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 翠爱守岗，顺银爆破

　　（一）
　　
　　“那天傍晚的风裹着淮北平原特有的土腥味，刮在脸上带着冬月的凉意。我跟着26团开进朱家岗时，裤脚还沾着一路奔袭的泥点子，鞋底子磨得发薄，踩在结了薄霜的田埂上咯吱作响。村里的狗没怎么叫，大概是见惯了我们这些穿灰布军装的队伍，家家户户的烟囱里飘着淡淡的炊烟，有妇人探出头看了两眼，又赶紧缩回去关紧了柴门。谁都没留意到，暮色里跟着我们影子的，还有千把号日伪军的马蹄声，铁蹄踏过冻土的闷响，被风揉碎了藏在树影里。”
　　我至今记得严翠爱说这话时，枯瘦的手指在搪瓷缸沿上摩挲的样子。那缸子是搪瓷的，边角掉了漆，露出里面的黑铁皮，是他退伍时部队发的纪念品。他说自己打小就恨鬼子，上塘响桥村的老槐树下，他爹就是因为护着家里最后一升麦种，被鬼子的枪托砸断了脊梁。“那时候咱老百姓命贱，”他喉结动了动，像是在吞咽什么，“鬼子的皮靴踩在你脸上，你都得闭眼受着，敢哼一声，刺刀就捅进肚子里。”他20岁那年揣着把砍柴刀要去拼命，刀把被手心的汗浸得发亮，刚走到村口就被路过的新四军连长拦下来。“小伙子有种。”连长拍着他的肩膀笑，“跟我们干，砍鬼子得用正经家伙，步枪、机枪，比你这砍柴刀厉害。”
　　
　　1942年的冬天来得早，12月9日夜里，霜气结在枪栓上，摸上去冰得刺骨。我被冻醒三次，第一次是因为邻铺的战士磨牙，第二次是风刮破了窗户纸，第三次摸出怀里的窝头刚咬了两口，村东头突然响起三枪，跟炸雷似的——那是哨兵的信号，短促、急促，像往滚油里泼了瓢水。严翠爱说他抓起枪往外冲时，看见团长罗应怀正站在碾盘上，月光照着他腰间的匣子枪，枪套上的红绸子在风里飘。“同志们，鬼子围上来了！”团长的声音劈了点，却带着股狠劲，“咱26团没孬种，拼了也得守住这块阵地！”
　　天蒙蒙亮时，日伪军的进攻就开始了。严翠爱蹲在交通沟里，能看见坡上的鬼子像黄蚂蚁似的往上涌，钢盔在晨光里闪着冷光，机枪在树林里吐着火舌，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打在对面的土墙上溅起一片尘土。“1500多人围着咱500多，”他往灶膛里添了根柴，火苗舔着锅底，映得他脸上的皱纹忽明忽暗，“弹药袋早就空了大半，有的战士枪膛里就剩三发子弹，打完了就摸石头、扔土块。”他说自己打光子弹时，顺手抄起身边牺牲战友的大刀，那刀把还留着人血的温热，黏糊糊的攥在手里。第一个冲上来的鬼子刺刀已经到了胸口，寒气直往领子里钻，他偏过身一刀劈在对方肩上，“就听见骨头咔嚓响，跟劈柴火似的，那鬼子嗷地叫了一声，倒在地上还蹬了蹬腿。”
　　拉锯战最熬人。严翠爱说二连阵地丢了三次，最后一次冲上去时，他踩着同乡王二柱的尸体往上爬。那小子前天才跟他说打完仗要回家娶媳妇，彩礼都备好了，是他娘攒了三年的鸡蛋换的钱。“炸弹在身边炸的时候，耳朵里全是嗡嗡声。”他用手比划着，“就像有无数只马蜂在里头飞，只能看见战友们的嘴在动，听不见喊啥，急得人直跺脚。”他抹了把脸，好像还能摸到当时的血污，“五连一排长王康真有种，攥着捆手榴弹滚到鬼子堆里，拉弦的时候还喊了句‘老子跟你们同归于尽’，炸得那些畜生嗷嗷叫，尸首飞得满天都是。”
　　上午十点多，罗团长负伤的消息传过来时，严翠爱正在给机枪手递子弹。他看见几个战士抬着门板往后方去，团长的左腿泡在血里，军裤被血浸透了，变成深褐色，却还在喊：“别管我，把二排调上去！告诉王洪儒，丢了阵地提头来见！”那一刻交通沟里没人说话，只有拉枪栓的声音此起彼伏，像一阵密集的蝉鸣。有个新兵吓得直哆嗦，严翠爱拍了拍他的背，把刚缴获的鬼子刺刀塞给他：“拿着，这玩意儿比咱的大刀锋利。”
　　从天亮打到日头偏西，东南门的阵地前堆起了三层尸体，有鬼子的，也有咱战友的。严翠爱说他数着鬼子的进攻次数，到第十一次时，他的大刀卷了刃，像块弯弯的铁皮，胳膊抬都抬不起来，伤口冻得发麻，血和冰碴粘在一起，扯一下能疼出眼泪。“就在那时候，听见西边传来马蹄声，‘哒哒哒’的，越来越近。”他突然提高了声音，眼里亮起来，“是韦旅长的骑兵团！那些骑兵跟天神似的，马刀闪着光，冲过去的时候，鬼子跟被割的麦子似的往下倒，血浆溅在雪地上，红得刺眼。”
　　这场仗下来，300多日伪军被消灭，可73个战友永远留在了朱家岗。严翠爱说清理战场时，他在二连阵地捡到半块染血的红绸子，那是指导员吴承祖结婚时的信物，出发前他媳妇塞给她的，说“戴着它，我等你回来”。他把红绸子揣在怀里，后来交给了部队，不知道最后有没有送到指导员家里。
　　后来的33天反扫荡，他们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严翠爱掰着指头数：小蚌埠缴了20多条枪，有三挺还是歪把子机枪；屠园镇端了鬼子的粮库，扛回来的小米够全团吃三天；还有一次在芦苇荡里设埋伏，把鬼子的运输队打得屁滚尿流，“一场仗消灭几十个，积少成多，30多场下来，鬼子看见咱新四军的灰军装就发怵，老远就开始放枪，不敢往前冲”。
　　
　　1944年那个冬天，成了严翠爱脸上永远的疤。他说那天在壕沟里防守，北风跟刀子似的刮着脸，听见冲锋号响就往上冲。“刚探出头，一阵剧痛从下巴传来，像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似的，”他摸了摸自己的下巴，那里是平的，只有一道深深的沟壑，“伸手一摸，肉都挂在脖子上，血顺着脖子往棉袄里流，热乎的。”他当时懵了，只觉得嘴里又腥又咸，像是含了块生肉，直到战友把他拖下来，才发现掉在地上的半块下巴，冻得硬邦邦的。
　　在后方医院动第一次手术时，他麻药没过就醒了，听见医生跟护士说“这小伙子悬，下巴没了，能不能挺过感染关还不一定”。“我当时就喊，”他扯着嗓子学当时的样子，“只要能拿枪，少块下巴算啥！老子还能杀鬼子！”他嘿嘿笑起来，露出缺了半截的牙床，“后来真的能拿枪了，就是吃饭得靠倒，这一倒就倒了七十多年。刚开始不习惯，汤顺着脖子流，胸前总是湿乎乎的，我那口子就给我缝了块布垫，天天洗。”
　　1945年8月22日在山东，连长站在土台子上喊“鬼子投降了”，声音抖得厉害。严翠爱说他第一个蹦起来，忘了伤口的疼，结果扯得下巴生疼，眼泪直流，不知道是疼的还是喜的。老百姓往他们手里塞鸡蛋，热乎的鸡蛋在手里滚来滚去，有的还带着鸡粪，没人嫌脏，都往怀里揣。有个老大娘摸着他的脸哭，“孩子，遭罪了”，他想说“不遭罪”，可嘴里漏风，说不清楚，只能咧着嘴笑。
　　
　　去年我去泗洪看他，99岁的老人坐在藤椅上，怀里抱着个红布包，布都洗得发白了。打开来，抗战胜利纪念奖章的金边还闪着光，下面压着张黑白照片，是他年轻时穿军装的样子，眉眼周正，就是下巴那里有块模糊的印记。他指着墙上爱人的遗像说：“她当年不嫌我丑，说我是打鬼子的英雄。媒人跟她说我少了块下巴，她说‘能打鬼子的都是好样的’。”儿媳端来一碗米糊，用小勺搅了搅，试了试温度，才递给他。他仰着头慢慢倒进去，喉结一动一动的，像个孩子。
　　临走时他拉着我的手，那只手布满老茧，却比年轻人还有劲。“李同志，要是鬼子再敢来，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扛枪。”阳光透过窗棂照在他脸上，那道从下巴延伸到耳根的伤疤，在光里像条威武的龙。
　　我知道，那道疤里藏着的，是一个民族的骨头，硬得很。
　　
　　（二）
　　
　　我第一次见到彭顺银时，他正蹲在烈士陵园的石阶上擦奖章。98岁的老人弯腰时，后背像张拉满的弓，可手里的布擦得格外仔细，阳光落在“淮海战役”四个字上，亮得晃眼。“李同志，你听我说，”他往我身边挪了挪，声音带着烟袋锅子的沙哑，“咱这手上的茧子，一半是扛炸药包磨的，一半是抠扳机磨的。”
　　1943年的泗洪，麦子刚黄的时候，日本鬼子的马蹄声就踩碎了村里的宁静。彭顺银那时在地主家扛活，天亮就下地，天黑才回屋，手里的锄头磨得比镜子亮。他亲眼看见村东头的王大爷被鬼子用刺刀挑在树上，就因为藏了半袋救命的红薯。“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往烟锅里填着烟丝，火柴“擦”地一声亮起来，“地主家的粮仓囤得满满的，可咱老百姓的命，还不如他家的狗金贵。”第二天鸡还没叫，他揣着两个窝头就往泗阳跑，七大队的招兵处门口，他拍着胸脯说自己会使炸药——其实他连炸药啥样都没见过，只在矿上远远瞅过爆破的烟。
　　刚开始在文工团那段日子，彭顺银总觉得手里的胡琴不如枪杆子实在。他嗓子亮，唱《松花江上》能把台下的战士唱哭，可每次听到前线下来的伤员说鬼子又屠了哪个村，他就把胡琴往地上一摔。“班长，我要去打仗！”他吼了三次，第三次正赶上部队缺侦察兵，连长盯着他看了半晌：“你小子机灵，去扒两个伪军的裤子回来。”那天他穿着打补丁的破棉袄，装作讨饭的凑近炮楼，趁伪军换岗的空当，一砖头拍晕了两个，扒了他们的军装扛回来时，棉袄上还沾着血点子。
　　
　　1944年底的爆破班，天天跟炸药打交道。彭顺银说第一次摸炸药包时，手心的汗把布包都浸湿了。打炮楼那天，王连升抢在他前头冲出去，那是个总爱抢着干脏活的山东汉子，出发前还塞给他半块煎饼。“他刚把炸药包靠上炮楼的柱子，”彭顺银的声音低了下去，“鬼子的机枪就响了，连升哥像被割的麦子似的倒下去，手里还攥着导火索。”他当时啥也没想，抱着另一包炸药就滚过去，导火索“滋滋”地冒着火星，他背起重伤的连升往回爬时，炮楼“轰隆”一声炸上天，气浪把他掀出去老远，耳朵里嗡嗡响了三天。
　　解放仁和圩那仗，彭顺银记一辈子。钱圩据点的敌人用“梅花炮”，炮弹落地能炸出五个窟窿，跟朵绽开的黑花。他和战友在炮火里猫着腰挪，每走一步都得先看看脚下的土松不松。“炮弹在身边炸的时候，”他比划着埋到胸口的样子，“泥土灌进嘴里，腥得人想吐，好几次我以为自己被埋死了，一摸炸药包还在，就又往外爬。”冲到圩子门口时，身边的战友突然不见了，他回头喊了两声，只听见巷子里传来枪响。后来他一个人在民房里绕来绕去，用缴获的手枪打死三个敌人，出来时看见圩墙下躺着的战友，手里还攥着没扔出去的手榴弹。
　　“小彭呢？”班长的声音从水塘边传来时，彭顺银的裤腿还在淌血。他从断墙后钻出来，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只能举了举手里的枪。水塘里冒泡的地方，果然藏着个伪军，举着手上来时，枪托还在水里漂着。“那小子抖得像筛糠，”彭顺银笑了笑，“我说缴枪不杀，他就扑通跪下了，早知道这样，何必帮鬼子卖命。”
　　1945年8月15日那天，广播里的声音断断续续，可“无条件投降”几个字，彭顺银听得真真的。他和战友们在操场上跳，把军帽抛得老高，有个老兵哭了，说终于能回家给爹娘上坟了。“我当时也哭了。”他抹了把脸，“想起连升哥，要是他能听见这话，该多好。”
　　
　　从盐城到宿北，爆破队的路总在湖边、草地和山崖间绕。白天躲在芦苇荡里，蚊子能把人抬走，夜里行军踩着露水，鞋里能倒出半斤泥。彭顺银做炸药包有诀窍，布要裹得紧，像拧干的毛巾，8斤的炸地堡，30斤的才能炸塌钢筋水泥的碉堡。最险的一次在宿北，他把20斤的炸药包揣在肚子底下爬，子弹嗖嗖地从背上飞过，“那时候就想着，炸不掉碉堡，咱这肚子也算个盾牌。”四天四夜，他炸了四个碉堡，最后一次被气浪掀翻，醒来时嘴里全是血，手里还攥着半截导火索。
　　1948年淮海战役正酣，彭顺银的哥哥找到部队，说爹快不行了，让他回去看看。“哥，我要是走了，这些炸药包谁扛？”他把哥哥往回推，“等打完仗，我给爹磕三天头。”后来他才知道，父亲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他参军时捎回家的那枚侦察兵奖章。
　　渡江战役时，排长以上发的“橡皮圈”（救生圈），彭顺银给了个不会水的新兵。“我打小在淮河摸鱼，淹不死。”他笑着说，渡船被炮弹打穿个洞，他一边用帽子往外舀水，一边喊着号子往前划，登岸时军装拧出的水，在地上积了个小水洼。
　　马山反击战的山头，机枪子弹跟洒麦种似的密。彭顺银带着机枪班趴在石头后面，枪管打热了，就蘸着尿降温。“炮弹片跟雨点似的往下落，”他指着头上的疤，“这块就是那会儿被削掉块头皮，血糊住了眼，我就闭着一只眼打。”把敌人打下去时，身边的战士没剩几个，他抱着机枪哭，哭够了又接着往上冲。
　　1957年回家，瞎眼的母亲摸着他身上的伤疤，一个劲儿地哭：“顺银啊，你咋浑身都是窟窿眼儿。”他把军功章一个个摆在桌上，母亲摸一个，就问一句：“这是打哪个鬼子得的？”
　　
　　去年清明，我跟着彭顺银和江斌老人去烈士陵园。98岁的他喊“立正”时，声音还带着当年的力道，敬礼的手纹丝不动，阳光照在他们胸前的奖章上，像一片跳动的星火。献完菊花，他蹲在战友的墓碑前，掏出烟袋锅子，给每个碑前都磕了磕烟灰。“兄弟们，我又来看你们了，”他轻声说，“家里好得很，你们放心。”
　　风穿过陵园的松柏，呜呜地响，像极了当年冲锋时的号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