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三章 人梯汉清，金华承谟

　　(一)
　　
　　2012年夏末，我在志愿者陪同下，专程去了国民党抗战老兵雷汉清的家。他家在四川省营山县清水乡双井村的半山坡上，土坯房的墙皮有些剥落，院角那棵老梨树结满了青果，风一吹就“沙沙”响，像在帮他回忆过去。雷汉清坐在门槛上。我凑过去坐下，他慢慢开口，声音里带着岁月的沙哑，却把1941年冬天的那场雪、那道崖、那些人，说得像就发生在昨天。
　　
　　雷汉清说，1940年3月入伍那天，他爹往他背包里塞了两双布鞋，他娘站在村口哭，说“娃啊，活着回来”。跟他一起走的还有雷自先、雷自风兄弟，自先比他大两岁，会点拳脚，路上总护着他；自风年纪小，才16岁，走一步回头望一步，舍不得家里的牛。三人被分到第75军预备第4师第10团那天，连长拿着花名册念名字，念到“雷汉清”时，他大声答“到”，声音震得自己耳朵嗡嗡响——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这声“到”，要让他在战场上拼上性命。
　　他先当传令兵，每天背着水壶和公文包在各个阵地间跑，鞋底磨穿了就垫点干草，脚底板磨出血泡，挑破了接着跑。后来转成步兵，扛着步枪练瞄准，胳膊练得抬不起来；再后来成了重机枪手，第一次抱着重机枪时，他差点没扛动，班长拍着他的肩说“这枪能打鬼子，你得攥紧了”。他记得第一次见易行锡，是1941年秋天，那小子背着个绿色的通讯包，站在师部门口，脸冻得通红，却不肯进屋里烤火，说“要等师长回来送电报”。后来才知道，易行锡是宜昌沙坝店子人，家里爹娘都被鬼子害了，他参军就是为了报仇。
　　
　　1941年12月的命令来得急，那天傍晚，连长突然集合队伍，说“有任务，夺回沙坝店子”。部队连夜出发，傅正模师长走在队伍前面，穿着跟士兵一样的棉军装，脚上的棉鞋也沾满了泥。那几天正下雪，山路陡得很，有的地方得手抓着石头才能往上爬。雷汉清跟在队伍里，棉鞋里灌满了雪水，走一步“咯吱”响，脚趾头冻得没了知觉，只能每隔一会儿就停下，使劲搓搓脚。他回头看，易行锡跟在师长身后，怀里的通讯包抱得紧紧的，好几次脚下一滑，整个人摔在雪地里，却先伸手护着包，生怕里面的电报湿了。有一次易行锡摔得半天没起来，雷汉清跑过去扶他，才发现他膝盖破了，雪地里渗出血来。易行锡却摇摇头说“没事，能走”，咬着牙接着往上爬。
　　走了一整夜，第三天傍晚才到下坪。离沙坝店子还有几里地，中间隔着道山梁，站在山脚下能看见鬼子据点的铁丝网，偶尔还能听到鬼子的咳嗽声。傅师长把几个团长叫到一起，用树枝在雪地上画地形，低声说“夜里偷袭，机枪连先上山顶，占制高点”。10团的战士们潜伏在山地里，雪落在肩上、头上，没人敢动——一动就可能被鬼子发现。雷汉清趴在雪地里，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还有身边战友的呼吸声，有的人在小声念叨家里的事，有的人在摸怀里的照片。
　　天黑透了，机枪连连长带着他们往山顶摸。山路上全是石头，走一步得小心半天，生怕踩响石头惊动鬼子。快到山顶时，一道陡崖突然横在面前，崖有两丈多高，崖壁上全是冰，别说往上爬，站在下面都觉得眼晕。连长急得额头冒汗，低声骂了句“该死”，要是绕路，肯定赶不上偷袭的时间；要是硬闯，根本上不去。雷汉清看了看身边的战友，又看了看崖顶，往前跨了一步，说“连长，我来当底座”。他知道自己个子高、身板壮，能扛住人。
　　他先把棉外套脱下来铺在雪地上，免得膝盖硌得疼，然后慢慢跪下去，双手撑着地面，让第一个战友踩在他的背上。那战友轻手轻脚地往上爬，踩在他背上时，他能感觉到对方的重量，咬着牙把背挺得更直。“慢着点，别慌。”他低声说。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战友陆续上来，踩在他的肩头，他的膝盖开始发抖，肩膀像是被压了块大石头，疼得他额头的汗往下流，滴在雪地上，瞬间就冻成了小冰珠。他抬头往上看，能看到最上面的战友已经快摸到崖顶，心里想着“快了，再坚持会儿，机枪就能架上去了”。
　　可就在这时，山下突然传来“汪汪”的叫声——是鬼子的军犬！紧接着，“咻”的一声，一颗照明弹从鬼子据点里飞出来，瞬间照亮了整个山梁，雪地里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雷汉清心里“咯噔”一下，不好，被发现了！他抬头看崖下，易行锡站在那里，脸煞白，使劲挥手，嘴张得老大，像是在喊“快下来”，可他耳朵里全是自己的心跳声，还有远处鬼子机枪“哒哒哒”的响声。
　　子弹像雨点一样扫过来，10团的战士们没掩体没战壕，只能趴在雪地里躲子弹，可子弹太密了，一排排人倒下去，雪地里瞬间就红了一片。站在雷汉清肩头的战友突然身子一歪，“扑通”一声摔下来，压在他身上，他右小腿一阵剧痛，像是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接着就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他醒过来时，天已经蒙蒙亮，雪还在下，落在他脸上，冰凉冰凉的。他动了动手指，发现自己被压在战友的遗体下面，那些遗体已经冻硬了。他慢慢推开身边的遗体，挣扎着爬出来，才看到右小腿上的伤口，裤子被血浸透，冻成了硬邦邦的壳，一动就疼得钻心。他一瘸一拐地往山下走，雪地里全是遗体，有的战友眼睛还睁着，像是在看着天空；有的手里还攥着枪，手指都冻在了扳机上。他走几步就跪下来，看看有没有活着的战友，可喊了半天，只有风声回应他。
　　后来，卫生队的人发现了他，把他抬到了野战医院。医院设在南边村枣子树岭的一个地主家里，院子里搭满了帐篷，地上铺着稻草，伤员们躺在上面，有的哼哼着，有的已经没了声息。医生给他包扎伤口时，他问“我们团还有多少人？”医生叹了口气，说“没多少了，大部分都牺牲了，三营的几十个人冲过火线跟鬼子拼刺刀，最后也全没了”。
　　
　　他躺在病床上，脑子里全是雷自先、雷自风的样子，自先还说过，等抗战胜利了，要跟他一起回家种地；自风还没见过自己的媳妇呢。他越想越难受，眼泪忍不住往下流。有一天，傅师长来看伤员，穿着件旧棉军装，头发乱蓬蓬的，站在病房门口，看着躺在床上的伤员，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用手帕不停地抹眼泪。后来他才知道，因为指挥失误，10团损失太大，团长被军事法庭判了死刑。
　　易行锡也来看过他，那小子眼睛红红的，说：“汉清哥，对不起，我没早点发现鬼子。”雷汉清摇摇头，说：“不怪你，是鬼子太狡猾。”易行锡说，医院旁边的河边，每天都有成批的伤亡将士被抬回来，药品全靠人从三斗坪往下运，路远又难走，运过来的药品少得可怜，送到重伤室的战士，基本都救不活。牺牲的战士们，几个人、几十个人埋在一个坑里，坑挖得很浅，上面盖点土就完事了。四年下来，那片河边的土地上，埋了三千多位将士，后来有人立了块大石碑，把士兵的名字都刻在上面，排长以上的军官才有单独的小石碑，立在坟前。
　　
　　雷汉清还记得有一次，他坐在病房门口晒太阳，看见一个重伤员被两个士兵抬着往坟地走。那伤员年纪不大，也就二十岁，嘴里一直喊“我还要杀敌报国，我还没报仇呢”，声音越来越小，走到坟地时，就没了声息。抬他的士兵蹲在地上，捂着脸哭，雷汉清也哭了，他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想起了雷自先、雷自风，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
　　伤好后，雷汉清回到了部队，成了二等兵重机枪手。他跟我说，那时候的枪换了好几种，刚开始用的是“水冷机枪”，枪身上有个水桶，打一会儿就得加水，不然枪管会烧变形。有一次战斗中，水桶里的水冻成了冰，他只能用自己的尿来加水，才能接着打鬼子。后来换成了“马克沁”重机枪，这枪厉害，每分钟能打600发子弹，他趴在阵地上，扣着扳机，看着鬼子一个个倒下去，心里想着“这是替自先、自风报仇”。再后来，又用上了“三十节”重机枪，是武汉汉阳兵工厂仿美式的，比以前的枪轻，还好用。最后，部队配了加拿大重机枪，弹夹能装200发子弹，他抱着这枪，在沙市、宜昌一带打了几十场仗，倒在他机枪下的鬼子有上百人。
　　抗战胜利那天，部队里放了鞭炮，战士们互相拥抱，有的哭，有的笑。雷汉清拿着酒，对着天空敬了一杯，说：“自先、自风，胜利了，鬼子被赶出去了。”后来，易行锡退役回了老家，临走时跟他说：“汉清哥，以后有空我来看你。”可没想到，这一别，就再也没见过——1997年，易行锡去世了。
　　
　　1949年4月，南京解放时，雷汉清在狮子山投诚，参加了解放军；同年8月，傅正模师长率部在长沙起义。新中国成立后，雷汉清回了营山县清水乡双井村，种着几亩地，1952年娶了媳妇，生了两女一儿。他很少跟孩子们说自己抗战的事，直到近几年，才有记者来采访他，他才把那些故事说出来。他说“不是想出名，是怕那些战友被忘了，他们都是英雄，得让后人知道他们的事”。
　　2015年7月9日，雷汉清老兵走了，享年93岁。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看着他的棺木被埋进土里，心里像空了一块。后来，我特意去了一趟湖北宜昌的沙坝店子，找到了当年那道崖，崖还在，只是上面长满了草。我又去了南边村枣子树岭，那片埋着三千多位将士的土地，现在种满了庄稼，风吹过庄稼地，“沙沙”响，像是那些将士在说话。
　　
　　(二)
　　
　　2016年的春天，我在志愿者陪同下，在金华曹宅镇的敬老院里见到了邢承谟老兵。他那年97岁，背有些驼，却总爱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胸前别着枚抗战纪念章。我们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他手里摩挲着一个磨得发亮的黄铜烟嘴，慢慢打开了话匣子，把1942年金华的硝烟与鲜血，一点点讲给我听。
　　
　　邢承谟是黄金畈村人，1939年揣着家里凑的两块银元，考上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二分校。他说那三年半的学习，每天天不亮就练队列、摸枪械，晚上还要背战术手册，胳膊练得抬不起来，手心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毕业那天，他领到一套新军装，被分到79师235团3营，先当防毒排排长，后来升了8连连长。上战场前，他在油灯下写了封遗书，叠得方方正正塞进胸口的衣袋里，上面只写了一句话：“邢承谟是金华曹宅镇黄金畈村人。”他说怕自己死在战场上，没人知道他是谁，没人把他的消息捎回家。
　　1942年，日军进犯金华，79师奉命守城。打了没几天，部队就伤亡惨重，向龙游方向转移时，全师只剩一个团的兵力。5月21日晚，队伍在混乱中打散了，约定的接头暗号是谐音“王八蛋”——他说这暗号糙是糙了点，可黑夜里一喊，战友们能立刻认出来。那天晚上，他带着几个战士走在草鞋岭的山路上，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风吹过树林的“沙沙”声。突然，前面传来脚步声，黑暗里有人喊：“暗号？”
　　邢承谟心里一紧，刚要开口，对方却没了动静。“不好，是鬼子！”他话音刚落，就见几道黑影扑了过来。双方距离太近，枪根本来不及开，只能拼刺刀。邢承谟端着步枪冲上去，与一个鬼子撞了个正着。那鬼子力气大，手里的三八大盖猛地一撞，就把他的步枪磕到了地上。他来不及捡枪，干脆扑上去，死死抱住了鬼子。
　　他说那鬼子的三八大盖在白天厉害得很，有瞄准具，被盯上的人很少能活下来，可夜里近距离拼杀，长步枪反而成了累赘。鬼子穿着锃亮的长钉皮靴，踩在石头上“咔咔”响，却不如他脚上的草鞋轻便。邢承谟自小跟着村里的武师练过拳脚，这时候全派上了用场。他腾出双手，死死掐住鬼子的脖子，鬼子拼命挣扎，想把他摔倒，他却把全身力气都聚在手上，指节捏得发白。鬼子的脸渐渐涨成紫色，力气越来越小，最后脑袋一歪，瘫倒在地上。他喘着粗气松开手，才发现自己的手腕被鬼子抓出了几道血痕。
　　天一亮，他站在山路上一看，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几十具尸体，双方伤亡差不多——杀死了二十多个鬼子，可身边的战友也牺牲了二十多人。有个跟他一起从军校出来的兵，胸口被刺刀捅穿，手里还攥着半张家书；还有个刚入伍的小兵，才十六岁，脸上还带着稚气，再也醒不过来了。他蹲在地上，把战友们的尸体挪到一起，用树枝盖了盖，心里像堵着块石头，沉得慌。
　　从草鞋岭退下来后，他们途经兰溪马涧、浦江，一路南下往丽水集中，那里是32集团军的驻地，总司令是李默庵。走到半路上，他遇上了部队的一个迫击炮连，那连里有两个炮兵，是抓壮丁凑数的，连炮的基本操作都不会。有天练习时，那两人拿着一枚炮弹，居然底朝天倒着装进了炮筒。他刚想喊“不对”，就听“轰”的一声巨响，炮弹在炮筒里炸了，五六个兵当场被炸死，炮管也炸得稀烂，碎片飞出去老远。他站在不远处，脸上被溅了不少泥土，心里又疼又气——好好的兵，就这么白白送了命。
　　
　　他跟我说，那时候国民党军其实也有好装备，可就是打不了胜仗，问题出在根上。很多兵都是强抓来的，没经过像样的训练就拉上战场，连枪都不会开；一个连本该有一百多人，可连长要吃空饷，起码能贪二十个名额，真到打仗时，满编的连能有七八十人就不错了。他当8连连长时，硬是顶着压力，把空饷的名额都补了实兵，还每天带着战士们练射击、练拼刺，可即便这样，跟装备精良的鬼子比，还是差了一大截。
　　1942年5月，他带着8连镇守金华城区东关，防线从陶朱路到王牌一线，连部设在附近山上的一座破庙里。鬼子进攻前，每天下午都有飞机从杭州飞来轰炸，太阳下山了还不肯走，有时一天要来好几趟。飞机飞得很低，机身上那个血红的“太阳”标志看得清清楚楚，“嗡嗡”的轰鸣声震得耳朵发麻。每次空袭，飞机先俯冲下来，用机枪“哒哒哒”地扫射，子弹打在地上溅起一串串尘土；然后爬高到三百米左右，成堆的炸弹呼啦啦往下掉，爆炸声能把山都震得晃一晃。
　　他说那时候除了卧倒，根本没别的办法。后来他慢慢摸出了炸弹的规律——炸弹不是就地开花，弹片会呈三十度角往四周炸开，只要趴在低洼处，就能躲过大半伤害。可即便这样，伤亡还是不断，8连那九挺宝贝似的捷克式轻机枪，经过几次空袭，就被炸坏了六挺，战士们看着被炸烂的机枪，都红了眼睛。金华火车站更是被炸得一塌糊涂，铁轨拧成了麻花，站台的屋顶塌了一半，到处都是断壁残垣。
　　飞机炸完，鬼子的步兵就开始冲锋。陶朱路的东西两边，一边是鬼子，一边是8连，距离只有几十米，能清楚看到鬼子军曹脸上的胡子。那军曹挥舞着一面小军旗，朝身后一甩，一群鬼子就嗷嗷叫着跃出战壕冲过来，打头的是一个班，后面跟着整个连队，一百五十多号人，比8连的人多了近一倍。他当时躲在战壕里，看着冲过来的鬼子，咬着牙喊了声“打！”阵地上的枪声瞬间响成一片，冲在最前面的鬼子像割麦子似的倒了下去，可后面的鬼子还是源源不断地往上冲。
　　双方僵持到天黑，他接到上级的命令，就一个字：“撤！”金华守不住了，要往兰溪方向转移。等撤到金华北山的壶平殿时，8连只剩下二十七个人，连文书都牺牲了，他的军帽也在撤退时被流弹打穿了一个洞。可还没等喘口气，又接到命令，要夜里杀回金华城打巷战。那天晚上，他带着残部摸回城里，街上一片漆黑，只有零星的枪声和爆炸声。金华城的很多地方已经被鬼子占领，他们一条街、一条小弄堂地反复争夺，有时为了一个院子，要牺牲好几个战士。他的绑腿在巷战中被刺刀划破，小腿流了血，他随便用布条缠了缠，接着往前冲。
　　后来在桐庐岩溪，他遇上了鬼子的迫击炮轰炸。一颗炮弹落在他身边，他只觉得左肩一阵剧痛，就昏了过去。等醒来时，发现勤务兵沈国罩正背着他往后方跑，沈国罩的衣服上沾满了他的血，跑起来一瘸一拐的，嘴里还念叨着“连长，你挺住”。他被送到野战医院，住了几个月，左肩留下了永久的残疾，被定为二级伤残。沈国罩后来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他说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个背着他跑的小兵，要是没有沈国罩，他早就死在岩溪的战场上了。
　　
　　1945年，他跟着部队打到了浙西的孝丰县，在天目山俘虏了两个日本兵。那两个鬼子长得高高大大，被抓后不肯下跪，也不肯说投降的话，手表、枪都愿意交出来，可腰里的一个小布袋却死活不肯松手。后来部队把鬼子送到福建莆田的32集团军司令部，翻译官跟他们沟通后，才知道布袋里是他们出征前，老婆留的两根头发，还有一面小小的鬼子旗。他说那一刻，他突然觉得鬼子也有家人，可转念一想，这些鬼子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了多少人，毁了多少家庭，心里的火气又上来了。
　　抗战胜利那天，他正在驻地练兵，听到消息后，战士们都扔了枪欢呼，有的抱着哭，有的把帽子扔到天上。他也哭了，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想起了胸口那封没派上用场的遗书，觉得这么多年的苦，总算没白受。
　　可战后的日子并不平静。1949年，他随国民党部队败退台湾，在台湾的四年里，每天都想家，想黄金畈村的爹娘，想金华的山山水水。1953年，他冒着风险偷跑回大陆，辗转回到家乡时，爹娘已经不在了，家里的老房子也塌了一半。后来他在村里成了家，守着几亩地过日子，很少跟人提过去的事，直到近几年，才有记者来采访他，他才把那些抗战的往事慢慢讲了出来。
　　2018年5月，我听说邢承谟老兵走了，享年一百岁。我想着他讲的草鞋岭拼刺、金华巷战，想着那些在战争中逝去的生命。邢承谟虽然走了，但他的故事，还有那些为抗战牺牲的英雄们的故事，会一直留在我们心里，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