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四章 存恩成长，尚信活埋

　　(一)
　　
　　2015年，我在内蒙古抗战研究会又见到了朱启尧，听他讲起白存恩老兵的故事，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战火与成长，一下子就钻进了我心里。
　　
　　朱启尧说，1936年11月24日那天，零下20度的绥远草原上，雪粒子像刀子似的刮在脸上。17岁的白存恩趴在雪地里，连呼吸都不敢太重——耳边是机枪的“哒哒”声，震得雪地都在微微发颤，他和身边的学兵们个个缩着脖子，谁也不敢抬头。就在这时，刘效曾团长大声喊出一句“上刺刀”，那声音穿透炮火，清清楚楚传到每个人耳朵里。朱启尧说，白存恩后来跟他讲，平时练刺杀，他总能最快把刺刀卡进枪槽。可那天，手指像冻僵了似的，怎么也不听使唤，枪托在雪地里磕了好几下，才勉强把刺刀装好。
　　白存恩是山西省五台县人，家里是种地的。1936年初，地里收成不好，他跟发小党府、王珏凑在一起商量，与其在家饿肚子，不如北上包头当兵，好歹能混口饭吃。三个半大孩子揣着干粮，走了十几天才到包头，一到就被编入了傅作义的第70师215旅，旅长孙福麟。朱启尧特意跟我提，这支部队里，431团是补充团，也就是学兵团，全是像白存恩这样没打过仗的年轻人，团长正是刘效曾；432团则是打过硬仗的老兵团，战士们胳膊上都有厚厚的老茧，看着就不一样。
　　1936年11月中旬，坏消息传了过来——日军派伪蒙军第七师占了绥远省的百灵庙，还在那儿修了工事，光日本军官就派了200多人当指导官，明摆着是要把百灵庙变成进攻绥远的据点。傅作义将军当即下令，让骑兵第2师师长孙长胜当总指挥，集结了骑兵第2师一个团、215旅两个团，再加上一个山炮营、一队汽车和一队装甲车，要远程奔袭百灵庙，把这颗“钉子”拔了。
　　
　　白存恩跟着部队出发那天，包头城门口飘着小雪。他背着步枪、弹药袋，还有一件薄薄的棉衣，跟在队伍里一步步走出城。朱启尧说，白存恩回忆起那段行军路，总说“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冷”——积雪没到膝盖，每走一步都要把腿从雪地里拔出来，棉鞋湿透了，冻成硬邦邦的冰壳，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响。白天还好，到了夜里，寒风往衣服缝里钻，连睫毛都能冻上霜。走着走着，白存恩就忍不住想：这是真要打仗了，不是平时的操练，要是死在战场上，爹娘还能知道吗？越想心里越发毛，脚步都沉了几分。
　　11月23日24时，天像泼了墨似的黑，晋绥军的进攻开始了。骑兵团从东口冲，432团从南口打，孙长胜师长把431团放在了二线，让他们跟在432团后面，先看看战场情况。白存恩跟在队伍里，能听到前面传来的枪声越来越密，还有山炮的轰鸣声，震得地面都在晃。骑兵团先发起了猛攻，伪蒙军的注意力全被吸引到了东边，南口的防守一下子弱了下来，432团没费多大劲就冲到了百灵庙附近，431团也跟着往前挪，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刘效曾团长站在一处土坡上指挥，身边的机枪手“突突”地向敌人阵地开火。朱启尧说，白存恩后来跟他形容，团长当时根本没躲在掩体里，就那么站在雪地里，棉衣上落了一层雪，手里举着望远镜，时不时喊一句“往左边打！”。可他们这些学兵，没见过这阵仗，全都趴在雪地里，头埋得低低的，连眼睛都不敢多抬——怕一抬头，子弹就飞过来了。
　　就在这时，刘团长的声音又响了：“上刺刀！”白存恩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是要拼刺刀了。他赶紧摸向枪身，可手指还是不听使唤，平时练了无数次的动作，那天却怎么也顺不下来，急得额头直冒冷汗，只好用牙咬着棉衣袖口，腾出另一只手帮忙，才算把刺刀装好。他憋着气，手指扣在扳机上，等着团长喊“冲锋”，可等了好一会儿，也没听见下一道命令。
　　天慢慢亮了，雪也小了些。白存恩偷偷抬头看了一眼，发现前面的枪声渐渐稀了——骑兵师和432团已经解决了大部分敌人，根本没用到他们学兵团。这次战斗，伪蒙军除了几个日本特务偷偷跑了，剩下的要么被打死，要么被俘虏。后来清点战果，共毙敌300多人，俘虏400多人，光日本军官就打死了20多个。白存恩所在的班，还负责把7个被俘的日本军官押送到包头警备司令部。他跟在俘虏后面，看着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官，耷拉着脑袋，冻得瑟瑟发抖，心里忽然生出一股底气：原来敌人也不是打不败的。
　　
　　到了1938年3月，白存恩已经跟着部队转战到了晋西吉县，开始打游击。朱启尧说，这时候的白存恩，跟两年前不一样了——经历了几次生死战，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紧张，眼神里多了股狠劲，成了个标准的战士。只是游击战的日子太苦了：常常是刚架起锅煮小米饭，日军的大炮就“轰”过来了，大家只好用挖战壕的小铁锹，从锅里铲一铲半生不熟的饭，边跑边往嘴里塞；有时候在山坡上、沟渠边，和衣打个盹，就算休息了；行军路上，太累了走着走着就睡着，直到撞到前面战友的背包，才猛然惊醒；脸天天被炮火熏得满是灰土，口渴得嘴唇裂成了口子，看见马蹄坑里的湿土，都想抓一把放在嘴里吸点水分；要是在山背的阴暗处发现没融化的雪泥，就赶紧用手绢包一团，挤着喝一口，那点雪水，比什么都甜。
　　有一次，第二战区司令部指挥机关要西渡黄河，日军在后面穷追不舍。白存恩和部队奉命火速赶往吉县人祖山，要在那儿挡住日军，给指挥部争取时间。他们选了个好地形——四面环山，中间一条大路直通山上。刘效曾团长把白存恩班叫到跟前，指着大路左侧的一个小孤峰说：“你们从正面的两层阁楼撤到那儿，在那儿布阵，没有我的命令，不准退一步，防止日军从侧翼包抄。”白存恩赶紧点头，带着班里的战友往小孤峰跑，心里清楚，这是要他们当“钉子”，守住侧翼。
　　黄昏时分，战斗打响了。日军先开炮，第一炮就落在了正面的阁楼上，“轰隆”一声，阁楼瞬间就塌了。白存恩在小孤峰上看得清清楚楚，吓得一身冷汗——要是没撤出来，他们班现在早就埋在瓦砾堆里了。他心里暗暗庆幸，多亏了刘团长的命令。
　　炮击过后，日军的重机枪开始疯狂扫射，子弹像雨点似的落在小孤峰上，打得石头火星四溅。紧接着，日军就端着枪冲了上来。等敌人快到阵地前时，刘团长喊了一声“打”，白存恩和战友们赶紧扔出手榴弹，机枪、步枪一起开火。他盯着冲在最前面的一个日军，瞄准、扣扳机，“砰”的一声，那日军晃了晃，倒在了雪地里。紧接着，他又瞄准另一个，再一声枪响，又一个敌人倒下了。日军没料到侧翼的抵抗这么猛，丢下十几具尸体，退了回去。
　　可日军没善罢甘休，一夜之间，这样的冲锋发起了10多次。白存恩和班里的战友，每人就三颗手榴弹，他们把拉线都抽了出来，两颗准备扔向敌人，最后一颗攥在手里——要是敌人冲上来，就拉响手榴弹，跟他们同归于尽。他们趴在雪地里，冻得手脚发麻，却不敢有丝毫松懈，不停地开枪、扔手榴弹，死死挡住日军的迂回包抄。
　　人祖山阻击战打了两昼夜，直到指挥部顺利渡过黄河，他们才奉命撤退。这次战斗，431团死伤了100多人，白存恩的发小党府、王珏也牺牲了——党府是在扔手榴弹时，被日军的子弹打中了胸口；王珏则是为了掩护战友，被炮弹碎片划伤了动脉，没等送到后方就没气了。白存恩和战友们在山脚下挖了两个土坑，把党府和王珏埋了，连块墓碑都没有，只能在心里默念他们的名字。后来他跟朱启尧说，那几天夜里，一闭眼，就能想起党府和王珏在五台县老家时的样子——党府总爱跟他抢窝头，王珏则喜欢爬树掏鸟蛋，可现在，再也见不到了。
　　
　　1938年冬天，白存恩因为表现勇敢，从下士副班长提升为206旅游击支队营部少尉副官。有一次，他奉命给旅部送情报，那是个午后，天突然下起了雪，越下越大，到了黄昏，积雪已经没过了小腿。他要从山上往下走，风雪太大，根本站不稳，一迈步就往旁边滑，只好转过身，倒退着下山，连滑带爬，膝盖磕在石头上，疼得钻心，也顾不上揉，心里就一个念头：必须在天黑前把情报送到。最后，他总算在天黑前赶到了旅部，把情报递过去时，手还在抖。
　　完成任务后，他被让进了一间热气腾腾的窑洞，里面生着柴火，暖得让人想睡觉。他浑身是雪，一进窑洞，雪就化成了水，衣服湿得贴在身上。他拿起瓢，舀了一瓢井水，“咕咚咕咚”喝了下去——冷井水灌进肚子里，又遇上窑洞里的热气，晚上就发起了高烧，烧得迷迷糊糊，嘴里还喊着“打鬼子”。这病一直没好利索，此后就落下了病根，身体越来越弱。
　　后来，部队把他安置在一个小村庄休养。有一次，日本人来“扫荡”，全村人都往山里躲。白存恩身子弱，走不动路，村民就把他扶到驴身边，让他牵着驴尾巴，跟着驴一步步往山上走。到了山上，没地方住，他就住在牛棚里，夜里渴了，就爬到院里，抓一把雪塞进嘴里。“扫荡”结束后，赵清萍指导员来看他，见他走不动，就让他骑上自己的马，自己则跟在旁边步行，走了半个月，才把他送到了安全的地方。白存恩后来才知道，赵清萍是八路军派来的，心里一直记着这份情。
　　
　　1944年，白存恩的病越来越重，再也没法上战场，只好离开了军队。他不想回家，就报考了陕西盐务局，在那儿找了份工作。抗战胜利三年后，他辞了盐务局的工作，回到山西老家，当起了义教，教村里的孩子读书写字。1954年，他又到开封六中工作，直到1983年退休。晚年的白存恩在开封过着平静的日子，家里的墙上挂着一张老照片，是他年轻时穿军装的样子，虽然照片已经泛黄，但能看出眼里的光。
　　
　　(二)
　　
　　2010年，我在天津市文史馆见到了刘英同志，听他讲起高宝龙亲历的五美城惨案，那些浸透血泪的细节，至今仍让人心里发颤。
　　
　　刘英跟我说，高宝龙每次回忆起1937年8月8日那个拂晓，声音都会发颤——那天炮声刚停，他扒着自家破窗户缝往外看，就见村外黄澄澄的一片，日军像饿狼似的，从北、东、西三个方向拉网式围过来，脚步踩在积水里“哗啦”响，手里的刺刀在晨光里闪着冷光。没一会儿，就听见村口传来“哐当哐当”的踹门声，鬼子三五成群地闯进村里，尖叫声、哭喊声很快就漫了起来。
　　高宝龙是天津五美城的村民，这村子坐落在卫南洼最南端，老辈人都叫它“五百城子”，平时靠种庄稼和河里的鱼虾过日子，安静得很。可这平静，从8月2日那天就被打破了。刘英特意查过资料，那天驻津日军第二军十团的步兵、骑兵，分了陆路和水路，沿着津盐公路和赤龙河往南打，从天津前线撤下来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一部，悄悄埋伏在了津盐公路两侧的青纱帐里，还有村西北角的围墙内。
　　上午9点多，日军的骑兵先闯了进来，马蹄子踏在公路上“哒哒”响，刚过围墙，就听见“砰”的一声枪响——二十九军的埋伏圈炸了。青纱帐里的步枪、机关枪一起开火，手榴弹“轰轰”地往日军堆里扔，连迫击炮都用上了。日军慌了神，一边胡乱开枪，一边掉转马头往回逃，可埋伏在村北一里地的王排长带着全排战士早等着了，一顿猛打下来，日军百多人被打死，津盐公路上足足一里地的路段，到处都是日军的尸体、丢在地上的军械，还有倒在水里的战马，河水都被染成了暗红色。高宝龙当时躲在自家地窖里，听见外面的枪声，心里又怕又解气，可他没料到，这胜仗之后，是更狠的报复。
　　8月7日傍晚，天刚擦黑，就听见村外传来“轰隆轰隆”的炮声——日军把炮架在了离五美城四五里远的地方，朝着村子猛轰。那时候卫南洼刚下过雨，满洼都是水，炮弹落在水里，溅起好几米高的水花，落在房顶上，瓦片“噼里啪啦”地往下掉。村民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邻村的百姓也扶老携幼逃到五美城，想着人多能有个照应，可谁知道，这一躲，竟躲进了绝境。
　　日军的炮轰整整持续了一夜，高宝龙抱着自家的土炕沿，听着窗户纸被震得“哗哗”响，屋顶的土不住地往脖子里掉，连呼吸都不敢大声。天快亮的时候，他听见外面传来二十九军战士的喊声：“乡亲们，我们奉命撤退，你们多保重！”话音刚落，日军的炮打得更凶了，像是要把整个村子炸平。老百姓们慌了神，可满洼的大水把村子围得严严实实，根本没地方逃，只能缩在屋里，等着不知什么样的结局。
　　8月8日拂晓，炮声终于停了。可这安静比炮声更让人害怕。高宝龙和几个村民刚探出头，就看见日军从三个方向围了过来。邢家堼村的吴家爷俩，刚逃到村边的壕沟旁，就被日军一梭子子弹扫中，当场倒在水里，血一下子就把壕沟的水染红了。村民李宝贵的老娘，因为走得慢，被一个鬼子追上，一刺刀挑在了胸口，老人家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没了气。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日军一口气挑死了七八个人，尸体堆在树下，像捆柴禾似的。
　　刘英说，高宝龙老人最不忍提的，是李万青的父亲。那老人躲在高粱地里，想探头看看外面的情况，被日军发现了，一群鬼子追了他二三里地，最后把他按在地上，用绳子拴住他的双脚，像拖牲口似的拖到河边，然后用刺刀一下下扎进他的身体，老人的惨叫声，好几里地都能听见。日军从村西北角开始，挨家挨户破门，见人就抓，见东西就砸，村里的鸡飞狗跳，哭喊声震天动地。
　　晌午的时候，日军把村里的男女老幼都赶到了村东南角的一块空场上。那场地三面都是大水，只有北面能站人，一排日军端着刺刀站在那儿，像一堵墙似的。高宝龙被推搡着站在人群里，身边是陈殿甲、陈广青、陈万和这些熟人，还有个十六岁的半大孩子张麻柱，吓得浑身发抖。一共四十多个人，被日军按着头，从西到东面朝北站成一大溜，风里都带着血腥味。
　　一个穿着黄呢子军装的日军指挥官，手里举着战刀，瞪着眼珠子“哇哇”喊了几句，旁边的翻译官赶紧跟上：“太君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抗日分子，大大的坏！统统枪毙！”他的话音刚落，北面的机枪就“突突”地响了起来，子弹从西往东扫，像割麦子似的。
　　高宝龙眼睁睁看着前排中间的徐宝玉，身上中了好几枪，身子一软就倒在了地上，鲜血一下子渗了出来。接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去，惨叫声、子弹穿过身体的“噗噗”声，混在一起，像噩梦似的。高宝龙站在最东边，挨着张麻柱，突然感觉腋下一热，一颗子弹擦着他的皮肉飞了过去——他脑子一懵，赶紧拉着张麻柱，顺势倒在地上，把脸埋进别人的血泊里装死。
　　日军怕有活口，端着刺刀在尸体堆里逐个踩过去，碰到稍微动一下的，就再捅一刺刀，或者补两枪。高宝龙能感觉到日军的马靴踩在身边人的尸体上，“咚咚”的声音像踩在他心上。有个鬼子踩了张麻柱一脚，见孩子没反应，就走了。最后一个鬼子走到高宝龙身边，用马靴狠狠踢了他的腰一下，他疼得差点叫出声，可死死咬着牙，一动没动。那鬼子看了看他，见他脸上全是血，眼睛闭着，就转身跟大部队走了。
　　
　　太阳偏西的时候，日军才纠集在一起，撤到了村西的津盐公路上。高宝龙趴在地上，听着日军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才敢慢慢睁开眼。整个五美城静得可怕，没有一点声音，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屋、散落的家具，还有躺在地上的尸体，村子变成了一片废墟。那些侥幸逃出去的人，很长时间都不敢回家，怕一回去，又撞见那些拿着刺刀的鬼子。
　　刘英告诉我，那次惨案，五美城有58名村民死在日军的屠刀下，其中男的37人，女的21人，有好几户人家，全家都被杀害，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在被赶到空场上的四十多人里，只有高宝龙和16岁的张麻柱，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捡回了一条命。
　　
　　解放后，高宝龙主动找到天津市文史馆，把五美城惨案的经过，还有当年村民们帮二十九军送粮食、抬伤员的支前往事，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他说：“我怕我忘了，更怕后人忘了，那些死在鬼子手里的乡亲，不能白死。”
　　听刘英讲完这些，我半天没说话。高宝龙的“逃生”，不是幸运，是用乡亲们的血铺出来的路；他后来的“回忆”，也不是多嘴，是替那些没能开口的人，守住历史的真相。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只有一个个想活下去的普通人，可正是这些普通人的遭遇，才更让人明白，当年的战争，有多残酷，今天的和平，有多珍贵。
　　
　　(三)
　　
　　2015年，我在徐水见到了抗战老战士闫尚信老人，说起1942年被活埋的经历，他枯瘦的手仍会不自觉地攥紧，眼里的光却亮得吓人。
　　
　　闫尚信是保定市徐水吴庄村人。他跟我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徐水就乱成了一锅粥。日军还没进村子，汉奸和土匪就先跳了出来：村里几个不三不四的人，转头就投靠了日伪，帮着鬼子催粮抓壮丁；国民党军的逃兵把枪换成老百姓的衣裳，那些枪落到坏人手里，又催生出好几股土匪，专挑有钱人家绑票，夜里枪响是常有的事。直到八路军来了，才给老百姓撑了腰——他们先找区长田老兵落实情况，把投靠日伪的汉奸抓了一批，又端了土匪的窝，把抢来的东西还给村民。也就是那时候，14岁的闫尚信心里，第一次对“八路军”这三个字有了实感。
　　1938年7月，抗日工作团团长李汉带着几个人住进了闫尚信家。李汉看他机灵，又熟悉村里的路，就跟他说：“尚信，帮我个忙，跑腿送点信咋样？”闫尚信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后来他才知道，这些信都是秘密情报，送信的人找不到收信人，就藏在村外一口井旁边的树下——那树下埋着个小坛子，用块石板盖着，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李汉第一次带他去时，是个黑夜里，两人假装在村边转着玩，到了树底下，刨开土拿出坛子，里面是空的。李汉摸着他的头说：“以后你背着个筐，装作拾柴火的样子，没人时就摸摸坛子，要是有东西就拿回来；有人问，你就说随便转转。”
　　从那以后，闫尚信就成了李汉的通信员。前两回去，坛子里都空着，第三回伸手一摸，摸到个长条小包袱，软乎乎的，不知道是谁放的。他攥着包袱一路跑回家，交给李汉时，手心都出了汗。那一个冬天，他送过不少信，有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还有插着鸡毛的加急信——每次摸到鸡毛，他都不敢耽搁，连筐都顾不上背，拔腿就往家跑。
　　
　　1939年过年时，抗日工作团要转移。李汉想带闫尚信一起走，可他看着自家的土坯房，还有年迈的爹娘，摇了摇头：“团长，我想留在村里，还能帮着送信。”李汉没勉强他，只是带着他去县里受了半个月的培训，还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以后，闫尚信成了村里的秘密情报员，悄悄给县大队传消息，还跟着县大队袭击过几次敌人的据点，虽然没直接扛枪打仗，可每次看到敌人被打跑，他都觉得浑身是劲。
　　可到了1942年，形势越来越残酷。日军到处抓“八路探子”，村长找到闫尚信，压低声音说：“尚信，你去修碉堡吧，要是不去，鬼子准怀疑你，到时候抓了你，可就没命了。”闫尚信知道村长是好意，第二天一早就扛着铁锹，去了离家5里地的相庄——那里正在修炮楼，到处都是监工的鬼子和汉奸，手里的鞭子“啪啪”地抽着干活的老百姓。
　　刚开始，他跟着人群一起刨土，不敢抬头。没干多久，就听见一个汉奸扯着嗓子喊：“那个戴帽子的小伙子，上来！”他心里一紧，慢慢走过去。汉奸斜着眼打量他：“知道为啥叫你不？你干活不上心，平时也不见你在村里晃悠，我看你就是八路探子，今天得把你杀了！”闫尚信赶紧摆手：“我才19岁，就是来干活的，啥探子啊，我不懂！”
　　可鬼子根本不听他解释，一个挎着“王八盒子”的鬼子军官，用刺刀指着他的胸口，汉奸在旁边翻译：“太君说，给你三个死法，选一个——活埋，用刺刀刺，还是用枪枪毙。”闫尚信看着明晃晃的刺刀，脑子飞速转着：刺死和枪毙，当下就没气了；活埋……说不定还有机会。他咬了咬牙，低声说：“我选活埋。”
　　汉奸一听，笑了：“行啊，那你自己刨坑，有多高，就刨多长！”闫尚信拿起铁锹，一下一下地刨着土，手都在抖。鬼子嫌他刨得慢，又喊来两个老百姓帮忙，没一会儿，坑就刨到了炕沿深，再往下刨，差不多能埋住一个人了。汉奸喊：“行了，上来！”他刚爬上去，汉奸又踹了他一脚：“活埋你，你上来干啥？”说着，把帮忙刨坑的老百姓赶走，让闫尚信趴在坑边。他趴在地上，偷偷用手往坑壁刨了个小窝——他想多活一会儿，哪怕只有一会儿。
　　突然，一个鬼子“扑通”跳进坑里，一把按住他的手，不让他刨土。那鬼子的鞋上带着大钉子，一脚踩在他的脑袋上，“嗡”的一声，他感觉额头一热，血顺着脸颊流了下来。紧接着，上面的鬼子和汉奸开始往坑里填土，土块砸在背上，越来越沉，他能感觉到呼吸越来越困难，意识也慢慢模糊……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突然觉得身上的土轻了些，有一双手在使劲扒开他身上的土。他眯着眼，模模糊糊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田老兵区长！后来他才知道，村里的内线看到他被活埋，赶紧报告了县区武工队。武工队用了调虎离山计，假装袭击附近的据点，把鬼子和汉奸引走，然后连夜赶来刨土，把他从土里挖了出来。他醒过来时，有人递给他一块布，让他擦脸，一摸脑袋，才发现血把头发和土凝成了一绺一绺的，疼得钻心，可他却笑了——他还活着。
　　再后来，他才知道，是村长的小舅子告的密，说他“跟八路军有来往”，鬼子才找碴要活埋他。没过多久，武工队就除掉了那个奸细，也惩治了知情不报的村长。
　　
　　1942年8月，闫尚信身体刚好些，就跟村里的一个老师一起，去投奔25大队。走到离吴庄村15里地的地方，突然听见“啪”的一声枪响，老师一下子倒在地上。他刚想蹲下去扶，又有几枪打过来，子弹擦着他的胳膊飞过，把衣裳打了个窟窿。他摸了摸身上，没受伤，可老师已经没气了。他不敢停留，拔腿就跑，跑到尹庄时，迎面撞上了18个日本兵——那些鬼子的帽子上都挂着遮阳的小门帘，一看就不好惹。
　　“站住！”一个鬼子喊了一声，用刺刀指着他。紧接着，几个鬼子上来，让他脱衣裳，检查有没有武器和信件。他只能把外衣、内衣都脱了，只剩个小裤衩，一个鬼子绕着他转了三圈，嘴里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最后，两个鬼子用刺刀顶着他的肚子，让他穿上衣裳，喊着“带路，带路”。他心里盘算着，走了没10步，就看见旁边有片一人多高的青纱帐——他瞅准机会，猛地一弯腰，哧溜一下钻了进去。身后传来“啪啪”的枪声，子弹擦着耳朵飞过，可他不敢回头，拼命往前跑，直到听不见枪声，才瘫在地上大口喘气。
　　从那以后，闫尚信正式加入了25大队，跟着部队在冀中打游击，直到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他转业回了徐水，在地方上工作，1983年离休后，还去多所学校当义务辅导员，给孩子们讲抗战的故事。闫尚信跟我说：“我这条命是捡来的，得把那些事儿说给年轻人听，不能让他们忘了过去。”
　　
　　19岁的闫尚信，在生死关头选了最“慢”的死法，不是怕疼，是想活着继续跟鬼子斗。他的“活埋”，是日寇的暴行；而他的“活下来”，是中国人的韧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