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 草原篝火，白音布统

　　(一)
　　
　　我第一次听到赵新民的名字，是在呼和浩特的内蒙抗战研究会里。那天朱启尧老先生攥着个磨得发亮的搪瓷缸子，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说：“李明同志，有些事埋在土里会烂，但赵家人的骨头，得让更多人知道。”
　　1940年的呼和浩特还叫厚和，秋老虎正凶的时候，日伪特务像群闻腥的狼，闯进了税务局职员赵新民的家。我虽没亲眼见，但朱老描述得细：赵新民被反剪着手推搡出门时，怀里揣着的账本掉在地上，他16岁的儿子赵振仑弯腰去捡，被特务一脚踹在膝盖上。那会儿赵振仑刚加入抗日救国会没多久，还是个会偷偷把传单夹在课本里的半大孩子。
　　押解的卡车颠簸着穿过尘土飞扬的街道，赵新民忽然转头，声音被风声撕得断断续续：“振仑，爸要是走了，你记着——”他顿了顿，喉结滚了滚，“不是记着报仇，是记着为啥要跟这群畜生干到底。”后来赵振仑回忆，那天父亲的眼神亮得吓人，像草原上燃着的篝火。
　　
　　这事儿的根由，得从1938年冬天说起。那会儿中共地下党在厚和悄悄组织了“绥蒙各界联合抗日救国会”，杨森、李克敏这些名字，朱老提起来总要抹把脸——都是些拿笔杆子的书生，硬是把抗日的火种藏在字里行间。赵新民就是经李克敏介绍入的会，白天在税务局对着日伪的账本皱眉，夜里就把情报写在草纸背面，塞给接头的小贩。
　　变故出在1940年7月，叛徒孔广和带着伪警务厅的韩长胜，像条毒蛇似的钻进了组织。从那天起，厚和城里的捕人卡车就没停过，前后抓了五百多口子，监狱的木栅栏都快挤塌了。
　　赵新民被扔进审讯室时，杉本那个矮胖子正用军靴碾着地上的烟头。“抗日救国会的头子是谁？”翻译的声音尖得像指甲刮玻璃。赵新民往地上啐了口带血的唾沫：“要说头子，那多了去了——草原上的每棵草，都是。”杉本没废话，扬手就喊：“灌凉水。”
　　特务白玉拽着赵新民的头发往外拖，院子里的井水冰得刺骨，一勺勺往嘴里灌。朱老说他见过当年的刑具，铁皮漏斗边缘磨得锋利，灌到第三桶时，赵新民的肚子鼓得像口小缸，倒在地上抽搐，血水混着水沫从嘴角淌出来。可等特务再拽他头发时，他居然还能睁开眼，骂道：“野兽……老子死了，也是站着的！”
　　他们把他捆在板凳上，从午后晒到日头西斜。麻绳勒进肉里，汗一浸，像无数根针在扎。傍晚六时，河野那个瘦高个鬼子换了招数，把赵振仑从牢房里提出来。朱老说这是鬼子最阴的地方，让儿子看着老子受罪，比刀子剜心还狠。
　　河野让翻译递过纸笔，笑得像只偷油的老鼠：“写出来，你爹就能回家。”赵新民突然在板凳上挣得麻绳咯吱响：“振仑！你敢写一个字，就别认我这个爹！”赵振仑的手抖得握不住笔，眼泪砸在纸上洇开一团黑。特务的大棒落在赵新民身上时，赵振仑突然扑过去，张开胳膊护着父亲：“别打我爸！”
　　棒子落在背上的声音闷得吓人。赵振仑后来跟朱老说，那天他听见自己骨头响的声音，可就是不想挪开。直到被打得趴在地上，他还攥着特务白玉的裤腿，被一脚踹到墙角。赵新民在板凳上红着眼骂，骂汉奸，骂鬼子，骂得嘴角冒血沫。赵振仑哭着喊：“爸别骂了！”赵新民却突然抬腿，一脚把儿子踹开半尺：“我骂的是国仇家恨！你怕了？”
　　那天晚上，牢房里的人都没合眼。隔壁传来赵新民的痛哼，断断续续到后半夜，突然变成撕心裂肺的喊叫。后来才知道，白玉给的那几口热酒里掺了东西，疼得他在地上打滚，指甲抠进砖缝里。凌晨两点多，走廊里传来拖拽声，有人看见赵新民被抬出去时，眼睛还圆睁着。
　　第三天早晨，牢门打开时，赵新民已经硬了。他的腿被打断成了好几截，可身子还保持着往前挣的姿势。
　　
　　赵振仑被提审时，脸上的伤还在流脓。特务把烧红的烙铁举到他眼前，他只说：“我是会员，就我一个。”1941年春天，他被塞进闷罐车送张家口，判了三年。朱老说，那车皮里还有不少救国会的人，张克敏、杨森他们，都是硬骨头。
　　最让人揪心的是赵家人的下场。赵振仑的母亲谢氏和13岁的妹妹宝珍被赶出门时，连件棉袄都没让带。房子被韩长胜手下的汉奸占了，家当被扔在街面上，风吹日晒成了烂木头。谢氏带着女儿流落到车站，实在活不下去，把宝珍送给了姓何的车站工人做童养媳，自己回了定兴县娘家，没半年就病死了。
　　而张克敏他们那16个人，1941年8月底被鬼子从牢里提出来，说是“体检”。朱老讲到这儿时，搪瓷缸子“哐当”撞在桌上：“哪是体检！是抽血！六百毫升啊，他们个个被打得只剩半条命，哪禁得住这么抽！”有人亲眼看见，杨森老先生抽完血，走不动路，是爬着回牢房的。第二天一早，这16个人就被抬上卡车，拉到张家口南边的万人坑活埋了。他们的血，成了鬼子血库里的“补给”。
　　赵振仑出狱时，右腿已经伸不直了。他拄着根木棍找遍了车站周围，那个叫宝珍的妹妹，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后来他参加了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瘸着腿跑遍了绥蒙各地，跟幸存者聂德俊一起整理当年的惨案资料，一笔一划记下来，生怕漏了一个名字。
　　朱老说，抗战胜利后，杉本、河野被抓时，腿抖得像筛糠。而白玉、孔广和这些叛徒，躲到兰州、鹤岗，还是被公安抓到了。1958年4月25日，呼和浩特刑场，枪响的时候，赵振仑就站在人群里，他那条残疾的右腿，在地上踩出了一个深深的坑。
　　
　　那天离开研究会时，朱老把一本泛黄的档案塞给我，里面有赵振仑的照片：中年男人穿着中山装，右腿明显短一截，可腰杆挺得笔直，像极了他父亲当年在卡车说那句话时的模样。我摸着纸页上“赵新民”三个字，突然明白，有些名字，确实该像草原上的篝火，烧得久一点，再久一点。
　　
　　(二)
　　
　　朱启尧老先生给我讲哈彦忽洞的事时，窗外正飘着雪，他手里转着个铜烟袋锅，说这名字是蒙古话，意思是“两眼井”。“那村子原来可旺实，两眼井的水甜得很。”他磕了磕烟灰，“1941年那场血案，把井都染红了。”
　　我没去过哈彦忽洞，但朱老画的草图我还记得：村子像片摊开的荷叶，东西长南北窄，两眼井就像叶梗上的露珠，村东那口井边有棵老榆树，后来成了鬼子测绘的标记。1941年的小添仓节是2月15日，按当地规矩，家家要煮黏高粱米饭，仓库里的饭盆上插着秫秸编的小马或锄头，盼着来年丰收。谁也没料到，这场节会成了最后的安宁。
　　头天夜里，土匪苟子臣带着人进了村。这伙人说是抗日，实则抢粮掠财，在村里吃大户、赌牌九，还逼着村民凑钱请了“二人转”班子，锣鼓声吵得半宿没消停。第二天晌午，有人看见两辆插着膏药旗的军车闯进村子，停在东井旁，几个鬼子扛着测绘仪在老榆树下忙活。苟子臣不知哪根筋搭错了，竟带着人摸过去打了冷枪。
　　朱老说那仗打得蹊跷，鬼子被打懵了，趴在汽车底下嗷嗷叫，当场死了七个，伤了七个，一辆卡车的轮胎被打穿，歪在井台边。可龙王庙里的鬼子回过神来，架起机枪往下扫，苟子臣的副官当场被打穿了脑袋，一个士兵胸口冒血倒在雪地里。眼看天擦黑，苟子臣怕吃大亏，带着人往西北跑了，连死伤的弟兄都没顾上拉。鬼子也不敢久留，拉着死尸连夜回了武川。
　　村民们哪见过这阵仗，知道鬼子必定报复。当晚就有大半人揣着干粮往亲戚家躲，剩下的多是些走不动的老人，还有像赵德明老汉这样舍不得家当的。赵老汉守着两亩刚下种的菜地，说“土坷垃离了人活不成”，谁劝都没用。
　　2月15日夜里，七辆汽车像幽灵似的围住了村子。车灯扫过草垛时，鬼子点燃了柴火，火光把雪地照得跟白昼一样。村民们被刺刀逼着往村东空地跪，雪灌进裤腿，冻得骨头缝都疼。日军队长踩着军靴走到赵德明面前，翻译吼着问：“‘胡子’来了为啥不报？”赵老汉抬起头，白胡子上结着冰碴：“人家不让出村，我咋报？”话音刚落，长刀就劈了下来。朱老说那血喷在雪地上，红得刺眼，跪着的人都吓傻了，连哭都忘了。
　　旁边的青年锁娃子突然蹦起来就跑，没跑出三步，枪响了，他脸朝下摔在雪地里，手里还攥着半截没吃完的黏米团。有人吓得喊“胡子往西跑了”，鬼子果然收了刀，嗷嗷叫着往村西追。躲在柴房里的冀凤鸣后来说，那天夜里，村里的狗叫得跟疯了一样，直到后半夜才消停。
　　村民们趁乱又逃了一批，村里空了两天。到18日，有人实在熬不住，想回家看看。赵九小老汉的大儿子刚推开院门，就见村南山顶上有人挥手，跟着是喊声：“鬼子来了——”话音未落，机枪就响了。全喜子和三毛兄弟俩正往家跑，子弹像鞭子似的抽在雪地上，两人抱着滚到一起，再也没起来。
　　鬼子这次是来屠村的。他们把村民往屋里赶，逼着抱柴禾，谁慢了就一刺刀捅过去。村里的哭喊声混着火烧木头的噼啪声，像锅烧开的水。朱老说他见过当时的幸存者，那人胳膊上有个月牙形的疤，是被刺刀划的。“鬼子把人赶到空场，先剥了上衣，脱了鞋袜，连裤腰带都解了，捆着手跪在雪地里。那队长举着刀一喊，刺刀就跟雨点似的扎下来。”
　　王小秃老汉被刺中头部时，还伸着手想护着身后的老伴和孩子，可一家四口没一个活下来。赵九小老汉用手挡刺刀，左手被齐腕剁掉，血喷了鬼子一脸，他瞪着眼骂，直到长刀砍进脖子。他那四个儿子，最大的才二十出头，全被挑死在旁边。最可怜的是刘二保，才五六岁，父亲把他塞进牛槽，刚盖上草，鬼子就闯进来了，全家人倒在血泊里时，牛槽里的孩子吓得不敢出声，直到天黑才敢哭。
　　
　　藏在山药窖里的冀凤鸣，听着上面的惨叫声越来越稀，后来是鬼子拖尸体的声响。他数着脚步声走远了，才敢扒开窖口，看见鬼子把死尸往两口大窑里扔，码得像柴火垛，最后用土坯封了口。临走时，他们把银锁、补岁、天保三个被逼着抱柴禾的村民，直接扔进了着火的草房，惨叫声裹在浓烟里，飘出老远。
　　更缺德的是六合营的伪蒙古军，听说村子被烧了，竟跑来拆房抢东西。没烧完的房梁、椽子全被他们拉走，连炕沿的木板都没放过，好好的村子成了一片废墟，只剩下两眼井冒着寒气。
　　躲在外头的人只能夜里回村，不敢点灯，摸着黑找亲人。朱老说，他们跟着狗走，狗鼻子灵，总能找到埋尸的地方。撬开窑口的土坯时，尸体都冻成了硬块，得一个个搬出来辨认，哭声在夜里能传二里地。没人认的尸体，就由冀存仁老汉用草席裹了，埋在村外的乱葬岗。后来统计，死了61口，33个被刺死，19个被枪杀，3个烧死，1个被砍头，还有5个说不清咋死的，埋的时候都没全尸。
　　开春种地时，村民们轮流回村，有人种地，有人放哨，耕牛都不敢牵出来，靠人拉犁。可那年大旱，七个月没下雨，种子撒下去连苗都没出。天灾人祸凑到一块儿，村里五户死绝了，九户散了，又有三十多人病饿而死。刘二保成了孤儿，在村里吃百家饭长大，胳膊腿细得像秫秸，却硬是活了下来。
　　
　　说起来也解气，苟子臣后来投靠了国民党，还是改不了土匪性子，抢这个夺那个，1946年在呼和浩特北郊被老乡捉住，乱棍打死在麻花板村。朱老说，那家伙死的时候，怀里还揣着从哈彦忽洞抢的银镯子。
　　2001年刘二保去世时，哈彦忽洞已经慢慢有了生气。他的儿孙里，有的去了城里，有的还守着那片地。2016年村史馆开馆那天，朱老特意去了，看见那口和平警钟，敲起来“嗡嗡”的，能传到村东的老井边。“那声音，是让后人记着，”他对我说，“两眼井的水还甜着，但井边的血，不能忘了。”
　　朱老把那张草图送给了我，上面用红笔圈着两眼井的位置。现在每次看这图，总想起他的话：有些村子可以重建，但惨案留下的疤，得永远露在太阳底下，才能让和平长得结实。
　　
　　(三)
　　
　　朱启尧老先生给我讲朱德科的事时，手里捏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个穿着学生制服的青年，眉眼清朗，胸前别着张家口一中的校徽。“这娃要是没遭那罪，本该是个念大学的料。”朱老用袖口擦了擦照片边缘，“19岁，正是揣着书本做梦的年纪啊。”
　　1941年10月初，商都不冻河的秋风吹得正紧，朱德科刚从张家口回家看望父亲朱玉亭。他背回的帆布包里，除了几件换洗衣裳，还有半本没看完的《几何学》——这是他央求城里同学借的，原想趁假期赶赶功课。可他踏进家门才两天，日本宪兵的卡车就撞开了村口的栅栏。
　　朱老说，那天鬼子是来抓朱德科父亲的，朱玉亭早得了信躲出去了，宪兵队小队长一眼瞥见院里晾着的学生制服，指着朱德科叽里呱啦喊。翻译凑过来说：“太君说，请你去满洲国‘旅行’。”朱德科攥着书包带不肯走，被两个宪兵架着塞进了卡车。车斗里已经挤了七八个人，有商人，有伙计，还有个颤巍巍的老汉，后来才知道是尹宝山家的管家李玉春。
　　
　　这祸根其实埋在尹宝山身上。这位伪蒙古军骑兵第二师的前师长，退役后当了伪蒙疆政府的参议，不知被谁告了“反满抗日”，多伦宪兵分队的鬼子连夜把他扔进了监狱。酷刑用了个遍，尹宝山咬着牙没松口，鬼子就撒开网，把他商号里的人、相熟的商户都抓了，朱德科纯属被乱网捞上来的鱼。
　　第二天夜里，他们被押到多伦，汽车停在一栋挂着“日本驻蒙疆宪兵队多伦分队”木牌的院子外。刚下车，腰间的钱袋、裤带就被搜走，朱德科藏在鞋底的两块银元也没能保住。八个囚徒被推进“留置场”，那地方说是牢房，其实就是个四面漏风的木栅子，地上铺着层霉烂的稻草，墙角堆着不知谁留下的破棉絮。
　　审讯从天亮开始。鬼子军官把桌子拍得震天响，翻译吼着问反满抗日组织的名称、领导人、成员。朱德科只知道课本里的公式定理，哪懂这些？他刚说“不知道”，就被两个宪兵架起来，按在电椅上。朱老说，后来朱德科回忆，那电流像无数根烧红的针，顺着骨头缝往里钻，浑身的肌肉都在抽搐，嗓子眼腥甜得像吞了铁锈。
　　刑房里的花样多着呢。灌辣椒水时，鬼子捏着鼻子往嘴里猛灌，呛得人肺都要咳出来；“冻冰棍”是大冬天扒了衣服绑在院里的柱子上，北风刮得像刀子，皮肤冻得发紫开裂；“打秋千”更狠，把人吊在房梁上，脚下垫着砖，抽掉一块砖就猛坠一下，胳膊脱臼是常事。有次朱德科被灌了汽油，烧得喉咙火辣辣的，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牢房地上，是被人拖着脚拉回来的，后脑勺磕出个血窟窿。
　　同监的王定文进狱第二天就没挺住，灌凉水灌得肚子胀得像鼓，哼了半宿就没气了。曹星如更惨，只是咳嗽了两声，就被看守抡起木棒砸在头上，脑浆溅在木栅上，半天没人收拾。
　　每日三餐是不到二两的米饭，就着一小块发绿的咸菜。十冬腊月，天不亮就得去院里砸水泥池里的冰，用冰水洗脸，冻得手指像猫咬似的疼。回牢房前要被剥光衣服检查，有次朱德科藏了半截冻硬的窝头，被发现后跪在地上，头上挨了三棒，眼前冒了三天金星。木栅子没有窗户，夜里风直往骨头里钻，他们只能背靠背挤着取暖，谁要是忍不住哼唧一声，就会招来看守的皮鞭。
　　院里的铁丝网挂着铃铛，四周架着电网，每天都有人被抬出去。死人被塞进两条草袋，堆在墙角，夜里总有卡车来拉，引擎声在寂静的胡同里听得格外清楚。朱德科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得像两口井，可他每次醒过来，都要摸一摸胸口——那里曾别着校徽，如今只剩下一道浅浅的印子。
　　11月的一天，他又被拖进审讯室。鬼子从抽屉里拿出一摞纸，让他按十个指印。朱德科问上面写的啥，翻译踹了他一脚：“让你按就按！”旁边的鬼子骂着“小兔崽子”，手按在刀柄上。他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日文，突然想起课本里说的“尊严”，可终究没敢犟，十个指头像按在烙铁上，一下下按了下去。
　　半个月后，他被转押到张家口宪兵分队。这里的牢房更黑，空气里飘着股血腥味。他见到个叫张寿山的涿鹿人，因为女婿是八路军，父女俩都被抓了。老人的腿被打断了，女儿被折磨得不成人形，没过几天，父女俩就先后没了气。朱德科看着墙角的草席，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活着出去，哪怕爬着。
　　
　　1942年开春，朱德科发起了高烧，迷迷糊糊中总看见学校的教室。他被架上人力车，送到一处挂着“隔离医院”牌子的地方。小房里冷飕飕的，他躺在木板上，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下午一点多，进来个穿长衫的翻译，问清他的名字和籍贯，又问：“你认得朱德成吗？”
　　朱德科愣了愣，嗓子干得发疼：“那是我哥。”
　　翻译的眼神动了动，又问：“张家口有你们家的买卖？”
　　“有，裕盛布庄……”话没说完，朱德科就咳了起来。
　　翻译压低声音：“我姓王，是你哥的朋友。待会儿日本人来问，你就说没病，是想家想得不舒服，千万别说得伤寒，不然……”他往窗外瞟了一眼，“这地方是烧人的炉子。”
　　朱德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院里果然有三个黑黢黢的大砖炉，烟囱里飘着淡淡的灰。看守后来偷偷告诉他，前一天刚烧了个十七岁的姑娘，就因为发了高烧。
　　日本人来检查时，朱德科咬着牙说自己没事。王翻译在一旁帮着打圆场，说他是学生，细皮嫩肉的禁不起折腾。鬼子踢了踢他的腿，见他没哼声，骂了句就走了。
　　傍晚王翻译又来，塞给他半个窝头：“尹宝山那案子牵连太广，连伪蒙军总司令李守信都被扯进去了。李守信手里有兵，鬼子怕他反水，正想收场呢，你说不定能活着出去。”
　　这话真应验了。1942年4月，朱德科和其他几个幸存者被释放。走出监狱那天，阳光晃得他睁不开眼，身上的衣服破烂得像筛子，腿软得站不住。他拄着根木棍往裕盛布庄挪，老远就看见哥哥朱德成在门口张望，兄弟俩抱着哭了半天，眼泪把布庄的门帘都打湿了。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科在内蒙古工作，每次讲起那些酷刑，总说最对不起的是同监的难友，“他们连个名字都没留下”。而李守信，1950年被捕，1964年特赦后在文史馆写回忆录，30万字里，不知有没有提过那个被牵连的学生娃。
　　朱老最后把照片递给我：“你看，这娃后来头发都白了，可眼神还跟照片上一样，直愣愣的。”我摸着照片上青年的脸，突然明白，有些伤会结疤，但疼过的地方，永远都记得。
　　
　　(四)
　　
　　朱启尧老先生讲起白音布统时，总要说那名字是蒙古话“富饶之山”的意思。“可1942年那个夏天，啥富饶都成了泡影。”他往火盆里添了块炭，火星子溅起来，映着他眼角的皱纹，“飞机扔下来的哪是炮弹壳，是催命符啊。”
　　那年我虽没到过蒙东，但听跑过商的老乡说，白音布统是个四四方方的小城，四门里头挤着三百来户人家，德记商号的绸缎、同兴隆的烧锅、李记皮铺的皮毛，在方圆百里都有名。20岁的吴景文在德记当伙计，账本记得比谁都清楚；26岁的李宝昌在和记管库房，力气大得能扛两匹布；中药铺的魏景芝才15岁，正跟着父亲学认药材，手里总攥着本翻卷了角的《本草纲目》。他们仨，还有满城的人，都没料到7月黄昏那架飞机带来的灾祸。
　　
　　吴景文后来回忆，那天日头刚落，天上突然传来“嗡嗡”声，像有大群马蜂飞来。他从商号柜台上探出头，看见架飞机歪歪扭扭地掠过上空，抛下个黑东西，后面拖着团黄黑色的雾，慢悠悠地飘在城里。和记的李宝昌正在搬货，直愣愣地看着那团雾落在顺意兴商号的房顶上，像团发霉的棉絮。中药铺的魏景芝吓得躲在父亲身后，只敢从窗缝里瞅，说那东西散开来，像撒了把细沙子。
　　这小城1933年就沦陷了，日本参事官大田和佐德木住着青砖瓦房，伪巴林王扎噶尔派来的李振源整天揣着烟袋锅，见了日本人就点头哈腰。可城里藏着不少硬骨头——从伪满洲国逃来的手艺人、不愿当顺民的买卖人，1938年马占山的队伍来过，就是这些人悄悄凑了枪支弹药。日本人早看不顺眼，总想着找机会下手。
　　炮弹壳落下后的第七天，李宝昌首先觉出不对劲。库房墙角的死老鼠多了起来，有的肚子胀得滚圆，有的嘴角挂着血；更怪的是，门槛缝里、货箱底下，爬着一层黄棕色的跳蚤，密密麻麻的，比本地的黑跳蚤大一圈，捏死一只，肚子里全是血。他赶紧跟掌柜说，掌柜的还骂他大惊小怪，说“天热了，鼠蚤多些不稀奇”。
　　可没过两天，陈记皮铺的伙计就倒了。头天还吆喝着收皮子，第二天就发起高烧，浑身抽搐，脸肿得像发面馒头，天黑前就没气了。紧接着，顺意兴的账房、城根下的张老汉、卖豆腐的王婶……一个个倒下，哭声从早到晚没断过。人们不知道是啥病，只看见死者身上起红点子，吐的痰带着血丝，有的还没咽气，身上就爬满了那种黄跳蚤。
　　
　　李振源慌了神，跑到警察署，警察署的人推给日本参事官，可大田和佐德木早带着家眷逃到八里外的敖汉营子了——他们提前接到了“有异情，暂离”的命令。李振源骑着马往大板、开鲁报信，又托人给扎噶尔王捎话，可回讯只有一句“静待处理”。城里的人死得越来越多，巷子里的尸体没人管，太阳一晒，腥臭味能飘出半里地。
　　半个月后，伪新京来的人终于到了。近百个日伪警察把城围得像铁桶，四个城门和十字街都搭了木头岗哨，柳席棚子底下架着机枪，谁想出入，当场就开枪。接着来的是防疫队，穿白衣白裤，戴连衣帽和防疫镜，高筒水靴踩在地上“咯吱”响，队长小野四秀夫挎着个黑皮包，副手玉初美容手里总捏着根玻璃针管，看人的眼神像瞅牲口。
　　吴景文说，那时候的白音布统成了鬼城。日伪一天查三遍户口，量三遍体温，只要超过38度，不管男女老少，全被拖到隔离所。隔离所就是几间破庙，进去就得扒光衣服，被浇冷水、喷消毒水，别说饭了，连口水都没有。他亲眼看见隔壁的赵大娘被拖进去，第二天就没动静了，抬出来时浑身青紫，像块被冻坏的肉。
　　最惨的是陈记皮铺那个19岁的学徒。小伙子身高体壮，染病后被防疫队抓到“治疗所”，其实就是间搭着手术台的土房。小野四秀夫根本没给治，直接把他捆在台上解剖了。吴景文躲在墙角看见，那些泡在玻璃瓶里的器官，被装进铁盒，铁盒又放进装水的木箱子，连夜送走——后来才知道，是送到伪新京的石井部队，成了他们研究细菌武器的标本。
　　农民翟凤鸣被抓去当劳工，每天天黑赶着马车去拉死人。他跟朱老说，刚开始一天拉三五具，后来一天十七八个，都往城北的大坑里扔。那坑长七八尺，深十尺，不管死多少人都堆在一块儿。有的裹着破衣，有的光着身子，好多人眼睛还圆睁着，像在瞪着天上的月亮。“没一个囫囵身子的。”翟凤鸣抹着泪，“有的缺胳膊，有的少腿，怕是都被当成‘实验品’了。”后来日本人不让他去了，说是“自行处理”，其实就是偷偷烧了。
　　城里的幸存者各想各的招。李宝昌带着伙计们往鼠洞里塞烟炮，点燃了就堵死洞口，呛出来的死老鼠用火钳夹着深埋；见了黄跳蚤就用火烧，房里撒满消毒粉，连门槛都用石灰刷了三遍。吴景文更绝，在伙房搭了个离地三尺的板铺，悬在空中睡，除了上厕所绝不落地，吃饭都用绳子把碗吊上来。魏景芝发了高烧，父亲魏连耀没敢声张，关紧门窗给她灌中药发汗，屋里撒石灰、烟灰，连她盖的被子都用开水烫了又烫。有次日伪查户口，魏连耀抱着女儿跪在地上，说“是孩子吓着了，发点低热”，硬是把人瞒了过去。
　　到10月天冷时，白音布统已经空了大半。后来统计，死了约800人，占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二还多。李振源和扎噶尔王大概是知道了些内情，怀疑是日本人放的鼠疫，没过多久就被悄悄毒死了，对外只说是“染病身亡”。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花了三年时间，才把这地方的疫情彻底控制住。吴景文接了德记商号，李宝昌开了家杂货铺，魏景芝成了当地的赤脚医生，专治跌打损伤。他们谁都没离开白音布统，只是见了黄棕色的虫子就发抖，闻着消毒水味就犯恶心。
　　后来这城改名叫双胜镇，归阿鲁科尔沁旗管。朱老说，镇上建了个展馆，里面摆着当年的老鼠夹、跳蚤标本，还有吴景文他们用过的防疫工具。“最显眼的是块石碑，”他说，“上面刻着‘勿忘1942’，字深得能攥住雨水。”
　　离开研究会那天，我想起朱老的话：“富饶之山，得先记着曾经的贫瘠与血泪，才能真正富饶起来。”这话在理，就像那石碑上的字，得经得住风吹雨打，才能提醒后人。有些债，不能忘；有些痛，得长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