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章 关东来客，乌镇游击

　　(一)
　　
　　2007年的安顺城刚下过一场雨，青石板路上汪着水洼，倒映着老茶馆的飞檐。张军坐在竹椅上对我说：“李明，郭学圣那小子，年轻时眼睛亮得像东北的星星，就是那股子亮劲，让他在鬼门关前多了口气。”
　　我凑近了些，听他讲1936年那个冬天。郭学圣从哈尔滨逃出来时，棉袄里还揣着半张宣传队的名单，是前一晚从特务搜走的文件堆里抢回来的，纸边被火燎得发黑。他在火车站混上煤车时，鞋底子早被铁轨边的碎石磨穿了，光着的脚后跟在寒风里冻得发紫，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九一八”那晚的事，郭学圣后来总跟人念叨。他和同学们在操场上升起篝火，数学老师把怀表往石头上一摔，表壳碎了，指针停在十点二十分——正是柳条湖那边传来爆炸声的时刻。老师扯着嗓子喊“东北要没了”，声音被风撕得粉碎，郭学圣攥着烧火棍的手，指节捏得发白。
　　江桥抗战打响时，郭学圣跟着宣传队往前线送粮。呼兰河上的木桥被日军炸断了，他们就在冰面上凿洞，把粮食装进猪尿泡里往对岸推。冰面裂出的缝子像刀子，他眼睁睁看着一个老乡连人带粮滑进去，只冒了两个泡就没了影。后来他跟人说，那冰裂的声音，比炮弹炸响还让人揪心。
　　
　　日军占了哈尔滨后，学校里的樱花树都栽到了操场中央。郭学圣他们把传单藏在黑板擦里，趁日本人不注意就往同学手里塞。有回在中央大街撒传单，正撞见一队日本兵举着太阳旗游行，他急中生智钻进包子铺，抓起案板上的面粉往脸上一抹，跟着掌柜的吆喝“热包子嘞”。面粉混着汗流进眼里，辣得他眼泪直流，却不敢抬手擦。
　　12月11日那天，日伪特务的皮靴声在走廊里响了整整一上午。郭学圣从后窗跳出去时，裤腿被铁丝勾破了，露出的小腿被冻得通红。他在煤堆里滚了两圈，把学生装换成捡来的老棉袄，连头发都用锅底灰抹得打结，活脱脱一个逃难的庄稼汉。火车站的检票员瞥了他一眼，没说话，只往他手里塞了张皱巴巴的票——后来他才知道，那是个地下党，转天就被抓了。
　　火车过锦州时，天开始飘雪。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个穿军装的国民党兵把枪往角落里一靠，从怀里掏出个烤红薯，掰了一半递给他：“小兄弟，往南走？”郭学圣点点头，红薯烫得他手心发疼，却舍不得松手。那兵叹了口气：“俺们营在长城打光了，就剩俺一个，回老家种地去。”
　　山海关的站台亮如白昼，探照灯扫过车厢时，郭学圣赶紧把头埋进膝盖。前车厢的动静越来越大，他听见日本兵用枪托砸人的声音，还有女人的哭嚎。一个戴眼镜的先生被拽出去时，怀里的书散了一地，郭学圣瞅见最上面那本是《呐喊》，封皮被踩得稀烂。
　　日本兵的皮靴停在他面前时，郭学圣的心跳得像要撞碎肋骨。他故意把脚往煤渣堆里蹭了蹭，露出脚趾头磨出的血泡。
　　“哪里去？”日本兵的枪托在他背上戳了戳，军帽下的眼睛眯成一条缝。
　　“北平……寻俺婆娘。”郭学圣的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他往地上啐了口带煤渣的唾沫，“她在绸缎庄当伙计，俺爹也在那边扛活，家里……就剩俺了。”
　　日本兵弯腰捡起他掉在地上的麻花，用刺刀挑着看了看：“‘出国’证的有？”
　　“啥证？”郭学圣装傻，手在棉袄上乱摸，“俺就带了俺娘给俺缝的布衫，还有……还有给娃带的糖块。”他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里面是几块化了又冻住的糖，硬得像石头。
　　日本兵的手伸进他的棉袄领口，郭学圣吓得一哆嗦，赶紧把衣襟扯开：“老总你看，就这一件棉的，里面是补丁衫，真没啥。”他故意把胳膊上的冻疮露出来，红肿的脓包看得人发怵。
　　就在这时，车站的电铃突然尖叫起来，震得人耳朵疼。后车厢传来集合的哨声，日本兵骂了句“八嘎”，把刺刀上的麻花甩在地上，转身跳下车。郭学圣看着他的军靴消失在人群里，才发现后背的棉袄已经被冷汗浸透，贴在身上冰凉。
　　火车开动的瞬间，不知是谁先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起初是低声哼，后来越来越响，有人用烟袋锅敲着车厢板打拍子，有人把干粮往别人手里塞。郭学圣望着窗外闪过的灯火，忽然想起哈尔滨的家，想起母亲在灶台前蒸馒头的热气，眼泪混着脸上的煤灰往下淌——原来这世上最硬的，不是日本兵的刺刀，是中国人的骨头。
　　
　　到北平见了马占山的秘书，那人盯着他胳膊上的冻疮说：“去黄埔吧，学本事，将来打回去。”1937年10月，郭学圣站在黄埔军校的操场上，对着国旗敬礼时，忽然觉得呼兰河上的冰面好像化了，春水正往地里钻，要不了多久，就能长出新苗。
　　第二次长沙会战那回，郭学圣带着通讯兵在湘江边抢运器材。德国造的电台发报机沉得像铁块，他蹚着齐腰深的江水往船上递，子弹在耳边嗖嗖飞，把水面射得全是窟窿。有个新兵腿软，他照着屁股踹了一脚：“想活着回家，就把箱子举高点！”那二十多箱器材后来在大后方派上了用场，据说薛岳将军的指挥部全靠它们联络。
　　在前线窃听日军电讯时，郭学圣练就了一对“顺风耳”。趴在水稻田的泥里，能听出三百米外日军巡逻队的人数；躲在坟包里，能从电台的嘀嗒声里辨出是进攻还是撤退。有回在山坳里，日军的皮鞋离他只有三尺远，他屏住呼吸，听着靴底带起的草叶声，直到那脚步声远了，才敢吐出嘴里的泥。
　　后来回黄埔当教官，郭学圣总给学员们讲闯关的事。“鬼子不可怕，”他拍着讲台，“可怕的是自己先软了腿。”在独山中学教童子军时，他把从日军那里缴获的军号改成了铜哨，吹起来格外响，学生们跟着他在操场上跑步，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声音能传到三里外。
　　1961年回东北，郭学圣在老房子的墙缝里摸出个油纸包，里面是当年没送出去的传单，纸都黄了，“还我河山”四个字却依旧清晰。老师告诉他，日本人1944年还来村里抓他，把他的画像贴在炮楼子上，画像上的他穿着学生装，眼神里的劲，跟当年举着油灯时一个样。
　　
　　张军说到这儿，烟锅里的火灭了。他望着窗外的阳光，忽然笑了：“听说郭老过百岁生日，全家三十多口人围着他，重孙子给他戴寿星帽，他还说‘当年闯关时，哪想过能有今天’。”
　　我摸着手里的搪瓷缸，缸身上的“抗战到底”四个字被磨得发亮。原来那些在黑暗里摸爬滚打的人，早把希望种进了心里，就像呼兰河上的冰，看着硬，开春了，总能化成一河春水，载着船，往天亮的地方去。
　　
　　(二)
　　
　　老茶馆的屋檐垂着雨帘，把青石板路洇得油亮。张军从帆布包里翻出个铁皮盒子，里面盛着半块锈迹斑斑的弹片。“这是邱宗英给我的，”他用粗糙的拇指摩挲着弹片边缘，“1938年打晖山塔时，从他耳边飞过去的，嵌进了身后的松树里。”
　　雨珠顺着窗棂往下淌，张军的声音混着茶炉的咕嘟声，漫出些潮湿的往事。他说邱宗英总想起1938年8月那个清晨，干山的竹林里挂着露水，朱希的高射炮被垫在三层厚木板上，炮管被锯掉了三尺，露出的铜芯在晨光里闪着冷光。炮手老陈是个铁匠出身，正用粗布擦炮膛里的锈，朱希蹲在旁边抽烟，烟锅里的火星子落在草叶上，烫出一个个小黑点。“等会儿听我口令。”朱希的烟袋锅往炮身上敲了敲，“三炮，把晖山塔给我掀个角！”
　　邱宗英那时刚满二十，揣着杆老套筒趴在龙山的石缝里。他能看见晖山塔上的日军正换岗，刺刀在塔顶晃出细碎的光。运河里飘着几艘乌篷船，船头的渔民缩着脖子——谁都知道，那塔是日军的瞭望哨，塔上的望远镜能看清乌镇家家户户的烟囱。
　　第一炮响时，邱宗英感觉脚下的石头都在颤。炮弹擦着塔顶飞过去，炸在后面的山坡上，惊起一群白鹭。塔上的日军像被捅了的马蜂窝，抱着枪在塔檐上乱转。没等他们架起机枪，第二炮精准地轰在塔基，青砖碎成齑粉，顺着塔壁哗哗往下掉，在塔下积起一小堆白花花的粉末。“鬼子准在想，这哪来的炮？”张军笑出声，“他们摸了朱希半年，知道他最多有几挺捷克式，哪见过这大家伙。”
　　第三炮来得又快又猛，直接掀了塔尖的半截。黑烟裹着碎木片往上冲，把日头都遮了大半。朱希在山腰上举着驳壳枪喊冲锋，声音劈了叉：“拿下三山，今晚喝庆功酒！”邱宗英跟着人流往上冲，脚下的碎石子硌得脚生疼。他看见老陈扔掉炮栓，光着膀子抓起地上的步枪，枪托上还沾着炮油。
　　
　　这之前的艾白马塘伏击，邱宗英总说像场梦。那天凌晨的雾气把运河罩得像块白绸子，七艘日军汽艇破开雾气驶来，马达声惊飞了芦苇丛里的水鸟。朱希的队伍藏在塘埂后，草叶上的露水打湿了裤脚，凉飕飕地往骨头缝里钻。邱宗英的老套筒里压着五发子弹，他数着汽艇的影子，手心的汗把枪栓都泡滑了。
　　“朱希的枪响得突然，”张军往茶碗里撒了把炒青，“像平地炸了个雷。”芦苇丛里猛地站起几十条黑影，机枪子弹扫在汽艇的铁皮上，溅起的火星落进水里，滋滋地冒白烟。邱宗英对着最近的汽艇扣扳机，后坐力撞得肩膀发麻，他看见一个戴钢盔的日军晃了晃，一头栽进运河，水面上冒了个红泡就没影了。
　　三艘汽艇着了火，火苗顺着帆布往上窜，把雾都烧得散了些。剩下的两艘想掉头，被朱希安排的乌篷船堵了正着。有个日军举着指挥刀喊着什么，被老陈一梭子扫倒在船头，指挥刀“咚”地掉进水里，沉下去时还闪了闪。最后那个伍长，背靠着冒烟的引擎，把刺刀往肚子上按的时候，邱宗英刚好爬上他的汽艇，血溅在船板上，顺着缝隙流进运河，把水面染得一片斑驳。
　　
　　可1939年1月的钟家墩，就只剩刺骨的冷了。张军的声音低了下去，雨好像也下得更密了。日军的飞机在杨开庙上空盘旋，投下的炸弹把庙门炸成了碎片，神像的胳膊腿飞得到处都是。邱宗英躲在神龛后面，看见二团团长张猛举着驳壳枪往外冲，刚跨出门槛就被流弹掀了帽子，子弹从太阳穴穿过去，血喷在供桌上的香炉里，香灰混着血凝成了块。
　　“庙里的惨叫声像杀猪，”张军的手指关节捏得发白，“日军的刺刀挑着战士的绑腿，往庙外的桑树上挂。有个十六岁的通信兵，被绑在最粗的那棵桑树上，刺刀捅进去时，他还喊着‘打倒小日本’。”邱宗英拖着个伤兵往庙后挪，地上的血像层滑溜溜的油，他摔了好几跤，膝盖磕在石阶上，至今还留着个坑。
　　岸边那个排的弟兄，是第二天在稻田里找到的。二十几个人趴在水洼里，步枪还指着运河，稻穗上的血结成了黑痂，把金黄的稻粒都染成了紫褐色。邱宗英说，那天的风吹过稻田，沙沙的响，像在哭。
　　
　　羔羊庙的包围圈，邱宗英一辈子都忘不了。1939年10月的太阳毒得像火，日军从崇德、桐乡分三路围过来，把1连困在庙里。连长牺牲时，手里还攥着没发完的子弹，指节捏得发白；三排长被炮弹掀飞时，邱宗英正给他递手榴弹，只抓到一只带血的布鞋。他们从后墙挖洞往外钻，日军的机枪顺着洞口扫，子弹打在砖头上，碎屑像沙子似的往下掉。
　　“出来时才发现，27个弟兄没跟上来，”张军叹了口气，“邱宗英的裤腿被打穿了，血顺着小腿流进草鞋，走一步，稻场上就留下个红脚印。”后来他在西安七分校的笔记本上写：游击战不是人多就管用，得像水里的鱼，聚是一团，散是一片。
　　日军的文件里说，国民党的游击队像堆沙子，攥紧了也漏，撒开了就散；共产党的队伍却像块铁，能打成刀，也能拧成绳。邱宗英把这段话抄在本子上，铅笔尖戳破了纸——他想起钟家墩桑树上的弟兄，想起稻田里的红脚印，忽然懂了，打仗不光靠枪，还得靠怎么把人拧成一股绳。
　　
　　张军收起铁皮盒子时，雨停了。远处的乌镇水阁上，红灯笼亮了起来，映着运河的水，红得像团暖火。“邱宗英现在每天都去河边坐会儿，”他说，“一百零一岁了，背驼得像座桥，可说起当年的芦苇丛，眼睛亮得像年轻人。”
　　我望着窗外的运河，水面上的灯笼影晃啊晃，忽然明白，那些在战火里倒下的年轻人，其实都化作了这乌镇的桥、这运河的水，守着他们当年拼死护着的地方，一辈又一辈，安安稳稳地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