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良品大炮，朝定白刃

　　1941年7月的那个清晨，我蹲在马古庄外的玉米地里，裤腿上还沾着昨夜的血渍。碉堡里的机枪又开始“哒哒”作响，子弹打在玉米叶上，溅起的碎沫子落了我一脸。易良品旅长蹲在我旁边，手里攥着根折断的玉米秆，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我们打了整整一夜，碉堡还是像块硬骨头，啃不动。
　　“撤到射程外！”易旅长的声音带着沙哑，他站起身时，军帽上的尘土簌簌往下掉。我回头望了眼那座碉堡，青灰色的水泥墙在朝阳下泛着冷光，射击孔里偶尔闪过机枪的火光。昨夜冲锋时倒下的十几个战友就躺在碉堡前的空地上，离得最近的那个新兵，我还记得他出发前啃着窝头说“打完这仗想回家看看娘”。
　　
　　易旅长是湖北麻城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可打起仗来比谁都勇猛。他蹲在土坡上画地图，树枝划过地面的声音很轻：“这碉堡里有三十个鬼子，两百多伪军，硬冲不是办法。”他突然停住了，眼睛亮了一下，“去年埋在故城山里的那门炮，还记得不？”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1940年8月20日，百团大战那会儿，我们缴获过一门日本野炮。炮身锃亮，还带着凡士林的油味，可那会儿打游击，带着这大家伙根本跑不快，只好拆成零件，裹上白布，埋在了高村的山坳里。
　　“一百多里地，得用牲口。”通信员小张急得直搓手。村里的马匹早被鬼子抢光了，最后在老乡家找到了两头骡子和一头毛驴，骡子瘦得能看见肋骨，毛驴的一只耳朵还缺了个角。侦察班长带着两个战士，揣着窝窝头就上了路，马蹄子敲在石板路上的声音，在清晨的薄雾里听得格外清楚。
　　等炮运到南宫境内的小兵工厂时，已经是第二天晌午。我跟着战士们围过去看，炮架、炮筒、炮轮被拆开裹在布里，凡士林蹭在手上黏糊糊的。老军工老李蹲在地上组装，手指在零件上摸索，嘴里念叨着：“这炮管是好钢，鬼子的家伙确实结实。”太阳偏西时，山炮终于立了起来，炮口指向天空，像只蓄势待发的猛兽。
　　两匹骡子拉着炮，毛驴跟在后面驮着炮弹箱，我们这支临时凑成的“炮兵部队”往马古庄走时，路边干活的老乡都放下锄头来看。有个老汉摸了摸炮身，咂着嘴说：“这铁家伙能行？”易旅长拍着炮管笑：“您老等着瞧，保准把碉堡轰开个窟窿。”
　　炮手是迫击炮班的老王，他站在炮位前，手心直冒汗。我们一共只有六发炮弹，每一发都得精打细算。易旅长让人把炮推到离碉堡一百米的地方，抵近射击——这距离太近了，碉堡里的鬼子要是扔手榴弹，我们连躲的地方都没有。
　　“瞄准了再打。”易旅长拍了拍老王的肩膀。老王深吸一口气，眯着眼调整炮口。我趴在地上，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比炮轮滚动还响。第一发炮弹出去时，带着尖厉的呼啸，掠过碉堡顶，在远处的空地上炸开。“轰隆”一声，地都在抖，泥土溅起十几丈高，连几里外的玉米叶都被震得沙沙响。
　　碉堡里的鬼子探出头来看，有人还在顶上指指点点，大概觉得这炮是个摆设。易旅长把军帽往地上一摔：“推近点！再打！”第二发炮弹上膛时，老王的手不抖了。我看见他闭了下眼，再睁开时，目光死死盯着碉堡的射击孔。
　　炮响的瞬间，我下意识地捂住了耳朵。这一次，炮弹正中碉堡的底座，浓烟像蘑菇一样冒起来，遮住了半个天空。等烟雾散了些，我眯着眼一看，碉堡的半边墙塌了，露出黑乎乎的洞口，机枪声也停了。
　　“冲啊！”战士们像潮水一样涌上去，我跟着易旅长往碉堡里冲，脚底下踩着碎砖和断木。碉堡里弥漫着硝烟味，没死的鬼子满脸黑灰，举着刺刀还想顽抗，被我们的战士一枪一个撂倒。伪军们蹲在墙角，举着枪的手不停发抖，有个戴眼镜的文书，裤腿湿了一大片——后来才知道是吓尿了。
　　
　　攻破碉堡那天，战士们围着山炮又唱又跳。易旅长让两匹骡子拉着炮往前走，炮轮碾过公路的声音“咕噜咕噜”响，像在敲鼓。我们簇拥着炮，就像阳谷县百姓簇拥着武松，有人还摘下帽子往炮身上拍，喊着“这炮比老虎还厉害”。
　　走到下一个碉堡时，正撞见友邻部队的战士在外面发愁。他们看着我们的山炮，有个小个子战士直撇嘴：“这铁疙瘩能行？”话音刚落，老王已经装好了炮弹。炮响过后，碉堡顶开了个天窗，友邻部队的战士们愣了半晌，突然爆发出欢呼，冲锋号吹得震天响。
　　六发炮弹，轰开了四座碉堡。剩下最后一发时，易旅长让人把炮弹小心地包起来：“留着，关键时刻用。”那些天，山炮走到哪儿，老百姓就跟到哪儿。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捧着个红布包跑过来，打开一看是几颗炒花生，非要塞进炮膛里：“给大炮也吃点好的。”
　　可鬼子很快就闻风而来，飞机在天上嗡嗡转，汽车队沿着公路搜过来。易旅长当机立断，把炮拆了埋进麦田，麦茬掩盖住土坑的痕迹，就像从没埋过这宝贝。我们化整为零，在敌人的包围圈里钻来钻去，有时候夜里宿营，还能听见远处鬼子的汽车在瞎转悠。
　　
　　1943年3月，我在枣强县的地道里听到了易旅长牺牲的消息。那会儿我正用手刨着土，想把受伤的战友转移出去，听到消息时，手里的铁锹“当啷”掉在地上。后来才知道，他是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被流弹击中的，牺牲时才33岁。
　　新中国成立后，我跟着队伍去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在易旅长的墓碑前站了很久。墓碑上的照片，他穿着军装，嘴角带着笑，像极了当年他拍着山炮说“保准轰开窟窿”的模样。2014年，听说他被列入了著名抗日英烈名录，我托人从麻城带了把家乡的泥土，撒在了墓碑前——他总说，打完仗想回家看看。
　　如今我每次看到博物馆里的山炮，总会想起马古庄的那个清晨。阳光穿过玉米叶，照在易旅长带血的军装上，也照在那门炮的炮口上，泛着希望的光。
　　
　　刘文忠专门向我讲了一位抗战老兵的生死战。
　　“要说白刃战，白朝定总念叨1939年那个秋夜。”他往我跟前凑了凑，声音压得低低的，像是怕惊动了什么，“那鬼子的吼声，隔了几十年想起来，还能让人后脖颈子冒凉气。”
　　那天晌午的太阳毒得很，晒得路面发黏。白朝定蹲在路边的老槐树下，捧着粗瓷大碗喝“哄上坡”。面糊里掺着灰灰菜和苦苣，菜叶上还沾着没洗干净的泥沙，咽下去时喇得嗓子眼发疼。炊事员老王蹲在他旁边，用豁口的铁勺搅着锅里剩下的糊糊：“多吃点，挖路得使劲。”朝定扒拉着碗底，看见自己光溜溜的脑袋映在汤里——早上刚剃的，理发的推子钝得很，刮得头皮一阵阵发麻，可连长说这样好，真要是伤了头，包扎起来方便。
　　他们挖的那段公路在山坳里，石头多，土硬得像块铁。镐头下去只能啃出个白印子，震得虎口发麻。白朝定和战友们轮着班挖，汗珠子砸在地上，瞬间就洇进土里。日头偏西时，公路被挖得坑坑洼洼，最深的地方能没过小腿，像给路面开了道又一道伤疤。谁也没料到，天黑透没多久，日本人的卡车就开过来了。
　　头一辆卡车的车灯像两柄烧红的烙铁，刺破了黑沉沉的夜。白朝定刚直起腰，就听见“嗒嗒嗒”的机枪声，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打在旁边的石头上，迸出的火星子溅在脸上，烫得他一缩脖子。“是鬼子！”不知谁喊了一声，队伍里立刻炸开了锅。他攥紧手里的步枪，枪托被汗水浸得滑溜溜的，心里头像揣了只兔子，咚咚地撞着肋骨。
　　
　　日本人从卡车上跳下来时，钢盔撞在一起“哐当”响。黑压压的一片人影，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嗷嗷叫着扑过来。“拼刺刀！”连长的吼声刚落，白朝定就跟着人潮冲了上去。两柄刺刀撞在一起的瞬间，他只觉得胳膊像被铁棍砸了一下，麻劲儿顺着胳膊肘窜到肩膀，步枪差点脱手飞出去。
　　“那鬼子壮得邪乎。”周文忠用手比划着，“肩宽背厚，站在那儿像座小土丘。三八大盖比咱的步枪长出小半截，刺刀尖在月光下闪着青幽幽的光，每捅一下就‘嗷’地吼一声，唾沫星子都喷到朝定脸上了。”白朝定往后撤了半步，脚底下踩着块碎石，差点滑倒。他低头时，看见自己的军鞋磨得露出了脚趾头，鞋底沾着新挖的黄土，每挪一步都发沉。
　　
　　晌午那碗“哄上坡”早就消化得没影了，肚子空得发慌，眼前一阵阵发黑。鬼子的刺刀又捅了过来，带着股风直逼胸口。朝定猛地往旁边一滚，刺刀“噗”地扎在他刚才站着的地方，插进土里半寸深。他能闻到鬼子身上的汗味，混着一股说不清的油腥气，跟他们身上的野菜味完全不同。
　　“不能硬碰硬。”朝定心里头只有这一个念头。他瞅准刚才挖的那些深坑，开始绕着圈跑。军裤被地上的碎石划破了个口子，冷风往里头灌，可他顾不上。那鬼子跟在后面，呼哧呼哧地喘气，刺刀一次次擦着他的胳膊、后背划过去，布衫被划开好几道口子。有一回，刺刀尖差点就捅进他胸膛，冰凉的金属贴着皮肤擦过去，吓得他后脊梁瞬间湿透了。
　　跑到那个丈把宽的深坑边时，朝定故意脚下一滑，像是没站稳。那鬼子果然红了眼，嗷嗷叫着扑上来，一脚踩空，“噗通”一声掉进坑里。坑有一人多深，鬼子掉下去时头撞在坑壁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朝定趴在坑边往下看，借着天上的星星，看见鬼子在坑里扑腾，一条腿崴了，怎么也爬不上来。
　　他摸黑在路边摸到块拳头大的石头，蹲在坑边往下砸。第一下砸在鬼子的肩膀上，能听见骨头断裂的脆响，鬼子“嗷”地叫了一声，声音都变了调。第二下正砸在鬼子的额头上，坑里的嘶吼就变成了呜咽。朝定不停地砸，直到胳膊酸得抬不起来，才发现自己的手在抖，不知是累的还是吓的。坑里的鬼子不动了，只有血顺着坑壁往下流，渗进黄土里，把土染成了深褐色。
　　
　　战斗停下来时，四周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朝定扶着坑边站起来，只觉得头顶火辣辣地疼，像被火烧似的。他抬手一摸，满手都是黏糊糊的温热，借着星光一看，是血。血顺着指缝往下滴，滴在胸前的衣襟上，很快就洇开一大片。他想起出发前连长说的，剃光头就是为了方便包扎，赶紧从裤腿上撕下块布，胡乱往头上一缠，勒得紧紧的，血才慢慢止住。
　　“饿啊！”周文忠叹了口气，“那时候最盼的就是伏击鬼子的运输队。”有回伏击完，朝定捡着个没炸开的牛肉罐头，用刺刀撬开时，金黄的油汁顺着指缝往下流。他挖了块罐头肉塞进嘴里，那香味一下子就钻进了五脏六腑，鲜得他差点把舌头吞下去。“比过年还香。”朝定后来跟文忠说，“吃一口，浑身的骨头都酥了，刚才拼刺刀的累劲儿全没了。”
　　营长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笑：“等革命成功了，咱天天让炊事班煮罐头，管够！”朝定望着营长被硝烟熏黑的脸，使劲点头。他把剩下的罐头揣进怀里，想留着给伤员吃，可走在路上，忍不住又抠了一小块放进嘴里，慢慢嚼着，舍不得咽。
　　
　　反“扫荡”那阵子，朝定和三个战友被鬼子追得没处躲，钻进了个小村庄。村口的张大爷把他们往地窖里推：“快进去！”大爷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力气却大得很。地窖里黑乎乎的，能闻到土豆和红薯的味道，还有股泥土的腥气。他们刚藏好，就听见上面传来鬼子的吼叫，还有砸门的声音。
　　“把八路军交出来！”鬼子的翻译官扯着嗓子喊。朝定在底下攥紧了刺刀，指节都发白了。他听见村里的人被赶到打麦场，听见鬼子的皮靴踩在麦秸上的声音。突然，传来个孩子的哭声，尖细，带着害怕。接着，就是鬼子的狞笑声，还有“咔嚓”一声——像是骨头被折断的声音。孩子的哭声猛地拔高，又突然停了。
　　地窖里的几个人都没说话，可朝定能感觉到他们在发抖。他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血珠渗出来，滴在冰冷的地窖地上。直到外面传来接应部队的枪声，他们才从地窖里爬出来。张大爷的老伴抱着那个孩子，孩子的手指肿得像胡萝卜，脸上全是泪。朝定想跟孩子说点啥，可张了张嘴，啥也说不出来，只能把怀里那个没吃完的罐头塞给大爷。
　　
　　“42年打繁峙碉堡那次，朝定的手掌被打穿了。”周文忠的声音低了下去，他卷起自己的袖子，胳膊上有个月牙形的疤，“跟我这不一样，那是三八大盖的子弹，穿了个对穿。”
　　那天晚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连星星都躲起来了。他们趴在碉堡外的草丛里，能听见里面的鬼子在喝酒，划拳的声音顺着风飘过来。内应是碉堡里的厨师，繁峙本地人，姓王。王师傅每隔几天就出来买菜，交通员跟他唠了好几回，说起村里被鬼子烧杀的事，王师傅抹着眼泪说：“我帮你们。”
　　半夜子时，碉堡门“吱呀”一声开了道缝，吊桥慢慢放下来，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在静夜里格外清楚。朝定跟着队伍冲进去，刚到院子中央，就听见碉堡顶上的哨兵喊了一声，接着枪响了。身边的战友“咕咚”一声倒下，朝定看见他胸前冒出血花，在月光下红得刺眼。
　　“分两拨！”连长喊。朝定跟着一拨往碉堡里冲，另一拨对着顶上的哨兵射击。碉堡里的鬼子慌乱地往外跑，朝定的刺刀捅进一个鬼子的肚子，那鬼子哼都没哼就倒下了。可顶上的三个鬼子架起了机枪，“嗒嗒嗒”地扫下来，子弹打在院子的石板上，溅起火星子，他们根本抬不起头。
　　“援兵来了！”有人喊。朝定往外面一看，公路上有车灯，像条长蛇似的越来越近，还能听见汽车的引擎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他们把能找到的手榴弹全堆在碉堡门口，有二十几颗。“拉弦！”连长喊完，朝定抓起一颗，咬开弦，往那堆手榴弹上一扔，然后赶紧趴在地上。
　　“轰隆”一声巨响，震得地都在抖。朝定觉得耳朵里像塞了团棉花，啥也听不见。等他爬起来，看见碉堡顶上的机枪没动静了，顶都被掀掉了一块。他们往外冲，刚到吊桥边，朝定就觉得手掌火辣辣地疼，像被火烧似的。他低头一看，手掌心有个血窟窿，血正往外涌。
　　“快！”战友拉着他跑。朝定看见路边的黄土，想起老家的土方子，抓了把土按在伤口上。土很快就被血浸透了，他又抓了一把，死死按住。战友从腰里解下绑腿，给他缠在手上，勒得紧紧的。他们在公路上跑，身后的枪声像鞭炮似的响，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
　　
　　周文忠拿起烟袋，又装了锅烟，却没点燃。“朝定后来总说，最对不起的是那个孩子。”他望着窗外，“新中国成立后，他解甲归田，天天在地里干活，想攒点钱去山西。可家里穷啊，上有老下有小，那点钱刚够糊口。”
　　有回，朝定揣着攒了半年的几块钱，想去火车站，可走到半路，又回来了。他跟文忠说：“算了，钱留着给娃交学费吧。”他把那几块钱用布包着，藏在炕洞里，藏了好多年，直到钱都发霉了。
　　“他总念叨，想看看那孩子的手好了没，想给牺牲的战友磕个头。”文忠叔的声音有点哽咽，“可直到2004年冬天走，也没去成。”
　　白朝定走的那天，手里还攥着块黄土。那是他从山西带回来的，揣在怀里揣了几十年，土块被摩挲得光滑溜圆，像块玉。他跟儿子说：“这土里头，有战友的血，有老乡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