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二章 另辟蹊径，勇不畏死

　　(一)
　　
　　刘晋峰跟我讲起小苏庄那场地道战时，他指尖在膝盖上摩挲的模样，仿佛还能摸到当年潮湿地道里的砖石。那是1945年5月，麦子刚泛黄的时节，十九岁的他跟着谢显周区长住进高中海家，土炕上铺着的麦秸还带着新麦的清香，谁都没料到天不亮就撞进了鬼门关。
　　
　　刘晋峰讲道，天刚蒙蒙亮，我还在梦里盘算着今儿要去村口看看麦情，就被院墙外一声含糊的口令惊得坐了起来。谢区长反应快，抄起枕头下的匣子枪就往窗根挪，我扒着窗纸破口往外瞅——对面房顶上，钢盔在晨雾里闪着冷光，三八大盖的刺刀尖直扎扎地戳着天，鬼子已经上房压了顶。
　　“钻地道！”谢区长低喝一声。高中海脸都白了，手忙脚乱地掀开锅台上的铁盖子，一股灶膛里的烟火气混着泥土味涌了出来。我头一个跳进去，脚刚落地就听见头顶“哐当”一声，谢区长已经把铁锅盖回了原位，黑暗里只剩彼此的喘息声。
　　没等我们在拐角处站稳，院子里就炸了锅。皮鞋踩在泥地上的声音、枪托砸门的巨响、还有汉奸那破锣嗓子的吆喝，像冰雹似的砸在头顶。我攥着枪的手心全是汗，谢区长在我耳边低语：“听着动静，是冲着咱们来的。”果然，没过片刻，头顶传来一阵乱响，那口大铁锅被猛地掀了起来，光从洞口漏下来，在地上投出个惨白的圆。
　　“八路军的出来！皇军说了，缴枪不杀！”汉奸在洞外喊得声嘶力竭。我和谢区长缩在拐角阴影里，连大气都不敢喘。后来他们逼着个老乡下来，洋蜡的光摇摇晃晃照进洞，老乡举着蜡的手直打颤，见了我们就往身后瞅，确定没鬼子跟着，才压低声音说：“他们在上面架着机枪呢，说不出来就放烟。”说完竟往我们身后挪了挪，“俺不上去了，死也不做这亏心事。”
　　鬼子见老乡没动静，真就朝洞里开了枪。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去，打在对面的土墙上簌簌掉渣。高中海吓得直哆嗦，我按着他的肩膀示意别出声——这地道是按老辈人防土匪的法子挖的，洞口往里拐了个直角，鬼子从上面打枪，纯属白费力气。
　　枪声停了没多久，就听见洞外“噼啪”烧柴的声音，跟着一股浓烟顺着洞口灌进来，辣得人眼睛直流泪。“快堵！”谢区长喊着，我们仨手忙脚乱地把砖头、破木板往洞口堆，连高中海家藏着的旧棉被都扯了过来。烟是挡住了大半，可还是有股子呛人的火气钻进来，交通员小王猛地咳嗽几声就倒了下去，我赶紧把他拖到通风点，谢区长往他脸上扇着风，折腾了好一阵，他才哼哼着醒过来。
　　“得另找出口。”谢区长抹了把脸上的灰，“这洞高中海熟，想想还有啥地方能出去？”高中海忽然一拍大腿：“西头！西头有个翻板，是俺爹当年怕洞被水淹，特意留的备用口！”我们摸着黑跟着他往地道深处走，脚下的泥水没过脚踝，冰凉的潮气顺着裤腿往上钻，走了约莫百十米，高中海摸到块活动的木板，一使劲，木板“吱呀”一声翻了过去，露出个新的洞口。
　　刚进新地道没多远，就听见头顶传来“咚咚”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剁菜。“是人家做饭呢！”高中海压低声音，“这上头准是户人家！”我们摸着洞壁找了半天，果然在一处土坯下摸到个木盖，掀开一看，上头压着口腌菜的大缸。我托着缸底使劲一掀，缸“哐当”一声挪开，光涌进来的瞬间。就听见上头“哎呀”一声——房东大娘正举着菜刀剁萝卜，见我们从地下冒出来，菜刀“当啷”掉在案板上。
　　“是武工队的同志？”大娘缓过神来，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鬼子后晌就走了，扛着枪往唐官屯去了，走的时候骂骂咧咧的，说挖了一天啥也没捞着。”她给我们端来热粥，玉米面糊糊里还卧了个鸡蛋，我这才觉出饿，狼吞虎咽时。听见谢区长跟高中海说：“你先去邻村躲躲，鬼子保不齐回来找你算账。”
　　
　　后来晋峰告诉我，他们第二天就查清了，是村里的地痞谢富桑告的密。那家伙早就被鬼子收买，我们进村子时，他在后头盯了一路。没过三天，谢富桑就被处决在村口老槐树下，村民们都说，那是汉奸应得的报应。
　　只是那地道里的潮气，算是跟晋峰结了缘。他说后来只要一进地道，手脚缝里就起红疹，痒得钻心。老乡们教他个土方，把巴豆放油里熬开，凉了往患处擦，再用干谷草点火烤。“那滋味，”晋峰笑着比划，“又辣又烫，比鬼子的刺刀还难受，可管用得很，烤了几天就好了。”
　　他说这些的时候，手上还留着当年红疹褪后淡淡的印记。我望着他那双手，想起他一家七口投身革命的事——父亲跟着120师打仗，大哥在村里当支书，二哥扛枪上了前线，三个弟弟也相继入了党。他说这些时语气平淡，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可我知道，那些藏在地道里的黑暗、烟火里的挣扎，早就在他骨头里刻成了印记。
　　后来我才明白，抗战那阵子，哪有什么神兵天降，不过是像晋峰这样的人，在绝境里凭着一股子韧劲儿，硬生生蹚出条活路来。就像小苏庄的地道，看似走投无路时，转个弯，总能找到另一条出路。
　　(二)
　　
　　我至今还记得田全贵讲起他头回跟鬼子交火时，眼里那股子亮堂劲儿。那是1942年的冬天，寒风跟刀子似的刮着脸，我们在山腰村里刚端起粗瓷碗，玉米糊糊还冒着热气，就见老乡慌慌张张跑进来，裤脚沾着冰碴子：“沟里……沟里来了鬼子，正往根据地摸呢！”
　　22岁的田全贵当时正啃着窝窝头，闻言“噌”地站起来，背上那挺刚领到的六五机枪就往外冲。他是长治西坪村人，头年刚进太行军区19团二连，这还是头回真刀真枪跟鬼子干。连长蹲在碾盘上，手指在地上划着山沟的模样：“放他们过去，根据地的县乡政权咋办？老百姓咋办？”
　　“打他个冷不防！”田全贵嗓门亮得很，“咱在山上，他们在沟底，摸不清咱的底细！”
　　连长一拍大腿，带着他们猫腰往山顶爬。冻土坡滑得很，田全贵背着机枪摔了两跤，手心被石头硌出红印子。到了山顶一块大青石后，他架起机枪，瞄准镜里看得真真的——一百多个鬼子正顺着沟底走，钢盔在太阳底下闪着光，跟一串移动的硬壳虫似的。
　　“打！”连长一声令下，田全贵手指猛地扣下去。机枪“哒哒哒”响起来，震得他肩膀发麻，25颗子弹眨眼就打光了。他眯眼数着，沟里一下子倒下九个，剩下的鬼子跟被踩了的蚂蚁似的，“乌拉乌拉”叫着趴到地上，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去，打在石头上迸出火星子。
　　“撤！”连长见子弹不多了，挥手示意。他们刚跑下山顶没多远，身后就“轰隆”响起来，鬼子的炮弹把刚才架枪的地方炸得碎石乱飞。田全贵摸着发烫的机枪枪管，忽然觉得心里敞亮了——以前听人说鬼子多厉害，敢情也是一枪就倒。“从那往后，我见了鬼子眼都不眨，”他后来跟我说，“子弹打到身上，他们跟咱一样流血，一样蹬腿。”
　　打那以后，田全贵打枪有了个规矩，从不打单发，每次都定两发。“子弹金贵，但两发才稳当，保准能放倒一个。”他嘿嘿笑，“咱不做那打空枪的亏本买卖。”
　　过了半个月，他们埋伏在洗濯岭，等着鬼子的汽车。路上早埋好了地雷，两个战友带着手榴弹蹲在石头后，就等汽车过来。可不知咋的，鬼子的汽车刚拐过弯，突然“嘎吱”一声停下了。“坏了，被发现了！”连长低骂一声。汽车开始往后倒，田全贵急得手心冒汗。
　　“不能让他们跑了！”连长一挥手，那两个战友猛地扔出手榴弹，可距离太远，只在汽车旁边炸起两股烟。全连战士嗷嗷叫着往山下冲，汽车上的鬼子慌了神，猛一打方向盘就往临汾方向跑，把一个拿机枪的鬼子和翻译官甩在了路边。
　　那鬼子抱着机枪就往野地里钻，翻译官跑得慢，被田全贵一把按住，缴获了他手里的三八大盖。“那枪保养得真好，枪托光溜溜的。”田全贵咂咂嘴，“可咱更眼馋那挺机枪。”
　　大伙儿在平地上搜了半天，连个影子都没见。正着急呢，忽然“哒”地一声，远处传来机枪响。“在那儿！”田全贵喊着冲过去，只见一片洼地边有个地洞，洞口盖着些乱草。喊了几声没人应，他掏出颗手榴弹拉了弦，往洞里一扔。只听“轰隆”一声，洞里传出鬼子的惨叫，没过一会儿，一个满脸是血的鬼子爬了出来，手里还死死攥着机枪。
　　“那是挺德国造的机枪，崭新崭新的，比咱手里的六五机枪强多了，连声音都脆生。”田全贵比划着，“连长当场就给了我，说我眼疾手快，配得上这好家伙。”可惜那鬼子刚被包扎好就咽了气，没能问出更多情报。
　　再后来，他们在浮山堵鬼子。上级下了死命令，占住山头，不能让鬼子前进一步。头天夜里没动静，天刚亮，田全贵叫班长去吃饭，自己替他盯着。刚啃了两口窝头，就见远处山路上黑压压一片——鬼子来了。
　　他们从白天打到黑夜，田全贵估摸着自己打倒了十来个鬼子，可机枪子弹见了底，最后只剩两回两发的量。连长请示换防，上级却说：“再顶一夜。”田全贵摸着冰冷的机枪，心里犯嘀咕：这没子弹的机枪，跟烧火棍似的。
　　山头有地道和战壕，他们就躲在里面等。半夜里，连长派了三个人摸过去侦察，回来时个个脸上带笑：“鬼子都睡着了，呼噜打得震天响！”原来那三人摸过去干掉哨兵，扔了一通手榴弹，趁乱跑了回来。没过多久，鬼子就追了上来，大概是怕中埋伏，不敢走大道，顺着战壕往这边爬，枪杆碰在石头上，“咔啦咔啦”响个不停。
　　那会儿山头上就剩田全贵和战友小工，小工拿着步枪掩护，他守着那挺新机枪。往下一看，月光下一串黑影正往山上爬。田全贵放下机枪，摸出颗手榴弹，拽着弦等了两秒才扔下去。“轰隆”一声炸响，他赶紧抱起机枪，把最后几颗子弹打光，拉着小工就往另一个山头跑。
　　第二天回去一看，昨晚扔手榴弹的地方有一大摊血，黑糊糊的冻在地上。老乡说，后半夜见鬼子抬着三四个死尸往回撤了。田全贵摸着机枪上的弹孔，忽然觉得这枪比啥都沉。
　　抗战胜利后，田全贵跟着部队转战中原，1953年转业回了长治县。他总说，那挺德国造机枪跟着他打了不少硬仗，可惜后来上交了，没能留个念想。2009年他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块磨得发亮的枪托木头，那是他从报废的三八大盖上卸下来的，带了一辈子。
　　
　　(三)
　　
　　张军跟我讲起国民党抗战老兵王学义的故事，他说1939年腊月里的大洪山，雪粒子打在钢盔上噼啪响，王学义攥着二尺半的大刀，刀把上的五缕红缨缠在手腕上，跟血痂似的牢。
　　那会儿日寇刚冲上阵地，枪刺在雪地里闪着寒光。王学义是河南邓县人，在白河县军校练了一年劈刀，吴教官教的“缠头裹脑”式早刻在了骨子里。他瞅准当面那鬼子的空档，腰一拧，刀光像道闪电劈下去，正砍在脖子上。可没等他抽刀，旁边又冲上来个鬼子，三八式的刺刀“噗”地扎进他大腿，热乎乎的血顺着裤管往下淌，瞬间就在雪地上洇开朵红梅花。
　　“要不是何平，老王早成了鬼子的刀下鬼。”张军嘬了口烟，烟圈儿在他眼前散开。那个许昌来的二等兵，跟疯了似的从后面扑上来，一刀就把鬼子的膀子卸了下来，白花花的骨头碴子都露了出来。戴焕章团长带着预备队紧跟着冲上来，阵地上顿时成了大刀的世界，劈砍声、惨叫声混着机枪的“哒哒”声，把寒风都搅得发烫。
　　王学义被抬到山下村庄时，三条绑腿都被血浸透了。房东老太太踮着小脚跑前跑后，让老伴从后山采来些不知名的草药，放在嘴里嚼得稀烂，混着口水糊在他伤口上。那草药味儿又苦又腥，可真管用，血没一会儿就止住了。他躺了半个月，第16天拄着木棍就往阵地赶，戴团长拍着他的肩膀笑：“好小子，命硬！”
　　后来他跟何平被调到特务连，没多久又去了180师学机枪。“那会儿机枪手金贵，一天一块钱津贴呢。”张军眼亮了亮，“老王说，抱着捷克式轻机枪的感觉，比耍大刀踏实多了，一梭子25发子弹，能扫倒一片鬼子。”他们在杨家集、安陆府一带打转，仗打得断断续续，长的打十天，短的打八天，阵地像拉锯似的，今天你占了，明天我又夺回来。
　　1941年守洋梓那回，才算真见了血。长岗子靠着大山，有条15里长的沟，王学义抱着机枪守在挖好的战沟里，顶上盖着稻草伪装，七天七夜没挪窝。“那沟里的泥都成了红的，”张军声音沉了沉，“两万多弟兄倒在那儿，180师、38师、150师，几乎打光了。”
　　三连最后就剩下八个人，连长换了三个，个个都埋在了长岗子上。何平是被流弹打中的，子弹从太阳穴穿过去，倒在王学义旁边时，眼睛还圆睁着。王学义抱着捷克式机枪跪在地上，枪托顶着肩膀，打得发烫的枪管都能烙熟饼。子弹壳在脚边堆成了小山，他也记不清打了多少梭子，只看见冲上来的鬼子像割麦子似的往下倒，少说也有几十个。
　　“他肚子就是那会儿被打穿的。”张军比划着，“子弹斜着进去，从后腰出来，血把机枪的木托都泡透了。”抬下阵地时，王学义还有气，在后方医院躺了几个月，伤口刚长好，又揣着两个窝窝头回了大洪山。
　　可180师早就打散了，他寻到戴焕章，被派去老河口押运粮食。“一开始他还不乐意，说杀不了鬼子，没劲。”张军笑了，“戴团长说，粮草是部队的命，比杀人还重要。”王学义挑了16个精壮弟兄，要了两挺轻机枪，管着360只船，夜里顺着襄河走，每只船装两万斤粮食，几百里水路，从老河口运到大洪山。
　　谷城仙人洞那回最险。有百姓报信，说一千多土匪要来抢粮。王学义把船泊在山根下，让船老大们都上岸躲起来，自己带着人在岸边埋伏。天刚擦黑，土匪就跟黑瞎子似的往下冲，他一喊“打”，两挺机枪顿时喷着火舌，当场打死一个，抓了两个活的，剩下的屁滚尿流地跑了。“从那以后，土匪见了挂着第五战区长官部旗号的船，绕着道走。”张军说这话时，腰杆挺得笔直。
　　1945年抗战快胜利时，王学义请假回家，才知道两个哥哥在太原跟鬼子打仗牺牲了，两个弟弟也在“躲老日”时病死了。他没回部队，留在孔庄村侍养父母。后来听说戴焕章把队伍交给了新四军第五师，自己解甲归田办卷烟厂，1947年被国民党邓县保安团杀了，才41岁。解放后，王学义专门去吊唁了老团长，在坟前磕了三个响头。
　　“老王活到98岁，临死前还念叨，说何平那一刀，比自己砍的任何一刀都利落。”张军把木刀柄贴在脸上，“他说这辈子最亏的，是没给何平立个碑。”我望着窗外的夕阳，忽然觉得那些在战场上没留下名字的弟兄，都像大洪山上的石头，虽沉默不语，却把“勇不畏死”四个字，刻在了天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