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七章 壮丁绪孔，小兵有礼

　　（一）
　　
　　张军递给我那本笔记本时，封皮上的“刘绪孔”三个字已经磨得快要看不清了。他说这是刘绪孔晚年时用放大镜照着写的，手抖得厉害，字都歪歪扭扭粘在一块儿。“你听听这个河南娃的故事，”他往搪瓷缸里续了点热水，“比戏文里的还曲折。”我便坐在研究院的老藤椅上，听他把刘绪孔的往事一点点铺开，像展开一幅褪色的老地图。
　　
　　一九四〇年的春天，巩义北山口镇的麦子刚起身。刘绪孔背着娘烙的玉米饼，跟在表兄李志强身后往县城走。表兄那时在第九军当连长，军装熨得笔挺，腰间的武装带锃亮。“到了部队，先学本事，”李志强拍着他的后脑勺，“瞄准要像瞅地里的兔子，一枪就得撂倒。”
　　教导队的日子比地里的农活苦十倍。天不亮就被吹号声揪起来，光着膀子在操场练劈刺，木枪杆撞得肩膀青一块紫一块。班长是个山东汉子，嗓门比炮仗还响：“刺的时候要吼！把鬼子的魂儿吓跑！”刘绪孔总吼得最响，他想起村里被鬼子烧了的祠堂，想起三叔公被挑在刺刀上的样子。
　　三个月后考核，他趴在泥地里打靶，三发子弹全中靶心。营长来视察时正好看见，指着他对李志强说：“这娃眼神亮，跟我当勤务兵吧。”于是他就成了二营营部的人，每天给营长擦枪、递水、整理文件。营长的驳壳枪是德国造的，枪套上镶着铜扣，刘绪孔总用细布擦得能照见人影。夜里跟着营长去摸鬼子的岗哨，他总揣着三颗手榴弹，营长说：“绪孔你年纪小，真打起来就往回跑。”可他每次都跟到最后，看着营长用那把驳壳枪解决掉哨兵，心里又敬又馋。
　　在黄河边打游击时，他学会了听马蹄声辨人数，看炊烟知虚实。有次在芦苇荡里埋伏，鬼子的马队刚靠近，他就听见营长低声说：“十三匹，其中两匹是驮马。”果然等鬼子走近了，正好十三个人，两匹马上驮着弹药箱。那次伏击缴获了三挺歪把子，刘绪孔抱着机枪笑了半宿，梦里都在扣扳机。
　　
　　一九四四年四月，部队开到宝鸡张家沟休整。营长咳嗽得厉害，脸憋得通红，刘绪孔揣着两块银元去街上买红糖。他换上老百姓的蓝布褂子，临走时营长还叮嘱：“早去早回，别贪玩。”
　　宝鸡街上人来人往，药铺门口挂着“童叟无欺”的幌子。他刚把红糖包好，就被两个戴钢盔的兵架住了胳膊。“干什么！我是第九军的！”他挣扎着去摸怀里的兵证，那玩意儿是用厚纸壳做的，边角都磨圆了。一个瘦脸兵“嗤”了一声，把兵证抢过去撕得粉碎：“第九军？老子看你像逃兵！”
　　他被塞进一辆闷罐车时，里面已经挤了二十多个壮丁。有个穿长衫的先生哭哭啼啼：“我是教书的，不是当兵的……”话音未落就被枪托砸了脸。刘绪孔缩在角落里，摸着贴身藏的半包红糖，心里又急又气——营长还等着这糖治咳嗽呢。
　　不知走了几天，车停在个破庙前，他们被赶到院子里。一个穿黄呢子军装的军官用保定话喊：“点到名的出列！”喊到“刘绪孔”时，他梗着脖子没动。那军官走过来，个子不高，眼睛却很亮：“咋？不服？”
　　“我是正规军，不是壮丁。”刘绪孔盯着他的领章，是个上尉。
　　“正规军？”上尉笑了，“正规军能让人把你当壮丁抓了？”他拽过一杆中正式步枪扔过去，“能打中那棵老槐树不？”三十米外的槐树杈上，停着只麻雀。刘绪孔闭左眼睁右眼，屏住呼吸，“啪”的一声，麻雀掉了下来。
　　上尉拍了拍他的肩膀：“我叫孔保田，一连连长。从今天起，你就是我连的人了。”
　　往南方走的路上，秦岭的山像翻不完的浪。刘绪孔脚上的布鞋磨穿了底，露出的脚趾在石子路上磨出了血。夜里宿在山洞里，他把红糖掏出来，分给身边一个饿得直哭的小鬼一半。孔保田正好进来查铺，看见后骂道：“胡闹！现在是行军，不是过家家！”可第二天一早，他扔给刘绪孔一双胶底帆布鞋：“穿这个，比布鞋禁磨。”那鞋是新的，鞋帮上还带着线茬，刘绪孔后来才知道，那是孔保田自己的备用鞋。
　　十二月的广西南丹，冷得能哈出白气。大石桥阵地在暮色里黑沉沉的，像头伏着的巨兽。刘绪孔和战友们用刺刀挖散兵坑，冻土硬得像铁块，刺刀戳下去只留个白印。“用镐！”孔保田喊着扔过来一把洋镐，“挖深点，能藏住半个身子才算数！”
　　夜里山风刮过，像鬼哭似的。刘绪孔冻得睡不着，裹紧了单薄的军毯。孔保田提着个布袋子过来，往每个人手里塞了几个干辣椒：“嚼着，能顶半个时辰。”刘绪孔把辣椒放进嘴里，辣得眼泪直流，可身上确实暖和了些。他看见孔保田往阵地上走，背影在月光下拉得很长，手里还攥着个小本子，借着月光在写什么。
　　
　　第二天太阳刚出来，一个穿灰布褂子的人举着白旗晃悠悠过来。离阵地还有三十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喊着：“别开枪！我是送信的！”刘绪孔和两个战友架着他往团部走，那人一路上哆哆嗦嗦：“皇军说了，投降的话，官复原职，还有大洋拿……”走到山后时，他突然抓住刘绪孔的胳膊，“小兄弟，我家里有八十岁老娘……”刘绪孔心里一动，可想起那些被鬼子害死的乡亲，又把心硬了硬。
　　团部的参谋听完，挥了挥手：“这种汉奸，留着没用。”枪响的时候，刘绪孔正好走到拐角，那声闷响像石头砸在他心上。回去的路上，孔保田正对着秦岭的方向发呆，见他过来，把手里的小本子合上：“听见了？”刘绪孔点点头。“这种软骨头，今天能替鬼子送信，明天就能替鬼子带路。”孔保田的声音很沉，“你记住，当兵的，骨头不能软。”
　　
　　中午的炮声来得突然，像天上炸了锅。第一发炮弹落在阵地左侧，泥土和碎石像下雨似的泼下来。刘绪孔缩在刚挖好的掩体里，听着炮弹呼啸着从头顶飞过，震得耳朵嗡嗡响。“撤到半山腰！”孔保田的声音穿透炮声，“快！”他们猫着腰往后跑，刚跑出没几步，原来的位置就炸开了，一个没来得及跑的战友瞬间就没了影。
　　在半山腰的树林里，他们趴在厚厚的落叶上，看着阵地被炮火覆盖。孔保田拿着望远镜，眉头皱得像个疙瘩：“狗日的，炮弹还挺准。”等炮声停了，他一挥手，“回去！”
　　刚回到阵地，就看见鬼子像蚂蚁似的往上爬。“五十步……”孔保田低声数着，“四十步……三十步……”刘绪孔握紧了手里的“中正式”，手心全是汗。“二十步！打！”孔保田猛地站起来，手里的驳壳枪率先响了。刘绪孔扣动扳机，冲在最前面的鬼子应声倒地，胸前的血窟窿往外冒红。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开火，山坡上顿时一片惨叫。退下去的鬼子留下了二十多具尸体，有个军官模样的人倒在石缝里，指挥刀还牢牢攥在手里。
　　这样的日子过了七天。每天天一亮，炮声就准时响起，然后是鬼子冲锋，再被打退。刘绪孔的枪管打烫了，就往上面浇尿，滋滋冒白烟；手指被扳机磨出了血，用布条缠上继续打。他记不清打死了多少鬼子，只知道每天清点人数时，队伍都在变短。有天晚上，他梦见自己回了巩义，娘正往他碗里夹鸡蛋，可刚要张嘴，就被炮声惊醒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天阴得厉害，像要下雪。刘绪孔摸了摸子弹袋，只剩下最后三发。孔保田的声音带着血丝：“子弹打光了，拼刺刀！”他拔出刺刀，在石头上蹭了蹭，寒光里映出自己瘦脱形的脸。
　　冲锋号响起来的时候，刘绪孔感觉浑身的血都烧起来了。他跟着大部队往下冲，嘴里吼着教导队学的号子。第一个鬼子刚举起枪，他就一矮身子，刺刀从对方的肋下捅了进去。那鬼子“嗷”地叫了一声，手里的枪掉在地上。刘绪孔猛地拔出刺刀，血溅了他一脸，热乎乎的。
　　第二个鬼子从侧面扑过来，刺刀带着风声。刘绪孔往旁边一闪，枪托狠狠砸在鬼子的脸上，听见骨头碎裂的声音。那鬼子捂着脸嗷嗷叫，他趁机把刺刀送进了对方的喉咙。
　　他正喘着粗气，眼角余光看见三个鬼子朝他围过来。明晃晃的刺刀在眼前晃，他知道自己对付不了三个，转身就跑。胶底鞋踩在石子路上，发出“沙沙”的响，比鬼子的皮鞋声轻快多了。他听见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那声音像锤子似的敲在他心上。
　　跑了约莫五六十步，后颈突然一凉——他知道鬼子的刺刀到了。就像教导队教的那样，他猛地向左转身，左腿在前右腿在后，刺刀从下往上挑。他感觉刀尖刺穿了棉军装，刺穿了皮肉，然后那股阻力突然消失了。那鬼子睁大眼睛看着他，嘴里涌出的血沫子溅在他脸上。
　　天渐渐黑了，剩下两个鬼子在远处骂着什么，终究没敢再追。刘绪孔瘫在地上，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手里的步枪还紧紧攥着，刺刀上的血一滴一滴落在地上，像开了朵红梅花。
　　河岸边的芦苇荡里，水腥气混着硝烟味，呛得人直咳嗽。刘绪孔听见有人说话，凑过去一看，七个战友正围着火堆烤衣服。“连长呢？”他刚问出口，就看见水里漂着个黑影。游过去才发现是孔保田，肚子上的伤口还在冒血，军裤浸成了紫黑色，像块吸饱了血的海绵。
　　“别管我……”孔保田气若游丝，可刘绪孔和战友们还是解下绑腿，把他捆在中间往岸上抬。到了桥洞下，他们搭起人梯，刘绪孔在最底下，战友们踩着他的肩膀往上爬。他感觉骨头都在咯吱响，可一想到孔保田平时的样子，就咬着牙没吭声。
　　把孔保田送进团部医院时，院长摇着头说：“失血太多，能不能活，看老天爷的意思了。”刘绪孔站在医院门口，看着灰蒙蒙的天，心里空落落的。
　　
　　往都匀走的路上，饿成了最大的敌人。刘绪孔三天没吃东西，头晕得像踩着棉花。路边的树底下，总有饿死的百姓蜷在那里，头发乱得像草，脸上都是灰。有个小孩趴在娘怀里，早就没了气，可那娘还在轻轻拍着他，嘴里哼着听不懂的歌谣。刘绪孔别过脸，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到了都匀县城，眼前的景象让他倒吸一口凉气。房子烧得只剩下架子，断墙上还留着黑糊糊的手印。风一吹，焦糊的木头味呛得人直咳嗽。他们在一个烧毁的粮库角落里，扒出些没烧透的糙米，米粒上还带着黑点点。每个人都把裤腰带勒得紧紧的，背着米袋继续走，好像那不是糙米，是救命的金子。
　　在贵定县北门，他们找到一户没来得及逃走的老百姓家，院子里有口铁锅。七个大男人围着锅，看着糙米在水里翻滚，香气飘出来的时候，每个人的肚子都“咕咕”叫。第一碗饭进嘴时，刘绪孔差点哭出来——这是他吃过最好吃的饭。
　　第五天头上，刘绪孔去路边探情况，远远听见熟悉的番号声。他愣了一下，揉揉耳朵再听——没错！是第九军五十四师！他疯了似的往回跑，拉着同是河南老乡的许昌兵就往路边冲：“快！是我们原来的部队！”
　　三天后，当李志强的队伍开过来时，刘绪孔站在路边，嗓子都喊哑了。李志强骑着马走在队伍前面，看见他时愣住了，手里的缰绳都掉了。“绪孔？”他从马上跳下来，一把抱住刘绪孔，“我以为你早就没了……宝鸡那边找遍了，连你的影子都没见着……”
　　刘绪孔这才发现，自己藏在怀里的那半包红糖，早就化成了黏糊糊的糖块，把布衫浸了个透。他想起营长的咳嗽，眼圈一下子红了。
　　
　　张军讲到这里，把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有张泛黄的照片，一个白发老人坐在藤椅上，手里拿着枚军功章，笑得满脸皱纹。
　　
　　张军说，刘绪孔总跟人讲，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孔保田——后来听说孔连长虽然保住了命，却成了残废，再也没能上战场。
　　在承德遇见老排长徐国军时，刘绪孔正在汽车连当司书，每天记账、写报告。徐国军拍着他的肩膀：“你这娃命大，该享福了。”可他总想起南丹的阵地，想起那些没来得及撤退的战友。
　　一九四九年北平和平解放那天，刘绪孔看着解放军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子走过来，突然就哭了。他想起黄河边的芦苇荡，想起南丹的大石桥，想起那些永远留在战场上的年轻面孔，终于和平了。
　　收到父亲的两封信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信里说家里分了地，娘的身体也好了，让他赶紧回家。办理退役手续那天，他把那杆中正式擦得干干净净，交上去的时候，心里像少了点什么。
　　回到巩义老家，他成了个普通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是在阴雨天，右臂的伤疤会隐隐作痛，提醒他那些战火纷飞的日子。张军说，每次去看他，老人都会拉着他的手，掰着手指头数：“南丹刺死三个，黄河边打死五个……”数着数着，就会沉默半晌，然后叹口气：“活着，真好。”
　　
　　我把笔记本还给张军时，窗外的阳光正好照进来，在封皮上投下淡淡的影子。“这些老兵啊，”张军摩挲着封皮，“就像老黄牛，默默把苦吃了，却不声张。”我点点头，心里想着，该把这些故事记下来，讲给孩子们听——不能忘了，今天的日子，是多少像刘绪孔这样的抗战老兵，用命换来的。
　　
　　（二）
　　
　　张军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叠照片，最上面那张边角卷了毛边，却依旧能看清少年咧嘴笑着。这是一张我以前看过的远征军小兵经典照片，但我不知这个少年是谁。少年右手举得笔直，大拇指翘得老高。
　　“这是陈友礼，”张军用指腹轻轻摩挲着照片，“十四岁那年，在回龙山杀红了眼。”
　　
　　一九三一年的冬天，赫章县平山乡的茅草房里，陈友礼的娘断了气。那时他刚满一岁半，叼着娘的衣襟不肯松口，爹用粗布帕子擦着泪，把他裹进那件打了七八个补丁的蓝布襁褓。后来爹总说，那娃打小就犟，娘走后三天没吃奶，硬是靠米汤活了下来。
　　十岁那年的乡场天，陈友礼背着半篓猪草往家赶，远远就听见铜锣响。老槐树下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穿灰军装的兵爷们正往木牌上贴红纸，上面写着“招募壮士”四个大字。比他高半个头的狗剩子踮着脚往人堆里挤，被个挎着盒子炮的军官一把薅住：“多大了？”“十三！”狗剩子梗着脖子。军官拍拍他的胸脯，往他手里塞了个红布条：“归队！”
　　陈友礼扔下猪草就往跟前凑，被那军官瞅见了，伸手把他拨到一边：“去去去，毛娃娃添什么乱。”他摔在泥地里，看着狗剩子挂着红布条在他面前晃，心里像被野蜂蛰了，爬起来拍拍土，死死盯着那军官的背影。
　　
　　转年开春，他揣着爹连夜烤的红薯，天不亮就往县城赶。三十里山路，鞋底磨穿了洞，脚趾头在草鞋里磨出了血泡。县府门口的招兵处，还是那个挎盒子炮的军官，正低头在名册上画圈。陈友礼“扑通”一声跪在青石板上，红薯在怀里焐得温热：“长官！我会喂马、会挑水，还能爬树给您摘野果子！”
　　军官抬眼打量他，这娃瘦得像根豆芽菜，穿着露胳膊肘的破棉袄，眼睛却亮得惊人。“打鬼子可不是摘果子，”军官把手里的钢笔往桌上一放，“会死人的。”陈友礼猛地扯开棉袄，露出胸前干瘦的肋骨：“我不怕！去年鬼子烧了隔壁屯子，我亲眼见的！”他说得急，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死死憋着没掉下来。
　　军官突然笑了，抓起钢笔在名册上划了个勾：“叫啥？”“陈友礼！”他答得响亮。“好名字，”军官把一支钢笔塞到他手里，“从今天起，你是第五军200师的人了。”
　　被领到600团三营连部时，陆春风正蹲在门槛上擦枪。这广西汉子穿着熨帖的卡其布军装，袖口挽得整整齐齐，看见陈友礼，眉毛挑了挑：“这娃够当我半个儿子了。”他成了陆连长的勤务兵，每天给连长擦枪、铺床、递茶水。陆连长总爱捏他的脸蛋：“友礼啊，要叫长官，莫叫大哥。”可夜里查铺，又会把自己的羊毛毯悄悄盖在他身上，那毯子带着淡淡的烟草味，比家里的破棉絮暖和十倍。
　　
　　200师是机械化部队，营房后面停着的坦克像座座铁山。陆连长教他认字，用树枝在地上写“陈友礼”三个字，他总把“礼”字的竖弯钩写得歪歪扭扭。“要挺直，”陆连长握着他的手，笔尖在地上划出笔直的线，“做人跟写字一样，腰杆得硬。”
　　打枪是个苦差事。中正式步枪比他还高，第一次实弹射击，后坐力把他掀了个四脚朝天，耳朵嗡嗡响了三天。陆连长笑得直拍大腿，却把枪栓卸下来，一点点教他怎么借巧劲：“你看，这样一扣，省力。”他还把自己的配枪拆了，零件摆了一地，教陈友礼认哪是撞针，哪是弹簧：“等把鬼子打跑了，我送你去军校，学开坦克，比这过瘾。”
　　一九四三年春天，部队开赴印度。坐运输机那天，陈友礼吓得死死攥着陆连长的衣角。飞机颠簸得像筛糠，他却看见陆连长对着窗外笑——下面的喜马拉雅山，雪顶在太阳下闪着光，像铺了满地的银子。
　　
　　蓝姆伽训练营的洋人个个高鼻子蓝眼睛，说话“叽里呱啦”的。美国大兵给他们发罐头，牛肉红得发亮，陈友礼偷偷藏了一块，晚上塞给陆连长：“长官，您尝尝。”陆连长把罐头推回来，从背包里掏出个油纸包：“我有这个。”里面是炒得喷香的糯米，混着晒干的辣椒碎，是出发前师母给炒的。
　　在战车学校学无线电时，陈友礼总记不住那些弯弯曲曲的字母。陆连长把字母画成鬼脸，“A”像个歪戴帽的鬼子，“B”像挺歪把子机枪，他一下子就记住了。有天夜里值勤，他抱着电台打瞌睡，被陆连长揪着耳朵叫醒：“这玩意儿比枪还重要，盹儿得留到打胜仗再睡。”
　　八个月后打回云南，陈友礼已经能背着步枪跑十里山路不喘气。在保山休整时，陆连长带他去镇上的照相馆，拍了张合影。照片上，他站在连长身后，穿着新军装，腰杆挺得笔直，就是帽子太大，遮住了半张脸。陆连长把照片揣在贴身的口袋里，说要等胜利了寄给广西的老娘看。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美军记者来的时候，阵地刚下过一场雨。泥土里混着松针的清香，远处的山尖裹在白雾里。大鼻子摄影师举着黑匣子相机转悠，突然指着陈友礼“OKOK”地喊。翻译跑过来说：“记者要拍你，说你是全团最小的兵。”
　　他被按在战壕边的石头上，摄影师嫌他身上的装备太少，往他肩上摞了三个帆布背包，又把旁边大个子兵的钢盔扣在他头上——太大，戴不住，只好再扣上自己的小帽，两个帽子叠在一起，像座小山头。“水壶！再挂个水壶！”摄影师比划着，陈友礼把自己的水壶解下来，又从陆连长那里抢了一个挂上。一个装着山泉水，一个是陆连长让他备着的盐巴和干辣椒面——滇西山地潮，嚼口辣椒能驱寒。
　　“笑一个！像这样！”翻译竖起大拇指。陈友礼咧开嘴，露出豁了颗门牙的笑容——那是前几天啃硬饼子硌掉的。阳光穿过云层照在他脸上，把绒毛都染成了金色。快门“咔嚓”响的时候，他看见陆连长正蹲在不远处的战壕里，手里举着块烤玉米饼朝他晃，饼子上还沾着芝麻。
　　后来陆连长托人从昆明找来那张报纸，上面印着他举着大拇指的照片。“你看，”连长指着照片，“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小战士，十四岁就敢跟鬼子干。”陈友礼把报纸折成小方块，塞在贴身的口袋里，跟那张合影作伴。
　　
　　回龙山的雪来得比往年早。一九四五年一月三日夜里，进攻的命令下来时，陈友礼正帮陆连长缝补被树枝划破的袖口。连长的手指被冻得通红，捏着针线直打哆嗦：“友礼，这次让你跟我上前沿。”他心里一激灵，针扎在了手上。“怕了？”陆连长笑他。“不怕！”他把血珠在裤子上蹭掉，“早就想跟鬼子真刀真枪干了。”
　　出发前，陆连长往他怀里塞了个暖水袋，里面灌着滚烫的开水：“揣好，别冻着了。”他们沿着结冰的山道往上爬，刺刀在冻土上凿出一个个小坑，哈出的白气刚冒出来就凝成了霜。陈友礼背着连长的望远镜，镜片上结了层薄冰，他时不时用袖子擦一擦，镜筒里的日军阵地像团黑影，静得吓人。
　　“记住，”陆连长在他耳边低语，“不到万不得已，别开枪。你还小。”他点点头，把暖水袋攥得更紧了。
　　北峰阵地拿下来时，太阳刚把山顶的积雪染成粉红色。日军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堆在工事里，有个鬼子的钢盔滚到陈友礼脚边，里面还塞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有个穿和服的女人抱着孩子。他正看得发愣，陆连长一脚把钢盔踢飞：“别看那些，他们不配。”
　　清理战场时，陈友礼在一个被炸烂的碉堡里发现半盒日本饼干，硬得像石头。他揣在怀里，想让陆连长尝尝鬼子吃的啥玩意儿，却被连长劈手夺过去扔了：“咱中国人，不吃这破烂。”中午分罐头，陆连长把自己那份里的牛肉全挑给他，“多吃点，下午才有劲。”
　　
　　一月四日的黄昏，天阴得发沉。他们蹲在背风的石坳里，就着雪水啃压缩饼干。陆连长刚把一块牛肉干塞进他嘴里，山对面突然传来一阵怪叫——是日语，像被踩了尾巴的狼，听得人头皮发麻。陈友礼抬头，看见漫山遍野的钢盔在暮色里闪着冷光，鬼子像疯了似的往下涌，嘴里“嗷嗷”叫着，手里的刺刀明晃晃的。
　　“操家伙！”陆连长把他往战壕里一推，自己抄起了驳壳枪。全连的人瞬间弹了起来，机枪“哒哒”地嘶吼，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在雪地上溅起一串串白烟。陈友礼趴在战壕沿上，手指扣着步枪扳机，手心的汗把枪柄都浸湿了。
　　一个鬼子突破了防线，端着刺刀直扑陆连长。陈友礼看见那刺刀带着风声，眼看就要扎进连长的肩膀。说时迟那时快，陆连长左手猛地抓住刺刀，往怀里狠狠一拧，只听“咔嚓”一声脆响，那鬼子的胳膊以一个诡异的角度弯了下去。没等鬼子惨叫出声，陆连长右手的驳壳枪“砰”地响了，子弹从鬼子的眉心穿进去，红的白的溅了一地。
　　可就在这时，另一个鬼子从侧面钻了出来，刺刀像毒蛇似的探过来，正正穿过陆连长的右手手掌，把他钉在了背后的岩石上。鲜血顺着刺刀往下流，染红了连长的军装，也染红了陈友礼的眼睛。
　　“连长！”他脑子里“嗡”的一声，早忘了陆连长“不到万不得已别开枪”的嘱咐，手指猛地扣下扳机。“砰”的一声枪响，那鬼子的后背突然绽开一朵血花，像极了山里的映山红。
　　陈友礼连滚带爬地扑过去，抱住陆连长的腰就往战壕里拽。手掌的伤口还在汩汩冒血，滴在他的脖子里，烫得像火。“别管我……”陆连长咬着牙，额头上的冷汗混着血往下淌。“不行！”陈友礼背起连长就往山下跑，连长的血顺着他的脊梁骨往下流，在雪地上滴出一串红点子，像撒了一路的山丹丹。
　　山下的医护兵抬着担架跑来，陈友礼拽着人家的胳膊，嗓子喊得都劈了：“送野战医院！一定要送野战医院！他是我长官！”担架兵点头如捣蒜，他才松开手，看着担架一点点远去。陆连长的军帽掉在了雪地里，他捡起来紧紧攥着，羊毛衬里还带着连长的体温，上面绣着的“陆”字被血浸得发黑。
　　回到阵地时，天已经黑透了。风卷着雪沫子，呜呜地像哭。阵地上到处是尸体，有鬼子的，也有自己人的。他看见四川兵小王趴在机枪旁边，眼睛瞪得溜圆——早上还给他讲“幺妹儿”笑话的人，现在浑身都凉透了，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玉米饼。
　　新连长来的时候，带着股寒气。他拍了拍陈友礼的肩膀：“你就是那个小娃娃？”陈友礼没说话，摸着陆连长塞给他的手枪，才发现子弹早就打光了。枪柄是象牙的，上面刻着个小小的“陆”字，是连长闲着没事时用刺刀一点点刻的。
　　
　　张军给我看陈友礼现在的照片时，当年的那个少年正坐在竹椅上晒太阳。
　　抗战胜利那天，陈友礼在南京的街头看到漫天飞舞的传单，突然想起陆连长说的军校。可转年部队投诚，他成了解放军的司号员，军号吹得比谁都响亮。在朝鲜战场上，趴在冰天雪地里等待冲锋时，他总想起回龙山的雪，想起陆连长塞给他的暖水袋，心里就不那么冷了。
　　1955年转业回乡，他被分到地质队，在深山里扛了十年钻探机。后来回村务农，种着几亩玉米地。每次去县城赶集，他都要拐到档案馆，翻那些泛黄的名册，打听有没有一个叫陆春风的广西军官。有次听说邻县有个姓陆的老兵，他揣着两个烤红薯就出发了，拄着拐杖走了三十里山路，结果人家是湖南人，跟他笑说“五百年前是一家”。
　　“您看这张，”张军又指着那张少年竖大拇指的照片，“去年有志愿者把高清扫描版给他看，老爷子摸了半天，突然说‘这帽子太丑了，压得我脖子疼’。”
　　我把目光从照片上移开，窗外的阳光正好落在仙人掌的花上，嫩黄得晃眼。十四岁的陈友礼不会想到，多年后，会有人对着他的照片，听他讲那些枪林弹雨的日子。就像他扣下那一枪时不会想到，那个豁着门牙的笑容，会成为多少人心中永不褪色的希望。
　　“他总说，”张军把照片小心地放回牛皮纸袋，“陆连长教他的，不只是怎么打枪，是怎么挺直腰杆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