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一章 玉庆杀敌，勇伟搏命

　　(一)
　　
　　我和王玉庆坐在他家院中的老槐树下聊天时，正是沂蒙山区的初夏，槐花落了一地，风里带着淡淡的香。他手指上的老茧蹭过搪瓷杯沿，发出轻微的声响，他说：“1941年2月那天的风，可比现在冷多了，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说着，他浑浊的眼睛望向远处的山，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牵着战马的自己。
　　
　　那天下午，王玉庆刚把战马从陡峭的山坡上拉上一道山沟，就觉得后颈发紧——不是因为冷，是常年在战火里练出的警觉。他要送的信就揣在贴胸口的衣袋里，信纸叠得方方正正，边角被体温焐得发软，可上面的字迹他记得清楚，是首长亲笔写的，关乎陡沟桥八路军司令部的部署，半点不能差。80公里的路，他从昨天夜里就出发了，战马“灰灰”的蹄子裹着泥土，喘气时鼻子里喷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很快散了。他靠在一块石头上歇脚，刚想给“灰灰”顺顺毛，就听见山沟对面传来一声喊：“王玉庆！等等我！”
　　那声音乍听像丁连昌，他心里猛地一热——丁连昌是他在自卫军里的战友，比他大五岁，总把自己的窝窝头分给他一半，还教他怎么擦枪。可转念一想，他又攥紧了腰间的手枪：丁连昌在大青山突围战里牺牲了，那天他亲眼看见丁连昌为了掩护伤员，端着没了子弹的枪冲向日军，最后倒在血泊里。他还记得自己哭着想冲过去，被战友死死拉住。
　　
　　“我是丁连昌啊！我没死，就是受了伤，你快等等我！”对面的声音又传来，还带着点刻意装出来的虚弱。王玉庆眯起眼往对面看，山沟里雾气重，只能看见几个模糊的人影，手里似乎还端着东西。他心里更沉了——丁连昌说话带着沂南本地的腔调，尾音会往上扬，可这人的声音平平板板，还藏着一丝阴狠。他没应声，伸手拍了拍“灰灰”的脖子，这匹老马像是懂了他的意思，轻轻打了个响鼻，蹄子在地上刨了刨。
　　他刚翻身上马，对面突然就响了枪！子弹“嗖”地擦过“灰灰”的耳朵，打在旁边的石头上，溅起一串火星。“灰灰”受了惊，猛地扬起前蹄，王玉庆死死抓住缰绳，心里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这些汉奸特务，竟然敢冒充牺牲的战友！他左手控住缰绳，右手飞快地掏出腰间的手枪，手指熟练地调好快慢机——这把枪是父亲王松之前用过的，枪身磨得发亮，握在手里格外踏实。他身子往马背上一伏，借着“灰灰”奔跑的颠簸，回头对准山沟对面的人影扣动了扳机。
　　“砰砰砰！”一梭子子弹打出去，山沟里立刻传来了嗷嗷的惨叫声，还有东西摔倒的声音。他没敢回头看，只觉得心脏在胸腔里跳得飞快，耳边全是“灰灰”的蹄声和自己的喘气声。风刮得他眼睛生疼，可他不敢闭眼，死死盯着前方的山路——信还没送到，他不能出事，更不能让情报落在敌人手里。
　　等他骑着“灰灰”冲到陡沟桥八路军司令部时，天刚蒙蒙亮，门口的哨兵认出他，赶紧迎了上来。他从胸口掏出信时，才发现信纸被汗水、马汗和一路上的尘土浸得发皱，可上面的字迹还能看清。司令部的同志接过信，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好小子，没耽误事！”他这才松了口气，腿一软，差点从马背上滑下来——原来他的脚早就被马镫磨破了，只是一路紧绷着，没感觉到疼。
　　第二天，部队派了侦察员去那道山沟查看，回来后带来了好消息：现场找到了一只沾着血的黑布鞋，还有几大滩没干的血迹，顺着血迹在附近一户人家的柴房里，抓了个腿上中枪的汉奸特务，还在屋后的山洞里起出了两具中弹身亡的特务尸体。一审问才知道，这伙人是鬼子安插在沂蒙山区的特务机关，专门盯着八路军的送信路线，想截获情报，已经在山里埋伏好几天了。因为王玉庆的警觉和反击，不仅没让他们得手，还端了他们的窝。
　　没过多久，部队开了表彰大会，首长把一枚用红绸子包着的“立功奖章”别在王玉庆胸前时，他的脸一下子红了，心里却甜滋滋的。他想起了父亲王松，要是父亲在，肯定会笑着摸他的头，说：“我家玉庆长大了，能打特务了。”
　　
　　说起父亲，王玉庆的声音低了些。他说，1939年1月，他跟着父亲参军时，才14岁，比部队里的步枪高不了多少。父亲王松那年30多岁，长得高大结实，因为识几个字，又会喂马，被安排给三号首长李澄之当勤务员兼马夫。他还记得第一次见李澄之首长时，首长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戴着一副眼镜，手里拿着一本书。看见他，笑着递过来一块糖，说：“这么小就来当兵，是个好孩子。”
　　他们父子俩跟着自卫军队长邱文周转移到孙祖匣石一带时，日子过得苦，每天吃的是掺着野菜的窝窝头，夜里就睡在山洞里或草垛上。王玉庆年纪小，站岗时总犯困，父亲就陪着他一起站，给他讲以前在家种地的事，讲等打跑了鬼子，就回家盖新房子，娶媳妇。他听着听着，就不困了，心里盼着那一天能早点来。
　　可1940年秋天的日军“大扫荡”，把这一切都打乱了。那会儿他跟着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参议长范明枢和省机关转移到费县大青山，刚在山脚下的村子里扎下营，就听见远处传来了枪声。很快，通讯员就跑过来喊：“鬼子来了！快突围！”
　　大青山突围战打得特别惨烈，到处都是枪声、爆炸声和喊杀声。王玉庆跟着范明枢首长往山上跑，回头时，看见父亲王松护着李澄之首长往另一个方向冲，可没跑多远，就被涌上来的日军围住了。他想喊父亲，却被身边的战友捂住了嘴，拉着他继续跑。等他们突出重围，跑到安全地方时，他才发现父亲和李澄之首长都没跟上来——后来他才知道，父亲和首长都被日军俘虏了。
　　那些天，王玉庆天天躲在草垛里偷偷哭，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范明枢首长看他这样，心里也不好受，经常找他聊天，给他讲岳飞抗金的故事，说：“好孩子，别哭，你父亲是个汉子，肯定能挺过来。你要好好活着，好好练本事，等将来打跑了鬼子，就能找到他了。”1941年初，范明枢首长安排他去了骑兵班，说：“骑兵班能骑马，能跑快，将来要是有你父亲的消息，你也能快点去见他。”
　　没想到，这第一次送信，就遇上了特务。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几年后，他竟然能在司令部见到父亲。
　　
　　那是1945年，他伤愈归队后被任命为侦察班班长，那天他去司令部汇报侦察情况，刚走进院子，就看见一个穿着旧军装的人站在那里，背对着他，正在跟首长说话。那人的身形很像父亲，可比父亲瘦多了，头发也白了不少。他不敢认，站在原地愣了半天，直到那人转过身，看见他，眼睛一下子就红了，颤着声音喊：“玉庆？是玉庆吗？”
　　他这才反应过来，扑过去抱住父亲，大哭起来。父亲的肩膀很硌人，他能摸到父亲背上的伤疤，能感受到父亲的手在不停地抖。父亲王松拍着他的背，说：“好孩子，爹回来了，爹没事了。”
　　后来，父亲跟他讲了被俘后的经历，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扎在他心上。1941年被抓后，父亲和李澄之首长被押上了火车，一路往北，最后到了内蒙古的一个煤矿。那里的劳工全是像父亲一样的俘虏和老百姓，每天天不亮就要下井挖煤，直到天黑才能上来。渴了，就喝井下混着煤渣的脏水；饿了，就啃一个掺着沙子的糠窝头，有时候甚至连糠窝头都没有。
　　煤矿里的看守特别狠，只要劳工走得慢一点，就用鞭子抽，用脚踹。每天都有劳工因为饿、因为病、因为被打死，被抬去山上的万人坑——那里扔满了尸体，老远就能闻到臭味，还有狼在附近转悠。父亲说，他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少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死，要活着回去，要找儿子，要接着打鬼子。
　　有一天，轮到父亲给看守的鬼子送水，他看见那鬼子正靠着矿道边的柱子抽烟，手里的枪放在一边。他心里一动，趁鬼子不注意，抱起身边一块20多斤重的大煤块，猛地砸向鬼子的头——鬼子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倒在地上不动了。他赶紧捡起鬼子的枪，对着其他劳工喊：“想活的，跟我走！”
　　当时有20多个劳工跟着他，他们趁着天黑，沿着矿道往外跑，一路上又打晕了两个看守的伪军，终于逃出了煤矿。之后，他们不敢走大路，只能走小路，白天躲在山洞里，晚上赶路。父亲说，他们从内蒙古走到沈阳，再从沈阳走到大连，一路上靠乞讨、靠给人干苦力换口吃的，好几次差点被鬼子和伪军抓住。有一次，为了躲避搜查，他们躲在河里，泡了整整一夜，差点冻僵。
　　就这样走了大半年，父亲终于回到了沂蒙山，找到了部队。可他一直没找到王玉庆的消息，直到那天在司令部见到他，悬了几年的心才终于放下。
　　
　　从那以后，王玉庆和父亲又并肩作战了。从抗战到解放战争，他们一起参加了近百次战斗，行军近万里，转战山东、河南、江苏好几个省。有时候，他们父子俩在战场上能碰见，互相喊一声“小心”，就又各自冲向敌人；有时候，他们好几天见不上一面，只能在宿营时，借着月光，远远看一眼对方的帐篷，知道对方没事，就放心了。
　　最难的时候，他们几天几夜没吃一口热饭，只能啃干硬的窝头，喝雪水。有一次，部队在山里行军，遇上了大雪，父亲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王玉庆穿上，自己只穿一件单衣，冻得嘴唇发紫，却还笑着说：“爹身子骨结实，不怕冷。”
　　1948年，父亲王松的身体越来越差，经常咳嗽，有时候咳得整晚睡不着，连马都骑不动了。部队首长看他这样，劝他退伍回家休养。王玉庆知道父亲舍不得部队，可也知道父亲的身体撑不住了，就主动申请陪着父亲回家。
　　回到沂南县的老家后，王玉庆每天给父亲熬药、做饭，陪着父亲晒太阳、聊天。1951年，父亲走了，走的时候很安详，手里还攥着当年参军时发的那枚红星徽章。王玉庆把父亲葬在沂蒙山下，每年清明，他都会去上坟，给父亲讲讲家里的事，讲讲国家的变化。
　　
　　我和王玉庆聊天的那天，他还从屋里拿出了一个木盒子，里面装着他的立功奖章、当年用过的手枪套，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1945年他和父亲在部队的合影。照片上的他穿着军装，笑得很灿烂，父亲站在他身边，虽然瘦，却眼神坚定。
　　王玉庆拿起照片，用袖口轻轻擦了擦上面的灰尘，说：“现在日子好了，不愁吃不愁穿，可我总想起当年在沂蒙山上的日子，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想起我爹。”说着，他就唱起了当年的歌：“我们在沂蒙山上，我们在沂蒙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
　　歌声沙哑，却格外有力，飘在沂蒙山区的上空，飘向远处的群山。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那个14岁的少年，看到了那个在山沟里纵马杀敌的战士，看到了他们父子俩在战火里并肩作战的身影——那是属于沂蒙山的传奇，是属于中国军人的荣耀，更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
　　
　　(二)
　　
　　2011年盛夏，上海宝山老城区的弄堂里满是蝉鸣，我踩着青石板路找到杨勇伟家时，他正坐在藤椅上晒太阳，膝头摊着一本泛黄的相册。见我如约而来，他缓缓戴上老花镜，指着相册里一张穿军装的黑白照片说：“这是1943年的我，刚组建短枪队那会儿，脸上还带着稚气呢。”说着，他的手指在照片上顿了顿，“就是那年4月，在天生港旅馆，我差点栽在鬼子手里。”
　　
　　杨勇伟是土生土长的上海宝山杨家堰人，1940年4月参军时刚满19岁。那会儿长江边的鬼子正烧杀抢掠，他看着家乡被糟蹋，咬着牙加入了崇明游击总队。我后来在档案馆见过他当年的入伍登记表，字迹工整，“参军目的”一栏写着“打跑鬼子，保家卫国”。5月他就入了党，跟着队伍打了不少硬仗——掘港保卫战里，他顶着鬼子的炮火送弹药；南通二窎夏家渡战斗中，他跟战友们拼刺刀，胳膊被划了道深口子，简单包扎下又冲上去。
　　1943年2月下旬，组织上把他叫到驻地，递过来一份情报：汪精卫要派一个汉奸主任去南通天生港，催运封锁长江的器材，这人是汪伪“清乡”的急先锋，手上沾了不少老百姓的血，上级要求新组建的南通县政治保卫队（短枪队）除掉他，给日伪军一个下马威。
　　可情报实在太简略了，除了“汉奸主任”这个头衔，姓甚名谁、高矮胖瘦、穿什么衣服、住哪个地方，全是未知数。杨勇伟拿着情报翻来覆去看了半夜，决定先化装探路：“我扮成小老板，先去天生港摸清情况，你们在郊外等着，我带信再汇合。”出发前，他对着铜镜反复练习商人的神态——腰要挺一点，说话要慢一点，手指要时不时摩挲衣角，装作琢磨生意的样子。他还特意找老乡借了件绸缎褂子，兜里揣了几块大洋，又买了把折扇，摇起来“哗啦”响，活脱脱一副城里富商的模样。
　　他先去了唐闸，那是天生港的外围，鬼子岗哨多。他故意在街上游逛，看见卖糖画的就停下来买一个，跟摊主闲聊：“老总们最近查得严吗？我想往天生港送点货，怕不安全。”摊主压低声音说：“可不是嘛，听说要来人，鬼子天天在街上转，你可得小心。”他边听边记，把岗哨的位置、换岗的时间都摸得一清二楚。等逛到日头偏西，他才喊了辆黄包车，对车夫说：“去天生港旅馆，走快点，我要赶在天黑前住下。”
　　
　　天生港旅馆是当地最大的客栈，门口挂着红灯笼，来往的人不少。杨勇伟登记时，故意跟掌柜的套近乎：“掌柜的，我是来收账的，住个两三天，给我找个安静的房间。”掌柜的见他衣着讲究，赶紧点头：“您放心，楼上最里面那间，清净。”
　　当天傍晚，他借口“饭后散步”，往郊外走了一二里路。远远就看见一处独门独院的农家，院墙上爬着丝瓜藤——那是跟队员们约定的汇合点。他敲了三下门，门“吱呀”一声开了，向导领着六个队员迎了出来。大家挤在昏暗的堂屋里，借着油灯的光开会。“今晚我跟周伟去摸地形，你们在这儿等着，千万别露面。”杨勇伟说着，跟周伟换了装：周伟找了顶瓜皮帽，穿了双孝鞋，手里拎着个装着纸钱的布包，扮成奔丧的孝子；杨勇伟则穿了件粗布短褂，揣了把木匠用的刨子，装作陪“孝子”出门找活干的木匠。
　　两人趁着夜色往天生港街上走，石板路高低不平，周伟故意走得慢，时不时擤下鼻子，装作伤心的样子。遇到两个巡逻的鬼子，鬼子端着枪喝问：“干什么的？”周伟赶紧低下头，带着哭腔说：“家里老爹没了，出来找木匠修棺材，老总行行好，别耽误了时辰。”鬼子皱着眉，嫌晦气，挥挥手让他们走了。两人就这样绕着天生港转了一圈，把街巷的宽窄、路口的转弯、能藏身的角落都记在心里，直到半夜才悄悄回到农家。
　　
　　第二天一早，杨勇伟换回绸缎褂子，回到旅馆继续观察。他在院子里踱来踱去，眼睛却盯着进出的人——有挑着担子的小贩，有穿短打的脚夫，没见着像汉奸的人。可就在他琢磨着要不要去街上再探探时，大门突然“哐当”一声被撞开，三个鬼子端着三八大盖闯了进来，靴底踏在青石板上“噔噔”响，吓得院子里的客人都停下了脚步。其中一个鬼子叽里呱啦喊了两句，很快又有两个鬼子站在门口，端着枪堵住了出路——这是要查房！
　　杨勇伟心里一紧，手不自觉地摸向腰里的短枪——他没带“良民证”，回房间等着查，一准露馅；现在硬冲出去，门口的鬼子一开枪，不仅自己跑不了，还会连累队员。他急得手心冒汗，眼睛却飞快地扫着院子，突然看见对面照相馆的王老板正站在门口抽烟，手里还拿着个账本。
　　他心里猛地有了主意，立刻调整姿态，迈着方步走过去，笑着拍了拍王老板的肩膀：“王老板，可算着见着你了！上次我让你洗的那批货单照片，怎么样了？客户还等着要呢。”王老板愣了一下，刚想开口，杨勇伟赶紧把一块大洋塞到他手里，压低声音说，“兄弟是抗日的，帮帮忙，应付下鬼子。”王老板摸了摸大洋，又看了看杨勇伟紧绷的脸，立刻明白了，顺着话茬喊：“杨老板！您怎么才来？照片早洗好了，我这就给您拿！”两人故意好了聊起生意，一会儿说“纸张要最好的”，一会儿说“价格能不能再降点”，把鬼子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
　　没过多久，一个戴歪帽子的鬼子小队长走了过来，上下打量着杨勇伟。杨勇伟心里打鼓，却故意装作没看见，转身走到旅馆柜台边——那里放着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锃亮的车架很惹眼。他走过去，一只手扶住车把，另一只手抓住车轮使劲一摇，车轮“呼呼”转起来，他又猛地一捏刹车，“嚓”的一声脆响，接着对旅馆掌柜的喊：“掌柜的，这车子不错啊！多少钱？我正好缺辆代步的，要是便宜，我今天就买了！”
　　旅馆掌柜的以为来了大主顾，赶紧跑过来递烟，脸上堆着笑：“杨老板眼光好！这是刚到的货，别人要八十块，您要，七十块就行！”两人一唱一和，聊得热火朝天。鬼子小队长看着他们熟络的样子，又看了看杨勇伟身上的绸缎褂子，觉得就是个普通商人，没再多问，转身去查其它房间了。杨勇伟看着鬼子的背影，后背的汗已经把衣服浸湿了——刚才那几分钟，他的心跳得比打仗时还快，手里的车把都快攥出汗了。
　　可他没敢放松，反而琢磨出一点：鬼子平时很少这么认真查房，这次兴师动众，说不定就是为了保护那个汉奸——这汉奸，十有八九就住在这家旅馆里！
　　
　　4月20日一早，杨勇伟更小心了。他借着“找水喝”“借火点烟”的由头，把旅馆的每个房间都转了一遍：一楼住的是脚夫和小贩，二楼住的是跑生意的商人，没发现可疑的人。只有老板住的厢房一直关着门，门帘拉得严严实实，还能听见里面有说话声。他心里犯嘀咕，决定去探探。
　　刚走到厢房门口，老板就像从地里冒出来似的，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双臂一张挡住他：“杨老板！您这是要去哪儿？”
　　“我昨晚没睡好，想找个宽敞点的房间，你这厢房看着挺大，能不能让我看看？”杨勇伟边说边往门里凑。
　　“不行不行！”老板急忙摆手，“这厢房不住人，就是我放东西的地方。”
　　可他的话刚说完，屋里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咳嗽声。老板脸色一变，赶紧改口：“哦……对，这厢房有人住了，是我远房亲戚，不方便见客。”
　　就是这两句前后矛盾的话，让杨勇伟心里有了底。他趁老板愣神的间隙，猛地拨开他的胳膊，往半掩的门里扫了一眼——屋里摆着一张八仙桌，一个光头胖子正坐在椅子上喝茶，穿一身藏青色绸缎大褂，手指上戴着个金戒指，肚子挺得老高，一看就是养尊处优的模样。更可疑的是，他身边还站着个穿伪军制服的人，腰里别着枪，正低头跟他说着什么。
　　
　　接下来的大半天，杨勇伟没再露面，躲在房间里观察。他发现进出厢房的人，不是穿伪军制服的，就是戴礼帽的，一看就是汪伪的人。他更确定了：那个光头胖子，就是他们要找的汉奸！
　　傍晚时分，他借口“出去买东西”，悄悄溜出旅馆，往郊外的农家跑。见到队员们，他把情况一说，大家立刻围在一起商量方案。“今晚动手，向导和小李在旅馆后院外把守，防止敌人从后院跑；我和周伟进去，争取一枪解决，速战速决。”杨勇伟说着，从包里掏出提前印好的传单，“得手后把传单撒出去，让老百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怕鬼子和汉奸！”
　　4月20日的夜，黑得像墨，连星星都躲在云里。杨勇伟带着周伟、向导和小李，借着夜色往旅馆摸。前院有鬼子站岗，亮着马灯，他们绕到后院，发现竹篱笆门已经关了，还拴了根绳子。杨勇伟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把篱笆的竹条扒开一个洞，够一人钻过去。四人依次钻进去，向导和小李留在后院门口警戒，杨勇伟和周伟则猫着腰，贴着墙根往前挪。
　　厢房里传来喧闹声，有唱戏的、拉二胡的，还有人划拳喝酒——看样子正在搞堂会。杨勇伟趴在窗台下，悄悄掀开一点窗纸，借着屋里的灯光往里看：那个光头胖子正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手里端着个酒杯，圆乎乎的脑袋正好露在窗口；对面的沙发上，那个穿伪军制服的人半躺着，手里把玩着一把手枪。
　　“就是他！”杨勇伟压低声音对周伟说，接着从腰里掏出短枪，轻轻架在窗台上，枪口对准胖子的脑袋。他深吸一口气，手指扣动扳机——“啪”的一声，枪声在夜里格外响亮。
　　屋里瞬间安静了，紧接着就乱作一团，有人喊“杀人了”，有人哭爹喊娘。周伟趁机站起来，对着屋里大喝一声：“不许动！我们是抗日短枪队！”同时掏出一颗手榴弹，拉了弦就扔进屋里。“轰”的一声巨响，屋里传来一片惨叫声，灯也灭了，顿时漆黑一片。
　　两人趁乱往后院退，顺着之前扒开的洞钻了出去，跟向导和小李汇合后，沿着小路往郊外跑。身后的旅馆已经翻了天，警笛声、狼犬的嚎叫声、枪声混在一起，还有鬼子的喊叫声，可他们不敢回头，只知道一个劲地往前跑。跑了大概二里路，杨勇伟停下来，从包里掏出传单，撒在路边——传单上写着“为民除害，严惩汉奸，抗日必胜”，落款是“一枝梅”。
　　后来他们才知道，那个被击毙的光头胖子，正是汪精卫亲自委派的南通如皋岔河大检问所主任凌月东。这是短枪队第一次执行任务，就打得这么漂亮，消息传到附近的村子，老百姓都拍手称快，不少年轻人还主动要求加入短枪队。
　　在那之后的六个月里，短枪队像一把尖刀，在南通一带打击日伪军：他们在公路上伏击鬼子的运输队，缴获了不少粮食和弹药；他们夜袭伪军的据点，活捉了伪军队长；他们还在镇上贴传单，警告汉奸不要为虎作伥。六个月里，他们打了40多次仗，毙伤日伪军14人，俘虏13人，锄掉了7个汉奸，缴获了8支长短枪。
　　
　　抗战期间，杨勇伟跟敌人以命相拼，大大小小的仗打了200多次。有一次在长江边的清江战斗中，他带着队员们跟鬼子激战，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他的腿被子弹打穿，鲜血顺着裤腿往下流，却还坚持着把受伤的队员背到安全地带。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专门报道过他的事迹，标题是《长江边的抗日勇士——杨勇伟》，里面写着“他用生命守护着长江两岸的老百姓，是抗日军民的榜样”。
　　解放战争时期，杨勇伟成了华中9分区如东团的参谋长，跟着队伍南征北战，从长江边打到淮河畔。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授予“八一”勋章和“解放独立”勋章，这两枚勋章，他用红布包着，珍藏在抽屉里，没事就拿出来看看。
　　2012年3月，杨勇伟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91岁。他去世前，拉着儿子的手说：“别忘了那些跟我一起打仗的战友，他们没能看到新中国，我替他们享了福……要好好活着，把国家建设好，别让鬼子再欺负我们。”
　　
　　
　　(三)
　　
　　2011年深秋，开封十八里镇丁家村的玉米地里满是金黄，我循着村民指的路，找到丁万方家时，他正站在院门口的老槐树下。背有些驼，脸上的皱纹像老树皮一样深刻，可一说起1944年罗安寨那场歼敌战，他浑浊的眼睛里突然迸出亮来，他说：“那年我才14岁，第一次跟着全团跟鬼子硬拼，三发子弹打出去，真真切切看着一个鬼子倒在地上，那股劲儿，到现在想起来还热血沸腾。”
　　
　　丁万方是河南尉氏县人，说起参军前的日子，他的声音像被风吹得发颤。1943年春，鬼子带着伪军来村里“扫荡”，他躲在柴房里，亲眼看见父亲举着锄头冲出去，却被鬼子的刺刀狠狠挑中，倒在院心的石榴树下，鲜血染红了刚开的石榴花。母亲拉着他和6岁的妹妹，连夜往城外逃，一路上靠挖野菜、啃树皮充饥。走到太康县境内时，遇上了一场暴雨，混乱中他跟母亲、妹妹走散了，一个人坐在路边哭，直到华北抗日12团的队伍路过——连长看他虽小，却透着股不服输的劲儿，又听说他家里的遭遇，就把他拉到队伍里：“跟我们走吧，跟着部队，既能报仇，还能活下去。”就这样，13岁的丁万方成了1营2连3班最年轻的战士。
　　刚入伍时，部队的条件苦得超出他的想象。每人只有一套洗得发白的粗布军装，他个子矮，军装套在身上像挂着个麻袋，裤脚得挽三圈才能露出脚脖子。武器更是紧缺，只给了他四颗边区造手榴弹，别说步枪，连把像样的大刀都没有。他天天看着战友们扛着步枪训练，心里直发痒，一有空就跟在排长身后，软磨硬泡要枪：“排长，我也想扛枪打鬼子，您给我一把吧，哪怕是旧的也行。”
　　大概过了半个月，连里从后方调来了一批武器，其中有一把枪身布满划痕的老旧步枪。连长特意把排长叫到跟前，指着丁万方说：“这小子机灵，枪法练得也勤快，把这枪给他，再配一百发子弹。”他记得那天自己激动得话都说不利索了，双手接过步枪时，指尖都在抖——那是他第一次摸到真枪，冰凉的枪身贴在掌心，却让他觉得浑身都热乎。
　　
　　可刚把子弹袋挎上肩，他就觉得不对劲：子弹袋看着鼓鼓囊囊，掂在手里却轻飘飘的，走两步还“哗啦哗啦”响，像装了一袋子碎石头。趁没人注意，他偷偷把子弹袋底部的线拆开个小口，伸手一摸，里面哪有半颗圆滚滚的子弹？全是晒干的高粱秆儿，截得跟子弹差不多长短，塞得满满当当。他当时就急了，举着子弹袋跑到排长面前，嗓门也大了：“排长！这不对啊！这里面全是高粱棍，根本没有子弹！你们这是坑人，高粱棍能打鬼子吗？”
　　排长赶紧捂住他的嘴，把他拉到柴火垛后面，压低声音呵斥：“小声点！你想让全连都听见？这是军事秘密，不许往外说！”他瘪着嘴，还是想不通——没有子弹，这枪不就是根烧火棍？
　　直到当天夜里，他跟老兵老刘一起在村口站岗，才忍不住又问：“老刘哥，咱这枪到底能不能用啊？总不能拿着高粱秆儿跟鬼子拼吧？”老刘蹲在地上，点了袋旱烟，烟圈慢悠悠地飘向夜空：“傻小子，这是咱八路军的计策。你想啊，鬼子要是看见咱子弹袋都是空的，肯定敢大摇大摆来进攻；可咱把高粱秆儿塞进去，看着跟满装子弹一样，鬼子摸不清咱的底细，就不敢轻易来犯。再说，这枪里其实有三发真子弹，不到关键时刻绝不能用，得省着打要紧的目标。”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打仗不光要敢冲敢拼，还得会用脑子跟鬼子斗。
　　从那以后，他更珍惜那把步枪，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瞄准，对着树桩、石头反复练习扣扳机的动作，直到手指酸得握不住枪才停下。老刘看他勤快，还教他怎么测算距离、怎么避开风的影响，他都一一记在心里，盼着能早点用上真子弹打鬼子。
　　
　　1944年4月，全团驻扎在罗安寨休整。那天早上，他正帮炊事班挑水，刚把水桶放在灶台边，就听见村口传来“砰砰”的枪声，紧接着连长的喊声就炸了开来：“全体集合！准备战斗！”他抓起靠在墙边的步枪，跟着战友们往村口跑，远远就看见尘土飞扬——60多个鬼子戴着钢盔，端着三八大盖，后面跟着一个团的伪军，正往寨子里冲。
　　团长站在寨墙上观察了一会儿，眉头皱得紧紧的：“不能在寨子里打，老百姓还没转移，要是打起来，鬼子肯定会拿老百姓当挡箭牌。”他当即下令，全团只留少量兵力用步枪零星还击，假装抵挡不住，主力则悄悄往离寨子二里多地的柏树坟转移——那里全是密密麻麻的坟包和高大的柏树，正好适合打伏击。
　　鬼子和伪军一看八路军“撤了”，果然以为是败了，呼啦啦地就追了上来，伪军们还一边跑一边喊：“抓活的！别让八路军跑了！”丁万方跟着战友们趴在坟包后面，手里紧紧攥着步枪，能清楚地看见鬼子的钢盔在太阳底下反光，伪军们歪歪扭扭地跟在后面，有的还扛着抢来的鸡和包袱，完全没把撤退的八路军放在眼里。
　　“都稳住！等敌人进了包围圈，听我命令再开火！”团长趴在最高的一个坟头上，手里举着望远镜，声音沉稳有力。丁万方眯起眼睛，盯着越来越近的敌人，心里像揣了只兔子，“砰砰”直跳——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真正的伏击战，手里只有三发真子弹，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打准，不能浪费。
　　等敌人离他们只有五十多米远时，团长猛地一挥手臂，大喊一声：“开火！”瞬间，全团的机枪、步枪同时响了起来，子弹像雨点一样飞向敌群。伪军们本来就是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一听这密集的火力，顿时慌了神，有的扔下枪就跑，有的直接趴在地上不敢动，比来的时候还快，转眼间就跑没了影。
　　伪军一跑，就剩下60多个鬼子还在往前冲。团长眼睛一瞪，吼道：“同志们！把这群鬼子给我留下！照死里打！”丁万方深吸一口气，瞄准一个冲在最前面的鬼子——那鬼子个子很高，正举着指挥刀喊着什么。他调整了一下呼吸，把准星对准鬼子的胸口，手指轻轻扣动扳机——“啪”的一声枪响，那鬼子猛地晃了一下，接着就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打中了！我打中了！”他激动得差点喊出声，赶紧又瞄准第二个目标。可这次没那么幸运，子弹打在了旁边的坟头上，溅起一片泥土。他没敢慌，迅速调整姿势，对准第三个鬼子扣动扳机，可惜还是打偏了。三发子弹很快就打光了，他干脆把步枪背在背上，掏出腰间的手榴弹，拉了弦之后，等了两秒才往鬼子堆里扔——老刘教过他，手榴弹拉弦后等两秒再扔，能刚好在落地时爆炸，杀伤力最大。
　　“轰”的一声巨响，手榴弹在鬼子群里炸开了花，几个鬼子当场就倒了。团长趁机大喊：“冲啊！跟鬼子拼刺刀！”丁万方跟着战友们一起跳起来，拔出腰间的刺刀，冲向剩下的鬼子。他个子小，力气不如鬼子大，就专挑鬼子的腿和胳膊刺——战友们也很有默契，三个围着一个鬼子打，有的负责吸引注意力，有的负责攻击，很快就把剩下的鬼子都消灭了。
　　打扫战场的时候，团长和政委走过来，看着满地的鬼子尸体，对大家说：“把鬼子的军装、钢盔、皮鞋还有枪和子弹，都收拾好，一件都别剩！这些东西，往后还有大用处。”丁万方和战友们一起，蹲在地上扒鬼子的军装。那些军装还沾着血，闻着有股刺鼻的腥味，他心里虽然不舒服，却还是听话地把军装叠好，放进背包里——他知道，团长这么说，肯定有道理。
　　可他们撤离罗安寨没几天，就传来了坏消息：鬼子派了一个中队回来报复，找不到八路军，就把寨子里的房子全烧了，还杀害了几个没来得及转移的老人。丁万方听了，拳头攥得紧紧的，指甲都嵌进了肉里——他想起父亲倒在血泊里的样子，想起寨子里老百姓的笑脸，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从那天起，他更坚定了一个念头：一定要多打鬼子，把这些侵略者赶出中国，为死去的亲人报仇。
　　
　　没过多久，部队得到情报：祁山镇有一股土匪投降了鬼子，土匪头子耿聋子被鬼子封为“皇协军团长”，手下有300多号人，天天在镇上欺压百姓，还帮鬼子四处搜刮粮食，老百姓恨得牙痒痒。团长决定打掉这个伪军团，开会的时候，他拍了拍桌子说：“上次从鬼子那儿扒的军装，这次该派上用场了。咱们化装成鬼子，混进祁山镇，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出发前，大家把那些沾着血的鬼子军装、钢盔和皮鞋都清洗了，有的军装破了，就用针线缝补好。丁万方个子矮，穿的鬼子军装太长，裤脚得挽三圈才能露出脚脖子，钢盔戴在头上还往下滑，遮住了眼睛，战友们看了都忍不住笑，他却赶紧把钢盔往上推了推，认真地说：“别笑了，要是被伪军看出来，可就麻烦了。”他还特意跟会说几句日语的通讯员学了两句简单的日语，比如“你的，什么的干活”“皇军的，大大的好”，反复练了好几遍，直到发音差不多了才停下。
　　到了祁山镇门口，站岗的伪军看见他们穿着鬼子军装，赶紧立正敬礼，腰弯得像个虾米。团长用生硬的日语说：“我们是皇军派来的，给你们送新军装和新枪。让你们的人都集合到操场，把旧枪交上来，统一换新的。”耿聋子一听有新枪新衣裳，高兴得合不拢嘴，赶紧让人吹集合号，把300多个土匪都叫到了镇中心的操场上，把手里的枪都堆成了小山；有的土匪还忍不住摸了摸丁万方身上的“鬼子军装”，羡慕地说：“还是皇军的衣裳好，比咱这破衣服强多了。”
　　“都回宿舍等着！一会儿统一发新军装和新枪！”团长朝土匪们挥了挥手，土匪们一听，欢天喜地地回了宿舍，操场上就剩下耿聋子、副团长和四个警卫员。团长使了个眼色，丁万方和团长的警卫员立刻掏出藏在衣服里的短枪，“砰砰砰”几枪，耿聋子和副团长还没反应过来，就倒在了地上，四个警卫员也很快被解决了。
　　宿舍里的土匪听见枪响，吓得魂飞魄散，有的连鞋都没穿就往外跑，有的躲在床底下不敢动。埋伏在镇外的部队听见枪声，立马冲了进来，把堆在操场上的枪都收了，还抓住了20多个没跑掉的胆小土匪。这一仗，他们没牺牲一个人，没挂一点彩，就端掉了耿聋子的伪军，还缴获了300多支枪。
　　后来开庆功会，政委站在台上，拿着喇叭大声说：“同志们，这一仗打得漂亮！咱们不光靠勇气，更靠智慧！化装成鬼子，出其不意地消灭了敌人，这就是咱们八路军的本事！”丁万方站在台下，使劲鼓掌，手掌都拍红了——他这才真正明白，打仗不是光靠猛冲，用对了计策，能少流血，还能打胜仗。
　　
　　再后来打黄口的时候，鬼子的据点修得格外坚固：外面挖了宽宽的水壕，里面灌满了水，水壕后面是两米多高的围墙，围墙上还架着铁丝网，四个角上各有一个炮楼，每个炮楼上都有两个鬼子站岗，手里端着机枪，看得清清楚楚。部队几次想靠近，都被炮楼上的机枪打了回来，牺牲了好几个战友。
　　“小丁，你过来！”排长把丁万方叫到身边，指着远处的炮楼说，“你这眼睛亮，枪法又准，炮楼上那两个站岗的鬼子，你能打下来不？”丁万方顺着排长指的方向看了看，炮楼离他们大概有300米远，鬼子的身影虽然小，却能看清动作。他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排长，您放心，我试试！肯定能打下来！”
　　他跟着排长悄悄绕到离炮楼最近的一栋破房子后面，趴在墙头上，把步枪架在砖头上。他眯起一只眼睛，调整准星，把风向和距离都算了进去——老刘教过他，300米的距离，得把准星稍微往上抬一点，才能打准。他盯着其中一个正靠在炮楼栏杆上抽烟的鬼子，手指慢慢扣动扳机——“啪”的一声枪响，那鬼子手里的烟掉在了地上，接着就从炮楼上摔了下来，掉进了水壕里。另一个鬼子吓得赶紧往炮楼里钻，丁万方还想再打，排长赶紧拉住他：“别打了！鬼子肯定要反扑了，咱们赶紧撤！”
　　虽然只打死了一个鬼子，却给后续的进攻创造了机会——晚上，部队趁着夜色，从水壕的下游偷偷摸了过去，炸毁了炮楼，顺利拿下了黄口据点。那之后，他又跟着部队在丰县打了两回，黄口打了两回，砀山打了一回，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枪法也越来越准，战友们都叫他“小神枪手”。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丁万方正在河北境内行军。全团的战士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的抱在一起哭，有的朝天开枪庆祝——打了这么多年，终于把鬼子赶跑了！没过多久，他就跟着12团奉命保护延安抗大的干部前往东北。一路上，部队不断招兵，从最初的几千人扩到了上万人，营部扩成了团部，团部扩成了旅部，丁万方因为打仗勇敢、有经验，被任命为尖兵班班长，专门负责在大部队前面探路、清除障碍。
　　
　　后来攻打长春大南屯的时候，敌人的主碉堡挡住了部队的进攻路线，好几波战友冲上去都牺牲了。丁万方主动请战，带着两个战友，抱着炸药包，趁着夜色从碉堡后面的排水沟爬了过去。他们躲过了敌人的探照灯和机枪扫射，把炸药包放在了碉堡的底部，拉了弦之后赶紧往回跑。“轰”的一声巨响，碉堡塌了半边，大部队趁机冲了上去，顺利拿下了大南屯。可丁万方也被爆炸的弹片炸伤了腿，鲜血染红了裤子，被战友们抬下战场时，他还笑着说：“没事，碉堡炸了就好，这点伤不算啥。”战后，部队给他记了一等功，颁发了立功证书，他把证书跟那把老旧的步枪一起，看得比什么都珍贵。
　　新中国成立后，丁万方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升任工兵营副排长，在一次战斗中，他被美军的燃烧弹炸伤了背部，不得不回国休养。回到河南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找母亲和妹妹——他辗转打听了好几个月，终于在十八里镇丁家村找到了母亲。当他推开那扇破旧的木门，看见双目失明的母亲坐在院子里缝衣服时，一下子就哭了：“娘！我是万方啊！我回来了！”母亲听见他的声音，摸了摸他的脸，又摸了摸他身上的伤疤，也哭着说：“我的儿，你可回来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原来，他跟母亲走散后，妹妹得了重病，没钱医治，没多久就没了。母亲因为伤心过度，加上长期营养不良，眼睛慢慢就看不见了。
　　1953年12月，丁万方正式复员回乡，后来娶了邻村的姑娘，有了一个女儿。这些年，政府一直很照顾他，给他颁发了抗战胜利60周年和70周年纪念章，每次有人来看他，他都会把纪念章拿出来，跟大家讲当年打鬼子的故事。“以前逃荒要饭的时候，能吃上一口热乎的白菜疙瘩就觉得是过年了，现在日子好了，顿顿都有肉，可我反而不爱吃了。”丁万方笑着跟我说，指了指屋里的冰箱，“你看，女儿女婿给我带的肉，都在冰箱里放着，吃不完。现在的好日子，都是当年战友们用命换来的，得好好过，不能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