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二章 登生拉炮，李宽轰敌

　　2011年暑气正盛时，我前往抗战研究院拜访张军老哥。他从布包里掏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指着照片里一个牵着马的年轻士兵说：“这是朱登生，我当年的战友，他的故事，该让更多人知道。”接下来，他便以朱登生的口吻，把那段浸着炮火与汗水的往事，细细讲给我听。
　　
　　我叫朱登生，1920年生在河南开封曲兴镇的一个小村落里。家里就两亩薄田，爹靠着拉犁耕地、娘靠着纺花织布，勉强能让我和大哥吃上饱饭。1936年秋收刚过，村口的老槐树下围了一群人，走近一看是招兵的——蓝布军装的兵大哥站在石头上喊：“鬼子占了东三省，再往后就要打到咱们家门口了！想保家卫国的，跟我们走！”
　　那年我刚满16岁，个子不算高，但胳膊腿有使不完的劲儿。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兵大哥的话，想着邻村被鬼子糟蹋的传闻，天没亮就揣了两个窝头，瞒着爹娘去报了名。等爹追到镇上时，我已经穿上了灰布军装，他没骂我，只是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娘连夜缝的布鞋，说：“活着回来，给你娘捎个信。”我攥着布包，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没敢回头。
　　到了部队，我被分到中央独立炮七团，团长叫张广候，是个山东汉子，嗓门大得能震碎瓦罐。他第一次见我们新兵就说：“炮兵是部队的‘铁拳’，你们手里的炮，就是砸向鬼子的拳头！打不准，拳头就没力气，家国就保不住！”我被分到拉炮队，专门负责骑马拉炮、训练马匹——那时候没机械化装备，一门炮全靠八匹马拉，我们四个兵一组，每人管两匹马，既要会骑马，又要会控马，还得懂炮的脾气。
　　刚开始训练时，我闹了不少笑话。第一次尝试“跨马”——一只脚踩在自己的马镫上，另一只脚搭在旁边马的马背上，刚坐稳，旁边的马突然甩了甩尾巴，我一下子就摔了下来，膝盖磕在石头上，青了一大片。班长过来扶我，没骂我，只是说：“马通人性，你得跟它处好关系，别硬来。”后来我每天给马刷毛、喂料，跟它们说话，慢慢的，两匹马跟我熟了，再跨马时，它们走得稳稳妥妥的，再也没摔过。
　　训练场地在山里，每天天不亮，我们就牵着马出发，爬陡坡、钻树林、过窄桥。有一次练爬陡坡，坡上全是碎石子，马走得打滑，我手里的缰绳攥得发白，后背全是汗，生怕马失蹄把炮摔下去。等爬到坡顶，我才发现手心被缰绳勒出了红印子。就这样练了两年，我们的技术越来越熟练，战友们开炮时，状态好的能把炮弹打出去十里地，就算状态一般，也能打八九里，张团长每次看我们训练，都忍不住点头：“好小子们，能上战场了！”
　　
　　1938年4月，命令下来了——赴台儿庄参战。出发那天，天刚蒙蒙亮，我们牵着马、拉着炮，沿着土路往台儿庄赶。一路上，到处都是逃难的老百姓，有的背着包袱，有的抱着孩子，还有的老人拄着拐杖，一步一挪地往前走。有个小姑娘拽着我的衣角，问：“兵哥哥，鬼子会追上我们吗？”我蹲下来，摸了摸她的头，说：“不会的，我们就是去打鬼子的，把他们赶跑，你们就能回家了。”其实那时候我心里也没底，但我知道，我不能露怯。
　　到了台儿庄，仗打得比我想象中更惨烈。我们刚到阵地，鬼子的炮弹就“轰隆隆”地砸了过来，泥土和碎石子溅得满脸都是。张团长在战壕里喊：“目标！鬼子碉堡！开炮！”我们赶紧架炮、定标尺，随着一声“放”，炮弹“咻”地飞了出去，正好落在碉堡旁边，炸得鬼子哇哇叫。可鬼子的火力也猛，重机枪“哒哒哒”地扫过来，我们只能趴在战壕里，等鬼子的火力弱一点，再接着开炮。
　　就这样打打退退、退退打打，阵地丢了又抢回来，抢回来又可能再丢。有一次，我们的炮位被鬼子发现了，炮弹接二连三地砸过来，一个战友为了把炮转移到安全地方，被弹片划伤了胳膊，鲜血直流，却还咬着牙说：“别管我，先把炮拉走！”我和另外两个战友赶紧架着他，牵着马，把炮拉到了树林里，才算躲过一劫。
　　转眼到了5月，上级突然下令让炮团撤退，说是要往西南方向转移。那天晚上，天特别黑，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挂在天上，风吹过树林，发出“呜呜”的声音，像在哭。我们沿着大路走，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到了哪儿，只觉得脚下的路越来越难走——原来我们钻进了一座大山，路就绕在山中间，两边都是黑漆漆的山沟，往下看，深不见底。
　　就在这时，前面的侦察兵跑回来，声音都在抖：“团长！山顶有鬼子！重机枪架在石头上，正对着咱们的路！”张广候团长赶紧爬上旁边的土坡，拿着望远镜看了一会儿，眉头拧成了疙瘩，转身对我们喊：“炮兵团！立刻架炮！给我轰掉鬼子的火力点！要是打不开这条路，咱们全得困死在这儿！”
　　我和战友们赶紧行动，可山里的路太窄了，炮身刚架稳，我就发现右边就是山沟，马的蹄子离沟边只有半步远，心里直打鼓——要是马匹受惊往旁边挪一步，连人带炮都得掉下去。我死死拽着缰绳，跟战友们喊：“都稳住！前面的马别拉，全靠后面的马调方向！慢点儿，再慢点儿！”战友们也急得满头汗，手里的缰绳攥得紧紧的，嘴里不停跟马说话：“别怕，稳住，咱们能过去。”
　　好不容易把炮架好，张团长一声令下：“开炮！”第一发炮弹“咻”地飞了出去，在山顶炸开了花，火光把夜空照得通红。我们接着开炮，一门接一门，炮声震得地面都在抖，我耳边嗡嗡作响，连战友的喊声都听不太清，只能靠手势交流。打了大概半个时辰，山顶鬼子的重机枪声终于停了——我们把他们的火力点打哑了！
　　紧接着，主战队的战士们拿着步枪、大刀，像潮水一样往上冲，喊杀声此起彼伏。张团长在旁边喊：“炮兵注意！鬼子肯定会换阵地，眼睛盯紧了，随时准备补炮！”我们盯着山顶，只要有鬼子的身影冒出来，就立马调整标尺开炮。有一次，一群鬼子躲在石头后面，想重新架重机枪，我赶紧跟战友说：“左边三十米，标尺调两格！”炮弹出去，正好落在石头堆里，把鬼子炸得没了踪影。
　　这一仗，打了整整一夜。天快亮的时候，山顶的枪声终于停了。当我们爬上山顶才发现，几百个鬼子全被打死了，可我们的战友也倒下了不少——山坡上到处都是牺牲的战士，有的手里还攥着步枪，有的身上满是弹孔，看得我心里揪得慌。后来才知道，这一夜，我们牺牲了好几千人，光是我们炮团，就有十几个战友再也没下来过。
　　更糟的是，炮兵团的炮弹也打光了，刚喘口气，通信兵就跑过来，手里拿着上级的命令：“团长！让咱们立刻过长江，去防守新的阵地！”我们只能把牺牲战友的遗体抬到山坡下，简单埋了，连块墓碑都来不及立，就牵着马、拉着空炮架，继续往西南走。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座山，心里默念：“战友们，等打跑了鬼子，我再来看你们。”
　　
　　往后的日子里，拉炮的困难就更多了。有时候走的路窄得只能容下两匹马并排走，遇到山沟小路，看着能过，却又怕一步踏错。有一次，我们过一条山沟，沟宽只有两米多，旁边就是悬崖。前面的两匹马刚迈过去，中间的马突然受惊，往悬崖边挪了半步，我心里一紧，赶紧喊“停”，和战友们一起拽着后面的两匹马，一点一点往后退，调整方向。那时候，汗水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流，滴在马背上，马好像也感受到了我的紧张，慢慢平静下来，终于把炮拉了过去。等过了山沟，我才发现，我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而且，炮的目标大，特别容易被敌机发现。每次进入阵地，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找树林，砍些带叶子的树枝，栽在炮周围，把炮遮得严严实实的，看起来就像一片普通的树林。栽完树还不算，得拿水桶往地面上泼水，泼得满地都是泥水，连炮轮上都要溅上泥。有一次，一个刚补进来的新兵不懂，问我：“朱哥，为啥要泼水啊？这泥巴沾在身上多不舒服。”我指着地上的干土说：“你看，干土一踩就起灰，炮一响，尘土飞得比树还高，跟个大漩涡似的，敌机在天上一眼就能看见。泼了水，炮响的时候没烟，鬼子就找不到咱们了，咱们才能安全打炮。”新兵听完，赶紧拿起水桶，跟着我们一起泼水，再也没抱怨过。
　　等电话里传来前线的消息——目标的方位、高度、距离，我们就赶紧调整炮的标尺，有的战友负责装弹，有的负责瞄准，我和拉炮的战友就守在马旁边，随时准备转移。口令一发，炮弹就精准地飞向鬼子的碉堡，看着碉堡被轰塌，碎片四处飞溅，心里别提多解气了。那时候，部队的武器装备差，很多部队连步枪都不够用，炮更是稀罕物，我们炮兵团走到哪儿，都被其他部队当成“宝贝”，连长、营长见了我们，都要客客气气的，想让我们多帮他们打几炮。
　　
　　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我们一到长沙，就赶紧找隐蔽的地方架炮——在一片松树林里，砍了不少树枝把炮围起来，又泼了好多水，把地面弄得湿漉漉的。炮架好后，我们就守在旁边，等着鬼子来。可等了好几天，连鬼子的影子都没见着——有一天早上，通信兵跑来说：“鬼子退了！战役结束了！”我跟战友们面面相觑，心里有点失落，又有点庆幸——失落的是没跟鬼子好好打一场，庆幸的是不用再看到战友牺牲。我拍了拍身边的马，说：“看来咱们今天能好好歇会儿了。”
　　可谁知道，两年后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得有多惨烈。1941年9月，我们刚进入阵地，就听见天上“轰隆隆”的声音——抬头一看，满天都是鬼子的飞机，像一群黑压压的苍蝇。我赶紧躲在树后面，看着飞机往下扔炸弹，“轰隆隆”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地面都在抖。但我心里不慌——我们的阵地隐蔽得好，树枝挡着，地面又湿，鬼子的飞机肯定发现不了。
　　可没过多久，我就看见天上飘下来好多降落伞，密密麻麻的，像天上掉下来的蘑菇——那是鬼子的伞兵。再往远处看，地面上的鬼子排成四路纵队，端着步枪，正往我们这边冲，黑压压的一片，一眼望不到头。我心里急得不行，赶紧跑到阵地里，想问问当官的该怎么办，可一进去就傻了眼——炮弹全打光了，炮膛里空空的，炮手们也不见了，只剩下几门炮孤零零地架在那儿，炮栓全被摘了，扔在旁边的草地上。
　　我心里一沉，突然想起喂马的地方——马还在！我赶紧往回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算没炮了，也得把马带出去，不能留给鬼子！”到了喂马的地方，两匹马正不安地刨着蹄子，我赶紧给它们备上鞍，牵着它们往渡船边跑。一路上，到处都是撤退的士兵和老百姓，有的在哭，有的在喊，乱成了一锅粥。
　　到了渡船边，我才发现情况更糟——几条木船挤在河边，老百姓和士兵拼命往上挤，船晃得厉害，有的船刚开出去没多远，就因为人太多翻了，掉进河里的人拼命挣扎，却没人能救他们。天马上就要黑了，远处还能听见鬼子的枪声，越来越近，根本没办法坐船。我咬咬牙，心想：“顺着河走，总能找到出路！”
　　我牵着两匹马，沿着河边摸黑走。夜里的风很凉，吹得我脖子发疼，我不敢开手电筒，只能借着微弱的月光往前走，走一会儿就停下来听听动静，生怕遇到鬼子。有一次，我听见旁边的树林里有动静，赶紧牵着马躲在石头后面，大气不敢喘，等了好一会儿，才发现是一只兔子跑了过去，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就这样走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我看到一条小河——这条河窄，只有十几米宽，水也不深，刚到马的膝盖。我牵着马，慢慢蹚了过去，河水冰凉，冻得我脚发麻，但我不敢停，生怕耽误了时间。到了对岸，我抬头一看，突然认出这个村子——之前部队休整的时候，我在这儿住过几天，村里的王大爷还给过我两个红薯。
　　我赶紧往村里跑，正好遇到王大爷，他一看见我，就赶紧拉着我的手，说：“登生！你可算来了！你们的队伍往东边去了，刚才还有兵路过呢，快追！”我谢过王大爷，又拿了他给的两个馒头，牵着马顺着他指的方向跑。没走多远，就看到了部队的路引——用石头在地上摆的箭头，指向东边。跟着箭头走了大概一个时辰，终于看到了部队的帐篷，我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把两匹马交给后勤的战友时，我的手还在抖。只是那时候，我们已经没有炮了，直到后来部队重新整编，有了编制，才重新领到新的炮。
　　
　　从1936年参军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九年里，我身边的战友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的在战场上牺牲了，有的被鬼子俘虏了，再也没见过，还有的在撤退时跑丢了，不知道去了哪儿。1945年8月，当广播里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时，我正在喂马，手里的马料掉在了地上，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我们赢了！我们终于把鬼子赶跑了！那天，部队里到处都是欢呼声，有的战友抱着哭，有的战友把帽子扔到天上，我牵着马，在帐篷外坐了一夜，想着爹和大哥，想着牺牲的战友，心里又酸又甜。
　　同年冬天，我退役回到了开封曲兴镇。推开家门的那一刻，我愣住了——院子里的老槐树还在，可娘不在了。爹和大哥站在门口，头发都白了，脸上满是皱纹。大哥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声音哽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你娘要是知道，肯定高兴。”我走进屋里，看到娘的照片摆在桌子上，照片里的娘笑着，我扑通一声跪下来，哭着说：“娘，我回来了，鬼子被打跑了。”
　　后来，在2005年，我拿到了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15年，又拿到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每次摸着这两枚纪念章，冰凉的金属触感传到手里，我就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要是能看到今天的中国，看到老百姓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该多好啊。
　　
　　张军说，晚年朱登生身体还算硬朗，在开封祥符区过着平静的日子。每天早上，他都会在院子里走一走，晒晒太阳，有时候还会跟邻居家的孩子讲讲当年的事。他们听得很认真，问我：“朱爷爷，您当年怕不怕？”他笑着说：“怕啊，怎么不怕？可一想到要保家卫国，就什么都不怕了。”
　　
　　(二)
　　
　　2019年深秋，衡山县城飘着细密的冷雨，我循着志愿者给的地址，在一条窄巷深处找到了李宽的家。木门推开时“吱呀”作响，李宽正坐在堂屋的竹椅上，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右脸那道从颧骨延伸到下颌的疤痕，在昏黄的灯光下格外醒目。我俩像久别的兄弟热烈握手，他的声音沙哑却有力：“坐吧，李明。我这一辈子，最难忘的就是13岁替哥当兵的日子，还有张吉祥连长——是他给了我‘李宽’这个名字，也给了我扛枪护家的勇气。”
　　接下来，李宽的把自己那段刻在骨血里的抗战岁月，细细讲给我和志愿者听。
　　
　　我出生在衡阳市衡山县东湖镇的一个小山村，家里六口人挤在两间土坯房里，日子过得紧巴。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靠种地主家的租田过活，收成好时能勉强填饱肚子，收成差了就得靠打零工补贴；娘在家纺线织布，手指常年被棉线磨得通红；大哥李桂卿比我大4岁，16岁就去攸县的煤窑做小工，是家里除了爹之外的顶梁柱；还有两个年幼的妹妹，每天跟着娘捡柴火、喂鸡。我那时候才13岁，个子刚到爹的腰，却已经能帮着家里放牛、割猪草，心里总想着快点长大，替爹娘分担些担子。
　　1940年7月，三伏天的太阳晒得地面发烫，村口的老槐树下突然围了一群人，保长揣着一张泛黄的通知单，扯着嗓子喊：“各家各户听着！前线缺兵，凡年满17岁的男丁，都得去当兵！李家的李桂卿，你家娃满17了，明天就到乡公所报到！”
　　这话像一道惊雷，劈得我们家措手不及。爹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烟杆里的烟丝灭了又点，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娘在屋里来回踱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大哥要是走了，煤窑的工钱没了，租田的租子交不上，一家六口的日子该怎么过？我躲在门后，看着爹娘愁容满面的样子，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替大哥去！
　　那天夜里，我悄悄溜进爹娘的房间，攥着娘的衣角说：“娘，让我去吧！我跟大哥长得有几分像，保长不认识，我就说我是李桂卿，肯定能蒙混过去。等打跑了鬼子，我就回来，还能给家里挣军饷呢！”娘抱着我哭得浑身发抖，说我太小，扛不动枪，也受不住部队的苦。我却铁了心，拍着胸脯保证：“我能扛！我每天放牛都能背几十斤的草，到了部队肯定能跟上训练！”爹沉默了半天，终于叹了口气，摸了摸我的头说：“丁生，你要是真想去，就去。但你要记住，不管多苦，都要活着回来，爹娘等着你。”
　　
　　7月12日清早，天还没亮，娘就起来给我煮了两个鸡蛋，又把大哥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套在我身上——衣服太长，袖子得挽三圈，下摆能遮住膝盖。她一边给我系扣子，一边哽咽着说：“丁生，这是你爹连夜给你缝的布包，里面装了两件换洗衣裳，还有几个红薯干。要是受不住了，就想办法往回跑，娘永远在家等你。”我咬着牙点头，把鸡蛋揣进怀里，跟着乡公所的人往村口走。走到村口时，我回头看了一眼，爹娘还站在土坯房的门口，娘的手在胸前不停地抹眼泪，直到他们的身影变成一个小黑点，我才忍不住掉了眼泪。
　　我们同村的王正坤、谭学文、周雪佳、陈子元，还有邻村的几十个年轻人，跟着乡公所长一起出发。没有车马，全靠两条腿走，白天顶着烈日赶路，晚上就睡在破庙里、草堆里。我脚上的布鞋很快就磨破了，鞋底渗进了沙子和石子，每走一步都疼得钻心，只能捡些干草垫在鞋里。王正坤比我大5岁，见我走得吃力，就把我的布包背在自己身上，还从怀里掏出半个窝头给我：“小宽（那时候他们还叫我丁生），慢点走，别着急，咱们总能到地方的。”
　　就这样走了半个多月，我们终于在7月底抵达了湖北省三斗坪，被编入86军13师38团迫击炮连。报到那天，连长张吉祥站在营门口的土坡上，他身高八尺，肩宽背厚，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腰间别着一把盒子枪，眼神锐利得像鹰。他挨个打量我们，当目光落在我身上时，突然皱起了眉头，对着乡公所长吼道：“你这是拿我寻开心呢？这娃儿还没我的枪高，怕是连枪栓都拉不动，你居然敢把他送来当兵！这个兵我不能收！”
　　乡公所长赶紧跑过去，拉着连长的胳膊小声解释：“张连长，您别生气，这娃真满17了！家里穷，没饭吃，才长这么矮。您就行行好，把他留下吧，他能吃苦！”连长盯着我看了半天，又伸手捏了捏我的胳膊——我的胳膊细得像麻杆，没几两肉。他沉默了片刻，终于叹了口气：“行了，先留下吧。要是跟不上训练，或者敢当逃兵，我照样把你送回去！”我赶紧挺直腰板，大声说：“连长，我肯定能跟上！我不怕苦！”
　　
　　可真正的训练，比我想象中难得多。每天天不亮，起床号就响了，我们得赶紧起床、叠被子、列队出操。出操时，别人扛着步枪轻松跑，我却得两只手抱着枪托，才能勉强把枪举起来，跑不了两圈就气喘吁吁；练刺杀时，木枪比我还重，我刺不了几下，胳膊就酸得抬不起来；到了迫击炮训练，更是难上加难——迫击炮的炮身比我还高，拆炮、装炮时，我得踮着脚才能摸到炮栓，有时候手滑，炮栓还会砸到我的脚；练习测距、瞄准时，标尺上的刻度密密麻麻，我看半天都分不清，常常把距离算错，遭到教官的批评。
　　晚上熄灯号一吹，我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家，想娘煮的红薯粥，想爹的旱烟味，想两个妹妹围着我要糖吃的样子。想着想着，眼泪就忍不住往下淌，有时候哭着哭着就睡着了，还会在梦里喊“娘”。
　　大概过了一个月，一天夜里，我又在梦中哭醒，迷迷糊糊间，感觉有人用温热的手帕擦我的眼泪。我睁开眼，借着月光一看，居然是张连长！他蹲在我床边，脸上没有平时的严肃，眼神反而有些温和。我赶紧擦干眼泪，想坐起来，却被他按住了：“别动，接着睡。”
　　第二天一早，连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那是一间简陋的土坯房，墙上挂着一张地图，桌上放着一个缺了口的搪瓷缸。他倒了一杯热水递给我，然后严肃地问：“李桂卿，我晚上几次查房，都看见你在梦中哭，给你擦了几次眼泪。你老实告诉我，你今年到底多大？为什么总是哭？”
　　我心里一慌，知道瞒不住了，双手紧紧攥着搪瓷缸，低下头小声说：“连长，我……我不叫李桂卿，我叫李丁生，今年才13岁多。我哥在攸县做小工，联系不上，保长说家里必须去一个男丁，我就替我哥来了。我……我想我爹娘，所以才会哭。”说完，我等着连长骂我，甚至做好了被送回家的准备。
　　可连长却没发火，他沉默了半天，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傻娃儿，这么小就敢来当兵，也算有骨气。李桂卿这个名字你就不用再顶替了，李丁生这个名字也不好听。你从衡山走到湖北，走了这么远、这么宽的路，将来行军打仗，还会走得更远、更宽。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李宽’，你看怎么样？”
　　我愣了一下，然后使劲点头：“谢谢连长！我喜欢这个名字！”
　　
　　从那以后，我就成了“李宽”，连长还安排我做他的勤务兵，不用再跟新兵一起参加高强度训练。每天早上，我会提前给连长打热水、整理床铺；训练时，我就跟在连长身边，帮他递子弹、拿望远镜；空闲时，连长会教我武功——他说在战场上，枪打光了就得靠拳脚，还手把手教我擒拿格斗的技巧，我的胳膊、膝盖常常被摔得青一块紫一块，却从不喊疼；他还教我打枪、刺杀，告诉我“瞄准要稳、出枪要快、心要狠，对鬼子不能有半点仁慈”。
　　有一次，我练枪法时总打不准靶心，急得直跺脚。连长走过来，从背后扶住我的肩膀，调整我的姿势：“小宽，别急，眼睛盯着靶心，呼吸要匀，扣扳机时别慌。你想想，靶心就是鬼子的脑袋，要是打不准，鬼子就会伤害咱们的同胞。”我按照连长说的做，果然打中了靶心！连长笑着拍了拍我的头：“好样的！以后肯定能成为神枪手！”
　　
　　1941年初，部队奉命镇守施南机场外围。施南机场是飞虎队的重要起降点，鬼子总想派兵破坏，只要飞虎队的飞机一降落，鬼子的炮弹就会“轰隆隆”地砸过来。那段时间，我们和进攻机场的日寇伪军打了十多次仗，每次战斗打响，我都跟着连长在战壕里穿梭，帮他递子弹、传命令，有时候还会帮着医护兵抬伤员。
　　有一次，鬼子的机枪火力特别猛，压得我们抬不起头。连长想派人去摧毁鬼子的机枪阵地，可刚站起来，就有一颗子弹擦着他的胳膊飞过，鲜血瞬间染红了军装。我赶紧拿出随身带的布条，想给连长包扎，他却一把推开我：“别管我！快把迫击炮推过来，咱们把鬼子的机枪阵地炸了！”我按照连长的命令，和战友们一起推着迫击炮，在战壕里找好隐蔽位置。连长亲自瞄准，我负责装弹，随着一声“放”，炮弹“咻”地飞了出去，正好落在鬼子的机枪阵地旁，炸得鬼子鬼哭狼嚎。我们连续开炮，终于把鬼子的机枪火力点摧毁了，飞虎队的飞机也顺利降落。
　　战斗结束后，我给连长包扎伤口，他看着我，笑着说：“小宽，你今天表现得很好，比很多老兵都勇敢。以后跟着我，咱们一起多杀鬼子，保卫咱们的国家！”我使劲点头，心里充满了自豪感——我终于能为国家出力了！
　　经过一次次战斗的磨炼，我长高了，也长壮了，不再是那个需要连长保护的小屁孩，成了一名标准的战士。我身背两把盒子枪，跟随张连长鞍前马后，拆炮、装炮、瞄准、开炮，样样都能熟练操作，战友们都笑着说：“小宽现在可是咱们连的‘多面手’，啥活儿都能干！”
　　
　　1942年12月25日，Christmas，可鬼子却没闲着，86军奉命对沙市、宜昌的守敌发起进攻。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们就推着迫击炮，在战壕里隐蔽好。连长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眉头紧锁：“前面有三个鬼子的机枪火力点，要是不把它们摧毁，主攻部队根本冲不上去。小宽，你跟我一组，咱们负责炸掉左边的火力点！”
　　我赶紧点头，和连长一起调整迫击炮的角度。鬼子的机枪“哒哒哒”地扫过来，子弹在我们身边的泥土里溅起一道道水花。连长大声喊：“瞄准！装弹！放！”我迅速装弹，炮弹“咻”地飞了出去，在鬼子的机枪阵地旁炸开了花。我们连续开炮，终于把左边的火力点摧毁了。其他战友也不甘示弱，很快就把另外两个火力点炸了。
　　主攻部队趁机冲锋，战士们拿着步枪、大刀，像潮水一样冲向敌人的阵地，喊杀声震天动地。我们在后方继续开炮，为他们提供火力支援。没过多久，就传来了好消息——13师和友邻部队占领了宜昌守敌的阵地，歼灭了顽固抵抗的日寇伪军1000余人！
　　可还没等我们高兴多久，日军就向11师占领的阵地发起反扑，炮火比之前更猛烈。我在战壕里忙得不可开交，时而背着伤员往后撤——有的伤员腿被打断了，有的肚子被弹片划伤了，疼得直喊“娘”；时而抱着炮弹往前送——炮弹很重，我一次只能抱两发，跑不了几趟就满头大汗；有时候炮手牺牲了，我就立刻顶上去，代替炮手开炮。
　　突然，一颗日军山炮弹落在我身边，我只觉得右脚一阵剧痛，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了一下。我低头一看，鲜血直流，骨头都露了出来，染红了我的军裤。战友们想把我抬下去，我却咬着牙说：“我不下去！我还能打！咱们还没把鬼子赶跑，我不能当逃兵！”直到连长强行命令两个战友把我抬到后方医疗队，我才因为失血过多昏了过去。
　　等我醒来时，已经躺在了医疗队的帐篷里，右脚被包扎得严严实实，医生说我伤得很重，需要休养一个多月才能下床。可我躺在病床上，心里却惦记着前线的战友，惦记着连长。每天都有伤员被抬进来，有的缺了胳膊，有的少了腿，还有的永远醒不过来。我看着他们，心里暗暗发誓：等我伤好了，一定要回到部队，多杀鬼子，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休养了一个多月后，我不顾医生的劝阻，拄着拐杖回到了部队。连长见了我，又气又心疼：“小宽，你不要命了？你的伤还没好，回来干嘛？”我笑着说：“连长，我想跟你一起杀鬼子！我在家养着，心里不踏实。”连长无奈地摇了摇头，只能让我先做些轻便的活儿，比如整理弹药、传递消息。
　　
　　1943年11月2日，我们随86军开到常德外围的临澧，奉命抢修工事，阻击北面进攻常德的日军。常德是湘西的重要门户，要是丢了常德，鬼子就能长驱直入，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不分昼夜地抢修战壕、挖掩体，手上磨起了水泡，水泡破了又结疤，却没人抱怨——大家都知道，这道工事，是保卫家国的最后一道防线。
　　11月7日，天刚蒙蒙亮，鬼子的进攻就开始了。飞机在天上盘旋，扔下一颗颗炸弹，“轰隆隆”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阵地上火光冲天，烟尘弥漫；鬼子的大炮也不停地轰击，战壕里的泥土被掀得老高，有的战友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埋在了泥土里。我作为连里的机动兵，哪里有阵地失守，就随战友赶上去增援。
　　炮连时常会遭到敌机或大炮的袭击，每天都有战友牺牲。那天下午，一颗炮弹落在我们的炮位旁，王发祥正好在装弹，瞬间就被弹片击中了胸口，他倒在地上，手里还紧紧攥着炮弹；李安泰在传递消息时，被敌机的机枪子弹打中了头部，当场就没了呼吸；还有王在发、张子林、刘盘、余万年、张本固、张洪光、蒋超，一个个熟悉的面孔，转眼就没了。最让我痛心的是，我的同乡战友陈子元，他在帮我调整炮位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后背，他回头对我笑了笑，说：“小宽，替我……替我多杀几个鬼子……”然后就倒在了我的怀里。
　　后来，炮连的人越来越少，原来由三人操作的一门炮，只能由两人操作。我和连长都亲自担任炮手，常常一天一夜不合眼，双手被炮栓磨得满是血泡，却不敢有丝毫松懈——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多开一炮，前线的战友就多一分安全。
　　11月18日，噩耗传来——三营阵地失守了！团长命令迫击炮连火速增援，要是三营阵地彻底丢了，常德就危险了。我和战友们推着炮，跟着连长往三营阵地跑，一路上，鬼子的飞机在头顶盘旋，机枪子弹“哒哒哒”地扫下来，身边不时有战友倒下。突然，连长“啊”了一声，倒在地上。我赶紧跑过去，抱着连长坐起来，他的胸口全是血，染红了我的军装。他看着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大喊：“开炮！开炮……不能让鬼子……占领阵地……”话没说完，就倒在我怀里，再也没醒过来。
　　我把连长轻轻放在地上，擦干眼泪，拿起炮栓，对战友们喊：“兄弟们，为连长报仇！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开炮！”我们瞄准冲上三营阵地的日寇，一颗颗炮弹飞了出去，在鬼子中间开花，阵地上留下几十具日寇尸体。看着鬼子狼狈撤退的身影，我跪在连长的尸体旁，哭着说：“连长，我们把鬼子打退了，你看到了吗？你放心，我一定会守住阵地，不会让你白白牺牲！”风卷着硝烟吹过，仿佛是连长在回应我的誓言。
　　那天下午，我们守住了三营阵地，可阵地上到处都是战友的尸体，鲜血浸透了泥土，连野草都染成了暗红色。我和幸存的战友们把连长的尸体抬到战壕后面，找了块木板当棺材，简单挖了个坑，把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就在旁边插了一根树枝，上面系着连长平时用的手帕——那是他之前给我擦眼泪的手帕，我一直留着。
　　
　　从那以后，我像变了个人似的，每战都冲锋在前。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多杀鬼子，为连长报仇，为所有牺牲的战友报仇。1943年12月，在收复常德的最后一场战斗中，我们和鬼子展开了肉搏战。我拿着刺刀，朝着一个鬼子冲过去，可没等我靠近，另一颗子弹就擦着我的耳边飞过，紧接着，一块弹片猛地砸在我的右脸上，剧痛瞬间传遍全身，鲜血一下子就糊住了我的眼睛。
　　我顾不上疼，抹了把脸上的血，继续跟鬼子拼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我却像疯了一样，手里的刺刀捅进了一个又一个鬼子的身体。直到鬼子撤退，我才瘫坐在地上，这时候才发现，我的右面部肌肉被削去了一大块，露出来的肉火辣辣地疼。医护兵给我包扎时，我咬着牙没哼一声——比起连长和战友们的牺牲，这点伤算得了什么？
　　经过几十天的血拼肉搏，我们终于把日寇击退，收复了常德。可常德城早已成了一片废墟，到处都是断壁残垣，老百姓的哭声此起彼伏。我站在城墙上，看着眼前的景象，心里满是沉重——我们赢了，可代价太大了。
　　
　　常德会战后，86军伤亡过半，番号被取消。我和幸存的战友们被编入94军121师363团迫击炮连，我依旧担任炮手。1944年，我们参加了湘西会战，在雪峰山一带和鬼子周旋。那里山高林密，我们常常借着树林的掩护，偷偷靠近鬼子的阵地，用迫击炮精准打击他们的火力点。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埋伏了三天三夜，终于等到鬼子的运输队经过，我和战友们一起开炮，把鬼子的运输队炸得稀巴烂，缴获了不少粮食和弹药。
　　1945年5月，我们奉命攻打桂林。鬼子在桂林的城防工事做得特别坚固，暗堡纵横交错，每个暗堡里都架着机枪，363团攻城的士兵一批批冲上去，又一批批倒下，伤亡很大。团长急得直跺脚，命令我们迫击炮连必须尽快摧毁鬼子的暗堡。
　　我和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一点点接近日寇的工事。鬼子的机枪“哒哒哒”地扫过来，身边的战友不时有人中弹倒下。我趴在地上，仔细观察暗堡的位置，把每个暗堡的坐标都记在心里。然后，我和战友们调整迫击炮的角度，一颗接着一颗炮弹打出去。有的炮弹正好落在暗堡的射击口，把里面的鬼子炸得粉身碎骨；有的炮弹落在暗堡旁边，震得鬼子不敢露头。
　　就这样，我们用了半个月的时间，终于把鬼子的暗堡一个个摧毁。可迫击炮连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30多位战友先后牺牲，阵地上的炮弹壳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我看着那些牺牲的战友，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坚持到胜利的那天，让他们能安心。
　　
　　1945年8月15日，我正在擦炮，突然听到广播里传来一阵激昂的声音——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我手里的炮布“啪”地掉在地上，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战友们听到消息后，都欢呼着抱在一起，有的甚至把帽子扔到了天上。阵地上到处都是欢呼声、哭声，那是喜悦的泪，是胜利的泪。
　　8月21日上午，我和363团的官兵们奉命警戒在芷江机场跑道两旁。那天的太阳特别大，我穿着整齐的军装，站得笔直，手里紧紧握着枪。不一会儿，一架日本飞机降落在跑道上，侵华日军头目今井武夫等四人从飞机上下来，他们低着头，脸色苍白，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一步步走进了受降厅。
　　看着他们的背影，我想起了连长张吉祥，想起了王发祥、陈子元、周雪佳等牺牲的战友。要是他们能看到这一幕，该多好啊！随后，我们又奉命对所有在湘西境内的日寇进行受降，看着鬼子乖乖地放下武器，把枪堆成一座座小山，我心里充满了自豪——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胜利！
　　芷江受降后，部队开往南京。1946年11月，我的右脚旧伤越来越严重，每走一步都疼得钻心，医生说我已经不适合再留在部队了。我拿着退伍证明，心里满是不舍——这里有我最珍贵的回忆，有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可我知道，我不得不离开。
　　
　　我和伤残的同乡战友谭学文一起，背着简单的行囊，踏上了返乡的路。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我们终于回到了衡山。推开家门的那一刻，我愣住了——爹的背更驼了，头发全白了；娘的眼睛也花了，看见我时，半天都没认出来。直到我喊了一声“娘”，她才扑过来抱着我哭：“丁生，你终于回来了！你可算回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当兵期间，大哥李桂卿因为在煤窑里受了重伤，没钱医治，早就去世了。我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心里满是遗憾。我把部队发的抚恤金交给爹娘，说：“爹，娘，以后我来养你们，咱们好好过日子。”
　　从那以后，我就在家乡务农，守着爹娘，过着平静的生活。我很少跟别人提起我当兵的经历，那段岁月太沉重，每次想起，心里都会隐隐作痛。直到2010年，一群志愿者找到我，他们说要帮我证明抗日老兵的身份。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终于被承认是抗日老兵，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
　　李宽最后讲道，2015年，我收到了一枚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那天，我特意穿上了干净的衣服，把纪念章别在胸前，坐在院子里，看着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又想起了张吉祥连长，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我对着天空说：“连长，战友们，你们看，国家没有忘记我们，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告别李宽，那是我们的初见，也是最后的见面。2020年2月，李宽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弥留之际，他让儿子把那枚纪念章放在手里，紧紧攥着它默念：“连长，战友们，我来陪你们了，我来告诉你们今天的中国，多好啊……”那年，他93岁。
　　我想，李宽走的时候心里没有遗憾。因为他曾扛着枪，为祖国，为同胞，尽过自己的一份力。作为垂暮之年的抗战老战士，我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