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 小庄杀敌，子英锄奸

　　(一)
　　
　　2012年春天的一个深夜，月色被云层遮得严实，赵小庄坐在炕沿上，吧嗒着旱烟袋，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映着他右手那几道歪歪扭扭的疤。他说那年袭扰容城的事，至今想起来，后背还冒冷汗。
　　“俺们那会儿跟吴群哥、胡恩坡几个，猫在城墙根的老槐树上打冷枪。城墙上的鬼子哨兵跟瞎了似的，打一枪换个地方，听着他们在城里瞎嚷嚷，心里正乐呢。”赵小庄磕了磕烟袋锅，声音里带着点后怕，“谁知道城门缝里悄没声摸出一队鬼子，刺刀在黑地里闪着光，离着十来步才听见‘咔啦’的枪栓响。”
　　
　　他说自己16岁被抓壮丁当伪军那会儿，鬼子教官拿皮鞭抽着教打枪，机枪的后坐力能把人震得胳膊发麻，骑兵的马刀劈在草人身上，“呼哧”一声能带出风来。可他打心眼儿里不忿，凭啥中国人要听小鬼子使唤？有回跟着“扫荡”，一个罗圈腿鬼子让他去老乡家翻吃的，他磨磨蹭蹭不想动，那鬼子扬手就扇过来，巴掌带着一股子酒气。
　　“俺反手就给了他一拳，打得他鼻子直流血。”赵小庄把右手举起来，三个指甲盖的地方坑坑洼洼，“他嗷嗷叫着骂‘你的死了死了的’，俺说‘你小子才先死’，他就把刺刀抽出来，‘叭叭’往俺脑袋上拍。俺急了，伸手去抢那刺刀，他顺着劲儿就往下砍，三个指甲盖当时就没了，血顺着手指头缝往地上滴。”
　　他说那会儿也不知哪来的狠劲，抽出腰里的军刺，照着鬼子心窝子就捅进去了。军刺拔出来的时候，带着热气的血溅了他一脸。他抹了把脸，越过村口的土坯墙就跑，鞋跑掉了一只，光着脚在庄稼地里蹚了半夜，脚底板被碎石子划得全是口子。后来辗转找到雄县县大队，指导员看着他淌血的右手，拍着他肩膀说：“好小子，有种，以后跟俺们干！”
　　回想起容城那夜，赵小庄的声音紧了些。“鬼子端着刺刀‘呀呀’叫着冲过来，吴群哥是回民，块头比俺壮实一圈，那鬼子先奔他去了。吴群哥横过枪来挡，刺刀‘噗’地扎在枪带子上，把他推得趔趄了好几步，枪差点脱手。”他比划着抡枪托的动作，“俺看那鬼子正要抽刀再捅，眼都红了，抱起步枪照着他后脑勺就砸下去，‘噗嗤’一声，跟砸烂个西瓜似的。”
　　胡恩坡那边的动静更吓人，两个鬼子把他追得没了方向，他在麦地里绕来绕去，最后被堵在土坡下。“那鬼子跟疯了似的，刺刀‘噗噗’往他身上扎，左边一刺刀，右边一刺刀，胡恩坡抱着头直哼哼。”赵小庄说他和吴群哥对着那俩鬼子开枪时，手都在抖，“把他背回卫生所时，血把俺们的衣裳都浸透了，医生说再晚来半个时辰，血就流干了。后来他评了头等残疾，左胳膊抬不起来，可见了俺们总说，是俺俩捡回他一条命。”
　　
　　1943年初那次诱敌，赵小庄说得眉飞色舞。“团长让俺们去板家窝逗鬼子，老龚那小子枪法准，躲在坟头后面，一枪就把领头的鬼子撂倒了。”他学着鬼子气呼呼的样子，弓着腰往前冲，“伪军和鬼子嗷嗷叫着追，追着追着就进了包围圈。等三八炮‘咚’地一响，鬼子脸都白了——小部队哪有这家伙？他们一往后撤，两边的机枪就跟割麦子似的扫。俺抱着机枪打了几十发，看着日伪军成片地倒，心里头那叫一个痛快，比喝了二锅头还舒坦。”
　　他们顺势端炮楼的时候，赵小庄抢着打头阵。“天宫寺那炮楼里的伪军，听见枪响就举白旗了，就王克桥道口那个，鬼子还负隅顽抗，俺们扔了两颗手榴弹进去，里面就没动静了。”他数着手指头，“一共端了十个据点，光缴获的子弹就够俺们打半年的。”
　　
　　1943年5月，县大队转成正规军，指导员找他谈入党的事，他红着脸写了申请书，字歪歪扭扭像爬虫子。可刚把申请书交上去，就赶上打渠沟炮楼。“那炮楼修得跟铁疙瘩似的，俺瞅着鬼子那挺重机枪在楼顶逞威风，就想把它抢过来。”赵小庄摸了摸后脑勺，“刚冲到楼下，一颗炮弹‘轰’地炸在旁边，俺就啥也不知道了。”
　　等他在野战医院醒过来，已经是半个月后。“医生说俺脑震荡，得养着。可等俺好利索了，部队早开拔了，把俺转到75团当班长，跟着杨成武司令打仗。”他眼里闪着光，“跟着大部队打仗，那才叫过瘾！”
　　1944年在雄县打伏击，赵小庄至今觉得好笑。“头一回让连长带着去，敌人影还没见着，一个新兵紧张得枪走火了，把鬼子吓跑了。政委气得把连长骂了一顿：‘给你们枪是烧火棍？’”第二回政委亲自带队，提前几天就埋伏在北边的高粱地里，蚊子嗡嗡地往人脸上撞。“政委说他盒子枪一响，俺们就扔手榴弹，扫射几下就冲锋。”
　　等了三天，日伪军的队伍终于来了。“先来十个，政委摆手；来二十个，政委还摆手。直到后面的大部队都跟上来，政委看时机到了，盒子枪‘啪啪啪’响了三声。”赵小庄比划着扔手榴弹的动作，“那些手榴弹在敌人群里炸开，跟放鞭炮似的。鬼子往大堤上跑，俺和老藤托着机枪打堤顶，打得尘土冒烟，他们头都不敢露。底下战友们一冲，手榴弹在堤上炸成一溜，鬼子没处躲，就往河滩跑。”
　　河对岸的民兵早等着了，都是些跟鬼子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八路。“有个扛机枪的鬼子刚下河，民兵一枪就把他打冒泡了。”赵小庄笑着说，“鬼子往回跑，俺们打；往对岸跑，民兵打，一百多号人全交代在那儿了。缴获的机枪里，民兵想要那挺歪把子，政委跟他们商量：‘给你们十杆大枪，机枪俺们留着打硬仗。’”
　　后来75团扩编成四个团，赵小庄成了排长。1945年打新城的时候，城里的鬼子听说投降了，连夜往保定跑，他们追了一路，缴获的军靴都够全团换一遍的。
　　
　　1949年打下天津，赵小庄胳膊上的旧伤总犯，申请复员。“政委拉着俺的手说：‘跟着部队干多好，可惜了。’俺说：‘俺这胳膊抬不起来，总不能拖累队伍。’”政委给俺申请去城里的厂子，俺摆手说：“俩字不识，去了也是瞎混。”最后还是回了古庄头村，扛着锄头种地。
　　晚年的赵小庄坐在自家院里晒太阳，手里还总摩挲着右手那几道疤。他说这辈子值了，能看着鬼子投降，看着庄稼地里长出好粮食，比啥都强。
　　
　　
　　(二)
　　
　　2005年的秋天，我去山西永济办事，特意绕到正阳村，拜访了韩子英老人。那时他已八十多岁，背有些驼，眼睛却亮得很，说起当年锄奸的事，烟袋杆在炕桌上敲得笃笃响。他说自己这辈子最痛快的，就是亲手收拾了那些给日本人当狗的汉奸。
　　“俺那会儿在村里小学当教员，白天教娃娃们念‘人之初’，晚上就揣着枪出去干活。”韩子英磕了磕烟灰，指节因为常年握枪，关节处有些变形，“正阳小组长，听着名头不大，管的事却要命——专收拾那些认贼作父的败类。”
　　
　　他给我讲的头一桩事，是1944年10月收拾李占奎。那汉奸原是游击队员，后来贪生怕死投了日本人，在小姚村一带为非作歹，老百姓恨得牙痒痒。区长胡永康找到韩子英时，月光正照在窗台上，胡区长压低声音说：“子英，李占奎这颗钉子，该拔了。”
　　当天半夜，崔金山和王观灯就摸到了学校。崔金山扛着两杆步枪，枪身用破布裹着，走起路来没半点声响。王观灯手里攥着根麻绳，绳头打了个死结。韩子英从床底下摸出把匕首，插在腰里，三人趁着月色往小姚村摸。
　　“李占奎家就在村口，院墙不算高，也就一人多些。”韩子英比划着搭人梯的样子，“俺踩着崔金山的肩膀上去，趴在墙头看了看，院里的狗没拴，可那畜生早被李占奎喂得认贼作父，见了俺们竟摇尾巴。”
　　他们翻进院时，李占奎正打着呼噜，炕头上还放着个酒葫芦。王观灯上前捂住他的嘴，崔金山架起胳膊，三人把他拖到院里。韩子英用匕首顶着他脖子：“把枪交出来，饶你个全尸。”李占奎开始还嘴硬，说自己早没枪了。崔金山上去左右开弓，打得他嘴角淌血，这才哆哆嗦嗦说枪藏在砖瓦堆里。
　　“刨开砖瓦堆，就找出个拐腰把土手枪，枪膛里全是锈。”韩子英冷笑一声，“王观灯急了，薅着他的头发往墙上撞，‘真家伙藏哪了？’李占奎这才吐露，枪在伙房风箱旁边的墙洞里。”
　　韩子英按住李占奎，崔金山去伙房拉开风箱，果然从墙洞里摸出把乌黑的手枪，枪套上还刻着个“忠”字。“那是日本人赏他的，他倒真当宝贝。”韩子英说他们正用绳子勒李占奎的脖子，屋里忽然出来个黑影，是李占奎的老婆。
　　那女人平日里就帮着李占奎搜刮乡亲，此刻披头散发，一眼就认出了王观灯：“这不是灯灯吗？俺跟你妹子常一块儿做针线，你放了老李，俺给你拿银元！”王观灯脸涨得通红，刚要说话，被韩子英按住了。“放了他们，明天区里就得被鬼子端了。”韩子英咬着牙，和崔金山一起把那女人也捆了，“那夜风大，把绳子勒紧的声音都盖住了，没惊动旁人。”
　　
　　过了一个月，又出了档子事。汉奸老令带着手枪，假意来区队投降，混了一个月，竟偷跑回永济，才知道他是来打探消息的。区大队派了个排协助韩子英他们，要把这祸害除了。
　　“永济城墙高，俺们带着梯子，后半夜摸到墙根下。”韩子英说他们爬上城墙时，砖缝里的冰碴子把手都冻裂了，“城墙上竟没站岗的，那些伪军早缩在碉堡里烤火了。”
　　进了城，顺着街往老令常去的烟馆摸。那烟馆挂着“逍遥馆”的幌子，里头飘出鸦片烟的甜香。韩子英一脚踹开门，就见老令和一个姓傅的汉奸正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旁边还坐着个贩大烟的。“站住！不许动！”韩子英大喝一声，一脚踩住老令放在桌上的手枪，左右开弓扇了他几个耳光，打得他牙都松了。
　　老令“扑通”跪下，磕头如捣蒜。韩子英问他今晚的口令，他哆哆嗦嗦说是“小米”。“把他们仨捆了，像拖死狗似的往城门走。”到了城门，伪军岗哨喝问口令，老令赶紧答“小米”，城门“吱呀”开了道缝。
　　刚出城门没多远，城楼上忽然有人喊：“不对劲！是八路！”接着“叭”地放了一枪。韩子英回身就是一枪，那岗哨“哎哟”一声栽了下来。“城里顿时炸了锅，日本人的警备队嗷嗷叫着追出来，火把把半边天都照亮了。”
　　那三个汉奸故意磨蹭，眼看追兵离着就剩一里地，到了黄家洼，韩子英跟区队的人一合计，不能再带了。“把他们拖进战壕，刺刀进去，没多会儿就不动了。”他们顺着战壕溜到河底，踩着冰碴子往回撤，身后的枪声直到天亮才歇。
　　
　　1945年4月，姚村的冯正金捎信给区长，说临晋警备队的奸细冯乐娃回村了。韩子英和王观灯不敢走学校大门，怕学生看见，翻墙出去，又在冯营村叫上胡振芳，三人直奔姚村。冯正金早就在村口老槐树下等着，手里攥着个灯笼，见了他们就往暗处躲。
　　“冯乐娃家坐北朝南，东面靠着条小巷，院里有棵枯树，枝桠伸到墙上。”韩子英说他们搭人梯上了墙，顺着枯树溜进院，“到了窗根下，俺敲了敲窗户，装成警备队的口气：‘乐娃，队长叫你呢。’”
　　屋里半天没动静，接着传来冯乐娃的声音：“别装了，俺知道你们是干啥的。要钱？说个数，俺送到指定地点。”韩子英在窗外喊：“不要钱，要你的枪！”话音刚落，一枝枪从窗户缝里扔了出来，枪膛是空的。
　　“再把步枪交出来！”韩子英喊了几声，屋里没动静。他从院里水缸边抄起个水罐子，朝窗户扔过去，“哐当”一声，罐子碎了，屋里还是没反应。“天快亮了，再耗下去就麻烦了。”王观灯摸出颗手榴弹，拉了弦扔进去。
　　“轰隆”一声，窗户纸被炸得粉碎，屋里传出冯乐娃的骂声，接着枪响了，子弹嗖嗖地从窗子里飞出来。“警备队离着不远，听见枪响肯定会来。”韩子英当机立断，“撤！”他们翻墙出村时，身后的枪声还在响。
　　后来听说冯乐娃被日伪送到临晋医院，捡回了一条命，可没得意多久，1947年土改时，被乡亲们按住打死在打谷场上。“那是他应得的报应。”韩子英说这话时，烟锅里的火星又亮了。
　　
　　抗战胜利后，韩子英跟着部队参加了解放战争，1951年又跨过鸭绿江去了朝鲜，1954年才复员回家。我去看他时，他家墙上挂着枚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金光闪闪的。老人说：“这辈子值了，没让那些汉奸坏了咱中国人的根。”
　　如今韩子英老人九十五岁了，在正阳村的老院里种着几畦菜，阳光好的时候，就坐在门口给娃娃们讲过去的事。他总说，那些汉奸才是真的活不成个人样，死了也没人念想。
　　
　　(三)
　　
　　2015年的初秋，我在临沂见到訾忠，他坐在藤椅上，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他手背上，那双手布满老茧，指关节有些变形，却仍能看出当年握枪的力道。他给我讲起抗战时的遭遇，声音不高，却字字带着分量，仿佛那些刺刀与硝烟，从未真正远离。
　　“1938年鬼子占了临沂，城里的血腥味飘了三天三夜。”訾忠老人端起茶杯，指尖微微发颤，“周井铺学校的操场上，学生们站着听老师讲城破的惨状，有人哭，有人攥着拳头骂。那时候我就想，书是没法安安稳稳念了，得拿起枪跟鬼子干。”
　　
　　他加入尚明书记领导的“抗日学生救国团”时，才十六岁。团里的武器少得可怜，大多是些生锈的鸟铳，还有人扛着劈柴的斧子。1939年他入党那天，尚明书记在油灯下给他别上枚铁制的党徽，说：“訾忠，记住，共产党员的骨头，得比石头还硬。”
　　那年冬天，鲁南特委在费县南坡遭了鬼子的突袭。“敌人的骑兵跟疯狗似的，马蹄子踏在冻地上‘哒哒’响，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訾忠说他背着个装着书本和换洗衣物的背包，跑得上气不接，尚明书记回头喊：“轻装！把背包扔了！”他咬着牙把背包甩在路边，可没跑多远，就被落在了后面。
　　到了芦山脚下，鬼子的喊叫声越来越近。他慌不择路拐进条山沟，趴在厚厚的松针堆里，眼睁睁看着几个战友被骑兵追上，刺刀闪着寒光捅下去。“那时候浑身抖得像筛糠，耳朵里全是自己的心跳声。”他在山沟里躲到天黑，出来时满山都是烧过的焦土，再也找不到尚明书记和同志们的踪迹。
　　回到村里，他夜里睡不着，悄悄挨家串户联络抗日的伙伴。“二十来个汉子，有佃农，有铁匠，还有两个跟他一样没了队伍的学生。”訾忠说他们凑在村头的破庙里，点着松明子商量，却连杆像样的枪都没有。他揣着两个窝头，走了三天三夜到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办事处，人家说：“不是不给你枪，你带着枪过鬼子的岗哨，等于给敌人送武器。”最后给了他封介绍信，让他去鲁中沂临边联县办事处想办法。
　　
　　1940年夏天，他揣着介绍信、自己画的地图和游击小组的花名册上了路。那天日头毒得很，他戴着顶破草帽，走到方城镇东蒋村时，忽然听见村口传来马蹄声——是汉奸王洪九的队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两个伪军端着枪就过来了，刺刀差点戳到我胸口。”
　　搜身的时候，他心提到了嗓子眼。地图和花名册被翻出来时，伪军小队长“嘿嘿”笑了，说：“这小子是八路的探子！”訾忠的手在袖管里死死攥着那封叠成小方块的介绍信，趁他们翻看地图的工夫，飞快地塞进了布袜里，贴着脚底板藏好。“那袜子是娘纳的粗布袜，针脚密，正好能藏住。”
　　到了监狱，头一关就是压杠子。“两块砖垫在脚下，腿腕子夹着根碗口粗的木棍，得半蹲着。”他说审讯的汉奸往木棍上站，最多时站了八个，“腿像要断了似的，疼得想喊，可一想到花名册上那二十来个名字，就把牙咬碎了往肚子里咽。”
　　后来又换了鞭子，蘸着水抽在身上，“啪”的一声就能抽出道血痕。“两个腋下被抽得血肉模糊，夜里躺在稻草堆上，蚊子成串地往伤口上落，跳蚤在身上爬，痒得钻心也不能挠，因为手被捆着。”敌人天天问名单上的人在哪，他只说自己是抓逃兵的，那些名字是可疑人员，“打死也不能说，说了，村里那二十来个汉子，还有他们的家人，都得遭殃。”
　　在朱保审了半个月，他被转押到兰陵矿坑监狱。“那地方不是人待的，矿坑改成的牢房，潮得能拧出水，墙上长满了青苔，一股子霉味和尿骚味混在一起。”他在那儿被关了七个半月，拷打成了家常便饭，肋骨被打断过两根，至今阴雨天还隐隐作痛。
　　“总不能就这么死了。”他开始悄悄联络狱友，用磨尖的铁片在墙上划暗号，凑齐了十几个人准备越狱。“就等月圆那天动手，有人能打开牢门的锁，有人熟悉矿坑的地形。”可没等动手，消息就走漏了。“汉奸把我们挨个吊在房梁上，用烧红的烙铁烫，没人吭声。有个老大哥被烫得晕过去三次，醒了还是骂汉奸，没吐一个字。”
　　
　　1942年春天，转机突然来了。驻临沂和费县的日军突然包围了王洪九的矿坑据点，“坦克轰隆隆地开过来，钢炮‘咚咚’地炸，汉奸们乱成一锅粥，有的往炮楼里钻，有的干脆扔了枪就跑。”訾忠和狱友们趁乱撞开牢门，顺着矿坑的排水沟往外跑。
　　“不知跑了多远，前面突然出现几个鬼子，端着枪来回巡逻。”他说自己当时想都没想，一头扎进路边的池塘里，“水不深，刚没过胸口，我憋着气往泥里钻，只露个鼻子在水面上。”趴在池塘里躲了半天，直到日头偏西，鬼子走远了才爬出来，找了块石头砸开手上的铁镣，“手上的皮都磨掉了，血顺着手指头往下滴，可心里痛快，终于能喘口气了。”
　　1944年8月，他终于找到了组织，尚明书记见到他时，眼圈都红了，说：“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随后任命他为武装乡乡长，就配了一把枪。“我带着那把枪，在牛田村的打谷场上喊：‘愿意抗日的，跟我来！’”他说那天来了三十多个汉子，手里拿着锄头、铁叉，还有人扛着祖传的鸟铳。
　　几个月时间，他把十五个村串了起来，农救会的妇女们做军鞋，儿童团的娃娃们站岗放哨，自卫团的汉子们白天种地，夜里练刺杀。“联防大队成立那天，敲锣打鼓的，比过年还热闹。”
　　1945年2月的棠林村伏击战，他记得格外清楚。“我们在破庙里埋伏了三天，庙里的菩萨像被炮弹炸掉了半边，正好能藏人。”他带着几个精干民兵在村前打冷枪，故意骂骂咧咧激怒鬼子。日军小队长韩教果然上钩了，带着五十多个日伪军，打着膏药旗就追了出来。“我们边打边退，把他们引到庙跟前，就听尚明书记喊了声‘打’，庙里的主力团突然冲出来，手榴弹像雨点似的扔过去，鬼子的膏药旗一下子就倒了。”
　　追到大凤凰山西芦家林时，他一枪托砸倒了个伪军，又扑过去抱住韩教的腿，把那鬼子小队长摁在地上。“韩教还想挣扎，掏出指挥刀就砍，被我身边的民兵一扁担打在手上，刀掉在地上。”后来把韩教绑在门板上往后方送，那鬼子还“八格牙路”地骂，“到了根据地，让他见识了我们的厉害，才老实了。”
　　那年春天“春伐王洪九”，他带着鲁南军区特务团的同志勘察地形，把沂艾庄据点的炮楼位置、哨兵换岗时间摸得一清二楚。“小围子久攻不下，我们就改了主意，在半路设埋伏，把王洪九派来的援兵打得屁滚尿流。”之后连端了五个据点，“沙沟崖那个据点的伪军，见我们来了，直接在炮楼上挂了白旗，说早就不想当汉奸了。”
　　
　　抗战胜利后，訾忠去了滨海区党校学习，后来又参加了解放战争。离休后，他总爱去学校给孩子们讲过去的事。“每次讲完，都要问娃娃们：‘记住了吗？共产党员的骨头，得比石头还硬。’”
　　临走时，老人送我到门口，指着墙上挂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说：“活着真好，能看到这太平日子。”阳光照在他脸上，那些深深的皱纹里，仿佛还藏着当年的烽火与硝烟。如今訾忠老人九十八岁了，在临沂的老院里安度晚年，只是那双手，偶尔还会下意识地攥紧，像是还握着当年那杆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