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四道河子，仙桥不屈

　　窗台上的仙人掌开了朵嫩黄的花，细小的花瓣在风里轻轻颤。王强翻着本岫岩县的文史资料，指尖划过“马玉珍”三个字，突然叹了口气：“老李，你说这人啊，有时候想当个好人都难。四道河子的马玉珍，就因为不肯说瞎话，把命搭进去了。”
　　他抬头望向窗外，远处的楼群在暮色里模糊成一片。“1936年的二道河子小北沟，可比这冷多了。”
　　
　　王强讲道，岫岩四道河子村的马玉珍，是个出了名的厚道人。五十多岁的年纪，留着山羊胡，见人总先拱手。日本人让他当伪村长，他躲到县城里，可架不住警察天天上门催，只好硬着头皮应下来。他常跟村里人说：“我当这个村长，不求别的，只求少让大伙遭点罪。”
　　1936年2月6日下午，警察找到他，说新泽大尉骂他“通匪”，让他立马去王家堡子守备队。马玉珍愣了愣，说：“我没通匪，去就去。”他心里清楚，是因为曹国仕的队伍在附近活动，日本人没抓到把柄，就想拿他撒气。
　　那天黄昏，他刚回村公所，日本人又来催，说必须连夜赶到。这时西沟的奸细回来报信，说曹国仕的人上午在老黑沟停留，中午就往汤沟去了。新泽一听就炸了，拍着桌子吼：“你们全在撒谎！曹国仕明明在，你们说不在；听说我要传村长，就说他来了，现在又说走了！”
　　2月7日清晨，马玉珍跟村丁坐大车到了守备队。刚进院，就被两个日本兵按在地上，鞭子像雨点似的抽下来。“说！谁跟曹国仕有来往？”新泽的唾沫星子喷在他脸上。马玉珍咬着牙，一声不吭。
　　鬼子把他捆在牛槽里，头冲下，拿大铁壶往他嘴里灌冷水和辣椒汤。灌得肚子像鼓一样，就用脚踩着往下跺，水和血顺着嘴角、鼻孔往外冒。马玉珍几次昏过去，又被冷水浇醒，可还是那句话：“我不知道。”
　　折腾到近午，新泽见实在问不出啥，骂骂咧咧地让人把他放了。可他前脚刚出守备队的门，后脚新泽就拟了份名单，让日军和团丁按名单抓人——村长、屯长、牌长，只要能叫上名的，几乎都在上面。
　　2月8日那天，天阴得像要下雪。日军从娘娘沟、西沟抓了二十多人，有屯长姜春波、王会廷，还有牌长曹洪恩、费洪余。王德恒是被抓错的，本来该抓他哥王德禄，可他哥不在家，鬼子就把他绑走了。他后来跟我说，被绑的时候，他娘追着哭，日本兵一脚把老人家踹倒在雪地里。
　　马玉珍刚到家没多久，又被抓了回去。这次鬼子没打他，就把他关在柴房里，看着外面抓人。他听见村民的哭喊声、日本兵的吼叫声，心里像被刀剜似的。
　　
　　王强讲道，2月11日，鬼子又抓了三十多人，有副村长石友朋、大团团长白云阁，连道士佟善人和阴阳先生刘忠礼都没放过。白云阁是个硬汉子，被抓时还骂：“小日本，早晚有人收拾你们！”
　　2月19日的第三次抓捕，专挑曹国仕的同族下手。曹有德、曹有太这些本份农民，没见过曹国仕几面，也被捆着塞进了大车。马玉珍的三儿子马凤歧，才十八岁，听说爹被抓，跑回家想看看，刚进门就被堵个正着。
　　2月15日那天，二道河小北沟的雪地里，马玉珍和费洪恩、费洪余、金宝太、尹富余被绑在树上。新泽举着指挥刀，最后问他：“说不说？”马玉珍抬起头，声音不大却很清楚：“我是中国人，死也不当汉奸。”枪声响起时，他还在骂，“小日本，你们长不了！”
　　2月20日的屠杀最惨。在佟家堡子的空地上，石友朋被绑在柱子上，鬼子用刺刀挑开他的胸膛，他还在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白云阁更惨，被鬼子用刀活活砍死，头挂在村头的歪脖子树上。
　　
　　李殿奎是送鸡时被抓的，刚把鸡放下，就被套上脖扣。他喊：“我是来送鸡的！”可没人听。刘二从县城卖谷草回来，鬼子问他叫啥，他说“刘二”，就因为名单上有个“刘亮”，愣是被当成替身枪毙了。还有个叫高某的，探亲路过刑场，也被拉去垫了数。
　　那天在王家堡子警察署附近，22个村民被枪杀，有屯长王成珍、王会廷，还有得站村的宗占一、包子阳。子弹打穿他们的胸膛，血染红了地上的积雪，像开了一地红疹子。
　　王德恒身中数枪，可都没打在要害。他躺在死人堆里装死，能听见鬼子的皮靴踩在雪地上的声音，还有同伴临死前的呻吟。等鬼子走了，他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胸口的血冻成了冰碴子，一瘸一拐地摸回了家。
　　曹国仕听说四道河子遭了难，在山里哭了一宿。他的族人死了不少，队伍也打散了，后来负伤入关，1937年在昌平县拉起队伍起义，编入八路军，没多久就牺牲了。
　　解放后，王德恒还活着，给孩子们讲当年的事，总说：“马村长是条汉子，宁愿被灌辣椒汤，也不肯冤枉一个好人。”
　　
　　王强合上资料，封面上的“四道河子惨案”几个字被阳光照得发白。窗外的仙人掌花在暮色里轻轻摇晃，像在为那些逝去的人默哀。我想起冀中那些被鬼子杀害的村干部，他们和马玉珍一样，明明可以低头保命，却偏要挺直腰杆，就因为心里装着“中国人”三个字。
　　“他们没白死，”我轻声说，“现在没人敢再欺负咱了。”
　　王强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张老照片，是1950年拍的四道河子村，废墟上已经盖起了新房。“你看，”他指着照片，“这就是马村长他们想看到的样子。”
　　案头的保温杯里飘出茶气，王强的手指在一张泛黄的地图上点了点，那里标着“南岗头”三个小字。“1936年的雪，比今年早了一个月。”他忽然开口，声音里裹着寒意，“姜吉盛要是知道那天起早干活会撞见鬼子，说啥也不会迈出家门。”
　　窗外的银杏叶落得只剩枝桠，像极了当年南岗头被烧后的房梁。
　　
　　王强讲道，安东县合隆乡的南岗头，就五六十户人家，屯子小得站在东头能看见西头的烟囱。1936年冬天，鬼子友枝敬一带着兵在这“清乡”，把个屯子搅得鸡飞狗跳。12月15日那天，伪警务局局长张忠臣的自卫团在姜家堡子的窝棚里抓了俩带枪的——于德新和齐小惠，一问才知是阎生堂的人，在南岗头借住过几次。
　　友枝敬一的眼睛红了，连夜就审，鞭子抽得俩人皮开肉绽。第二天凌晨，天还飘着雨加雪，饭尾准尉带着二十多个鬼子就把南岗头围了。姜吉盛正在场院干活，听见动静躲进窝棚，可还是被搜了出来——这是后来张庆德说的，他藏在苞米仓里，听见姜吉盛“啊”地叫了一声，就没了动静。
　　鬼子挨家挨户踹门，喊着“出来开会，不出来就烧死”。杜某和徐某想往西跑，没跑过马队，枪响的时候，张庆德的侄儿张新发吓得捂紧了嘴。王忠实藏在耳屋棚顶，能看见他娘钻进碾道的笸箩底下，玉米棒子落了一身。丛大仁的四儿子才七岁，钻进鸡窝，鸡毛粘了满脸，大气不敢喘。
　　七点多，村民被押到姜德春的前院，一百多伪军端着枪围在四周。伪警官张忠臣跟饭尾嘀咕了几句，站到院子中间喊：“谁是‘马胡子’？站出来！”没人应声。他又喊，“马胡子来过没有？说！”院子里只有风吹过的声音，混着孩子的啜泣。
　　过了会儿，张忠臣指着宋国文家：“宋家的人都出来！”开始没人敢动，他就让宋家的亲戚去人群里拽，把宋家人一个个拉了出来，还有两户朝鲜人也被拽到前排。“谁是串门的？”只有雷景春颤巍巍地走了出来——他是前一天来走亲戚的。
　　鬼子找来绳子，让后排的绑前排的，八个人一串，押到姜树春后院东头的屋子窗下。窗扇早被卸了，窗外放着条板凳，饭尾比划着让村民踩板凳从窗口进屋。第一个人刚爬到炕沿，窗外就枪响了，人“扑通”一声栽倒在炕上。
　　一批接一批，血顺着窗缝往下淌，在雪地上积成小水洼。轮到姜德春、于天发、许恒志时，姜德春突然挣断绳子，扑向旁边的鬼子，想抢枪。另一个鬼子举着铁锹从背后劈下来，他“嗷”地一声跪倒，脖子又挨了一刺刀，血喷得老高。
　　于天发背后中了一刀，许恒志的左腿被打穿。鬼子把他们仨扔进屋，往草堆上扔了火把。火着起来的时候，三个人挣断绳子，趁着浓烟合力推倒后墙，于天发拖着姜德春，许恒志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火苗燎着了他们的棉袄。
　　男人杀得差不多了，鬼子又闯进东厢房——那里关着妇女和孩子。张庆德后来回忆，他从苞米仓的缝里看见，几个日本兵把妇女拖到院里，撕她们的棉袄，惨叫声比枪声还刺耳。有个孕妇被挑死时，肚子里的孩子还在动。
　　之后鬼子往屋里开枪，子弹打穿了门板，妇女和孩子的哭喊声像被掐住的嗓子，越来越弱。火点起来的时候，有个女人抱着孩子从窗户跳出来，刚落地就被刺刀挑了，孩子掉在地上，哭了两声也没了声息。
　　
　　日伪军离开时，南岗头已经成了火海，烟柱冲上灰蒙蒙的天。三十四户人家，二百七十多人没了，一百五十六间房烧得只剩断墙。张庆德从苞米仓里爬出来，脚踩在血水里，又滑又黏。他在火堆里找到妻子，腿被打穿了，还有气，叔侄俩刚把她抬出来，她就咽了气，眼睛还睁着。
　　宋老娃子的媳妇满身是血，从火里爬出来，头发烧焦了一半。老郭家串门的妇女爬到门口，对张庆德说：“告诉俺家人，来收尸……”话没说完就不动了。
　　王强讲道，姜德春三人逃到山里，许恒志半月后流血过多死了，临死前还念叨着家里的牛。12月19日，张庆德和邻村的人来收尸，尸体烧得蜷成一团，分不清谁是谁，只能按男女分葬在两座坟里。地面的雨雪被血染红，冻成了冰，踩上去咯吱响。
　　汉奸张忠臣后来被抗联逮住，在姜德春家的院子里枪毙了，死前吓得尿了裤子。友枝敬一和饭尾在太平洋战场上被打死，也算报应。
　　
　　2013年，丹东东港建了南岗头惨案纪念馆，张庆德的孙子去参观，看见墙上挂着姜德春的画像——那是根据于天发的回忆画的，浓眉大眼，下巴上有颗痣。“俺爷说，”那小伙子跟我说，“姜爷爷推倒后墙的时候，火光照着他的脸，像庙里的关公。”
　　王强从抽屉里拿出张照片，是纪念馆的落成仪式，老人们站在纪念碑前，头发被风吹得乱舞。窗外的茶气渐渐散了，留下淡淡的苦涩。我想起冀中那些被屠村的幸存者，他们和张庆德一样，把恐惧藏在心里，把记忆刻在骨上，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让后人知道——有些血，不能白流。
　　“纪念馆建得好，”我说，“得让孩子们知道，南岗头曾经有过怎样的冬天。”
　　王强点点头，照片上的纪念碑在阳光下闪着光，像一把插进地里的剑，剑柄上刻着：勿忘。
　　
　　书桌上的台灯照着泛黄的档案，王强的指尖划过“董仙桥”三个字，指腹蹭过纸面的褶皱，像在抚摸一道陈年伤疤。“1938年的佳木斯，三月的雪还没化透，宪兵队的院子里就已经淌开了血。”他忽然开口，声音里带着冰碴子似的寒意，“董仙桥他们，就是在那会儿把骨头磨成了钢。”
　　窗外的雨敲着玻璃，淅淅沥沥的，像极了档案里写的刑讯室水声。
　　王强讲道，1938年3月15日拂晓，佳木斯的天还黑着，宪兵队的卡车就堵在了各个街口。一千多日满军警、特务倾巢而出，手电筒的光柱在巷子里扫来扫去，像饿狼在找猎物。敖其小学校长李恩举刚推开校门，就被两个宪兵按住了；桦川中学的董仙桥正在备课，门被踹开时，粉笔灰还飘在阳光里。
　　这就是“三·一五”大逮捕，从佳木斯到汤原、富锦，三天抓了315人，后来汤原宪兵队又抓了赵明九等13人。佳木斯市委有六个支部，六十多名党员，童仙桥是市委书记——后来才知道，档案里的“童仙桥”是笔误，其实是董仙桥，那位硬得像石头的市委书记。
　　宪兵队的院子里，汤原的抗日救国会分会长倪权被打得皮开肉裂，夜里躺在地板上，血肉跟木头粘在一起，第二天站起来时，皮肤像被刀刮过，红肉外翻。时作洲更惨，被打得浑身冒血，咳出来的痰里都带着血沫子，说话时嗓子里像含着块烧红的铁。
　　关恨波是莲江口伪警察署的地下党，四五个宪兵轮着用鞭子抽，打得他血肉模糊，又让他跪在地上，腿弯里压上碗口粗的杠子，两头各站两个人。他的腿“咔嚓”响了一声，人却咬着牙没哼。日特见他不招，把他大头朝下按进水缸，冒泡的黑水呛进鼻子，他像片叶子似的漂起来，昏死过去。
　　董仙桥被关在审讯室，三天三夜没合眼，没喝水。宪兵用皮靴踢他的肋骨，用烧红的铁钳烫他的胳膊，他几次昏过去，又被冷水浇醒。嘴唇裂得像干涸的河床，血顺着下巴流进衣领，把白衬衫染成了深褐色。“说！下江特委的人在哪里？”翻译的声音尖利刺耳，董仙桥抬起头，血糊住了眼睛，只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不知道。”
　　最让人揪心的是18岁的李树昌，桦中的学生党员，满脸稚气，文弱得像株豆芽菜。日特先诱供，给糖给他烟，他把头扭向一边。后来灌辣椒水、上大挂、坐电椅，最后烧红的烙铁按在他脊背上，“滋啦”一声，焦糊味弥漫了整个刑讯室。他疼得浑身抽搐，却死死咬着嘴唇，直到昏过去，也没吐出一个字。
　　王强讲道，依兰的刑讯更狠。宪兵用粗木棒拧脚镣，直到把人的脚筋拧断；用锥子扎进手心，再往桌子上按；把混合煤油的水灌进肚子，胀得像鼓，就用皮靴踩着往外挤，血水从鼻子嘴里冒出来。有女同志被扒了裤子用烙铁烫，有男同志被用香火烤小腹，直到活活烤死。
　　敖其小学校长李恩举就是这么没的，他的眼镜被踩碎在地上，镜片混着血。依兰三小的徐达民被押往佳木斯的路上，趁宪兵不注意，一头扎进了江里，浪头卷着他的衣角，像只展开的白鸟。商人工子和被打折了肋骨，在码头咽气时，怀里还揣着给孩子买的糖，早就化了。
　　佳木斯市委的张宗兰、金淑英两位女党员，潜到哈尔滨时被特务盯上了。她们在旅店里把党的机密文件嚼碎咽进肚子，然后服了毒。发现她们时，两人还保持着坐立的姿势，脸上没有痛苦，只有决绝。后来白江绪脱险，说这两位同志是用命换了他的命。
　　“三·一五”事件里，365人被捕，112人被判刑，18人判了死刑。董仙桥被判20年，关恨波10年。在伪满的监狱里，董仙桥靠着每天默念党章活下来，指甲缝里的泥垢剔干净了，就用指甲在墙上划“共产党”三个字，划了又划，直到墙皮剥落。
　　1945年光复那天，监狱的铁门被炸开，董仙桥从牢里走出来，头发白了一半，背也驼了，可腰杆还是挺得笔直。他后来当了佳木斯第一任市长，开会时总说：“我们今天能坐在这儿，是因为李树昌他们把该受的罪都受了，该流的血都流了。”
　　1990年他去世时，我去吉林送他。他儿子从抽屉里拿出个小布包，里面是半块啃得坑坑洼洼的窝头——那是1938年在宪兵队里，李树昌偷偷塞给他的，他一直留着。
　　
　　王强合上档案，台灯的光晕里浮着细小的尘埃，像刑讯室里从未散尽的烟。窗外的雨停了，月亮从云里钻出来，照亮了远处的纪念碑。我想起冀中那些被敌人逮捕的地下党员，他们和董仙桥一样，明明可以说出名字换条命，却偏要把秘密烂在肚子里，就因为“共产党员”这四个字，比命还重。
　　“他们没白熬。”我说，“现在的佳木斯，街道宽得很。”
　　王强点点头，从怀里掏出张老照片，是1946年董仙桥在市政府门前的留影，他穿着中山装，胸前别着钢笔，笑容里带着劫后余生的平静。照片的边角已经卷了，可那双眼睛明亮清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