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 维邦八年，俊义天空

　　(一)
　　
　　抗战研究会的张军老哥讲起郑维邦的故事时，烟卷在指间烧得只剩半截，灰烬落在他褪色的军绿色马甲上。他说这位四川老乡的八年抗战，像川陕路上磨穿的草鞋，每一步都带着血痕。
　　我第一次听郑维邦这个名字，是在研究中条山战役的档案里。张军说，那是个典型的成都汉子，说话带着莲花池的口音，急了会蹦出几句骂人的土话，但打起仗来比谁都硬气。
　　
　　1937年秋，成都莲花池的梧桐叶落得满地都是。23岁的郑维邦挤在招兵处的人堆里，看着墙上“抗日救国”四个大字，手心全是汗。他后来跟张军说，那天李家钰将军骑着白马从街上过，马靴踏在青石板上咚咚响，将军吼了句“川军出川，保家卫国”，他当下就把包袱往地上一扔，报了名。
　　军事教导队的六个月，郑维邦练得胳膊肿得像水桶。凌晨五点爬起来扎马步，正午顶着日头练刺杀，晚上还得在煤油灯下背《步兵操典》。他总说自己笨，别人看一遍就会的瞄准要领，他得在靶场对着稻草人练上百遍。结业那天，他分到预3连当排长，第一次给新兵训话，紧张得把“卧倒”喊成了“蹲下”，惹得四川兵们笑成一团。
　　1939年10月出川时，部队发了十二双草鞋。郑维邦把母亲纳的那双布鞋仔细包在包袱里，说要留到打胜仗那天穿。从双流出发沿川陕路北行，每天走六十里，脚底的血泡破了又结，结了又破。走三天歇一天的日子里，他总帮着体弱的兵背步枪，自己肩上常压着三支枪，腰间还别着战友塞的熟红薯。三个多月后到河南会兴镇，他脚上的草鞋磨穿了九双，露出的脚趾甲盖掉了三个。
　　过黄河那天，风把浪头掀得老高。郑维邦站在渡船甲板上，看着浑浊的河水拍打船帮，突然想起出发前父亲塞给他的那袋炒米，现在只剩个空布袋了。他后来跟张军说，那一刻突然明白，这河对岸的土地，就是要用命去守的。
　　
　　编入623团机枪连当排长的第三个月，中条山的雪就下来了。文德村的战壕里结着冰碴，郑维邦把冻得发僵的手指塞进嘴里哈气，眼睛却死死盯着两百米外的土坡——那里有鬼子的尖兵在蠕动。
　　“等挨近了再打！”他压低声音跟三个班长说，唾沫在寒风里凝成白雾。7班班长是个乐山娃，比他还小两岁，总爱跟他讨教枪法。那天乐山娃的手指一直扣在扳机上，郑维邦看见他喉结滚了滚，额头上全是冷汗。
　　枪响得毫无征兆。不是乐山娃，是个刚补进来的新兵，枪走火的瞬间，那娃脸都白了。郑维邦心里咯噔一下，还没来得及吼出声，鬼子的炮弹就呼啸而来。
　　“趴下！”他把身边的乐山娃往战壕里按，自己却被气浪掀得撞在土壁上。耳朵里嗡嗡响，像有成千上万只蜜蜂在飞。等他挣扎着爬起来，看见7班班长趴在雪地里，后背的棉衣被弹片撕开个大口子，血在雪上洇开，像朵诡异的花。郑维邦摇他，喊他，乐山娃的头软软地歪着，再也不会笑他训话结巴了。
　　那仗打得稀烂。七八个人倒在血泊里，剩下的人都懵了。郑维邦抹了把脸，才发现满手是泪。他把自己的军帽摘下来，扣在战壕边的石头上，鬼子的子弹立刻嗖嗖地打过来。趁着这功夫，他背起牺牲战友的七八支步枪，腰都快压断了，深一脚浅一脚往团部跑。雪地里的脚印里，混着血和融化的雪水。
　　1941年5月17日的太阳毒得很，郑维邦趴在路边的灌木丛里，衬衫后背全湿透了。他盯着远处尘土里钻出来的铁家伙，咬着牙跟身边的兵说：“看清楚了，那坦克的履带窄，旱坑准能困住它。”
　　前一晚挖旱坑时，月亮躲在云里。他们用铁锹挖了丈把宽的坑，上面铺着树枝和浮土，踩上去软绵绵的，跟旁边的路没两样。郑维邦来回试了好几遍，直到确认连自己都看不出破绽，才让弟兄们轮流歇着。
　　鬼子的坦克越来越近，轰隆声震得地面发颤。郑维邦看见坦克侧面的挡板支棱着，几个日本兵坐在后头，枪托在阳光下闪着光。他握紧手里的手榴弹，指节发白，等第一辆坦克的履带刚压到伪装层，猛地站起来吼：“打！”
　　机枪像爆豆子似的响起来，手榴弹在坦克周围炸开烟团。那铁家伙果然慌了神，驾驶员大概是没看清路，猛地往前一冲，只听“轰隆”一声，前半截栽进了旱坑，履带还在空转，扬起的土块溅了郑维邦一脸。
　　全排的手榴弹像雨点似的往坑里扔。坦克里的鬼子嗷嗷叫，接着就是一声巨响，铁壳子被炸得变了形。三个浑身是火的鬼子爬出来，郑维邦抄起身边的机枪，手指扣到底，直到枪管发烫才停。他后来跟张军说，那天晚上睡觉，总听见坦克爆炸的声音在耳朵里响。
　　
　　五天后的5月21日，郑维邦在转移时踩中了地雷。他只记得脚下一软，接着天旋地转，像被人从背后狠狠砸了一棍。醒来时发现自己趴在担架上，右腿像被火烧似的疼，低头一看，裤腿早被血浸透了。
　　抬担架的兵后来跟人说，当时以为他没救了，半边身子都炸烂了，血把担架的帆布都染红了。到了后方临时医疗点，医生掀开他的裤腿，倒吸一口凉气——四个脚趾没了，伤口里嵌着几十块碎弹片，有的还露着尖。
　　“没麻药，忍着。”医生的声音很平静。郑维邦刚点了点头，就被两个兵按住了肩膀。钢刀割开皮肉时，他听见自己的惨叫像杀猪似的，但没喊几句就昏了过去。等再醒来，看见医生正用针线缝他的伤口，大腿上缠着厚厚的纱布。
　　“接了三个脚趾，能走路。”医生说。郑维邦动了动脚，钻心的疼让他龇牙咧嘴，却突然笑了——还能走，就能接着杀鬼子。只是从那以后，他右耳就聋了，别人跟他说话得凑到左边，他总自嘲说：“省得听鬼子的枪响，清净。”
　　
　　
　　1942年10月回四川接新兵，火车刚进成都站，郑维邦就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是邻居家的王婶，提着个竹篮，说他爹病得快不行了，天天念叨他的名字。
　　他疯了似的往家跑，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时，看见爹躺在竹床上，颧骨陷得老高。“邦娃……”老人伸出枯瘦的手，摸到他脸上的疤，突然哭了。郑维邦跪在床边，把脸埋在爹的被子上，眼泪把布都打湿了。那三天，他天天给爹喂药、擦身，夜里就守在床边，听着老人的咳嗽声，心里像堵着块石头。
　　归队没多久，就收到了爹去世的消息。郑维邦在路边找了棵老槐树，对着四川的方向磕了三个头，眼泪掉在地上，很快就被风吹干了。他跟张军说，那天他才明白，忠孝两难全不是戏文里的话，是扎在心上的刺。
　　收完新兵找不到部队，郑维邦在家里闷坐了一个多月。看见远征军在少城公园招兵的布告，他揣着爹留下的那把旧剪刀就去了——那是当年给他剪脐带用的，他想带着爹的念想接着打。
　　从东门大桥坐船走的那天，锦江的水绿得发暗。郑维邦站在船头，看见岸上送别的人挥着手，突然想起八年前出川的自己。只是这次，他脚上的草鞋换成了胶鞋，心里的胆怯换成了豁出去的狠劲。
　　
　　1944年的松山，成了郑维邦一辈子的噩梦。张军说，每次提起那座山，老人的手都会发抖。
　　585团增援198师时，山上的鬼子碉堡像马蜂窝似的。郑维邦趴在离碉堡三十米的弹坑里，看着战友们冲上去，又一个个倒下来。机枪子弹打在石头上，迸出的火星溅到他脸上，烫得生疼。一个300多人的营，打了三天就只剩53个，炊事员都拿起了步枪。
　　“中条山的仇，得在这儿报！”郑维邦红着眼，专找鬼子换弹匣的空档打冷枪。他记得有个戴眼镜的鬼子，刚探出头就被他打穿了额头，眼镜片飞得老远。
　　挖壕沟埋炸药的那几夜，山蚊子嗡嗡叫，咬得人睡不着。郑维邦和工兵们轮着挖，手指磨出的血泡沾了泥，结成了硬壳。引爆的那一刻，他捂着耳朵趴在地上，听见整座山都在晃，烟尘像蘑菇似的往上蹿。等硝烟散了，他爬起来一看，碉堡的残骸里还冒着烟，那股焦糊味，几十年后还记得。
　　松山收复那天，郑维邦在山顶的战壕里睡着了。梦里又回到了成都，爹在院子里晒谷子，阳光暖烘烘的，他笑得合不拢嘴。
　　
　　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郑维邦正在东北的苞米地里巡逻。他愣了半晌，突然抱着身边的四川老乡哭了，哭得像个孩子。八个四川兵凑在一起商量“鬼子打跑了，该回家了”。他们连夜脱下军装，换上老百姓的衣服，一路扒火车、搭便车，走了三个月才回到成都。
　　进城门那天，郑维邦看见墙上贴的“欢迎英雄”的标语，突然觉得不好意思。他总说，自己不是英雄，只是运气好，活下来了。
　　
　　张军说，老人晚年最爱唱那首《出川歌》。“抛妻别母上战场，可恨日本太猖狂……”唱到“冲！冲！冲”时，他总会挺直腰板，右手举起来，像当年在战壕里指挥冲锋。
　　2015年去北京参加阅兵，郑维邦特意穿了件新衬衫。他跟张军说，要让全国人民看看，川军老兵还站得直。那天他站在观礼台上，看着方阵走过，眼泪流了满脸——那些牺牲的弟兄，要是能看到这一天该多好。
　　2020年早春，郑维邦走了。张军说，弥留之际，老人嘴里还念叨着“打鬼子”。送葬那天，成都的太阳很好，像他出川那年一样。
　　我合上笔记本时，张军老哥已经抽完了第三支烟。他说郑维邦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在战场上冲锋，只要还活着，就得往前冲。这话我记住了，也想让更多人记住——记住那些穿着草鞋冲锋的背影，记住他们用命换来的和平。
　　
　　(二)
　　
　　张军老哥讲廖俊义的故事时，总爱摩挲那枚褪色的空军帽徽。他说这枚帽徽是廖老交给他的，背面还刻着一行小字：“天击倭寇，魂归蜀地”。阳光透过茶楼的木窗棂，在帽徽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极了当年腾冲上空的曳光弹。
　　1940年的成都凤凰山机场，秋阳把跑道晒得发烫。15岁的廖俊义趴在射击靶位上，汗水顺着额角流进瞄准镜，在镜片上晕开一小片水雾。他屏住呼吸，食指轻叩扳机，远处的靶心应声炸开——这是他连续第三十七次命中十环。
　　“廖娃子的眼睛是鹰隼变的！”教官在一旁拍着大腿笑。可没人知道，每天凌晨四点，他就会揣着块窝头溜到靶场，借着月光对着稻草人练瞄准。父亲留下的那把黄铜望远镜，被他磨得锃亮，夜里就枕在枕头下，镜筒里总映着满天星斗。
　　收到四川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他正在练习跳伞。从三百米高空坠落时，风灌满了伞包，像托着一片云。落地的瞬间，他突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咱们四川人，脚下是盆地，可心要在天上。”当天下午，他就把两份大学通知书锁进了抽屉，转身报了空军轰炸总队射训班。
　　射训班的日子像在锅里熬。早晨五点的体能训练，他背着三十斤的沙袋跑五千米，鞋底子磨穿了就垫上草纸；正午的烈日下练投弹，胳膊肿得抬不起来，晚上就用热毛巾敷着，第二天接着练；夜里在油灯下背《空中射击手册》，蝇头小楷抄了满满三本子。有次跳伞训练，伞绳缠在了一起，他从百米高空坠向稻田，幸亏被厚厚的稻穗接住，肋骨断了两根，躺了半个月，刚能下床就又跑去靶场。
　　毕业那天，他穿着崭新的飞行服站在队列里，胸前的少尉领章闪着光。队长把机枪交到他手里时，枪身的冰冷顺着掌心传遍全身。“记住，天上没有第二，只有生死。”队长的话，后来成了他刻在心里的信条。
　　
　　1941年12月7日，腾冲的天空蓝得发脆。廖俊义所在的空军一大队接到命令：配合远征军地面部队，拦截日军增援战机。他趴在轰炸机的旋转炮塔里，手指在冰冷的机枪扳机上摩挲，嘴里嚼着块生姜——这是他从成都带来的，说能提神。
　　“发现敌机九架！”机长的声音在耳机里炸响。廖俊义迅速转动炮塔，瞄准镜里立刻套住了一架“零式”战斗机。那银灰色的机身在阳光下泛着冷光，机翼下的太阳旗刺得他眼睛生疼。
　　“距离一千五！”
　　“一千四！”
　　“一千三！”
　　他数着距离，心脏在胸腔里擂鼓。当指针指向一千二百米时，他猛地按下扳机。“哒哒哒——”机枪像发怒的毒蛇，曳光弹拖着橙红色的尾巴，精准地钻进敌机的螺旋桨罩。只听“哗啦”一声，那薄薄的金属罩像被砸碎的玻璃，碎片打着旋飞进云端。
　　敌机的机头突然像断了线的秤砣，猛地往下扎。廖俊义看见驾驶舱里的日本飞行员正疯狂地扳动操纵杆，军帽歪在一边，露出惊慌失措的脸。“狗日的，哪里跑！”他解开安全带，半个身子探出炮塔，任凭狂风灌进飞行服，把机枪口死死抵住敌机驾驶舱。
　　又是一梭子子弹。飞行员的脑袋猛地歪向一边，鲜血溅满了挡风玻璃。紧接着，油箱“轰”地炸开一团火球，整架飞机瞬间被火焰吞噬，像只燃烧的火鸟，翻滚着坠向下方的怒江河谷。廖俊义盯着那团火消失在云层里，突然发现自己的指甲深深嵌进了掌心，渗出血珠。
　　返航时，机翼掠过高黎贡山的雪峰。他摸出怀里的照片——那是出发前在成都拍的，母亲站在老宅的海棠树下，笑得满脸皱纹。他对着照片低声说：“妈，儿子打下一架鬼子飞机。”风从机舱缝隙钻进来，带着雪山的寒气，吹得照片边角微微发颤。
　　
　　1942年1月5日的成都，雾气裹着寒气钻进骨头缝。廖俊义踩着霜花登上轰炸机时，看见地勤人员正往弹舱里装炸弹，那黑沉沉的铁家伙上，还凝着白霜。“今天去汉口，给鬼子拜个早年！”机械师老王拍着他的肩膀笑，可眼里却没什么笑意。
　　当飞机爬升到三千米高空，穿透云层的那一刻，廖俊义举起望远镜的手突然僵住了。汉口机场的跑道上，黑压压的全是人——是老百姓！他们穿着单薄的棉袄，在寒风里缩成一团，像被冻僵的羊群。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人群两侧站成两排，明晃晃的刀尖对着同胞的后背。
　　“队长！跑道上全是老百姓！”他对着喉头送话器大喊，声音劈了叉。耳机里传来一阵电流杂音，接着是队长沙哑的声音：“收到。上级命令，继续执行任务。”
　　“可他们是人啊！”廖俊义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知道。”队长沉默了片刻，“但我们不炸，鬼子就会用这机场运更多兵，杀更多人。”
　　第一波俯冲时，廖俊义死死闭着眼睛。飞机呼啸着从三千米扎到五百米，风声像鬼哭，他感觉五脏六腑都要被甩出来。投弹按钮按下的瞬间，他仿佛听见了地面传来的惨叫，猛地把脸埋进臂弯。
　　“拉起来！”机长吼着猛扳操纵杆。飞机像被一只大手拽着，猛地向上蹿。廖俊义眼角的余光扫过地面，看见跑道上炸开的火光里，有穿军装的身影倒下，也有穿棉袄的身影蜷缩成一团。血珠混着泥土溅起来，在雪地上洇开一朵朵丑陋的花。
　　第二波俯冲时，他强迫自己睁着眼。瞄准镜里，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突然冲出人群，朝着飞机的方向挥手，那小小的身影在火光里一闪，就被硝烟吞没了。“狗日的！”他咬碎了牙，对着日军的刺刀阵疯狂扫射，子弹打在地上扬起的尘土，像给同胞们筑起一道临时的屏障。
　　返航的路上，机舱里死寂得可怕。老王的机枪还架在炮塔上，可他蹲在角落里，头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抽一抽的。廖俊义看着窗外的云，那些原本洁白的云彩，此刻却像浸透了血，红得发黑。不知是谁先哭出了声，接着，满飞机的汉子都哭了，哭声混着发动机的轰鸣，在云端回荡。
　　到成都上空时，廖俊义看见锦江像条银色的带子，缠绕着熟悉的城郭。可他突然觉得，那江水像是由无数同胞的眼泪汇成的，冷得让人发抖。
　　
　　1月15日的松滋上空，云层低得像要压到机翼上。27架轰炸机编成“品”字队形，在一千五百米高度飞行，下面的稻田刚收割完，露出褐色的泥土，像块打了补丁的旧布。廖俊义正调试机枪，突然从飞机的反光镜里，瞥见左下方地面有异样——两块小白板上，红点在快速闪烁。
　　“是旗语！”他心里猛地一沉。在射训班学过，这是日军高炮部队的联络信号。“大队长，左前方发现高炮部队，正在打信号！”他对着话筒大喊，声音因为紧张而发尖。
　　“全体拉升到两千米！”大队长的命令刚下，飞机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托着，猛地往上蹿。几乎就在同时，他们刚才飞行的高度炸开了一片白烟，高射炮弹的碎片像冰雹似的掠过机腹。
　　“好险！”老王抹了把冷汗。廖俊义却紧盯着那些烟团，突然想起教官讲过的德国克虏伯高炮：“大队长，这是新式高炮！您看白烟的高度，有效射程至少两千二！”
　　“升到三千！”飞机再次拔高，引擎发出吃力的嘶吼。下面的白烟果然跟着升高，却始终差了一截，像一群追不上猎物的狗。
　　“一中队，打掉那三个高炮阵地！”杨中队长带着两架僚机俯冲下去，炸弹像黑雨似的砸向地面。廖俊义看见高炮阵地接连炸开，有炮弹被引爆，连环的爆炸声像闷雷滚过，烟尘柱直插云霄。
　　
　　轮到他们投弹时，廖俊义的瞄准镜稳稳套住了油库。随着投弹按钮按下，那座灰色的油罐像被戳破的气球，猛地炸开一团橙红色的火，热浪隔着千米高空都能感觉到。可就在这时，耳机里传来警报：“右前方发现敌机群！十八架零式！”
　　敌机像饿狼似的扑了过来，机翼上的太阳旗在阳光下晃得人睁不开眼。子弹打在机身上，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像有人在用锤子敲铁皮。廖俊义抄起机枪还击，曳光弹在两机之间织成一张火网。
　　突然，他觉得右边腰眼一麻，像被烧红的铁丝烫了一下。紧接着，风从破碎的挡风玻璃灌进来，把他脖子上那条母亲绣的红围巾吹得飘起来，一头正好缠进了机枪左管。“咔！”枪突然卡壳了。
　　“操！”他腾出左手去扯围巾，猛地一使劲，只听“咔嚓”一声脆响，左手大拇指传来钻心的疼，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机械师李静一爬过来，脸上沾着血，声音发颤：“小廖，别哼哼……轰炸员罗玉书没了，刚才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胸膛……副驾驶周敬尧也……也没了……”
　　廖俊义咬着牙没出声。他看见罗玉书的飞行帽掉在脚边，上面还沾着脑浆；周敬尧的手还搭在操纵杆上，手指却已经僵硬。血顺着他的腰往下流，把飞行裤浸得黏糊糊的，冷风一吹，冻得像块冰。他用右手攥着还能射击的右管机枪，继续对着敌机扫射，直到枪管发烫，再也打不出一颗子弹。
　　飞机飞到巫峡时，廖俊义开始头晕。下面的江水碧绿得像块翡翠，两岸的峭壁直插云霄，云雾在山腰缠绕，像幅水墨画。可他眼前却总闪过罗玉书和周敬尧的脸，还有汉口跑道上那些倒下的同胞。李静一塞给他两片止疼药，他就着口水咽下去，药片在喉咙里烧得慌，却压不住心里的疼。
　　梁山机场的跑道越来越近。降落时，起落架“哐当”一声歪了，飞机拖着一条长长的火花，在跑道上滑行。廖俊义被甩得撞在炮塔上，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他躺在温江机场的医务室里，窗外的玉兰花正开得热闹，白得像雪。医生说他腰上中了一颗流弹，离心脏只差一寸；左手大拇指关节脱臼，神经受损，以后怕是握不住机枪了。
　　“不能飞了？”他问，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
　　医生点了点头，别过脸去。
　　那天下午，他拄着拐杖走到停机坪。战友们的飞机正一架架升空，引擎的轰鸣声震得地面发颤。阳光照在银灰色的机身上，亮得晃眼。廖俊义突然捂住脸，蹲在地上哭了，像个弄丢了心爱玩具的孩子。
　　调去空军第三路司令部副官处那天，他把飞行服叠得整整齐齐，放进箱子最底层，上面压着那枚打落过敌机的机枪弹壳。补办“空转陆”手续时，看着陆军少校的领章，他总觉得不如空军少尉的银线顺眼。可每次处理前线战报，看到“击落敌机X架”的字样，他都会对着那些数字，敬一个标准的飞行礼。
　　
　　抗战胜利那天，重庆的空军基地挤满了人。廖俊义穿着陆军制服，站在人群里，看着昔日战友胸前的勋章在阳光下闪光。当委员长的特派员念到他的名字，把抗战胜利金质勋章挂在他脖子上时，他突然对着天空举起了左手——尽管那只手还微微发颤，却挺得笔直。
　　张军说，晚年的廖俊义最爱去洛带镇的江水居茶楼。每次去，他都会带上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那枚黄铜望远镜、褪色的红围巾，还有那块从松滋战场上捡回来的弹片。老兵们聚在一起，他就会打开盒子，对着年轻人讲天上的故事。
　　“那时候的云啊，白得像棉花糖。”他眯着眼睛，仿佛又回到了驾驶舱，“可我们的飞机一钻进去，就变成了咬人的狼。”讲到汉口机场，他会突然沉默，用手摸着腰上的伤疤，那里的皮肤至今还是僵硬的。
　　
　　2021年6月，廖俊义在南山养老院的藤椅上睡着了。临终前，他嘴里还念叨着：“队长，我修好了起落架……能归队了吗？”
　　送葬那天，成都的天空蓝得没有一丝云彩。张军老哥说，有只老鹰一直在养老院上空盘旋，翅膀展开，像架银色的飞机。
　　我合上笔记本时，窗外的阳光正好落在“俊义天空”四个字上。突然明白，有些灵魂是永远不会着陆的，他们会化作天上的星，继续守护着这片曾用生命捍卫过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