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 恪信生还，全忠扫射

　　(一)
　　
　　我第一次见到张军是在1997年的初秋，那时他还没有到抗战研究所工作。在郑州老城区的巷子里，他攥着个搪瓷缸子，指节上的老茧比缸沿的瓷釉还厚，说要给我讲个叫朱恪信的伙计——那可是从鬼门关爬回来三回的人。
　　
　　1939年的朱恪信才十七，高小课本上的字还没忘干净，就被黄河花园口的浊浪逼成了兵。他娶媳妇时新做的蓝布褂子还没上身，听说部队招兵打鬼子，揣了半块娘蒸的红薯就走了。“小郭村的地都淹成了烂泥塘，不打走鬼子，一家子迟早喂鱼。”张军老人呷了口茶，喉结动了动，“他娘拉着他的手，眼泪掉在他手背上，凉得像秋露”。
　　新兵训练三个月，步枪的后坐力震得他肩膀青一块紫一块。渡过黄河那天，风把河面上的雾吹得七零八落，他望着对岸兰封的方向，心里盘算着啥时候能再吃上媳妇烙的油饼。部队发的铁锹洋镐磨得发亮，他们的任务就一个：扒铁轨。
　　兰封豆腐营附近的铁轨泛着冷光，朱恪信用钢锯锯铁轨时，锯齿咬在铁上的声音像磨牙。“锯到一半，他听见远处的狗叫得疯了似的。”张军老人的手突然攥紧，“鬼子的摩托车声从东边滚过来，重机枪‘哗哗’地扫，子弹从前面鬼子的头顶飞过来，打在铁轨上迸火星子。”
　　他们往寨子里退，寨墙的土被炮弹掀起来，混着雨点子砸在脸上。朱恪信趴在墙垛后，三八大盖的准星套住个戴钢盔的鬼子，勾扳机时手在抖。“他说那鬼子倒下去的时候，枪还‘哐当’掉在水里。”张军老人笑了笑，“那天他打倒两个，可子弹比金子还金贵。”
　　天黑时雨下得像瓢泼，魏团长喊着上刺刀。他们在寨壕上搭木棍，手拉手蹚水，水凉得像冰，有人脚下一滑，旁边的人死死拽着。到了张马寨，浑身湿得能拧出水，抱着枪坐在泥地上，头一歪就睡着了。
　　
　　1941年的秋天来得早，玉米秆在地里发黄。那天傍晚，刚把稀粥舀进碗，紧急集合号就撕破了天。从新郑跑到郑州十里铺，嘴里塞着干硬的饼子，才知道要去琵琶陈——“情报说有两百鬼子，结果去了才知道，漫山遍野都是”。
　　朱恪信冲进磨李村时，刺刀已经上了膛。黑地里分不清谁是谁，只听见枪托砸人的闷响，刺刀捅进肉里的“噗嗤”声。“他说有个鬼子的刺刀擦着他脖子过去，带起的风像刀子。”张军老人的声音低下来，“拼到后半夜，衣服被血浸透，黏在身上。”
　　天亮时，飞机顺着运河河堤低空扫，机枪子弹打在地上，掀起一溜烟尘。上面传下命令：与阵地共存亡。三营营长倒在河堤上时，手里还攥着没发完的手榴弹；两个连长拼刺刀时被围在中间，最后拉响了身上的炸药。
　　朱恪信红了眼，看见有村民举着劈刀斧头冲上来，有个老汉的斧头劈在鬼子的钢盔上，震得自己虎口流血。他正把刺刀从一个鬼子胸膛里拔出来，后心突然一阵钻心的疼，像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他说那一下来得太突然，眼前一黑，栽在地上，啥也不知道了”。
　　日头落山时，朱恪信醒了。睁眼看见的是满天星，身上的伤口像撒了盐，一动就疼得钻心。他摸了摸，后背、胳膊、大腿，好几处都在流血。阵地上静得可怕，尸体摞着尸体，有的还保持着拼杀的姿势，“他说有个战友的手还死死掐着鬼子的脖子”。
　　他往百姓搭的车屋棚爬，木架子车的轮子陷在泥里。撕开被血浸透的衣服，用破布胡乱缠伤口，血把布又染红了。西边的枪声还没停，一个牵牛的老头路过，告诉他枣园东边就是李家庄——“离小郭村，也就几里地”。
　　他看见远处有亮光，爬过去才知道是“跑反”的百姓在煮豆子。“俺是小郭村的。”他嗓子哑得像砂纸，有人递过来一碗热豆子，豆子的香混着血腥味，他一口一口咽下去，眼泪突然就下来了。
　　第二天爬到磨寨岗，路边的死尸里有认识的战友。两个老乡跑过来，说村里的人都被鬼子杀完了。“他说那时就一个念头，死也要死在家门口，娘要是找不着他，该多着急”。
　　
　　离小郭村半里地的马皮靴，有个大坟岗，百十号人躲在那里。有人认出他，舀来一碗饭汤，他喝完就昏过去了。再次醒来时，听见娘的哭声，“他说娘的手摸着他的脸，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
　　娘背着他往村外躲，黑夜里，娘的鞋踩在泥里，“噗嗤噗嗤”地响。半夜枪声停了，娘摸黑回村，杀了家里唯一的老母鸡，用荆条筐装着锅，在藏身的破庙里给他煮。“他说那鸡汤香啊，香得能把魂勾回来”。
　　村里的老八爷没药，娘急得直哭，隔壁的大娘拿来块猪板油——那是藏在炕洞里，跑反都没舍得带走的。娘把布在滚水里煮了又煮，给他擦伤口，猪板油抹上去时，凉丝丝的。“他说娘的手一直在抖，可擦得比谁都轻”。
　　媳妇和弟弟找回来时，他还躺在床上不能动。媳妇给他喂饭，弟弟就坐在门口守着，手里攥着根木棍。“过了仨月，他能下地了，后背的疤像条蜈蚣，可他说，那是老天爷让他活着看鬼子完蛋”。
　　
　　张军说，磨李村一战，他们团最后就剩下三个人。抗战胜利那天，朱恪信正在地里种麦子，听见村里敲锣打鼓，扔了锄头就往家跑，抱着娘哭了半天。
　　后来他就在乡务农，种的麦子比谁都壮，说要把鬼子占过的地，都种出好庄稼来。每次老兵聚会，他总是笑得最响的那个，端着酒杯说：“能活着，就比啥都强。”
　　
　　(二)
　　
　　2005年的夏天格外热，长沙城里的蝉鸣吵得人耳朵疼。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座谈会的会场里，空调呼呼吹着冷风，张军老兵却攥着茶杯，额头上沁出一层汗。他指着墙上“上高会战”的老照片，声音发颤：“邹继衍营长的故事，我们得记着——那是拿命堆出来的胜利。”
　　
　　1941年3月15日的月亮，像块蒙了血的铁片，挂在米山的黑黢黢的山尖上。我趴在战壕里，能听见山下稻田里的青蛙叫，还有远处日军阵地隐约传来的军号声。邹继衍营长刚在各连查完岗，他右肩的伤疤在月光下泛着白——那是南昌会战高湖阻击战时，被日军的炮弹皮划的，“子弹擦着骨头过去，医生说再偏半寸，这条胳膊就废了。”张军老人用手比划着，“可他说，只要还能扣扳机，就得守在这儿。”
　　下午的炮击把山上的石头炸得粉碎，日军冲锋时喊的“呀——呀——”像野兽嚎。易孝生连长从石头后探出头，唾沫星子喷在我脸上：“揍龟孙子！”话音刚落，全连的枪就像爆豆似的响起来。冲在最前面的几个鬼子应声倒地，后面的却像疯了似的往前涌。幸亏1连占着米山的险地，重机枪架在一块大青石后，“哒哒哒”地扫出一道火网，鬼子倒下去的模样，真像叠罗汉，一层压着一层。
　　黄昏时枪声歇了，山风里飘着血腥味。邹营长刚在掩蔽部里啃了半块干粮，前哨阵地突然传来骚动。哨兵跑回来报告，说山下来了十几个老百姓，“一个个哆哆嗦嗦的，手还比划着不让开枪”。邹营长眉头一皱，拔出腰间的手枪：“不对劲，这时候哪来的老百姓？”
　　等我们赶到前哨，那些“老百姓”已经快摸到阵地了。他们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脸上抹着泥，可眼神里的狠劲藏不住。有个“老汉”突然从怀里掏出短枪，“砰”的一声打在哨兵腿上。邹营长吼了声“是便衣”，战士们的步枪立刻上了刺刀。
　　夜战打得混天黑地，子弹在耳边飞，像成群的蝗虫。鬼子的短枪在近处占便宜，可我们的刺刀更长，拼到后来，山坳里全是喊杀声和惨叫声。最后剩下个矮个子鬼子，看着四面围上来的刺刀，“扑通”跪在地上，嘴里喊着“爸爸饶命”，中国话说得还挺溜。战士们都愣住了，邹营长踢了他一脚：“说，你是哪的？”那鬼子哭着说自己是台湾人，被抓壮丁来的。
　　
　　午夜的风突然变凉了，山下传来密集的枪声——更多的鬼子摸上来了。前哨班被围在山嘴上，一班人顶着重机枪的扫射，子弹把石头打得“当当”响。副班长的胳膊被打穿了，血顺着袖子往下淌，他还抱着机枪不放。班长胡晃红着眼，咬着牙骂：“你他娘的快走！把机枪带走！”
　　副班长哭着摇头：“要走一起走！”胡晃抬手给了他一巴掌：“这是命令！机枪不能落鬼子手里！”他推了副班长一把，转身带着剩下的人扑向冲上来的鬼子。我们在后面看得心都揪紧了，想冲上去增援，可被火力压得抬不起头。
　　等鬼子退下去，天已经蒙蒙亮了。前哨阵地上静悄悄的，胡晃他们趴在血泊里，刺刀还插在鬼子的尸体上。有个战士的手指扣在扳机上，眼睛还圆睁着。那挺重机枪被副班长拖回来了，枪身上全是血，副班长跪在地上，抱着机枪哭得像个孩子。邹营长站在那里，半天没说话，最后只说了句：“埋了吧，都立个牌子。”那个台湾兵也死在了乱枪里，邹营长叹口气：“也算个可怜人，一起埋了。”
　　
　　5月22日，我们完成阻击任务，退守上高城外的山顶。城里的炊烟混着硝烟飘过来，邹营长拿着望远镜，指给我们看：“瞧见没？那就是上高城，拼了命也得守住。”
　　鬼子的步兵黑压压地往上冲，刚到半山腰，阵地上的轻重武器就一起开了火。子弹像泼水似的洒下去，后面的远程炮也“咚咚”地吼起来，炮弹落在敌群里，炸开一朵朵黑花。鬼子攻了一整天，上高城的城墙在硝烟里若隐若现，他们就是迈不过最后这道坎。
　　经楼那边打得最凶。曾天耸排长带着一排人守在那里，他是马来亚华侨，听说家里是开商行的，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回国打仗。张军老人说，曾排长的武艺是家传的，刺刀使得比枪还准。那天日军少尉宫内同明带着一队人冲上来，曾天耸第一个跳出战壕，刺刀“唰”地挑翻一个鬼子，转身又捅进第二个的胸膛。他在敌群里横冲直撞，身上的军装被血浸透，还笑着喊：“来啊！看看谁先死！”最后他身中数弹倒下去，战友扶他时，他还咧嘴笑：“我杀了八个，值了……”
　　
　　伙夫李才的事，是后来听卫生员说的。他是桂林人，平时在伙房抡大勺，力气大得能把铁锅举起来。那天部队伤亡太大，他揣着把菜刀就上了石头街阵地。拼刺刀时，他竟凭着一股子蛮劲，连着捅死三个鬼子，还回头跟同伴笑：“啥厉害的？我看也就那样。”可打扫战场时，草丛里冷不丁飞来颗掷弹筒炮弹，他就那么倒下去了，手里还攥着缴获的三八大盖。
　　后来《江西民国日报》登了篇《赣北劳军记》，说有个华侨排长，家有万贯家财，却战死在前线，说的就是曾天耸。还说有个士兵，和鬼子互捅刺刀，双双气绝，却都屹立不倒。张军老人抹了把眼睛：“那都是真的，我们亲眼见的。”
　　这场仗，我们牺牲了9682人，鬼子被击毙6252人。邹营长说，这不是数字，是一条条命换回来的。
　　那年夏天，邹继衍奉命去湖南接新兵。他带着一千多人，跨了三个省，走了一千多里地，愣是把人安全带到了福建福州。路上缺粮，他把自己的马杀了给士兵分着吃；遇着土匪，他带着几个警卫员就敢上去交涉。张军老人说：“他说，这些娃娃是来打鬼子的，一个都不能少。”
　　
　　1949年5月，邹继衍在攸县率部起义。他带着人占了第五十八军的据点，守着清水江的大石桥，让解放军一三六师的炮车顺利通过。“他说，都是中国人，不能再打了。”张军老人叹了口气，“这辈子，他就认一个理：国家大义在前，别的都得往后靠。”
　　2001年8月，邹继衍在长沙去世，享年87岁。张军老人说，送葬那天，来了好多老兵，有人带着上高会战的勋章，有人胳膊还瘸着——都是当年跟着他从米山拼出来的。
　　座谈会结束时，夕阳把会场的窗户染成了金色。张军指着墙上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上高会战，胜利之光。”他说，邹营长生前总讲，胜利不是某个人的功劳，是那些没留下名字的战士，是曾天耸，是李才，是胡晃，是千千万万个想守住家园的中国人。
　　
　　(三)
　　
　　张军讲起抗战老兵张全忠：“那伙计是个硬茬，机枪在他手里，能变成索命的阎王。”张军往烟袋里塞着烟丝，火星子在昏黄的灯光里明灭，“1943年淮北那场仗，他和兄弟们把鬼子的汽车队打成了筛子。”
　　那年八月，秋老虎正凶，淮北的玉米地密得像堵墙。我们穿津浦路往东走，露水打湿了裤腿，黏糊糊地贴在身上。张全忠背着机枪零件，腰上别着扳手，走一步晃一下——他那挺重机枪拆开了也有几十斤。他总说：“这铁家伙比兄弟靠谱，你不亏它，它就不亏你。”他是漯河舞阳县疙瘩村人，1938年就跟着抗敌自卫军打游击，1940年到了段海州的部队，机枪玩得比谁都熟，没多久就成了机枪连的班长。
　　刚进十里长山，前头的尖兵就吹了哨。鬼子的太阳旗在山口一闪，枪声紧跟着就来了。一营的弟兄们喊着冲上去，刺刀撞在一起，“叮叮当当”像打铁。张全忠趴在山梁上，看得眼睛冒火——河滩上全是人，白刃战搅成了一锅粥，喊杀声、惨叫声混着枪声，听得人头皮发麻。
　　等一营撤下来，只剩十七个带伤的，个个浑身是血，有人胳膊被刺刀挑穿了，还咬着牙骂。二营接着上，可鬼子越来越多，拼到最后，两边都杀红了眼，各自往后退。张全忠数了数，二营还能站着的就三十多个，正踉踉跄跄往西撤；鬼子也往东退，尸体在河滩上撂了几百具，有我们的，也有他们的。
　　“我红了眼啊。”后来张全忠跟我说这话时，拳头还攥得咯咯响。他带着八个人，把重机枪架在高处的坟园里，那地方像个小坡，底下的动静看得一清二楚。他对着鬼子那边试了三枪，子弹“嗖嗖”地落在敌群里，“乒乒乒”三声，有个鬼子应声倒下。“就是这时候了！”他按住扳机，机枪“嗒嗒嗒”地吼起来，子弹像泼出去的水，鬼子成片地倒，剩下的赶紧趴在地上，一动不敢动。
　　也就打了一袋烟的工夫，张全忠估摸着至少放倒了二三十个鬼子。他心里有数，这么猛的火力，鬼子的炮肯定快来了。“抬枪！转移！”他喊着，手下的人赶紧拆机枪。
　　这时候于国重副连长从后面跑上来，脸膛涨得通红：“谁让你们跑的？再动我枪毙你们！”他手里的盒子枪指着张全忠，手指头都扣在扳机上。
　　张全忠脑子转得快，指着机枪机匣说：“副连长，枪卡壳了，得赶紧下去修，不然一会儿想用都用不了！”于副连长是个直性子，凑近一看，果然见张全忠正摆弄着零件，就信了。
　　他们抬着机枪跑了四十多步，刚躲进一条小水沟，张全忠就朝于副连长喊：“快下来！这儿安全！”话还没说完，鬼子的炮弹就“咕咚咕咚”砸过来，像下冰雹似的，全落在刚才的坟园里。于副连长吓得赶紧趴下，嘴里喊着“卧倒！都卧倒”，三十多发炮弹炸完，坟园里的八块石碑全倒了，土被炸得翻了个底朝天。
　　于副连长爬起来时，满脸都是泥，跟地皮一个色。没多久，督战队来了，端着枪问谁让撤的，还用枪顶着于副连长的胸口。张全忠赶紧接话：“是我叫他下来的，机枪出了故障，他来帮忙排查的！”督战队的人检查了机枪，见确实拆得七零八落，才骂骂咧咧地走了。
　　这时候撤退的命令来了，团部营部都撤得差不多了，就剩他们这个排，还有这挺重机枪。
　　
　　往回撤的路上，有条河挡住了路，水是东西流向的，东边高西边低。他们在河南岸刚站稳，就看见山口处开来六辆鬼子汽车，车头上插着白旗，中间还有块红的，不知道是想投降还是耍什么花招。
　　张全忠没管这些，叫人把机枪架在河堤上，自己趴在草里盯着。于副连长说：“别惹事，咱们快撤吧。”可张全忠不动，他摸着展开的250发子弹带，眼睛发亮：“架都架好了，不打可惜了。”
　　汽车开到八百米外的桥上停了，几个卫兵端着枪上桥警戒，其余的鬼子都把枪扔在汽车上，空手跳下来，有的拿水壶喝水，有的捋着袖子擦汗，看样子是要歇脚。张全忠对着汽车试了两枪，“嗒嗒”两声，子弹打在车头上，冒出火星子。
　　“就是现在！”他按住扳机不放，机枪“嗒嗒嗒嗒”地响个不停，子弹像雨点似的泼向汽车。车上的鬼子没防备，倒了一片；车下的想往车上爬，刚抓住车门就被打穿了身子。一带子弹打完，汽车底下已经堆了不少尸体，有几辆汽车还着了火，“噼里啪啦”地烧起来。
　　他正想换子弹带，就听见身后一阵乱，回头一看，于副连长带着个兵抓着枪架跑了。张全忠骂了句“娘的”，扛起几十斤重的枪身就往河边冲。
　　刚跑到河沿，背后突然有人拽枪管。张全忠心里一惊，回头一看，是个鬼子从侧翼摸过来了，没开枪，就想夺他的枪。他死死攥着枪管不松手，那鬼子使劲往后拽，把他拖到一个小水坑边。
　　“狗日的！”张全忠急了，腾出一只手，照着鬼子裆部就顶了一膝盖。那鬼子“嗷”地叫了一声，捂着下面弯下腰。张全忠趁机把他按进水里，鬼子在泥水里扑腾，咕嘟咕嘟喝了好几口，腿一软就不动了。他捡起地上的刺刀，往鬼子身上捅了一下，这才扛起枪管往河里跑。
　　
　　河水越走越深，刚开始没过膝盖，后来到了腰，最后直接淹到脖子，脚也踩不着底了。张全忠两只脚拼命蹬，一只手划水，另一只手死死抓着枪管。眼看快到对岸了，一个浪头打过来，又把他冲回去好几米。
　　他正没力气的时候，听见岸上有人喊：“全忠！挺住！”是于副连长回来了，手里还折了根树枝。“抓住！”树枝递过来，张全忠一把攥住。“你那只手呢？”于副连长喊着，这时候又跑过来两个战友，三个人一起使劲，才把他拉上了岸。
　　上岸时，张全忠的另一只手还紧紧抓着枪管，手指头都泡白了。于副连长拍着他的肩膀，眼睛红了：“我的好兄弟！快淹死了还抱着枪！中！真中！”
　　他的腿早就冻得不会动了，两个战友架着他走，脚在地上拖着。于副连长一边走一边给他揉腿，摇他的脚，走了两百多米，腿才慢慢能往后蹬。副连长又折了根树枝给他当拐杖：“你先慢慢走，我去前面整队。”
　　后来团长听说了这事，专门过来表扬张全忠：“人在枪在，与枪共存亡！快淹死了都不松手，这才是好样的！要是枪丢了，咱们现在哪还有重火力？都得向他学！”当场奖了他一条手巾、一个日记本、一支铅笔，还有一双新鞋——那鞋是缴获的鬼子皮鞋，张全忠舍不得穿，一直揣在怀里。
　　1944年在睢宁大李集，于国重副连长牺牲了。张全忠跟我说，那天他抱着机枪打了一下午，子弹打完了就用枪托砸。“就想替副连长多杀几个鬼子。”说这话时，他眼圈红了。后来部队编入陆军33师，因为他机枪打得好，一直让他当机枪手，虽说名义上是班长，却拿着排长的待遇。
　　
　　抗战胜利后，1948年他随军起义，成了解放军的机枪排排长。可1950年那年，他得了病，总尿血，没办法，只能退役回家。算起来，他离开舞阳疙瘩村已经十多年了。
　　回村才知道，叔叔在河北冀州打鬼子时牺牲了，哥哥也在岳阳战死了。张全忠没多说什么，就守着家里的几亩地，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张军说，他后来见过张全忠一次，老爷子正坐在门槛上，擦着一把老旧的机枪零件——那是他当年从河里拖回来的那挺重机枪，零件被他拆下来，擦得锃亮。他说“枪在，弟兄们就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