往外冲，有的迷迷糊糊地去摸枪，可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倒在了枪口下。短短几分钟，就打死了20多个鬼子。
　　剩下的鬼子慌了神，开始组织反抗，子弹从营房里射出来，打在树干上“砰砰”响。混乱中，一个戴着军官帽、挎着军刀的鬼子从营房里冲出来，挥舞着军刀喊着日语，想让鬼子们稳住阵脚。张天生眼疾手快，扑上去一把揪住他的衣领，用手枪指着他的太阳穴，大声喊：“下令投降！不然我毙了你！”可那鬼子不仅不投降，还挣扎着要掏腰间的军刀，嘴里还骂着脏话。张天生没客气，对着他的胸口“砰”地就是一枪，鬼子应声倒地。
　　紧接着，队员们把手榴弹往鬼子的营房和弹药库里扔，“轰隆隆”的爆炸声接连不断。弹药库里的炮弹、子弹被引爆，火光一下子把半边天照亮，巨大的爆炸声震得地面都在抖，足足响了几个小时。等硝烟渐渐散了些，张天生才发现，身边的弟兄少了一大半——有的倒在营房门口，手里还握着冲锋枪；有的趴在弹药库旁，身上沾满了灰尘和血。最后清点人数，100人的敢死队，只剩下18个能站起来的，82个弟兄要么牺牲，要么在混乱中失踪，再也找不回来了。后来，部队给他们记了大功，可张天生说：“那功勋章再亮，也换不回弟兄们的命啊！”
　　没过多久，驻印军继续向缅甸日军发起进攻。张天生带着3排在前面开路，丛林里的环境比想象中更恶劣——蚊子比手指头还粗，叮一口就是一个大包，痒得钻心；地上的蚂蟥顺着裤腿往上爬，吸饱了血才肯掉下来；有时候还会遇到毒蛇，得小心翼翼地绕着走。大家每天走不了多少路，还得时刻提防鬼子的冷枪，饿了就啃压缩饼干，渴了就喝丛林里的溪水，晚上就靠在树干上眯一会儿。
　　第四天凌晨4点，天刚蒙蒙亮，露水把衣服打湿了一大片。张天生正带着队员们踩着露水往前走，突然听到前面传来“哗啦”一声——是树枝被踩断的声音。他立刻抬手示意大家停下，刚拔出枪，就和一大队鬼子撞了个正着。双方几乎同时开了火，子弹在耳边“嗖嗖”飞过，有的打在树干上，溅起木屑。“冲！跟鬼子拼了！”张天生喊着，带头往前扑，离得太近了，步枪根本施展不开，大家干脆端起冲锋枪扫射，有的队员子弹打光了，就掏出大刀，朝着鬼子冲过去。
　　张天生带了将近600发子弹，可没一会儿就打光了。他弯腰从地上捡起一把鬼子的三八大盖，插上刺刀，刚直起身，就看到一个鬼子举着刺刀朝他捅过来。他侧身一闪，同时用枪托砸向鬼子的肩膀，鬼子疼得叫了一声，刺刀掉在地上。张天生趁机把刺刀捅进了鬼子的胸口，拔出刀时，血溅了他一身。这时候，天上的盟军飞机在头顶盘旋，却没法轰炸——敌我双方混在一起，怕误伤自己人。
　　张天生知道，这样硬拼不是办法，他大声喊着，让战友们迅速靠拢：“三人一组，背靠背呈三角形！互相掩护！”他在训练时教过大家，这种队形在肉搏时最管用，能挡住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队员们赶紧调整队形，人与人相隔两米，端着刺刀，朝着鬼子杀过去。刀光剑影里，张天生看到自己的勤务兵周进显被一个鬼子从背后捅了一刀——周进显才18岁，是队伍里最年轻的兵，出发前还跟张天生说，等打完仗，要回家娶媳妇。周进显回过头，想把手里的枪递给张天生，可没等递过来，就倒在了地上，眼睛还睁着，好像在看着家乡的方向。
　　张天生红了眼，朝着那个鬼子冲过去，连着刺了三刀，直到鬼子没了动静。战斗从凌晨4点一直打到早晨8点，太阳升得老高，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照在满地的尸体上。就在大家快撑不住的时候，后面的大部队终于冲了上来，鬼子见状，赶紧往后退。张天生站在原地，浑身是血，衣服里面全是汗水，外面溅满了血水，连眼睛都被血染红了。他后来回想，那天自己至少杀了30个鬼子，挡在前面的鬼子，他都要补上三刺刀——他要替周进显，替所有牺牲的弟兄们报仇。
　　打扫战场时，眼前的景象让人心碎：地上到处都是尸体，有鬼子的，也有自己的弟兄，有的战士手里还握着枪，手指紧紧扣着扳机；有的则趴在地上，背上插着鬼子的刺刀。张天生一个个清点人数，51人的3排，最后能站着的只有他、1班班长董真和2班班长潘其云三个人，还有8个重伤员躺在地上哼哼，剩下的40个弟兄，全牺牲了。董真的胳膊被刺刀划了个大口子，鲜血直流，却还笑着说：“排长，咱还活着，还能杀鬼子！”潘其云的帽子丢了，头发上沾满了灰尘，他拍了拍张天生的肩膀：“走，咱还得带着弟兄们接着打！”
　　之后，1团被调到30里外的后方休整，印度那边空运来一批新兵补充兵力。因为在战斗中指挥得力、作战勇敢，张天生荣立了一等功。连长邓之端被调到2营当营长，接替牺牲的老营长，张天生则升成了9连连长，董真和潘其云也分别成了1排、2排的排长——当年在白刃战里背靠背、互相掩护的三个兄弟，又能一起带兵打仗了。
　　
　　1944年4月，密支那战役打响。鬼子把美军的指挥部和一部分阵地围得水泄不通，美军几次突围都没成功，伤亡惨重。张天生所在的独立步兵第1团奉命去解围，打头阵的先锋队员光着膀子，挥着大刀往前冲，有的胳膊被鬼子的子弹打穿了，还咬着牙继续冲；有的倒在半路，后面的人踩着尸体接着上。总算把美军救了出来时，先锋队的队员已经伤亡过半。张天生带着9连守在一个关键路口，阻击从八莫来增援的鬼子。他们趴在战壕里，等鬼子靠近了才开枪，手榴弹一颗接一颗地扔，有的战士把手榴弹拉开引线，等了几秒才扔出去，就为了让手榴弹在鬼子人群里爆炸。硬是没让一个鬼子越过路口，几十具鬼子的尸体堆在路口旁，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密支那战役结束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去增援八莫会战。指挥部一声令下，攻城部队要从河里蹚过去冲锋。鬼子在河对岸架起了机枪，子弹像雨点一样打在河里，激起一串串水花。不少战士刚下河，就被子弹击中，尸体顺着河水漂，把原本清澈的河水都染红了。好在中美空军的飞机不停地从空中轰炸鬼子的阵地，地面的大炮也对着城里猛轰，鬼子的火力才渐渐弱了些。张天生带着9连守在另一个路口，手里有三挺重机枪、九挺轻机枪和三门81迫击炮，他把重机枪架在高处，轻机枪分布在路口两侧，迫击炮对准鬼子可能突围的方向，组成了一张交叉火力网。凡是从这里想突围的鬼子，刚一露面就被打成了筛子，没一会儿，路口旁就堆满了鬼子的尸体。
　　八莫战役之后，张天生跟着1团一路南下，拿下了南坎、南新等县城，还追着鬼子到了仰光。1945年2月，驻印军打下腊戍，又把逃窜的鬼子赶到了老挝和泰国，最后把他们赶下了海——那些鬼子慌不择路，有的跳进海里淹死，有的被战士们的子弹打死。之后的三个月，他们在腊戍周围的森林里清剿鬼子的残余和散兵。那时候的鬼子早就没了当初的嚣张，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手里的枪都快握不住了，变成了丧家之犬。只要战士们一包围，他们就乖乖举起手投降，有的还跪在地上求饶。俘虏集中起来后，都被运去了昆明。
　　1945年5月，张天生跟着部队从腊戍乘飞机回到昆明。飞机降落在机场时，他远远就看到跑道旁挤满了人——市民们举着“欢迎远征军回家”的小旗子，有的手里捧着鲜花，有的提着装满水果的篮子。飞机刚停稳，大家就涌了上来，把鲜花和水果往他们手里塞，嘴里还不停地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打鬼子！”那一刻，张天生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打了这么多年仗，吃了这么多苦，总算能回到祖国，能对得起牺牲的弟兄们了。
　　
　　抗战胜利后，1947年，张天生从部队里退了下来。他带着仅有的行李，一路辗转，回到了唐河老家。推开家门时，院子里的老槐树还在，可父亲已经在4年前去世了。母亲看到他，头发花白的脑袋颤了颤，一下子就扑了上来，抱着他的胳膊哭：“我的儿啊，你可回来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母子俩抱着哭了好久，泪水打湿了彼此的衣服——这一别，就是10年，太多的牵挂和思念，都在眼泪里了。
　　解放后，张天生当了村里的第一任村长，带领乡亲们种地、修水利，把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后来，他又成了黑龙镇委员，一辈子都在为家乡、为乡亲们做事。
　　临走时，张天生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包着一枚褪色的一等功勋章，还有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当年敢死队100人的合影，每个人都穿着军装，站得笔直，脸上带着年轻的笑容，只是很多人的脸已经模糊不清了。老兵用粗糙的手摸着照片，声音有些哽咽：“这些弟兄，都该被记住啊……”我点点头，告诉老兵，我一定会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让更多人知道，当年有这么一群人，在异国的丛林里，为了祖国，为了同胞，拼尽了全力，流尽了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