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章 机枪射手，金瑞忠仁

　　(一)
　　
　　2011年入夏的那天，抗战研究院的梧桐树枝叶正密，蝉鸣声裹着热浪飘进窗里。我和张军呷着清茶，他开口时声音带着老烟嗓特有的沙哑，说要讲个“逃兵变神射手”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义乌老兵翁金瑞。
　　
　　“1942年的义乌，鬼子的炮声离苏溪镇翁界村越来越近，田埂上的稻子还没熟，就被马蹄踩得不成样。”张军的手指敲了敲桌面，像是在还原当年的节奏，“翁金瑞那时候刚满20，跟村里几个读书的伙计凑在老槐树下，说得最多的就是‘去当兵’。有个叫阿明的想当汽车兵，说要开着卡车把弹药送往前线；阿贵在学堂里练过武术，非要当步兵，说要亲手捅死几个鬼子；还有个戴眼镜的，说要去火车上当宪兵，守住运输线就等于掐住鬼子的脖子。”
　　我插了句嘴，问翁金瑞当时是怎么想的。张军笑了笑，说：“他呀，那时候觉得宪兵最‘硬气’——管纪律、抓汉奸，还能守着要害地方，不像步兵那样天天在泥里滚。刚好那会儿招兵的摊子就摆在镇上的土地庙前，挂着‘宪兵第四团’的旗子，他没跟家里多商量，揣着娘连夜缝的布鞋就报了名。临走前他娘塞给他两个麦饼，哭着让他多写信，他只说了句‘娘你放心，我去打鬼子，打完就回来’，转身就跟着招兵的队伍走了。”
　　
　　可到了部队，翁金瑞才发现，现实比想象的冷多了。张军说，翁金瑞后来跟他吐槽，刚到金华集结点的第一天，就尝了“饿肚子”的滋味：“早饭是掺了沙子的稀粥，碗底沉得能硌牙，午饭和晚饭也只有一小碗糙米饭，就着盐水煮的萝卜干。有次他没吃饱，趁炊事班不注意想多盛半勺饭，还被炊事员用勺子敲了手背，骂他‘新兵蛋子还敢贪嘴’。”
　　但比起饿肚子，更难熬的是训练。在金华待了半个月，他们就被拉到了福建顺昌县的山区——那里山高林密，白天太阳晒得石头发烫，晚上又凉得能哈出白气。“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先绕着山跑十里地，跑完了练队列、练刺杀，中午歇半个钟头，下午接着练瞄准、练枪械装卸。”张军模仿着当年训练的姿势，手臂绷得笔直，“8个月啊，天天如此，教官手里的鞭子就没停过。有次一个新兵刺杀动作慢了半拍，教官上去就用鞭子抽他的后背，抽得衣服都破了，血印子清清楚楚。翁金瑞那时候憋着股劲，觉得只要熬过去，凭自己的成绩总能当个军官，到时候就能真刀真枪跟鬼子干，所以再苦再累都没吭声。”
　　可这股劲，在训练第9个月的时候，差点被一盆冷水浇灭。那天顺昌的气温飙到了近40度，山坳里的空气像蒸笼，翁金瑞早上起来就觉得不对劲——脑袋昏沉，喉咙干得像冒火，浑身骨头缝都疼。他强撑着出了操，没跑几步就眼前发黑，扶着树干直喘气。班长看他脸色白得像纸，让他别跟着练了，站在操场边的老樟树下歇着。
　　“操场里的新兵正练持枪跑步呢——你知道啥叫持枪跑步不？不是把枪背在肩上，是用食指到小指四个手指头，勾着步枪的枪管跑。”张军伸出手比划，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一支中正式步枪六七斤重，四个手指头勾着，跑一圈下来，手指都能肿得跟萝卜似的。教官是个山东汉子，脾气爆得很，看队伍跑得歪歪扭扭，火就上来了，扯着嗓子骂‘一群软蛋，鬼子来了都得当俘虏’！”
　　说着，张军的声音沉了下去：“他骂完就往操场边看，一眼瞅见了翁金瑞。走过去的时候，军靴踩在滚烫的泥地上，‘噔噔’响。他盯着翁金瑞问：‘你为啥不练？’翁金瑞捂着胸口，小声说：‘教官，我生病了。’谁知道那教官抬手就一拳，正打在他胸口上——翁金瑞后来跟我说，那拳力道大得很，他当时就觉得一口气没上来，像被闷在水里似的。接着教官又踹了他一脚，骂道：‘装病偷懒的孬种！就是死，也得死在跑道上。’”
　　翁金瑞被踹得往后倒，后脑勺磕在老樟树的树干上，疼得眼前冒金星。班长赶紧跑过来扶他，可教官还在喊“接着跑”。他没办法，只能用肿得发疼的手勾住步枪，跟在队伍最后面，一步一步往前挪。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涩得睁不开，胸口的疼一阵比一阵厉害，每跑一步，五脏六腑都像在翻搅。“就是那时候，他心里钻出来个念头——逃。”张军说，“不是逃回家，是逃去前线。他想，在这受窝囊气，还不如去前线跟鬼子拼命，就算死了，也比被自己人欺负强。”
　　之后的几天，翁金瑞一直在找机会。当时每个班都分了块菜地，就在营地后山的坡上，种着青菜和南瓜，每天下午自由活动时，大家要去浇水施肥。那天下午，翁金瑞拎着尿桶——那是他们给菜施肥用的，桶沿沾着黄渍，重得压手——往菜地走。走到坡下的草丛边时，他停住了，往营地方向看了看，战友们都在菜地里弯腰浇水，没人注意他。他咬了咬牙，把尿桶往草丛里一扔，桶底磕在石头上发出“咚”的一声，他也顾不上了，转身就往江西方向跑。
　　“他不敢走大路，专挑山林里的小路走，鞋子被树枝划破了，脚底板磨出了血泡，饿了就摘野果子吃，渴了就喝山泉水。”张军说，“他心里清楚，逃兵一般都往家跑，部队早就在通往义乌的路上设了卡子，可他偏不——他往江西跑，那时候江西前线打得正凶，到处都缺兵，他想，只要能找到部队，就能上战场。”
　　跑了整整四天，翁金瑞在江西上饶的一个小镇上，遇到了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那人看他衣衫褴褛，却背着个破布包，里面裹着从家里带的身份证，就主动搭了话。一聊才知道，这人是温州人，以前也在宪兵第四团待过，受不了教官的打骂逃了出来，现在在第三战区33旅699团当文书。“那文书看他身子骨结实，又懂点军事训练，就说‘兄弟，跟我去699团吧，这里缺能打仗的人’。”张军说，“翁金瑞怕被认出来是逃兵，就改了个名字，叫翁国强——‘国强’，就是盼着国家能强起来，不再受欺负。”
　　
　　这一次参军，翁金瑞像是换了个人。699团是补充团，哪里缺人就往哪里补，训练比宪兵第四团更实——不搞花架子，练的都是能在战场上保命、杀敌的本事。他之前8个月的训练没白受，打靶时每次三发子弹，都能稳稳命中靶心，考核时还得了全连第一，被评为“特等射手”。“他对枪的熟悉程度，说出来你都不信。”张军的语气里满是佩服，“闭着眼睛，能在一分钟内把步枪拆成零件再装回去；轻机枪只要让他用手摸一圈，就知道是枪管磨损了，还是撞针有问题。有次连里的轻机枪卡壳了，几个老兵都修不好，他过去蹲下来，用手敲了敲枪身，又调整了一下弹匣，一扣扳机，‘突突突’就响了。连长当场就说，这小子是块好料，让他当了班长。”
　　没过多久，翁金瑞就跟着部队上了前线。部队实行“三个月轮换制”，在前线打满三个月，就撤到后方休整训练，等练好了再上去。“前线的日子，不是人过的。”张军的声音低了下去，“战壕里的水没到膝盖，下雨的时候，被子能拧出水来；晴天太阳晒，铁皮罐头里的水都能烫嘴。有时候一天要打两三仗，鬼子的炮弹像下雨似的落在阵地上，土块、石子往身上砸，耳朵里全是‘嗡嗡’声，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
　　他顿了顿，接着说：“但也有平静的时候，几天见不到一个鬼子，只能趴在战壕里盯着前方的山头。翁金瑞那时候就擦枪，把他的步枪擦得锃亮，连枪管里的纹路都能看清。他说，枪是士兵的命，擦干净了，枪才会跟你一条心，帮你杀鬼子。”后来，他们还配合地方抗日武装出击，一般都是派一个团上去，要是这个团伤亡太大，打不动了，师里才会派别的团来增援。“有次他们团在山里伏击鬼子的运输队，打了两个小时，鬼子的卡车烧得噼啪响，物资全被缴获了。翁金瑞当时用步枪撂倒了三个鬼子，回来后，连长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小子，没白疼你’。”
　　
　　1943年秋天的玉山战役，是翁金瑞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硬仗。那天早上，他们团刚进驻玉山南边的山头，就发现山下的公路上开来了鬼子的队伍——大约一个营的兵力，带着迫击炮和重机枪，还有几辆卡车。“连长吹了哨子，全连的人都钻进了事先挖好的掩体。翁金瑞那时候已经是重机枪手了，他的重机枪架在掩体里，头上盖着割来的茅草，机枪也罩着黄绿色的伪装罩，从山下看，根本看不出这里藏着人。”
　　张军模仿着重机枪射击的姿势，手臂前后晃动：“鬼子开始往上冲的时候，先放了几发迫击炮，阵地上的土被炸得飞起来，落在翁金瑞的头上、身上。他没敢动，盯着山下的鬼子，等他们走到离阵地只有一百米的时候，连长喊了声‘打’，他立马扣下了扳机。重机枪‘突突突’的声音，比雷声还响，250发的子弹带挂在枪身上，打起来的时候，子弹壳‘叮叮当当’落在地上，堆了一地。”
　　那一次，翁金瑞盯着鬼子密集的地方扫，有几个鬼子刚举起步枪，就被子弹扫中，倒在地上没了动静。“他后来跟我说，那天他打红了眼，手都震麻了，也没觉得疼。只知道不停地扣扳机，看着鬼子一个个倒下去，心里就解气。”张军说，“战斗结束后，战友们清点战果，发现翁金瑞的重机枪打死了10多个鬼子，是全连杀鬼子最多的。也是因为这一仗，他被提任为重机枪连连长。”
　　当了连长后，翁金瑞更把重机枪当宝贝。他总跟手下的兵说：“重机枪是咱们的‘大杀器’，只要咱们把它用好，鬼子就别想靠近咱们的阵地。”每次战斗前，他都会亲自检查重机枪的状况，调整好射击角度；战斗时，他总是趴在最前面的掩体里，盯着鬼子的动向，哪里有密集的敌人，哪里有鬼子的指挥官，他的重机枪就往哪里扫。“有次鬼子想偷袭他们的阵地，翁金瑞凭着声音就听出了鬼子的脚步声，提前调整了重机枪的方向，等鬼子靠近了，一梭子扫过去，十几个鬼子全倒在了阵地前。”张军说，“部队里的人都叫他‘神射手连长’，说他的重机枪一响，鬼子就完蛋。”
　　翁金瑞自己也常说，当初从宪兵训练营逃出来，是他这辈子最对的决定。“他算过，打了那么多仗，赢的次数比输的多，10次仗里，大概有6次是打赢的。”张军说，“每次打赢了，他就会把重机枪擦干净，坐在战壕里，拿出娘给他缝的布鞋看看——那布鞋他一直带在身边，鞋底都磨平了，却舍不得扔。他说，看到这双鞋，就想起娘的话，就觉得自己得活着，得把鬼子赶跑，才能回家见娘。”
　　
　　1945年8月15日那天，翁金瑞正在战壕里擦他的重机枪。“突然有人喊‘鬼子投降了！日本鬼子投降了！’他手里的擦枪布掉在地上，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张军的眼睛里泛起了光，像是在重现当时的场景，“他站起来，朝着天空大喊，喊着喊着就哭了，战友们也跟着哭，有的抱着枪哭，有的互相搂着哭。打了这么多年，终于把鬼子赶跑了，终于能回家了。”
　　后来的事，张军说得很平缓。解放战争时，翁金瑞跟着部队起义，加入了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还是当连长，带着兵打国民党反动派；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第一个报名要去朝鲜，可首长找他谈话，说广西、贵州还有剿匪任务，“剿匪也是干革命，地方不安定，前线的战士也没法安心打仗”。他听了，没二话，带着连队去了贵州。
　　“剿匪的时候，他还是老样子，冲在最前面。有次土匪躲在山洞里负隅顽抗，他带着几个兵绕到山洞后面，从悬崖上爬上去，把土匪堵在了里面。”张军说，“因为作战勇敢，他的连被评为‘模范连’，他还成了部队的教官，教新兵打枪、战术。中央慰问团到贵州的时候，给了他一枚纪念章和一支钢笔——那钢笔是黑色的，笔帽上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字，他后来教新兵写字的时候，就用这支笔。”
　　1954年，翁金瑞在部队待了6年，复员回了义乌翁界村。村里的人都知道他当了兵，却没人知道他当年杀了多少鬼子——他怕别人说他“手上沾了太多血”，从不跟人提抗战的事。同年，他娶了同村的翁翠莲，姑娘是个实在人，知道他当过兵，却从不多问，只跟着他一起种地、过日子。后来，他们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家人住在老房子里，日子过得平淡却安稳。
　　张军说，他最后一次见翁金瑞，是2009年的春天。“那时候他已经99岁了，坐在家门口的竹椅上，晒着太阳，手里拿着那枚中央慰问团发的纪念章，用布一点点擦。我问他，还记得当年打鬼子的事吗？他笑了笑，说‘怎么不记得？玉山的山，江西的水，还有我那挺重机枪，都在我脑子里装着呢’。”
　　说着，张军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的翁金瑞满头白发，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胸前别着那枚纪念章，正对着镜头敬礼。“他还能唱《大刀进行曲》，我让他唱两句，他就跟着哼‘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声音虽然沙哑，可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那天离开研究院的时候，夕阳把树叶染成了金色。我手里攥着张军给我的照片，脑子里全是翁金瑞的故事——这个从宪兵训练营逃出来的“逃兵”，用重机枪在战场上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用一辈子的沉默，守护着那段热血的记忆。
　　
　　(二)
　　
　　2011年腊月，我踩着雪去抗战研究院见张军老兵。他见我来，便从抽屉里翻出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一叠泛黄的信纸，是杨忠仁老兵写给他的信。“你看看这个，”张军捏起一张信纸，指腹蹭过上面模糊的字迹，“这是老杨写的，说他教解放军唱歌，战士们喊他‘杨老师’，他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
　　
　　信纸在炉火光里泛着暖光，张军的声音缓缓响起，像在讲一段藏在时光里的故事——关于四川兵杨忠仁，关于缅北的硝烟，还有那挺陪他出生入死的勃朗宁轻机枪。
　　杨忠仁是四川蓬安南燕乡百家沟人，1944年秋收刚过，村里的保长带着两个兵找上门，递来一张壮丁通知单。“他娘当时就哭了，抓着他的手不肯放，连夜给他缝了个蓝布包袱，里面塞了两件单衣、一双布鞋，还有个粗瓷碗——那碗是他爹生前用的，碗沿缺了个口，他娘说‘带着，能盛饭，也能想家’。”张军说，杨忠仁后来在信里写，他背着包袱走的时候，娘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一直挥手，直到看不见影子，他走几步就回头，眼泪掉在衣襟上，冻得硬邦邦的。
　　从村里到成都新津机场，杨忠仁走了整整五天，脚底板磨出了血泡，挑破了又长，最后结了层厚茧。“他头回见飞机，是盟军的运输机，机身比村里的祠堂还大，引擎响得能震碎耳朵。”张军模仿着飞机启动的声音，“他跟着战友往机舱里钻，里面挤得满满当当，有人吐得昏天黑地，他攥着包袱里的粗瓷碗，心里又怕又盼——怕的是打仗丢了命，盼的是能早点把鬼子赶跑，回家给娘磕头。”
　　
　　到了云南昆明，杨忠仁被编入荣誉第2师第4团第1营机枪1连。第一次摸到勃朗宁轻机枪时，他的手都在抖——那枪身泛着冷光，枪托上还留着前一任射手的体温，弹匣能装20发子弹，沉甸甸的压在手里。“班长是个打过台儿庄的老兵，姓王，脸上有道刀疤，说话嗓门大得很。”张军比划着握枪的姿势，“王班长教他卸弹匣，说‘这枪是你的命，擦干净了，它才会帮你杀鬼子’。杨忠仁记在心里，每天收操后，别人都去休息，他还蹲在帐篷边擦枪，用布蘸着机油，把枪管里的纹路、扳机的缝隙都擦得锃亮，连枪托上的木纹都要捋顺。”
　　1944年12月，部队开赴缅甸，目标是卡萨。跟他们对阵的是日军第18师团的一个联队，虽说被远征军和盟军包围，却躲在钢筋水泥浇筑的地堡里，负隅顽抗。“天上的盟军飞机跟乌鸦似的，‘轰隆隆’往下扔炸弹，鬼子的阵地被炸得翻了个个儿，土块和树枝飞起来，能砸伤人。”张军抬起手，模拟飞机俯冲的轨迹，“杨忠仁的任务是压制鬼子的火力点，他抱着勃朗宁，趴在战壕里的土坡上，眼睛贴着瞄准镜。只要鬼子的地堡里冒出火光，他立马扣下扳机，‘哒哒哒’的枪声跟飞机的轰鸣声混在一起，震得他耳膜发疼，手指被扳机硌得发麻，却不敢松一下——他知道，他多打一发子弹，战友们就少一分危险。”
　　这场仗打了七天七夜。杨忠仁几乎没合过眼，饿了就啃压缩饼干，硬得能硌掉牙，就着雪水咽下去；渴了就喝水壶里的水，水冻成了冰碴，含在嘴里慢慢化；实在困得不行，就靠在战壕壁上眯一会儿，手里还紧紧攥着机枪的握把，生怕睡着了被鬼子摸上来。“第七天早上，冲锋号响的时候，他的手都冻僵了，得用嘴哈着气搓半天，才能扣动扳机。”张军说，“等他们占领鬼子阵地，看到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攥紧了拳头——有些鬼子的尸体，屁股和胳膊上的肉被割得干干净净，骨头露在外面，旁边还扔着沾血的刺刀。后来俘虏说，是鬼子断了粮，饿疯了，自己人吃自己人。杨忠仁说，那时候他才明白，这些鬼子早就不是人了，跟他们没什么道理可讲，只能用枪把他们赶回老家。”
　　12月20日下午，杨忠仁所在的连队守在一个渡口。河面上飘来几艘竹筏，上面坐着几十个人，穿得跟缅甸老百姓一样，背着竹篓，手里拿着镰刀。“连长让大家别开枪，喊通译用缅甸话喊，让他们靠岸检查。”张军说，“可竹筏上的人只往后退，眼神躲躲闪闪的。连长经验足，觉得不对劲，立马喊‘转移阵地’——杨忠仁和战友们扛着勃朗宁，往旁边的橡胶林里跑，刚躲进树后面，对岸的炮火就‘哐哐’地打了过来，原来那些人是鬼子的便衣，专门来探机枪阵地的。”
　　多亏转移及时，机枪连没受损失。半小时后，大批鬼子乘着木船渡江，船头上架着歪把子机枪，“哒哒哒”地往岸上扫。杨忠仁抱着勃朗宁，对着江面扣下扳机，子弹像雨点似的落在船上，有的船被打穿了底，水往里面灌，鬼子一个个掉进江里，有的挣扎着往岸边游，刚露出头就被子弹击中，江面很快漂满了尸体和碎木片。“杨忠仁后来在信里算，他那一挺机枪，至少打死了七八个鬼子，弹匣换了三个，枪管打得发烫，得用冷水浇才能接着打。”张军说，“打完仗，他坐在江边，看着江水把鬼子的尸体冲远，心里又解气又难受——解气的是杀了鬼子，难受的是又有战友没能活着下来。”
　　几天后的冲锋战，成了杨忠仁一辈子最难忘的“丢人事”。当时部队要攻打一个被包围的鬼子据点，冲锋号一响，他抱着勃朗宁就往前冲，四川人跑得快的劲儿全上来了，没一会儿就把战友们甩在后面。“突然‘咻’的一声，一颗子弹擦着他的腰过去了，他只觉得腰上一松，低头一看，裤腰带被打断了，蓝布裤子顺着腿往下滑，露出里面打补丁的衬裤。”张军忍不住笑了，“他也顾不上脸红，一把抓住裤子往上提，没走两步又滑下来，干脆把裤子脱下来，团成一团抱在怀里，光着屁股接着冲——那时候满脑子都是‘冲上去，炸了地堡’，哪还管得了别人笑不笑。”
　　冲到据点跟前，杨忠仁蹲在一个弹坑里，观察鬼子地堡的情况。他发现地堡的射口里只有零星的点射，听不到歪把子机枪的声音，心里估摸着是鬼子弹药耗尽了。“他绕到地堡侧面，看到正面的射口还在往外打枪，就把怀里的裤子猛地塞了进去——那裤子是他娘缝的，蓝布上面还绣着个‘忠’字。”张军说，“鬼子在里面疯狂射击，裤子被打得全是窟窿，棉絮飞得满天都是。趁着这个功夫，杨忠仁摸到地堡的另一个射口，从腰间解下手榴弹，拉了弦，一个个往里面扔。‘轰隆轰隆’几声巨响，地堡里的枪声立马停了，烟从射口里冒出来，带着焦糊味——里面的五个鬼子全被炸死了。”
　　这场仗打完，杨忠仁从二等兵升为上等兵。连长给他戴新军衔的时候，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小子，光着屁股也能打胜仗”。战友们围着他笑，他摸着肩上的军衔，脸比之前光屁股时还红。“他们荣誉第2师是独立师，4团的刘元伯团长是湖北人，说话带着点川味，杨忠仁听着亲切，有次团长来连队视察，他还跟团长用四川话唠了两句家常。”张军说，“戴坚师长更厉害，不到30岁，留过洋，不光日语说得流利，英语和法语也能跟盟军军官对答如流。有次盟军派军官来视察，师长不用翻译，直接跟人家交流，杨忠仁站在旁边，觉得咱们中国人也能在外国人面前挺直腰杆。”
　　
　　在缅北转战的那几个月，杨忠仁尝尽了战争的残酷。热带雨林里的瘴气像毒雾似的，早上起来，树林里白茫茫一片，吸一口就头晕眼花，有个战友没注意，走进瘴气里，没走几步就倒在地上，再也没起来；草丛里藏着毒蛇和蚂蟥，有次杨忠仁在战壕里蹲了一会儿，站起来时发现腿上爬满了蚂蟥，吸得肚子鼓鼓的，他用刺刀把蚂蟥刮下来，腿上全是血点；还有成群的毒蚂蚁，爬到身上又疼又痒，抓得浑身是血痕，晚上睡觉都得裹着毯子，生怕蚂蚁钻进衣服里。
　　“在密支那打的40多天，差不多下了30多天的雨，战壕里的水最深到膝盖，浅的也没过脚背。”张军叹了口气，“他们在战壕里只能吃压缩饼干，硬得能硌掉牙，有时候饼干受潮了，黏在牙上抠都抠不下来。炊事兵送水要穿过鬼子的封锁线，往往渴得嗓子冒烟，也见不到水的影子。有次杨忠仁渴得不行，就接雨水喝，里面飘着草屑和泥点，喝下去肚子疼了好几天。”
　　战场上的尸体更是常见。双方的尸体堆在战壕边，时间一长就高度腐烂，臭味能飘出好几里地，苍蝇嗡嗡地围着转。“杨忠仁说，刚开始看到尸体，吃不下饭，晚上还做噩梦，后来见多了、闻多了，也就习惯了。有时候蹲在战壕里啃饼干，旁边就躺着尸体，照样能咽下去——不是心硬，是没办法，要活着，就得学会适应。”张军说，“在八莫跟鬼子打了两个月，最后占领了鬼子的飞机场，还缴获了两架零式战斗机。杨忠仁从来没见过战斗机，围着飞机转了好几圈，用手摸了摸机翼，心里直乐——这可是鬼子的宝贝，现在成咱们的了，以后鬼子再想炸咱们，没那么容易了。”
　　之后，杨忠仁跟着部队攻打缅甸南渡后山185高地——那里有鬼子的火车站和炼铁厂，是重要的补给点。战斗打了三天，他们从山脚下往上冲，鬼子在山上架着重机枪，往下扔手榴弹，战友们伤亡不少。杨忠仁抱着勃朗宁，找了个岩石缝当掩护，对着山上的火力点猛打，压制住鬼子的火力，让战友们趁机冲上去。“拿下高地那天，他坐在火车站的铁轨上，看着远处的炼铁厂，心里松了口气——又少了一个鬼子的补给点，离胜利又近了一步。”张军说，“西保战役后，鬼子全线逃跑，再也没了之前的嚣张气焰，走的时候连武器都扔了不少。”
　　1945年6月，杨忠仁跟着部队乘飞机回国，在云南陆良机场降落。“飞机落地的那一刻，他看着地面上写着‘中国’的牌子，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离开家一年多，终于回到祖国了。”张军说，“他跟着部队走出机场，看到路边的老百姓举着‘欢迎远征军回家’的牌子，有的还往战士手里塞鸡蛋和水果，他接过一个苹果，咬了一口，觉得比在缅甸吃的任何东西都甜。”
　　从缅甸回到云南后，杨忠仁跟着部队经过蒙自、弥勒，到了中越边境的河口训练。没多久，部队奉命开赴越南，从河口越过边境到老街，再经东河沙巴到河内，最后移师拉瓦拉克——那里隔一条江是泰国，隔十几里地是法国殖民地寮国。“戴坚师长住在顺化，当地老百姓见了远征军，都恭敬地喊‘大中国’，有的还主动给他们带路，送水送粮食。”张军说，“杨忠仁在信里写，有次他在街上走，一个越南老太太拉着他的手，用生硬的中国话说‘谢谢中国兵，打鬼子’，还给他塞了个粽子——那粽子是肉馅的，他舍不得吃，跟战友们分着尝了尝，觉得心里暖暖的。”
　　
　　1945年9月，中国陆军第1集团军总司令卢汉到了拉瓦拉克。城里的街道两旁挂满了彩旗，用中越两国文字写的“欢迎中国军队”“感谢中国远征军”的标语贴得到处都是。“越南老百姓和华侨早就等在路边，有的手里拿着鲜花，有的举着小旗子，看到卢汉总司令的车队过来，都鼓掌欢呼，声音能掀翻屋顶。”张军的语气里满是自豪，“卢汉还去部队看望了荣誉第2师的官兵，跟每个人握手，到杨忠仁跟前时，问他是哪里人，打过多少仗，他紧张得说不出话，只知道点头，后来战友们都笑他‘见了大官就怯场’。”
　　后来，他们去越南海防接受日军投降。“那天，鬼子穿着军装，低着头，把武器放在地上，排队递交投降书。”张军说，“杨忠仁抱着勃朗宁站在队伍里，看着鬼子的样子，心里解气极了——打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那些牺牲的战友，也能瞑目了。”
　　从越南回国后，荣誉第2师的部分官兵被编入第67师，伤病员送到南宁的陆军第34医院疗养。杨忠仁在医院里待了近一年，身上的枪伤和冻伤慢慢好了，只是左腿上留了个疤——是在密支那被鬼子的手榴弹碎片划伤的，他常摸着疤说“这是鬼子给我盖的章，证明我跟他们拼过命”。
　　伤好后，杨忠仁跟着部队去了湖北、河南。1949年，他在湖北宣恩投诚，参加了解放军，被编入第四野战军。“他歌唱得好，在缅甸的时候，休息时就给战友们唱《松花江上》，后来部队政治部的人听说了，就把他调过去，让他教战士们唱歌。”张军笑着说，“他教的第一首歌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战士们都是农民出身，很多不识字，他就一句一句教，教完歌词教调子，有时候还边唱边打拍子。有次在石门坎，他教战士们唱《大刀进行曲》，唱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时，战士们都举起枪，跟着喊，声音震得山谷都响。”
　　1950年，杨忠仁退役，回到了阔别7年的老家蓬安县。“他娘看到他回来，抱着他哭了半天，说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张军合上铁皮盒子，“后来他在村里种地，娶了个邻村的姑娘，生了三个孩子，日子过得平淡却安稳。他很少跟人提当年打仗的事，只有孙子缠着他讲故事时，他才会拿出那个粗瓷碗，跟孙子说‘爷爷当年就是用这个碗，在缅甸喝雨水、啃干粮，打跑了鬼子’。”
　　杨忠仁常说，他不算英雄，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没能活着回来的战友。
　　
　　离开研究院时，雪下得更大了，落在肩头轻轻的。我想起杨忠仁的故事，想起他冲阵地的模样，想起他教战士唱歌时的认真，心里又暖又酸。这些老兵的故事，就像炉子里的炭火，哪怕过了这么多年，依旧能暖着我们的心。
　　2019年12月，杨忠仁老兵去世，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