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邱蔚灭寇，反间锄奸

　　邱成义讲起1939年那个秋天时，手里的旱烟袋一直没停，烟灰落了满衣襟。他那年才十七，却已经在襄垣县的鬼子据点里混了一年，名义上是汉奸便衣工作队的小组长，实则是太岳分区安插的眼线。
　　“那天分区的人夜里摸进返头村，塞给我个纸条。”邱成义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上面就一句话：救被捕的八路军指导员，必要时可牺牲自己。”他捏着烟袋杆的手紧了紧，“我捏着那纸条在炕沿上坐了半夜，据点里里外外都是鬼子的岗哨，那指导员被关在村西头的老马家，三间土坯房，门口就有两个鬼子端着枪守着。”
　　我问他当时怕不怕，他嘿嘿笑了两声：“怕？怕也没用。咱是提着脑袋干的，从1938年5月打进据点那天起，就没想着能囫囵个活着出来。”
　　
　　那天直到天黑透，鬼子们凑在据点里打牌，吆五喝六的声音隔着半条街都能听见。邱成义揣着钥匙，假装去巡查，故意在老马家院外跺了跺脚，见哨兵只是抬了抬头，没起疑心，才溜到院墙边。“金翻译跟我一样有钥匙，他是伪满过来的，胆小得很，平时总跟我套近乎。”邱成义说，“我早就跟他打好了招呼，说夜里可能要提审，让他留着门。”
　　他摸到关押指导员的柴房，钥匙插进锁孔时，手竟有些抖。“那锁是黄铜的，‘咔哒’一声开了，在夜里响得跟炸雷似的。”指导员被绑在柱子上，嘴里塞着布，见他进来，眼里先是惊，后是亮。邱成义掏出小刀割绳子，手忙脚乱的，绳子上的毛刺扎进掌心也没觉出疼。“我跟他说‘跟我走，别出声’，他点点头，脚步轻得像猫。”
　　出了柴房，邱成义把门锁好，带着指导员绕到村后的沟坎。“那里有个窟窿，是以前老乡们藏粮食的，能容一个人钻过去。”他扒开遮掩的乱草，“我推了他一把，说‘顺着沟往南跑，那边有咱们的人’。他回头看了我一眼，黑暗里看不清表情，就听见他说了句‘同志，保重’。”
　　回到据点时，邱成义的心还在嗓子眼跳。刚躺下没多久，就听见金翻译醉醺醺地拍门：“成义……成义兄弟，开门……”邱成义裹着被子应道：“翻译官啊？我都睡下了，有啥事儿明儿再说吧，别惊动了太君。”他知道，这时候出去，保不齐就露了馅——鬼子说不定正等着提审指导员呢。
　　第二天一早，鬼子小队长踢开邱成义的门，吼着要提审八路军。“我心里头跟明镜似的，脸上却装作慌慌张张的，”邱成义比划着当时的样子，“跑到老马家，故意把钥匙往锁孔里捅了好几下才打开，一进门就喊：‘哎呀！人哪去了？’”跟来的十来个便衣里，有人咋咋呼呼地说：“我半夜还听见里头咳嗽说话呢，这咋就没影了？”邱成义偷偷给众人使了个眼色，压低声音：“咱这么多人，怕他一个金翻译？就说是他干的，赖也要赖到他头上！”
　　
　　鬼子听说人跑了，当即把便衣队的人都叫到据点大院。邱成义第一个站出来，指着金翻译：“太君，昨晚金翻译半夜来叫我，说要提审人，我没起来，说不定是他把人弄走了！”金翻译吓得脸都白了，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鬼子二话不说，把俩人都捆了，关了三天禁闭。
　　“关禁闭那三天，我想过，八成是活不成了。”邱成义猛吸了口烟，“可真到了要动手的时候，我反倒不怕了。”那天，他和金翻译被押到村外的大场院，警备队站一边，鬼子站另一边，四周还围了些被强拉来的老百姓。地上挖了两个坑，鬼子用枪托把他们摁着跪下。金翻译早吓得瘫在地上，站都站不起来。
　　“那执法的鬼子举着洋刀，‘嚓’的一下，金翻译的头就掉了，滚出去老远，血喷了我一脸。”邱成义的声音有些发颤，“我当时就想，该轮到我了，闭眼等着吧。可等了半天，没动静。鬼子把我拽起来，又关回禁闭室；过了几天竟把我放了，还拍着我肩膀说‘冤枉你了，以后好好干’。”他后来琢磨，大概是自己临刑时那股子不怵的劲儿，反倒让鬼子觉得他心里没鬼。
　　
　　还有一回，邱成义去燕家沟一带“调查”，碰上八路军的一个营长。“他拉着我蹲在麦秸垛后面，说‘你回去就报，这儿有一个排的八路军’。”邱成义眼里闪着光，“其实啊，那村子里藏着一个团！我心里清楚，这是要引鬼子上钩。”
　　回去后，他添油加醋地跟鬼子报告，说燕家沟的八路军就一个排，装备差得很。“鬼子当时手下有一百多日军，加上伪军警备队，足有二三百人，一听就一个排，立马带着人去‘扫荡’。”结果刚进村就被包了饺子，八路军从房顶上、柴垛后、地窖里打枪，鬼子被打得晕头转向，死了十几个，最后边打边退，灰溜溜地回了据点。
　　“回来鬼子就把我扣了，说我报的情报不实。”邱成义笑道，“伪军审我的时候，我就装傻：‘我去的时候真是一个排啊，谁知道他们腿快，我回来就多了呢？这我哪说得清！’我年纪小，平时又爱跟他们插科打诨，他们没真法办我，关了两天就放了。还拍我后脑勺说‘好好干，有前途’。”
　　说起送情报，邱成义更来了精神。“平时五天送一次，紧急情况当天就得跑。情报要送到河对岸，接情报的是王联忠，情报站的站长。”他说，“一般就是捎句话，非写不可的时候，就把字拆开来写——烟盒纸上写仨字，火柴盒上写俩字，得分成好几块。要是全写在一张纸上，被搜出来就完了。对面的人收到，再一点一点对起来。”有一回，他把“鬼子明日出发”五个字，分别写在三个烟盒的角上，攥在手心里过了河，手心都被汗泡软了。
　　
　　在据点待了快两年，终究还是被鬼子察觉了。“有天夜里，地下党的老张悄悄敲我窗户，说‘快走，鬼子明儿一早就要抓你’。”邱成义没敢耽搁，揣了两个窝头就往武工队的方向跑，“一路躲着鬼子的巡逻队，天亮时才跑到张家沟，腿都跑肿了。”
　　武工队四十来个人，分五个小队，邱成义去了就分到第三队，总算能正经扛枪了。“主要任务就是破坏铁路、桥梁。”他说，“经常半夜摸到铁道边埋地雷，听着火车‘轰隆’过来，一拉弦，‘哐当’一声，那叫一个解气！”
　　抗战胜利后，邱成义跟着野战军五十九团去了河南，解放后转业回了山西沁县。2009年他走的时候，87岁，听说临终前还念叨着燕家沟那次“一个排”的情报，说那是他干地下工作时，最得意的一笔。
　　我望着邱成义的背影，想起他说的那句“提着脑袋干的”，突然明白，那些藏在暗处的人，从来不是不怕死，只是他们心里的光，比死亡更亮。
　　
　　1940年9月22日的夜，黑得像泼了墨。我跟在邱蔚团长身后，猫着腰穿过涞源城外的玉米地，裤脚被露水打得透湿，贴在腿上冰凉。远处东团堡的碉堡像个黑沉沉的怪兽，枪眼里偶尔闪过一丝火光，那是鬼子在换岗。
　　“记住了，摸到铁丝网就停，听我命令。”邱蔚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湖南口音的咬字格外清晰。他那时三十出头，军装袖口磨出了毛边，腰间别着把驳壳枪，枪套上的红绸子在夜色里若隐若现。我们三团的任务是端掉这个鬼子的士官教导大队——这伙畜生盘踞在东团堡，把方圆十里的村子祸害得够呛。
　　东团堡离涞源县城六十多里，卡在几条运输线的咽喉上。鬼子在这里修了个十米高的碉堡，墙厚得能挡住山炮。里头驻扎的170个鬼子，全是下级军官，据说个个枪法准得邪乎。袁家村的老乡跟我们说，这帮鬼子操练时，把瓦罐扔到天上，一枪就能打穿；天上飞只乌鸦，抬手就给打下来。更可恨的是，他们隔三差五就到袁家村、五龙沟抓人，但凡看着像八路的，抓进碉堡就没个好，出来时不是断了胳膊就是折了腿。
　　“等拿下这鬼地方，让老乡们睡个安稳觉。”邱蔚攥着望远镜，镜片反射着远处的星光。夜里十一点，总攻信号弹“噌”地冲上夜空，红得像团火。我们正准备剪开铁丝网，碉堡顶上的探照灯突然“唰”地亮了，光柱像条毒蛇，一下子就把我们暴露在空地上。
　　“不好，鬼子有防备！”邱蔚的声音刚落，碉堡里的机枪就“哒哒”响了起来。子弹扫过玉米地，叶子“哗哗”落了一地。“强攻！”邱蔚没半分犹豫，拔出驳壳枪就往前冲，“轻重武器掩护，突击队上！”
　　轻重机枪顿时吼成一片，战士们抱着炸药包，猫着腰往碉堡根下冲。我趴在土坡后，看着他们像离弦的箭一样穿过开阔地，心里捏着把汗。可刚冲到碉堡下，就见碉堡里飘出股黄绿色的烟——鬼子放毒气了！
　　“是毒气！快撤！”有人喊了一声。碉堡下是探照灯的死角，毒气混在黑夜里，根本看不清。冲在最前面的突击队员晃了晃，一个个倒在地上，嘴里直冒白沫。邱蔚红着眼吼：“医务兵！快救人！”可没等医务兵冲上去，鬼子的机枪又扫了过来。
　　没办法，强攻只能停下。我们大部分人缩回黑暗里，只有少数几个战士被困在亮光中，趴在地上一动不敢动。碉堡里的鬼子大概觉得我们怂了，突然“哐当”一声推开大门，端着刺刀冲了出来，嘴里嗷嗷叫着，要跟我们拼白刃。
　　“来得好！”邱蔚冷笑一声，“预备队，上！”我们早等着这一刻——拼刺刀，咱八路军怕过谁？可真交上手，才知道这帮鬼子的厉害。他们三个一组，背靠背站成圈，刺刀捅得又快又狠。这帮畜生吃得饱，个个矮壮结实，拼起来像头蛮牛。我们的战士大多面黄肌瘦，可没人后退半步，嘴里喊着“为老乡报仇”，跟鬼子绞在一处。
　　刀光在探照灯下闪得人睁不开眼，惨叫声、喊杀声混在一起。我看见三班长王铁柱被两个鬼子围住，他先是捅倒一个，另一个的刺刀就扎进了他肚子。他没吭气，反手抱住那鬼子，拉响了腰间的手榴弹，“轰隆”一声，俩人一起倒在地上。
　　就这么杀到天边泛白，才算把冲出来的几十个鬼子解决掉。清点人数时，邱蔚蹲在地上，手摸着牺牲战士的脸，眼泪“吧嗒吧嗒”掉——我们牺牲了37个弟兄。
　　
　　碉堡里的鬼子这下学乖了，死死关着大门，只从枪眼里往外打枪。那碉堡是真结实，敢死队爬过去炸了三次，炸药包都用完了，就炸掉几块砖。战士们从村里抬来梯子，想从射击孔往里扔手榴弹。12连的班长王国庆，身上缠了二十多颗手榴弹，抱着梯子就往上爬。我们都盯着他，心提到了嗓子眼。眼看快爬到射击孔了，鬼子突然从里面伸出枪，“砰砰”几响，王国庆晃了晃，从梯子上掉了下来，再也没动。
　　邱蔚一拳砸在石头上，指关节都破了：“妈的，给我找大木头！”战士们从老乡家抬来根碗口粗的枣木杠子，十几个人抱着，喊着号子往碉堡门撞。“咚！咚！咚！”撞了十几下，门“轰隆”一声塌了。
　　“跟我上！”排长于勇第一个冲了进去，他个子高，比鬼子高出两个头，刺刀捅得又快又远。我跟在后面，只见他左一下右一下，转眼就捅倒两个鬼子。可里面的鬼子像疯了一样涌上来，机枪手守着射击孔打外面，其余的全端着刺刀冲过来。于勇的排跟鬼子绞在一处，枪声、刺刀碰撞声、惨叫声震得人耳朵疼。等我们冲进去时，于勇的排已经全倒下了——于勇身上被捅了七个窟窿，手里还攥着刺刀，眼睛瞪得圆圆的。
　　“杀！”邱蔚的眼睛红得像血，拔出驳壳枪就往前冲。预备队的战士们跟着他杀进去，鬼子终于顶不住了，开始往顶部的射击台退，一边退一边烧武器和粮食，火苗“呼呼”地往上蹿。
　　我们把射击台团团围住，四面往上攻。鬼子被堵在上面，露头就被打，子弹很快见了底。最后，就见上面冒起黑烟，那帮畜生把机枪、迫击炮堆在一起，竟点火自焚了。
　　“这帮狗娘养的！”有战士骂道。等火灭了，我们冲上去清点，被烧焦的鬼子有27个，个个缩成了黑炭团。东团堡这一仗，170个鬼子，一个没跑掉，缴获了4挺机枪、100多支步枪。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华北战场上少有的全歼日军士官大队的战斗。邱蔚团长在总结会上说：“不是我们不怕死，是身后的老乡不能再遭罪了。”
　　
　　再后来，邱蔚团长跟着部队南征北战，解放战争时成了八纵队的司令员。抗美援朝时，他指挥67军，在1953年7月13日那天，一下子歼灭了两万多敌人。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可谁也没想到，1957年在青岛，他在海边礁石上被海浪卷了进去，头部受了重伤，就这么走了，才44岁。
　　去年我去八宝山扫墓，特意去看了他的墓碑。照片上的他穿着军装，眼神还是那么亮，像极了1940年那个秋夜，他攥着望远镜说“让老乡睡安稳觉”时的模样。我站在碑前，心里默念：团长，东团堡的碉堡早拆了，袁家村的玉米长得可好，老乡们真的睡上安稳觉了。
　　
　　崔子明讲起1942年那个夏天，他说那天早上的太阳毒得很，晒得南寨的土坯墙都发烫，他正站在黄家园的院子里琢磨事，就见通讯员陈子正提着个土罐子出门打水，刚走到巷口，几个戴钢盔的鬼子就迎面堵住了他。
　　“子正那小子机灵，知道坏事了，反手给我打了个手势——食指往北边一指，意思是让我快跑。”崔子明的声音沉了沉，“我扭头就往北跑，眼角余光瞥见不远处的墙根下站着两个伪军，枪托拄在地上，正眯着眼晒太阳，八成是放哨的。”
　　他当时是泰西县敌伪工作部部长，前阵子刚带人端了肥城的伪维持会，把会长范维新给崩了；又挑了六十个精壮队员，夜袭界首车站，用大刀砍死七八个鬼子，缴了两支三八式步枪、一支德国造马枪。庆功会上，崔子明拎着那把沾血的大刀，竟伸出舌头舔了舔刀刃，说：“这叫饮血解恨，饮民族之敌的血，解亡国亡家之恨！我崔子明一天不死，就用它砍鬼子！”那股狠劲，谁见了都发怵。
　　可此刻，他只能拼命跑。“我几步蹿到西墙根，踩着墙缝往上爬，墙头上的碎玻璃碴子扎进手心，也顾不上疼。”翻身跳进西院时，正撞见一个妇女坐在炕沿上给孩子喂奶，见他一身汗一脸泥，吓得抱紧了孩子。“大嫂，帮我看看门外有鬼子没？”崔子明喘着气说。那妇女犹豫了一下，蹑手蹑脚走到门口掀了掀门帘，回来摇了摇头。
　　他不敢多待，从路北的夹道钻进另一个院子，接着翻东墙，连跳三家院子，最后一头扎进西面高方龄家。高方龄是情报员，见他进来，二话不说就把他往小磨道屋里推：“快进去！”那屋里堆着半屋子高粱叶和谷糠，腥气里混着土味。崔子明蹲在里面，一手提着手枪，一手攥着手榴弹，耳朵贴在门板上听外面的动静，心跳得像打鼓。
　　
　　没过多久，就听见街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夹杂着鬼子的叫骂和特务的吆喝。“崔子明早跑了！没看见南园地上的脚印？他娘的，天这么热，上村西吃瓜去！”一个粗门大嗓的声音喊着，接着是一群人哄应着“吃瓜去”。崔子明一听就笑了——那是内线张文雅故意喊给他听的，意思是鬼子被引走了。
　　可通讯员陈子正没跑出来。后来听说，他在黄家园被鬼子抓住，宁死不吐露半个字，被活活打死在葡萄架下。“我心里像被剜了块肉，”崔子明的指关节捏得发白，“肯定是有人告密，不然鬼子怎么来得这么巧？”
　　没过几天，调查结果就出来了：是宋其田和于维臣这两个叛徒。出事头一天，崔子明和陈子正路过河口，碰见泰西独立营的副连长宋其田。“他凑上来搭话，问我们晚上住哪。我哪知道他早被鬼子抓过，骨头软了叛变了，随口就说住南寨黄家园。”夜里，宋其田就拉着另一个叛徒于维臣，一五一十报给了鬼子宪兵队。
　　“叛徒最该死，”崔子明咬着牙说，“他们比鬼子还坏，熟悉咱们的路数，藏在暗处捅刀子。”他当即找了地下党、伪区长马东，让他想办法借鬼子的手，除掉这两个祸害。马东也早看这俩人不顺眼——他们仗着给鬼子当差，在区公所周围晃来晃去，对地下党的威胁太大。
　　宋其田和于维臣当汉奸后，整天在四乡八村敲诈勒索。马家店的宋肖元先生就被他们坑过，俩人拿着一张纸条找上门，说替鬼子宾野买东西，要走一百八十块现币。“宋先生把那张破纸条给我看，上面写着‘今收到宋肖元先生现币一百八十元。崔子明（印）’。”马东后来跟崔子明说：“这俩狗东西，竟敢冒你的名行骗，正好给了咱机会。”
　　马东当下就安排张子元盯着宋其田，自己则揣着那张假纸条去找鬼子宾野。“我刚跟宾野说这纸条的事，就听见外面吵吵嚷嚷，宋其田、于维臣正跟鬼子高泽少尉勾肩搭背地进区公所。”马东说，“张子元那小子机灵，假装跟宋其田开玩笑要烟抽，伸手掏兜时，把一张折成方块的‘泰西军分区文件’塞了进去。宋其田掏烟时，那纸片‘飘’落在地上，张子元捡起来故意大声念‘泰西军分区文件’，宋其田的脸当时就白了。”
　　鬼子高泽一把抢过文件，黄眼珠瞪得溜圆，左右开弓就给了宋其田两个耳光，骂道：“你的，八路的干活！走，见队长！”不由分说就把俩人往宾野队部押。
　　
　　这时候，马东早带着宋肖元在宾野队部等着了。宾野看到那张假纸条上的“崔子明”三个字，吓得一哆嗦——他前阵子刚丢了界首车站的枪，正恨崔子明恨得牙痒痒。“太君，这区公所我没法干了！”马东故意装出害怕的样子，“宋其田、于维臣是八路的探子啊！”见宾野犹豫，他拉着宋肖元就往外走，“咱惹不起，躲得起！”
　　刚走到门口，就撞上高泽押着宋其田、于维臣进来。宾野看完高泽递过来的“文件”，火更大了，上去就踹了宋其田两脚，转身拉住马东：“马区长，你的顶好！宋的，于的，八路的干活！”当即让马东把俩人扣起来。
　　马东知道夜长梦多——那俩叛徒的老婆正托人四处打点。他又去找宾野：“太君，这俩八路探子得赶紧处理，要是让崔子明知道了，带着人来救，可就麻烦了！”宾野被“崔子明”三个字一吓，连连点头：“可以，可以！”
　　太阳还没下山，宾野就带着鬼子兵，牵着狼狗，把宋其田、于维臣绑到据点外的葡萄棚下。“那俩叛徒哭喊着求饶，说自己不是八路。”崔子明说，“可宾野哪会信？拔出军刀就劈了下去，其他鬼子也端着刺刀往上捅。”就这么着，两个叛徒被鬼子自己收拾了。
　　抗战胜利后，崔子明跟着二野五兵团17军51师过了长江，从福建打到贵州，解放了贵阳。建国后他在贵阳、遵义当地委书记，1986年去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