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 祖林攻关，光荣血战

　　1943年深秋，我在晋察冀军区的临时医院里第一次见到邓仕均连长。他的左腿还缠着绷带，是磨河滩那场仗留下的伤——子弹从胫骨穿过去，医生说再偏半寸就得截肢。他给我讲陈祖林团长的故事时，窗外的柿子树正落着叶子，每片叶子飘下来，都像在重演1940年那个夏天的激战。
　　“李同志，你见过在悬崖上搭人梯的吗？”邓连长的手在膝盖上比划着，指节因为常年握枪而变形。1940年8月20日夜里，娘子关的炮楼像块黑石头嵌在悬崖上，日军的探照灯扫来扫去，把云梯照得清清楚楚。“团长让机枪班压住火力，二十多个弟兄扛着云梯往上冲。”他的声音低沉下来，“刚爬到一半，炮楼里扔出炸药包，‘轰隆’一声，云梯断成了几截，上面的人全掉下来了，摔在崖下的石头上，没一个吭声的。”
　　
　　我想象着那场景，心口像被什么堵住了。陈祖林是江西石城人，长征过来的老红军，时任五团团长。那天夜里，他蹲在崖下的阴影里，看着弟兄们的尸体被月光照得发白，突然扯下自己的绑腿：“把绑腿都解下来，接成绳子！”邓连长说，当时全团的绑腿接起来有三十多丈长，团长亲自挑选了三十个敢死队员，每人腰间别着两颗手榴弹，踩着人梯往上爬。
　　“最上面的是二排长，”邓连长眼里闪着光，“他爬到炮楼边上，被鬼子发现了，一刺刀扎进他的胳膊。那汉子咬着牙，把绑腿扔下来，喊着‘拉弟兄们上来’，自己抱着鬼子滚进了炮楼。”等到天快亮时，悬崖上的枪声停了，陈祖林提着驳壳枪第一个冲上去，炮楼里的鬼子全被打死了，二排长的尸体还压在最后一个鬼子身上，手里紧紧攥着半面被血染红的红旗。
　　收复娘子关的喜悦没持续多久，第二天上午就出了变故。陈祖林正指挥五团攻打车站，正太路上突然开来一列火车，黑黢黢的车厢里挤满了鬼子——后来才知道，是800名准备退伍回国的日军，看到前方打仗，竟直接跳下车加入了战团。“那些鬼子跟疯了似的。”邓连长往火堆里添了块柴，“他们知道打完这仗就能回家，拼得格外狠。我们的兵力一下子就不够了。”
　　陈祖林当机立断，让一营二连留在磨河滩村阻击，其余部队分散破坏铁路。邓连长就是二连的连长，他带着一百多号人刚把村子的围墙凿出射击孔，天就下起了大雨。“棉河涨得厉害。”他说，“雨点子砸在脸上生疼，鬼子的冲锋一次比一次猛，打退了十几次，池塘里漂的全是他们的尸体，水都染红了。”
　　我问他当时怕不怕，他笑了笑，摸了摸腿上的伤疤：“团长临走时跟我说，‘仕均，你们多顶一分钟，大部队就多一分胜算’。这话在我脑子里转圈，就忘了怕了。”激战五个小时后，陈祖林派人送来撤退命令，可三面都是鬼子，只能从棉河突围。“河水齐腰深，浪头能把人打翻，”邓连长的声音发颤，“有个河南籍的小战士，才十五岁，抓着我的衣角，一个浪头过来就没影了……”渡过河后清点人数，一百多人的连队只剩十七个，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伤。
　　陈祖林那边的仗打得也不容易。邓连长说，团长亲率部队袭击了日军的一节车厢，里面全是准备运回国的新军装。“弟兄们缺衣少食，看到那些衣服眼睛都直了。”他笑着说，“团长让每个人都换上，说‘穿得精神点，打鬼子更有劲’。后来这些衣服还派上了大用场。”
　　
　　娘子关车站的僵局持续了两天。日军被围在里面，八路军攻不进去，外围的日军又源源不断地赶来。陈祖林在山头上观察了整整一夜，天亮时对身边的人说：“咱也来出戏。”他挑了四百个精干的弟兄，换上从车厢里缴获的日军军装，连歪把子机枪都学得有模有样——有个在东北当过劳工的战士，还教会大家说几句日语口令。
　　黄昏时分，枪声突然停了。车站里的鬼子正纳闷，就看见太原方向来了一队“援军”，走在最前面的指挥官挎着东洋刀，步伐沉稳，正是陈祖林。“团长为了学鬼子走路，在山坳里练了一下午。”邓连长笑得直咳嗽，“那四个扛机枪的，都是神射手，枪膛里早就压满了子弹。”
　　车站里的鬼子喜出望外，一窝蜂地涌出来迎接。就在他们离“援军”还有二十步远时，陈祖林突然举起手臂——这是事先约定的信号。四挺歪把子机枪同时开火，子弹像割麦子似的扫过去，鬼子还没反应过来就倒了一片。“团长拔出驳壳枪，喊着‘缴枪不杀’，弟兄们全冲上去了。”邓连长说，“车站里的鬼子没了指望，有的投降，有的顽抗，没一会儿就解决了。”
　　这场攻坚战，五团共歼灭日军五百多名。邓连长说，打扫战场时，陈祖林在一个鬼子的口袋里发现了全家福，照片上的女人抱着个孩子，笑得很温柔。“团长把照片埋了，说‘打仗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好好过日子’。”
　　
　　后来我才知道，陈祖林的故事远不止这些。1939年8月，他在平山县东回舍全歼日军一个中队，连带着前来慰问的东京慰问团一百五十多人，缴获的太阳旗挂满了半个山坳；1940年12月，他在阜平县沙河两岸用“麻雀战术”，半个月歼灭日伪军七百多人，把三千多日军逼得撤出了阜平县城，聂荣臻司令员专门通电嘉奖。
　　“可惜啊，”邓连长的声音低了下去，“1941年4月，在平山县石殿北村，团长为了掩护乡亲们转移，被炮弹炸伤了……”说到这儿，他说不下去了，从怀里掏出个磨得发亮的铜烟嘴，“这是团长给我的，他说‘等抗战胜利了，咱一起回江西老家抽口好烟’。”
　　1950年，我去平山县出差，特意去了黑石盘的烈士陵园。陈祖林的墓碑前摆着一束野菊花，应该是当地老乡放的。碑上的照片里，他穿着军装，笑容腼腆，眼神却像娘子关的悬崖一样坚定。我想起邓连长的话，站在碑前敬了个礼——那天的风很大，吹得松涛阵阵，像在诉说着那些永远留在太行山的故事。
　　如今每次路过娘子关，我都会想起那个搭人梯的夜晚，想起磨河滩村的大雨，想起穿着日军军装的陈祖林举起手臂的瞬间。那些牺牲的弟兄们或许没能看到胜利，但他们用生命铺就的路，让我们走到了今天。
　　
　　1942年春天，我在陶林县的游击队驻地见到高鸿淼时，他的左手还缠着绷带——那是去年在窑子村突围时被流弹擦伤留下的。他给我讲起1941年4月4日那个中午，阳光白得晃眼，他骑着那匹枣红马刚出村口，就看见远处的山梁上闪过一片冷光。
　　“是刺刀。”高鸿淼的声音有些发紧，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马鞭子上的裂纹，“一百多号鬼子猫着腰，像一群狼似的往村里围。枪上的刺刀和钢盔在太阳底下闪，看得人心里发毛。”他勒住马缰，枣红马不安地刨着蹄子，鼻孔里喷出白气。
　　窑子村藏在察哈尔科布尔镇西边的山坳里，三十多户人家的土坯房像撒在地上的骰子，四周山岭重叠，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外面。这里是八路军的地下联络点，高鸿淼作为陶凉区区长，已经在村里住了半年，和乡亲们处得像一家人。那天他本要去泉子沟村找宋克缵县长开会，兜里还揣着连夜写好的抗日宣传提纲。
　　“敌人来了！赶快躲藏！”高鸿淼打马奔回村，声音在土巷里撞出回声。正在晒莜麦的陈九九婶子愣了一下，手里的木锨“当啷”掉在地上；给牲口铡草的郭六毛扔下铡刀，扯着嗓子往各家喊。村里的积极分子们立刻动了起来，妇女们抱着孩子往村后的山洞跑，男人们扛起藏在柴堆里的枪支弹药，高鸿淼看着乡亲们像归巢的鸟似的钻进山林，才调转马头，沿着村后的小路往泉子沟方向奔——他得赶紧报信，让宋县长那边做好准备。
　　
　　鬼子进村时，太阳刚过头顶。高鸿淼在山梁上回头望，看见土黄色的队伍涌进了村口，像一股浊流漫过村庄。后来他才知道，是汉奸告了密，说八路军的县长和区长在窑子村。“那些畜生带了两挺机枪，”高鸿淼的拳头攥得发白，“把村子围得像铁桶，挨家挨户地搜。”
　　没来得及转移的21名男子被赶到陈九九家的大院，10多名妇女被关在隔壁的院子。鬼子在村里翻箱倒柜，把门窗拆下来当柴烧，值钱的衣物塞进背包，连陈九九婶子陪嫁的铜脸盆都被抢走了。有个留着仁丹胡的鬼子，当着众人的面宰了郭六毛家的羊，血溅在磨盘上，红得刺眼。
　　傍晚时分，陈九九家的大院成了刑场。东西两边的窑顶上架起了机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被押的乡亲们。一个挎着指挥刀的日本军官叽里呱啦说了一通，翻译官扯着嗓子喊：“皇军问你们，八路哪里去了？说出来就放你们走，不说就烧房子、砍脑袋！”
　　院子里静得能听见风吹过墙头的声音。陈根桂蹲在地上，双手插进土里——他是村里的木匠，手上的老茧比树皮还厚，那天穿了件新做的细布褂子，是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穿的。田有财靠在墙根，烟袋杆在手里转来转去，他的细布裤子是过年时闺女给做的，没想到倒成了鬼子眼里的“疑点”。
　　
　　“把这两个带细布的拉出来！”翻译官指着他们喊。鬼子像拖死狗似的把两人拽到院子中央，一个端着煤油桶，一个拿着辣椒水瓶。陈根桂梗着脖子骂：“狗汉奸！不得好死！”煤油灌进嘴里时，他拼命闭紧嘴，被鬼子用枪托砸得嘴角淌血，还是一声不吭。
　　田有财被灌了辣椒水，呛得浑身抽搐，眼泪鼻涕一起流。鬼子用皮靴踩着他鼓胀的肚子，黄水从他嘴里鼻子里涌出来，他愣是没哼一声，只是死死瞪着天上的乌云。高鸿淼后来听逃出来的赵金元说，那天傍晚到二更天，鬼子软的硬的都使遍了，皮鞭抽断了三根，乡亲们还是一句话没有。
　　“赵金元那小子机灵，”高鸿淼的嘴角难得露出点笑意，“押着往外走的时候，刚转弯就挣脱绳子钻进了黑暗。鬼子开枪打，他三拐两拐就没影了。后来才知道，他跳进了村头的井里，扒着石头在水里泡了半夜。”
　　剩下的19人被分成三组，押往后沟的两间破窑。张厚、韩存喜和杨八五被留下喂马，其余16人被剥光了衣服，在刺刀的威逼下站在窑前。鬼子进行最后一次审讯时，袁小三突然喊了一声：“八路军会回来收拾你们的！”话音刚落，刺刀就捅进了他的大腿。
　　“乡亲们都在骂，”高鸿淼的声音发颤，“有的骂鬼子，有的骂汉奸，直到最后一个人倒下，骂声都没停。”16个人被推进破窑，鬼子的刺刀在里面乱捅，惨叫声、咒骂声混在一起，后来渐渐没了声息。
　　袁小三被刺了三刀，醒来时天快亮了。他摸着黑爬过乡亲们的尸体，从窑门口拽了件带血的上衣穿上，一步一挪地往后沟爬。那天的露水特别凉，浸透了他的伤口，每爬一步都像在刀尖上走。
　　被留下喂马的张厚三人，以为能逃过一劫。天快亮时，两个鬼子逼着他们往后沟送莜麦秸。“最后一捆刚要放下，”高鸿淼叹了口气，“鬼子就把他们连人带柴火推进窑里，枪响了，然后就点火。”熊熊烈火吞噬了破窑，烟柱在山坳里飘了整整一天。
　　鬼子撤走时，放火烧了全村的房子。100多间土坯房烧成了黑炭，郭六毛被他们带走当向导，后来成了汉奸。高鸿淼和逃回来的村民回到村里时，看见的是一片废墟：陈九九家的院子里，羊骨头扔得满地都是；井台上还留着赵金元抓过的石缝，沾着血丝；后沟的破窑还在冒烟，里面的尸体已经烧得认不出模样。
　　
　　清点人数时，高鸿淼在本子上一笔一划地记：韩存喜、张厚、杨八五、魏有风（山西繁峙人，来收大烟籽的）、张登洲、田有财、曹四、孙五十、韩三娃、冀三、冀存才、陈根桂、贺振林、曲二旦、马老仓、老大同、康守德（做小买卖的老康）、张某（货郎）……18个男人，10个妇女，都是平日里熟悉的面孔。
　　赵金元从井里爬出来时，冻得浑身发紫，嗓子哑得说不出话。袁小三在后沟被找到时，伤口已经化脓，高烧不退，是宋克缵县长派来的医生救了他的命。“后来我们在废墟上盖了新屋子。”高鸿淼说，“男人们参加了民兵，女人们支前，大家都说，得给死去的乡亲们报仇。”
　　
　　解放后，汉奸郭六毛被镇压在窑子村的老槐树下。我去乌兰哈达苏木出差时，特意去了当年的窑子村。村口的老槐树还在，树干上的弹痕已经长平了。当地的老乡给我指认后沟的位置，说每到清明，那里都会长出一片红色的野花，像极了当年浸透土地的血。
　　高鸿淼后来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他的马鞭子被宋克缵县长收着，上面的裂纹里仿佛还藏着那个中午的阳光，白得晃眼，却再也照不亮窑子村那些逝去的身影。
　　
　　2012年的冬天，我随志愿者专程到宿迁拜访老兵，在县武装部的院子里见到了赵光荣。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袖口磨出了毛边，说话时嗓门洪亮，像是怕别人听不清——后来才知道，他的耳膜在攻打上海时被震穿了。那天他给我讲起1943年的来龙庵，西北风卷着雪粒子打在窗纸上，沙沙的声响倒像是那年打谷场的风声。
　　“李明，那么多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老百姓！”那年他才十五岁，个子刚过老槐树的树杈，却已经揣着报仇的心思——1938年宿迁沦陷时，他亲眼看见鬼子把邻居王大爷的肠子挑在刺刀上，十岁的孩子躲在草垛里，咬碎了牙才没哭出声。
　　
　　那天他去来龙庵附近的亲戚家送菜，刚走到打谷场就被拦住了。日伪军把附近几个村的人都圈了过来，汉奸举着大盒子枪，枪套上的铜扣在太阳底下闪，像极了鬼子军靴上的铆钉。“把新四军交出来！”汉奸的嗓子像被砂纸磨过，“不然今天就砍脑袋祭枪！”
　　人群里鸦雀无声。赵光荣的心“咚咚”跳，他知道那个送情报的新四军藏在哪——来龙庵大殿后面，干木老祖神位底下的小阁子，昨天他还帮村大队的人往里面递过窝窝头。那战士的胳膊受了伤，包扎的布条上还沾着血，说等把情报送出去，就带他去参加游击队。
　　鬼子的目光在人群里扫来扫去，最后落在了赵光荣身上。两个伪军像抓小鸡似的把他揪出来，绳子勒在老槐树上，树皮蹭得脖子生疼。“呦西，小孩。”一个留着小胡子的鬼子蹲下来，手里把玩着一把驳壳枪，“说出来新四军在哪里，这个给你打鸟，大大的好。”
　　赵光荣看着那把枪，突然想起王大爷临死前的眼神。他把脸扭向一边，从喉咙里挤出“啊、啊”的声音。“哑巴？”鬼子愣了一下，随即暴怒起来，“打！往死里打！”
　　皮鞭子抽下来的时候，赵光荣觉得像被火烧。冬衣很快被血浸透，棉絮从破口处钻出来，混着血粘在身上。他死死咬着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说。哪怕疼得眼前发黑，嘴里溢出的也只有“啊、啊”的气音。后来他才知道，鬼子又绑了陈大爷和张婶，用烧红的烙铁烫陈大爷的胳膊，把张婶的头发薅得一缕缕掉，可谁都没松口。
　　日头西斜的时候，鬼子骂骂咧咧地撤了。乡亲们把赵光荣从树上解下来，他像摊烂泥似的摔在地上，沾了一身麦秸。村医往他伤口上撒草药时，他疼得浑身抽搐，却突然咧嘴笑了——那新四军战士肯定安全了。
　　“养了两天就能下地了，”赵光荣摸了摸后腰，那里有块月牙形的疤，“村大队的人说，这娃有种，带他去见游击队的队长吧。”就这样，十五岁的赵光荣成了队伍里最小的兵，扛着一把比他还高的步枪，跟着队伍转战苏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他们正在攻打涟水。赵光荣说，那天晚上，战士们把缴获的鬼子军大衣点着了当火把，火光照亮了半个夜空。有人哭，有人笑，他对着南方磕了三个头，告诉王大爷：鬼子跑了。
　　1947年攻打新安镇的巷战，是赵光荣最难忘的。“夜里十一点，敌人突围。”他比划着拼刺刀的动作，“我肚子上挨了一下，热乎乎的血就涌出来了。”他忍着疼，把刺刀捅进敌人的胸膛，倒下的时候，看见星星在天上转，像极了打谷场的麦秸垛。
　　医生说，刺刀再偏半寸就捅到心脏了。养伤的时候，指导员找他谈话：“光荣同志，组织批准你入党了。”在鲜红的党旗下宣誓那天，他特意把伤口挺得高高的，好像这样就能让牺牲的战友们看见。
　　1949年5月的上海月浦，成了赵光荣心里永远的痛。连队从淮海战役打过来，渡江时还好好的，到苏州河边就剩三十多个人，连长也牺牲了。“那子母碉堡太狠了，”他的声音低沉下来，“机枪扫得河面像开了锅，根本过不去。”
　　他自告奋勇带爆破组，挑了三个水性好的战士。“把绑带解下来，四个手榴弹捆一串，用防水布包好，扎在腰上。”赵光荣说，“下水前，我跟他们说，等解放了，去我家吃宿迁的黏豆包。”
　　冰冷的河水呛得他喘不过气，子弹在头顶“嗖嗖”飞过。摸到对岸时，三个战友已经牺牲了两个，剩下的那个叫小马的，刚把炸药塞进碉堡，就被流弹打中了。“轰隆”一声，碉堡炸飞了，赵光荣觉得脑子像被重锤砸了一下，眼前金光闪闪，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次醒来时，他躺在老乡家的土炕上，听见有人说：“这娃不行了，找口棺材吧。”他想喊，却发不出声音，只能使劲睁眼睛。老乡家的大娘吓了一跳，赶紧端来米汤：“醒了！醒了！”
　　在老乡家养伤的三个月，他听见部队开赴浙江的消息，也听说上海的干部要留他工作。“我耳朵听不见了，能干啥？”赵光荣摆了摆手，“悄悄打了背包，回家。”
　　回到宿迁的第二天，邮局送来了烈属证和八十斤粮票。同村的葛斯同告诉他，部队以为他牺牲了，开了追悼会，首长还念了他的事迹，记了二等功，名字写进了烈士名册。“我这不是好好的嘛。”赵光荣笑着说，眼里却湿了——那三个没吃上黏豆包的战友，才该被写进名册里。
　　临走时，赵光荣带我去看他家的奖状。“最美家庭”的牌子挂在堂屋正中，旁边是他的二等功证书，还有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上面是四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站在来龙庵的老槐树下，笑得灿烂。“这是小马他们，”他指着照片，声音突然低了，“我替他们好好活着，看着这好日子。”
　　出门的时候，夕阳正落在来龙庵的屋顶上，金闪闪的。赵光荣说，每年清明，他都会去老槐树下站站，好像还能听见十五岁那年，自己“啊、啊”的喊声，在风里飘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