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章 包头城墙，扎赉诺尔

　　（一）
　　
　　内蒙抗战研究会的朱启尧递来一杯砖茶，茶渍在搪瓷杯壁上结出深褐色的圈，他说起了1940年包头城墙上的弹痕。“那年正月初八的雪，下得能没住脚踝。”他的手指在杯沿划着圈，“日本宪兵把五个城门关得死死的，马靴踩在雪地上‘咯吱’响，全城的狗都在叫，像在哭。”他从抽屉里翻出张泛黄的地图，包头老城的街巷用红笔标着，几个城门的位置圈得格外醒目。
　　我指尖划过地图上的城南警察署，朱老突然叹了口气：“娄耀东就在这儿当署长，表面上给鬼子点头哈腰，暗地里把炸药藏在警服的夹层里。”
　　
　　朱启尧讲述，1937年包头沦陷那天，王文质带着伪市公署的胸牌站在街头，看着日本兵的刺刀挑破了布庄的幌子。后来他跟我说，那一刻就打定主意，“要戴着这顶汉奸帽子，给鬼子捅刀子”。他让商会会长董世昌每天给日军送菜，猪肉里掺着纸条，记着兵营里的人数；让娄耀东在警察署的后院挖地窖，藏着从铁路上扒下来的炸药。
　　娄耀东烧军草那天，是个大风天。他故意让民伕把草垛堆得松松垮垮，夜里带着两个心腹摸过去，火柴一划，风卷着火星子“腾”地就窜上了天。四万多斤军草烧了整整一夜，火光把半个包头城都映红了。鬼子的消防车呜呜叫着，他却揣着空火柴盒，慢悠悠回警察署睡觉，说“准是哪个烟鬼乱扔烟头”。
　　齐寿康修城墙时更绝。山洪冲垮的那段城墙，他让人把栅格修得比标准宽三寸，两根木柱做成活槽，夜里拔出来能钻过两个人。有次游击队要进城买药，他亲自带着人在城根下候着，月光照在他眼镜片上，亮得像两颗星。“这是给咱中国人留的活路。”他总这么说。
　　1940年正月初八的搜捕，来得比谁都快。日本宪兵队的山下宪雄带着人闯进娄耀东家时，他刚把最后一份兵工厂分布图塞进炕洞。十个脚趾缝里钉竹签的滋味，他后来在牢里跟齐寿康说，“像有十把小锯子在骨头缝里拉”。宪兵把竹签来回拨弄，血顺着脚底板流到地上，结成冰碴子，他晕过去三次，醒了还是骂“狗娘养的”。
　　齐寿康被灌辣椒水那天，伪市公署的暖气管道正好坏了。他被按在铁椅子上，辣椒水从鼻子里灌进去，呛得肺像要炸开。山下宪雄用皮靴踢他的肋骨，“咔嚓”一声响，他疼得蜷成虾米，却盯着桌上的教案笑，“我教的学生，将来都会杀你们”。
　　最让人揪心的是王文质。鬼子把他媳妇和三岁的儿子带到刑房，孩子吓得直哭，媳妇的旗袍被撕破了。山下宪雄把孩子抱到烧红的火炉上，铁皮烟囱烫得孩子尖叫，王文质的指甲抠进砖缝里，血珠渗出来。“有种冲我来！”他吼得嗓子都哑了，却始终没说一句软话。后来齐寿康说，那天王文质的背影，像块被火烧过的铁，硬得硌人。
　　商会会长董世昌被审时，还穿着那件藏青色的绸缎马褂。山下宪雄问他“为什么放着发财的日子不过”。他把马褂的扣子解开，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中衫：“我是中国人，穿的是中国布，做的是中国人的买卖。当汉奸发财？那是断子绝孙的钱！”高子英在牢里服毒时，怀里还揣着儿子的照片；刘定基被吊死在房梁上，舌头吐出来老长，却还瞪着眼睛；金雨亭被烧红的炉盖烫脸时，疼得把嘴唇咬出了血，愣是没哼一声。
　　
　　三月十八那天，包头的车站西站台飘着碎雪。二十一个人被押上卡车，王文质站在最前面，棉袍的领口挺得笔直。从宪兵队到车站的路被封了，老百姓只能扒着门缝看，有人偷偷抹眼泪。到了张家口的“留置场”，铁栅门“哐当”一声关上，齐寿康说那声音，像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6月21日凌晨的星光，冷得像冰碴子。汽车在山路上拐来拐去，帆布篷的褶缝里漏进点光，照见王文质袖口磨破的补丁。到了东山坡，鬼子先把他带走，脚步声远了又近，接着是董世昌。“小日本子，爷爷在天上等着你们！”董世昌的骂声越来越远，突然没了声息。娄耀东被带走时，齐寿康听见他哼起了《松花江上》，调子走得厉害，却比任何时候都让人心里发紧。裴会的惨叫声刺破夜空时，所有人都明白了——这是黄泉路。
　　察南监狱的脚镣，齐寿康戴了五年。十斤重的铁环磨得脚踝流脓，结痂后再磨破，最后长成厚厚的茧子。方丈大的监房里挤着七八个人，夜里能听见彼此的咳嗽声，像风中的破锣。高振亭第一个走的，临死前还抓着齐寿康的手，说“替我看看包头的春天”。曹觉民接到家信那天，把自己的头往墙上撞，血糊了一脸，“我对不起她”这三个字，重复到断气。
　　1944年潘菊人转来时，带来了《论持久战》的油印本。他用烧焦的火柴头在墙上写字，给大家讲平型关大捷，说“鬼子蹦跶不了几天了”。齐寿康把窝头掰成小块，分给快站不住的辛寿宸，“活着，才能看见他们完蛋”。可粮食实在太少，辛寿宸最后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闭眼前还念叨着包头的烧麦。
　　1945年8月15日那天，监狱的看守突然不见了。齐寿康扒着铁窗往外看，见八路军的红旗插在察南监狱的屋顶上，红得像当年娄耀东烧军草的火。他举着十斤重的脚镣，在院子里转圈，笑着笑着就哭了——同行的二十个人，就剩他一个。
　　
　　解放后齐寿康写回忆录，钢笔水总在“王文质”“董世昌”这些名字上洇开。2002年他走的时候，床头摆着那张修城墙的图纸，上面的活槽位置，用红笔描了又描。
　　砖茶凉了，朱老把地图折成方块，放进一个铁皮盒里。“去年我去包头，老城墙拆得差不多了，就剩个豁口，像齐寿康当年留的那个活槽。”他望着窗外，“风从豁口里过，还能听见娄耀东他们在喊‘杀鬼子’。”
　　我想起冀中地道里那些带着体温的炸药包，想起刑场上不肯低头的战友。他们和包头的这些好汉一样，把骨头炼成了钢，撑着中国不塌。
　　“这些名字，该刻在城墙上。”我说。
　　朱老点点头，眼里闪着光：“早刻在人心上了。”远处的风穿过窗棂，呜呜地响，像在唱一首很久很久以前的歌。
　　
　　（二）
　　
　　朱启尧从樟木箱里翻出块褪色的蓝布，上面用白线绣着“乌镇”两个字。“这是当年乌镇小学的校旗残片，烧剩这么点。”他的指腹蹭过焦黑的边缘，“1942年7月的火，把天都烧红了，烟顺着乌拉壕飘了三天三夜。”窗外的雨敲着玻璃，像极了当年关帝庙神像黄缎袍上的流苏在动。
　　我摸着那块蓝布，朱老突然说：“你知道吗？藏在神像里的老道，后来总说关公显灵，黄缎袍上的金线在黑夜里发亮，照着他们仨的影子。”
　　
　　乌镇那会儿是河套平原的聚宝盆，商号挨着商号，骆驼队从早到晚叮当响。1942年7月1日清晨，傅作义部303团的哨兵在战壕里发现露水结了霜——那年的夏天怪得很，凉得像深秋。日军两千多人带着炮车围上来时，镇东的打更人还在敲“辰时”的梆子，枪声一响，梆子掉在地上裂成了两半。
　　303团的弟兄依托战壕打了半天，机枪子弹在土墙上凿出密密麻麻的眼。有个叫赵老四的兵，被流弹打穿了喉咙，还死死攥着爆破筒，血顺着指缝流进沙土里。后来撤退时，团长让人把他拖到芦苇滩，可他非要盯着乌镇的方向，眼睛瞪得圆圆的。老百姓大多躲在乌拉壕的芦苇荡里，水没过膝盖，蚊子像黑云似的扑脸。有个刚满月的娃被叮得浑身是包，娘用奶水抹了一遍又一遍，不敢让他哭出声。
　　日军进镇时，理门公所的老道正给神像擦供桌。鬼子用枪托砸他的背，让带路抓人，老道的道袍被撕开个大口子，露出里面打补丁的单衣。“贫道只认祖宗，不认倭寇。”他把拂尘往地上一摔，被鬼子的刺刀捅进肚子时，还保持着拱手的姿势。镇北的董三和王六旦，是被追着砍死在油坊门口的，血溅在油缸里，漂起一层红沫子。包头来的那个商人，怀里还揣着给儿子买的花布，子弹打穿布包，把花布染成了紫黑色。
　　薄银禄的老伴藏在菜窖里，咳嗽声被鬼子听见了。他们把老太太拖到院里，阳光正好照在她的小脚缠足布上，鬼子的刺刀一下下捅进她的腿，她骂到最后一口气，声音哑得像破锣。闫存治瘫在炕上，眼睁睁看着鬼子往他盖的棉被上浇汽油，火窜起来时，他把自己滚成个火球，朝着门口的鬼子扑过去，最后连房梁都烧塌了，只剩个黑乎乎的人形。
　　那个被轮奸的年轻媳妇，是镇西杂货铺的老板娘。邻居后来在柴房找到她时，她手里还攥着根烧火棍，指甲缝里全是血。鬼子走后，她把自己吊死在房梁上，脚尖离地面只有半尺。
　　师孔元守大门时，正给小孙子削木陀螺。铁锹是他爹传下来的，木柄被磨得油光锃亮。第一个鬼子刚跨进门槛，他一锹就戳穿了对方的喉咙，血喷在门帘上，红得像过年的剪纸。另外几个鬼子端着刺刀上来，他转身一抡，锹刃削掉了一个鬼子的耳朵，疼得那家伙嗷嗷叫。最后他被刺中后背，倒下时还把铁锹插进了一个鬼子的肚子，尸身僵了三天，谁都掰不开他的手。后来鬼子再不敢进院，那间土房孤零零地立在火海里，像个不屈的影子。
　　当天晚上鬼子退了，芦苇滩里的乡亲往回走，远远看见乌镇像个烧红的炭盆。有个老汉背着瞎眼的老娘，走到街口就跪下了——他家的染坊正在烧，蓝靛的气味混着焦糊味，呛得人直落泪。人们从火里刨亲人的遗体，有的还保持着抱孩子的姿势，骨头都烧成了炭，一碰就碎。
　　
　　第二天鬼子杀回马枪时，蔡有善正和高满车在院里挖坑埋死人。二十多个人被赶到大院，裤带和鞋全被收走，光脚踩在滚烫的砖地上。鬼子一个个往外叫，坑边的血顺着砖缝流，像条红蛇。蔡有善被刺中胳膊时，顺势滚进坑里，高满车压在他身上，滚烫的血滴在他脸上，他咬着牙没敢哼一声。后来听装死的高满车说，坑边的鬼子用刺刀往尸体堆里捅，有一下差点戳穿他的脊梁骨。
　　四义堂的张二旦是个羊倌，袖筒里的土沫子是平时喂羊时攒的。轮到他出门，他把两袖土狠狠往鬼子脸上摔，趁着那俩家伙揉眼睛的工夫，光着脚往树林跑。枣刺扎进脚底，血滴在草地上，身后的枪声像爆豆，他硬是没回头。后来他说，那天的风都是热的，吹得耳朵嗡嗡响。
　　藏在关帝庙神像里的仨人，在黄缎袍下憋了一天一夜。老道说，能听见鬼子在神殿里喝酒，猜拳声震得神像都在晃。有个鬼子的军靴蹭到神像底座，他们仨大气不敢出，汗把袍子内衬都湿透了。直到后半夜没了动静，张存善才敢摸出火折子，黄缎袍上的金线在火光里闪，像星星落下来。
　　
　　7月3日303团打回来时，战士们的绑腿都磨破了。他们直攻乌镇，机枪手趴在烧焦的房梁上射击，枪管都打红了。日军逃走时，丢下了十几具尸体，有个军官的指挥刀还插在师孔元家的门槛上。军民埋烈士和乡亲时，代州坟里新土堆得老高，没有墓碑，就用木牌写上“抗日英雄之墓”，风吹得木牌呜呜响。
　　广场大会那天，三千多人站在焦土上，太阳晒得人脱皮。蔡有善袖里藏着把水果刀，冲到台上就往日军俘虏身上刺，被战士抱住时。他哭得像个孩子：“我爹娘还在坑里埋着啊！”那俩俘虏后来参加了反战宣传团，有个叫小林的，在台上磕头磕得额头流血，说“日本兵不是人”。乌镇小学的师生在烧塌的教室里开会，孩子们举着烧焦的课本，齐声喊“打倒小日本”，声音脆得像冰凌。
　　后来乌镇的人迁走时，都往代州坟的方向磕三个头。有户人家把师孔元的铁锹带走了，说是要传给儿子。1958年拆关帝庙时，有人在神像肚子里发现了三枚铜钱，上面还沾着黄缎袍的丝线。
　　
　　朱老把蓝布重新包好，放进樟木箱。“现在代州坟那边种满了玉米，夏天绿油油的，风一吹，像千军万马在走。”他望着窗外的雨，“那些没留下名字的烈士，都变成玉米秸了，一年年守着这片地。”
　　我想起冀中那些消失的村庄，名字刻在石碑上，风一吹，就能听见当年的枪声。“只要有人记着，乌镇就不算消亡。”我说。
　　朱老点点头，眼里的光像当年黄缎袍上的金线：“记着呢，都记在心里头。”雨停了，天边露出道微光，像块烧红的铁，慢慢凉成了银。
　　
　　（三）
　　
　　朱启尧又从铁皮盒里取出块锈迹斑斑的煤块，棱角被摩挲得光滑。“这是扎赉诺尔的煤，1944年春天从井下带出来的，上面还沾着血渍。”他把煤块放在掌心，“陈锁那孩子总说，这煤烧起来带着股腥甜味，像草原上的马奶酒，可当年闻着，全是汗和血的味。”窗外的阳光斜斜切进来，在煤块上投下道黑影子，像口深井。
　　我指尖碰了碰煤块，冰凉刺骨。朱老突然说：“你知道吗？扎赉诺尔在蒙古语里是‘海一样的湖’，可那些年，矿工们眼里的湖，是井下的水，是流不尽的泪。”
　　1942年冬天，承德北山的雪下得能埋住膝盖。陈锁他爷用扁担挑着铺盖卷，爹背着弟弟，娘揣着半袋高粱面，跟着招工的鬼子往关外走。鬼子说扎赉诺尔有吃不完的白面，能住砖瓦房，陈锁他爹陈大成摸着冻裂的手笑，说“这下能让娃们吃饱饭了”。可到了地方才知道，所谓的“家”，是西山沟顺阳坡挖的地窨子，几根破木头支着，风一吹就晃，雪从缝隙里钻进来，在地上堆成小丘。
　　
　　陈大成下井第一天，林把头就用镐把敲他的脊梁：“中国人的，贱骨头的干活！”一号井的巷道矮得直不起腰，矿灯照过去，能看见顶帮的煤渣簌簌往下掉。他推的矿车装得冒尖，钢丝绳勒进肩膀，血把棉袄浸成黑紫色。有次他实在饿极了，从煤堆里摸出块冻硬的窝头，刚咬一口就被监工晋二看见，一镐把打在手上，窝头滚进水里，泡成了糊糊。
　　地窨子里的日子，比井下还难熬。陈锁娘病倒后，躺在铺着干草的土炕上，咳嗽声像破风箱。陈锁每天去矿上的垃圾堆里捡煤核，想烧点热水，可鬼子的岗哨看得紧，有次被抓住，打得嘴角淌血。他娘咽气那天，还攥着他的手说“娘对不起你”，眼睛瞪着屋顶的破洞，那里能看见一小片灰扑扑的天。没过仨月，爷爷的眼睛就瞎了，整天摸着墙根念叨“家在哪”，手指把土墙抠出一个个小坑。
　　1944年开春，陈大成的腿被晋二打断那天，地窨子里飘着雪。他躺在草堆上，脸白得像纸，拉着陈锁的手说：“儿啊，爹撑不住了……”陈锁这年刚满十五，本该在学堂念书的年纪，却要扛起全家的活路。老罗和老魏提着两瓶劣质烧酒找到二把头，酒液浑得像泥水。二把头呷了口酒，吐掉嘴里的酒渣：“这娃子细皮嫩肉的，能顶个屁用？”老罗赶紧把陈锁往前推了推：“这娃结实，能干活！”陈锁咬着牙没说话，手心里全是汗。
　　下井第一天，晋二的马靴踩在水洼里“咕叽”响。他指着老巷的洞口，唾沫星子喷在陈锁脸上：“你的，挖水圈的干活！”老魏在旁边急得直使眼色，趁晋二转身的工夫，偷偷塞给陈锁块窝头：“那巷子里通风差，水深得很，掉下去就没影了。”陈锁把窝头揣进怀里，刚钻进洞口就呛得直咳嗽，煤尘呛进肺里，像有无数根针扎。他干了没一会儿，突然听见身后传来晋二的骂声，扭头就往回跑，刚跑出洞口，就见晋二举着镐把追过来。
　　陈锁一闪身，晋二扑了个空，骂骂咧咧地往前冲，没提防脚下的坑，“扑通”一声掉进了老巷的水圈里。水面咕嘟咕嘟冒了几个泡，就没了动静。陈锁愣了半晌，突然大喊起来：“太君掉下去了！快来人啊！”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可心里却像烧着团火——就是这个晋二，打断了爹的腿，逼死了娘，现在终于遭到了报应。
　　老魏赶过来，一看就明白了，拉着陈锁往升井的方向跑：“快回家，晚了就来不及了！”地窨子里，陈大成听老罗说清经过，突然坐起来，不顾断腿的疼，抱着陈锁往地上摁：“给你罗大爷磕头！快跟他走！”瞎眼的爷爷摸着陈锁的头，把那件打满补丁的棉袄披在他身上，棉袄里还藏着半块晒干的窝头。
　　天黑后，老罗带着陈锁钻进了草原。夜风像刀子，割得脸生疼，远处鬼子的岗楼亮着灯，像只恶狼的眼睛。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草棵子上的露水打湿了裤脚，冻成了冰碴。陈锁回头望了望扎赉诺尔的方向，矿上的灯火在夜色里连成一片，像条吞噬人命的巨蟒。“爷爷，爹，小弟……”他在心里默念着，眼泪冻在脸上，硬邦邦的。
　　后来听说，陈大成和爷爷没过多久就去了。老魏料理完后事，带着陈锁的小弟也逃进了草原，爷仨在游击队里重逢那天，抱着哭了半晌。老罗教陈锁打枪，老魏教他辨认草原上的路，他的手劲越来越大，再也不是那个被晋二欺负的小娃子了。
　　
　　1945年日本投降那天，扎赉诺尔的矿工们冲进矿长加纳金三郎的办公室，把他从保险柜里拖出来时，这家伙还抱着账本喊“煤！我的煤”。后来他被押到苏联，死在了战俘营里，也算为那十万死难的同胞偿了债。
　　陈锁他们重返煤矿时，地窨子早就塌了，西山沟长满了野草。老罗摸着井口的锈铁说：“咱得让这井吐出干净的煤，告慰那些死在底下的弟兄。”1946年到1949年，他们没日没夜地干，矿灯在井下连成串，像条发光的龙。65万吨煤支援前线那天，陈锁站在煤堆上，看着火车轰隆轰隆开走，突然朝着承德的方向磕了个头。
　　1950年捐献抗美援朝的钱时，陈锁把攒了半年的工资全捐了，他说：“不能让咱的娃再遭那罪。”老魏和老罗也捐了，三个老伙计站在捐款箱前，看着上面的“抗美援朝”四个字，眼睛亮得像当年的矿灯。
　　
　　朱老把煤块放回铁皮盒。“去年陈锁来呼和浩特，带了块新出的扎赉诺尔煤，烧起来真的有股甜味。”他望着窗外，“那些死在井下的人，怕是也闻到了吧。”
　　我想起冀中那些被炸毁的矿井，想起矿工们用钢钎敲出的摩斯密码。他们和扎赉诺尔的弟兄一样，把黑暗凿穿，让光明照进来。
　　“这煤，烧得值。”我说。
　　朱老点点头，眼里的光像矿灯：“值，太值了。”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悠长悠长的，像在诉说一个关于黑暗与光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