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五章 扫奸除恶，牺牲关头

　　(一)
　　
　　2000年的初秋，我去看望老公安局长陈新同志。他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叶子已经开始泛黄，风一吹就簌簌往下落。我们坐在树下的石桌旁，他泡了壶新茶，氤氲的热气里，他慢慢打开了话匣子，说起了1943年春天那段扫奸除恶的往事。
　　
　　那年春寒还没褪尽，邹县的土路上还结着薄冰。陈新刚兼任邹县公安局长没多久，一天清晨，局里的通信员匆匆跑来报告，说门口有个自称夏传章的人，哭着喊着要见他，还说有重要情报要交。陈新心里“咯噔”一下，这名字他有点印象——是革命同志夏风的弟弟，可早听说这小子投靠了日本人，成了邹县宪兵队头子浜沙的跟班。
　　他走到门口一看，夏传章正跪在泥地里，棉袄上沾着不少污渍，脸上又是泪又是灰，见了陈新就“砰砰”磕头，嘴里念叨着“陈局长，我错了，我要赎罪”。他从怀里掏出个用油纸层层包裹的东西，打开一看，是份日伪近期的布防草图，还有几个特务的名单。“我哥要是还在，肯定也容不得我做这伤天害理的事。”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说自己早就受够了当汉奸的日子，夜里总梦见被老百姓唾骂，求陈新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陈新蹲下身，盯着他的眼睛：“夏传章，你要知道，立功赎罪不是靠哭出来的，得看实际行动。”他心里清楚，夏传章这号人，从小就游手好闲，以前跟着鲁南区党委组织部长魏思文当警卫时，就因为受不了啃窝头、睡草堆的苦，偷偷跑了。这次突然回来，哪能轻易信他？
　　当下，陈新让警卫员缴了他腰间的枪——那是一把八成新的王八盒子，枪套上还刻着个小小的“浜”字，一看就知道是谁给的。“先去敌工部吧，那里缺个打杂的，你好好干，让组织看看你的诚意。”陈新故意说得轻描淡写，转头却对负责敌工部的同志使了个眼色，“多照看他点，别让他到处乱晃。”
　　可这夏传章滑得像条鳝鱼。没过三天，负责监视的同志就慌慌张张来报，说夏传章借口去茅房，翻过院墙跑了。陈新捏着手里的情报，眉头拧成了疙瘩。这情报看着像是真的，但夏传章跑这么快，肯定有问题。他立刻让人去联系日伪那边的内线，没过两天，消息就传了回来——果然是个圈套！
　　
　　原来前阵子，泗水县大队在黑风口打了个漂亮的埋伏，不光歼灭了二十多个鬼子，还活捉了浜沙的得力干将、大特务缪德堂。这缪德堂知道太多日伪的秘密，浜沙急得满嘴燎泡，才想出这么个毒计，让夏传章假装反正，混进根据地。任务有两个：要么趁乱把缪德堂劫走，要么找机会干掉专员周蓝田。浜沙还撂了狠话，俩任务完成一个，不然就打断他的腿，扔去喂狼。
　　“这小子跑了之后，直接投了泗水县的宪兵队长唐本。”陈新呷了口茶，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屑，“唐本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夏传章为了讨好他，把自己知道的根据地情况一股脑全说了，还主动请缨要当向导，带鬼子去‘清剿’。”
　　周蓝田专员听说后，气得把手里的旱烟杆都攥断了：“陈新，这颗钉子必须拔掉！留着他，不知道多少同志要遭殃！”
　　
　　陈新也急，可夏传章现在跟唐本形影不离，身边总跟着四五个保镖，硬抢肯定不行。正在发愁时，武工队的人押来了个矮胖矮胖的家伙，说是在城郊抓到的情报贩子，外号叫“老鳖精”。这“老鳖精”是个典型的墙头草，谁给的钱多就给谁办事，既给鬼子递消息，也偶尔跟根据地做些小买卖。
　　陈新亲自去审他。审讯室里就一张破桌子，两把椅子。陈新往椅子上一坐，没拍桌子，也没瞪眼，就慢悠悠地说：“老鳖精，你在这一带混了这么多年，该知道谁是长久的靠山吧？日本人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能蹦跶几天？你现在帮他们干脏事，将来清算的时候，想过自己的下场吗？”
　　“老鳖精”一开始还想狡辩，说自己就是个跑单帮的，什么都不知道。陈新也不急，给他倒了碗热水：“我知道你图啥，不就是想多挣俩钱吗？但钱得干净，花着才踏实。现在给你个机会，帮我们办件事，以前的账，一笔勾销。办好了，还能给你些奖励。”
　　“老鳖精”眼珠转了半天，终于咬了咬牙：“陈局长，您说，只要我能办到的，绝不含糊！”
　　陈新拿出纸笔，写了封信。信上是这么说的：“三二五，你去的时间虽短，但收获不少，今后要细心耐心，把更有价值的情况弄清楚。最好能从内部用交朋友的办法，团结几个可靠的人，才能及时搞好这项工作，多用点经费也没关系。你所要求的事，待研究后再告诉你。”落款是“二〇一笔谕”。
　　他把信折好，塞进“老鳖精”手里：“把这信送到泗水县，亲手交给夏传章。记住，只能让他一个人看到，要是走漏了风声，你自己掂量后果。”
　　这“三二五”是陈新临时给夏传章编的代号，“二〇一”则是敌工部的代号。这信乍一看，就像是组织给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下达的指令。陈新算准了，“老鳖精”这种唯利是图的人，肯定不会乖乖听话——果然，这家伙一到泗水，就觉得把信交给唐本更能邀功，屁颠屁颠地跑去找唐本了。
　　唐本是个老狐狸，看了信当即就炸了。他本来就觉得夏传章是浜沙塞过来的人，心里不待见，这下正好有了由头。当晚，夏传章就被捆进了宪兵队的刑讯室，鞭子、烙铁轮番上阵，没熬过半夜就招了——当然，他招的全是浜沙让他干的事。可唐本哪会信？天亮前，一声枪响，夏传章这颗毒瘤算是被除了。消息传到邹县，陈新他们心里都松了口气。
　　
　　除了夏传章，还有个汉奸叫陈德良，也让根据地的同志们恨得牙痒痒。1942年10月，驻泗水的鬼子在孙徐李家围子建了个据点，就让陈德良当所长。这家伙仗着鬼子的势，到处敲诈勒索，还琢磨着拉拢我们的人。他看中了武工队的张干——张干家里以前是富农，参加革命没多久，有点受不了队里的苦。
　　陈德良找了个小铁匠当说客。这小铁匠天天往张干跟前凑，今天送块糖，明天递袋烟，嘴里净说些据点里的“好处”：“小张啊，你看你在这风吹日晒的，图啥？跟我去见陈所长，保你吃香的喝辣的，每月发的老头票都花不完！”
　　一开始张干还不理他，可听得多了，心里就有点活泛了。有天晚上，小铁匠又来找他，张干忍不住问：“我去了能干嘛？真能给那么多钱？”小铁匠一看有戏，赶紧说：“这你放心，陈所长说了，只要你肯来，啥都好说。我先回去跟他说声，约个时间地点，你们当面聊。”
　　张干这心思一动，精神就恍惚了，训练时枪都拿不稳。武工队长周林是个细心人，一眼就看出不对劲，拉着张干聊了半宿。“小张啊，咱们干革命，图的不是眼前的舒服，是将来能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周林拍着他的肩膀说，“汉奸的话能信吗？他们今天能给你钱，明天就能卖了你！”
　　张干被说得满脸通红，终于忍不住，把跟小铁匠的事全说了，还把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也交代了——就在李家围子外的一间破庙里，晚上九点。
　　周林立马把这事报给了陈新。陈新一拍桌子：“好机会！就用他当诱饵，把陈德良给我钓出来！”
　　
　　那天晚上，破庙里点了盏油灯，昏昏暗暗的。张干按照事先安排，坐在角落里等着。快九点的时候，小铁匠领着陈德良来了。两人刚进门，还没看清屋里的情况，张干就掏出枪，对着陈德良的脸“砰”地开了一枪——这枪是陈新特意安排的，只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留着活口。
　　枪声一响，埋伏在庙外的武工队员立马冲了进来，三下五除二就把陈德良和小铁匠捆了个结实。陈德良疼得嗷嗷叫，嘴里还骂骂咧咧，可一见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自己，立马就怂了。
　　没过几天，陈新和周林就在李家围子开了个公审大会。老百姓听说要枪毙陈德良，都从四面八方赶来了，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有人带着鸡蛋，有人拿着石头，见到陈德良被押上来，鸡蛋石头就像雨点一样砸过去。“汉奸！该杀！”“为民除害啊！”的喊声此起彼伏。
　　陈新站在土台子上，声音洪亮地宣布：“汉奸陈德良，勾结日寇，残害百姓，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话音刚落，枪声就响了。台下的老百姓欢呼雀跃，好多人都流下了眼泪——这是大快人心的泪啊！
　　
　　可斗争哪有一帆风顺的。1943年2月19日，天阴沉沉的，日寇突然调集了大批兵力，对邹东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当时公安局里还押着10名罪犯，有小偷，有伪军，还有两个罪大恶极的汉奸。陈新看着窗外越来越近的硝烟，当机立断：“把那两个汉奸带上，其余的暂时释放，让他们回家躲躲，等扫荡结束了再回来接受处理！”他知道，这些人里有不少是被逼无奈的，没必要让他们白白送命。
　　下午三点多，侦察员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报告，说小仲家庄村东发现了鬼子的大部队，足有五百多人，正往村里迂回，看样子是想把公安局包个饺子。陈新心里一紧，赶紧让人把那两个汉奸拉到村后的乱葬岗，“砰、砰”两枪处决了——绝不能让他们落到鬼子手里，反过来咬自己人一口。
　　四点多，陈新带着队伍开始突围。他们沿着山脚往东走，想从柴禾山绕到圣公山，再从那里冲出去。可刚靠近圣公山山顶，就听见“哒哒哒”的机枪声——鬼子早就设好了埋伏！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陈新只觉得胳膊和肩膀一阵剧痛，低头一看，鲜血已经把棉袄浸透了。
　　“同志们，跟我冲！”他咬着牙，忍着疼，挥舞着枪往前冲。可鬼子的火力太猛，冲了几次都被压了回来。山下的鬼子也追上来了，前后夹击，情况越来越危急。直到天黑透了，借着夜色掩护，陈新才和独立团的同志一起，硬冲出了一条血路。
　　清点人数的时候，所有人都沉默了。独立团和公安局保卫队加起来，一共牺牲了43名同志。陈新站在山顶上，望着山下的火光，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那些牺牲的同志里，有刚参军的小鬼，有跟他一起从泗水打出来的老战友……
　　
　　陈新说到这里，拿起茶杯，手微微有些颤抖。院子里的风更大了，吹得老槐树“哗哗”作响，像是在为那些牺牲的烈士默哀。
　　后来我才知道，抗战胜利后，陈新跟着部队南征北战，参加了解放战争，还渡过长江，一直打到了南方。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担任宁波市军管会主任、上海市第二职工大学校长等职，为建设新中国出了不少力。1981年离休后，他还总惦记着那些牺牲的战友，时常去烈士陵园看看。
　　那天离开陈新家时，夕阳正染红了半边天。我回头望了望那棵老槐树，心里琢磨着，正是有陈新这样的人，在枪林弹雨中扫奸除恶，在血与火里坚守信念，我们才能有今天的好日子。他们的故事，该被永远记着。
　　
　　(二)
　　
　　陈新说起郭瑞林的故事时，眼睛里泛起了光。陈新轻轻咳了两声：“1944年我在晋察冀三纵队的野战医院待过仨月，就那会儿认识的郭瑞林。才十五岁，河北易县人，瘦得像根豆芽菜，可眼睛亮得很，透着股机灵劲儿。”
　　陈新说，郭瑞林年初刚参军，在野战医院里是个“多面手”——卫生员的活儿他干，抬担架的力气活他抢着上，伤员换药、喂饭这些护理事他也包。“你是没见过那医院的光景。哪有什么营房？就是借老百姓的村子，东家一间西家一铺，全村都成了病房。农民家的门板卸下来，铺块白布就是手术台；怕感染，就用白布在手术台四周围个圈，算是‘无菌区’。”
　　那会儿消毒全靠土办法。“镊子、钳子这些器械，就用老百姓做饭的铁锅烧开水煮；纱布、棉花球更简单，放在箅子上蒸，靠那点低压蒸汽杀杀菌。条件苦啊，可没人喊累。”
　　郭瑞林轮值夜班时，陈新跟着过两回。夜班就俩人，通常是一男一女，男的背杆步枪负责警戒，女的背药箱、提马灯管换药。“村里的路坑坑洼洼，夜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马灯的光就照见眼前三尺地。他们挨家挨户转，给伤员测体温、换纱布、打止痛针，一圈下来，腿都遛直了，常常是鸡叫三遍才能歇口气。”
　　有回数九寒天，零下十几度，郭瑞林值夜班时遇上紧急情况。“一个伤员突然虚脱，脸白得像纸，浑身冒冷汗，喘得像拉风箱，眼看就不行了。郭瑞林赶紧掏急救箱，可针剂全冻成了冰疙瘩，樟脑针、尼可刹米，怎么抽都抽不动。”
　　
　　陈新说，郭瑞林急得直搓手，手心冻得通红，却一点暖意都没有。“突然他盯着自己呼出的白气愣了愣，猛地把药瓶塞进嘴里——他想靠嘴里的温度化开药。那药水冰得刺骨啊，他含着药瓶，嘴唇都冻紫了，愣是没吐出来。等药水化了点，赶紧抽出来给伤员打上，没过半个钟头，伤员的脸色才缓过来点。”说到这儿，陈新抹了把眼角，“那时候的孩子，哪学过什么急救知识？全是凭着一股‘不能让战友死’的劲儿。”
　　
　　1944年3月，完县马耳山的仗打得凶。“敌人的炮弹跟下雨似的，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把郭瑞林的帽子都打飞了，头发上沾着土，他都没顾上捡。天上还有飞机盘旋，机枪‘哒哒哒’地扫，他背上的挎包被打了个大窟窿，绷带、药水洒了一路。”
　　陈新说，那会儿担架队被火力压着上不来，阵地上躺了好几个伤员。郭瑞林连滚带爬地冲进阵地，看见一个大个子战士腿受了伤，疼得直哼哼。“那战士比郭瑞林高半个头，他想背起来，可使出吃奶的劲儿也挪不动。子弹就在头顶上飞，嗖嗖地钻地里，溅起的土块打在脸上生疼。”
　　急中生智的郭瑞林解下自己的裹腿，把伤员牢牢捆在自己背上，再把背带勒在肩上，就那么匍匐着往后方挪。“地上全是碎石子，他膝盖磨得血肉模糊，裤子早就破了，血和泥混在一起，看着都揪心。可他咬着牙，爬一段歇口气，再接着爬，400多米的路，爬了快一个钟头，愣是把人驮了下来。”
　　
　　最让陈新难忘的，是5月唐县黄石口那场偷袭。“天刚蒙蒙亮，老张正在院里洗漱，突然‘哒哒哒’一阵机枪响，子弹‘嗖嗖’地穿透窗户纸，在墙上打了好几个洞。”陈新说，郭瑞林和指导员张志新住地主大院的前厅，离大门最近。
　　“一个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呀呀’叫着冲进来，刺刀闪着寒光。郭瑞林反应快，‘噌’地跳上了八仙桌，那鬼子没管他，直扑张志新。老张抬手就开枪，‘当’的一声，子弹打在鬼子钢盔上，滑飞了。鬼子更凶了，再一刺刀捅过来，老张躲不及，右臂被划了个大口子，血一下子涌了出来，把袖子都染红了。”
　　陈新说，那会儿郭瑞林眼睛都红了。“他从桌子上猛得跳下来，像头小老虎似的，一下子把鬼子扑倒在地上，俩手死死掐着鬼子的脖子。那鬼子一米六多的个头，使劲挣扎，郭瑞林就骑在他身上，死死往下按。老张忍着疼，左手抡起手枪，照着鬼子的脸‘砰砰’猛砸，没几下，鬼子就不动了。”
　　可没等他们喘口气，又一个鬼子端着刺刀冲了进来，“呀！呀！”叫着逼近。“老张赶紧躲到柱子后面，鬼子瞪着眼左右找，猛地一使劲，刺刀‘噗’地扎进木柱子里，拔了半天没拔出来。郭瑞林抓起地上的步枪，冲过去对着鬼子侧肋就捅，刺刀从脊肋缝里扎进去，足有半尺深。他拔出刀，又狠狠踹了一脚，鬼子‘扑通’倒在地上，再也没动。”
　　后来郭瑞林背上两支缴获的步枪，搀着张志新，让大家赶快从后门跑了，躲进北边的麦田里。“麦子刚没过膝盖，我们趴在里面，听着村里的枪声，大气都不敢喘。直到太阳出来，枪声停了，才敢挪窝。”
　　
　　我后来听说，那年盛夏，野战医院转移到曲阳县武家湾的龙王庙，刚住下没几天就出事了。“那天中午，伙房刚把窝窝头端出来，就听见大道上‘砰砰’响枪。大伙儿正纳闷，放羊的虎子疯跑着上山，喊着‘鬼子来了！奔庙里来了！’”
　　彭院长当即下令转移，轻伤员往庙后的树林里钻，可3个下肢受伤的伤员挪不动，被鬼子堵在了院子里。“那些伤员都是硬骨头，拿石头跟鬼子拼，骂声、惨叫声混在一起……最后全被鬼子用刺刀挑死了，院子里的石板地上全是血。”
　　郭瑞林当时正在西屋病房，满脑子就一个念头：不能让重伤员再遭殃。“他把卧床的伤员小心地从床上挪下来，推到墙根，用草垫子挡得严严实实。刚藏好俩，门‘哐当’被踹开了，一个鬼子端着刺刀闯进来。郭瑞林想都没想，抄起墙角一根枣木拐杖就冲上去，那拐杖是前阵子牺牲的老班长留下的，油光锃亮。”
　　可鬼子的刺刀快啊，轻轻一拨就把拐杖打飞了，跟着反手一刀，“噗”地刺进郭瑞林的腹部。“那孩子‘哎吆’一声，捂着肚子倒在地上，眼前一黑就啥也不知道了。”
　　
　　后来是彭院长他们救了他。“鬼子走后，院长回庙查看，一进门就看见3个伤员攥着石块倒在血泊里，进了西屋，见郭瑞林浑身是血，手里还攥着半截拐杖，另外俩没藏好的重伤员也被刺死在床上。大伙儿都哭了，有个女护士抱着郭瑞林的头，喊着‘小郭，小郭’，可他一点动静都没有。”
　　好在彭院长细心，摸了摸他的脖子，发现还有微弱的脉搏。“赶紧打强心针，抬到手术室紧急手术。那手术做了仨钟头，院长的白大褂都被血浸透了。命大啊，真命大，愣是从阎王爷手里把他抢回来了。”陈新说，郭瑞林藏起来的那俩重伤员也活了下来，成了那段历史的见证。
　　抗战胜利后，郭瑞林成了华北野战军后勤医院的骨干，跟着部队南征北战，从华北打到江南。“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军队医院干，1989年才离休。现在在易县东关住着，身体还硬朗。”
　　
　　陈新说，郭瑞林最爱唱首老歌，1936年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每次唱，都跟当年在战场上一样，腰杆挺得笔直，眼里有光。”
　　说到这儿，陈新累得闭上了眼，呼吸渐渐平稳。窗外的雪还在下，我望着飘落的雪花，心里一遍遍想着那个十五岁的少年——他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伤员，用冻红的嘴唇化开针剂，用年轻的胸膛挡住刺刀。他和无数像他一样的年轻人，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誓言，刻进了骨子里，融进了民族的血脉里。
　　他们的故事，该被我们永远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