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三节重新确立人生目标（1）

　　北风如困兽般在鳌背矿区狭窄的巷道间冲撞，卷起的煤灰在空中凝成一条条翻滚的灰龙。矿部那栋五十年代苏式建筑的斑驳水泥墙上，新贴的任命通知在狂风中猎猎作响，浆糊未干处凝结着冰晶，像一道道凝固的泪痕。新任矿党委书记张子清裹紧洗得发白的军大衣，深一脚浅一脚踏进北山生活区。大衣肘部磨得油亮，隐约可见内里露出的灰败棉絮，如同这个老矿区破败的底色。巷子两侧低矮的砖房挤作一团，锈蚀的铁皮烟囱吐出稀薄的煤烟，在零下十五度的凛冽空气中扭成挣扎的灰蛇，还未升腾多高便被寒风撕碎。
　　
　　赵大头家的木门虚掩着，寒风从门缝钻入，卷起地面的煤灰打着旋儿。五岁的赵川踮着脚站在一张摇晃的三条腿板凳上，冻裂的小手渗着血珠，正拼命够向房梁上悬挂的竹篮。篮子里隐约可见两个冻成石头般的黑面馒头，边缘结着霜花。板凳另一条断腿用砖头垫着，随着他身体的伸展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
　　“摔八回还不长记性！”秀莲裹着打满补丁的蓝布棉袄从里屋冲出，陕北腔里裹着哭音和绝望。话音未落，板凳腿下的砖块滑脱，孩子连人带板凳朝着墙角煤堆栽去！
　　张子清一个箭步冲上，铁钳般的手臂堪堪揽住孩子下坠的身体。巨大的惯性带倒了竹篮，三个冻得硬如石块的杂粮馒头滚落在煤灰里，沾满黑灰的霉斑在昏黄灯泡下，如同皮肤上溃烂流脓的伤口，触目惊心。
　　孩子吓得忘了哭，只睁大眼睛看着散落在地的“珍宝”。秀莲扑过来一把抱住孩子，枯黄的手指颤抖着去捡滚进煤堆的馒头，用袖口拼命擦拭上面的煤灰，仿佛这样就能擦去生活的污秽。
　　“这篮子，今天必须摘了！”张子清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他半跪在冰冷的泥地上，以膝盖为桌，掏出磨旧的笔记本。钢笔尖在粗糙的纸页上刮出深痕，墨水因寒冷而滞涩：“调拨议价粮三吨，优先无粮本家属——张子清1985.1.7”。落笔的刹那，一滴墨水滴在“家属”二字上，洇开一小片深蓝，像一滴沉重的泪。
　　墨迹未干，他已卷起寒风扑向下一家。推开隔壁虚掩的门，一股混合着霉味、药味和饥饿的气息扑面而来。邢工程师的遗孀王桂兰正佝偻着腰，用豁了口的粗陶罐煮着什么东西。陶罐下小煤炉的火苗微弱，映着她蜡黄浮肿的脸。三个孩子——最大的女孩不过十岁，裹着不合身的破棉袄，最小的男孩缩在灶眼旁，伸出冻得通红的手贪婪地汲取那点微不足道的暖意。罐里翻滚着几片发黄的烂菜叶和零星的土豆皮，稀薄的汤水泛着可疑的灰绿色。
　　“邢家嫂子……”张子清喉咙发紧。那个文质彬彬、戴着眼镜的邢工，为了养活没有户口的妻儿，辞去工程师职务去一线下井，第二个月就葬身于冒顶事故的场景，再次刺痛他的神经。王桂兰慌忙用身子挡住陶罐，干裂的嘴唇哆嗦着：“张书记……坐，坐……”空洞的眼神里，是深不见底的悲凉和麻木。
　　
　　地表之下三百米，巷道像一条巨大的、冰冷的黑色血管，延伸向大地深处。新任矿长蓝光的矿灯，是这片凝固黑暗中唯一跳动的光点。光束刺破浓稠的黑暗，却刺不透沉积在空气里厚重的煤尘。水珠沿着顶板岩缝渗出，滴落，在蓝光的安全帽上敲打出单调而冰冷的节奏，如同死神不紧不慢的脚步声。
　　“高档普采面不是遮羞布！”蓝光的声音在幽深的巷道里回荡，带着金属般的冷硬。他站在一排巨大的液压支架旁，矿灯光束聚焦在顶板一处渗水点。那水痕蜿蜒而下，在漆黑的岩壁上刻出一道刺目的湿痕。他翻开随身携带的记录本，指尖重重戳在那一页——“邢文远，冒顶事故，1984.11.7”。墨写的名字仿佛在黑暗中燃烧。
　　“从今天起，”他转身，目光扫过围拢的班长和安检员，每一个字都像凿子般砸进岩壁，“班长奖金和工伤率挂钩！安全出问题，别说奖金，位置也别坐了！”他抓起安全员递来的红漆桶，毛刷饱蘸刺目的红漆，在渗水的岩壁上画出一个巨大的、血淋淋的“×”号，如同在矿井的伤口上打下的烙印。“这里！重点监测点！顶板淋水异常，立刻排查支护强度！”
　　空气瞬间凝固。掘进三队队长李长海，一个满脸横肉的汉子，抱着胳膊冷笑：“蓝矿长，五采区产量指标压得喘不过气，这停一个点，耽误的产量算谁的？”他身后几个班长眼神闪烁，显然是他的拥趸。
　　“算我的！”蓝光猛地转身，矿灯光柱像探照灯般打在李长海脸上，“产量指标压不死人，顶板塌了能压死！邢工的教训还不够？！”他指着记录本上邢文远的名字，声音陡然拔高，“人没了，指标完成百分之一千也是个屁！”
　　李长海被灯光刺得眯起眼，腮帮子咬肌鼓动，终究没再吭声，但眼神里的怨毒像淬了毒的刀子。巷道深处，传来顶板碎石松动的细微“簌簌”声，仿佛大地的叹息。
　　当夜，调度室里烟雾弥漫，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蓝光站在新挂起的“事故复盘”白板前，手中红笔在白炽灯下闪着光。值班员小刘，一个刚从矿校毕业的年轻人，踮着脚，用粉笔在白板上工整书写：“1月15日，夜班，三采区皮带巷掘进面，距迎头15米处，顶板片帮，长0.8米，宽0.3米，深度约0.1米，无人员受伤。”写罢，他回头看向蓝光，眼神里有紧张也有期待。
　　“原因？”蓝光问，声音平静却带着无形的压力。
　　“当班班长王强分析，可能……可能是打眼放炮震动引起局部松动。”
　　“可能？”蓝光走近白板，红笔在“片帮”二字上画了个圈，“支护排距检查了吗？临时支护打到位了？放炮参数是不是需要调整？给我写清楚！‘可能’这两个字，不准再出现在这块白板上！”他笔锋一转，在空白处重重写下：“措施：1、该段加密锚杆支护；2、调整放炮参数，减少震动；3、每班专人巡查记录该点变化。”鲜红的字迹在白板上触目惊心。值班员额头渗汗，赶紧擦掉“可能”，补上更具体的数据和措施。这行新添的小字，成为新任矿长安全革命的第一块基石。
　　
　　地上的积雪没过脚踝，踩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呻吟。工会主席赵亚君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生活区穿行，怀里揣着一叠簇新的“互助粮票”——这是他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枣红色的票面上，印着并蒂莲花的图案和“互助互济，共克时艰”的字样，油墨味尚未散尽。
　　他推开郑虎家的门。一股混杂着劣质煤烟、腌菜和人体汗味的热气扑面而来。土炕上，郑虎媳妇挺着七八个月的大肚子，正费力地纳着鞋底。炕桌上的粗瓷大海碗里，堆着几个玉米面掺野菜蒸的窝头，黄褐相间，干瘪粗糙，真像一摞风干的玉米芯。
　　“老郑，听说弟妹快生了？”赵亚君搓着冻僵的手，脸上挤出笑容，从怀里掏出几张崭新的五十斤细粮票，小心地放在炕桌油渍斑驳的桌面上，“工会刚印的‘互助票’，给孩子添点营养。”细粮票！郑虎媳妇眼睛瞬间亮了，想伸手又有些局促，手指在补丁叠补丁的围裙上擦了又擦。郑虎这个老实巴交的掘进工，搓着布满煤灰和老茧的大手，黝黑的脸上泛起激动和窘迫交织的红晕：“赵主席，这……这太贵重了……”
　　“拿着！”赵亚君不由分说把票塞进他手里，“谁家没个难处？咱矿工就得抱团取暖！”他环顾这个家徒四壁的房间，墙上挂着郑虎的劳模奖状，玻璃镜框裂了道缝。他知道，郑虎下井十三年，每月五十六斤口粮，要养活农村的老娘和即将出生的孩子，日子紧巴得喘不过气。
　　三日后，矿食堂西窗口上方，一块新刨光的木牌在寒风中摇晃——“互助专窗”。牌子刚挂上，就有几个穿着相对整齐的职工默默走来，将或多或少的粮票投入窗口旁的纸箱。没有喧哗，没有多余的语言。换粮窗口前，几个面黄肌瘦的孩子在大人带领下排着队。轮到拥军时，食堂老张特意挑了两个最白最喧腾的白面馒头递出来。孩子伸出冻得通红的小手，小心翼翼地捧着那仿佛有千钧重的温暖与希望，腾起的蒸汽瞬间朦胧了他破旧的小眼镜片。他吸溜着鼻子，紧紧抱着馒头，仿佛抱着整个冬天的暖意，飞快地跑回家，生怕这份珍贵的“不挨饿”的希望溜走。
　　与此同时，在矿长办公室，蓝光对着电话听筒据理力争：“王局长，那三吨议价粮不能再拖了！北山的孩子饿得偷吊篮里的冷馍，摔得头破血流！”窗外，北风依旧呼啸，卷着煤灰扑打着玻璃。矿区的灯火在严寒中明明灭灭，如同黑暗大海上漂浮的孤舟，而粮，是这艘孤舟上最沉重的压舱石，也是新班子“秤砣”上第一道深刻的勒痕。
　　
　　三月惊蛰，冻土初融。鳌背矿区却陷入更深的泥泞——融雪裹挟着煤灰、矿渣和生活污水，汇成粘稠的褐色泥浆，在土路上肆意横流，散发着腐败与生机交织的复杂气息。然而就在这片泥泞之中，红土镇的大集如同冻土下挣扎而出的野草，在料峭春寒里爆发出惊人的喧腾。人声、牲畜的嘶鸣、自行车的铃铛、小贩的吆喝，混杂着远处矿井隐约的轰鸣，奏响了矿区早春的交响曲。
　　老槐树的虬枝尚未吐绿，但虬结的枝干下，秀莲的修鞋摊已经稳稳地支了起来。一块旧帆布铺在湿漉漉的地面，上面摆着几样简陋的家什：一个钉了补丁的马扎，一个装满钉子、胶皮、线绳的木箱，一把锤头磨得锃亮的小榔头，还有一堆从矿区废料堆里淘换来的卡车废轮胎。
　　“五采区的煤矸石最费鞋底子！”秀莲麻利地接过矿工老周递来的劳保鞋，鞋底前端已经磨穿了大洞，露出里面磨得起毛的布衬。她拿起锥子，锥尖在胶皮上旋出一个小孔，然后扯过一根浸过蜡的粗麻线，动作利索地穿针引线。锥子扎透厚厚的胶底时，发出沉闷而有力的撕裂声，像是某种坚韧生命被穿透又缝合的宣告。她从旁边裁好的卡车废轮胎皮中挑出一块，比对着鞋底形状，用粉笔画线，再用锋利的裁皮刀切割。“给您加层轮胎底，”她头也不抬地说，声音在嘈杂的集市里却异常清晰，“耐磨，踩在煤矸石上跟平地似的！”她粗糙的手指沾满黑色胶泥，却灵活得如同在跳舞。汗水顺着她的鬓角滑下，混着空气中的煤尘，在脸颊上留下一道道浅灰的痕迹。
　　三米开外，布告栏新贴的严打通缉令在风中簌簌作响，鲜红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标语像刀锋般刺眼。就在这通缉令旁，一个戴着夸张蛤蟆镜、穿着花衬衫的南方商贩，正唾沫横飞地招揽生意。他面前铺开的塑料布上，散落着几十块闪着廉价金属光泽的电子表：“瞧一瞧看一看！正宗的香港货！防水防震走时准！”他神秘兮兮地掀起衣角，露出腰间缠着的鼓鼓囊囊的布袋，压低声音，“全国粮票，地方粮票，工业券，布票，啥都能换！比供销社便宜一半还多！”几个穿着洗得发白工装、眼神渴望又胆怯的年轻矿工围着他，手里紧紧攥着省下来的粮票，犹豫着，盘算着。集市上，这样的场景比比皆是：农民用竹筐装着自家攒下的鸡蛋、新挖的野菜，换几尺蓝布或一包盐；矿工家属拿出攒了好久的毛线，想换些时兴的“的确良”布给孩子做件衬衫。原始的以物易物，在这政策松动的早春，如同解冻的溪流，在泥泞中冲刷出属于自己的沟壑。
　　
　　子弟小学新安装的玻璃窗，终于将稀薄却珍贵的春阳迎进了教室。光线穿过窗棂，在坑洼不平的水泥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块。豆小琴站在讲台前，手里托着那双褪色发白、掌心磨出大洞的劳保手套。
　　“看这里。”她将手套举起，让阳光透过掌心那个拳头大小的破洞，光束刺破尘埃，在对面墙壁上投下一个晃动的光斑。“磨穿这双手套，我用了整整三个月。”她的声音不高，却像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孩子们专注的目光中激起涟漪。她拿起木制的三角板，轻轻卡在那个破洞的边缘。“就像解一道复杂的证明题，”她环视着下面几十张沾着煤灰的小脸，目光清澈而坚定，“差一个步骤，少一个条件，结果就完全不同。这双手套在井下，摸过冰冷的铁轨，扛过沉重的坑木，感受过顶板渗水的冰凉。它知道哪里岩石坚硬，哪里结构松散。”她走到第一排，让一个男孩摸了摸手套粗硬的纹理，那孩子父亲也是一线矿工。“知识就是我们的‘手套’，”她回到讲台，三角板指向黑板上新写的“安全”二字，“磨砺它，掌握它，就能在生活的巷道里，避开风险，找到出路。”她开始讲解几何题，巧妙地将三角形的稳定性与井下支护原理联系起来。孩子们的眼睛亮了起来，那些抽象的图形，仿佛与父亲工作的幽深矿井，产生了神秘而具体的联系。
　　课后，豆小琴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带着几个高年级学生走向矿区后院的液压支架维修车间。巨大的车间里弥漫着浓重的机油和金属切割的气息，机器的轰鸣震得人耳膜发麻。在车间一角，身材敦实的郑虎正全神贯注地对付着一台新引进的德国液压支柱。进口设备上一个关键的防倒装置卡死了，德国工程师折腾了两天没弄好，急得直冒汗。
　　“让开！看咱的土法子！”郑虎挽起沾满油污的袖口，露出粗壮的手臂。他拿起一把自制的加长扳手，那扳手显然是几截废钢管焊接而成，手柄缠着防滑的胶带。他屏息凝神，将扳手套在卡死的部件上，身体猛地发力，手臂肌肉虬结，额头青筋暴起。只听“咔哒”一声脆响，卡死的部件松动了！他紧接着用一把小号榔头，在几个关键点位精准敲击，动作沉稳老练，仿佛在弹奏一架钢铁钢琴。“德国货精贵？”郑虎抹了把脸上的油汗，得意地冲着旁边目瞪口呆的德国人扬了扬下巴，“咱这土法子顶十个洋技师！花的钱还不到你们一个零头！”他身边的工作台上，摊着一本磨破了边的笔记本，上面用蓝色圆珠笔画满了各种结构草图和改进方案，虽然笔迹潦草，但思路清晰，充满了矿工的实用智慧。车床飞溅的铁屑在阳光下闪着银光，像一场微型的金属风暴。
　　蓝光不知何时站在了车间门口，静静地看着这一幕。他走到郑虎身边，拿起那本油污的笔记本翻看，手指抚过那些粗糙却充满力量的线条。“虎子，”他眼中闪烁着激动，“你这‘土法子’，得让它变成矿上的‘真本事’！”他转头对陪同的技术员刘小芳，一个刚从矿院毕业的年轻人说，“小刘，立刻整理郑师傅的方案，形成详细报告。用我的厂长特别基金，先小批量试制改进！名字就叫——‘正清防倒器’！”刘正清的名字被赋予新的意义，在机器的轰鸣中落地生根。
　　
　　五月的暖风终于让光秃秃的矸石山泛起些许绿意，细小的野草和蒲公英在煤渣缝隙里顽强地探出头。张子清独自站在矸石山顶，俯瞰着渐渐热闹起来的矿区。他弯腰捻起一颗蒲公英的绒球，轻轻一吹，白色的伞兵便乘着微风飘向山下灯火通明的矿工礼堂——那里正传来一阵阵甜腻婉转的歌声。
　　矿工礼堂今晚是前所未有的热闹。赵亚君力排众议组织的首场青年舞会正在这里举行。屋顶挂着的彩纸灯笼投下斑斓的光影。录音机里播放着邓丽君柔肠百转的《甜蜜蜜》，这对于习惯了革命歌曲和机器轰鸣的耳朵来说，是一种陌生而诱惑的冲击。穿着的确良衬衫、喇叭裤的年轻矿工和梳着大波浪的女工们，笨拙又兴奋地在舞池里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几个胆子大的小伙子，他们把下井用的铝制安全帽倒扣在头顶，帽檐上贴着从画报上剪下来的亮晶晶的锡纸。随着舞步旋转，安全帽上反射出的光斑在墙壁和天花板上疯狂跳跃、旋转，像一群躁动不安的萤火虫。汗水、廉价香水和青春荷尔蒙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笑声、嬉闹声、被踩到脚的惊呼声此起彼伏，汇成一股巨大的、带着反叛意味的生命力。
　　“赵主席，你这胆子不小啊！”张子清不知何时走到了赵亚君身边。赵亚君正端着一杯温热的散装啤酒，额头冒着细汗，看着舞池里笨拙扭动的青年们，脸上带着欣慰的笑容：“张书记，您尝尝，红土水厂新酿的山楂酒，开胃！”他把酒杯递给张子清。“让年轻人乐吧。”张子清抿了一口酸涩带甜的酒液，目光扫过舞池边缘那些兴奋又略带紧张的脸庞，“严打的风声一阵紧过一阵，总得给他们找个正经的出气口。总比在外面晃荡，惹是生非强。”他的目光深邃，看到了这喧闹背后潜藏的压抑和释放的需求。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这短暂的欢愉。舞池侧门阴暗的角落里，保卫科长李长海像一尊冰冷的石像矗立着。他手里拿着一个黑色封皮的笔记本，阴鸷的目光如同探照灯般在舞池里扫描。笔尖在纸上划动，发出沙沙的声响，记录着“喇叭裤人数”、“长发人数”、“播放靡靡之音次数”。他紧抿着嘴唇，脸上的肌肉因为不满而紧绷。在他看来，这扭动的腰肢，这缠绵的歌声，这头顶安全帽的荒唐行径，无一不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是对矿区“淳朴风气”的严重败坏。他决心要整理一份详细的“不良倾向报告”。
　　礼堂窗外的夜空，几颗寒星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仿佛预示着暖春下的余寒尚未散尽。舞曲换成了节奏更快的《何日君再来》，舞步变得更加热烈，光斑在墙壁上旋出更狂乱的轨迹，而李长海的笔尖，在笔记本上落下的字迹也愈发急促、沉重。这春夜里的舞会，既是新生的躁动，也是新旧观念无声交锋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