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六章 救死扶伤，中荣中志

　　(一)
　　
　　1998年的深秋，我坐在杨秀玉四川老家的竹椅上，听他用带着川音的普通话，缓缓讲起七十多年前和白求恩大夫相处的日子。他左手抚着左小腿上一道深深的疤痕——那是平型关战役时日军机枪留下的印记，每讲起一段往事，指节就会轻轻摩挲着疤痕，仿佛在触摸那些滚烫的岁月。
　　
　　1939年4月底，我刚满20岁，在前方兵站二所当护士长。那会儿的兵站藏在太行山的窑洞里，风从窑口的破布帘缝里钻进来，带着山里的寒气，也带着伤员们痛苦的呻吟。每天天不亮，我就能听见担架队的脚步声，咯吱咯吱的，每一声都像踩在我心上——那是又有伤员没能熬过去，要抬去后山安葬。所长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兵，脸上总沾着药粉，他跟我们说起伤员的数量、缺药的困境时，声音会越来越低，最后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砸在满是补丁的衣襟上。我们都知道，他心里比谁都急，却连一瓶像样的消毒酒精都拿不出来。
　　我是四川巴中人，1934年跟着红军走的时候才十五岁，跟着红四方面军爬雪山、过草地，一路走到延安。1938年1月到129师前线兵站当支前卫生队长，平型关战役那回，日军的机枪子弹扫过来，我左腿一麻就倒了，后来才知道小腿骨被打穿了。养伤的时候我就想，只要能站起来，我还要接着救伤员。1939年1月调到二所，看到窑洞里挤满了伤员，有的腿上裹着发黑的布条，有的肚子上渗着血，却连一片干净的纱布都没有。我这心里又疼又急，晚上躺在硬板床上，总听见伤员疼得哼唧，翻来覆去睡不着。
　　直到4月下旬的一个下午，远处传来马蹄声，我们跑到窑口一看，几个穿着八路军军装的人骑着马过来。为首的是个高个子外国人，金发碧眼，脸上带着风尘，却精神得很——后来才知道，这就是白求恩大夫，身后跟着柯棣华大夫，还有医疗队的同志。所长握着白求恩大夫的手，激动得话都说不连贯，反复说着“可把你们盼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陪着白求恩和柯棣华大夫查房。白求恩大夫蹲在每个伤员的炕边，用不太流利的中文问“疼不疼”“伤了多久”，还从随身的皮包里掏出小本子，一笔一划记下来。看到那些伤口流脓滴血的重伤员，他会皱紧眉头，手指轻轻按在伤口周围，仔细检查感染情况，嘴里还念叨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有个小战士腿上的伤口已经生了蛆，白求恩大夫蹲在那里，用镊子把蛆一条一条夹出来，动作轻得像怕碰疼小战士，夹完后还轻声安慰：“别怕，很快就好。”
　　回到临时办公室的窑洞，白求恩大夫突然发起火来，把手里的本子往桌上一拍，气鼓鼓地说：“你们怎么连基本知识都没有？怎么能用生棉花、旧布条包扎伤口？那会把伤口搞坏的！”我和几个医生站在旁边，头都不敢抬，心里又委屈又难受。所长赶紧把懂英文的吴医师请来，红着眼圈解释：“白大夫，我们哪能不知道这样不对啊！可您看看，这里没有消毒的酒精，就用老乡酿的白酒代替，有时候白酒都断了，只能烧点盐水；没有药棉纱布，就去老乡家买籽棉，放在大锅里煮一煮就用；白布用完了，保管室里的被子撕了好几床，煮过之后当纱布用。那些重伤员疼得直打滚，我们看着心疼，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长说着，眼泪又下来了。白求恩大夫看着我们，刚才的怒气慢慢消了，他掏出帕子擦了擦眼睛，声音也低了：“我知道你们难，是我太急了。”
　　
　　后来白求恩大夫统计了全所的伤员，一共1450个，他从中挑出200个必须手术的，其中27个是特重伤员，他说“这些人必须马上手术，晚一天就多一分危险”。手术前一天晚上，他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在油灯下画手术示意图，详细讲手术步骤，还特意把我叫到跟前，指着示意图说：“杨秀玉同志，你负责消毒，这个责任很大，要绝对负责。我的手术成功与否，你有一半责任，出了事我找你。”他的眼神特别认真，我赶紧点头，心里又紧张又不敢怠慢——我知道，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手术开始那天，天刚亮我们就忙活起来。手术室是临时腾出来的窑洞，地上铺着煮过的白布，手术器械放在炭火上烤着消毒。第一个手术的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小战士，肚子被炮弹片划开，已经三天没吃饭了，脸白得像纸。麻醉师把麻药注射进去后，白求恩大夫立刻俯下身，手里的手术刀稳稳落下。我站在旁边递器械、递消毒棉，眼睛不敢眨一下，窑洞里只有手术刀碰撞的声音，还有白求恩大夫偶尔发出的指令。这台手术做了三个小时，结束的时候，白求恩大夫的额头上全是汗，我赶紧递上冷水帕，他擦了擦，又去看刚做完手术的小战士，确认呼吸平稳了，才松了口气。
　　接下来的几天，白求恩大夫几乎没离开过手术室。除了吃饭，他要么在做手术，要么在查看伤员情况，有时候我们劝他歇会儿，他总说“伤员等着呢，没时间歇”。我们怕他累着，随时备着冷水帕，他一停手就递过去，再把晾好的水送到他嘴边。有一次做一个腿部截肢手术，难度特别大，做了四个小时，结束后他扶着手术台站了好一会儿，手都在抖，却还笑着说“还好，保住了命”。
　　到了第三天夜里12点，刚把一个做完手术的伤员抬走，白求恩大夫突然身子一歪，倒在地上。我们都吓坏了，所长赶紧冲过去，柯棣华大夫摸了摸他的脉搏，说“是太累了，低血糖”。吴医师用冷水帕给他擦脸，我端来温水，一点点喂到他嘴里。过了几分钟，他猛地坐起来，第一句话就是“这是怎么回事？伤员呢？下一个准备好了吗”。柯棣华大夫按住他，说：“你先歇着，我来做剩下的。”他却摆摆手，挣扎着要站起来：“不行，这些伤员我最了解，我来做。我们累点不要紧，多做一台手术，兴许就能多救一条命。我每次看到有人抬着遗体出去，心里就像被刀割一样——我们是救死扶伤的，要是都抬出去，我们还有啥用？”说完他让我们端来冷水，把脸浸在水里醒神，然后又走到手术台边，说，“抬下一个吧。”
　　贺老总知道白求恩大夫辛苦，特意让管理员给弄点好吃的。管理员跑了好几个老乡家，才找到三个鸡蛋，蒸成蛋羹送过来。白求恩大夫看着蛋羹，皱着眉问：“这是给谁的？”管理员说“贺老总让给您补身体的”，他却把蛋羹推到旁边：“我不用补，给刚做完手术的伤员吃，他们流了那么多血，比我更需要。”后来他趁手术间隙，跑到山下的河里洗了个澡——山里的水还很凉，他却笑着说“这样能提神”，洗完就又跑回手术室。
　　
　　我负责的消毒工作，白求恩大夫每天都会检查好几遍。有一次我用盐水煮纱布，他站在旁边看着，直到水开了又煮了十分钟，才点点头说“这样才对，不能有一点马虎”。每次检查完，他都会再跟我说一遍“责任重大”，我知道他不是不信任我，是怕一点疏忽害了伤员，所以每次消毒都格外仔细，哪怕手被开水烫红了，也不敢分心。
　　第七天凌晨4点，天还没亮，窑洞里的油灯忽明忽暗。白求恩大夫刚给第26个重伤员做完手术，正准备收拾器械，突然又倒了下去。这次他晕了好一会儿，所长把他抬到住的窑洞里，盖了两床被子，他醒来后，一睁眼就问：“还有一个伤员呢？手术做完了吗？”我和所长劝他“先歇一天，明天再做”，他却摇着头，撑着身子要起来：“不行，就剩一个了，做完就能放心了。”我们拦不住他，只好扶着他回到手术室。最后一个手术做了两个小时，结束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看着被抬走的伤员，笑着说“好了，都做完了”，然后就靠在墙上，闭着眼歇了会儿——我看着他眼角的皱纹，还有满是血丝的眼睛，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那七天七夜，我们跟着白求恩大夫连轴转，每个人都累得不行。有的医生站着就能睡着，我有一次去厕所，靠在墙上就睡着了，还是被冻醒的。但没人抱怨，因为我们知道，白求恩大夫比我们更累，他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中国救我们的战士，我们还有啥理由叫苦？
　　第一批重伤员的手术做完后，白求恩大夫又带着我们检查剩下的伤员，按伤势轻重编号，分批做手术。遇到伤势严重、难度大的，他总说“这个我来做”，有时候一天要做五六台手术，累得手都抬不起来，却从没说过一句放弃的话。就这样又忙了40多天，所有该做的手术都做完了，拆线的时候，每个伤员的伤口都愈合得很好，没有一个感染的——我们都高兴得不行，白求恩大夫也笑着说“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1939年9月下旬，军区卫生部发来通知，让医疗队去前方。我们帮着收拾东西，有的战士偷偷往医疗队的包里塞自己舍不得吃的干粮，有的老乡送来煮好的鸡蛋，大家都红着眼圈，没人说话——我们都舍不得他们走，尤其是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大夫看着我们，笑着说：“这里的任务完成了，就该去更需要的地方。咱们都是当兵的，有令即行嘛！等打跑了鬼子，咱们再见面。”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可我分明看到他眼里有泪光。
　　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11月12日那天，消息传来说，白求恩大夫在河北唐县做手术的时候，被感染了，不幸牺牲了。我们听到消息，整个兵站都静悄悄的，没人说话，过了一会儿，不知谁先哭出了声，接着所有人都哭了——战士们、医护人员、还有来看伤员的老乡，都站在窑洞口，朝着河北的方向哭。有个老乡边哭边说：“白大夫是好人啊，那么好的人，怎么就走了呢……”我想起和他一起做手术的日子，想起他说“救死扶伤是责任”，眼泪怎么都止不住。
　　新中国成立后，我还在医院工作，一直干到退休。回到四川老家后，不管是广汉市内的街坊，还是巴中山里的老乡，只要有人找我看病，我都去——我总想起白求恩大夫，想起他说的“要对得起伤员，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那些和他一起工作的150多个日夜，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日子，我永远记得他蹲在伤员炕边的样子，记得他说“责任重大”时的眼神。
　　
　　杨老人讲到这里，停了下来，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口水，然后看着我说：“李明啊，这些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白大夫是英雄，那些牺牲的战士也是英雄，我们活着的人，得把他们的故事讲下去，不能让后人忘了。”
　　我点点头，心里满是敬意。是啊，白求恩大夫的医者仁心，杨老人这样的抗战老兵的坚守，都是刻在民族骨子里的精神。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救死扶伤”这四个字的重量，这样的故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致敬白求恩，致敬每一位为抗战付出的英雄，致敬永远坚守初心的抗战老兵杨秀玉。
　　
　　(二)
　　
　　2010年的夏天，我又见到了老兵张军，他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里两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并肩站着，眼神里满是英气。张军指着照片说：“这是彭中荣和彭中志兄弟，衡阳保卫战里，他俩的故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张军把我带回了1944年那个硝烟弥漫的衡阳城。
　　
　　彭家兄弟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家里有六个兄弟姐妹，中荣哥是老二，中志弟是老四。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刚满20岁的中荣哥揣着家里的几块银元，偷偷去报了名，后来考进了黄埔军校14期。毕业那天，他给家里寄了张穿军校制服的照片，背面写着“誓扫倭寇，还我河山”。再后来，他成了第10军预10师29团的迫击炮连连长，常年在前线和日军周旋。
　　1944年长沙失守那天，中志弟刚满18岁。看着家乡被日军烧得一片狼藉，他没跟家里打招呼，一路打听着找到了在衡山守卫的中荣哥。当时部队正缺人手，中荣哥本想让他做后勤，可中志弟死活不肯，说“要跟哥一起打鬼子”，最后成了部队里的文体干事，平时教战士们唱军歌、写家书，可心里总盼着能上战场。
　　6月23日那天，部队从衡山往衡阳转移，中志弟背着帆布包，一路跟在中荣哥的迫击炮连后面。走到衡阳城外时，远远就能看见环城南路附近的花果山和天马山——那是他们要守的阵地。中荣哥指着两座山跟战士们说：“这是衡阳的南大门，咱们死也得把它守住！”
　　战斗从第二天清晨就打响了。日军的飞机像乌鸦一样黑压压地飞来，炸弹落下来的时候，地面都在抖。中志弟第一次见这阵仗，刚开始还慌，中荣哥就拉着他躲进防空洞，说“别怕，跟着我”。有时候防空洞满了，他们就往战壕里钻，实在没地方躲，看见飞机俯冲下来，就赶紧趴在地上装死。有一次，一颗炸弹在中志弟旁边20米处炸开，气浪把他掀出去老远，他爬起来摸了摸身上，发现只是擦破了皮，笑着跟中荣哥说“哥，我命大”。还有一回更险，一颗未爆的炸弹就落在他脚边，他想都没想就地一扑，紧接着“轰隆”一声，地上炸出个四五米深的坑，泥土把他埋了大半截。等他挣扎着爬出来，脸上、胳膊上全是被石头和弹片划的口子，血顺着袖口往下滴，他却顾不上疼，捡起掉在地上的军帽，又跑回了阵地——他总说，只要没被炸死，就能接着跟鬼子干。
　　
　　那些日子，枪炮声就没停过，白天打，晚上也打。中荣哥的迫击炮连有6门82迫击炮，战士们白天趴在炮位上，瞄准日军的阵地打，晚上就借着月光修工事。中志弟本来是文职，可看着前线人手越来越少，他主动跟中荣哥请战，要去帮着搬炮弹、递弹药。有天夜里，他跟着中荣哥去检查炮位，听见战壕里有战士在哭，走近一看，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兵，腿被打穿了，却还攥着步枪。中荣哥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块干粮递给小兵，说“挺住，等打跑了鬼子，咱们就回家”，中志弟在旁边帮着包扎，心里又酸又硬——他知道，守住阵地，就是守住大家的家。
　　打到后来，部队的弹药越来越少，战士们得盯着日军靠近了才开枪，手榴弹也得算着扔。中荣哥的迫击炮连更是省着用炮弹，每一发都要瞄准了再打。有一回，日军的山炮和野战炮对着他们的阵地猛轰，炮管打得通红，战士们就用麻袋浸了水裹在炮管上降温。中荣哥怕伤亡太大，想出了打“溜炮”的法子——打一炮，赶紧把炮挪到掩体里，等日军的炮弹落下来，再推出来打第二炮。就这么跟日军耗着，一个月下来，他们的6门迫击炮打了4000多发炮弹，打死打伤了不少鬼子，连敌68师团长佐久间都被他们炸成了重伤。可他们自己也伤亡惨重，全连120多人，到后来只剩下11个，其中7个还带着伤。
　　7月12日那天，太阳特别毒，空气里都是火药味。中荣哥正趴在炮位上指挥射击，突然“砰”的一声枪响，他身子一歪，就倒在了地上。中志弟当时正在不远处搬炮弹，看见哥哥倒下，脑子“嗡”的一声，扔下炮弹就冲了过去。跑到跟前才发现，中荣哥左胸上有个血洞，子弹从前面穿进去，后面透出来，肉都翻着，鲜血把军装浸得透湿。中志弟扑在哥哥身上，用自己的身子挡着，生怕再有人开枪。旁边的传令兵赶紧跑过来，两人一起架着中荣哥，往城里的兵站医院跑。
　　
　　医院设在一个破庙里，到处都是伤兵，呻吟声此起彼伏。有的伤兵伤口里都长了蛆，疼得直打滚，还有人受不了这份罪，偷偷投了江。中荣哥被放在一块门板上，呼吸都很微弱。医生翻了翻他的眼皮，叹着气说“只能简单处理下，没药了”。中志弟看着哥哥痛苦的样子，眼泪止不住地掉，却只能咬着牙帮哥哥换药——每次把白纱布塞进伤口里，再慢慢扯出来，中荣哥都疼得浑身发抖，额头上的汗像黄豆一样往下滚，却一声不吭。用过的绷带也不敢扔，中志弟就拿到河边洗干净，晒干了再用，上面的血渍洗了好几遍都洗不掉。
　　后来，中荣哥被转移到环城路附近火车南站的一个民房里养伤。那段时间，中志弟每天都守在旁边，给他喂水、擦身子，晚上就趴在床边睡。中荣哥清醒的时候，就跟他说以前家里的事，说等战争结束了，要带他回长沙，吃一碗热乎的米粉。中志弟每次都点头，心里却揪得慌——他知道，外面的战斗还在打，他们能不能活着出去，谁也说不准。
　　8月8日那天，外面的枪炮声突然停了。中志弟跑出去打听，才知道第10军弹尽粮绝，军长方先觉为了保住剩下的官兵和几千伤员的命，决定跟日军停战。那一刻，中志弟坐在地上，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他们守了47天，牺牲了几千弟兄，杀了近5万鬼子，可最后还是成了俘虏。当天下午，日军把他们集中起来，关在了衡阳市政府、忠爱社和社会服务处这三个地方，中荣哥因为有伤，被抬着送了过去。
　　没过多久，日军就让他们当挑夫，给西乡演陂镇的据点送军需物资。中荣哥伤没好，根本直不起腰，只能手脚并用地爬，爬了一整夜才到演陂桥，膝盖和手掌都磨出了血。晚上，他们被关在一个两层的民房里，中志弟住楼上，中荣哥在楼下。等到日军睡熟了，中荣哥用尽力气挪来一架梯子，把中志弟从楼上接了下来。两人偷偷摸进日军的房间，拿了两套军装换上，趁着夜色溜了出去。
　　他们对衡山一带的地形熟，就沿着南岳后山走，路过练兵场的时候，还看见日军的岗哨，赶紧趴在草丛里躲了半天。中荣哥走不动，中志弟就找了块木板，用草绳子把他绑在上面，拖着往前走。路上遇到日军的汽车开过来，他们就钻进树林里，等汽车过了再出来。有一次，他们实在走不动了，躺在路边，被一个砍柴的老乡发现了。老乡知道他们是打鬼子的兵，赶紧回家拿了干粮和水，还帮他们联系了道县县长唐鸿烈。后来，在老乡和唐县长的帮助下，他们辗转到了江华，最后终于回到了27集团军司令部。
　　之后，兄弟俩在莫凤山养伤。中荣哥伤好后，心里还惦记着部队，就一路徒步从广西走到云南曲靖，找到了方先觉军长，后来成了619团战炮连连长。中志弟则留在了当地，加入了战时工作团，帮着组织群众支援前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中志弟正在给战士们写家书。听到消息的那一刻，他扔了笔，跑到街上大哭起来——他终于可以回长沙，终于可以跟哥哥一起吃那碗热乎的米粉了。后来，中志弟考取了中央警官学校，在南京、广州、重庆等地学习，1949年5月毕业后回了湖南。6月的时候，他在长沙市工委书记沈立人的领导下，参加了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公安部门、学校、工厂工作，一直干到退休。中荣哥则在1949年底脱离了国民党部队，1950年回了湖南，成了湘潭锰矿厂的一名工人，每天在矿上干活，再也没提过当年在战场上的事。
　　2012年8月，彭中志去世；2015年6月，彭中荣也走了。张军说到这里，擦了擦眼角的泪，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收进怀里：“他们兄弟俩，这辈子都没辜负‘保家卫国’这四个字啊。”
　　我坐在张军身边，看着窗外的阳光，心里满是敬意。彭中荣、彭中志兄弟，还有无数像他们一样的抗战老兵，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守住了我们的家国。他们的故事，不该被忘记；他们的名字，该被永远铭记。
　　致敬抗战老兵彭中荣、彭中志，致敬每一位为民族独立而战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