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章 自锦敢死，祖幼滚龙

　　(一)
　　
　　作为抗战参加者，我这些年听了太多抗战老兵的故事，心里总像压着块沉甸甸的石头，和中国抗战史研究院的张军先生聊天，他又给我讲了段自锦老兵的往事，那是发生在常德会战中的敢死队经历。
　　
　　1943年的冬天来得早，湖南常德郊外的河伏村，田埂上的枯草结着白霜，空气里却弥漫着硝烟和血腥气。11月的这天，天刚蒙蒙亮，我军阵地前沿就响起了集合的哨声。23岁的段自锦攥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身旁站着的是四川汉子何利华——这位敢死队的正队长，脸上有道月牙形的伤疤，那是长沙会战留下的印记。他们身后，是248个眼神坚毅的弟兄，每个人的枪上都闪着寒光，那是刺刀在晨雾里的反光。“敢死队，出发！”何利华的吼声划破晨雾，段自锦跟着喊了一声“杀”，弟兄们的呐喊瞬间连成一片，像惊雷滚过阵地。
　　说起段自锦，他是湖南省溆浦县白田村人。家里四兄弟，他排行老三，打小就透着股犟劲。1940年，20岁的他正读着县立中学，课本上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被他用红笔圈了又圈。那天听说黄埔军校招生，他背着书包就往县城跑，连给家里打声招呼都忘了。招考的军官见他个头只有一米六一，皱着眉说“不够格”。段自锦急得涨红了脸，掏出怀里的半截铅笔，在报名表背面写：“我身子矮，但骨头硬，杀鬼子不用比个头！”陕西王曲的黄埔军校7分校17期12总队步科的教官，被这股子劲打动，破格录取了他。
　　在军校的日子，他最上心的就是拼刺刀。那时候咱们的武器落后，子弹金贵得很，三枪两不响是常事，教官总说：“刺刀是最后一道胆！”段自锦把这话刻在心里，别人练一个时辰，他就练两个时辰，胳膊肿得抬不起来，用布条吊在脖子上还接着练。他总结出的道道：拼刺刀，一靠斗志，二靠战术。不能像愣头青似的猛冲，刺不中要害，要么被人躲过去，要么被人撞开，反倒把破绽露给了对方。所以他总爱后发制人，等对方的刺刀快到跟前了，猛地一侧身，再顺着势头捅过去，又准又狠。毕业时，他的刺杀课拿了全总队第一，教官拍着他的肩膀说：“自锦，你这把刺刀，能顶得上一挺机枪！”
　　
　　1941年从黄埔毕业，他被分到44军162师486团2营。那时候部队驻扎在湖南临澧，军长王泽俊常到营里视察，见段自锦训练时喊得最凶，就问他：“小段，你这嗓门能吓跑鬼子不？”段自锦立正回答：“报告军长，嗓门吓不跑鬼子，刺刀能！”惹得周围弟兄一阵笑。
　　出征前，家里的急电一封接一封往部队送，父亲在信里说：“三儿，邻村的翠兰姑娘等你三年了，回来结了婚再走！”段自锦把信揣在怀里，夜里拿出来看，看完就往灶膛里塞。他跟通信兵说：“你给俺爹回个话，只要一天不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我就一天不娶亲。”后来在44军162师482团，他跟着部队打长沙会战，又打衡阳会战。1942年第三次长沙会战时，他们团守在浏阳铜鼓，那座铜鼓桥，他带着弟兄们守了五天五夜。最后弹药打光了，他举着刺刀喊“跟我冲”，硬是把冲上桥的鬼子捅了回去。战后论功，他从班长升成了排长。
　　常德会战打响时，482团奉命增援市郊。团长康计应在战前动员时说：“鬼子把常德围得像铁桶，咱们得撕开个口子！”段自锦第一个站出来：“团长，让我带弟兄们上！”就这样，他成了敢死队副队长，队长是打了多年仗的何利华。
　　河伏村的阵地上，硝烟像黄雾似的裹着人。敢死队冲出去的时候，段自锦只觉得耳朵里嗡嗡响，分不清是炮弹炸的还是弟兄们喊的。“杀光鬼子！”他跟着何利华一起吼，刺刀朝着穿黄军装的身影就扎过去。一开始，他还能数清眼前的鬼子，杀着杀着，眼里就只剩晃动的刺刀和喷溅的血了，仿佛有杀不完的鬼子从烟雾里冒出来。
　　作为副队长，他怕弟兄们泄劲，每隔半分钟就扯着嗓子喊一声“杀”。刚开始，几百个声音跟着他一起喊，震得地皮都发颤；可喊着喊着，回应的声音越来越稀，到后来，有时候就只有他自己的声音在战场上飘。他心里像被针扎似的疼，却喊得更凶了——他得给自己壮胆，也得让活着的弟兄们知道，还有人在跟他们一起拼。
　　第一个鬼子扑过来时，段自锦没来得及躲，肩膀被划开一道口子，血一下子渗进了军装。他没管伤口，大吼一声，用枪托拨开对方刺来的第二刀，借着冲劲一个中刺，刺刀从鬼子前胸扎进去，又猛地拔出来。那鬼子“嗷”地叫了一声，头一垂就倒了。第二个鬼子刚冲上来，段自锦一个闪身，避开对方的刺刀，反手刺中他的肋下。等第三个鬼子跟他拼刺刀时，两把枪架在一起，他突然往旁边一闪，鬼子扑了个空，段自锦抬起枪托，狠狠砸在鬼子脖子上，只听“咔嚓”一声，那鬼子哼都没哼就倒了，他又补了一刀才放心。
　　
　　那天，段自锦自己也记不清杀了多少鬼子，后来清点时，弟兄们说他捅倒了十多个。他喊了五百多次“杀”，嗓子哑得像破锣。队长何利华杀了十个鬼子，胸腹被鬼子的刺刀捅穿，倒在地上时还攥着段自锦的胳膊，说：“带弟兄们……活下去……”
　　段自锦的肩膀和臀部挨了三刀，血把裤子都浸透了。250人的敢死队，最后活下来的只有七十多个，150多个日军却被他们全部刺死在阵地上。鬼子后来开了炮，段自锦的右脚被弹片击中，疼得钻心。他和剩下的弟兄们抬着何利华的遗体，一步一挪地往后退，实在走不动了，就连滚带爬地撤出了战场。那天的太阳落山时，河伏村的田埂上，到处都是插在地里的步枪，刺刀在夕阳下闪着红通通的光。
　　
　　抗战胜利后，段自锦随部队移防武昌，负责看守集中营里的两千多个日本战俘。他看着那些曾经张牙舞爪的鬼子，如今一个个低着头，心里五味杂陈。有次一个战俘想跟他鞠躬，被他喝止了：“你们欠中国的，不是鞠躬能还的！”
　　1948年部队整编，他被分到傅作义的部队。11月里，家里捎信说母亲病危，他连夜往家赶，可等他踩着泥泞回到白田村，只看到母亲新堆的坟头。跪在坟前，他想起当年母亲总在村口等他放学，眼泪止不住地流。后来在村里听到傅作义部队起义的消息，他望着自家的几亩稻田，终究没再回部队，留在家务农，闲时养几头猪，做点竹木加工的活计。
　　
　　到了垂暮之年，哪怕是寒冬腊月，段自锦也只穿两件单薄的衣服，身板却硬得像铁，坐下来腰杆笔直，站起来像棵老松树。有志愿者去看他，邀他讲讲当年杀鬼子的事，他立马来了精神，嗓门又亮了起来，讲起拼刺刀的动作，还手舞足蹈地比划，眼里闪着光。有个年轻志愿者不服气，说要跟老人家比比拼刺刀，段自锦笑着站起身，没等对方反应过来，就用木棍轻轻一点，那志愿者“哎哟”一声就倒了，他却笑得像个孩子。
　　他最爱唱黄埔军校的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唱到动情处，浑浊的眼睛里会泛起泪光。如今，这位老兵已经102岁了，在怀化桥江镇白田村的老屋里，守着门前的稻田，守着那段用刺刀和热血写就的记忆。每次想起张军先生讲的这些，我总觉得，那些喊过的“杀”，那些拼过的刺刀，都刻在了咱们民族的骨头里，永远不能忘。
　　
　　(二)
　　
　　老朋友张军对谭祖幼老兵的经历也颇为了解。
　　张军讲道，1944年的8月，滇西的松山正是酷暑难当，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血腥混合的刺鼻气味。8月2日这天，刚满20岁的谭祖幼和战友们经过一番浴血奋战，终于攻下了日军盘踞的滚龙坡堡垒。连续作战让大家都疲惫不堪，他和战友杨子、伙夫老张找了个相对平整的地方坐下，打算歇口气，聊上几句。地上的泥土还带着炮火灼烧后的温热，身边散落着弹壳和断木，远处偶尔还传来零星的枪声，但此刻，胜利的喜悦让他们暂时忘却了危险。
　　谭祖幼是贵州乌当新添寨人，打小就懂事。十多岁时，他就到贵阳新街附近的一家石印铺当学徒，跟着师傅学手艺。那时候，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磨墨、裁纸，师傅教得认真，他也学得刻苦，心里盘算着将来能凭着这门手艺安身立命。可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1939年2月4日，日军的飞机就像一群恶狼一样扑向了贵阳，刺耳的警报声划破了城市的宁静，炸弹落下的巨响震得地动山摇。他学艺的石印铺在轰炸中被夷为平地，师傅也没了踪影，他一下子成了无依无靠的人。没办法，他只好和两个同伴一起，挑着筐子走街串巷卖菜谋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饱一顿饥一顿是常有的事。
　　1943年，日军的侵略行径越发猖獗，国土不断沦陷，听着四处传来的坏消息，谭祖幼心里憋着一股劲。他和两个同伴商量着，与其这样苟且偷生，不如去参军抗日，保家卫国。说干就干，他们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一连赶了两天的路，脚都磨出了血泡，终于到达了安顺，如愿参了军，被编入了第8军第82师。可让他们有些失落的是，三个人被分到了不同的团营，平时想见一面都难。不过，82师的师长王伯勋是个让人暖心的人，他常常到士兵中间来，问寒问暖，一点架子都没有。有一次，王师长走到谭祖幼身边，和他拉起了家常，问他是哪里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当听说谭祖幼是贵州老乡时，王师长更是亲切，叮嘱他在部队里要好好干，照顾好自己。谭祖幼觉得这个师长老乡真是不错，是个值得托付的好人，心里对他充满了敬重。后来，因为谭祖幼读过几年书，有点文化，被调到了103师做传令兵。离开82师那天，他心里特别不舍，舍不得和蔼可亲的王师长，也舍不得那些朝夕相处、亲如兄弟的老乡们，走了老远还回头望了好几眼。
　　
　　1944年7月下旬，谭祖幼随103师308团来到了云南松山战场。这里的战斗比他想象的还要残酷，日军凭借着坚固的堡垒和有利的地形负隅顽抗，我军的进攻屡屡受挫。一天，前线的电线被日军的炮火炸断了，命令无法及时传达，这可是要命的事。谭祖幼接到命令，要连夜把新的命令送过去。他心里清楚，这段路有多危险，到处都是敌人的火力点，地上躺满了牺牲战友的遗体，根本下不去脚，只能一个一个地跨过去。他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心里直发毛，腿都有点不听使唤了。他摸了摸口袋里部队发的两块大洋，这是他全部的家当。忽然，他想到了伙夫老张，老张是个老实本分的人，平时对他挺照顾。他找到老张，把一块大洋塞到老张手里，带着哭腔说：“张大哥，求你了，陪我一起去送命令吧，这一块大洋你拿着。”老张看着他可怜的样子，又看了看手里的大洋，咬了咬牙说：“小兄弟，别说了，我陪你去！”那天晚上，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摔了多少跤，身上被石头划得全是口子，血和泥混在一起，变成了血污。他们大气都不敢喘，生怕被日军发现，好几次子弹就在耳边呼啸而过，吓得他们赶紧趴在地上装死，等枪声过了再继续往前挪，好不容易才把命令送到了目的地。
　　1944年7月24日，战斗打得异常激烈。307团的副团长陈一匡在指挥战斗时，被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炸伤了手臂，鲜血直流，但他咬着牙，坚持不下火线，直到被战友强行抬下去包扎。之后，308团接了上去，继续向滚龙坡阵地发起猛攻。战士们抱着必死的决心，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往上冲，一个倒下了，另一个马上顶上去，终于在8月2日攻克了滚龙坡主堡。
　　
　　攻下主堡后，大家紧绷的神经终于松了下来，部队开始休整和打扫战场。谭祖幼找了个稍微干净点的地方坐下，杨子和老张也凑了过来。杨子抱着枪，靠在一块石头上，老张把挑着的担子放在一边，拿出水壶喝了一口水，然后递给谭祖幼。谭祖幼接过水壶，猛灌了几口，甘甜的水顺着喉咙流下去，稍微缓解了身体的疲惫。他们三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说着想家的事，说着等打完仗回去要干些什么。就在他们聊得正起劲，毫无防备的时候，身后的堡垒里忽然传来“哐当”一声，一个人影猛地冲了出来。
　　谭祖幼回头一看，吓了一大跳，是个日本军官！这家伙肯定是刚才战斗中装死躲在堡垒里的残敌。他手里提着一把闪着寒光的战刀，脸上露出狰狞的表情，疯了一样朝着他们劈过来。
　　当时，谭祖幼手里拿着一把铁锹，那是他刚才打扫战场时顺手捡的，想着说不定能派上用场。伙夫老张挑着扁担，杨子怀里抱着枪。谭祖幼离那个日本军官最近，成了他第一个袭击的目标。那鬼子的战刀带着风声，直劈谭祖幼的头顶，速度快得让他根本来不及闪避。谭祖幼脑子里一片空白，生死关头，他本能地举起手中的铁锹，向上猛挥，想挡住那劈下来的战刀。只听“铛”的一声巨响，鬼子的战刀狠狠地劈在了铁锹的楞上。谭祖幼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劲，用力过猛，竟然把鬼子的战刀震得飞了出去，掉在不远处的地上。
　　杨子反应也快，他刚才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得愣了一下，看到谭祖幼挡住了战刀，立刻回过神来，迅速端起枪，对着那个鬼子“砰砰砰”连续开了几枪。子弹打在鬼子身上，他晃了晃，倒在了地上，但还在地上挣扎着，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谭祖幼这才缓过神来，心里又气又怕，他几步跑过去捡起那把战刀，走到鬼子身边，看他还在动弹，咬了咬牙，一刀结果了他。后来，这把战刀被他背到保山，送给了一个对他有过救命之恩的战友。
　　
　　此后的松山之战，打得更加惨烈，每天都有上百名中国士兵倒在敌人的火网下，冲锋的时候，几乎是上去一批倒下一批，死亡率高得让人心里发寒。谭祖幼亲眼看到，有一个连长，大概是被这残酷的战斗吓破了胆，竟然怕死怕到在自己的腿上开了一枪，想制造负伤的假象，好逃离战场。可他这点小伎俩怎么瞒得过军医的眼睛？军医一看就知道，他的伤口是近距离开枪造成的，根本不是被敌人的远程射击打中的。结果可想而知，这个连长被当成逃兵，就地枪决了。看到这一幕，谭祖幼心里五味杂陈，他觉得，既然来当兵抗日，就不能怕死，就算死，也要死得有价值。
　　8月20日上午9时15分，谭祖幼永远忘不了这个时刻。他听到军长何绍周在电话中下达了一声“起爆”，紧接着，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响起，震得整个松山都在摇晃。他看到松山主峰的堡垒瞬间被炸开了花，石头、树木、汽油桶还有日军的残肢断臂都被抛到了空中。他们营部的工事也像发生了地震一样，地动山摇，他死死地抓着身边的泥土，才没被晃倒。松山上空升起的烟柱足足有一两百公尺高，像一根巨大的黑色柱子，停留在半空中，久久不散。趁着这个机会，部队一鼓作气，冲上了主峰，把它攻了下来。
　　
　　本以为攻下主峰，战斗就能结束了，可没想到，日军指挥官金光惠次郎还不死心，他从各个阵地抽调了不少士兵，趁着夜色，对子高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夜袭。双方在子高地上反复鏖战，杀声震天，一夜之间，阵地几次易手，地上又堆满了尸体。
　　有一天，日军的火力依然很猛烈，子弹像雨点一样打在我军的战壕上，泥土被溅得四处都是。谭祖幼伏在战壕里，连头都不敢抬。杨永康营长就在他身边，杨营长是个勇敢果断的人，平时对士兵们也很好。谭祖幼看到杨营长忽然站了起来，手里还拿着望远镜，想观察前方的敌情。可前面敌人的机枪还在“哒哒哒”地响着，吐着长长的火舌，那火力猛得很。谭祖幼心里一下子揪紧了，他知道日军的枪法非常准，只要被他们盯上，基本上就没活路了。他连忙对杨营长喊道：“营长！营长！快蹲下来，敌人的枪法准得很！”杨子也在一旁焦急地劝道：“营长，看不得！太危险了！”
　　可他们的话音还没落，一颗子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嗖”地一声射入了杨营长的胸膛。杨营长手里的望远镜“啪”地掉在了地上，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胸前的伤口，鲜血正汩汩地往外冒，然后身子一歪，倒在了战壕里。谭祖幼和杨子赶紧冲过去，把他抬起来，拼命地往腊勐街后方医院跑。一路上，他们不停地喊着“营长！营长”。可杨营长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用眼睛看着他们，眼神里满是不甘。等他们跑到医院，医生检查后，无奈地摇了摇头，杨营长已经牺牲了。谭祖幼和杨子抱着杨营长的遗体，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谭祖幼觉得最后的战斗异常惨烈，简直就是一场绞肉机。一个班13个人，上去不到半个钟头，就只剩下两个人了。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但战士们没有退缩，依然奋勇向前。日军眼看大势已去，烧掉了他们的军旗，那是他们最后的尊严。指挥官金光惠次郎也在我军的猛烈炮火下被击毙。至此，日军的“拉孟守备队”除了9名俘虏和少数逃脱的残敌外，全部被我军消灭。1944年9月7日，松山终于被攻克了。当听到这个消息时，谭祖幼和战友们相拥而泣，这么多天的牺牲和付出，终于换来了胜利。
　　松山战役结束后，谭祖幼跟着部队来到了保山机场。没想到在这里，他竟然遇到了82师的老长官王伯勋。王师长看起来比以前苍老了不少，脸上多了些皱纹，但眼神依然坚定。看到谭祖幼，王师长也很意外，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得知谭祖幼在战斗中表现勇敢，还夸了他几句。后来，谭祖幼因为在战斗中受了伤，加上也有些想家了，就和伙伴老张、战友杨子告别，离开了军队，回到了贵阳。没过多久，他就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那一刻，整个贵阳都沸腾了，人们敲锣打鼓，奔走相告，谭祖幼也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觉得所有的苦都没白吃，所有的牺牲都值得了。
　　抗战胜利后没过多久，谭祖幼又被部队召回，要开往河南整编。在路上，他听到一些风声，说好像要打内战了。他心里一下子就凉了，他参军是为了抗日，为了保家卫国，可不想中国人打中国人。思来想去，他趁着一次部队休整的机会，偷偷地脱队，一路辗转回到了老家。
　　
　　新中国成立后，谭祖幼进入了一家国营牛肉粉馆工作。日子虽然平淡，但也算安稳。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子，他看起来有些憔悴，头发也花白了不少。谭祖幼在给客人端面的时候，无意间瞥了他一眼，觉得有点眼熟。他仔细一瞧，这不是昔日82师的师长王伯勋吗？他赶紧走过去，试探着喊了一声：“王师长？”那个中年男子抬起头，愣了一下，然后也认出了他：“你是……祖幼？”两人相认，百感交集，拉着手聊了很久。谭祖幼这才知道，王师长这些年受了不少牵连，日子过得很不容易，显得沧桑落魄。但不管怎样，这份战友情谊是弥足珍贵的。后来他听说，王伯勋于1983年去世了，他是贵州安龙人。这些年，谭祖幼也一直在寻找当年和他一起去从军的两个同伴，可始终没有任何消息，他心里清楚，他们恐怕是牺牲在战场上了。
　　2014年4月，有青年作家周渝来看望谭祖幼，还带来了一本记载他和战友们在松山战斗事迹的书，名叫《卫国岁月》。谭祖幼拿着书，翻了又翻，看着书上那些熟悉的名字和故事，眼睛都湿润了。他拉着周渝的手，恳求道：“小周啊，能不能再多给我一本？我拿带走。”周渝点点头，又给了他一本。6月18日，这位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人还是走了，享年90岁。
　　谭祖幼的故事，是无数抗战英雄的一个缩影。他们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挺身而出，付出了太多太多。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