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四章 暗杀天团，敌死我活

　　（一）
　　
　　张军老哥讲到祝宗梁那伙人的时候，烟卷在指间燃得只剩个烟头，火星子烫着了手才猛一哆嗦。“那可不是寻常娃娃，”他嘬着牙花子笑，“十八九岁的年纪，揣着炸弹跟揣着糖块似的，敢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掀风浪。”我这才知道，1938年春天那个黄昏，藏在天津街头的不只是落日，还有群攥着复仇火种的少年。
　　
　　祝宗梁总说，南开中学的断壁残垣是他的“启蒙老师”。那天他约了袁汉俊三个，在英租界的小杂院里捣鼓炸弹——洋铁皮罐头里塞满硝石和碎铁片，引线裁得长短不一，短的是即时引爆，长的能焐在怀里等三站地。“咱四个分两路，”他给每人塞了枚，罐头壳子硌得肋骨生疼，“北站那辆我去，你们仨盯西站，记住，见着戴钢盔的扎堆再动手。”
　　我想象着那画面：18岁的祝宗梁穿着洗得发白的学生制服，混在挤挤挨挨的乘客里，指尖反复摩挲着罐头底的引信拉环。车过西北角的时候，他瞥见后排坐着五个日本兵，正用刺刀挑着百姓的包袱翻找。他悄悄挪到后门，等电车哐当停在文昌宫站，拉环一扯，把罐头往座位底下一塞，转身就跳了下去。
　　“东南城角那声炸响，跟晴天劈雷似的。”张军拍着桌子，“我当时在隔壁胡同修鞋，就听‘轰隆’一声，接着是日本人嗷嗷叫。后来才知道，那铁皮罐头把车身炸了个碗大的窟窿，抬下来的日本兵里，三个没了气，剩下的断胳膊断腿，血顺着电车轨道流了半条街。”
　　西站那辆就没这么“运气”。炸弹响的时候，乘客早下光了，只把个空车壳炸得歪歪扭扭。还有两枚不知怎的没炸，后来听说是引线受潮——毕竟是些半大孩子，凭着一股子血气，哪懂什么精密手艺。
　　
　　炸了公车，祝宗梁他们的胆子更壮了。转年夏天，盯上了河北大经路的日军粮栈。那地方堆着小山似的粮食和稻草，四周拉着铁丝网，门口两个哨兵端着枪来回踱。“硬闯肯定不行，”祝宗梁跟孙若愚、吕迪纲合计，“咱用燃烧弹，隔着墙扔进去。”
　　那燃烧弹是用酒瓶子做的，里面灌了汽油，塞着浸了煤油的棉絮。傍晚五六点钟，天刚擦黑，三人骑着自行车装作路过，到了粮栈墙外，瞅准哨兵转身的空当，掏出瓶子划着火柴，“嗖”地扔进铁丝网。
　　“我亲眼看见的，”张军眯着眼回忆，“三个火球划着弧线落进去，没片刻就冒起黑烟，跟着腾地蹿起火苗，风一吹，整个粮栈跟个大篝火似的。哨兵慌了神，端着枪朝天上乱放，他们仨早蹬着自行车冲过金刚桥，回头看时，火光把半边天都映红了，连河面上都泛着红光。”
　　没过多久，他们又烧了法国桥旁的棉花栈。那地方大得像个足球场，四五米高的棉花堆码得整整齐齐。这次带了十二枚燃烧弹，三人分三个方向扔，火借着风势，“噼啪”地舔着棉花。等消防队赶来，水管子刚架起来，火苗已经窜到了半空。“第二天去看，地上只剩些焦黑的棉絮，风一吹跟黑蝴蝶似的飞。”
　　
　　再后来炸工商学院后的棉花栈，就更“讲究”了。知道日本人会用水灭火，祝宗梁和袁汉俊先去消防站，假装问路缠住值班的，趁人不注意，把一瓶“王水”泼在了帆布水带上。那玩意儿腐蚀性强，没多久水带就烂成了筛子。等入夜刘友深他们扔燃烧弹，火一烧起来，消防队来了也白搭，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比足球场还大的棉花栈烧成一片焦土。“隔着两条街都能感觉到热浪，”祝宗梁后来跟人说，“看那火光，心里又解气又发紧，解气的是烧了鬼子的东西，发紧的是怕被人发现。”
　　烧了东西，又开始琢磨杀人——专杀那些给日本人当狗的汉奸。第一个盯上的是伪教育局长陶尚铭，这人修改教科书，把“抗日”全改成“亲日”，学生们背地里骂他“汉奸狗”。
　　摸清了陶尚铭住在西湖饭店，每天下午两点多出门，祝宗梁他们就埋伏在饭店对面的树底下。那天孙若愚带着孙湘德负责动手，祝宗梁和宋长富骑着自行车在旁边掩护。“看见汽车开出来，孙湘德掏出枪就冲过去，隔着车窗‘砰砰’开了八九枪。”张军说，“陶尚铭那老小子命大，就中了一枪，瞎了只眼，可吓破了胆，没过几天就卷铺盖跑了，再也不敢露面。”
　　真正解气的是杀王竹林。那汉奸是天津商会会长，天天在报纸上吹日本人多厉害，说什么“皇军是救星”。祝宗梁上学天天打他家门口过，早把地址、车牌号摸得门儿清——英租界44号路宁静里2号，车是423号。
　　12月27号晚上，孙若愚气喘吁吁跑来：“王竹林在丰泽园吃饭，车就停门口！”三人揣着枪，骑着自行车抄近道赶过去。饭店门口停了三四十辆车，423号在最里头。他们把自行车藏在胡同里，那胡同另一头通着另一条街，是早就看好的退路。
　　等了一个多钟头，腿都冻麻了，才见423号车发动。王竹林被一群人簇拥着出来，刚要上车，祝宗梁和孙湘德就冲了过去。“离着五米远，我抬手就打了一枪。”后来祝宗梁回忆，“孙湘德跟着开了两枪，那汉奸转过身，嘴张得老大，‘啊’还没喊完，我又扣了四下扳机。”
　　枪声一响，人群炸开了锅。他们俩钻进胡同，孙若愚在胡同口朝天放了两枪，喊着“快跑”，三人蹬着自行车没影了。第二天报纸头条就是“大汉奸王竹林遇刺身亡”，说他头部中一弹，胸部中两弹，没等到医院就断了气。
　　
　　只是这痛快劲儿没持续多久。没过几个月，袁汉俊、孙若愚他们先后被抓，没一个求饶的，都死在了日本人的刑场上。张军讲到这儿，声音低了下去：“祝宗梁后来躲去了上海，才算保住条命。”
　　张军说，他去上海看祝宗梁，老爷子还能在院子里浇花。墙上挂着张老照片，是当年“抗团”那伙人，一个个穿着学生装，眼神亮得很。“他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没跟弟兄们一起走，”张军抹了把脸，“可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敢跟阎王抢命的主，都是英雄。”
　　我望着窗外，天快黑了，跟1938年那个黄昏很像。只是如今的街头，再没有揣着炸弹的少年，只有万家灯火，亮得安稳。
　　
　　（二）
　　
　　张军老哥讲孔祥武的故事时，指节敲得桌面咚咚响，像是在数当年的枪子儿。“那娃子十六岁上战场，比你我都愣，”他灌了口浓茶，“在黄河边守阵地，抱着机枪往坟头上趴，子弹嗖嗖从耳边飞，他眼睛都不眨一下。”我望着窗外落下来的雨，倒像是听见了八十多年前黄河滩上的枪声。
　　
　　孔祥武总说，1938年春天离家那天，未过门的媳妇往他包袱里塞了双布鞋，纳得密密实实。他没敢回头，怕看见娘在门框上抹眼泪——太康县芝麻洼乡的麦子刚抽穗，他却要跟着12军81师走，军长孙桐萱，师长贺粹之，团长李延年，营长王春发，连长段明堂……这些名字他记了一辈子，就像记着自家祖坟的方位。
　　到了江西地界，部队先遭了场“软刀子”。七月的南方潮得能拧出水，北方兵水土不服，拉痢疾的、生疥疮的一个接一个倒下，3500多人没见着鬼子就没了战斗力。九江口那座山，白天静得能听见虫叫，晚上却处处是眼睛。孔祥武他们不敢生火，饿了就嚼口生米，渴了喝口山泉水，抱着枪蹲在树丛里，跟石头似的一动不动。
　　那天遭遇二十多个鬼子，对方端着刺刀往上攻，班长脸都白了：“这次看来要完了！”孔祥武摸了摸腰间的手榴弹，忽然说：“我带几个人绕后。”悬崖上的野草比人高，他踩着碎石往下滑，裤腿被划得稀烂，脚心扎进了刺也没知觉。等摸到鬼子身后，他咬开手榴弹弦，猛力扔了过去。
　　“轰隆”一声响，鬼子刚掉过枪口，正面的班长就带着人打了过来。孔祥武从地上抄起把鬼子掉落的刺刀，迎着一个戴钢盔的就冲上去。刀刃撞在一块儿，震得他胳膊发麻，他偏过身子躲开对方的突刺，反手把刺刀捅进了鬼子的肚子。等拼完这仗，二十多个鬼子全被捅死，他自己胳膊腿上多了几道口子，血顺着裤管流进草鞋里，和泥粘成了块。
　　回到连队时，他除了牙是白的，浑身都是黑泥，衣服挂得像破布条。段连长拍着他的背笑：“你这小鬼，是从泥里爬出来的阎王。”
　　
　　九江口打了二十多天，连队最后只剩21个人。开回河南尉氏县守河道时，孔祥武三天三夜没合眼，盯着河面的冰碴子都能看见鬼子的影子。太康西黑庄那次，3营被围得像铁桶，孔祥武所在的3连奉命增援。连庄村老坟园里，石碑比人还密，他和几个战友爬到坟头上，抱着轻机枪就扫。
　　“那机枪打得发烫，”张军比划着，“子弹壳哗哗往下掉，砸在石碑上叮当响。鬼子的机枪在黑庄里吐着火舌，压得人抬不起头，孔祥武他们就借着坟头挡着，硬是把火力点给压住了。”缺口打开的时候，3营活着的人不足半数，一个个跟血人似的往外冲。
　　后来合兵打常营寨，雪地里的血冻成了暗红色。孔祥武踩着鬼子的尸体往里冲，刺刀捅进去的声音像扎破了棉絮。他说不清杀了多少人，只记得雪落在脸上是热的——那是硝烟熏的。
　　
　　在商丘张马寨，连队被鬼子围住时，子弹飞得比蚊子还稠。段连长喊着“分散撤到芦苇荡”，孔祥武抱着机枪在前面开路，芦苇叶子割得脸生疼。等天亮摸到集合点，连部传令班的兵全没了，段连长的胳膊被打穿了，血把棉袄浸成了黑的。
　　全连就九挺轻机枪，孔祥武能抱着一挺，本该是荣耀，可谁都知道，机枪手得冲在最前面。“怕吗？”有人问过他。他总是愣头愣脑地说：“你不杀他，他就杀你，哪有空怕。”
　　兰封铁路沿线的鬼子岗楼，像串在铁轨上的毒瘤。孔祥武和沈丘人纪连方摸过去时，月亮躲在云彩后面，伪军哨兵缩着脖子搓手。孔祥武捡了块石子扔过去，哨兵果然探头探脑地过来，被他从背后捂住嘴按在地上。
　　“屋里有俩鬼子。”伪军吓得直哆嗦。孔祥武松了手：“回家去吧，别再干这丧良心的事。”他和纪连方摸到窗根下，听见屋里的呼噜声打得震天响。推开门，月光刚好照在炕上铺的军毯上，两个鬼子睡得正香。孔祥武和纪连方对视一眼，拔出刺刀，同时扎了下去。
　　没敢多待，两人摸黑往回跑，草里的虫鸣突然响起来，像是在替他们喘气。“那是最利索的一次，”孔祥武后来跟人说，“没放一枪，省了子弹。”
　　
　　抗战胜利那天，孔祥武在郑州师部，天上飘着雪。过河时船晃得厉害，浪打湿了衣服，走在岸上，浑身冻成了冰壳子，倒像是披了层铠甲。中牟县的老百姓捧着热馒头迎上来，有个老大娘摸着他的手哭：“你们也是娘生的啊，遭了多大的罪。”他咬着馒头，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嘴里是甜的，心里却空落落的——爹娘还在太康等着吗？
　　1947年他调到后勤，不想再打内战。1949年去了台湾，每逢过节就朝着大陆的方向跪下来，哭到嗓子哑。1987年托人寄回家的信，终于有了回音，可爹娘和弟弟都已经不在了。乡亲们说，他娘眼睛哭瞎了，天天去问算命先生，先生说“你儿子活着呢，就是太远”，这话成了老太太最后的念想。
　　他找过当年订婚的姑娘，却杳无音讯。有人劝他再娶，他摇摇头：“她要是没嫁，我就娶她；她要是嫁了，我就跟她说声对不起。”这一等，就等成了孤家寡人。
　　2002年查出癌症晚期，他执意回太康。没想到家乡的水土竟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他在老屋里住着，志愿者们常来看他，带些米面油。他总去抗战烈士陵园，也常去爹娘坟上添把土，蹲在那里说说话，像是当年离家前，在门口跟爹娘道别。
　　2013年孔祥武走了，享年91岁。
　　
　　（三）
　　
　　张军讲滕文山的故事时，手里转着个搪瓷缸子，缸沿磕得坑坑洼洼。“那娃子十四岁扛枪，比枪杆子高不了多少，”他呷了口茶，茶渍在缸底积成圈，“高粱店那仗，机枪打得发烫，他抱着马克沁的枪管换阵地，手上烫起的燎泡能串成串。”我望着窗外的梧桐树，叶影摇摇晃晃，倒像是那年高粱地里的枪烟。
　　
　　滕文山总说，1938年夏天在邓县参军时，领的军装能装下两个他。分到第30军30师机枪1连，马克沁重机枪像头铁兽，250发的子弹带沉甸甸缠在身上，得六个人伺候——三个扛枪身，两个拎三脚架，还有一个专门喂子弹带。行军时牲口驮着，到了阵地就得赶紧挖坑，用杠子搭棚盖，再糊上泥巴，“不然鬼子的炮一来，连人带枪都得飞上天”。
　　高粱店的阵地前是片开阔地，离鬼子的工事正好三四百米。滕文山跟着老兵学，把枪口挖成扇形，外宽里窄，“这样扫起来才够得着两边的敌人”。重机枪打起来“咚咚”响，震得肩膀发麻，铜弹壳“哗哗”往下掉，没一会儿就积得能埋住脚。他记得老兵说：“别直着打，要像割麦子似的来回扫，交叉火力才封得住口子。”
　　
　　那仗打得邪乎。先上的两个团像被割的韭菜，没几天就打光了。鬼子在西南角的炮楼里架着机枪，压得人抬不起头。滕文山他们连架起两挺马克沁，对着炮楼猛扫，子弹打在砖墙上“噗噗”冒白烟，终于把那挺鬼子机枪打哑了。师长把预备队也派了上来，吹起冲锋号时，全师的人都上了刺刀，像潮水似的往敌阵里涌。
　　“拼刺刀时，连排长死得最多。”张军叹了口气，“当官的得带头冲啊。滕文山刚捅倒一个鬼子，就觉得大腿根一热，像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扑通’就倒了。血顺着裤管流，把地上的土都泡成了红泥，他脸白得跟纸似的，还攥着枪不放。”
　　担架队把他抬到后方医院，医生拿着锯子要截肢。滕文山死死抱着床腿，哭喊着：“锯了我咋打仗？咋回家？”医生没法子，用钳子在肉里捣鼓了半天，终于夹出颗带血的子弹头。伤口缝了七针，还留了个小孔天天冲洗换药，那七八个月，他总梦见自己拖着条空裤腿在高粱地里跑。
　　归队后部队开赴信阳十字坡，当地民团来了七百多人，个个举着大刀长矛，喊着口号往前冲。滕文山看得直揪心——他们连个掩护都不找，就那么大咧咧地跑，“跟赶集似的”。鬼子的机枪一响，民团的人成片地倒，五天下来，那七百多人就没剩下几个。“战场上得像地里的兔子，听见动静就钻起来，”滕文山后来常跟新兵说，“能让人听见枪响，看不见人影，才是本事。”
　　在信阳还遇上件奇事。有个卖毛蓝布的老太太，被当兵的用假银元骗了——那布是两层压在一起的，又厚又亮，耐穿得很。老太太在师部门口哭，说那是她纺了半年的线织的。滕文山看着她佝偻的背，想起自己的娘，掏出块真银元递过去：“大娘，我给您。”老太太不肯要，他就把假银元换过来，用手绢包了揣在上衣口袋里。
　　没想到这假银元竟成了护身符。十多天后，鬼子往老河口撤退，全师的重机枪和大炮都架在老鸹山上。等鬼子进了伏击圈，滕文山的马克沁先开了火，一下子撂倒二三十个。正打得过瘾，一颗子弹“噗”地打在他胸口，他以为自己完了，摸了摸却没事——子弹正打在手绢包着的假银元上，把那铁皮片子打了个坑。
　　几年仗打下来，滕文山脱了稚气，个子蹿到一米七，脸盘也宽了，当上了排长，连长牺牲时还得代理指挥。团部才有电话，传令全靠跑腿，他在战壕里指挥，就得弓着身子跑，边跑边喊，眼睛还得盯着四处乱飞的子弹。
　　1942年，他已经四年没回过家。新野老家就在附近几里地，他向连长请了半天假，天不亮就往村里跑。到了村东头，看见娘正在地里看庄稼，他喊了声“娘”，老太太抬头看了看，竟扭头不理他。他径直往家走，娘就跟在后面，进了院子才盯着他看了半天，突然“哇”地哭出来，一把抱住他的腿，瘫在地上起不来。
　　后来才知道，娘听算命的说他早死了，连死时头朝哪个方向都算得有鼻子有眼，又听说同村参军的没一个回来，早就信了。那天娘哭了又笑，煮了十个鸡蛋塞给他，他没敢多待，揣着鸡蛋往回赶，回头看时，娘还站在门口抹眼泪。
　　
　　回到部队，他被调到第55军29师炮兵连。抗战胜利那天，他正在擦炮筒，听见人喊“鬼子投降了”，突然就蹲在地上哭了，哭得像个孩子。
　　退伍后滕文山回了新野，娶了媳妇，生了五个女儿。妻子走后，女儿们轮流照顾他，今天在大女儿家吃捞面条，明天去二女儿家喝玉米粥，日子过得平淡又踏实。2005年和2015年，他两次戴上纪念奖章，对着镜子看了又看，说：“这是替那些没回来的弟兄们戴的。”
　　张军说，前些年去看他，老爷子还能拎着小马扎去村口晒太阳，说起高粱店的仗，眼睛照样发亮。“他总摸着胸口的口袋，说那假银元早没了，但那手绢还留着，”张军笑了，“上面的血印子洗不掉，跟军功章似的。”
　　我想象着暮年的滕文山坐在门槛上，阳光洒在他脸上，像洒在当年信阳的战场上，温暖又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