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 继衍阻击，德西杀敌

　　1950年的一天，王老恨向我讲这段事的时候，正坐在炕沿上搓草绳，手里的麻线勒得指节发红。昏黄的油灯从房梁上吊下来，把他满脸的皱纹照得像老树皮上的沟壑，每道里都像藏着说不尽的苦。他说那年他还是个野小子，村里人都叫他王老疙瘩，最爱蹲在村头那棵黑柳树上——那树有年头了，最粗的树杈得他张开双臂才抱得过来，树皮让他磨得油光锃亮，树心是空的，风一吹能发出呜呜的响，像个老祖宗在叹气。
　　“那天的日头白惨惨的，”他停下手里的活，往烟袋锅里塞烟叶，“地上的霜厚得能没过脚脖子，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像是谁在底下哭。我揣着娘给的冻窝头，刚爬上树杈，就看见黄河北岸的冰面不对劲。”他眯起眼，像是又看到了那天的光景，“起初就是些小黑点，星星点点的，我还以为是过冬的雁群落了冰上。可它们动得匀，一列跟着一列，像蚯蚓爬似的，慢慢就连成了线。”
　　他猛吸了口烟，烟袋锅里的火星“噼啪”炸了一声：“等看清楚最前头那几个铁家伙的模样，我后脖颈子的汗毛全竖起来了——那是坦克！车头上的太阳旗在风里扯得笔直，像块沾了血的破布。履带碾过冰面，咔嚓咔嚓的，隔着二里地都能听见。我扯开嗓子就喊：‘鬼子来啦！鬼子过河啦！’喊得嗓子眼里直冒火，可刚喊第三声，天就暗了。”
　　他指了指窗外，像是敌机就在头顶：“三架飞机跟饿疯了的老鹰似的，翅膀一斜就扎下来。炸弹带着尖啸往下掉，我看见靴铺窑子村那边冒起三个黄烟柱子，紧接着就是‘轰隆’一声，震得我坐的树杈都在晃。三叔公家的土坯房就在那片，去年他还摘了红枣给我吃，转瞬间就成了堆碎土。”
　　坦克进村的时候，他说那声音能钻到骨头缝里：“履带卷着冰碴子，把村口的石碾子都撞翻了。鬼子兵从汽车上跳下来，钢盔上的雪沫子往下掉，端着枪挨家挨户踹门。我看见二柱子他娘抱着孩子往柴房跑，刚跑到院门口，就被一枪打在腿上，娘俩滚在一块儿，鬼子的皮靴就往她们身上踩。”他的声音发颤，手里的草绳被攥成了团，“有个鬼子端着刺刀冲进张奶奶家，出来的时候刀上挂着血，张奶奶养的那只老母鸡被他提在手里，鸡毛掉了一路。”
　　
　　说到自家遭难时，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烟袋锅子都灭了也没察觉：“我家在村东头，土院墙矮，鬼子的枪子能穿过去。我趴在树杈上，透过树叶缝看得真真的——那个戴黑皮手套的军官，用指挥刀指着屋里，嘴里喊着听不懂的话。我爹当时正往门后摸铡刀，那是他平时铡草用的，磨得雪亮。刚摸到木柄，就被一枪打在胸口上，他‘哎哟’一声倒下去，手里还攥着铡刀呢。”
　　他的声音压得极低，像怕惊醒了什么：“我娘扑过去抱我爹，被另一个鬼子用枪托砸在头上，当时就没声了。我大哥刚娶的媳妇，怀着孕呢，想往炕洞里钻，被鬼子拽着头发拖出来，一枪打在背上……她倒在灶膛前，锅里的米汤还冒着热气，转眼就冻成了冰。我那侄女，才三岁，梳着两个小辫儿，被一个鬼子拎着腿甩在炕沿上，那哭声尖得像锥子，一下下扎我的心……”
　　树杈上的四个时辰，他说像过了一辈子。“风刮得树枝打我的脸，我不敢动，连哭都不敢出声，眼泪冻在脸上，硬邦邦的。”他看见焦虎世叔他们六个汉子，从村南的沙窝子里往回摸，手里都攥着镢头、铁锨，“他们是想趁乱把家里人救出来。焦大叔的儿子才十岁，早上还跟我在河边滑冰呢。”可他们刚走到村西头的沙梁子，就被鬼子的狼狗追上了。“那些狗是训练过的，专咬人的脖子，把人咬得躺在地上哼哼。鬼子就站在旁边笑，用刺刀往他们大腿上捅，逼着他们往沙坑里爬。”他往地上啐了口唾沫，“六个大男人，最后都被埋在了那个沙坑里，连句囫囵话都没留下。”
　　
　　说到中国军队赶来的时候，他眼里才亮了些。“是从南山根下来的，穿着灰布军装，有的棉袄破了洞，露着棉絮。领头的军官嗓门大，喊着：‘跟我上，把狗日的打回去！’二十多杆步枪一起响，村口的鬼子像割麦子似的倒了一片。”他往前凑了凑，“我看见一个小战士，也就十六七岁，脸上还有绒毛呢，端着枪冲在最前头，一枪打死了那个戴黑皮手套的军官。可没等他笑出声，坦克的机枪就扫过来了，那孩子像片叶子似的倒下去，手里还攥着枪。”
　　太阳落山时，鬼子开始往回撤。“汽车上堆满了抢来的东西，牛羊被赶得嗷嗷叫，还有几个被绑着的妇女，哭喊声能传到河对岸。”他说那些鬼子临走时还往草垛上扔了火把，风一吹，几个村子都着了火，“火光照得半边天都红了，连冰河里的水都映成了血色。”
　　天黑透了，他才敢从树上滑下来。“腿早麻了，一落地就摔了个跟头，裤裆里全是冰碴子。”他摸黑往家走，院里静得可怕，只有烧焦的木头在“噼啪”响。“我嫂子还趴在灶膛前，背上两个枪眼周围的棉花都焦了，我碰了碰她的手，硬得像石头。屋里的炕桌上，我娘早上蒸的窝头还在，结了层白霜。”全村43口人，最后就剩下7个躲在菜窖里的，“埋人的时候，冻土硬得像铁，洋镐砸下去只能留下个白印子。我们几个半大孩子轮流抡镐，手上的血泡磨破了，染红了镐头。
　　“后来改名王老恨。”他重新点燃烟袋锅，火星照亮了他眼里的光，“不是恨自己命贱，是恨那天只能抱着树哭。”
　　45年开春，他找到八路军的队伍时，连长看他瘦小，想让他当通讯员。“我非扛枪不可，”他拍着炕沿，“第一次上战场就缴了个鬼子的军用水壶，现在还留着呢。壶底刻着的昭和年号，磨了几十年，还是能看清，我就想让它记住，咱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油灯忽明忽暗，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像棵在风里摇晃的黑柳树。他说这些的时候，烟袋锅里的火星始终没灭，像是在替那些没能熬过那个冬天的人，守着一点不灭的念想。
　　
　　2005年春上，我去乡下探望国民党抗战老兵张军。他住的土坯房墙上挂着张褪色的合影，穿军装的年轻人眉眼清亮，他指着最左边那个说：“这是你邹大哥，邹继衍。”张军用布满老茧的手摩挲着照片，烟灰掉在蓝布褂子上也没察觉，“米山阻击战那夜，他额头上的伤还在流脓呢……”
　　1941年3月15日的月光，薄得像层蒙眼布。我跟着邹营长在米山阵地巡查，他左额那道南昌会战留下的疤泛着红，是被炮弹皮划的，医生说再深半寸就瞎了。“白天炮击时，鬼子的九二步炮跟长了眼似的，”他压低声音，手指抠着战壕壁的黄土，“我总觉得不对劲，这些狗东西夜里要耍花样。”
　　戌时刚过，前哨传来动静。十几个黑影贴着山根蠕动，穿的蓝布棉袄打满补丁，手里挎着竹篮，篮子里晃悠着像是红薯。“老乡！别怕，我们是中央军！”哨兵小李扯开嗓子喊，那些人却突然加快脚步，篮子“哐当”掉在地上，滚出来的不是红薯，是缠着布条的短枪。
　　“是便衣队！”邹营长的盒子炮先响了，子弹擦着我耳边飞过，打在最前头那个“老乡”的胸口。那家伙倒下去时，棉袄里露出了黄呢子军装，领口还别着樱花徽章。我端着中正式冲上去，刺刀捅进第二个鬼子的肚子，他居然还转头咬我的胳膊，牙尖像狼崽子似的。
　　混战里，有个小个子鬼子抱着头蹲在地上，哭喊着“爸爸饶命”。我踢开他手里的短枪，才发现这小子眉眼不像日本人，倒像福建沿海一带的后生。“我是台湾人！被抓壮丁的！”他扒开衣领，露出块刺着“高雄”的狗牌。可当老赵去绑他时，这小子突然从袖管滑出把小攮子，直扎老赵心窝——幸好老赵反应快，一刺刀挑穿了他的手腕。后来才知道，这些便衣里混了七个台湾兵，都是被鬼子逼着打头阵的。
　　午夜的风带着哨音刮过阵地，日军的掷弹筒开始“咚咚”地砸过来。前哨班的重机枪突然没了声，邹营长拽着我往山上爬，坡上的血冻成了冰碴，踩上去哧溜打滑。快到哨位时，就看见胡晃班长趴在机枪上，后背被炸开个窟窿，肠子挂在枪管上，还冒着热气。
　　“机枪……不能丢……”胡晃的血沫子喷在我脸上，他手里还攥着枪管，指节白得像石头。副班长要把他背下去，胡晃突然瞪圆了眼，抬手给了自己一枪托：“老子命令你！带着机枪滚！”他从怀里掏出颗手榴弹，咬掉引线就往鬼子堆里扔，火光里我看见他身上扑上来三个鬼子，爆炸声过后，什么都分不清了。
　　那名台湾兵不知何时也冲了上去，他手里攥着根炸断的枪托，却被日军的机枪扫中了后腰。我跑过去时，他还睁着眼，嘴里嘟囔着“阿母……”，血沫子从嘴角往外冒。后来清理战场，发现他口袋里有张揉烂的照片，是个梳发髻的女人抱着个孩子，背后用铅笔写着“高雄旗津”。
　　天蒙蒙亮时，我们在战壕里清点人数。前哨班12个人，只剩下副班长抱着炸得变形的重机枪筒子，他的左手被炸飞了，血染红了半截枪管。邹营长蹲在地上，把自己的少校领章扯下来，别在胡晃的军装领口：“弟兄们，等打完这仗，我把你们的名字刻在米山顶上。”
　　
　　5月22日那天，上高城外的早稻刚抽穗，风里飘着稻花香。邹营长把全营剩下的三百多号人拉到山头，指着远处的鬼子说：“看见没？他们的太阳旗都快插进城里了，咱身后就是老百姓，退一步就是亡国奴！”
　　曾天耸的一排守在经楼，那小子是马来亚回来的华侨，家里开着橡胶园，却非要扛枪打仗。他总爱光着膀子，说这样耍起刺刀更得劲，胳膊上的肌肉块子像石头。那天我看见他在战壕里蹦，刺刀捅进第一个鬼子肚子时，还笑着喊：“阿爸你看！比割橡胶过瘾！”他杀到第八个鬼子时，被流弹打穿了脖子，血喷得像喷泉，倒下前还攥着块金表——那是他爹给他的遗物，表盘碎得像蜘蛛网。
　　伙夫李才是被我硬拽上阵地的。他本来在伙房劈柴，听见枪响就拎着菜刀冲出来，围裙上还沾着米汤。“小李子，这是战场，不是厨房！”我塞给他一把步枪，他却掂掂手里的菜刀：“营长说能杀人的都是好家伙。”他真就用菜刀劈翻了三个鬼子，有个鬼子的钢盔都被他劈成了两半。可他弯腰去捡鬼子的三八式时，草丛里突然飞出颗掷弹筒炮弹，等硝烟散了，只剩那把嵌在石头缝里的菜刀，刀刃还闪着光。
　　后来《江西民国日报》的记者来采访，邹营长拉着他去看曾天耸的遗体。“你写写他，”老邹的声音发哑，“他家里有矿有地，却死在这荒山上，就因为他是中国人。”记者写他“万贯家财弃如敝履”，其实我们都知道，曾排长每月军饷都寄回梅州，托人给沦陷区的老乡买粮食。
　　上高会战结束时，米山的石头缝里都渗着血。邹营长让文书统计阵亡名单，9682个名字，写满了三十多张草纸。他把名单折成方块，塞进贴身的口袋：“这些弟兄，我得亲自送他们回家。”
　　2001年邹继衍在长沙去世，我去送了他最后一程。他儿子从樟木箱里翻出个铁皮盒子，里面除了三枚军功章，还有半块染血的侨民证，是曾天耸的，照片上的年轻人笑得露出白牙。“我爹说，”小邹红着眼圈，“这比任何勋章都金贵。”
　　张军讲到这里，窗外的雨打在梧桐叶上，沙沙的，像是有人在数那些没来得及回家的名字。
　　
　　2015年腊月，南充的雨夹雪下得绵密，我和志愿者踩着泥泞摸到田德西家。他正坐在堂屋门槛上，手里摩挲着个铁皮盒子，见我来，他咧嘴笑了：“李明来得巧，”他打开盒子，三枚奖章在火光里闪着光，“刚在看这几块铁片子，就想起许团长了。”
　　1943年5月的宜昌，橘子花把三斗坪的山坳子染得雪白。我们这些四川壮丁挤在运兵船的底舱，田德西揣着娘给的粗布帕子，在摇晃中吐得昏天黑地。他那时才14岁，个头刚过步枪的枪托，被分到86军13师41团当勤务兵那天，许团长瞅着他直乐：“这娃娃能扛得动我的大刀？”
　　团长的那把大刀是缴获的日本军官佩刀，镶着铜吞口，红绸子在刀柄上缠了三圈。田德西每天都要把刀鞘擦得锃亮，可真到了上峰尖阵地，他腿肚子转筋得连刀都快攥不住了。日军的炮火像翻江倒海，第一发炮弹落在百米外，炸起的泥土溅了他一脸，这娃“哇”地哭出来，裤裆瞬间就湿了，顺着裤腿往下滴。
　　“龟儿子！”许团长一脚踹在他屁股上，却伸手把他拽到石洞里，“老子16岁上战场，比你还尿得凶！”团长掏出自己的水壶给他擦脸，壶身上刻着“精忠报国”四个字，是他爹给刻的。“你看那前哨阵地，”团长指着远处的硝烟，“1连1排的弟兄，哪个不是爹娘养的？”
　　田德西后来跟我说，就是那句话让他猛地站起来。他把大刀往背上一背，步枪的皮带勒得咯吱响，跟着团长往前沿冲。路上撞见个炸断腿的老兵，那人还笑着往他手里塞了颗手榴弹：“小老弟，拉弦要数到三。”等他冲到阵地时，那老兵已经没气了，手里还攥着颗没扔出去的手榴弹。
　　那天1营1连1排全没了。田德西蹲在弹坑里，看着团长举着大刀劈向爬上来的鬼子，刀刃劈在钢盔上迸出火星，红绸子裹着血珠甩成了红雾。有个鬼子绕到团长身后，他想都没想就扣动扳机，子弹打在鬼子的后颈窝，热乎的血喷了他一脸。“那时候才知道，”他往火塘里啐了口烟，“怕也没用，不如拉个垫背的。”
　　入暮后的上峰尖，风里带着江腥味。许团长在2营的掩蔽部里开作战会，马灯把他的影子投在岩壁上，忽大忽小。田德西蹲在门口搓草绳，听见团长说“夜半摸营”，手里的草绳“啪”地断了。
　　后半夜出发时，月亮躲在云缝里，路滑得像抹了油。田德西紧跟着团长的脚步，踩着前面弟兄的脚印走，手里的步枪撞在石头上，他赶紧捂住枪栓——怕走火。离鬼子战壕还有三十步时，他看见两个哨兵背对着他们抽烟，烟头的红光在黑夜里一明一灭，像坟头的鬼火。
　　“去两个人。”许团长低声命令。两个警卫像狸猫似的蹿出去，田德西听见“唔”的两声闷响，那红光就灭了。团长举着大刀率先跳进去，田德西猫着腰跟在后面，刚落地就被个软绵绵的东西绊了一跤——是个鬼子的尸体，还热乎着。
　　战壕里的鬼子睡得正香，有的还打着呼噜。许团长的大刀劈下去，第一个鬼子连哼都没哼就没气了。田德西躲在弹药箱后面，看见个鬼子揉着眼睛坐起来，他瞄准那光秃秃的脑壳就是一枪，“砰”的一声，那鬼子直挺挺地倒下去，脑浆溅在旁边的三八式步枪上。
　　“心跳得像擂鼓，”田德西笑着比划，“可看着鬼子倒下去，突然就不抖了。”他又放了两枪，都打偏了，却把个正在系裤腰带的鬼子吓得尿了裤子，被冲上来的战友一刺刀挑了。二十分钟后撤出时，他看见团长的大刀插在一个军官的胸口，那军官的怀表还在“滴答”响，表盖里嵌着个女人的照片。
　　
　　1943年11月，田德西肩上多了道红布条——成了步兵连的班长。许团长把他叫到跟前，往他手里塞了个新枪套：“现在你带五个弟兄，得让他们活着回家。”他们随部队参加常德会战，在德山外围打了四十多天，阵地像拉锯似的，白天丢了夜里夺。
　　攻击德山前卫阵地那天，田德西趴在坟包后面，冻土冻得他膝盖生疼。拂晓的攻击号一响，连长举着驳壳枪冲在前头，没跑三步就被流弹打穿了喉咙。田德西喊着“跟我上”，踩着连长的血往前冲，弟兄们跟在他身后，像股红流涌进鬼子的战壕。
　　打扫战场时，他在一个鬼子尸体上搜出个铁皮饭盒，里面是半块萝卜炖牛肉，还冒着热气。“那香味啊，”田德西砸着嘴，“比我娘炖的还香。”可他们攻到德山主阵地就打不动了，鬼子的机枪像割麦子似的，把冲锋的弟兄成片扫倒。田德西眼睁睁看着常德城里的火光越来越暗，急得用枪托砸石头。
　　12月初的一个后半夜，鬼子突然发疯似的反攻。田德西趴在战壕里，听见许团长在电话里吼：“狗日的是想跑！给老子顶住！”果然，天快亮时，鬼子的攻势弱了，阵地上丢下几十具尸体就撤。他们冲进敌营时，发现灶上的锅里还炖着肉，萝卜烂得像泥，香味飘出老远。
　　12月12日渡过沅水进入常德城时，田德西踩着齐膝的瓦砾往前走。街角的墙上还贴着“保卫常德”的标语，被炮弹片划得支离破碎，纸角在风里飘。有个幸存的老太太拄着拐杖出来，往他们手里塞炒黄豆：“谢谢你们啊，娃子们。”
　　1945年4月的雪峰山，映山红开得漫山遍野。田德西和五个弟兄守在全团最突出的“钉子”阵地上，七天七夜没合眼。鬼子先是一个小队试探，接着是中队、大队，最后一个联队扑上来，重机枪把阵地扫得像秃子头，迫击炮炸得他们只能在弹坑里滚。
　　“第五天最险，”田德西往火塘里添了块柴，“鬼子摸上来时，我嘴里还叼着压缩饼干，一着急咽下去，差点没噎死。”他举着枪打光了三梭子子弹，枪管烫得能烙饼。有个鬼子端着刺刀冲到他跟前，他抄起身边的工兵铲就拍过去，把那家伙的脑浆都拍出来了。
　　第七天头上，友军抄了鬼子的后路，阵地上的鬼子像被捅了窝的马蜂，嗷嗷叫着往后跑。打扫战场时，他们缴获了十二匹骡子，有四匹被炮弹炸断了腿，趴在地上哼哼。许团长围着骡子转了三圈，叹口气：“杀了吧，给弟兄们补补。”
　　炊事班支起三口大锅，把骡肉剁成块，就着山泉水炖。田德西以前听老家的人说骡肉酸，不好吃，可那天他吃了三大碗，连骨头都嚼得咯吱响。“香啊！”他抹了把嘴，“因为知道，快熬出头了。”团长坐在他旁边，把自己碗里的肉给他夹了两块：“等胜利了，回四川吃回锅肉。”
　　
　　湘西会战快结束时，田德西的右腿被流弹打穿了。他躺在担架上，听见阵地上传来枪声，挣扎着抬头，看见许团长正举着望远镜观察，突然身子一歪就倒了。“我爬过去时，他胸口的血把大刀的红绸子都浸透了。”田德西的声音发颤，“他最后说的是‘把弟兄们带回去’。”
　　伤愈归队没多久，胜利的消息就传到了部队。田德西在武汉领抗日胜利勋章那天，特意把团长的大刀擦得锃亮，别在腰上。1945年底返乡时，他和两个同乡走了三个多月，鞋底磨穿了就用稻草裹脚，走到重庆地界时，遇见个卖糖人的，他用仅剩的钱买了三个，给团长和牺牲的弟兄各“留”了一个。
　　田德西把奖章小心翼翼地放回铁皮盒。“去年清明，我给许团长烧了纸，”他望着窗外的雪，“告诉他，现在的日子，比回锅肉还香。”
　　屋外的雪还在下，落在橘子树上，簌簌地响。我想起田德西说的，那些没能回家的人，都变成了橘子花，每年春天都开得热热闹闹的，闻着就像四川老家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