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海拉尔城，托克托县

　　朱启尧用镊子夹起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海拉尔中央大街笼罩在浓烟里，电报电话大楼的尖顶像根烧红的铁针。“这是当时一个苏联记者拍的，胶卷藏在面包里才带出去。”他的指腹轻轻蹭过照片边缘，“1945年8月9日的火，把云彩都烧化了，天上飘的不是烟，是人的骨头渣子。”窗台上的仙人掌开了朵小黄花，在阴沉的天光里透着点倔强的亮。
　　我盯着照片里模糊的人影，朱老突然说：“你听见过脚镣拖过石板路的声音吗？那天凌晨的海拉尔，满城都是这声音，‘哗啦——哗啦——’，像阎王爷在摇锁链。”
　　
　　朱启尧讲述，伪兴安北省保安局的档案柜里，《第三种要视察人名簿》的牛皮封面早就被虫蛀了，可里面的红墨水却像刚涂上似的。1938年编这本册子时，特务们用朱砂在“甲类”人名旁画了小骷髅，韩桂林的名字旁就有一个——他在王爷庙小学教国文时，偷偷给学生讲岳飞传，被密探听了去。
　　8月9日凌晨4时，海拉尔河的水还泛着青灰色，关东军独立混成第80旅团的紧急集合号就撕裂了河雾。鬼子兵穿衣服的声音、马靴踢打枪托的声音、军官的吼叫混在一起，像一锅沸腾的脏水。4时15分，第119师团的“全面入侵”电报拍到旅团部，译电员的手指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把“入侵”两个字译错了三次。
　　4时30分的“非常呼集”哨音刚落，苏军的轰炸机就到了。第一颗炸弹落在日军兵营的马厩，受惊的战马撞破木栏，拖着燃烧的缰绳在街道上狂奔，马鬃上的火苗像条红鞭子。特务机关的藤本少佐正对着《第三种要视察人名簿》点名，炸弹的冲击波掀飞了屋顶，他扑在册子上，墨水染黑了半边脸。
　　空袭的硝烟还没散，特务们就带着枪冲出了门。苏侨米罗维奇家的玻璃窗被震碎，他正用斧头劈地板，想把藏在下面的电台挖出来。国境警察队的人踹门时，他媳妇把电台零件往炉膛里塞，火星子溅在她的围裙上，烧出一个个小洞。米罗维奇想从后窗跳出去，刚爬上窗台就被刺刀挑中了大腿，血滴在窗台上的天竺葵上，把花瓣都染红了。
　　教堂的神父是个白胡子老头，他翻墙时被铁栅栏勾住了黑袍，像只挂在网上的蝙蝠。特务们拽着他的胡子往车上拖，他怀里的圣经掉在地上，被马靴踩得稀烂。第一拨被捕的18个人挤在卡车斗里，脚镣互相碰撞，有人用俄语念祷文，有人用汉语骂娘，最后都被枪托砸得只剩哼哼。
　　伪省警务厅后院的空地，前几天下过雨，积着半尺深的泥水。90多个人被绳子串成几串，像待宰的牲口。韩桂林的眼镜片早碎了，碎片嵌在眉骨上，血顺着脸颊流进嘴里，他却笑着对旁边的人说：“等会儿砍头时，我喊一二三，咱一块儿骂。”有个穿学生装的年轻人，裤脚还沾着学校操场的草屑，他攥着拳头，指节白得像骨头。
　　特务们举着战刀围成圈，月光透过硝烟，把刀面照得惨白。丸山曹长第一个动手，他劈向那个学生时，刀被脖子上的骨头硌了一下，学生突然抬起头，一口血啐在他脸上，骂了声“狗汉奸”。丸山疯了似的连砍数刀，直到把人劈成两半。韩桂林喊了声“弟兄们，骂啊”，90多个人的吼声震得草垛直晃，可很快就被刀砍进肉里的闷响吞没。
　　朱老说，后来有个清理现场的老乡讲，那片泥水被血搅成了红浆，有个断了气的汉子，手里还攥着半块从特务那抢来的窝头。草垛盖上去时，底下还在“咕嘟咕嘟”冒泡，像水开了似的。有只狗从墙洞钻进来，叼起一只断手就跑，被特务一枪打死，尸体也扔进了尸堆。
　　伪第10军管区军法处监狱的木栅栏，被火舌舔得蜷曲起来。牢房里的政治犯们互相解开衣服，把布条拧成绳子，想从天窗爬出去。可火来得太快，浓烟呛得人睁不开眼，有人把写着亲人地址的布条塞给郭连富，让他活着出去报信。佐藤监狱长拽着郭连富往外跑时，他看见牢门后伸出无数只手，像水里的水草在挣扎，最后都不动了。
　　铁道北司法监狱的王庆昌总念叨，张根喜和韩廷福是穿粗布褂子的菩萨。那天中午，特务们正拿着名单点名，“刘瓦匠”刚被点到，空袭警报就“嗷”地叫了起来。特务们顾不上杀人，抱着脑袋往防空洞钻，张根喜趁机从灶膛里摸出把火钳，“哐当哐当”砸牢门的锁。韩廷福端着刚烧好的滚水，谁要是敢拦就泼过去。
　　“郭老西子”的脚镣最粗，刘开玉用碎瓷片帮他刮铁锈，血顺着脚踝流进草鞋里。他们跑出监狱时，正撞见苏军的飞机俯冲下来，炸弹在远处的军火库炸开，红焰冲天，震得人耳朵嗡嗡响。王庆昌回头望了一眼，监狱的钟楼正往下塌，碎玻璃像雨似的落下来。
　　海拉尔的“烧却处理班”是按中队编的，每个小队五个人，背着汽油桶和火把。他们烧到“满洲映面馆”时，老板的儿子正趴在柜台上写作业，火把扔进来时，他还举着铅笔问“算术题还没做完呢”。油库爆炸时，火苗窜起几十米高，把天上的云彩都烧化了，油罐的铁皮被炸成碎片，像刀子似的飞出去，把几百米外的树干都削断了。
　　苏军冲进市区时，农林桥的鬼子还在往桥墩上绑炸药。一个留着大胡子的苏军战士扑过去，抱着鬼子滚进河里，炸药在他们身后炸开，水花溅起丈多高。呼伦桥的守桥鬼子刚点燃导火索，就被流弹打中了手，导火索掉进水里，滋滋地冒白烟。战士们冲过桥时，桥板还在发烫，能闻到木头烧焦的味道。
　　西山公墓的无字碑前，总有老乡来摆野菊花。有个苏联老太太，每年都带着孙子来，在一块碑前放上块黑面包，用俄语说“回家了”。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有的跟着苏军当向导，有的帮着收尸，王庆昌的手被烧伤了，却坚持要亲手给每个无名尸裹上白布。
　　
　　朱老把照片放回档案袋，拉链“刺啦”一声拉上，像在给那段历史拉上幕布。“去年去海拉尔，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换了新的，可下雨天走在上面，总觉得脚底下黏糊糊的。”他往窗外看，雨停了，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那些烧不掉的东西，早长在这片土地里了。”
　　我想起冀中那些被特务毁掉的村庄，春天一到，照样长出绿油油的庄稼。“烧不尽的。”我说。
　　朱老点点头，眼里的光像刚升起的太阳：“烧不尽，就像这野草，年年都冒出来。”远处传来孩子们的笑声，清脆得像风铃，在海拉尔的风里荡开很远。
　　朱老继续讲道：“矶下那本战犯手记，现在锁在档案馆的铁皮柜里，纸页都发脆了。”他从抽屉里翻出张翻拍的照片，灰蒙蒙的山岗上隐约能看见列队的人影，“六月中旬的日头毒得很，可那天的风，凉得像冰碴子。”
　　我指尖划过照片上的土坡，朱老突然说：“你闻见没？那风里裹着血腥味，混着新翻的泥土气，几十年了，好像还飘在托克托的山坳里。”
　　
　　矶下在他的手记里写，那天早饭后的阳光斜斜照进办公室，烟卷的灰落在地图上，正好盖住托克托县城的位置。他刚把烟蒂摁灭在铁皮烟灰缸里，大队长丸尾的马靴声就从走廊里传来——“全体集合，练刺杀！”
　　鬼子的大队部设在县城里的龙王庙，神像早被推倒当了弹药箱。250个鬼子扛着步枪往山上走，刺刀在日头下闪着冷光。山岗上的墓地本是片乱葬岗，前一夜被翻出11个土坑，四尺深，六尺长，新土在草坡上堆成小丘，腥气顺着风往人鼻子里钻。高台上的哨兵端着枪，刺刀尖对着坑边的空地，像在看守什么了不得的猎物。
　　丸尾站在土坡上，军靴碾过枯草：“今天用活靶，各中队挑好手！”矶下把六个精壮的鬼子拉到前排，扯开嗓子讲刺杀要领，唾沫星子溅在枪托上——他后来在手记里写，那会儿觉得这是天大的体面，准尉的肩章都比平时沉些。
　　直到山坡下传来“哗啷哗啷”的响声，像铁链拖过石头。矶下往那边瞅，七八个抗日战士被刺刀逼着往上爬，脚镣磨破的脚腕渗着血，在黄土坡上拖出暗红的印子。有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头发缠成了毡，眼窝陷得能盛下泪，可脊梁挺得笔直，像庙里没倒的石碑。
　　11个俘虏被推到坑前，矶下挑了六个站成一排。他后来回忆，那几个汉子的嘴唇都抿成了直线，没人说话，可眼里的火能把人烧化。丸尾喊“开始”的瞬间，新兵们“哇哇”叫着冲上去，刺刀捅进身体的闷响混着土块滚动的声音，六个身影“咕咚”掉进坑里。
　　矶下正想骂“废物”，突然发现坑底多了个鬼子——二等兵寿田的枪带挂住了俘虏的衣服，连人带枪栽了进去。那俘虏明明被刺中了胸膛，手却死死攥着枪杆，指甲几乎嵌进木头里。寿田在坑里扑腾，脸吓得惨白，刺刀怎么也拔不出来。矶下在坑边吼：“你还是帝国军人吗！”直到寿田连滚带爬地拽出枪，刺刀上的血滴在他裤腿上，像开了串红疹子。
　　解散后检查坑底时，有个战士的手指还在微微动。矶下抽出日本刀，反手捅下去，血溅在他的绑腿上，烫得像火。他数着坑里的人，一个、两个、三个……第五个刚咽气，远处的山风突然卷过来，带着草叶的腥气，把他的呼吸都堵在喉咙里。
　　砍头练习开始时，太阳移到了头顶。丸尾把个二十来岁的青年推到坑前，那是马占山部队的兵，军装早磨成了布条。“有啥要求？”丸尾的军刀在手里转了个圈。青年抬起头，眼里的光比刀还亮：“给支烟。”
　　烟卷在青年指间燃着，火星明灭间，周围静得能听见风吹草动。丸尾举刀时，青年突然深吸一口，烟圈慢悠悠飘向鬼子的脸。“咔嚓”一声，刀竟卡在了后颈骨上。青年猛地坐起来，血顺着脖子往下淌，死死盯着丸尾，像要把这张脸刻进骨头里。丸尾往后趔趄了两步，再举刀时，手都在抖。
　　轮到矶下时，他盯着自己的军刀发愣。手记里写，那会儿满脑子都是“面子”——要是砍不利索，士兵会笑，军官会骂。他运足了气喊“唉”，刀下去时偏了半寸，只砍掉三分之二的脖颈，人头垂在胸前，像挂着的葫芦。血涌出来，很快把坑底染成了黑红色，他站在坑边喘气，觉得准尉的肩章突然沉得像块铁。
　　剩下三个战士被砍头时，山风卷着血腥味往远处飘。鬼子军医带着卫生兵过来，白大褂很快溅上红点子，解剖刀划开皮肉的声音，在山坳里听得格外清楚。矶下后来在手记里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十字，说那天的太阳红得像块烧红的烙铁。
　　
　　（朱启尧讲述）1945年8月18日，八路军包围托克托县城时，矶下正躲在龙王庙的神龛后。枪声停了之后，他看见穿灰布军装的战士把老百姓从地窖里扶出来，有个老大娘抱着个孩子，孩子手里攥着块染血的土——那土就是从山岗上带下来的。
　　特别法庭审理时，矶下的手记摊在桌上，其中一页被血浸过，晕开的墨迹把“体面”两个字糊成了黑团。他说砍头那天，烟卷的味道总也散不去，混着血腥味，成了他一辈子的噩梦。
　　朱老把照片收进牛皮袋，砖茶在缸里沉了底。“去年去托克托，山上种满了沙棘，红得像火。”他望着窗外，“那些战士的骨头长在土里，长出的果子，都带着股硬气。”
　　我想起冀中平原上那些没有墓碑的坟，风一吹，野草就发出“沙沙”的响，像在说“别忘了”。“这账，算得清。”我说。
　　朱老点点头，眼里的光像山岗上的日头：“清，早就刻在人心上了。”远处的鸽哨掠过天空，悠长清亮，像在给那些无名的战士唱安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