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国仲歼敌，勇士报国

　　案头的搪瓷缸里泡着浓茶，郑国仲将军用手指敲着缸沿：“左权副总参谋长牺牲那天，太行山的雨下得跟瓢泼似的。我们护送彭老总突围时，每个人心里都憋着股火——不把鬼子打出个血窟窿，对不起牺牲的同志。”窗外的老槐树影摇晃着，像当年东黄漳村外晃动的树影，他忽然提高了声音，“苏亭那仗，就是憋着这股火打的！”
　　将军从抽屉里拿出张泛黄的地图，手指在“苏亭”两个字上重重一点：“你看这地形，东有价站山，西有圪塔垴，中间的河滩路像条长蛇，进去了就别想轻易掉头。”
　　
　　郑将军讲述，1942年5月27日中午，我带着769团一连接护总部到东黄漳，刚想喘口气，侦察员就领来第7区武委会主任刘玉堂和南桃园村村长义呈祥。老刘裤腿上还沾着泥，一进门就说：“郑团长，苏亭那条路上，鬼子的运输队天天过，押车的也就百十来号人，骄横得很，以为咱不敢动他们。”
　　我心里一动，让通信员铺开地图。义村长用烟袋锅指着苏亭那段路：“这沟里有处‘己’字形弯道，最窄的地方只能过两匹马。崖上能藏一个连，扔石头都能砸死一片。”他说着，从怀里掏出张烟纸，上面用炭笔描着河滩的轮廓，“老百姓都恨透了这些抢东西的鬼子，说只要部队动手，他们自带家伙来帮忙。”
　　我是湖北红安人，打小就知道“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理。当天下午就带着连长们去看地形，爬到价站山的崖上往下望，果然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河滩路两边的崖有两丈多高，野草长得比人还深，趴在里面喘气都没人发现。民兵们在旁边说，这崖上的石头松动得很，垒起来推下去，比炮弹还管用。
　　29日午夜，我们带着三连1、2排和民兵往山上爬。那天的露水重，草叶上的水珠子顺着裤腿往下淌，冻得人直哆嗦。战士们垒石头时不敢出声，只能用手比划着搭，垒到两人多高时，石墙像堵小城墙，谁都知道，这玩意儿推下去，底下的人准成肉泥。
　　苏亭的民兵有经验，在公路和河滩交界处埋了梅花形地雷，上面撒了层薄土，还印了几个马蹄印，乍一看跟没动过似的。有个叫狗剩的年轻民兵，非要在最前面的地雷旁再埋个“土地雷”——就是把鞭炮塞在空罐头里，说“先给鬼子唱段戏”，被我按住了：“等大鱼进网再放响炮。”
　　30日一早下起了霏霏细雨，山雾浓得化不开。战士们趴在草窝里，枪托上都结了层薄霜。等到中午，还不见鬼子动静，有个新兵忍不住咳嗽，被班长用手捂住了嘴。直到下午1点多，观察哨才传来消息：“鬼子来了，三百多人，押着二百多民夫，骡马牲口拉了一长串。”
　　我趴在崖边的草里往下看，先过来9个骑大洋马的鬼子，马靴上的马刺闪着光。隔了袋烟的工夫，又来5个背着电台的，看那样子是先头部队。这些人过去没多久，大队人马就涌了过来——前面打着太阳旗，后面是四路纵队的步兵，十个扛大旗的走在头里，倒像是打了胜仗的模样。再往后是几十个骑马挎刀的军官，最后是辎重队，大车小车上堆着抢来的棉被、布匹，还有几头哼哼叫的肥猪。
　　等鬼子走进沟里一大半，我心里数着“一、二、三”，给埋地雷的民兵使了个眼色。只听“轰”的一声，最前面的地雷炸了，当场掀翻两个鬼子，大洋马惊得直尥蹶子。后面的鬼子慌忙往小路上躲，挤成一团。过了会儿，一个戴白手套的军官骑马出来，让工兵去排雷。可前面的刚停下，后面的还一个劲往前拥，眨眼间，大路上、河滩上挤满了人，牲口的嘶叫声、鬼子的吆喝声乱糟糟的，真像赶骡马大会。
　　我攥紧手里的驳壳枪，等的就是这个时候。“打！”一声令下，价站山和圪塔垴上的3挺机枪同时“哒哒哒”响起来，手榴弹像下饺子似的往敌群里落。有颗手榴弹正好扔在鬼子的马队中间，炸得大洋马四处乱撞，把后面的辎重车都撞翻了，抢来的布匹散落一地，被血染红了一大片。
　　鬼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打懵了，前面的想往后退，后面的还在往前挤，密得像沙丁鱼罐头。我亲眼看见一粒子弹穿倒了三个鬼子，他们的钢盔滚在地上，叮当作响。有些鬼子想往前面的石崖下躲，刚挤过去，崖上的民兵就喊着号子把石墙推了下去——只听“轰隆”一声，巨石滚滚而下，烟尘里传来鬼子的惨叫声，有的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成了肉饼。
　　东寺垴上的两个掷弹筒也不含糊，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往敌群里钻。有个炮弹正好落在鬼子的旗手中间，太阳旗被炸得粉碎，那些扛大旗的鬼子倒了一片。跑到沙滩上的鬼子更惨，没处躲没处藏，成了机枪的活靶子，沙滩上很快就红了一片。
　　
　　这仗打得痛快，半个多小时就把鬼子打懵了。可我们的子弹也快打光了，机枪手换弹匣时，我看见他手里的子弹只剩寥寥几发。考虑到我们人少，鬼子缓过神来肯定会反扑，我咬咬牙下了撤退令。
　　撤退时，二排五班班长是个急性子，说要去捞几枝三八大盖。刚下去没几步，就听见“啪”的一声冷枪，一个年轻战士晃了晃倒在地上——这是我们这仗惟一的伤亡。那战士才十九岁，湖北老乡，出发前还跟我说要多杀几个鬼子给爹娘报仇。
　　后来清点战果，共毙敌一百四十多，还包括一个“讨伐队”中佐副总指挥。打扫战场时，民兵们从鬼子尸体上搜出不少抢来的东西，有老百姓的棉被，还有绣着花的姑娘嫁妆，看得人心里直冒火。
　　
　　说起打硬仗，百团大战时的狮脑山战斗更难忘。我带着一营守了七天七夜，李德生营长的腿被弹片划伤，裹着绷带还在阵地前沿爬。战士们渴了就喝露水，饿了就嚼生米，硬是没让鬼子前进一步。关家垴战斗时，我们团主攻，正面攻不上去，我就带着战士挖地道，一直挖到敌人阵地底下，拉响炸药包，把鬼子的工事掀了个底朝天。
　　白晋县战役打南关时，日伪军仗着碉堡多，以为我们攻不进去。我让突击队趁着夜色，从两个碉堡中间的夹缝摸进去，手里攥着手榴弹，等里面的鬼子睡熟了，“轰隆”几声，从肚子里开花。除了少数鬼子从秘密地道跑了，四百多敌人全被歼灭在城里。
　　
　　将军说着，从墙上摘下自己的将军照，照片里的人穿着海军制服，眼神锐利如当年。“不管是打伏击还是攻坚，咱八路军靠的不是武器多好，是一股子不服输的劲。”他把照片挂回墙上，“你看这太行山，石头再硬，也挡不住咱往前冲的脚步。”
　　浓茶在搪瓷缸里晃出涟漪，像当年苏亭河滩上的血浪。郑国仲将军站起身，望着窗外的老槐树：“1991年我最后去苏亭，当年的崖上已经长满了松树，当地老乡说，那是用鬼子的枪托当肥料种的。”
　　我想起那些在伏击战中帮忙的民兵，想起牺牲的年轻战士，他们和郑将军一样，心里都揣着对家国的赤诚。“这股子劲，比太行山的石头还硬。”我说。
　　将军点点头，眼里闪着光：“是啊，硬得能砸碎任何侵略者的骨头。”窗外的风穿过槐树叶，沙沙作响，像在复述当年苏亭沟里的枪声。
　　
　　书桌抽屉里锁着一枚锈迹斑斑的步枪弹壳，是周文忠当年从刘老庄阵地上捡的。他用布满皱纹的手摩挲着弹壳边缘：“1943年3月18日的晚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我们赶到阵地时，战壕里的血还没冻透，82个小伙子，就那么直挺挺地倒在那儿，手里还攥着枪。”窗外的梧桐叶落了一地，像当年散落在阵地上的弹壳。
　　周文忠从怀里掏出块褪色的蓝布，小心翼翼地展开，里面是张泛黄的合影，82个穿着灰布军装的年轻人挤在一起，前排左三的连长白思才正咧着嘴笑。
　　“这是他们连队出发前拍的，谁都没想到，成了最后的念想。”
　　周文忠讲道，那天拂晓，我哥周文科刚在张集区公所开完会，就听见西北方向传来稀疏的枪声。紧接着，跑反的乡亲们扶老携幼往区里涌，哭喊声把田埂都震得发颤。有个老乡摔在泥里，怀里还紧紧抱着个布包，说是家里仅有的口粮。我哥一拍大腿：“不好，鬼子准是奔六塘河去了！”
　　那会儿新四军3师7旅19团4连正在刘老庄一带配合我们工作，离六塘河就一个钟头的路。我们赶到村头时，白思才连长正换便衣，他把棉袄往草垛上一扔，露出里面打了补丁的单褂。“文忠，你带乡亲们往南撤，我去看看动静。”他大步流星往村北走，布鞋踩在露水里，踏出一串湿脚印。
　　没过多久，就见白连长猫着腰跑回来，脸上的汗混着泥：“好家伙，千把号人，还有几十匹高头大马，扛着太阳旗，耀武扬威的。”他一甩便衣，翻身伏在重机枪上，手指扣着扳机，“李云鹏指导员，集合部队，就在这道土埂后面布阵！”
　　我和哥带着联防队员帮着挖战壕，战士们把背包里的棉被拆开，往土埂上一铺，既能挡子弹，又能伪装。有个叫王二柱的年轻战士，裤脚还在淌血——昨儿帮老乡抢收麦子时被石片划破的，他咬着牙用布条一缠：“区长，等打跑了鬼子，我再去给张大爷挑水。”
　　
　　太阳刚冒红时，鬼子的尖兵进了伏击圈。300米、200米、100米……白连长盯着瞄准镜，直到敌人走到60米处，猛地大吼一声：“打！”重机枪“哒哒哒”吐出火舌，像条火龙钻进敌群。走在最前面的几个鬼子应声倒地，骑大马的指挥官被掀翻在田埂上，大洋马惊得直尥蹶子，把后面的队伍撞得七零八落。
　　鬼子缓过神来，立即从四面包抄。我趴在土坡后数着，轻重机枪就架了十多挺，炮弹“嗖嗖”地往阵地上砸，土埂被掀得老高。82个战士缩在不足百米的战壕里，像钉在那儿的钉子。我哥急得直跺脚，想带联防队上去支援，被李云鹏指导员按住了：“周区长，你们守住乡亲们就是帮大忙，这仗我们能顶住！”
　　上午九时，鬼子第一次冲锋被打退时，阵前就躺下了三十多具尸体。敌师团长川岛爬上杨三堂家的屋顶，举着望远镜看了半天，下令集中所有炮火轰击。炮弹像雨点似的砸下来，战壕顶上的泥土簌簌往下掉，战士们用钢盔往外舀土，边舀边射击。
　　第二次冲锋时，鬼子黑压压地涌上来。当他们离阵地还有百十米，4连的枪榴弹突然齐发，把最前面的机枪阵地炸成了火海。有二十多个鬼子冒死爬到前沿，白连长从战壕里一跃而起：“同志们，拼刺刀！”战士们跟着跳出去，刺刀碰撞的“叮当”声和呐喊声混在一起，不消十分钟，就把这些鬼子捅成了马蜂窝。王二柱的刺刀捅进一个鬼子胸膛，自己也被流弹打中了胳膊，他咬着牙把刺刀拔出来，血顺着胳膊流进袖口，染红了半条袖子。
　　这时候弹药快打光了。1排排长尉庆忠带着三个战士，趁着硝烟往敌尸堆爬，想捡些子弹。敌人的机枪突然扫过来，尉排长猛地把一个小战士往土里按，自己却被打中了胸口。他指着敌尸堆，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就咽了气。那三个战士冒着枪林弹雨，硬是把六七十条枪和子弹都拖了回来，每个人身上都带了伤。
　　鬼子的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冲锋，一次比一次凶。每次打退冲锋，战士们就趁着间隙往战壕里加土，李云鹏指导员在战壕里来回爬，给伤员包扎，还给大家讲长征的故事。有个小战士才十五岁，吓得直哆嗦，白连长把自己的干粮袋塞给他：“吃口炒面，吃饱了就不怕了。”
　　
　　傍晚时分，鬼子改变战术，把所有山炮、92步兵炮都调了上来，阵地上的土被翻了一遍又一遍。我看见白连长的重机枪枪管都打红了，他往上面浇尿降温，继续扫射。子弹打光了，战士们就用石头砸，用枪托抡。最后时刻，白连长和李指导员喊着“冲啊”，带着剩下的人跃出战壕，跟鬼子抱在一块儿厮打。我在远处看得清清楚楚，王二柱抱着一个鬼子滚进了弹坑，再也没出来。
　　战斗结束后，鬼子愣了好久才敢靠近阵地。他们没抓到一个俘虏，没捡着一件完整的武器，只运走了近百具死尸和三百多个伤兵，像丧家之犬似的撤了。而六塘河的党政机关和乡亲们，早就安全转移了。
　　我们赶到阵地时，天已经擦黑。晚风卷着硝烟味，寒星在天上眨着眼睛。战壕里的战士们有的还保持着射击姿势，有的刺刀插在鬼子身上，有的手里攥着没扔出去的手榴弹。我哥周文科蹲在一个战士身边，想把他睁着的眼睛合上，可怎么也合不上——那眼里还燃着怒火呢。
　　就在这时，我听见一声微弱的“哼”声。扒开压在他身上的尘土，才发现是那个十五岁的小战士，前胸有三个枪眼，血把军装浸透了。我赶紧把他抱起来，他的嘴唇翕动着，断断续续地说：“连长……指导员……让我……守住……阵地……”话没说完，头就歪了下去。
　　后来我们才知道，4连本来可以突围，可他们看见鬼子往六塘河方向去，就打定主意要拖住敌人。白连长在战前动员时说：“咱82个人，换几百个鬼子，值！换乡亲们安全转移，更值！”
　　
　　1947年我哥牺牲时，手里还攥着从刘老庄捡的这块弹壳。他说：“这些孩子用命换的太平，咱得守住。”现在刘老庄的烈士陵园里，82座墓碑整整齐齐，每年清明，都有老乡带着新蒸的馒头去看他们，说“孩子们，尝尝家里的味道”。
　　周文忠把弹壳放回蓝布包：“你听，这弹壳里还有响声呢，是82个英魂在跟咱说话呢。”
　　弹壳在掌心沉甸甸的，像压着82个年轻的生命。周文忠把蓝布包贴身藏好：“他们没白牺牲，你看现在的刘老庄，麦浪翻滚，炊烟袅袅，都是他们想守护的模样。”
　　我想起那些在冀中阻击战中牺牲的战友，他们和刘老庄的82勇士一样，用血肉之躯筑起了长城。“这长城，永远塌不了。”我说。
　　周文忠点点头，眼里闪着泪光：“是啊，因为咱中国人的骨头，比石头还硬。”窗外的风卷起落叶，像在轻轻诉说着那段永不褪色的英雄往事。
　　
　　案头的搪瓷缸里泡着野菊花，秦镜的手指在缸沿上轻轻敲着，节奏像当年战场上的枪声。“1944年6月23日的太阳，毒得能晒出油。我们趴在干沟里，脊梁骨被晒得发烫，可谁也不敢动——沟对面的乱坟包里，上千个日伪军正瞪着眼睛呢。”他从怀里掏出张泛黄的战地照片，照片上的干沟像条土黄色的长蛇，沟沿上还留着弹孔的痕迹。
　　秦镜用袖口擦了擦照片：“你看这沟沿，被手榴弹炸得坑坑洼洼。当时我就趴在这儿，络腮胡上全是土，活像个泥猴。”
　　秦镜讲述，那天我们7团刚赶到如中耙齿灵，就听见左前方“砰砰”响了两枪。彭德清团长一拽马缰绳，那匹黑马人立起来，他指着平原上黑压压的人群：“好家伙，近千个日伪军，在追咱们的游击队！”说着就拔出驳壳枪，“给我放枪，把狗东西们引过来！”
　　我带着教导队刚想往前冲，就见日军“唰”地缩进乱坟包，像王八缩进壳里。一个小个子军官举着战刀喊，声音尖得像太监，后来才知道他叫加藤大尉。他派了个小队来试探，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我身边的通信员小王刚抬头，就被打中了眉心，血顺着鼻梁往下流，糊住了眼睛。
　　彭团长朝我喊：“秦镜，带教导队占住前面的干沟！”我拔出驳壳枪，喊了声“跟我上”，百十个队员像决堤的洪水冲上去。教导队都是正副班长，个个是硬茬，有的揣着缴获的日军刺刀，有的扛着歪把子机枪，跑起来“哗啦啦”响。
　　刚冲到干沟边，日军的“甜瓜”手榴弹就像冰雹似的砸过来。我看见一颗手榴弹在沟沿上冒着青烟，伸手就抄了起来，反手扔回去，在空中“轰隆”一声炸了。有个新队员慌了神，手榴弹刚出手就炸了，气浪把我掀翻在沟里，耳朵里嗡嗡响，半天听不见声音。
　　“跟他们拼了！”我从沟里爬起来，抹了把脸上的土，带头冲了出去。百十把刺刀闪着寒光，穿透硝烟直扑敌群。日本兵显然没料到我们这么凶，往后退时挤成一团，小个子加藤举着战刀喊“顶住”，可他自己的腿却在打哆嗦。
　　彭团长在后面喊：“秦镜，守住干沟！”我这才发现，1营和3营已经像两把钳子，悄悄绕到了日军两侧。教导队成了“龙身”，顶在最中间，这是要把敌人包成饺子啊！
　　
　　太阳升到头顶时，日军开始往西、往南突围。彭团长站在土坡上，挥着马鞭：“3营掉转龙头，1营卷起龙尾，6连跟我掏心！”6连连长彭家兴是个愣头青，左手攥着手榴弹，右手拎着驳壳枪，跑到跟前大声问：“团长，怎么打？”
　　“看见那个最高的坟包没？”彭团长指着乱坟包中央，“那是指挥部，40个鬼子带百十个伪军，给我端了它！”彭家兴一转身，6连就像把尖刀插了过去，枪声、喊杀声震得地皮都抖。
　　白刃格斗最惨烈的时候，我看见战斗英雄陈福田被三个鬼子围住。他“嗨”地一声，刺刀捅穿第一个鬼子的胸膛，顺势一挑，第二个鬼子的脑袋就开了花。可第三个鬼子从背后放了冷枪，陈福田晃了晃，还是转过身把刺刀捅进了那鬼子的肚子，两人抱着滚进了坟坑。
　　就在这时，彭团长朝我喊：“秦镜，把那个加藤给我揪出来！”我抬头一看，那小个子正提着战刀往南跑，皮靴踩在草地上“咚咚”响。我拔腿就追，他在干沟南面跑，我在北面追，两人绕着山包转圈。这家伙突然回身一刀劈过来，我猛地一闪，战刀“当”地砍在石头上，溅起的火星差点烧着我的眉毛。
　　我心里火直冒，也不跟他废话，端起刺刀就捅。那鬼子刚想躲，我脚下使了个绊子，他“噗通”跪倒在地，我顺势把刺刀从他后背插进去，刀刃从胸口穿出来，把他钉在了草地上。这家伙临死前还“嗷嗷”叫，血喷了我一脸，热得烫人。
　　我从他兜里掏出军帽，后面绣着“加藤大尉”四个汉字，字歪歪扭扭的，像虫子爬。彭团长接过军帽，往地上一摔：“狗东西，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
　　战斗结束时，干沟里的水都被血染成了红的。教导队的百十个队员，有二十多个永远留在了那儿。我给他们整理遗体时，发现有个小战士手里还攥着半块玉米饼，牙咬得死死的——那是出发前老乡塞给他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支被追赶的游击队是区武工队，他们故意把日军引到耙齿灵，就是为了让我们包抄。彭团长摸着我的络腮胡笑：“你这模样，往阵地上一站，鬼子就得怯三分。”
　　
　　老人把照片放回怀里。“去年我回耙齿灵，干沟早就平了，变成了稻田。稻子黄的时候，风吹过沙沙响，像战士们在喊‘杀’。”
　　秦镜端起缸子喝了一大口菊花茶：“彭团长常说，狭路相逢勇者胜。那仗我们赢就赢在一个‘勇’字——明知道面前是刀山火海，也得往前冲。”
　　我想起冀中反扫荡时那些迎着炮火冲锋的战友，他们和教导队的勇士们一样，把“勇”字刻在了骨子里。“这股子勇劲，就是咱中国人的底气。”我说。
　　秦镜点点头，眼里闪着光：“是啊，有这股劲在，再凶的豺狼也不怕。”窗外的风卷起落叶，像在复述当年干沟里的呐喊，一声比一声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