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九章 秦镜追敌，福正炸堡

　　(一)
　　
　　2012年立夏刚过，我特意从许昌赶到南通，在秦镜老英雄家的小院里坐了整整一下午。院中的老槐树浓荫如盖，风一吹，叶子“哗啦”响，像是在帮他回忆那些烽火岁月。93岁的秦镜，脸上刻满了沟壑，左手关节因为早年握枪留下的旧伤有些僵硬，可当他比划着拼刺刀的动作时，眼神里瞬间迸出的锐光，让人完全看不出他已是鲐背之年。
　　
　　“1938年7月，我刚满19岁，揣着我娘连夜缝的粗布干粮袋，偷偷跑去参加了南通抗日游击指挥部。”秦镜的声音有些沙哑，却字字清晰，“那时候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启东老家的房子被烧了，我爹说‘咱不能当亡国奴’，这话我记到现在。”
　　同年8月13日，我们部队在南通县北刘桥驻训，天刚蒙蒙亮，就听见远处传来“轰隆隆”的炮声——是鬼子的“清乡”部队来了。那是我头一回真刀真枪跟鬼子交手，手里的步枪是老套筒，枪托磨得发亮，我紧紧攥着，手心全是汗。敌人的机枪扫得阵地前的庄稼地直冒土，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排长扯着嗓子喊“撤退！快撤退！”，可我盯着瞄准镜里那个正弯腰架机枪的鬼子，脑子里就一个念头：把他打下来，别让他再伤咱的人。
　　等我扣动扳机，看着那鬼子晃了晃倒下去，才猛地回过神来——阵地上静得可怕，只剩下我和一个叫老周的战友。老周耳朵在之前的轰炸里被震聋了，没听见撤退口令。我一把拽住他的胳膊：“走！快撤！”我们俩边打边退，子弹在身边的土坡上溅起小坑，刚要翻过一个半人高的土坡，我突然觉得右腿一沉，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了一下，低头一看，血已经把灰布裤子浸红了，子弹从大腿外侧穿了过去。
　　“那会儿哪顾得上疼，就想着不能落在鬼子手里。”秦镜摸了摸右腿，“后来在老乡家养伤，老乡给我煮红薯粥，还帮我换药，我心里琢磨着，伤好了更得好好打鬼子，不然对不起这些老百姓。”伤愈归队后，秦老被调到新四军五团特务连，1944年，又调任新四军3旅7团教导队队长——这个职位，是他凭着一次次战功挣来的。
　　
　　1944年6月22日，太阳刚爬过东边的树梢，我们7团在张云龙团长、彭德清政委的带领下，从东台往如皋进发。队伍拉得很长，战士们背着枪、扛着弹药，脚步轻快，都想着早点赶到目的地，能休整半天。可走到耙齿凌那片开阔地时，意外突然发生了——“砰！”一声冷枪打破了宁静，紧接着，鬼子的机枪“哒哒哒”地响了起来，子弹像雨点一样朝队伍射来。
　　“是伏击！”张团长的声音透过硝烟传过来，“隐蔽！快隐蔽！”秦镜当时正走在教导队的前头，他立马趴在地上，抬头观察地形：前方是一片光秃秃的农田，左侧有一片坟包，坟包前的石碑能挡子弹，是唯一的有利地形。“教导队跟我来！抢占坟包！”他大吼一声，率先朝坟包冲去，战士们紧随其后，有的扛着机枪，有的抱着手榴弹，猫着腰在田埂上快速移动。
　　后来才知道，这次伏击的敌人，是日寇加藤大尉率领的130多个鬼子和500多伪军。更巧的是，他们主攻的正面，正好是秦镜带的教导队——这支刚成立没多久的队伍，战士们大多是十八九岁的新兵，有的甚至没经历过像样的战斗。
　　“不能慌！”秦镜趴在坟包后面，拍了拍身边一个新兵的肩膀，“机枪手架枪，瞄准鬼子冲过来的方向！其他人准备手榴弹，等鬼子近了再扔！”鬼子仗着装备好，嗷嗷叫着往前冲，子弹打在石碑上，迸出火星子。教导队的机枪手小王，才17岁，手都在抖，秦镜按住他的手：“稳住！盯着鬼子的领头的打！”小王深吸一口气，扣动扳机，一串子弹过去，冲在最前面的两个鬼子倒了下去。
　　等鬼子冲到离坟包只有三十多米远时，秦镜喊了一声：“扔手榴弹！”十几颗手榴弹“嗖嗖”地飞向敌群，“轰轰”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鬼子的冲锋被打断了。可没等战士们喘口气，剩下的鬼子又举着刺刀冲了上来。“上刺刀！跟他们拼了！”秦镜拔出刺刀，卡在步枪上，“咔嚓”一声脆响，他第一个跳出坟包，朝着最近的鬼子扑过去。
　　教导队的战士们见队长冲在前面，也都红了眼，纷纷跳出掩体。秦镜的刺刀扎进一个鬼子的胸膛，那鬼子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他刚拔出刺刀，另一个鬼子就朝他后背刺来，旁边的战士小李眼疾手快，一刺刀捅在那鬼子的腰上，救了他一命。“那会儿脑子里什么都没想，就想着不能让鬼子冲过去，要给团里争取时间。”秦镜说。
　　就这么着，教导队死死缠住了鬼子，张团长趁机指挥7团各营从侧翼包抄。那些伪军本就没什么斗志，见新四军人多势众，打了没一会儿就全躲进旁边的小村庄里，缩着不敢出来。敌人兵力一下减了大半，7团发起了反攻。这场仗打得惨烈，1营的王营长冲在最前面，被鬼子的机枪打中了胸口，牺牲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没扔出去的手榴弹；3连的李连长，拼刺刀时被鬼子捅伤了肚子，却还死死抱着鬼子，直到战友们冲上来把鬼子解决掉。
　　战士们红着眼，用机枪扫、手榴弹炸、刺刀捅，喊杀声震得田埂都在颤。最后，130多个鬼子全被消灭了。秦镜从一个死鬼子的手里夺过一挺歪把子机枪，沉甸甸的，他掂了掂，心里解气；教导队的战士们还活捉了3个鬼子，那3个鬼子吓得腿都软了，蹲在地上不敢抬头。
　　
　　打扫战场的时候，秦镜正拿着本子，跟张团长汇报教导队的伤亡情况，突然听见不远处有人喊：“鬼子！还有鬼子跑了！”他抬头一看，五个鬼子正顺着田埂往远处的芦苇荡跑，跑得飞快。张团长皱了皱眉，拍了拍秦镜的肩膀：“你去把这五个鬼子收拾了！”
　　“当时也没多想，团长下命令了，哪还顾得上叫人。”秦镜笑了笑，“我抓了四个手榴弹，拎起一支上了膛的步枪，拔腿就追。”他跑得飞快，风在耳边响，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这几个鬼子跑了，不然对不起牺牲的战友。
　　秦镜一边追，一边朝鬼子扔手榴弹。第一个没扔准，落在了鬼子旁边的田地里；第二个扔出去，“轰”的一声，在鬼子头顶炸了。三个鬼子当场被炸伤，一个捂着胳膊，一个瘸着腿，还有一个趴在地上起不来。旁边的茅草房也被手榴弹的火星引燃了，火苗“噌噌”地往上窜。秦镜正想冲过去抓俘虏，没成想那三个鬼子突然像是疯了一样，嘴里喊着“天皇陛下”，踉踉跄跄地冲进了火海。“我当时都愣了，看着那火越烧越大，心里又气又恨——这些鬼子，到死都这么顽固。”
　　剩下的两个鬼子趁机钻进了旁边的芦苇荡。芦苇长得比人还高，密密麻麻的，风一吹，芦苇叶“沙沙”响，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情况。秦镜犹豫了一下，还是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走了进去——他知道独自进芦苇荡危险，可他不想放跑任何一个鬼子。
　　他压低身子，慢慢往前走，眼睛盯着四周，耳朵听着动静。走了大概几十米，突然，一棵老槐树后面窜出个鬼子，举着三八大盖就朝他刺过来。秦镜反应快，赶紧往后退了一步，刺刀擦着他的胸口划了过去，划破了他的衣服。那鬼子比他矮半头，可动作又快又狠，手里的三八大盖舞得“呼呼”响，一次次朝秦镜刺来。
　　“我俩拼了十几分钟，我胳膊上被划了个口子，流了血，他也被我踹了一脚，摔在地上。”秦镜摸了摸胳膊上的疤痕，“后来他突然往后一撤，端起枪就要扣扳机——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也顾不上别的，抬手就扣了扳机。”“砰！”一声枪响，那鬼子晃了晃，倒在地上，当场没了气。秦镜走过去，喘着粗气翻他的口袋，从里面翻出一个军官证，上面写着“加藤大尉”——原来这就是带队的鬼子军官。
　　那会儿秦镜浑身的力气都耗光了，胳膊上的伤口疼得厉害，他靠着老槐树坐了下来，掏出水壶喝了口凉水，歇了好一会儿，才拿起加藤的军官证和缴获的东西，慢慢往回走。
　　等他回到阵地，就看见几个民兵押着个鬼子过来了——正是跑掉的另一个。那鬼子衣衫褴褛，脸上全是泥，看见秦镜，“啪”地一下立正敬礼，头低着，不敢看他。后来民兵说，这鬼子被秦镜队长追得没了力气，刚跑出芦苇荡，就被在附近巡逻的民兵抓了。
　　后来团里评秦镜当战斗模范，颁发奖状的时候，张团长还跟他开玩笑：“我当时是让你带几个人去，你倒好，一个人就冲上去了，胆子也太大了！”秦镜笑着说：“那会儿哪顾得上想那么多，就想着不能让鬼子跑了。”从俘虏嘴里他们才知道，那三个鬼子冲进火海，是因为加藤早就下了死命令——只要负伤不能动，就自杀，绝不能当俘虏。
　　“打得多了，我也摸清了鬼子的一些门道。”秦镜说，有一回打扫战场，他看见一个死鬼子的腰间鼓囊囊的，像是装了什么东西，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堆人手，有的还戴着戒指，一看就是老百姓的。后来审俘虏才明白，鬼子有个规矩：战死的士兵，要把骨灰带回家；要是带不回全尸，就砍一只手或一个耳朵，火化后装在袋子里带回去，算是“荣归故里”。
　　“可那回，连装手的鬼子都死了，那些手根本带不回日本。”秦镜叹了口气，“我那时候就觉得，1944年以后的鬼子，是真的不行了——以前他们还能耀武扬威，后来打一场败一场，士气越来越低，离末日不远了。”
　　
　　秦镜说到这儿，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水有点凉了，可他好像没察觉。他还跟我说，抗战胜利后，他又跟着部队参加了解放战争，从东北打到江南，先后任第三野战军23军69师205团团长、师长、副军长。1955年授衔的时候，他被授予上校军衔，拿到军衔章那天，他特意去了烈士陵园，跟牺牲的战友们说了说——那些没能看到胜利的战友，他替他们见证了这一天。
　　而当年的张云龙团长，后来被授予少将军衔，2006年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秦老说，张团长走的时候，他特意去了北京，在灵前敬了个军礼——那是他们这些老战士，对老领导、老战友最深的敬意。
　　我离开秦老家的时候，夕阳正落在老槐树上，把叶子染成了金色。秦老站在门口送我，挥了挥手，说了句“有空再来”。我没料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2013年6月，我在报纸上看到了秦老去世的消息，享年94岁。
　　如今再想起那天下午的谈话，秦老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回响，那些他亲身经历的战斗、那些牺牲的战友、那些老百姓的支持，都成了最珍贵的记忆。我把这些事儿写下来，不仅是为了记录秦镜的故事，更是为了记住那段岁月——记住那些为了家国，拼过命、流过血的英雄们。
　　
　　(二)
　　
　　
　　2012年深秋，我踩着天台县满街的梧桐落叶，敲开了徐福正老英雄的家门。他坐在椅子上，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他银白的头发上，右臂上一道长长的疤痕隐约可见——那是鲁南战役留下的印记。他握着我的手，掌心粗糙却有力，开口时声音带着岁月的沙哑，却字字都透着当年的热血劲儿：“小李啊，我这一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跟着‘三五支队’打鬼子。”
　　
　　我是余姚县史家村人，6岁那年，爹没了，娘带着我在宁波各地流浪要饭。冬天冻得实在受不了，就躲在破庙里，娘把仅有的破棉袄裹在我身上，自己冻得直哆嗦；夏天饿极了，就去田埂上挖野菜，有一回误食了毒草，差点丢了命。11岁时，娘托人把我送到裁缝铺当学徒，师傅脾气暴，做错一点就挨打，可我想着能有口饭吃，再苦也得扛着。
　　后来余姚沦陷了，鬼子来了，日子更没法过了。我亲眼看见鬼子闯进村里，把王大爷家的鸡抢走，王大爷拦了一句，就被鬼子用枪托砸得头破血流；还有一回，鬼子抓壮丁修炮楼，李叔不愿意去，竟被他们活活烧死在屋里。看着乡亲们遭罪，我心里像烧着一团火，琢磨着：得去当兵，得打鬼子，把这些畜生赶出中国去！
　　那时候，村里老人常说，有支叫“三五支队”的队伍，专打日本人，还爱护老百姓，是咱穷人的队伍。1944年底，我17岁，趁着夜色，瞒着娘偷偷揣了两个窝窝头，走了15里路赶到余姚横河——我听说那儿能找到“三五支队”。可到了横河才发现，街上全是日伪军，哪有“三五支队”的影子？没等我躲起来，就被几个伪缉私盐警抓住了。
　　“小子，哪儿来的？想干啥？”一个歪戴帽子的盐警推了我一把，我心里咯噔一下，不敢说找“三五支队”，只能谎称路过。可他们根本不信，硬说我是“乱党”，逼着我当盐警。我心里一百个不愿意——这些为日本人做事、欺负老百姓的汉奸，我打心眼儿里看不起！可那会儿我手无寸铁，只能先忍着，心里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逃出去，要加入真正的抗日队伍。
　　在盐警队的日子，比当学徒还难熬。每天要帮鬼子看守盐场，还要帮他们欺压卖私盐的老百姓。有一回，一个老奶奶带着孙女来卖盐，被盐警队长抢了盐还不算，还要抢孩子的银锁。我实在看不下去，上前拦了一句，结果被队长扇了两个耳光，骂我“胳膊肘往外拐”。那天晚上，我躺在草堆里，眼泪止不住地流，更盼着能早点逃离这个地方。
　　
　　转机出现在1945年2月。那天，伪班长让我和另一个盐警去20里外的地方缉私盐。走在半道上，突然从路边的树林里冲出一群人，穿着灰布军装，举着枪喊：“不许动！我们是新四军‘三五支队’！”我旁边的盐警吓得脸都白了，转头就跑。我却一下子激动起来——这不是我一直想找的队伍吗？
　　我赶紧卸下背上的枪，朝着战士们跑过去，边跑边喊：“同志！我不是真心当盐警的，我想加入你们！我想打鬼子！”战士们都愣了，纷纷举枪对着我。这时，一个戴着眼镜的干部走过来，问我叫啥、为啥当盐警。我把自己的经历一五一十说了，他听了之后，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小子，既然想抗日，那就跟我们走！”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干部是特务营的教导员。他说我要过饭，熟悉宁波的地形，又了解日伪军的情况，人还机灵，就把我编入了特务营二连任战士。排长陆林生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脸上带着一道疤痕，看着严肃，其实特别热心。他把我带到一班，拍着我的肩膀对大家说：“这是徐福正，别看年纪小，心向着抗日，以后就是咱班的小老兵，大家多帮衬着点。”那一刻，我心里暖烘烘的，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家”。
　　1945年3月的一天夜晚，天下着毛毛细雨，凉飕飕的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我们全班急行军50里，要去端南山的一个敌据点。我走在最前面带路，因为我以前要饭时去过那一带，知道哪条路近、哪片林子能躲人。到了据点附近，班长把我们分成三个组，每组四人，两个组在外围警戒，我和另外三个战友负责摸进据点。
　　据点门口有个鬼子哨兵，正背着枪来回踱步，嘴里还哼着听不懂的歌。我和战友们趴在草丛里，等他走到离我们最近的地方，我猛地扑上去，捂住他的嘴，战友一把将刺刀捅进了他的肚子。没等鬼子哼出声，就倒在了地上。我们趁机潜到碉堡门口，我掏出两颗手榴弹，拉开引线，朝着里面狠狠甩了进去。“轰隆！轰隆！”两声巨响，碉堡里传来鬼子的惨叫声。战友们紧接着开枪，没一会儿，就打死打伤了10多个日伪军，还缴获了7支步枪、500多发子弹。
　　整个战斗才用了10分钟，我们就撤出了阵地。撤退前，战友们还在碉堡里放了炸药，“轰”的一声，碉堡塌了半边。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虽然手还在抖，可心里特别解气。回到部队后，陆林生排长拍着我的肩膀说：“福正，好样的！第一次打仗就这么勇敢，以后肯定是个好战士！”班长也给我递了块干粮，笑着说：“以后跟着咱，保准让你打够鬼子！”
　　
　　1945年6月25日，我得到了个情报：有100多个日伪军要从慈南陆家埠路过。我们特务营二连连夜急行军，天还没亮就赶到了陆家埠，在江边大道两岸的制高点埋伏下来。我趴在一棵大树后面，手里紧握着步枪，眼睛盯着大道尽头——那是日伪军要来的方向。
　　没过多久，远处传来了脚步声和马蹄声，日伪军排着队，耀武扬威地走了过来。等他们全部进入伏击圈，班长喊了一声：“打！”一排手榴弹朝着敌群扔了过去，机枪也“哒哒哒”地响了起来。日伪军顿时乱作一团，有的趴在地上，有的四处逃窜。
　　“冲啊！”陆林生排长第一个从山坡上跳下去，带头冲锋。我们跟着他，举着枪往前冲。可就在这时，一颗子弹突然击中了排长的头部，他晃了晃，倒在了地上。我眼睁睁看着排长倒下，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心里又疼又恨。“为排长报仇！”我大吼一声，红着眼冲在最前面，抬手就是一枪，把一个正想开枪的鬼子打死了。
　　战友们也都红了眼，纷纷冲上去和日伪军肉搏。那些伪军本来就没什么斗志，见我们这么勇猛，转头就跑；日军也撑不住了，狼狈地溃逃。这一仗，我们打死了10多个日军、30多个伪军，可陆林生排长却再也回不来了。战斗结束后，我坐在排长的尸体旁，哭了好久——他是第一个把我当兄弟的人，是他让我感受到了部队的温暖，可我还没来得及跟他一起多打几个鬼子，他就这么走了。
　　1945年7月15日，我又摸到了个重要情报：150多个日伪军准备从余姚县城出发，去陆家埠、浒山等地抢粮。营里立刻决定打伏击，教导员带着一、二连，跑步赶到余姚县城北的陈山，在余姚江两岸埋伏下来。我们班被选为突击班，潜伏在江边的一间小民房里——这里离江面最近，能清楚地看到日伪军的动向。
　　那天中午，日伪军果然来了，排着队沿着江边大道往前走。等他们全部进入伏击圈，教导员一声令下，两岸山上的步枪、机枪、手榴弹一起开火，爆炸声、军号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日伪军被打得晕头转向，有的跳进余姚江想逃走。
　　“跟我来！”我带着突击班的战友，跳上江边的小船，划着船在江里射击。江里的6个鬼子，有的想往对岸游，有的抱着木头漂浮，我瞄准一个打一个，没一会儿就把他们全打死了。那些跳上岸的伪军，见没地方逃，纷纷举起手投降。
　　这一仗，我们缴获了20多支步枪、2挺机枪、1500多发子弹。我自己缴了1挺机枪、3支步枪、300多发子弹——那挺机枪，我是从一个死鬼子手里夺过来的，沉甸甸的，我扛着它，心里特别自豪。营部还专门表扬了我，给我记了个小功。
　　
　　1945年8月初，浙东纵队开始对日伪军据点发起反击。我跟着五支队，接连收复了周巷、庞东、济山、庄桥等20多个据点。8月13日那天，浙东纵队和地方民兵一起，四面出击，袭击日伪据点、哨兵和篱笆，盘踞在三北、四明、会馆等地区的日伪军基本被消灭了。仅仅一个月，我们就缴获了7门大炮、49挺轻重机枪、1300多支步枪。看着越来越多的据点被收复，我心里盼着：用不了多久，就能把鬼子全赶出中国！
　　8月中旬，何克希司令员带着五支队挺进到宁波城下，大家都摩拳擦掌，准备攻城。我还跟战友们开玩笑说，等打下宁波，一定要去看看城里的样子。可就在这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传来——日本投降了！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战士们都欢呼起来，有的扔帽子，有的抱在一起哭，我也激动得流了泪，想着：终于胜利了，终于能让娘过上好日子了！
　　可没等我们高兴多久，浙东区党委突然接到中共中央的加急电报，要求我们务必在七天内全部撤离浙江。大家心里都舍不得，可军令如山，我们立刻投入到群众工作中，争分夺秒地筹备船只、转运物资。乡亲们听说我们要走，都来送我们，有的送粮食，有的送衣服，还有的拉着我们的手，哭着说：“你们可一定要回来啊！”我心里酸酸的，想着以后有机会，一定回来看看这些支持我们的乡亲。
　　
　　1945年10月2日晚上6点，我所在的五支队和张俊升旅，在何克希司令员的带领下出发了。何司令亲自指挥五支队，向北杀出一条血路，突出了国民党的重围，迅速北渡长江。我跟着船队，先把第一批战士送到北岸，又掉头回南岸接应其他人。可就在我们返回南岸时，突然遭到了国民党部队的拦截，子弹“嗖嗖”地朝船上射来。
　　“快散开！甩开他们！”船长大喊一声，船队立刻分散开来，各自躲避敌人的攻击。我趴在船板上，手里紧握着枪，时不时抬头开枪反击。等摆脱敌人后，我才发现，我们的船和大船队失去了联系。
　　那会儿已经是10月底，海上的风特别大，海浪拍打着船身，船晃得厉害，好多战友都晕船，吐得站不起来。我以前在江边长大，会点水性，就帮着船长划船、瞭望。船上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我们就自己动手在海里捉鱼虾，用海水煮着吃——那鱼虾又腥又咸，难以下咽，可大家都没抱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大部队！
　　我们的船从钱江口漂入东海，又漂进黄海，一路北上。不知道漂了多少天，有一天早上，我突然看到远处有几艘船，上面插着红旗——是苏中根据地的船！我们赶紧挥手呼喊，对方也发现了我们，把我们的船引到了南通港。上岸后，我们又行军两天一夜，终于在涟水找到了浙东纵队。特务营的领导见我们平安回来，特别高兴，还在全营表扬了我们，说我们“不怕困难，意志坚定”。
　　不久后，浙东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三旅，我所在的部队成了三旅七团。1946年12月，鲁南战役打响，我在战斗中被一颗子弹击中了右臂，鲜血直流，可我想着不能当逃兵，咬着牙坚持战斗，直到把敌人打退。后来伤愈了，可那颗弹头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右臂里，成了我一辈子的纪念。
　　之后，我又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建国后，我跟着部队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战场上立了功；回国后，又马上参加了解放一江山岛的战斗，战斗中我的耳膜被震破了，可我还是坚持到了胜利。后来，我当了营教导员，1963年转业到天台工作。晚年的时候，我组织成立了天台县新四军研究会，就是想把当年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别忘了那些为了国家牺牲的战友们。
　　
　　徐福正老人说到这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一枚枚军功章。他轻轻抚摸着军功章，眼里满是怀念：“这些勋章，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所有牺牲的战友们的。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
　　2021年9月，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徐老去世的消息，享年95岁。想起当年他给我讲这些故事时的样子，我心里特别难受。如今，我把这些故事写下来，不仅是为了纪念徐老，更是为了记住那段烽火岁月——记住那些像徐老一样，为了家国，挺身而出的英雄们。他们的故事，永远不该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