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 长有南下，福德命硬

　　(一)
　　
　　朱启尧讲到田家镇那夜的血光时，手里的搪瓷缸子在炕桌上磕出轻响。我望着窗外飘落的雪片，仿佛看见1937年9月的雨丝穿透时空——那雨停在拂晓前，却让田家镇永远浸泡在血水里。
　　“那是凉城的心脏啊。”朱老的烟袋锅在鞋底磕了磕，“马头山和蛮汉山夹着的咽喉要道，杀虎口到归绥的商队，哪个不经过田家镇？”他说这话时，我想起从前路过晋北古镇的景象：青石板路上的车辙里嵌着铜钱绿，绸缎庄的幌子和铁匠铺的火星子在风里纠缠。可1937年9月22日深夜，那些热闹都被炮声碾碎了。
　　
　　朱老说，晋军的碉堡群在日军重炮下像被敲碎的瓷碗。他听幸存的运输兵讲，最后撤退的士兵踩着战友的尸体往北山爬，机枪子弹在蛮汉山的岩壁上凿出火星子。“县长马汝淇是被秘书李云庵夹在胳肢窝里跑的。”老人忽然笑了，笑得比哭还难听，“平时前呼后拥的官老爷，那会儿跟个破麻袋似的。”
　　天刚亮透，三十多辆卡车就堵死了东门。朱老的堂兄朱栓柱当时躲在“德和永”点心铺的面缸里，透过木盖缝隙看见日军的牛皮靴踩过满地的糖球——那是慌乱中撒落的芝麻酥，后来混着血黏在石板路上，像块化不开的红玛瑙。
　　“德和永”的劫难是从一件军衣开始的。鬼子从掌柜的床板下翻出晋军留下的灰布军装，刺刀当即挑破了账房先生的喉咙。朱栓柱听见掌柜的小儿子哭喊“那是我捡的”，接着是砍刀劈进骨肉的闷响。剃头匠润子那天起得早，正挑着担子往南街走，被日军当街按住。“润子的剃刀还在担子里晃呢，”朱老的声音发颤，“人头滚到十字街石狮子底下，眼睛还圆睁着。”
　　骚乱像野火般烧起来时，执法队长白根太郎正站在县衙门的门楼上。朱老说那是个左脸带刀疤的矮胖子，指挥着日军像分食的狼，把奔逃的百姓往三个大院赶。铧炉厂的烟囱那天没冒烟，却成了最大的坟场。郭三——那个能抡起三十斤铁铧的壮汉，在防空洞里砸破了第一个日军的脑袋。烟灌进洞时，朱栓柱听见洞里传来此起彼伏的咳嗽，后来是死寂，再后来是一个个被拖出去的身影，“像挂在钩上的猪肉”。
　　郭三是最后被拖出来的。凉水浇醒他时，这汉子竟从火堆里抓起半截烧黑的杨椽，砸碎了两个鬼子的脑壳。“三十多把刺刀捅进去时，郭三还骂着娘呢。”朱老抹了把脸，“那声音，隔着两条街都听得见。”
　　李树魁家的血溅红了南街的土坯墙。朱老说那木匠是个老实人，可当鬼子撕扯他女儿的蓝布褂子时，他抄起的菜刀劈得日军的钢盔都凹了一块。女儿的擀面杖打断在鬼子的脊梁上，父女俩倒下时，母亲的尖叫像被捏住的猫，后来就疯了，整天抱着个破面袋在废墟里转悠，喊着“我的花儿”。
　　菜窖里的九个女人是被刺刀挑出来的。朱老的婶娘当时躲在隔壁柴房，听见日军的狂笑和女人的哭嚎混在一起，直到后半夜才变成死寂。“第二天窖口飘着带血的裤带，像挂在梁上的破布条”。
　　“德茂昌”大院里跪着的87个人，全靠范会长的三寸舌捡了条命。日军挨个查手掌，看见没老茧的就认定是兵。范会长磕得头破血流，说那是商号的账房先生，是城里的教书匠。“白根太郎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笑了，”朱老模仿着当时的情景，嘴角咧出个狰狞的弧度，“那笑比刀还寒。”
　　县立小学的孩子们是被从课桌底下拖出来的。12岁的刘二孩攥着半截铅笔，被砍倒时铅笔尖戳进了泥地里。73岁的王老财怀里还揣着烟袋锅，血从他花白的胡子里渗出来，把烟荷包泡成了黑红色。朱老说，后来清理尸体时，有人从孙锐的怀里摸出本烧焦的《论语》，书页上“仁”字被血浸成了黑块。
　　“三个钟头，二百九十九条命。”朱老的烟袋锅灭了，“长谷川那四千兵，用老百姓的血洗了路。”他说这话时，我想起晋军撤退时留在阵地上的伤兵，想起那些被尸体填平的弹坑——鬼子的卡车就从上面碾过去，把血和泥溅到商号的匾额上，“德茂昌”的金字被糊成了暗红色。
　　
　　如今的永兴镇早已寻不见当年的模样。朱老说岱海的水还是那么蓝，可老一辈人不敢在月圆夜靠近，说会听见铧炉厂方向传来打铁声，像郭三在捶打烧红的铁铧。纪念碑上“不忘国耻”四个字被雨水洗得发亮，朱老每次去都要摸一摸，说那石头凉得像当年郭三身上的血。
　　我离开研究会时，雪下得正紧。回头望了眼墙上的老地图，田家镇三个字被红圈标着，像颗永远在流血的伤口。朱老说他总梦见1937年的雨，雨停时，有个穿蓝布褂的姑娘在南街奔跑，手里的擀面杖迎着朝阳，闪着光。
　　
　　(二)
　　
　　朱启尧从樟木箱底翻出张泛黄的照片时，窗台上的蝈蝈正扯着嗓子叫。照片上是个穿军装的瘦高汉子，眉眼间带着股狠劲，朱启尧说这就是宗长有——1940年春被关东军抓去当劳工时，他还只是锦州乡下一个会侍弄庄稼的普通农民。
　　“红皮靴踏在冻土上的声音，能传半里地。”朱老用烟袋杆敲着照片上的背景，“叶来盖屯那几户人家，被赶出门时只准抱个饭锅。有个老太太舍不得炕头的绣花枕头，被鬼子一脚踹在雪地里。”宗长有后来跟他讲，那天卡车开进屯子，车斗里插着的太阳旗被风扯得哗哗响，关东军的皮靴在车厢板上磕出的动静，比他家耕牛踏地还沉。
　　一百多个劳工挤在临时搭的草棚里，宗长有睡在最靠门的铺位。他说朝鲜人金哲秀总往他怀里塞半块窝头，那小伙子是被抓来当翻译的，却总趁鬼子不注意，教大家认铁丝网的警示牌。“红皮靴的队伍里，有个左撇子军官，总骑着匹黑马在工地上转。”朱老模仿着宗长有的语气，“他的战刀鞘上镶着铜花，见谁不顺眼就用刀背抽，有个老头慢了半步，被他削掉半只耳朵。”
　　天朝山的石头是青黑色的。宗长有他们用钢钎凿、用炸药炸，七个山洞像山的伤口，整天淌着石渣子。朱老说，当地老乡分三班送水送沙子，铁丝网外的马车道被车轮碾出半尺深的沟，“珠沁庙的喇嘛也来送过酥油，说求菩萨保佑别让炸药崩着人，结果第二天就有个山洞塌了，埋了五个劳工”。
　　铁丝网是三道死亡线。1942年秋，那个蒙古族骑手的马跑到宗长有他们工棚外时，还挂着半截缰绳。“子弹从后心穿进去的，血在黄草地上洇开，像朵烂掉的山丹丹。”宗长有总梦见那具曝尸荒野的躯体，直到被狼啃得只剩骨头，还保持着伸手抓马缰的姿势。河北来的丝线商人死在通道口时，怀里的丝线撒了一地，红的绿的缠在铁丝网上，风一吹哗哗响，“像给谁挂了孝。”
　　王姓汉子被打伤那天，宗长有正在半山腰凿石头。他看见那人用衣襟堵着伤口，马跑得像阵风，子弹在耳边嗖嗖飞。“后来听说他趴在珠沁庙的供桌上，血把供桌的红漆都泡软了。”朱老顿了顿，“那时候山里的牛羊被流弹打死，老乡连看都不敢看，生怕被安个‘偷军粮’的罪名。”
　　1943年的夏天来得早，山洞里的炸药味混着汗臭味，能把苍蝇熏晕。宗长有听说这防线是对着苏联的，从林西到克旗，42处工事像条毒蛇，藏在草原深处。“四块石头、边墙梁、四里峁……”他跟金哲秀数着听来的地名，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工程结束。
　　
　　完工前那天午饭。金哲秀端着饭盆蹭到他身边，用袖口擦了擦宗长有的碗沿，低声说：“晚上走，往南。”朝鲜人的手抖得厉害，碗里的米汤洒在宗长有手背上，烫得他一哆嗦。“鬼子用日语说‘打发上路’，我在灶房听见的。”金哲秀塞给他两双胶鞋，鞋帮上还沾着灶灰，“他们怕劳工跑，平时只给穿草鞋，这是我从仓库偷的。”
　　宗长有把一双鞋绑在膝盖上，另一双揣在怀里。天黑后，山风带着炸药的硝味吹过来，他像只受惊的兔子，贴着山壁往下爬。最后一道铁丝网的铃铛响起来时，他觉得心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探照灯像条白蟒，照得石头都发蓝。”他连滚带爬地摔进沟里，机枪子弹在头顶织成火网，“有颗子弹擦着耳朵过去，把一块石片崩进我脖子里，现在还有个疤。”
　　他躲在老乡的柴房里，听见山上隐约传来枪声。后来才知道，那晚的“慰劳会餐”后，劳工被分批叫出去，十多个负责埋秘密设施的先没了动静，剩下的人刚走出工棚，就被刀砍倒在空地上。“金哲秀没出来。”宗长有后来总念叨，“他要是能跑，肯定比我跑得快。”
　　南逃的路比天朝山还难走。宗长有讨过饭、扒过煤车，直到遇见八路军的队伍，才敢说自己叫啥。朱老说，这人后来打起仗来不要命，拼刺刀时总想起那双胶鞋，“说不能让金哲秀白死”。
　　1945年的秋风里，丹参和色丹扎布的骑兵连追着日军砍，马刀劈在红皮靴上的声音，在草原上回荡。苏军的坦克碾过天朝山的工事时，那些青黑色的石头终于崩裂，露出藏在里面的钢筋——像白骨，也像不屈的筋骨。
　　1969年春天，九连庄的社员在天朝山沟里挖出石砌的坑。三十多具尸骨，颅骨在西、肢骨在东，像被谁仔细摆过。“有个颅骨上还卡着块炸药碎片，”朱老说，“宗长有从湖北寄来的信里说，那肯定是跟他一起凿石头的老张，那人总爱把炸药揣在裤兜里。”
　　
　　宗长有没能再回天朝山。1996年他在湖北去世时，枕头下还压着张画，是他自己画的天朝山，七个山洞像七个黑洞，洞口画着两道歪歪扭扭的线，朱老说那是铁丝网，“他说金哲秀肯定能看懂，知道他没忘了当初的约定”。
　　照片上的宗长有在笑，背景里隐约能看见山的轮廓。朱老把照片放回樟木箱，蝈蝈还在叫，只是声音低了些，像谁在远处哭。
　　
　　(三)
　　
　　朱启尧铺开那张五岔沟工事的手绘地图时，指腹在第七作业场的位置反复摩挲。“郑福德那小子，命比钢筋还硬。”他说这话时，窗台上的老花镜反射着夕阳，像极了郑老描述的五岔沟冬日暖阳——看着暖和，落到身上却冰碴似的疼。
　　1941年开春，复县大田村的杏花刚打骨朵，日伪警察的皮靴就踩碎了山咀前屯的宁静。郑福德总说，他被反绑着走在田埂上时，看见母亲抱着小妹追出来，蓝布褂子被风掀起，像面褪色的旗子。“480块大洋，把我卖了都凑不齐。”他后来跟朱老比划，“伪政府的人用烟袋锅敲我脑袋，说要么交钱，要么当劳工，二选一。”最后他只借到20块，绳子勒得手腕生疼，把他捆成了待售的牲口。
　　闷罐车的铁锁“咔哒”锁上时，郑福德听见隔壁车厢传来女人的哭嚎——后来才知道是有户人家把女儿扮成男装送来，想替下家里的壮丁。二十多节车厢像串在铁轨上的棺材，每节塞六十多人，汗味、尿骚味混着恐惧，在黑暗里发酵。“有人用指甲抠车厢板，血顺着木纹往下淌。”郑福德说，他对面的老头总念叨“五岔沟是阎王殿”，没等到站就断了气，尸体就蜷在角落，直到车停在内蒙古地界才被拖下去。
　　五岔沟的风裹着沙砾，打在脸上像小刀子。七个作业场藏在山坳里，两千多劳工全是复县口音，郑福德在第四作业场干了十天，挖土时一镐头下去，“当啷”一声撞在硬物上——是具尸骨，手里还攥着个豁口的粗瓷碗。“知情人说，先前那批劳工一个没剩，骨头都能堆成山。”他跟朱老描述当时的情景，“我把镐头扔在地上就跑，裤腿都被冷汗浸透了。”
　　转到第七作业场后，日本人今井看中了他壮实，让跟着汽车拉建材。防空洞的水泥有两米多厚，浇灌时得光着脚踩，烫得人直蹦。“盖顶三米厚，种上草跟山浑然一体，”郑福德总疑心那草是用劳工的血喂活的，“枪眼对着西北，谁都知道是防苏联的，可咱们的命，还不如枪眼里塞的布条金贵。”
　　天蒙蒙亮上工，天黑透了才回棚。玉米面饼子二两半，够塞牙缝却填不饱肚子。有人挖野黄花菜吃，拉得直不起腰，日本人见了就用皮靴踢，骂“废物”。郑福德被打是因为车坏在半路，今井的皮带抽在背上，“像被烙铁烫”，血把粗布褂子浸成黑红色，还得咬着牙推车。“工棚里100多人，七个月下来只剩60多个，饿死的、病死的、打死的，每天都有人被拖出去。”
　　那顿“细粮”来得蹊跷。日本人把面粉倒在石槽里，郑福德看见今井背着手站在旁边，嘴角挂着笑。“快病死的老王头趴在棚角，正好看见日本人往面里撒白末子，像盐，又比盐细。”他说当时大伙心里咯噔一下，谁也没敢吭声。饼子烙出来金黄金黄的，香味飘得满棚都是，可没人动。“侯连元他们三个说‘日本人不至于’，抢着就吃，吧唧嘴的声音现在想起来还渗人。”
　　当天半夜，那三人就没了气，嘴角泛着白沫。郑福德他们趁烧火时，把饼子偷偷扔进灶膛，火“轰”地窜起来，像在烧纸钱。“其他作业场开始死人，最多一天48个，少的时候也有二十多。”尸体堆在坑边，浇上汽油烧，骨灰装在薄木盒里，“那盒子还没鞋盒大，装不下一条人命。”
　　八田大夫来那天，郑福德正靠在棚柱上揉腰。那矮胖的日本人挨个问“舒服吗”，问到他时，他说“腰累”。“八田笑着捏我的腰，突然就扎了两针，像被蝎子蜇。”当天下午腰就肿了，针眼往外冒黄水，又痒又疼。“我以为自己死定了，连怎么给家里捎信都想好了。”
　　冯老太太的出现像场梦。那卖食物的老太太蹲在工棚外，看他走路直打晃，拉到柴火垛后塞给他三粒黑药丸。“她说这不是药，是‘活命丹’，”郑福德后来总念叨那老太太的眼神，“比我妈还疼人。”药丸苦得钻心，盐水洗伤口时疼得他浑身抽抽，可三天后，溃烂的地方竟结了痂。
　　复县伪政府来人交涉时，郑福德他们正抱着同伴的骨灰盒发呆。“日本人大概怕把事闹大，搜身时连裤腰带都解了，就怕带东西出去。”100个幸存者上了火车，四五节车厢装着1000多个骨灰盒，“比活人还多”。日本人发的一斤酒，多数被倒进了铁轨边的沟里，只有几个馋酒的喝了，“没等到家就断了气，头歪在骨灰盒上，像睡着了。”
　　
　　2004年，84岁的郑福德对着摄像机镜头，解开衬衫露出腰上的疤。那两个针眼像两粒黑痦子，几十年过去，还会在阴雨天隐隐作痛。“他说不求别的，就想让日本人看看，这些疤还活着。”朱老收起地图时，夕阳正落在“五岔沟”三个字上，红得像血。
　　我走出研究会时，晚风里飘着烤饼的香味。突然想起郑福德说的，那些被扔进灶膛的饼子，烧起来时噼啪响，像无数个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