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八章 许昌百廉，龙陵黄天

　　(一)
　　
　　2012年的夏天，抗战研究院的老槐树底下，蝉鸣得正烈。我握着张军老兵的手，能摸到他掌心深浅不一的老茧——那是枪托磨出来的、刺刀划出来的，是属于抗战老兵的独特印记。他刚坐下，就从布包里掏出一个泛黄的笔记本，指尖在纸页上摩挲了好一会儿，才抬头看着我：“李明，今天我要跟你说的，是赵百廉的故事。许昌保卫战的血，在他身上留了一辈子，也在我心里记了一辈子。”
　　
　　张军说，他第一次见到赵百廉，是1943年的冬天，在许昌城外的练兵场。那时候赵百廉刚参军不久，还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学生服，袖口卷了好几圈，露出细瘦的手腕。训练时他总跟不上，端着步枪的手会抖，投手榴弹也扔不远，老兵们偶尔会笑他“文弱书生”，可他从不辩解，只是在别人休息时，偷偷对着树练习瞄准，手指冻得发紫也不放下。
　　后来熟了才知道，赵百廉的家在河南睢县西陵镇北村，是个出了名的“忠烈之家”。他叔叔赵金堂早年跟着傅作义将军在绥远抗战，1936年百灵庙战役时，为了掩护战友，抱着炸药包冲进了日军阵地，最后连尸骨都没找着；大哥赵百祥更让他刻骨铭心——1940年湖北南瓜店战役，跟着张自忠将军死守阵地，最后弹尽粮绝，跟日军拼刺刀时倒在了血泊里。家里接连失去两个男人，父亲赵金门一夜白头，却没在孩子面前掉过一滴泪。
　　1942年，日军攻陷睢县，老家的房子被烧了，地里的庄稼也被鬼子毁了。一天晚上，赵金门把赵百廉叫到油灯下，从怀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是大哥赵百祥穿着军装的样子。他指着照片，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百廉，你大哥没了，你叔叔也没了。国要是亡了，咱们这些老百姓，连活着的资格都没有。你已经18岁了，是个男子汉了，去参军吧，替你大哥、替你叔叔，把鬼子赶出中国！”
　　
　　赵百廉记得，那天晚上父亲把家里仅有的两个窝窝头塞给他，又把母亲生前织的蓝布帕子叠好放进他口袋：“拿着，路上饿了吃，想家了就看看帕子。记住，活着回来，爹等你。”他攥着窝窝头和帕子，一路走了半个多月，脚上磨出了好几个血泡，终于走到许昌，成了第15军29师补充团第1连的一名士兵，师长是浙江人吕公良——后来他才知道，这位师长不仅会打仗，还总把自己的干粮分给士兵，是个让人打心眼里敬佩的官。
　　当时有个姓王的军官，见赵百廉还带着学生气，就拉着老兵班长周铁柱说：“老周，这个学生兵娃读过书，脑子活，你多带带他，以后咱们部队里，就需要这样的年轻人。”
　　周铁柱是个山东汉子，脸上有一道刀疤，看着凶，心却软。从那天起，赵百廉就跟在周铁柱身后，吃饭时周铁柱会把自己碗里的红薯分给她半个，练兵时会手把手教他握枪，晚上站岗时，还会跟他讲自己打鬼子的经历。赵百廉后来跟张军说：“那时候周班长的背影，比家里的顶梁柱还可靠，跟着他，我心里就不慌。”
　　
　　1944年4月，日军为了打通平汉线，把坦克、大炮都调到了许昌城外，空气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战斗打响前三天，日军的飞机就像一群黑压压的乌鸦，天天在许昌上空盘旋。第一次空袭时，赵百廉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周铁柱按在战壕里。炸弹落在不远处，震得他耳朵嗡嗡响，泥土溅了他一脸。他抬头看，只见城墙被炸塌了一角，老百姓的房子着了火，浓烟滚滚，连太阳都被遮得看不见。周铁柱拍着他的背说：“别怕，跟着我，咱们能打跑鬼子！”
　　4月28日，赵百廉跟着部队往许昌东南郊区外围阵地转移。还没到阵地，就看见满地狼藉：原本修好的交通壕塌了，掩体成了碎土堆，到处是断裂的树干和炸碎的石头，空气里全是焦土和火药的味儿，连风都是热的。有个年轻的战士蹲在地上哭，说他的老乡刚才被炸弹炸没了，周铁柱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哭没用，把眼泪咽下去，替你老乡多杀几个鬼子！”
　　刚在断墙后蹲稳，日军的炮击就来了。炮弹呼啸着落下，地面像被重锤砸过一样，不停颤抖。赵百廉紧紧抱着枪，身子缩成一团。突然，一发炮弹落在他跟前几米远的地方，他只觉得眼前一黑，整个人被气浪掀飞，接着就被一只粗糙的手拽进了弹坑——是周铁柱。周铁柱按着他的头，声音压得很低，还带着喘：“别抬头！听着，炮弹炸的时候有震幅，离炸点近了就得躲弹坑，坑壁能挡冲击波；要是离得远，就往开阔地跑，别躲在断墙根下，容易被砸着！记住了，保命才能杀鬼子！”
　　炮击停了，赵百廉才发现自己的裤腿被炸开了个口子，膝盖擦破了皮，渗出血来。周铁柱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纱布，蹲下来给他包扎：“忍忍，现在条件差，只能这样了。”没等他们喘口气，前沿阵地就传来消息：日军跟着坦克冲上来了。周铁柱拽着赵百廉往城区撤，说城里有预先挖好的隐蔽工事，能跟鬼子打巷战。
　　进城的时候，赵百廉看见不少老百姓扶着老人、抱着孩子往城外跑，有个大妈还塞给他们两个菜团子：“小伙子们，拿着，吃饱了好打鬼子！”他攥着温热的菜团子，心里又酸又热——他知道，他们守的不仅是阵地，更是老百姓的家。
　　
　　4月29日清晨，日军的坦克轰隆隆地开进了城。赵百廉和战友们躲在民房的墙后，手里的机枪早已上好了膛。周铁柱趴在他身边，指着不远处的坦克说：“等坦克靠近了，咱们的炸药包才能发挥作用。你负责掩护，我让你开枪你再开。”赵百廉点点头，眼睛紧紧盯着越来越近的坦克，手心全是汗。
　　突然，坦克停了下来，后面跟着一群端着枪的日军，嗷嗷叫着往他们这边冲。周铁柱喊了声“打”，赵百廉扣下扳机，机枪的后坐力震得他肩膀发麻，子弹像雨点一样射向日军。他看见一个鬼子被子弹击中，倒在地上，又有一个鬼子冲上来，被旁边的战友用手榴弹炸飞。阵地上到处是枪声、爆炸声，还有战友们的喊杀声。
　　有10个战友抱着炸药包，趁着日军火力稍弱的时候，猫着腰往坦克底下钻。他们刚跑到坦克旁边，就被日军的机枪扫中，有个战士倒下前，用尽最后力气拉开了炸药包的引线——“轰隆”一声巨响，坦克停住了，冒着黑烟。赵百廉看着那10个战友倒下的地方，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周铁柱拍了拍他的肩膀：“别分心，替他们接着打！”
　　可机枪响久了，很快就暴露了位置。日军的迫击炮很快就打了过来，炮弹落在他们附近，碎石和泥土溅了他们一身。周铁柱拉着赵百廉往旁边的民房里躲，刚进去，原来的阵地就被炮弹炸成了一片焦土。“记住，哪里火力强，哪里就会被鬼子盯上，打一会儿就得换地方，别跟他们硬拼！”周铁柱喘着气说。
　　日军又一次冲上来的时候，赵百廉和战友们躲在土堆后，盯着越来越近的鬼子。30米、20米、10米，等军官喊“打”的那一刻，他们从土堆后跳起来，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响。赵百廉盯着一个戴钢盔的鬼子，那鬼子正举着枪瞄准他的战友，他屏住呼吸，扣下扳机，看着那鬼子晃了晃，倒在地上——那是他第一次亲手打死鬼子，手还在抖，却不敢停，因为他知道，只要他停一秒，战友就可能牺牲。
　　这一轮战斗下来，百十个鬼子被打倒，可他们也牺牲了100多位战友。阵地上的血顺着土坡往下流，把原本黄色的土染成了暗红，空气中除了火药味，还多了股血腥味。赵百廉蹲在地上，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却什么也吐不出来——他一天没吃没喝，嘴唇干得裂了口子，连唾沫都咽不下去。
　　
　　午后的天明明是晴的，却被硝烟遮得昏黄，连日头都看不见。赵百廉觉得身上发冷，即使天不热，冷汗还是顺着脊梁往下淌，把衣服都浸湿了。到处都是枪声、喊杀声，有时候他看着对面冲过来的人，满身是土和血，根本分不清是战友还是鬼子，只能等着对方先开枪，再反击。周铁柱好几次把他的头按下去，躲过扫过来的机枪子弹，有一次子弹擦着赵百廉的头皮飞过，把他的头发都烧焦了几根。
　　“别挺着身子！”周铁柱的声音有些沙哑，“你看，鬼子都戴钢盔，太阳一照会反光，看见反光的就打，别打远了，咱们的步枪射程有限，打不着白费子弹！打完就赶紧躲，别跟他们拼刺刀，咱们人少，拼不过！没子弹了就从死人身上摸，不管是咱们战友的还是鬼子的，能用上的都拿着，保命最重要！”赵百廉点点头，把周铁柱的话记在心里——这是能在战场上活下来的经验，是用战友的命换回来的。
　　到了4月30日下午，赵百廉已经累得快站不住了，腿像灌了铅一样沉，每走一步都觉得费劲。他紧紧跟着周铁柱，手里的枪也快握不住了。路过一堵断墙时，他实在撑不住了，想靠在墙上歇一秒，哪怕就一秒。可他刚靠上去，就听见一声刺耳的吼叫——一个日本兵举着刺刀，从墙的另一侧冲了过来，嘴里还喊着听不懂的日语。
　　赵百廉下意识地往旁边躲，可还是慢了一步，鬼子的刺刀划到了他的右手，一道大口子瞬间就被血染红了，疼得他龇牙咧嘴，手里的枪也掉在了地上。就在这时，他听见周铁柱喊：“开枪！”同时，他看见周铁柱举着刺刀，朝着鬼子的左臂刺了过去——周铁柱的力气大，刺刀直接穿透了鬼子的衣袖，扎进了肉里。鬼子疼得叫了一声，手里的刺刀也松了。
　　赵百廉赶紧捡起枪，扣下扳机，子弹打在了鬼子的胸口，鬼子倒在了地上，嘴里还冒着血泡。没等他们缓过来，又从断墙后面钻出来两个鬼子，举着枪对准了他们。周铁柱拉着赵百廉躲到墙后，接着探出头，对着一个鬼子开了枪，那鬼子应声倒下。另一个鬼子朝着他们开枪，子弹打在了墙上，溅起一片尘土。赵百廉趁着鬼子换子弹的间隙，举起枪，瞄准鬼子的头，扣下扳机——鬼子也倒了下去。
　　“快走！这里不安全！”周铁柱拉着赵百廉，跳进旁边的战壕。战壕里全是泥水，没过了脚踝，冰冷的水让赵百廉打了个寒颤，可他不敢停，跟着周铁柱沿着交通壕往许昌西南方向跑。一路上，他们看见不少牺牲的战友，有的趴在战壕里，手里还握着枪，有的躺在地上，眼睛还睁着，像是在看着天空。赵百廉不敢多看，只能跟着周铁柱往前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黄昏的时候，枪声渐渐稀了，天上划过几道绿色的光线。周铁柱停下来，抬头看了看，说：“是信号弹，咱们往那边撤，部队应该在那边集合。”他们顺着信号弹的方向跑，没多久就看见一个穿着军官制服的人挥着手，喊着：“同志们，往这边来，跟我撤！”
　　周铁柱拉着赵百廉跑过去，对那个军官说：“长官，这个兵是个学生娃，年纪小，还受了伤，让他跟着伤员一起撤吧，我留下来再打一会儿！”赵百廉一听，急了：“周班长，我不跟你分开，我要跟你一起打鬼子！”周铁柱拍了拍他的肩膀，眼神很坚定：“听话，你还年轻，以后还有很多事要做。保护好伤员，就是在打鬼子。记住，不管到哪儿，都要好好活着，替咱们牺牲的战友活着！”
　　那个军官点了点头：“行，你跟伤员撤，老周，你跟我来！”赵百廉还想说什么，却被周铁柱推到了伤员队伍里。他看着周铁柱跟着军官往回跑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硝烟里。他想追上去，却被一个伤员拉住了：“小伙子，别去了，咱们得听命令，好好撤出去，才能对得起他们。”
　　赵百廉跟着伤员队伍，一路跑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到了椹涧乡，找到了后方医院。医生给他包扎伤口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右手肿得像个馒头，伤口里还嵌着小石子。医生说：“幸好没伤到骨头，不然这手就废了。”他躺在病床上，脑子里全是周铁柱的样子，还有许昌城里牺牲的战友，一夜没合眼。
　　
　　后来，他又跟着零散的部队往襄县、南阳转移。在路上，他听说许昌保卫战打了不到三天，29师3000多名将士全部牺牲，师长吕公良在城北苏桥镇跟日军拼刺刀时，身中数弹，最后也倒在了阵地上。他还听说，周铁柱跟着那个军官，在掩护大部队撤退时，被日军的炮弹击中，再也没回来。赵百廉坐在路边，抱着膝盖哭了很久——那个在战场上保护他、教他保命技巧的班长，再也见不到了。
　　赵百廉在南阳养伤的时候，跟部队失去了联系。伤好后，他想起父亲说的“要多读书，才能更好地打鬼子”，就去考了西安“战时干部训练团”。训练的时候，他比谁都刻苦，别人练一个小时，他就练两个小时，因为他知道，只有自己变强了，才能替周铁柱、替战友们多杀几个鬼子。
　　几个月后，他从训练团毕业，被分到25军108师当连指导员。后来跟着部队开到江西，在上饶跟鬼子又打了一仗。那一次，他带着战士们躲在山林里，趁着夜色破坏浙赣铁路，还截击过日本的火车，缴获了不少武器和粮食。每次战斗，他都会想起周铁柱教他的话，尽量保护好身边的战士，不让他们白白牺牲。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赵百廉正在江西的一个小镇上。他听见老百姓敲锣打鼓，喊着“鬼子投降了”，一下子就哭了——他想起了叔叔赵金堂、大哥赵百祥，想起了周铁柱，想起了许昌保卫战里牺牲的3000多名战友。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终于把鬼子赶出了中国。后来，他跟着部队接受日军投降，看着鬼子低着头，把枪放在地上，心里既解气又难过——解气的是鬼子终于投降了，难过的是那些牺牲的战友，再也看不到这一天了。
　　1949年，赵百廉跟着部队起义，之后就申请退伍，想回家看看父亲。可他回到睢县西陵镇北村才知道，父亲赵金门在1945年2月就去世了。家里的邻居告诉他，父亲去世前，天天坐在门口等他回来，还跟家人说：“百廉肯定能活着回来，他答应过我的。你们一定要等他回来，再把我正式下葬，我要等着他，跟他说鬼子被打跑了。”
　　赵百廉跪在父亲的坟前，把那张皱巴巴的大哥的照片、母亲织的蓝布帕子放在坟头，哭着说：“爹，我回来了，鬼子被打跑了，您放心吧。大哥和叔叔的仇，我们报了。”他给父亲办了葬礼，守了三天三夜的灵，之后就留在了老家。
　　后来，赵百廉当了小学老师，教孩子们读书写字，还跟他们讲抗战的故事，告诉他们不能忘记历史。再后来，他又去了银行当职员，攒了钱就给家乡的小学捐款，盖新教室、买新课本。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我活着，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我想让孩子们多学知识，将来能把国家建设得更强，这样就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张军老兵说到这里，从笔记本里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兵，穿着朴素的衣服，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本抗战纪念册：“这就是赵百廉，去年我去看他的时候拍的。他耳朵有点背，眼睛也不太好使，但只要一说起许昌保卫战，说起周铁柱，他就特别精神。”
　　张军顿了顿，接着说：“上次我去看他，他拉着我的手，让我把带来的抗战纪念册翻到许昌保卫战那一页。他指着上面吕公良师长的照片，眼泪就掉下来了，说‘吕师长是个好官啊，最后连尸骨都没全找着’。又翻到战士们冲锋的插图，他指着其中一个模糊的身影，说‘你看，这多像周班长，当年他就是这样举着刺刀冲上去的’。”
　　那天下午，赵百廉留张军在家吃饭，他跟张军说：“我现在日子过得挺好，有吃有穿，孩子们也孝顺，就是夜里经常做梦，梦见许昌城的硝烟，梦见周班长拉着我躲炮弹，梦见战友们抱着炸药包冲向坦克……一醒过来，枕头都是湿的。”
　　张军问他，这么多年过去了，有没有恨过什么。赵百廉放下筷子，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我不恨普通的日本老百姓，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我恨日本右翼势力，他们总想着篡改历史，否认侵略，这是我们不能忍的。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当年参军打鬼子，最遗憾的是没跟周班长说一声谢谢。”
　　
　　临走时，赵百廉非要送张军到村口。他说：“老张，你要是再见到像你这样记录抗战故事的人，就跟他们说，多写写那些牺牲的战友，别让他们被忘了。也跟年轻人说，国家强大了，他们才能安安稳稳过日子，要珍惜现在的生活，更要记住过去的苦。”
　　张军说到这儿，把笔记本合上，又摸了摸封面上的磨损痕迹：“李明，赵百廉的故事，我讲完了。可许昌保卫战里，还有多少像赵百廉、周铁柱这样的人，他们的名字没人知道，他们的故事没人记录，就像战场上的尘土一样，慢慢被人遗忘。”
　　我看着张军老兵发红的眼眶，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说不出话来。那天离开抗战研究院时，老槐树上的蝉还在叫，可我却觉得耳边全是许昌保卫战的枪声、战友们的喊杀声，还有赵百廉老人那句“别让他们被忘了”。
　　后来我特意查了许昌保卫战的资料，史料里写着“1944年4月28日至5月1日，第15军29师死守许昌，全师3000余将士壮烈牺牲，师长吕公良殉国”，短短几行字，背后却是无数个赵百廉、周铁柱的热血与生命。
　　
　　(二)
　　
　　2012年深秋，抗战研究院的小院里落满了银杏叶，踩上去沙沙作响。我推开办公室的门，就看见张军正对着一张塑封的军校合影发呆，照片边缘已经起了毛边，上面的年轻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领口别着小小的铜质校徽，眼神里满是少年人的倔强与坚定。他听见动静，缓缓抬起头，指了指照片左侧最瘦小的身影，声音带着几分沙哑：“李明同志，你看，这就是黄天。15岁背着包袱从湘潭跑出来考军校，龙陵的炮火、松山的硝烟，他都硬生生扛过来了。”
　　
　　张军说，黄天1923年出生在湘潭县城的一个小杂货铺家里，父亲守着铺子，母亲操持家务，日子不算富裕，却也安稳。直到1938年日军逼近武汉，武汉日知中学辗转撤到湘潭，黄天才算续上了学业。那时候学校条件差，教室是借的祠堂，课桌椅是用土坯搭的，可黄天学得格外认真，每天最早到教室，最晚离开——他知道，能读书的日子来之不易。
　　1940年底，日知中学实在撑不下去，宣布停办。刚满15岁的黄天攥着老师给的推荐信，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他揣着母亲连夜烙的芝麻饼，把父亲送的钢笔别在胸口，偷偷溜出了家——他要去长沙考军校，要去打鬼子。“黄天后来跟我说，那天他在火车上，看着窗外往后退的树，心里又怕又激动。怕的是再也见不到爹娘，激动的是终于能为国家做点事了。”张军顿了顿，指尖轻轻拂过照片，“他到长沙时，身上的钱快花光了，就睡在火车站的角落里，每天去招考点打听消息，饿了就啃口干硬的芝麻饼。”
　　1940年秋，湖南大学的操坪上挤满了报名的年轻人，足足有1500多个，黄天站在人群里，比身边的人矮了小半个头，却把胸脯挺得笔直。开学仪式那天，校长站在土台上，声音洪亮：“你们是国家的种子，是民族的希望，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把鬼子赶出中国！”黄天后来回忆，那天的太阳特别烈，晒得他头皮发麻，可校长的话像一团火，烧得他心里滚烫，眼泪不自觉地往下掉。
　　
　　接下来的半年训练，是黄天这辈子最苦的日子。每天天还没亮，哨声就响了，学员们要顶着星星劈刀刺枪，枪托是铁的，磨得肩膀又红又肿，晚上睡觉一沾枕头就疼得龇牙咧嘴；白天背着近十斤的步枪在野外强行军，四十多度的高温下，汗水把军装浸透了又晒干，结出一层白花花的盐霜，渴了就喝稻田里浑浊的水，饿了就啃压缩饼干——那饼干硬得能硌掉牙，要泡在水里才能咽下去。
　　到了晚上，别人都累得倒头就睡，黄天还要借着煤油灯的光学战术手册，记不清多少个夜里，他趴在桌上就睡着了，醒来时脸上还沾着墨渍。第一个月，就有近百人受不了苦，偷偷收拾行李走了。黄天也想过家，夜里摸着母亲给的蓝布手帕，眼泪止不住地流，可第二天一早，他还是照样扛起枪，跟着队伍出操——他记得离开家时，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说“好男儿要保家卫国”，这话他不敢忘，也不能忘。
　　1941年4月，考试结果出来，1191名学员顺利升入中央军校，黄天的名字赫然在列。拿到通知书那天，他跑到湘江边，对着江水大喊“我考上了”，声音里满是激动。当年10月，他跟着第二期学生返回长沙岳麓山复课，刚安稳了两个月，第三次长沙会战就突然打响了。
　　
　　“那时候学员们都急坏了，连夜写请战书，有的还咬破手指写血书，叠起来有厚厚的一摞。”张军笑着说，“最后上级批准了，把学生团派去守湘江西岸，负责构筑工事、警戒巡逻，还要抓汉奸特务。黄天被分到巡逻队，每天夜里扛着步枪在江边走，江风刮得脸生疼，他却不敢有一点松懈，生怕放过一个给鬼子送信的人。”
　　有天夜里，黄天和战友们在江边发现两个鬼鬼祟祟的人，手里还攥着一张纸。他们悄悄绕到后面，一下子把人按在地上，搜出来才发现，那是鬼子的布防图。“后来审出来，这两个人是当地的汉奸，专门给鬼子传递情报。黄天说，当时他气得浑身发抖，恨不得一枪崩了他们。”就凭着这份警惕，学生团守住了湘江西岸的防区，为前线正规部队腾出了兵力。战后嘉奖时，黄天得了一枚铜质纪念章，他把纪念章用红绳系着，挂在脖子上，睡觉都舍不得摘——那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真的像个军人了。
　　同年10月，黄天结束了入伍生训练，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湘西武冈的中央军校第二分校第十八期步科。武冈的冬天特别冷，教室里没有取暖设备，黄天的手冻得又红又肿，握笔都费劲，可他还是每天坚持记笔记、画战术图；夏天山里蚊子多，他就把裤腿扎紧，身上被叮得满是红包也不吭声。两年半的时间里，他系统学了战术指挥、武器操作，从一个只会瞄准射击的学生，变成了能独立带领小队完成训练任务的准军官。
　　1943年毕业典礼那天，阳光正好。黄天穿着崭新的军官服，胸前别着校徽，站在队伍里接受检阅。典礼结束后，他拿到了分配通知：中国远征军第八军荣誉第一师第二团第三营机枪三连，少尉排长，驻守云南边防。“他跟我形容过第一次看到云南山的样子，说比湖南的山高多了，一眼望不到头，走一天都见不着几户人家，夜里站岗能听见远处的狼叫。可他一点也不怕，反而特别激动，因为终于能去前线，亲手打鬼子了。”
　　
　　1944年春末，滇西大反攻的号角正式吹响。黄天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将中越边防防务移交给其他部队后，立即全副武装开赴滇西，配合驻印、缅甸的远征军作战，打通中印、中缅交通线。“那时候的强行军，根本不是人受的罪。”张军的声音沉了下来，“每天要走60多公里，脚上的草鞋磨破了，就用布条裹着脚继续走，血把布条都染红了；粮食不够，就挖山里的野菜充饥，有个战友误食了毒草，没等到医生就没了。”
　　最惊险的是强渡怒江。当时江水湍急，浪头有一人多高，鬼子在对岸架着机枪扫射。黄天和战友们抱着木板，在我方火力掩护下往对岸划，子弹在身边的水里溅起一串串水花。有个年轻的战士刚划到江心，就被浪卷走了，黄天伸手去拉，却只抓到一把江水。“他说，那天过了江，他坐在江边哭了很久，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心疼那些没过来的兄弟。”
　　部队很快就抵达了龙陵附近，迅速占据了城东、城北的外围高地。黄天和连长王振湘趴在战壕里，对着地图研究了半天。王振湘是个老战士，脸上有一道刀疤，看着凶，心却细：“咱们把重机枪架到城北高地前沿，这里视野好，能打鬼子个措手不及。”黄天心里清楚，这是冒险——前沿阵地离敌人太近，一旦暴露，就是死路一条。可他还是点了点头：“连长，我带兄弟们去架枪！”
　　当天夜里，黄天带着五个战士，扛着重机枪往高地上爬。山上的草有半人高，草叶划破了脸，树枝勾破了衣服，他们却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惊动了山下的鬼子。到了预定位置，他们用树枝和茅草把机枪阵地伪装起来，黄天趴在地上，透过茅草的缝隙盯着山下，手指紧紧攥着枪柄，连手心都出汗了。
　　
　　入夜后，山下突然传来密密麻麻的脚步声，还夹杂着鬼子的喊叫声。黄天扒开茅草一看，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鬼子的援军来了，黑压压的一片，举着枪，端着刺刀，正往高地冲来。他赶紧拍了拍身边的王振湘，连长凑过来一看，眉头皱得紧紧的：“等鬼子靠近了再打，省着子弹！”
　　黄天点点头，手指扣在扳机上，眼睛死死盯着越来越近的鬼子。50米、30米、10米——“打！”王振湘的吼声刚落，黄天的重机枪就响了，“哒哒哒”的声音在夜里格外刺耳。子弹像暴雨一样扫过去，冲到最前面的鬼子成片倒下，一下子就没了七八十个，尸体在山下堆成了小山。
　　可鬼子很快就反应过来，火力全往重机枪阵地这边集中。炮弹在附近爆炸，泥土和碎石溅了黄天一身，他的帽子被气浪掀飞，头发里还嵌着小石子。他刚想调整枪口，就看见王振湘往前扑了一下，双手捂着胸口，鲜血一下子从指缝里渗出来，染红了军装。“连长！”黄天大喊着想去扶他，王振湘却摆了摆手，指着山下，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继续打”，可话没说完，头就歪了过去。
　　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呼啸着飞来，正好击中了黄天的右手掌。他只觉得一阵钻心的疼，低头一看，手掌上开了个大口子，骨头都露出来了，鲜血顺着手指往下滴，把机枪的枪托都染红了。卫生员赶紧跑过来，用纱布给他包扎，布条缠了一层又一层，很快就被血浸透了。
　　黄天咬着牙，忍着疼，从王振湘手里接过那面皱巴巴的指挥旗，高高举起来：“兄弟们，我代理连长！跟鬼子拼了，为连长报仇！”他知道，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只要一松劲，阵地就会丢，兄弟们的命也会没。他带着战士们把重机枪转移到旁边的掩体里，换了个角度继续扫射。鬼子冲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被他们打回去，直到天快亮时，鬼子才拖着尸体，狼狈地退了下去。
　　
　　战斗结束后，黄天把阵地移交给前来支援的第88师，跟着卫生队去换药。医生说他的手掌伤得重，得好好休养，可他只歇了3天，就又写了请战书——他要去松山，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他说，连长和那么多兄弟都牺牲了，他不能躲在后方，得替他们接着打。”张军叹了口气，“那时候他的手还没好，握枪都费劲，却硬撑着上了前线。”
　　到了松山，黄天已经升了中尉连长，带着机枪连负责掩护工兵挖隧道。松山的鬼子特别顽固，躲在坚固的碉堡里，白天用机枪疯狂扫射，夜里就摸出来偷袭，想突围出去。“黄天他们天天待在战壕里，饭都是炊事班的兄弟冒着枪林弹雨送过来的，有时候饭菜刚送到，就被鬼子的子弹打穿了。”张军说，“眼看着身边的兄弟一个个倒下，黄天心里像刀割一样，可他不能慌，他是连长，得带着兄弟们活下去。”
　　他每天除了指挥战斗，还要来回战壕检查武器，哪个机枪卡壳了，他就蹲下来修；哪个战士的子弹不够了，他就把自己的分出去。到了黄昏，他还要带着战士们补修工事，把石头和泥土搬到战壕里，加固掩体；夜里还要查岗，生怕鬼子摸上来。有时候实在累得不行，他就靠在战壕壁上打个盹，一有动静马上就醒。
　　打到后来，全连100多人，只剩下30多个。黄天自己扛着重机枪，在3个掩体之间爬来爬去，一会儿支援左边的阵地，一会儿掩护右边的战友。他还琢磨出一个办法，把重机枪、轻机枪和步枪的火力搭配起来，专打鬼子主碉堡的瞭望孔——那三个瞭望孔是鬼子的“眼睛”，只要打哑了，鬼子的火力就会弱很多。
　　
　　有天清晨，黄天趴在掩体里观察，突然发现主碉堡群的角落里藏着一个小小的观测所，鬼子正从那里用望远镜观察他们的阵地，指挥火力。他赶紧爬过去找小炮班班长王运祥：“老王，看见那个观测所了吗？把它炸了！”王运祥点点头，两人趴在地上，拿着地图算距离、调角度，调整了好几次，王运祥才扣下扳机。“咚！咚！咚！”10发炮弹接连射出，最后一发正好命中观测所，“轰隆”一声巨响，观测所炸成了碎片。
　　就因为这一仗，上级表扬了黄天，还下了命令，让他把第三营剩下的官兵编成一个加强连，由他担任上尉加强连长。“他说，接到命令那天，他对着连长王振湘的照片敬了个礼，心里说‘连长，我没给你丢脸’。”可谁也没想到，刚把队伍编好，一颗日军的枪榴弹就落在了滚龙坡阵地的黄天身边。他只觉得眼前一黑，身体被气浪掀飞，接着就失去了知觉。战友们冲过来，以为他不行了，抱着他往后方送，他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块机枪的零件。
　　
　　黄天再次醒来，是在云南大理的远征军陆军医院，已经是十多天后了。他睁开眼，看见天花板上挂着输液瓶，手还缠着厚厚的纱布。护士告诉他，他昏迷的时候，战友们通过之前挖好的隧道，运了大批整桶汽油和黄色炸药包，8月20日那天，一声巨响把松山的鬼子碉堡炸平了——松山战役全歼了3000多鬼子，可他们也付出了近6000人的代价。“黄天说，听到这个消息时，他躺在病床上哭了，不是因为疼，是因为那些没等到胜利的兄弟，他们再也看不到鬼子被打跑的那一天了。”
　　1944年11月，各路远征军相继攻克了龙陵、腾冲、密支那，分兵进入缅甸，打通了滇缅公路，最后在腊戍会师。消息传来时，黄天还在医院养伤，他挣扎着坐起来，跟病友们一起鼓掌，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打了这么多年，终于看到胜利的希望了。
　　
　　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黄天收到了军令部授予的抗日战争胜利勋章。他把这枚勋章和当年长沙会战的纪念章放在一个铁盒子里，锁在抽屉里，每次想兄弟们了，就拿出来看看。“他说，这两枚勋章不是他一个人的，是所有牺牲的战友的，他得替他们好好保管。”
　　1949年6月3日，黄天跟着湘潭保安团八团、七团的部队提前起义。可当时白崇禧派了三个师来围攻，2000多人被三万多人团团围住，很快就被打散了。“黄天是湘潭人，对当地的地形熟得很。他带着70多个愿意跟着他的兄弟，钻山林、绕小道，避开敌人的搜查，硬是从包围圈里冲了出来。”张军笑着说，“他这人就是这样，脑子活，胆子大，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想出办法来。”
　　突围后，黄天找到了长沙宁乡县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他的部队被收编，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军湘江纵队第一支队第一团团长。“那时候条件差，没有像样的武器，他就带着战士们打游击，保护老百姓，还帮着地下党传递情报。”
　　建国后，黄天被调到中南高级步兵学校当教员。他把自己在战场上的经验整理成教材，手把手地教新战士怎么用机枪、怎么构筑工事，有时候还会带着学员们去野外演练，把实战中的技巧一点点教给他们。1949年12月，黄天主动申请复员，他说：“现在和平了，我想回家乡，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回到湘潭后，黄天先当了小学老师。他教孩子们读书写字，还跟他们讲抗战的故事，告诉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后来，他又去了长沙电表厂，从普通工人做起，凭着一股钻研的劲儿，成了厂里的工程师，还参与设计了好几种电表，为工厂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直到离休，他还经常去厂里看看，给年轻工人提提建议。
　　2020年8月，97岁的黄天在长沙去世。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那个装着勋章的铁盒子，盒子里还放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当年他和王振湘连长在龙陵阵地的合影，背面写着“1944年春，龙陵，与振湘兄共勉”。还有一本记满战斗经历的笔记本，最后一页用颤抖的笔迹写着：“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守土人。”
　　张军把照片收进抽屉，看着窗外飘落的银杏叶，轻声说：“老李，黄天的故事讲完了。可滇西大反攻的战场上，还有多少像他这样的人？他们把青春、把热血、把骨头埋在了龙陵、松山的土地里，没有留下名字，没有留下照片，只留下了我们今天的和平。咱们得记住他们，得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