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振魁娶亲，毓芹失夫

　　窗台上的蝈蝈笼子空着，竹篾上还沾着几根干枯的毛豆荚。王强用手指敲着桌面，节奏像极了老式唢呐的调子。“1932年的小西沟，要是没那场枪响，唢呐能吹到日头落山。”他忽然停了手，望着窗外，“张振魁娶亲那天，红绸子都挂到门框上了，谁能想到，喜酒最后变成了血水。”
　　远处的工地传来打桩机的轰鸣，他皱了皱眉：“那会儿的枪声，可比这刺耳多了。”
　　
　　王强讲道，海龙县小西沟的张振魁，是个出了名的土财主。五十多岁的年纪，圆脸，留着两撇八字胡，见人总爱挺着肚子。1932年夏天，他要娶小老婆，是邻村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听说辫子能垂到腰。为了显排场，他在院外的场院搭了两个大席棚，蓝布棚顶缀着红布条，老远就能看见。
　　8月6日晚上，小西沟就热闹起来了。吹鼓手们脸憋得通红，唢呐吹的是《百鸟朝凤》，调子能飘到三里地外的中腰堡。还有说大鼓书的，敲着铜板讲《岳飞传》，听书的人把席棚挤得满满当当。帮工刘占文后来跟我说，那天晚上的月亮特别亮，照亮了张家门口贴的大红“囍”字，也照亮了西岗上影影绰绰的树——那会儿谁也没多想，只当是风吹树动。
　　其实头天就有特务跑到山城镇报信，说“海蛟”的队伍在小西沟，要参加张振魁的婚礼。日本守备队连夜来了五十多人，在中腰堡宿了营。8月7日天刚蒙蒙亮，他们就摸到了小西沟的西岗，机枪和掷弹筒架在坟包后面，枪口对着张家大院的方向。
　　8月7日的早席刚开，刘占文和刘二喜端着方盘上菜，盘子里是炸丸子和炖猪肉。刘二喜刚把盘子放到桌上，“砰”的一声枪响，他手里的盘子“哐当”落地，人直挺挺地栽倒，鲜血从后背渗出来，染红了脚下的青砖。
　　紧接着，枪声像爆豆似的响起来。席棚里的宾客懵了，有的举着筷子愣在那儿，有的刚站起来就被流弹打倒。一颗炮弹落在院子里，“轰隆”一声，席棚的柱子被炸断，蓝布棚顶像断线的风筝似的飞起来，底下的人哭爹喊娘地往外跑。
　　“鬼子来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人群像炸开的马蜂窝。有人顺山沟朝北跑，有人往东岗逃，有人朝西坡钻。刘占文跟着人群往外冲，鞋跑掉了一只，光着脚踩在碎石子上，疼得钻心也不敢停。
　　日本兵在西岗上看得清楚，机枪顺着人们逃跑的方向扫。顺山沟跑的百姓最惨，小河边没有遮挡，子弹打在水里溅起一串白泡，人一个个倒在河岸边，血把河水染成了粉红色。刘占文看见邻居老孟家的十二岁姑娘，跑着跑着被炮弹碎片掀飞了，他想去捞，却被后面的人推着往前跑，只抓住了姑娘一只绣花鞋。
　　实在跑不动了，刘占文钻进柳树毛子，枝叶划破了他的脸。他看见赶车的胡老板媳妇抱着孩子，刚跑出大院就被炮弹炸倒在磨盘旁，孩子的哭声戛然而止。有十来个人猫在小桥底下，以为能躲过去，可机枪子弹穿进桥板的缝隙，惨叫声很快就没了声息。
　　
　　枪声停的时候，日头已经升到头顶。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进张家大院，皮鞋踩在血水里“咯吱”响。傅万和藏在柴禾堆后面，看见张振魁被从大屋里拽出来，新穿的绸缎马褂被扯破了，日本兵一刺刀挑进他的胸膛，他“嗬嗬”地喘着气，手指着新房的方向，没说出一个字就倒了。他的小老婆趴在炕沿底下，头上还插着红绒花，被刺刀从后背扎进去，血顺着炕沿往下滴。
　　剩下的人被赶到场院上，日本兵让他们脱了上衣跪在地上，一个一个地问谁是“胡子”。张纸坊的掌柜张庆山，六十多岁的人了，在村里管着事，被拉到前面。“谁是胡子？”日本兵用枪指着他的头。张庆山梗着脖子：“谁也不是！”“知道胡子在哪儿？”“不知道！”枪把子劈头盖脸地打下来，他的额头淌着血，染红了花白的胡子，可还是那句话“不知道”。
　　后来日本兵又在柴禾堆里、仓房里搜出几个人，有帮工，有远房亲戚，还有个说书的先生，被刺刀一个个挑死在席棚的柱子上，红布条上溅满了血点子。
　　日本兵走的时候，把能烧的都烧了，席棚的蓝布顶子着起来，像两朵巨大的黑蘑菇。小西沟里，哭声能把天都哭破了。刘占文从柳树毛子里爬出来，看见他媳妇的尸体躺在菜窖旁边，手里还攥着给新媳妇做的鞋垫，红布上绣着鸳鸯。
　　人们用了三天才把尸体埋完，128个人，挖了两个大坑，分不清谁是谁的，只能按男女分埋。张振魁的老娘疯了，抱着块炸飞的门板哭：“我的儿啊，你倒是吃口喜酒啊……”
　　
　　1933年8月，杨靖宇带着队伍打南山城子的日伪保安队，听说带头冲锋的战士里，就有小西沟逃出来的刘占文。他揣着那只捡来的绣花鞋，拼了命地往前冲，子弹擦着耳朵飞过也不躲。战斗结束后，他在死人堆里找到那个告密的特务，用刺刀挑了他的喉咙，说：“这是替小西沟的乡亲们报仇！”
　　1987年立碑那天，刘占文也去了，那会儿他已经七十多了，背驼得像座桥。他摸着碑上“小西沟惨案遗址”几个字，老泪纵横：“当年的唢呐声，我到现在还能听见……”
　　王强从抽屉里拿出张照片，是那块纪念碑的照片，周围长满了野草，碑上的字被风雨冲刷得有些模糊。窗外的蝈蝈笼子在风里摇晃，竹篾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一道道伤疤。我想起冀中那些被鬼子血洗的村庄，新婚的红与死亡的红混在一起，成了刻在土地里的记忆。
　　“杨靖宇他们替乡亲们报仇了。”我说，“现在的小西沟，该种上庄稼了吧。”
　　王强点点头，照片里的纪念碑前，放着几束野花，黄的白的，在风里轻轻动着。“你看，”他指着照片，“总有人记着他们。”
　　
　　案头的搪瓷缸子结了层茶垢，王强用手指抠着缸沿上的黑斑，像在揭一块陈年的伤疤。“1959年延吉市工程队的工棚里，金立被带走时，正蹲在地上吃苞米面粥。”他忽然抬头，眼里的光比窗外的秋阳还要冷，“这个叫金浦光雄的翻译官，到死都没敢说老黑沟的泥土里，埋着多少没闭眼的冤魂。”
　　窗台上的仙人掌又开了朵花，嫩黄的花瓣上沾着灰尘，像蒙着层洗不净的血。
　　
　　王强讲道，金立是蛟河人，早年在日本人的运输会社做事，能说几句半生不熟的日语。1935年春，蛟河日军守备队招翻译，他被日本同事推荐去考试，念了段日文书，对了几句日常用语，就合格了。当天晚上，他穿上了守备队的卡其布军服，领口的铜扣磨得发亮，对着镜子照了又照——这是后来他在供词里写的，说那会儿觉得三元钱一天的报酬，比啥都金贵。
　　第二天一早，他就跟着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的鬼子出发了，任十二中队中村小队长的翻译。队伍里有六百多鬼子，还有六百多劳工，都是从锦州、沈阳一带抓来的，背着弹药和粮食，绳子拴成一串，像赶牲口似的。中村拍着金立的肩膀说：“金浦君，好好干，将来给你赏个日本人的名分。”从那天起，金立就成了金浦光雄。
　　5月15日的蛟河，柳树刚抽出绿芽。队伍沿着铁路线往敦化方向走，到柳树河子宿营时，劳工里有个锦州来的老汉想逃跑，被鬼子的狼狗撕咬得浑身是血。金立站在旁边翻译中村的话：“再跑，就把你们的骨头敲碎喂狗。”他后来供认，那会儿听见自己的声音，觉得陌生得可怕。
　　第二天过白石山，在一个高地上抓住个挖药材的老汉，六十多岁，背篓里装着当归和黄芪，身上揣着包火镰火药。“抗联的？”中村用指挥刀挑着老汉的衣襟。老汉哆嗦着说：“老总，我就靠挖药活命……”金立把话翻过去，中村却冷笑一声，抬手就是一枪。子弹打在老汉的胸口，血溅在刚开花的映山红上，红得发紫。
　　离开黄松甸子二十多里地，又碰见个五十多岁的庄稼汉，背着柴禾捆，见了队伍想躲，被鬼子一枪撂倒在道边。金立看着那捆没散开的柴禾，里面还夹着几枝没烧尽的木炭——后来他才知道，这老汉是给山里的抗联送过取暖的柴火。
　　过了额勒赫大岭，半里地外的山坡上有座小庙，火苗正从门窗里往外窜，噼啪作响。一个老道趴在门槛上，道袍被血浸透，手里还攥着串念珠，断了线的珠子滚得满地都是。前头部队的鬼子说，这老道给抗联当过向导，搜出来的地图还揣在怀里。金立跟着中村走进庙门，神像被劈成了柴火，香炉里插着半截鬼子的刺刀，香灰混着血凝成了块。
　　到柳树河子的时候，十户人家的房子都是空的，窗户纸破了洞，风一吹哗哗响。鬼子中队占了这些漏雨的房子，其他小队在旁边搭帐篷。从夜里三点开始，鬼子就带着金立挨家挨户搜查，凡是十五到六十岁的男人，抓了就捆。有个瞎眼的老汉，听见动静想摸墙根跑，被鬼子一脚踹倒，头撞在磨盘上，血顺着磨盘的纹路往下淌。
　　十二中队那天枪毙了三十七人，都集中在中队部的场院里。金立站在中村身后翻译：“谁是抗联的同党？说出来就放了你们。”没人应声，只有风吹过树梢的呜咽。最后鬼子用机枪扫，金立看见有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中了枪还往前爬了两步，手指在泥地上抠出几道血痕。
　　
　　跟着中村搜查的那天晚上，金立永远忘不了第一户人家。木棍夹的院套，柴门虚掩着，鬼子扒开障子摸进去，踢开屋门时，炕头上的老太婆还在打盹，怀里的小孙子咂着嘴。对面炕上的两个青年刚坐起来，就被鬼子按在炕上捆了。搜出来的只有几块日本肥皂、一盒牙粉，还是开春时鬼子“配给”的。中村骂了句“八嘎”，还是把人押走了。
　　三更时搜第二户，四十多岁的男人刚从被窝里爬起来，就被反剪了胳膊。他媳妇抱着孩子哭，被鬼子一脚踹倒在灶台边，锅里的玉米粥洒了一地，烫得孩子哇哇叫。第三户的父子俩被拽走时，老头子挣扎着喊：“我儿子是木匠，从没见过抗联啊！”金立把话翻给中村，中村却笑着拍他的肩膀：“金浦君，他们的话，能信吗？”
　　房子烧起来的时候，金立看见窗台上晒着的红辣椒串，在火里噼啪爆开，像一串炸开的血珠子。那天晚上抓的五个人，天亮时都倒在了中队部的场院里。
　　第二天三更又搜出个想从窗户逃跑的老汉，七十多岁，是个拐子，腰卡在窗棂上，疼得直哼哼。金立忽然想起自己的老爹，也是这么个拐腿，就跟中村说：“小队长，他这样的，扛不动枪，也跑不远……”中村愣了愣，挥挥手让放了。这是金立唯一一次说情，后来他在供词里写：“当时觉得，算是积了点德。”
　　可回来的路上，山谷里闪过个黑影，鬼子抬手就开枪，金立看着子弹打在对面的崖壁上，溅起一串火星，心里那块刚软下来的地方，又硬成了石头。
　　第三天搜不到男人了，只剩下女人和孩子。有个抱着婴儿的媳妇，见了鬼子就往灶膛里钻，头发被火星燎得冒烟，怀里的孩子哭得声嘶力竭。鬼子把房子烧了，她抱着孩子站在火场外，眼睁睁看着房梁塌下来，突然疯了似的冲向鬼子，被刺刀挑了个透心凉，孩子掉在地上，哭声戛然而止。
　　鬼子杀人越来越省子弹，多用刺刀。杀完了，就在溪边磨刺刀，阳光照在刀刃上，晃得人睁不开眼。他们笑着比谁杀得多，中村的军靴上沾着血，用刺刀挑起个绣着牡丹的烟荷包，对金立说：“金浦君，这个送你。”那是从个被挑死的老汉怀里搜出来的。
　　
　　改编成“变胜”小队后，金立跟着中村在拉林河附近搜山。有天发现两棵摇动的大树，空树洞里藏着六个老百姓，都是从老黑沟逃出来的。吃午饭时，中村用指挥刀指着树洞说：“处理掉。”机枪响的时候，金立别过脸，听见有个孩子喊了声“爹”，然后就没了声息。跑掉的那个年轻人，后来成了抗联的侦察兵，1940年在一次战斗中俘虏了金立的同事，才知道那天树洞外的翻译官叫金浦光雄。
　　从向阳山到山河屯，鬼子抢了三十多头牛，走一路杀一路，牛皮被剥下来蒙了鼓。金立分了块牛肉，煮在锅里却吃不下，总觉得那肉的腥气里，混着老黑沟的血腥味。
　　在凤凰顶子的两方三村，调查户口时，中村看见哪家门上有红点，就知道有年轻女子。夜里，他们会挨家挨户地踹门。金立后来在供词里写：“我也参加了，我对不起那些姐妹……”他说有个穿蓝布衫的姑娘，被糟蹋后咬断了自己的舌头，血顺着嘴角流到衣襟上，像朵开败的牵牛花。
　　
　　1945年日本投降时，金立正在延吉的工棚里修铁路。他扒下军装扔进火堆，连夜改了名字，在工程队当了名瓦匠。1959年被检举时，他从床底下拖出个木箱子，里面全是当年的供词草稿，字迹歪歪扭扭，有好几处被眼泪泡得发皱。
　　老黑沟惨案死了1017人，金立的供词里，每个数字后面都画着个小小的“×”，像是在给自己画叉。1960年他被枪毙那天，天阴得像要下雨，临刑前他突然喊：“我是金立！不是金浦光雄！”
　　我1985年去老黑沟，看见纪念碑前摆着束野菊花，旁边放着本翻旧的供词复印件。有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正用布擦拭碑上的名字，其中一个，是她当年被抓去枪毙的丈夫。她说：“那个叫金立的翻译官，总算没把这些名字烂在肚子里。”
　　
　　窗外的仙人掌花在风里摇晃，像在为那些无名的冤魂点头。我想起冀中那些为虎作伥的汉奸，有的到死都没悔悟，而金立的供词，总算给老黑沟的1017个亡魂，留了点迟来的交代。
　　
　　“人啊，”我叹了口气，“走错一步，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王强点点头，从怀里掏出张老照片，是老黑沟惨案纪念碑的照片，碑前的野菊花在阳光下开得正艳。“你看，”他指着照片，“土地记得一切，不管是英雄，还是罪人。”
　　窗台上的绿萝垂下来，叶子上的水珠滴在搪瓷盘里，嗒嗒的响。王强手里捏着张泛黄的纸片，是从档案里复印的遗嘱，字迹歪歪扭扭，墨水洇了好几处。“1937年的沈阳，浑河北沿的雪地里，刘国安他们的血冻成了冰碴子。”他忽然开口，声音像被砂纸磨过，“刘毓芹抱着两岁的孩子站在刑场边，手里还攥着没送出去的烧饼，饼渣子混着眼泪掉在地上。”
　　远处的学校传来下课铃，清脆得像玻璃碰在一起。王强叹了口气：“那会儿的孩子，哪能像现在这样安安稳稳上学。”
　　
　　王强讲道，刘国安和刘毓芹是铁岭师范的同学，俩人情投意合，毕业后没几年就结了婚。刘国安写得一手好字，讲课又生动，在抚顺中学教历史时，学生都爱听他讲岳飞传，说“咱们中国人，脊梁骨不能弯”。“九一八”事变那天，他跟同学白培辛揣着枪，摸到日军营地打死两个鬼子，连夜潜回铁岭，把这事跟刘毓芹一说，她吓得脸都白了，却连夜给他收拾了包袱：“往南走，别回头。”
　　1932年到安东教育局当学务股长，刘国安暗地里参加了抗日救国会。他常跟毓芹说：“现在的教育，都是日本人的洗脑汤，咱得让孩子们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他把抗联的传单藏在课本夹层里，趁夜分给信得过的教员，孙文敷厅长、秦有德校长他们，都是这么联系上的。
　　1936年11月13日下午，安东县立中学的操场上，学生们正在上体育课，忽然看见日本宪兵把刘国安从办公室拽出来，反剪着胳膊往车上推。他挣扎着回头，喊了句“告诉毓芹，照顾好爹娘”，声音被宪兵的枪托砸断在喉咙里。消息传到家里时，刘毓芹正在给孩子喂奶，一听这话，怀里的孩子“哇”地哭了，她自己眼前一黑，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第二天一早，刘毓芹抱着刚满两岁的儿子，揣着攒下的几块银元，坐烧煤的火车赶到安东日本宪兵队。翻译官斜着眼看她：“刘国安？在里头呢，想见？没门！”她在宪兵队门口守了三天，冻得嘴唇发紫，鞋底子磨出了洞，才有个扫地的老头偷偷跟她说：“别等了，这几天抓了不少教育界的，都关在地下室。”
　　她托人找关系，送了块祖传的银镯子，才从看守嘴里套出话：“都是要往奉天送的，过了年就开庭。”毓芹连夜回了趟铁岭，跟公婆说国安出了远门，然后抱着孩子，揣着公婆给的一篮子鸡蛋，又折回安东。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管他到哪，我都得跟着。
　　1937年正月的奉天，冷得能冻掉耳朵。伪陆军监狱的牢房里，没有生火，邓士仁厅长冻得直哆嗦，刘国安把自己的破棉袄披在他身上，说：“厅长，咱不能让鬼子看笑话。”每天两顿稀得能照见人影的苞米糊糊，还不够塞牙缝，加上灌辣椒水、上老虎凳，十二个人瘦得只剩皮包骨，可审讯的时候，没一个人松口。
　　孙文敷厅长七十多了，被打得肋骨断了三根，还跟年轻人说：“咱是教书人，嘴可以被打烂，话不能说错一个字。”秦有德校长的眼镜被踩碎了，就眯着眼看牢门上的铁栏杆，说那像老家院子里的竹篱笆，等出去了，要在篱笆上种满牵牛花。
　　
　　毓芹赶到沈阳时，兜里只剩两块大洋。在监狱附近的小旅馆住下，第二天一早就碰见个穿灰布棉袄的少年，是孙文敷厅长的小随从，脸上还带着伤。“嫂子，你可来了。”他拉着毓芹的手就哭，“明天……明天他们就要被处决了。”
　　毓芹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怀里的孩子吓得直哭。随从提醒她：“找看守，送点钱，或许能让大哥吃顿饱的。”她摸遍全身，凑了一百块钱，找到看守家，“扑通”就跪下了，“求您，给我当家的买几个烧饼，让他吃个饱……”看守皱着眉接过钱，嘟囔了句“造孽”。
　　那天傍晚，看守捎来个药口袋，是刘国安平时装草药的。上面用烧焦的火柴头写着几行字，墨迹晕染，像是写的时候手在抖。“毓芹，我未死于病，而死于国事，已是幸运……”毓芹抱着口袋，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打湿了那几行字。她赶紧用布擦干，在纸条上写：“扶侍二老，教养子女，请君放心。”
　　看守把纸条送进去，过了半晌出来说：“刘先生看了，说‘见字知心，死无遗憾’。”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说话”。
　　2月8日天还没亮，毓芹就抱着孩子站在监狱门口，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怀里揣着刚买的烧饼，还热乎着，她想：等会儿他出来，一定让他先咬一大口。从清晨等到中午，监狱的铁门“嘎吱”一声开了，出来两辆刑车，车斗里的人穿着单薄的囚服，冻得嘴唇发紫，却都挺着腰杆。
　　刘毓芹一眼就看见了刘国安，他的头发被剃得乱七八糟，脸上带着伤，可眼神还是亮亮的。她想喊他的名字，喉咙却像被堵住，只能死死咬着嘴唇。车刚动，就听见有人喊：“中华民族万岁！”是孙文敷厅长的声音，接着，十几个人的声音合在一起，震得空气都在颤。
　　刑场在浑河北沿，一片白茫茫的雪地。毓芹赶到时，枪声刚停，地上的血冒着热气，很快就冻成了暗红色。十几个宪兵正往马车上抬尸体，她冲过去想拦，被一个宪兵推了个趔趄：“滚开！”她看见刘国安的破棉袄掉在地上，赶紧捡起来，上面还沾着烧饼渣——是看守送进去的那几个，他没舍得自己吃，分给了同伴。
　　她抱着棉袄坐在雪地里，孩子拽着她的衣角喊“娘”，她才回过神，眼泪又涌了上来。雪落在她的头发上，很快就白了一片，像生了满头的霜。
　　
　　王强讲道，回安东跟公婆坦白那天，毓芹把刘国安的遗嘱念了三遍，老人哭得几乎背过气去。她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爹，娘，国安不在了，我就是你们的亲闺女，养老送终，绝不二心。”她卖掉安东的房子，带着老人孩子回了铁岭农村，租了间土坯房，靠纺线织布过日子。
　　有天夜里，孩子发烧说胡话，喊“爹”，毓芹抱着他坐在油灯下，拿出那个药口袋，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认：“这是你爹写的，他说要让你成人，重整门庭。”孩子似懂非懂地点头，小手攥着口袋不放。
　　1945年光复那天，毓芹正在地里割麦子，听见村里敲锣打鼓，有人喊“鬼子投降了”，她手里的镰刀“当啷”掉在地上，蹲在地里哭了一下午，把这些年的委屈都哭了出来。后来到沈阳当小学教员，教孩子们写“中国”两个字，总说：“要写得端端正正，就像你们的脊梁骨。”
　　我1950年在沈阳开会，见过刘毓芹一面，她头发已经白了大半，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说话声音不大，却字字有力。她说国安的那个药口袋，她一直贴身带着，磨破了就用布补，补了又磨破。“他说要迁徙农村，我就来了；他说要教子成人，我做到了。”她的儿子后来考上了师范，也成了一名老师，跟他父亲一样，爱讲岳飞传。
　　
　　安东教育界惨案里，三百多人被捕，到1945年活着出来的只有三四十个。孙明轩会长的儿子后来成了医生，说父亲临刑前托人带话，让他“多救中国人”；秦有德校长的女儿继承父志，在林科中学当校长，校园里种满了牵牛花，每年开花的时候，她都说是父亲来看她们了。
　　王强把那张复印的遗嘱叠好，放进一个铁盒子里，里面还装着其他烈士的遗物照片。窗外的绿萝又滴下一滴水，落在搪瓷盘里，像一声轻轻的叹息。我想起冀中那些失去丈夫的妇女，她们和刘毓芹一样，把眼泪咽进肚子里，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一个家，就因为那句“教子成人，重整门庭”。
　　“他们的孩子，都长成了挺直腰杆的中国人。”我说，“国安在天有灵，该放心了。”
　　王强点点头，指着铁盒子里的一张照片，是刘毓芹和她儿子在刘国安墓前的合影，墓碑上的字被雨水冲刷得很清晰。“你看，”他的声音有些哽咽，“这就是重整的门庭，比啥都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