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 耐因找兄，嘉衡寻弟

　　案头的台灯照着李耐因同志的手稿，纸页边缘已经泛黄发脆。他坐在藤椅上，手里摩挲着一本磨掉角的《西游记》，窗外的蝉鸣聒噪得很，倒让他的声音显得格外平静。“李明同志，1934年那个秋夜，我到现在都能听见屋顶的喊声，像石头砸在冰面上。”他忽然抬眼，眼里的光穿过七十年的风尘，还带着少年时的惊悸，“那时候我叫张保业，还不知道‘牺牲’两个字，要刻进往后大半生的日子里。”
　　藤椅“吱呀”响了一声，他把《西游记》翻开，扉页上“保业吾弟存念”几个字，被摩挲得发亮。
　　
　　李耐因讲道，我家在山东禹城，跟哥哥张春业都属牛，差了整一轮。他十五岁考进曲阜师范，去的那天背着蓝布包袱，里头裹着奶奶烙的芝麻饼，说要去读圣贤书。后来才知道，他在那儿入了共产党，成了地下党，一年到头不着家。我长到五六岁，只见过他一张模糊的照片，还是从师范毕业照上剪下来的，穿着学生装，站在后排，高得像根竹竿。
　　1934年深秋，他突然回家看奶奶。那天夜里下着霜，窗台上的白菜都冻得硬邦邦的。凌晨时分，大门被砸得“咚咚”响，屋顶有人喊“张春业出来”，紧接着是“哗啦”的拉枪栓声，“啪啪”两枪打在院墙上，土渣子掉了我一被窝。
　　奶奶本就咳得直不起腰，这动静一闹，她攥着我的手直哆嗦，没等天亮就咽了气。我还在被窝里懵着，就听见哥哥开了门，说“别打枪，我跟你们走”。进来的是国民党手枪旅的，翻他房间时把书箱都掀翻了，最后拿走一本《共产党宣言》，封皮都磨掉了。
　　父亲这才明白，儿子不是在北京“做事”，是干了掉脑袋的营生。他把三亩地卖给邻村地主，又借了高利贷，托人想把哥哥赎出来。县城监狱的小窗户钉着铁条，娘领我去探监，哥哥隔着栏杆说“我在这儿吃得饱”，可他穿的单褂子连补丁都磨破了，西北风顺着窗缝往里灌，他嘴唇冻得发紫。
　　后来哥哥被转去济南“模范监狱”。这名儿听着体面，其实就是座活地狱。父亲带我路过济南，花两块银元打点看守，才获准隔着玻璃见十分钟。哥哥脸上多了道疤，说是越狱时被刺刀划的，可他笑着说“没事”，还让父亲别惦记。那是我头回看清他的模样——高鼻梁，浓眉毛，站起来比看守还高半个头，是个魁梧的大个子。
　　
　　邻居们总说哥哥懂事，三岁帮奶奶喂猪，五岁能背《三字经》，毛笔字比私塾先生还好。我在家翻到过他的笔记本，上面抄着“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笔锋像刀子似的，纸都划破了。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哥哥被放出来了。1937年夏天他回博山，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给我带了这本《西游记》。他说要去鲁西南的范县，临走时蹲下来跟我说“保业，长大要做有骨头的人”，手指在我手心里按出个红印子。
　　1940年收到他的信，信封上收信人是爹，寄信人也是爹，邮戳盖着“关中”。信里就一句话：“生意尚可，勿念。”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延安的暗号，同志们写信都不敢提真名。
　　1941年鬼子大扫荡，华北大地像被犁过一遍。一天，哥哥的朋友捎信来，让父亲速去济南。父亲回来时，烟袋锅子掉在地上都没捡，说哥哥在鲁西反扫荡时牺牲了。报信的是国民党部队的兵，跟哥哥本不是一路，可鬼子扫荡时部队混在一块儿打，他亲眼看见哥哥举着枪冲锋，是共产党的营教导员。那场仗打得太惨，哥哥他们全营几乎都没了，那人被俘虏后逃出来，才托人捎信。
　　1944年我在济南高中读书，同学韩文渊来信说“书买到了”——这是我们约好的暗号，意思是联系上八路了。我把行李托同学捎回家，没敢跟爹娘说。哥哥没了，姐姐嫁了，我要是走了，家里就剩两个老人。可夜里睡不着，总想起哥哥说的“有骨头的人”，就改名叫李耐因，投奔了渤海军区二分区武工队。
　　跟着队伍打汉奸、炸炮楼，每次摸到鬼子据点，总觉得哥哥就在旁边。有次缴获支钢笔，笔杆上刻着“业”字，我揣了好些年，打仗时都攥在手里。日本投降后，爹去濮阳找哥哥的尸骨，转了半个月，只看到漫山遍野的无名坟。当地人说，反扫荡那会儿，死人太多了，埋都埋不过来，好多连名字都没留下。
　　
　　我后来成了战地记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就打听张春业的名字，可从来没消息。直到去年整理旧物，翻出哥哥那本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为真理而死，虽死犹生”，墨迹洇了又干，像滴在心上的血。
　　前阵子整理书稿，看到1950年去鲁西采访，有个老猎户跟我说，1941年反扫荡时，见过个高个子教导员，带着战士掩护老百姓撤退，最后拉响手榴弹跟鬼子同归于尽。那教导员说话带禹城口音，怀里还揣着本《西游记》。
　　他说到这儿，把《西游记》举起来，阳光透过纸页，能看见里面夹着的半张照片——正是我小时候见过的那张，哥哥站在师范门口，笑得露出白牙。
　　
　　台灯的光晕落在照片上，少年张春业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李耐因同志合上书本，藤椅又“吱呀”响了一声，像叹息。我想起冀中反扫荡时，那些永远留在青纱帐里的战友，他们的名字或许没人记得，但风吹过麦浪时，总带着他们的气息。
　　“他没白教你做有骨头的人。”我说着，看见李耐因同志的眼角，有泪珠子滚进花白的眉毛里。窗外的蝉鸣不知何时停了，远处传来放学孩子的笑声，清亮得像溪水。
　　
　　书桌玻璃板下压着张泛黄的老照片，是群穿着飞行服的年轻人，站在战斗机旁比着剪刀手，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短。国民党老兵彭嘉衡指着照片里左数第三个高个子：“这是我，1944年在芷江机场，刚从美国受训回来。”他的手指在玻璃上轻轻滑动，“那会儿总觉得年轻，死不了，直到看见林耀队长的飞机冒着黑烟扎进洞庭湖，才知道天上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
　　窗外的梧桐叶沙沙响，像飞机掠过头顶的声音。他端起搪瓷缸喝了口茶，缸子上“抗日救国”四个字已经磨得模糊。
　　
　　彭嘉衡讲述，我1921年生在印尼坤甸，家里开着间杂货铺，弟弟淮汉比我小三岁，总爱跟在我屁股后头，抢我的弹弓玩。1935年，父亲说“不能忘了祖宗”，把我们送回广东兴宁老家读书。他不知道，这一送，就送进了烽火里。
　　抗战爆发那天，我正在读高中，校门外的电线杆上贴满了“抗日救国”的标语。我跟淮汉说要去当兵，他仰着小脸说“哥去哪我去哪”。1938年我考进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十七期，后来进了华侨飞行总队，要去美国学开战斗机。临走前见了淮汉一面，他长高了不少，穿着我的旧校服，说“哥你等着，我也去参军”，手里还攥着我给他买的钢笔。
　　1944年11月到芷江航空队十七中队报到，林耀队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华侨兄弟来得正好”，转头就听说他在益阳扫射日军运输船时，被敌机打中牺牲了。分队长卢誉标炸咸宁军火库，飞机撞到仓库顶上，连人带机成了火球。元旦那天，陈置出击岳阳，再也没回来，人机失踪，连块碎片都没找到。
　　我们这些飞行员，早上还在一块儿刷牙，互相调侃谁的飞行服皱了，下午可能就只剩个空床位。我跟队友马宗骏约好，谁活下来，就照应对方的家人。我在南非买的那块金表，上飞机时从不戴，总放在枕头底下，跟他说“要是我没回来，就送给护士学校的付汝梅”——那是1944年底经老师介绍认识的姑娘，通信时总问我“什么时候能停火”，字里行间带着股甜气。
　　12月在长江上追日本军舰，那家伙从东往西跑，我驾着P-40俯冲下去，曳光弹像火鞭子似的抽在甲板上。底下的高射炮“咚咚”往上打，炮弹在飞机旁边炸开，碎片“叮叮当当”敲在机身上。那一刻突然想，干脆撞上去算了，同归于尽。可眼看要撞上时，脑子里冒出血来：我死了，谁来炸下一艘？猛地把操纵杆往后拉，飞机像野马似的窜上天，回头看见那军舰冒着火沉下去，才发现飞机屁股底下多了二十几个弹孔，油箱都被打穿了个小口。
　　1945年元月炸长沙北面的桥，前面八九架飞机都没炸中，轮到我这个新队员，排最后一个。我把飞机压得极低，机翼几乎擦着树梢，快到桥跟前才投弹。“轰隆”一声，桥断成两截，可我的飞机也中了高射炮，左翼冒起黑烟。美国大队长在电台里喊“彭，快拉升”，我咬着牙把飞机开回机场，落地时才发现，小腿被弹片划了道口子，血把飞行裤都浸透了。他后来在队里表扬我“有种”，可我知道，那是搏命。
　　春节后掩护轰炸机炸汉口，挂了两个副油箱，在天上待了七个钟头。看着轰炸机把江汉关沿岸的仓库炸成火海，黑烟滚滚的，像条黑龙。我们这些护航的，得等一批批轰炸机都安全撤离才能走，眼睛瞪得发酸，生怕哪里冒出来敌机。下来时腿都麻了，解开安全带差点站不住——战斗机的安全带绑得死紧，倒飞都掉不出来，可解大手是真麻烦，小便只能憋着，实在不行就用飞行服里的管子解决。
　　春天炸南京大校场，十八架飞机贴着长江飞，超低空掠过江面，浪花都溅到机翼上。日本人一点没防备，我们猛地拉起来，机关炮“哒哒哒”扫过去，地面上三四十架敌机全成了靶子，着火的飞机像断线的风筝往下掉。等他们的九架飞机冲上来，我们早就编队飞走了，一架没损失。回来时马宗骏拍着我的背笑：“彭，你这俯冲跟自杀似的。”
　　湘西会战那阵子最忙，4月9日那天上午执行紧急任务，下午又上天。护航、侦察、轰炸、扫射，啥都干。有次连续飞了八个钟头，下来时浑身僵硬，像块铁板。飞行五十次以上能得美国优异飞行十字勋章，全中国就十二个，我是其中一个。美国人得这勋章能回国，我们中国人，就给一个月休假。
　　可我心里总惦记着淮汉。1943年在美国受训时收到过他一封信，说“哥我参军了”，就这一句话，再没消息。从美国回来后，我在全国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写着他的名字、年龄、特征，连他左眉上的那颗痣都写上了，可石沉大海。每次执行任务飞过城镇，总忍不住往下看，盼着能在哪个军营门口，看见那个穿着军装的熟悉身影。
　　
　　1947年春，上面让我去打内战，我跟队长说“我是来打日本的，不是打中国人”，申请退役。回印尼那天，父母从加里曼丹岛赶来，亲戚朋友挤满了码头，母亲拉着我的手问“阿汉呢”，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她看见我流泪，突然抱着我哭：“我的儿啊，阿汉是不是不在了……”母子俩在车里哭成一团，车窗外的海风，咸得像眼泪。
　　1950年回新中国，跟付汝梅结了婚。她问我“还找弟弟吗”，我说“找，一直找”。后来在民航局当机长，培训飞行员时，总爱问那些从南洋回来的年轻人“认识彭淮汉吗”，可没人知道。2005年把那枚十字勋章捐给抗战纪念馆，馆长问我有什么心愿，我说“想知道我弟弟葬在哪，哪怕给他烧炷香”。
　　
　　彭嘉衡讲述，去年整理旧物，翻出淮汉当年给我的那封信，信纸都脆了，上面有个淡淡的钢笔印，像是没写完的“哥”字。我总想起他攥着钢笔的样子，说不定，他也成了飞行员，在天上跟我并肩作战过，只是我们都不知道。
　　他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个小小的弹壳，上面刻着两个字：“寻弟”。“这是1945年胜利那天，用打下的日机弹壳做的。”他把弹壳贴在耳边，“你听，里头有风声，像阿汉在喊我哥。”
　　玻璃板下的照片里，年轻人的笑容亮得晃眼。彭嘉衡把弹壳放回抽屉，动作轻得像怕惊醒什么。我想起冀中那些寻找战友遗体的乡亲，他们跟老彭一样，心里都揣着个念想，哪怕过了几十年，也舍不得放下。
　　“说不定淮汉同志，也在哪个战场上，惦记着你呢。”我说。
　　他点点头，眼里闪着光：“是啊，都是为了打鬼子，在哪儿牺牲都一样。”窗外的梧桐叶又响起来，像是无数个年轻的声音，在说“我们回家了”。
　　
　　我书架最上层的玻璃罐里，泡着块发黑的木头，是王强从通河县松花江畔捡来的。他用手指敲了敲罐壁：“1936年的松花江，六月底还漂着冰碴子。孙佐庭被扔进江里那天，江面翻着白浪，像无数只手在拽人。”窗外的雨敲打着玻璃，他忽然停了话头，“那汉奸高明山，躲到1954年才被抓住，可孙会长的骨头，早被江水冲得没影了。”
　　远处传来收废品的铃铛声，清脆得像冰面碎裂。王强从抽屉里拿出张泛黄的照片，是通河县商会的旧合影，后排中间的男人穿着马褂，腰杆挺得笔直。
　　
　　王强讲道，孙佐庭在通河是个响当当的人物，经营着全县最大的烧酒厂，一百多顷地，店铺粮仓占了半条街。可他不摆阔，年根底下穷人来借钱，伙计想拦，他总说“让进来，给两斗米，再揣块银元”。“九一八”后日本兵占了通河，他当商会会长，日本人让他出面筹粮，他就装病，把账本藏进炕洞，说“生意赔了，实在拿不出”。
　　我1935年在通河执行任务，亲眼见过日本兵的暴行。有次他们抓了三个抗联战士，直接扔进狗窝。那几条狼狗饿了好几天，见了人就往脖子上扑，惨叫声能把耳膜刺穿。日本兵还逼着老百姓去看，谁不抬头就用枪托砸。孙佐庭站在人群里，拳头攥得发白，回家后把自己关在酒坊里，喝了一夜闷酒，第二天就让伙计把粮仓的门打开，粮食低价卖给穷人，说“不能让小日本把咱中国人逼死”。
　　那年冬天，酒坊来了两个“学生”，穿着蓝布长衫，说是来买烧酒。孙佐庭留他们住了三天，夜里就着油灯说话。有天其中一个“学生”问他：“孙会长，日本人占咱河山，杀咱同胞，你愿不愿意出分力？”孙佐庭把酒杯往桌上一墩：“我早憋坏了！不把他们赶出去，我枉为中国人！”这两个“学生”，就是赵尚志和冯仲云。
　　打那以后，孙佐庭成了抗联的“后勤部长”。他让家人把百顷地里的粮食秘密封存，用马车队运到接头地点。遇到路卡，就给伪警察塞银元，说“做点小生意，通融通融”。有次我跟他的车队碰面，他掀开粮车的苫布，底下藏着棉衣和药品，说“赵军长他们在山里冻得厉害”，眼里全是红血丝。
　　通河县的地痞高明山，整天在街上游荡，见了日本人就点头哈腰。他发现孙佐庭的粮车总往山里运，就跟伪电话局局长刘耀忠告了密。这两个狗东西，连夜把消息报给了日军警备队。
　　1936年6月22日晚，我正在城外的树林里放哨，看见日本兵和伪警察把孙家围了个水泄不通。手电筒的光柱在院子里扫来扫去，像鬼火似的。日本兵踹开大门时，孙会长正在给烧酒坛封口，手里还攥着木槌，见他们进来，把木槌往地上一顿：“我孙家世代守法，你们这是干啥？”
　　那些人翻箱倒柜，连酒坊的地窖都撬开了，最后只砸了十几口酒缸，酒顺着门槛往街上流，香得呛人。孙会长被拽走时，特意回头看了眼站在门后的夫人，眼神里有话——后来孙洪霞跟我说，她娘看懂了，那是让她带着孩子跑。
　　王知津县长和杨振武署长是第二天被抓的。三个人在警备队的刑房里，被打得皮开肉绽。日本人给孙会长上老虎凳，把他的腿压得“咯吱”响，他愣是没吭一声，只是骂：“你们这群强盗，占我家园，杀我同胞，早晚得遭报应！”
　　有个跟孙家相熟的商人去劝降，回来跟我说：“孙会长脸上全是血，还笑着说‘我要是松了口，通河的老百姓往后怎么抬头做人’。”他从怀里掏出块染血的手帕，说是孙会长让带给家人的，上面绣着个“忠”字，针脚密得像铁丝网。
　　8月22日那天，松花江畔的风刮得正紧。孙会长被五花大绑着，绳子勒进肉里，露出的胳膊上全是伤。他站在江堤上，忽然朝着通河县城的方向拱了拱手，朗声道：“父老乡亲们，小日本占不了咱的地，更磨不灭咱的骨头！”话音刚落，就被日本兵一脚踹进江里。浪头卷过来，他还在水里挣扎着抬头，喊了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就被漩涡吞了进去。
　　王县长和杨署长前几天就没了。听说杨署长被扔进江时，还啐了日本军官一脸血，骂“老子下辈子还杀鬼子”。
　　孙夫人带着孩子逃到乡下时，身上只揣着那方“忠”字帕。孙洪霞说，夜里听着狼叫，娘就把帕子蒙在她和弟弟脸上，说“有你爹在，啥都别怕”。他们在柴房里住了半年，靠挖野菜、啃树皮过活，弟弟洪涛饿得直哭，孙洪霞就抱着他唱爹教的《松花江上》，唱到“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两个人一起掉眼泪。
　　
　　1945年苏联红军进通河那天，孙洪霞正蹲在地里摘豆角，听见街上有人喊“鬼子跑了”，手里的篮子“啪”地掉在地上，拽着弟弟就往江边跑，跪在堤上磕了三个头，说“爹，你看，鬼子真的跑了”。
　　卢连峰少尉找到她们时，穿着抗联的军装，腰里别着枪，给孙夫人敬了个标准的军礼：“伯母，冯政委让我来接您，他说孙会长是抗联的大恩人。”孙洪霞盯着他胸前的红星，突然问：“我能参军吗？我想给我爹报仇。”
　　后来她跟着卢连峰在部队里学文化，枪打得比男兵还准。1948年打锦州时，她在战地医院当护士，救了个炸伤腿的战士，那人说自己认识高明山——当年那汉奸拿了日本人给的五十块银元，跑到沈阳混进了伪军，后来又跟着国民党部队跑了。孙洪霞把这名字刻在枪托上，说“早晚得让他还账”。
　　
　　1954年在武汉街头，孙洪霞盯着那个卖豆腐脑的老头，看了足足半袋烟的工夫。那老头舀豆腐脑时，左手无名指缺了半截——当年高明山在地痞窝里跟人打架，被砍断了手指，这是通河人都知道的记号。她悄悄跟在后面，看着他拐进一条胡同，进了个小院，院里晾着件蓝布衫，跟当年他告密时穿的那件一模一样。
　　警察破门而入时，高明山正蹲在灶前烧火，锅里的豆腐脑还冒着热气。他看见孙洪霞，手里的柴火“啪嗒”掉了，脸白得像纸，哆嗦着说：“我……我早就改邪归正了……”
　　“改邪归正？”孙洪霞往前走了两步，声音不高却带着冰碴，“1936年8月22日，你拿我爹的命换了五十块银元，这笔账怎么算？”
　　公审那天，通河的老百姓来了好几千。高明山跪在台上，头埋得快到胸口。孙洪霞站在台下，怀里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那孩子穿着件小红袄，是她连夜缝的。宣判死刑时，她轻轻拍了拍孩子的背，说：“你外公听见了，坏人遭报应了。”
　　枪响的时候，孙洪霞没回头，只是朝着松花江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
　　
　　王强讲道，我1955年去通河，见孙洪霞在江边种树，是些耐寒的柳树。她说：“我爹喜欢树，说树能挡风。”那些树现在长得比人高了，每年春天发芽，远远望去，像一片绿雾。孙洪涛后来成了县里的农技员，培育出的水稻品种，产量比当年孙家地里的高出一倍多。他说：“我爹当年守着土地，就是想让老百姓有饭吃，我得接着干。”
　　玻璃罐里的木头，纹路里还能看见烧焦的痕迹。王强把照片放回抽屉，说：“孙会长没白死，他要的‘中国人挺直腰杆’，现在做到了。”窗外的阳光穿过云层，照在书架上，那些泛黄的书稿和老照片，仿佛都在发亮。
　　我想起冀中那些为掩护八路军而被烧毁的村庄，想起那些失去亲人却依然往前冲的乡亲。他们和孙佐庭一家一样，把“忠”字刻在骨子里，哪怕流血牺牲，也没让这字蒙尘。
　　“这世上，总有些东西，比命还金贵。”我说。
　　王强点点头，指着玻璃罐：“就像这木头，泡了这么多年，还是硬的。”远处的收废品铃铛声又响起来，悠悠的，像在念一首老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