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章 玉祥机枪，礼成冲锋

　　(一)
　　
　　我跟张军见面那天，他特意泡了壶浓茶，说讲周玉祥的故事得提神。这位中国抗战史研究院的老兵，说起同乡周玉祥的经历时，显得很是自豪。
　　
　　周玉祥总说自己跟枪有缘。1943年秋，长沙县的稻田刚收完，他被拉了壮丁，在长岳师管区练了半年正步。1944年正月刚过，新兵们踩着冻硬的土路到江西金鸡县，辎重团的军需官扔给他根枣木扁担，油光锃亮的，一看就挑过不少军粮。
　　“你发这玩意儿给我？”周玉祥把扁担往地上一戳，木梢插进泥里半寸，“我在家挑稻子比这利索，犯得着跑千里外学挑担？”
　　连长被他逗乐了，指着远处靶场：“想去打机关枪？跟26军的人去练。”
　　他就真揣着两个窝头去了步兵队。机枪比扁担沉三倍，枪身烤蓝在太阳下泛着冷光。教他的老兵叫谢守才，河南人，左额有道月牙形的疤，说是台儿庄那会儿被弹片划的。“扣扳机别跟捏姑娘手似的，”谢班长扳着他的手压子弹，“这玩意儿认劲不认怂。”一个多月后，周玉祥能闭着眼拆装机枪，枪管烫得能烙饼，他照样用胳膊夹着转移。
　　
　　1944年5月，他们从桂县出发，绕着山路往田乡老关赶。11天走了1300里，鞋底磨穿了就垫茅草，夜里靠在树干上打盹，哨兵站着能打呼噜。到了老关山头，挖战壕时镐头碰到石头，叮当响能惊起一片山雀。
　　等了三天，日军的影子都没见。周玉祥抱着机枪坐在掩体里，枪管被晒得发烫，他就用衣角蘸着水壶里的水擦。第四天晌午，太阳正毒，山下忽然传来窸窣声。谢班长扒着土坡望了望，低声说：“来了，瞧那钢盔反光。”
　　周玉祥的手开始抖，不是怕，是浑身的血都往头上涌，耳朵里嗡嗡响。他摸出腰间的搪瓷缸，想喝水，手一歪洒了大半。“稳住，”谢班长拍他后背，“等哨声。”
　　日军穿着黄呢子军服，像一群饿狼似的往上爬，离阵地还有五十来米时，排长的哨子尖锐地划破空气。“扔！”谢班长的胳膊像风车似的甩动，三颗手榴弹冒着白烟滚进敌群，爆炸声里夹杂着惨叫。周玉祥猛地按下扳机，机枪“哒哒哒”地跳起来，后坐力撞得他肩膀发麻。子弹扫过之处，日军像被割的麦子似的倒下，他盯着准星，忘了数打了多少发，直到枪管红得发亮，谢班长按住他的手：“够了，退了。”
　　他这才发现自己不抖了，手心全是汗，却笑得咧开了嘴。
　　阵地前躺着十几个日军，其中一个尸体旁插着面白旗子，中间红圈圈像块没抹匀的胭脂，边上的黑字歪歪扭扭。周玉祥好奇心上来了，想看看写的啥。
　　“别乱动！”谢班长的话还没落地，他已经跳出掩体。脚刚落地，就听见“嗖嗖”的子弹声，他一个前滚翻抄起旗子，刚要转身，谢班长的吼声炸响：“伏倒！”
　　他连滚带爬地缩回来，三颗子弹“噗噗”打在他刚才站的地方，土屑溅了一脸。谢班长一把夺过旗子，往地上狠狠一踩，红圈圈被踩成了烂泥：“你命比这破布金贵？鬼子就盼着你捡东西，好给你一枪！”
　　周玉祥摸着发烫的耳朵，那面旗子被班长扔进了战壕深处，后来化成了一把灰。
　　6月的宁远，蚊子比苍蝇还大。日军攻醴溪洞那天，周玉祥的机枪架在块大青石上，他光着膀子，汗水顺着脊梁沟流进裤腰。冲锋的日军嗷嗷叫着往上冲，他把扳机扣到底，子弹带着风声出去，八九十发打光时，五个日军趴在离阵地十米远的地方。
　　机枪震得他浑身骨头疼，耳朵里像塞了棉花，后来流清水，三天才好。可日军退了没多久，他们在自言桥遭了埋伏。
　　谢班长当时正指挥转移机枪，冷不丁一颗子弹从树后飞来，正打在他左额的旧疤上。周玉祥抱着他时，血顺着指缝往出冒，班长最后说的是“机枪别……别卡壳”。那天晚上，他给机枪擦了三遍，擦着擦着就哭了。
　　
　　从湖南往广西走，莽山的雾气能把人裹住。周玉祥跟战友走散了，沿着小路往湘潭蹭，想过河回家。到沟爬岭时，被183师的哨兵拦住，一个戴眼镜的长官瞅他年轻，说：“别急着走，跟我们打几仗再回。”
　　他就成了新3军183师549团机枪3连的人。1945年3月，他们摸遂川城，干掉哨兵后打信号弹，红的绿的白的在夜里炸开，像过年的烟花。日军逃得快，河对岸的枪声稀了，他们才发现缴获的日军罐头还没过期。
　　5月的泰和冷得邪乎，周玉祥打摆子，浑身滚烫，走两步就喘。营长骑马经过，瞅见他蹲在路边，跳下来就给了两扁担：“走不动？死也得死在阵地上！”骂完却让卫生员给他打针，还把马让出来。
　　“骑稳了！”马夫在后面喊。周玉祥趴在马背上，汗湿透了衣裳，倒觉得浑身轻快。后来他想把马还给营长，马夫说：“营长说了，得把你送到泰和，少一根头发我挨鞭子。”
　　马家洲的三岔路口，风里带着稻花香。周玉祥他们架起两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枪口都对着通往湖南的路。“鬼子来了别用步枪，”他跟战友说，“机枪一响，他们就不敢挪窝。”
　　果然，日军先头部队刚露头，他的机枪就开了火。子弹在地上犁出浅沟，十几个日军倒在路中间，后面的赶紧缩了回去。等团长带着人来接防时，周玉祥正用布擦枪管，阳光照在上面，亮得晃眼。
　　打横山山头时，攻了三天没下来。第七天早上，天上“轰隆隆”地响，五架飞虎队的飞机俯冲下来，机关枪子弹像下雨似的，在山头上扫出五道白烟。“冲啊！”周玉祥喊着往上爬，日军的火力被压住了，他们踩着弹坑攻上去时，陈纳德的飞机还在头顶盘旋。
　　
　　
　　1945年8月3日，高安莲花塘的稻子快熟了。全团被日军堵在那儿，四百多个弟兄没了。周玉祥带着全排钻进条长洞，洞顶就是日军的阵地，他们大气不敢喘，从早上四点吃了口干粮，饿到天黑。
　　夜里摸出去时，看见几个老百姓跪在地上，四个日军正用刺刀挑他们的筐子，里面的红薯滚了一地。周玉祥跟三个战友匍匐过去，每人盯上一个，刺刀插进日军后心时，没敢出声。
　　老百姓站起来，摸出怀里的熟红薯塞给他们。“后生，吃吧，”一个老汉说，“刚才听鬼子说，他们投降了。”
　　周玉祥嚼着红薯，眼泪掉在地上。后来碰到个排长，才知道日本真的在昨天投降了。
　　
　　张军说到这儿，喝了口浓茶，茶梗在杯底打着转。“周玉祥后来随部队起义，成了解放军，2013年走的，活到88岁。”他掏出张照片，黑白的，周玉祥抱着机枪，笑得跟当年在老关山头时一个样。
　　我看着照片，仿佛听见那挺机枪的“哒哒”声，穿过七十多年的风，还在响。
　　
　　(二)
　　
　　张军老先生给我讲杨礼成的故事时，正坐在藤椅上慢悠悠地抽着旱烟。烟杆是老竹根做的，被摩挲得油光发亮，烟灰落在青布褂子上，他也不拍，我知道，我们都已垂垂老矣。
　　“那娃子现在还能下地呢，”张军吐出一口烟圈，烟雾里映出回忆的影子，“94岁的人了，腿上的弹片一到阴雨天就闹脾气，可说起1945年的塘湾镇，眼睛亮得像星子。”
　　
　　杨礼成总说，自己是被日军的炸弹“轰”出芙蓉村的。1944年秋，隆回县石门乡的稻田刚泛出金黄，日军的飞机就像黑老鸹似的压过来。炸弹落在村口的老槐树上，树身炸得劈开，雪白的槐花混着碎木屑漫天飞。那天，杨礼成正在祠堂后墙根学认字，先生教的“国”字刚写了一半，祠堂就塌了半边，瓦片砸在砚台上，墨汁溅了他一脸。
　　招兵的队伍到村里时，他娘往他怀里塞了两个煮红薯，红着眼说：“活着回来。”他揣着红薯走了，16岁的肩膀还没枪杆粗，却硬是要了支老套筒。那枪比他爷爷的烟杆还老，枪身刻着模糊的“光绪年制”，枪栓拉开时“嘎吱”响，像在咳嗽。
　　编入74军51师153团2营4连那天，尤飞班长拍着他的背笑：“毛都没长齐，扛得动枪？”尤班长是河南人，左额有块月牙形的疤，说是台儿庄战役时被弹片划的，他总爱说自己练过少林拳，刺刀在手里能转出花来。夜里守阵地，就着月光教杨礼成拼刺刀：“你看，这样，手腕要活，像甩鞭子似的……”说着就用树枝在地上划招式，露水打湿了裤脚也不管。
　　1944年末在周旺铺，他们跟日军拼了三天三夜。秋雨把山路泡成了泥沼，草鞋踩进去就拔不出，杨礼成看见副班长光着脚冲锋，脚趾甲都磨掉了，血在泥地上拖出长长的红印。他们像钉在320国道旁的钉子，日军的坦克冲了三次，都被他们用手榴弹炸退了。退到洞口时，杨礼成的脚肿得像馒头，尤班长用针给他挑血泡，挑一个骂一句：“龟儿子的小日本，等老子……”
　　1945年3月9日，部队往溆浦和洞口交界的山头上开。那山像头横卧的巨狮，东边是洞口，西边是溆浦，谁占了山顶，就能把几十里地尽收眼底。可他们爬到半山腰，就看见日军的钢盔在太阳底下闪——鬼子比他们早到一步，正抡着铁铲挖战壕，“叮叮当当”的声响顺着风飘下来，像在敲催命鼓。
　　“冲！”连长的吼声刚落，全连就像潮水似的往上涌。杨礼成把枪膛里的子弹打光，正要换弹匣，山上的手榴弹就滚了下来。“轰隆”一声，他左边的战友炸得只剩只草鞋，血溅了他一脸。风把硝烟吹进眼睛，辣得直流泪，脚下的碎石滑得站不住，第一次冲锋刚到半山腰就退了下来，不少人滚下去时还抓着野草，草根带出的泥块糊了满脸。
　　第二次冲锋，他们想从侧面绕。山路陡得能看见头顶人的鞋底，日军的机枪在上面扫，子弹“嗖嗖”地从耳边过，像蚊子叫，却能要命。3排长带着二十多人往右手边的山梁上爬，那山梁陡得几乎垂直，他们手脚并用地扒着岩石往上挪。等枪声从日军阵地后响起时，杨礼成才知道，那二十多人里，活着爬上去的不到五个。
　　那天下来，140多人的连少了60多个。3个副排长倒在离山顶十米的地方，2排排长胸口插着刺刀，手里还攥着没拉弦的手榴弹，指节都抠进了木柄里。杨礼成和尤班长拖战友们下来时，天已经黑了，山风卷着雨丝，吹在身上像刀割。尤班长把自己的破军装脱下来，盖在牺牲的战友身上：“都是爹娘养的……”声音哽咽得厉害。
　　接下来的四十天，成了拉锯战。白天日军占了山头，晚上他们就摸上去夺；第二天鬼子再攻上来，他们又退到山腰。下雨时没地方躲，就蹲在岩石下，用杉树叶挡雨，衣服拧得出水，馊味能熏跑蚊子。炊事房在十里外，送饭的老乡常被日军冷枪打死，饿极了就挖笋子、刨蕨根，涩得舌头发麻，杨礼成总说，那段日子，山头上的石头都认得他们的脚步声了。
　　
　　4月20日，他们退到二线休息。杨礼成刚把发臭的衣服洗了晾在树枝上，集合号就响了——日军到了塘湾镇，要他们黄昏前赶到。从龙潭到塘湾镇六十里路，全是上坡，他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尤班长拽着他的胳膊：“跟上，掉了队就成了鬼子的活靶子！”
　　夜里在山上宿营，刚啃了口干粮，就听见马蹄声“哒哒”地从山下过来。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楚，像敲在每个人的心坎上。“鬼子来了！”有人喊了一声，哨兵放了一枪试探。枪声刚落，山下就回了一串枪响，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打在树干上，溅起一片木屑。部队赶紧往东边山上跑，等占领制高点时，杨礼成才发现，自己的草鞋跑丢了一只，脚底板磨出了血。
　　4月21日天刚蒙蒙亮，山上飘着薄雾，风里带着松针的味道。杨礼成抱着枪打盹，突然，对面山上“啪啪”两声枪响，龚排长的勤务兵王力“哎哟”一声倒了。那娃才15岁，脸圆圆的，昨天还跟杨礼成说，等胜利了要回家娶邻村的翠儿。龚排长红着眼回了一枪，那边又打过来几枪，排长捂着肩膀蹲下去，血顺着指缝往出冒，把蓝布军装浸成了黑紫色，像朵开败的花。
　　战斗打得像一锅沸水，等杨礼成反应过来时，身边只剩下他和尤班长了。他们把排长拖到一丛毛柴后面，用树枝和雾霭掩蔽好。尤飞刚把绷带缠好，就听见“哗啦”的拨草声——三个日军扛着枪上来了，刺刀在雾里闪着冷光，像毒蛇的信子。
　　“上刺刀！”尤班长的吼声像炸雷。杨礼成“咔嚓”一声上好刺刀，手却抖得厉害，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最前面的日军挺着枪刺过来，尤班长身子一拧，像阵风似的，横起枪托“当”地一声挡开，跟着手腕一翻，刺刀直戳鬼子面门。那鬼子“嗷”地叫了一声，眼珠子被挑了出来，捂着脸倒在地上，血从指缝里汩汩地流。
　　另一个日军的刺刀直刺杨礼成胸口，他来不及躲，只觉得“咚”的一下，像被石头砸中，随即倒在地上。恍惚中看见尤班长正跟剩下的两个日军缠斗，一个鬼子从背后捅了班长一刀，尤飞回头时，嘴里还骂着：“狗娘养的！”血从他胸口涌出来，染红了胸前的布条——那是他儿子的襁褓布，他总说带着这个，就像儿子在身边。
　　杨礼成不知道哪来的劲，爬起来端起枪，扣动扳机。“砰”的一声，那个捅了班长的鬼子晃了晃倒了。他上前一步，对着鬼子的胸口补了一刺刀，然后又倒了下去。这次，他感觉到痛了，胸口像着了火，衣服里面热乎乎、湿漉漉的。他挣扎着扒开衣服，看见六寸多长的子弹带沉了下来——子弹带里的十发子弹和身上的棉衣，正好挡住了刚才那一刀。刺刀只划破了点皮，要是再深半寸，他就交代在那儿了。
　　他们在那个山头守了一个星期，每天都像在血水里泡着。龚排长没撑过去，牺牲前还攥着杨礼成的手：“告诉俺娘，俺没给她丢人……”后来上来的陈排长更勇猛，一个人杀了四个鬼子，身上中了八刀才倒下，刺刀都捅弯了，像条拧着的蛇。尤班长被抬下来时，手里还紧攥着枪，指节都僵了，杨礼成想掰开他的手，却怎么也掰不动。
　　杨礼成的右腿被子弹打穿，流血过多晕了过去，醒来时已经在去芷江的担架上。抬担架的老乡说，是尤班长最后关头把他拖到了掩体后：“那班长真是条汉子……”5月1日，18军来接防，他看着穿新军装的兵，突然想起尤班长教他拼刺刀的样子，眼泪就掉了下来。6月份，他从龙潭补充改装，换上了美式装备，枪身轻了不少，还配了钢盔。他摸着钢盔，总觉得不如尤班长的旧军帽暖和，那帽子上，有班长的汗味。
　　抗战胜利那天，杨礼成正在100军的驻地擦枪，听见外面放鞭炮，有人喊“鬼子投降了”，他抱着枪哭了，哭得像个孩子。后来他随部队参加淮海战役，再后来，他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跟着第三野战军过了长江。张军老先生说，杨礼成在朝鲜战场上又负了三次伤，腿上的弹片到现在还没取出来，阴雨天就疼得直咧嘴，可他从不叫苦，总说：“比起那些没回来的，我这算啥？”
　　
　　1954年退伍回家，他把所有的军功章都藏在樟木箱里，锁得紧紧的。他在隆回县的田埂上走，手里拄着的拐杖，是用当年那支老套筒的枪托做的。“他总说，自己命大，是尤班长和那些战友把生的机会让给了他”。
　　张军磕了磕烟锅，烟锅里的火星灭了：“那些牺牲的，要永远被记住啊。”
　　我望着窗外，仿佛看见那个17岁的少年，正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晨雾里冲锋，身后是他和战友们用命守护的山河，山河无恙，像他们当年期盼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