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黄有带路，国栋生还

　　王强继续讲道：“1935年9月的那场大火，把汤原县的夜空都烧红了。黄有站在山岗上，看着自家大院的火光，拳头攥得指节发白——那可是他十年开垦出的家业，4500亩地的稻子，在火里噼啪作响，像在替他骂鬼子。”他从怀里掏出张泛黄的地契，边角被火燎过，“这是从黄家灰烬里捡的，上面‘永祥屯’三个字，还能看清烧焦的笔画。”
　　王强用粗糙的手指抚过地契：“黄有这人，是条山东汉子的性子，仗义得很。当年他给游击队送枪时，马队从屯子过，乡亲们都扒着门缝看，说‘黄家老爷把家底都豁出去了’。”
　　
　　王强讲道，我第一次听说黄有，是1934年在汤原太平川。那会儿夏云杰在太平川开抗日大会，台下黑压压的全是乡亲，黄有穿着绸子马褂，牵着五匹高头大马站在前头，嗓门比铜锣还响：“我黄某也有一颗爱国的心，愿为游击队捐款献枪，共同抗日。”他让家人牵来5匹马，拿来10支枪，交给夏云杰，又卖掉100余担粮，把粮款献给抗日游击队。他让家丁抬来十支枪，又从怀里掏出叠银票，“这是卖粮的钱，给弟兄们买子弹！”夏云杰握着他的手直晃，这两个差四岁的汉子，当场就拜了把子。
　　黄有是1920年从呼兰迁到汤原的，十年垦出4500亩地，屯子里的人都叫他“黄大户”。可他不摆架子，开春借种子给佃户，冬天留乞丐在家过夜，灶上总炖着一锅土豆，谁来都能舀一碗。“九一八”后鬼子进屯，要他交粮交马，他把算盘往桌上一拍：“有本事自己扛！”转头就加入了红枪会，带着乡亲们跟鬼子干。
　　1935年那晚，他把家人叫到堂屋，煤油灯照着满墙的地契。“咱家过到这个地步确实不容易，但没有国哪有家，当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啊。共产党领导抗日，老百姓都来支持，就能够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那时我们再重建这个家吧。”他把地契往火盆里一扔，火苗“腾”地窜起来，“当亡国奴，就算有金山银山也没用！”第二天就揣着卖粮款找夏云杰，成了汤原游击队的副官。他管后勤是把好手，密营里的粮仓总堆得冒尖，战士们都说“有黄副官在，饿不着肚子”。
　　鬼子恨他恨得牙痒痒，1935年秋天包围了黄家大院，把他九口人押到县城。黄有在山上听说二弟也被抓了，一拳砸在松树上，松针落了满身。“烧！”他咬着牙说，“不能让鬼子占了咱的窝！”那天夜里，他带着几个战士摸回屯子，浇上煤油点火，火光映着他的脸，像尊铁打的罗汉。后来他儿子跟人说，爹烧房时没回头，可走出二里地，背影突然晃了晃——那是在哭啊。
　　1936年10月1日，夏云杰在汤原丁大干屯遭敌袭击，身负重伤，为国捐躯，时年33岁。黄有抱着墓碑哭了三天三夜。夏军长是在丁大干屯遭伏击的，子弹从胸膛穿过去，弥留时还喊着“打鬼子”。黄有把他葬在小兴安岭卧虎砬子山腰，用石头垒了个坟包，说“兄弟，我替你接着打”。
　　1937年冬天那场戏，黄有演得比戏文还精彩。被鬼子抓住后，他装得服服帖帖，带着三百多鬼子在雪地里绕圈子。原始森林里的雪没膝深，鬼子的皮靴陷进去拔不出来，他却踩着雪窝子健步如飞，嘴里还喊“这边近”。走了四五天，把鬼子引到自己盖的空房子，看着他们冲进空屋，突然往密林里钻，一口气跑了三十多里。
　　抗联战士发现他时，他冻得像块冰，怀里还揣着半块干粮。“鬼子……在……在西边……”他哆嗦着说出这句话，就昏了过去。密营里缺医少药，他的手脚肿得像馒头，黑紫的皮肉一碰就掉。“有同志们在，我就放心了。为了后人，吃点苦值得，死了也光荣。”他拉着冯治纲的手，眼里还亮着光，“别管我，保住密营……”
　　部队转移时留了两个战士照顾他。十天后粮食快没了，派出去找粮的战士被鬼子发现，硬是往反方向跑，把敌人引开，中弹牺牲。黄有躺在窝棚里，听着远处的枪声，眼泪顺着眼角往耳根流。最后那天，他让剩下的战士快走，“别陪着我送死”，自己蜷缩在草堆里，像睡着了一样。另一名战士把最后的粮食做成饭团，放在黄有的头边，然后出发了。他搞到了粮食，但是回来的路上，被鬼子发现，他边跑边还击，被敌人机枪击中牺牲。
　　1938年3月，抗联六军参谋长冯治纲带领战士返回营地寻找黄有和同志们时，发现他趴在窝棚外边的一个塔头墩子上，已去世很多天了，黄有时年39岁。两个照顾他的战士，一个趴在他脚边，一个倒在窝棚门口，都冻成了冰人。
　　
　　王强讲道，1946年我去汤原，屯子里的老人还指着那片荒地说：“这是黄有烧过的地方。”春天下过雨，土里还能挖出小块的焦木。有个当年的佃户告诉我，每年清明，都有人在塔头墩那儿摆一碗土豆，“黄大户最爱吃这个”。
　　我听着王强的讲述，像有团火在胸口烧。黄有那把火烧掉了家产，却点燃了更多人的抗日心。那些在密营里接过他粮食的战士，那些被他救下的乡亲，不都是这团火的火种吗？
　　“这火，永远灭不了。”我说。
　　王强点点头，把地契贴在胸口：“是啊，你看现在的汤原，4500亩地都种上了水稻，金灿灿的，都是黄有他们想看到的模样。”
　　窗台的玻璃罐里养着株绿萝，藤蔓顺着罐壁往下垂，像极了1945年哈尔滨监狱牢房铁窗上的锈迹。王强用手指敲了敲罐底：“那年8月的哈尔滨，空气里还飘着松花江的潮气。孙国栋被押出去时，牢房的木窗被风刮得‘吱呀’响，像在替他喊冤。”他从抽屉里翻出张泛黄的狱中照片，边角已经卷了毛边，照片上两个穿着囚服的男人正隔着铁栏说话，左边的阎继哲头发花白，右边的孙国栋眼神亮得惊人。
　　远处传来收废品的铃铛声，王强忽然停了话头：“阎继哲总说，是孙国栋多唱了那几句抗日歌，才让他多活了一天。可谁都知道，那是英雄用命换的生机。”
　　
　　王强讲道，1945年8月14日下午两点，我在冀中刚打完一场伏击，就听说哈尔滨监狱那边出了大事。后来阎继哲跟我讲，那天他正靠着牢房的土墙数日子，突然听见铁锁“哗啦”响，日本检察官沟口嘉夫挎着军刀走进来，靴底在水泥地上蹭出刺耳的声响。
　　“孙国栋，出来！”沟口的中文带着浓重的东洋味，像钝刀子割肉。隔壁13号牢房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阎继哲扒着门缝看，见孙国栋正对着墙上的裂缝梳头——他的头发留了三个多月，长到能扎成小辫，可每次梳理都像在整理军容。看守陶涤尘打开13号牢房，朝双手叉腰的孙国栋喊道：“孙国栋，出来！你的官司打喜庆了。”孙国栋平静地说道：“不忙。”他用手梳理了一下长长的头发，理了理身上破旧的衣裳，环视了一下坐了三个多月的牢房。
　　“老阎，我走了！”孙国栋敲了敲中间的隔墙，声音透过砖缝传过来，“记住，咱抗联的旗，永远倒不了！”他理了理身上满是补丁的单衣，那是1943年冬天突围时穿的，左肩的弹孔还豁着个三角口，风一吹就往里灌凉气。他向前走了一步，伸手敲了敲身边的墙，向隔壁12号监房的难友阎继哲高声告别，“老阎哪，我走了！你多多保重，我们就要胜利了。”
　　阎继哲是黑龙江省巴彦县人，1941年7月加入东北抗联十二支队。1943年春节前，阎继哲被金策任命为东北抗联三路军特派员，到地方从事情报工作。2月25日，因周云峰叛变，阎继哲被捕。阎继哲被日本人抓进了哈尔滨的监狱。日本人让阎继哲交出藏匿的手枪，写一份自首书，阎继哲断然拒绝。经过严刑拷打，阎继哲坚不招认。1945年4月，阎继哲看到了被从北安监狱解送到哈尔滨监狱的孙国栋。两人入狱之前互不相识，但彼此知道都是抗联老兵，又都被日伪法院判处了死刑。两人牢房相邻，时有交流。
　　孙国栋是河北省大名人，原属东北军，参加了马占山江桥抗战，于1936年春率领队伍投奔了抗联。1940年，孙国栋担任抗联第三路军九支队大队长、第六支队副队长。在其他抗日部队退入苏联的情况下，坚持在国内抗战。1943年12月12日夜，设在密林深处的抗联小分队的前营被100多名日伪军包围，孙国栋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左肩，他不顾伤痛和严寒，没戴帽子仅穿单衣，踏着没漆深的积雪，艰难地跋涉七八公里山路，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及时赶到并通知后营的抗联小分队领导人于天放等十几人迅速转移。孙国栋的左肩也带着伤。阎继哲见过他肩上的疤，像条蜈蚣趴在骨头缝里。
　　“那天要是晚到一步，于天放他们十几个人，就全成了鬼子的活靶子”。
　　1944年12月17日，受于天放的指派，孙国栋从绥棱宋万金屯出发，到小五部屯，后又去绥化朱成玉屯检查抗日救国会组织的活动情况，夜里住在张万岭家。19日早饭刚过，由于汉奸告密，日伪军警几十人包围了张家。孙国栋见突围已很难，同时也为了使张家及群众免遭灾难和牵连，故意把张万岭捆上，然后双手握枪大步从屋子里走出来被捕。“我是抗联孙国栋，跟老百姓没关系。”他推开门时，阳光正好照在脸上，后来张万岭跟人说，那模样比庙里的关公还威风。
　　孙国栋来到院中，望着这个押着一千多“犯人”的牢房，高声说道：“亲爱的难友们、同志们，我叫孙国栋，是东北抗联第三路军九支队大队长，现在就要与你们永别了。小鬼子今天虽然把我杀了，可我的爱国精神是永存的。”“各位多多保重，我们来世再见啦！”沟口嘉夫用刀背砍他，阻止他继续说下去，他又坚持在院中告别，并高唱抗日歌曲。
　　沟口嘉夫押着孙国栋往刑场走时，这汉子突然停下脚步，对着密密麻麻的牢房大喊：“我叫孙国栋，抗联三路军的！小鬼子能杀我的头，杀不了中国的抗日魂！”他的声音在院子里打转转，有的难友跟着喊“打倒小日本”，有的趴在铁窗上哭，连看守陶涤尘的手都抖了。
　　1945年8月14日，伪满洲国哈尔滨高等检察厅日本检察官沟口嘉夫赶到道里哈尔滨刑务支属监狱，拔出手枪逼着监狱长奥园马上从狱中提出不久前被判处死刑的孙国栋等人，立即执行绞刑。执行死刑的时间是每天14点30分至16点30分。刽子手郭天宝知道日本即将战败，他故意磨蹭着晚去了一小时。此时郭天宝摄于孙国栋凛然的正气，面色苍白，神情紧张，迟迟不动刑。他向在旁监刑的沟口嘉夫说：“这5块钱我不要了，不要了……”沟口嘉夫大骂“八嘎，八嘎！快动刑！快快地”，一面嚎叫着，一面抽出战刀架在郭天宝的脖子上。郭天宝哆哆嗦嗦地把绞索套在了孙国栋的脖子上。孙国栋站在绞架下，脖子挺得像钢筋，郭天宝哆哆嗦嗦地把绞索套上去，听见这汉子突然唱起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沟口举着战刀架在他脖子上：“八嘎！不准唱！”可孙国栋越唱越响：“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孙国栋壮烈就义，歌声才变成断断续续的气音。
　　阎继哲说，他被押回牢房时，太阳已经偏西。因孙国栋行刑缓慢，执行后天已下午4点多钟，阎继哲等人的死刑被推迟到第二天。铁窗缝里漏进来的光，在地上画出歪歪扭扭的形状，像孙国栋肩上的伤疤。他数着墙上的刻痕，从1数到108，突然听见远处传来鞭炮声——后来才知道，那是老百姓在庆祝日本投降。
　　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的终战诏书播放，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中午12点，哈尔滨监狱里得知日本投降，不久监狱里的犯人全部都释放了。阎继哲死里逃生。
　　
　　王强讲道，1950年我在哈尔滨见到阎继哲，他胸前别着枚“开国将士勋章”，却总说这勋章该给孙国栋。他带我去当年的刑场，那里已经种上了松树，他摸着最粗的那棵说：“这底下埋着英雄的血。”后来他当北满钢厂分厂厂长，每次给新工人讲课，都要讲孙国栋保护老乡的故事。“咱中国人，骨头硬，心更软。”阎继哲说，“我这条命是抗日英雄孙国栋给挣下来的。”
　　沟口嘉夫于1945年10月10日被捕，被苏军关押5年，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庭以战争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沟口嘉夫1950年受审时，阎继哲去旁听了。这老鬼子低着头说“我有罪”，可当法官问他为什么非要在投降前杀人，他却支支吾吾说不出话。阎继哲站起来指着他大骂：“你杀得了孙国栋，挡不住历史车轮！”
　　阎继哲很快找到党组织，同年11月任绥化中心县县长，1954年任北满钢厂分厂厂长。他时刻不忘自己作为抗联老战士的责任，积极参加在社会和学校开展的各项爱国主义教育活动。2011年4月，阎继哲去世，享年100岁。王强把照片仔细夹回相册：“阎继哲活到一百岁，临终前还念叨着要把骨灰撒在松花江里。‘让我跟孙国栋他们做个伴’，这是他的原话。”
　　
　　我想起冀中那些牺牲在黎明前的战友，他们和孙国栋一样，没能亲眼看见胜利的太阳。可每当风吹过麦田，那些沉甸甸的麦穗，不正是他们用生命浇灌出的希望吗？
　　“英雄从未离开。”我说。
　　王强点点头，望着窗外的绿萝：“你看这藤蔓，就算被压在石头底下，也总能找到往上长的路。”远处的铃铛声又响起来，悠悠的，像在唱那首没唱完的抗日歌。
　　王强书架最上层摆着本泛黄的《东北少数民族简史》，书页间夹着片干枯的桦树皮。王强用手指捻着桦树皮：“1936年4月的长春南岭，风裹着沙粒打在人脸上。凌升站在刑场上，达斡尔族的长袍被风吹得猎猎响，日本宪兵让他跪下，他梗着脖子说‘我是中国人，膝盖只跪祖宗’。”老人的声音有些发颤，像是在寒风里冻过。
　　他从书里抽出张老照片，照片上的凌升穿着长袍马褂，眼神里带着股倔强：“这是他当伪兴安北省省长时拍的，后来听说日本人要他学日语，他把课本扔在地上，说‘我的舌头，只说中国话’。”
　　
　　王强讲道，我第一次听说凌升，是1936年在海拉尔。凌升是海拉尔地区达斡尔族人，民国年间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之子。
　　“九一八”事变后，凌升曾协助溥仪进行组建伪满傀儡政权活动，被安排为伪兴安北省省长。但他日益同情抗日行动，对日本人操纵伪官吏不给实权表示不满。那会儿我跟着部队在呼伦贝尔打游击，当地老乡说，伪兴安北省那个达斡尔族省长，敢跟日本人拍桌子。伪省长会议上，日本人要把日语当“国语”，凌升“啪”地拍了桌子：“满洲是中国的地，就得说中国话！”他还反对开拓团占老百姓的地，说“这是断子绝孙的事”，反对日本人在满洲地区进行开拓团移民，日本人怀恨在心。
　　1936年3月下旬，日本宪兵队在海拉尔及其附近，相继逮捕了伪兴安北省省长凌升、伪兴安北省警备军参谋长福龄、凌升妹夫、凌升秘书华林泰、伪兴安北省警务厅长德春、伪兴安北省总务厅长荣安等二十余人，对凌升等人进行严刑拷问，逼迫他们承认“通苏通蒙”，凌升坚不招认。刑房里，他们把烧红的烙铁往他身上按，他疼得浑身冒冷汗，却咬着牙骂“你们这群强盗”。他妹夫福龄、秘书华林泰都被抓了，一家人在牢里隔着铁栏喊“不能认”，硬是没一个人松口。
　　日寇对凌升予以重判，1936年4月的一天，在伪满洲国监狱，日寇以“间谍罪”判处伪满高官凌升、福龄、德春、华林泰四人死刑。行刑那天，凌升特意换上了达斡尔族的传统长袍，领口绣着族徽。走到刑场中央，他突然停下脚步，朝着呼伦贝尔的方向拱了拱手，那是他老家海拉尔的位置：“我凌升，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日寇行刑之事，凌升拒绝跪下，面对日本宪兵枪口，昂首挺胸赴死。枪声响起时，他还保持着昂首挺胸的样子，后来收尸的老乡说，子弹从胸口穿过去，他的手还攥着拳头。
　　
　　凌升是达斡尔族人，与其他东北边疆少数民族一样，为日本人所怀疑和忌恨。
　　日本人对付少数民族，狠得像狼。日寇对鄂伦春族，采取了“不开化其文化，持续其原始生活；不使其归农，当特殊民族实行隔离；构成其独立生活道路，排除其依存生活习惯”等政策，禁止鄂伦春族民众种地务农，禁止同汉族及其他民族交往，更不许通婚。有人到汉族村屯去，一旦被发现，就要遭到毒打或监禁。一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鄂伦春族民众，则被日本军警烧掉房屋和农具，赶回山林。
　　1937年我在诺敏河见过鄂伦春族的猎民，他们裹着兽皮，脸冻得发紫，怀里揣着半块冻硬的兽肉。哈通屯30户鄂伦春族民众种地务农，并同汉族之间相处融洽。日本军警宪兵毁坏了他们的房子，强迫他们丢下耕地，离开家园，回到深山野林中去过“吃兽肉，穿兽皮，桦烛消长夜”的游猎生活。他们的猎产品多被日伪当局强行掠夺或低价征购去，配给的粮食与布匹等生活用品少得可怜，他们长期陷于饥寒交迫、不得温饱的境地。
　　他们在山里的日子，比野兽还难。猎到的貂皮、鹿茸，被日伪当局用几尺粗布就换走了，配给的粮食掺着沙子，熬出的粥能硌掉牙。极度贫困的生活，造成了鄂伦春族民众体质下降，各种疾病流行泛滥。1938年，在诺敏河地区发生肠伤寒，死亡98人，其中有6户全家死亡。我跟着医疗队过去，看见窝棚里躺着的人，脸黄得像蜡，有户人家六口人，全蜷在铺着兽皮的土炕上，没了气息。一个老萨满举着鹿骨法杖，哭得直哆嗦，说“鬼子比瘟疫还狠”。
　　1939年，在逊克县浦拉口子，又因传染病流行死亡了60余人，12家全部死亡。更缺德的是1942年呼玛县那事。日本人把80个鄂伦春族学生赶到帐篷里，说“打预防针能不得病”，结果打完针，40余人死亡。我后来听一个侥幸活下来的孩子说，针管里的药水是浑浊的，打完胳膊又肿又烫，夜里疼得直哭，日本医生却站在帐篷外抽烟，像没事人一样。在呼玛县的鄂伦春族地区，凡20岁以上者，不分男女，日本人每人每月都配给鸦片，许多人染上烟瘾而衰弱死亡，还有那鸦片，20岁以上的男女每月都给，说是“治病”，其实是把人往死里坑，好多人抽得瘦成皮包骨，连拉弓的力气都没了。
　　
　　王强讲道，达斡尔族的迁徙，是场活活的拆散。对达斡尔族，日本殖民统治者采取了“大迁徙”的措施，迁往地点是伪兴安东省的山区。日本人一面制造舆论，扬言迁居地那里有房子住，可以不交出荷，不当“国兵”和劳工，同时又采取强制手段，逼迫达斡尔族民众搬迁。
　　1938年嫩江地区的达斡尔人搬家时，我正好在附近执行任务。嫩江地区的达斡尔族人前后计有1.2万余人，被迫放弃世代居住的家园，迁到伪兴安东省的布特哈旗、阿荣旗与喜扎嘎尔旗等地，而达斡尔族开发与经营多年的土地牧场均为日本开拓团侵占。他们牵着牛羊，背着孩子，走在初春的泥地里，每一步都陷得很深。日本人说迁到新地方有好房子，结果到了布特哈旗，只有马架子房，四面漏风，冬天能看见星星。原来的土地牧场，全被开拓团占了，那些日本人拿着达斡尔人留下的犁杖，在地里种水稻，像是在炫耀胜利。
　　海拉尔地区西屯的达斡尔族民众，因该屯被划为日本军用地，于1938年迁至南屯。黑河地区霍尔莫勒津等屯的达斡尔民众约140户，被迫迁至伪兴安东省巴彦旗北部山区。讷河、嫩江德都县境内的达斡尔族民众也先后迁居到巴彦旗北部山区。
　　扎布哈屯的128个达斡尔人，迁到布特哈旗后降至67人。有个叫孟和的老人，一路上抱着老伴的牌位走，他老伴是在路上冻饿而死的。到了新地方，他指着开拓团的方向，对孩子说“记住，那是咱的地，早晚得要回来”。1940年冬天，我路过他们的屯子，见孩子们穿着露脚的兽皮鞋，在雪地里追兔子，手里攥着的长矛，杆是用捡来的日本步枪枪管做的。
　　当达斡尔族人民从各地迁居到伪兴安东省山区之后，日伪当局原先许诺的“优惠”条件全部作空，住的是马架子房，吃的是半糠半菜，耕作无牲畜、家具和种子。日本人禁止达斡尔族进山射猎，40户人家因无以为生，拖儿带女弃家逃走。
　　鄂温克族在阿荣旗的遭遇，也让人揪心。对鄂温克族，日本人实施了隔离、迁徙、集家等多种措施，将原住在陈巴尔虎旗所属的特泥河、莫尔格勒河肥沃草原上近百户的鄂温克族牧民，强行迁至大兴安岭北坡索伦旗的沙巴尔吐、莫盖吐、乌鲁西、乌兰岗等地。由于大兴安岭北坡气候寒冷，水草贫瘠，又缺少盐，致使鄂温克族的大批牲畜死亡。
　　原住在莫尔格勒河区的鄂温克族牧民阿里巴·拍玛，迁居前拥有马30余匹、牛40余头、羊300余只，迁居到大兴安岭北坡的乌鲁西后，几年内其牲畜全部死光，全家人只好上山狩猎。后来他只好带着儿子进山打猎，雪深没膝，回来时儿子的脚冻掉了两个脚趾，他自己的耳朵也冻成了黑紫色。
　　日本人将阿荣旗的查巴奇、文布奇、疙疽奈、白音吐海、奴西克图、那哈他、霍尔奇七个村的鄂温克族民众，强行赶进伊奇汉“集团部落”里，让其开荒种地。让鄂温克族青壮年吸食鸦片或给注射针剂。1944年，日本警宪向关押一年多的鄂温克族人身上注射菌液，放回西辉河，结果引起80余人死亡。
　　
　　1946年我再到这些地方，看见的是成片的空窝棚，地上散落着生锈的猎刀、断裂的法杖。当地老乡说，好多人家最后就剩下个挂在树上的桦皮篓，里面装着全家人的骨头。可就算这样，少数民族的骨头也没被压垮。鄂伦春族的猎人还在山里打游击，达斡尔族的妇女把粮食藏在桦树皮筒里，偷偷送给抗联，鄂温克族的骑手，骑着瘦马在雪原上传递情报，马蹄声像在敲战鼓。
　　从1931年到1945年，由于日本殖民的残酷杀戳和统治，东北人口增加极为缓慢。在呼玛、瑷珲、逊克县的鄂伦春族人口，由2731人降为1007人；原齐齐哈尔郊区扎布哈屯达斡尔族人128人，迁到布哈特旗后降至67人；阿荣旗团结乡鄂温克族人150名降至90名。
　　
　　王强把桦树皮夹回书里：“你看这片桦树皮，当年鄂伦春人用它写过抗日的信。现在新中国成立了，鄂伦春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赫哲等少数民族，在党和国家的关怀关心下，重建家园，恢复了生机和活力，为国家建设发展贡献力量。那些迁徙的苦难，成了刻在骨子里的记忆，提醒着咱，国家强了，民族才能活得有尊严。”
　　干枯的桦树皮在指间发脆，像是能听见当年风雪里的呜咽。王强把书放回书架，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书脊上：“你看现在的诺敏河、莫尔格勒河，少数民族的新村盖得整整齐齐，孩子们在学校里学本民族的语言，也学汉语，那才是真正的家园。”
　　我想起那些在抗战中并肩作战的少数民族战友，他们和凌升一样，用骨头撑起了民族的脊梁。“这脊梁，永远不会弯。”我说。
　　王强点点头，眼里闪着光：“是啊，就像大兴安岭的松树，风雪再大，也站得笔直。”远处传来孩子们的笑声，清脆得像初春融化的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