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 向民识鬼，德荣白刃

　　(一)
　　2012年的春天，我在黎城后庄村见到李向民。院里的老槐树抽出新绿，他坐在小马扎上，手里摩挲着一根磨得发亮的红缨枪杆——那是他儿童团时用过的物件，杆上还留着几道浅浅的刻痕。他笑着说：“李明啊，你可别小看这枪，当年它还帮咱揪出过大鬼子呢。”
　　李向民说的，是1941年秋天的事。那会儿他才十二岁，在儿童团里已经算“老兵”了。他是后庄村本地人，十岁那年就跟着村里的孩子们一起，扛起了红缨枪。那时候的儿童团，虽说都是半大孩子，可责任不轻，站岗放哨、盘查路条，样样来不得半点马虎。
　　有天傍晚，他在村口站岗，天擦黑时过来个穿黑褂子的男人，说是走亲戚的，却拿不出路条。李向民正要细问，那男人突然从背后掏出块石头，“呼”地就砸了过来。他躲闪不及，后脑勺结结实实挨了一下，当时就晕了过去。后来才知道，那是个汉奸，怕被盘查才下了黑手。打那以后，儿童团就改了规矩，只在白天站岗，两人一班，枪不离手，眼睛瞪得比谁都亮。
　　有一回，他在路口盘查一个挑着箩筐的货郎，筐里装着十几个茶壶，叮叮当当作响。货郎掏出了路条，字迹也算清楚，可李向民总觉得不对劲——那货郎眼神躲闪，挑担子的手也有点抖。他蹲下来，拿起一个茶壶颠了颠，分量比别的沉。“大叔，这茶壶里装的啥呀？”他故意问。货郎脸一紧：“就是、就是空壶，新烧的。”李向民没松手，把壶盖一掀，里头哪是空的？塞着个油纸包，打开一看，是些黄澄澄的粉末。“这是啥？”他追问。货郎脸都白了，支支吾吾说不出话。后来才知道，那是鸦片膏子，叫“金丹料面”，是给鬼子和汉奸运的。这货郎被扭送到村公所，还牵出了村里一个藏得挺深的汉奸。
　　所以到了1941年9月那天，李向民和占文、贵枝、全顺四个伙伴在村口南阁站岗时，个个都像小豹子似的，眼睛瞪得溜圆。南阁是个两层的小阁楼，底下是通往后庄的必经之路，楼上视野开阔，能望见老远。李向民和全顺趴在阁楼的栏杆上，手里的红缨枪斜靠在旁边，枪缨子红得像团火。
　　“向民，你看那边。”全顺忽然捅了他一下，指着中庄方向。李向民眯起眼，只见两个黑影在土路上慢慢挪动，走走停停，时不时抬起头，对着西边的广志山和东边的黑尖山指指点点，那架势不像是赶路，倒像是在丈量啥。他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往下喊：“占文哥，贵枝，有情况！”
　　占文是儿童团的班长，比他们大两岁，人稳重。他一听，立刻让贵枝握紧枪，自己则凑到阁楼下的柱子后张望。那两人越走越近，一个高瘦，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短褂，另一个矮胖，黑布衫子紧绷在身上，走路有点外八字。
　　眼看就要到阁口了，李向民和占文对视一眼，猛地从柱子后跳出来，齐声喝道：“站住！”贵枝和全顺也从旁边闪出来，两杆红缨枪“咔”地一声交叉，枪尖正对着两人的胸口，红缨子在风里簌簌动。
　　“路条！”占文扬了扬下巴，声音虽嫩，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硬气。
　　矮胖子眼皮耷拉着，一声不吭，嘴角紧抿着，像是怕多说一个字。高瘦子倒还算镇定，手往怀里一掏，摸出张折叠的纸，递给旁边的贵枝。贵枝展开一看，脆生生地念：“兹有潞城居民二人，经石梁前往古寺头，寻访寺院和尚就医。望沿途查验放行。”
　　李向民在阁楼上听得真切，心里顿时起了疑。他就是古寺头村的人，打小在那一带跑，哪有什么寺院？更别说和尚了。他朝楼下使了个眼色，占文和贵枝也皱起了眉——这俩人，有问题。
　　“路条看完了，我们能走了吧？”高瘦子搓着手，脸上堆着笑，“找和尚看病要紧，耽搁不得呀。”
　　“不行。”李向民从阁楼上跳下来，红缨枪往地上一顿，“看你们俩身板结实，哪像有病的？潞城离这儿百十里地，真要是有病，能走这么远？得仔细查查。”
　　高瘦子脸上的笑僵了僵，赶紧解释：“潞城是远，我们走了四天呢。我这兄弟……是个哑巴，”他指了指矮胖子，“别的病没有，就是不会说话。听说古寺头的和尚有本事，能让哑巴开口，我们专门来碰碰运气，治不好也死心了。要是实在不让过，我们就回去了。”说着，还真就转过身，拉着矮胖子要走。
　　占文往前一步，拦住他们：“别走啊。既然是看病的大事，我们哪能拦着？这样，我们送你们去寺院，省得你们找不着路。”说着，朝李向民使了个眼色，“向民，跟我一起送送二位。”
　　李向民心里明白，这是要把人往村里带，让民兵同志们看看。他和全顺走在前头，占文、贵枝跟在后面，四杆红缨枪都扛在肩上，看似放松，实则把那两人夹在了中间。
　　穿过村里的小巷，就到了堂儿庙前的小广场。那会儿正是农闲，村里的民兵队长李法田带着任五松、王贵林、王牛儿几个，正蹲在地上凿石雷。石雷是用当地的青石凿的，“叮叮当当”的敲击声老远就能听见。见李向民他们带着两个生人过来，李法田停下手里的錾子，直起腰问：“占文，这是咋回事？”
　　占文把路条递过去，把刚才的情形一说。李法田接过路条，眯着眼看了半天，又上下打量那两人。高瘦子被他看得有点慌，说话都结结巴巴：“我们……真是看病的……”矮胖子还是一言不发，只是脸上的肉一抽一抽的，黑一块紫一块地跳动，像是揣着啥急事。
　　李法田的目光落在矮胖子脸上，忽然不动了。他往前走了两步，盯着对方的鼻子看了片刻，然后朝任五松和王牛儿使了个眼色。“看来你们是不会老实说了。”他声音不高，却带着股子狠劲，“来人，先捆起来！”
　　任五松从墙角拿起一条拧得结实的豆子绳子，三两下就把两人捆了个结实。王贵林在矮胖子的裤腿里一摸，摸出个油布包着的小本本。打开一看，里头密密麻麻画着红蓝铅笔的线条和箭头，弯弯曲曲的，像是地图。李法田凑过去仔细一看，顿时变了脸色——那线条标的，正是广志脑一带的路线！
　　
　　从长治到石梁，再到上遥、大寺、东沟口，在这儿分了两条线：一条是渠村、下庄、贤坊、广志脑、刀岭，最后到南委泉；另一条是前庄、中庄、后庄、古寺头、刀岭，也通南委泉，两路汇合后，终点是西井镇。把岭、投西、谷乱峧、石门这些险要的山头，都用红铅笔打了圈。
　　“还有啥话说？”李法田把小本本往两人面前一摔，“趁早交代，还能留条活路，要是顽抗，直接枪毙！”旁边几个年轻民兵气不过，攥着拳头就要上去揍那矮胖子，被王牛儿拦住了：“先别动手，等问清楚再说。”
　　“别打他！”高瘦子突然喊起来，声音发颤，“他真是我弟弟，真是哑巴，打也说不出话！”
　　李法田冷笑一声，掏出腰间的匣子枪，“哗啦”一声拉开枪栓：“到这时候还嘴硬？我先毙了你这个黑狗！”
　　“枪毙他！枪毙他！”李向民和几个儿童团员也跟着喊，红缨枪往地上顿得咚咚响。
　　眼看枪栓都拉开了，高瘦子脸吓得惨白，“扑通”一声就跪了：“我交代！我全交代！我是潞城东街的，是维持会让我来的，给……给皇军引路的。”他偷瞄了一眼矮胖子，声音更低了，“他是日本人，怕被认出来，才装哑巴，说是我弟弟。我们就是来核对广志脑到西井镇的路线图。出来四天了，昨晚住在中庄村外的河神庙里，真没干别的！我是中国人，饶命啊各位大爷！”
　　“打倒日本鬼子！打倒汉奸走狗！”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口号声震天响，年轻人个个摩拳擦掌，恨不能上去撕了这俩特务。
　　村干部们商量了一阵，把两人从柱子上解下来，用一条绳子拴在一起。王贵林、李仁顺、彭怀则三个民兵自告奋勇，要把人送到区上。那张路线图，被李仁顺用手巾层层包好，贴身藏着，说是要当面交给张政委。
　　
　　后庄儿童团揪出鬼子特务的消息，没几天就传遍了全区。听说那两个特务，在后来的反“扫荡”里被处决了，也算是罪有应得。
　　抗战胜利后，李向民参了军，跟着部队解放了太原。新中国成立后，他退伍回了黎城，在地方上工作，1989年离了休。如今九十多岁了，身子骨还硬朗，住在老村里，每天都要到村口的南阁那儿转一转。
　　临走时，老人忽然唱了起来，是当年儿童团的儿歌：“儿童团、儿童团，我们都是儿童团。年纪小、心灵巧，读书又放哨。日本军是仇敌，汉奸们真可恨。站岗放哨要当心，查路条时要认真。从哪来，到哪去，都要仔细问。嘀嘀嗒，嗒嗒嘀，嗒嘀嗒嘀嗒嗒嘀。”
　　歌声里，仿佛又看见那个十二岁的少年，握着红缨枪，站在南阁上，眼睛亮得像星，守着村口的路，也守着身后的家。
　　
　　
　　(二)
　　
　　2014年的那个午后，阳光透过窗棂落在贾德荣布满皱纹的脸上，他抬手抹了把眼角，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泛起光来，像是又回到了七十多年前的山西战场。我坐在他对面，静静听着，那些带着硝烟味的往事，便从他断断续续的讲述里，一点点清晰起来。
　　贾德荣这名字，是他参军后改的。他原叫贾宝珠，山西运城盐湖区上王乡程家庄村人。1937年4月，那会儿他才十七，正是半大不小的年纪，却揣着一股热血，瞒着爹娘偷偷跑去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我还记得他说这话时，嘴角带着点少年人的倔强：“家里就我一个男娃，爹娘哪肯放我走？可日本人都快打到家门口了，哪能蹲在家里等着？”
　　部队里武器金贵得很，万连长——就是后来牺牲的那位万连长，当时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递过来一口沉甸甸的大砍刀，还有两颗圆滚滚的手榴弹。“宝珠啊，”连长总爱这么叫他，“这刀片子锋利，劈鬼子够用了，手榴弹省着点用，关键时候能救命。”他把砍刀别在腰上，手榴弹揣进怀里，心里头又热又沉，知道从这天起，自己就不是庄稼地里的娃了，是扛枪打仗的兵。
　　
　　那年夏天，部队在夏县峪郭镇训练，天刚蒙蒙亮就得起，练刺杀、练瞄准，汗水把军装浸得能拧出水来。忽有一天，他正扎着马步练劈刀，就见操场边站着个熟悉的身影，是他爹。老人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褂子，裤脚还沾着泥，一见他就红了眼：“你咋不说一声就走了？你娘在家哭了好几天，我寻遍了牛庄，才有人说你们在这儿。”他攥着刀柄，脖子梗得笔直：“爹，我不回去，我要打鬼子。”他爹叹着气，转身跟万连长求情：“长官，娃还小，您多担待着点。”万连长握着老人的手，说得恳切：“老乡，您放心！我们是革命的队伍，弟兄们亲如手足，指定把他当自家兄弟看。”他站在一旁听着，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1938年5月，他们在黎城县的上下湾村打了场伏击。公路两边的山坡上，野草长得比人还高，他们趴在草丛里，连大气都不敢喘。太阳毒辣辣地晒着，蚊子在耳边嗡嗡叫，可谁也没心思理会。远远地，十几辆鬼子的物资汽车“突突”地开过来，车厢上盖着帆布，隐约能看到枪支弹药的轮廓。万连长打了个手势，机枪手悄悄架起枪，手榴弹也都揭了盖。
　　“打！”随着一声令下，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一下子撕破了寂静。他跟着战友们往下冲，喊杀声震得山都在响。那股小鬼子没料到会遇袭，慌乱中抵抗了一阵就垮了。他们缴获了不少物资，还抓了几个俘虏。贾德荣所在的机枪班负责看守，那些鬼子起初还挺横，叽里呱啦地乱喊，突然有两个猛地扑过来，想抢战士手里的枪。万连长眼疾手快，掏出手枪“砰砰”朝天放了两枪，大喝一声：“都给我捆起来！”几个战士气不过，拿起手里的棍子，照着鬼子屁股腿上就抡了过去，打得他们嗷嗷叫，这才老实了。
　　
　　有几个受伤的鬼子，按命令得抬去后方野战医院。可老百姓恨透了鬼子，抬担架的民工们脸色铁青，走到半山腰的陡坡时，有个民工咬着牙，趁人不注意，一把将担架掀了，那鬼子“嗷”地叫了一声，就滚进了深沟里。指导员正好看见，急忙跑过去制止，厉声批评：“不能这样！缴了械的俘虏，就得按政策来！”可民工们红着眼说：“这些畜生杀了咱多少人，凭啥还给他治伤？”最后还是指导员好说歹说，才把剩下的俘虏安全送了过去。贾德荣说，那会儿他心里也解气，但听了指导员的话，又觉得打仗得有规矩，不能跟鬼子一样没人性。
　　转年8月，他们在黎城、武乡、左权县一带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一路向北行进。夜里黑得像泼了墨，只能借着点星光辨认方向。突然，前边传来几声喊叫：“站住！哪部分的？”是伪军的腔调。紧接着，又响起几个日本人叽里呱啦的吆喝，显然是遇上敌人了。万连长压低声音，命令来得又快又急：“同志们，上刺刀，杀！”
　　黑暗里，枪托碰撞的闷响、刺刀入肉的噗嗤声、还有战士们的怒吼和鬼子的惨叫混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贾德荣凭着一股猛劲，朝着跟前一个黑影就刺了过去，只听“哎哟”一声，那黑影从马上栽了下来——竟是个骑在马上的鬼子军官。他来不及多想，又转身去对付旁边的敌人。打了约莫半个时辰，敌人朝着附近的据点退了，他们也不敢追，趁着夜色继续往山上走，每个人身上都沾着泥和血，喘气像拉风箱。
　　
　　连续几天行军，脚底板磨出了好几个水泡，一沾地就钻心疼。到了襄坦县一带，刚想歇口气，就听见远处传来“咚咚”的炮声。上午十点多，他们跟敌人接上了火。鬼子的山炮、迫击炮像疯了一样往阵地上砸，泥土、碎石子被炸得满天飞，耳边全是轰鸣声，震得人头晕眼花。他缩在战壕里，紧紧抱着步枪，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鬼子冲上来。
　　炮轰停了，鬼子的步兵像蚂蚁一样朝阵地涌来。“打！”万连长一声令下，机关枪“嗒嗒嗒”地吼起来，子弹在敌人中间撕开一道道口子，倒下一片。可后面的鬼子跟上来，还有飞机在头顶盘旋，“嗡嗡”地扔炸弹。第二次冲锋，敌人来得更凶，他们把火力集中起来，等鬼子冲到三十米远时，万连长喊了声“投弹”。几十枚手榴弹飞了出去，爆炸声震耳欲聋，浓烟腾起老高，把鬼子裹了进去。
　　可敌人还是没完没了地往上冲，眼看就要到阵地前了。万连长扯着嗓子喊：“同志们，上刺刀！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冲啊！”他“咔”地一声上好刺刀，跟着战友们就冲了出去。步枪因为刚才打得太猛，枪管烫得能烙饼，他往前跑着，突然觉得手里一轻——刺刀竟然掉了！原来连续射击让刺刀簧松了，那刺刀“哐当”一声，掉进了旁边的乱草沟里。
　　他心里咯噔一下，没了刺刀，跟赤手空拳差不多。就在这时候，旁边的包战芝和刑来发“嗖嗖”扔出两枚手榴弹，“轰隆”两声，烟雾弥漫开来。“快找！”包战芝喊了一声。他猫着腰跳进沟里，手在乱草里胡乱摸，急得满头汗，指尖终于碰到了冰凉的金属，一把抓起来，刚把刺刀重新上好，一个鬼子就端着枪冲了过来。
　　他来不及多想，侧身一闪，躲开鬼子的刺刀，跟着猛地往前一送，刺刀“噗”地刺进了鬼子的胸膛。他往后一拉，滚烫的血“哗”地溅了他一身，脸上、胳膊上全是。那一刻，他眼睛都红了，脑子里只有杀鬼子的念头，又接连刺倒两个鬼子。嘴里腥甜腥甜的，不知是自己的血还是敌人的血，牙咬得咯咯响。
　　大约半个钟头后，鬼子终于扛不住了，拖着尸体往后退。阵地上静下来，只剩下粗重的喘气声。他拄着枪站在那里，浑身是血，像从血池里捞出来的一样。这一仗，全连牺牲了二十多个战友，有几个还是跟他一起参军的老乡。他们默默地挖坑，把战友们埋了，每个人脸上都没有泪，只有沉沉的悲痛。收拾好缴获的枪支弹药，他们又向着后方转移，脚步虽沉，却一步也没有停。
　　
　　1938年10月，他们从屯留县往沁源县转移，夜里要过敌人的封锁线。万连长特意叮嘱：“都把家伙什弄利索了，别出声，惊动了炮楼里的鬼子就麻烦了。”命令一个个往后传，战士们都屏住呼吸，脚步放得极轻。炮楼里的鬼子时不时打冷枪，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他紧跟在万连长身后，心提到了嗓子眼。
　　突然，前面的万连长“哎哟”一声倒了下去。他赶紧冲上去，借着微弱的月光一看，连长脸上全是血，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头部。“连长！连长！”他急得大喊，可连长已经说不出话了。他们几个人急忙抬起连长，拼命往前跑，过了封锁线，军医赶过来时，连长的手已经凉了。全连战士就地立正，脱帽敬礼，没有人说话，但我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那沉默里藏着多少悲痛啊。贾德荣说到这儿，停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万连长待我像亲哥一样……”
　　1940年11月，几百个鬼子从上遥山脚下进攻。他们趴在战壕里，扔出几十颗手榴弹，爆炸声连成一片。贾德荣抱着机枪，对着冲上来的鬼子猛扫，枪管打得发烫，烫得能烫手。班长孟玉林就在他旁边，突然“咕咚”一声趴在了战壕里，他扭头一看，子弹打穿了班长的头，人已经没气了。没过多久，弹药手包战芝又被鬼子的迫击炮弹片击中了胸部，哼都没哼一声就牺牲了。
　　他红着眼，死死盯着前方，机枪不停地响。突然，草丛里一声枪响，他觉得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木木的，不怎么疼。他没管，继续扣动扳机，把那个偷袭的鬼子打成了筛子。又打了一阵，才觉得衣服湿漉漉的，低头一看，胸口的血正顺着衣襟往下流，热乎乎的，把裤腿都浸透了。他把机枪架在战壕上，慢慢趴下，朝着排长喊：“排长，我挂彩了。”
　　军医跑过来，用绷带给他止血，战友郭海荣背起他，藏进一片茂密的草丛里。他迷迷糊糊地听着外面的枪声，心里就一个念头：可别死，还没把鬼子打跑呢……
　　
　　后来，他被送到后方医院，捡回了一条命，但伤得重，出院后就转到了地方民兵部队，照样打鬼子，保卫根据地。抗战胜利后，他跟着大伙儿参加上党战役，保卫胜利果实。再后来，他退伍了，参加地方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分到榆次市供销社，又调回闻喜县棉麻公司，1994年离休。
　　贾德荣说这些的时候，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袖口，那里似乎还留着当年的硝烟味。
　　我坐在那里，望着窗外，仿佛能看见当年那个十七岁的少年，背着大砍刀，跟着队伍走向战场，看见他在血与火里拼杀，看见他失去战友时的悲痛。那些在白刃战里流淌的血，那些在黑夜里响起的枪声，都成了历史的印记，刻在我们心里，永远不能忘。
　　2015年，老兵贾德荣去世，享年九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