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鹏振逆袭，儒贤救夫

　　王强的书桌上摆着张泛黄的地图，辽西的山川河流被红笔圈了又圈。他用手指点着黑山县的位置，那里有个不起眼的小地名——英城子乡北营子村。“老李你看，这是高鹏振的老家。”他抬头看我，眼里闪着光，“那可是个敢跟鬼子叫板的硬汉子，人送外号‘老梯子’，意思是再难的坎儿，他都能搭梯子爬过去。”
　　电视里正播放着东北义勇军的纪录片，王强忽然坐直了身子：“要说逆袭，没人比得过他——从绿林好汉到抗日英雄，这弯子转得比辽河套的河湾还急。”
　　
　　王强讲道，1931年九一八那晚，高鹏振正在北大营附近的陈家喝酒。他本是来奉天小河沿京施医院养伤的——之前跟军阀阙朝玺的兵干仗，打死九个扰民的官兵，队伍被打散，自己也挂了彩。谁承想，就赶上了鬼子炮轰北大营。
　　他站在院里，看着日军的炮弹在夜空中划出红光，把酒杯往地上一摔：“这帮东北军，剿匪能耐大，见了鬼子就成了缩头乌龟！”那天夜里，他坐着马车出了沈阳城，车轱辘碾过青石板路，像碾在他的心上。
　　高鹏振是黑山县人，早年因为官府欺压，才落草为寇，报号“老梯子”。九一八后，他在新民姚堡乡沙岭岗子村招兵买马，失散的弟兄们闻风而来，没几天就聚了二百多人。1931年10月10日，他在沙岭岗子村的打谷场上竖起“兴中灭日”的火焰白三角大旗，誓师抗日。那旗子在风里飘得哗哗响，像在喊“跟我上”。
　　
　　11月25日，他接到密报，一小队日军去新民五台子抢粮食。高鹏振带着人在半路设伏，清一色的大刀长矛，愣是把鬼子全宰了。这一战，揭开了“老梯子”抗日的序幕——以前他跟官府斗，现在枪口对准了鬼子。
　　12月初，他在黑山县确屯附近连着打了几仗，击毙击伤日伪军一百三十多人，缴获的三八大盖能装备一个连，还有四挺轻机枪。我那会儿在东北军里，听弟兄们说“老梯子”神了，专挑鬼子的软肋打，打完就跑，比兔子还快。
　　1932年1月15日，日军攻五台子村，自卫团快顶不住了，高鹏振带着骑兵从天而降。他一马当先，马刀劈得呼呼响，喊着“跟小鬼子拼了”！那仗打死打伤七十多个鬼子，连大尉、中尉都撂那儿了，缴获的马匹能装满一个马圈。
　　鬼子恨透了他，派兵烧了他家房子，抓了他爹高品仲。老爷子被打得皮开肉绽，就是不说儿子在哪儿，最后死在狱里。高鹏振听说后，在阵地上哭了一宿，第二天带着弟兄们端了鬼子的哨所，把仇人的头砍下来，摆在他爹的灵位前。
　　那年夏天，他在彰武一带截了日军的物资车。十六旅团长川原劲带着一百五十多鬼子和伪军护送，被高鹏振堵在山谷里。激战两小时，打死四十多个鬼子，活捉黑田中尉等七人，十多车军火全成了他们的战利品。黑田中尉跪地求饶，高鹏振一脚把他踹翻：“你们烧我家时，想过求饶吗？”
　　要说跟他关系近的，得提王玉楼。那是他表舅，虽说是长辈，比他小不少，九一八时才十六岁，在地里刨地。鬼子要出荷粮，王玉楼拿不出，被灌了辣椒水，打得半死。他揣着把镰刀找到高鹏振：“外甥，我跟你干！”高鹏振乐了，喊他“老舅爷子”，给了个小队长当。
　　王玉楼学得快，骑马打枪样样在行。有回队伍在屯子落脚，被鬼子包围了。高鹏振在屋里扎吗啡——他有这毛病，犯了瘾就打不起精神。王玉楼催他快走，他却慢悠悠地“推八门”算卦，摆弄着铜钱说：“往东北走！”果然，东面没设伏，日军从南北西三个方向扑过来。
　　
　　王强讲道，突围时，王玉楼刚直起腰，肚子就中了一枪，肠子都流出来了。他抓起肠子往肚子里塞，不管沾了多少泥和草，解下腰带勒紧，手里还攥着两把匣子枪。高鹏振让人用花被子裹着他，四个弟兄抬着冲。路上高鹏振说：“老舅爷子，枪给我吧。”他咬着牙说：“没事，能拿！”后来还是个蒙古族大夫用草药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从1932到1935年，高鹏振带着队伍在热河和辽河两岸打游击，鬼子几次围剿都没抓住他。1936年他右臂负伤，躲到朋友家养伤。1937年7月，在武西北太平村，被叛徒从背后打了黑枪，死时才四十岁。弟兄们把他埋在山岗上，坟头朝着黑山县的方向——他到死都惦记着老家。
　　高鹏振牺牲后，王玉楼带着残部加入了抗联。在哈尔滨附近的雁荡山，子弹打光被俘。鬼子让他滚钉板，腰上拴绳子，两头拽着在钉板上拖，他浑身是血，愣是没哼一声。又让他跪在玻璃碴上举棍子，一跪几个钟头，手一抖就挨棒子，手指被打折了三根。最后判了无期徒刑，在牢里熬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出来，三十多岁的人，看着像五十岁。
　　回老家那天，乡亲们都以为见了鬼——都说他早死在牢里了。他解开衣服，肚子上的伤疤像条蜈蚣，手上的指关节歪歪扭扭。解放后他在家种地，说起高鹏振就掉泪：“那外甥，是条汉子，就是可惜了……”
　　2015年，高鹏振被列入著名抗日英烈名录。我去黑山县参加纪念活动，看到他的画像挂在最前面，眼睛瞪得圆圆的，像还在盯着鬼子的方向。王玉楼的儿子也来了，捧着父亲的遗物——那两把没离手的匣子枪，枪管都磨亮了。
　　
　　王强把地图折起来，折痕处几乎要裂开。窗外的阳光照在他的白发上，像撒了层霜。我想起冀中那些拉杆子抗日的好汉，他们或许出身草莽，却在民族大义面前，活得比谁都堂堂正正。所谓逆袭，不是打败多少敌人，而是在乱世里，守住了心里的那点光。
　　“他们没白拼，”我说，“这太平日子，就是他们想搭的梯子。”
　　王强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枚纪念章，是高鹏振的英烈勋章复制品。他用袖口擦了擦，勋章上的光芒，像极了当年那面“兴中灭日”大旗上的火焰。
　　案头的茉莉开了，香气淡得像一层雾。王强捧着本《东北义勇军史料》，指尖在“苗可秀”三个字上停留许久。窗外的蝉鸣突然低了下去，他合上书，声音里带着些微的颤抖：“老李，你说这乱世里的缘分，是不是都带着血珠子？王儒贤和苗可秀，就是被枪子儿串起来的夫妻。”
　　
　　王强讲道，1932年的夏天，丹东凤城宝山温家堡子的玉米长得正旺。19岁的王儒贤躺在炕上发疟子，两床被子裹着还打哆嗦，牙齿咬得咯咯响。突然院外“砰砰”两声枪响，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提着驳壳枪冲进来，后面跟着日本兵的喊叫——那是苗可秀，东北大学的高材生，义勇军的总参议。
　　王儒贤的爹给义勇军当过伙夫，认得他，急得直搓手。菜窖、粮仓、炕席筒都被鬼子搜过，藏哪儿都不保险。老头一跺脚，把苗可秀拽进女儿的屋里：“快，钻柜袍里！”
　　那口大柜底下有一尺高的支架，叫“柜袍”，苗可秀蜷身钻进去，老头往缝里塞了些旧衣服。王儒贤看还有道缝，忍着寒颤往柜边挪了挪，用后背把缝堵得严严实实。她后来说，当时能听见苗可秀的心跳，跟她自己的一样快。
　　鬼子闯进里屋，刺刀挑起王儒贤的被子。她妈赶紧说：“闺女病了，发疟子。”翻译一说“伤寒，传染病”，鬼子们脸都白了，捂着鼻子往外跑，连枪托碰了门框都没回头。等脚步声远了，苗可秀才从柜袍里钻出来，眼镜片上沾着灰，对着王儒贤一家作揖：“大恩不言谢，我苗可秀记着这份情。”
　　
　　这事传到邓铁梅耳朵里，这位自卫军司令可乐了。他早就想留住苗可秀这人才，正好有了由头——按当地说法，男人钻了大姑娘的被窝，就得负责。邓铁梅提着两斤红糖上门提亲，王儒贤的爹红着脸摆手：“他是贵人，俺们配不上。”
　　苗可秀一听就急了：“邓司令，我是来抗日的，不是来娶亲的！”邓铁梅把脸一沉：“你不娶，就是想走！”两人吵了三天，最后邓铁梅“咚”地跪在苗可秀面前，“你不答应，我就跪三天三夜！”
　　苗可秀没辙了，把他扶起来：“司令，我娶。”他后来跟王儒贤说，不是怕下跪，是怕寒了弟兄们的心。
　　新婚那晚，苗可秀给她改名“儒贤”，说：“王秀英太普通，儒贤，有学问又贤淑。”他教她识字，驻扎时写毛笔字，行军时就用树枝在地上划。王儒贤学得快，三年就认了上千字。苗可秀总笑着说：“我读了二十年书，你十年就能赶上。”
　　她不光识字，还学会了打枪，骑在马上能百发百中。跟着队伍转战的时候，她挎着双枪，马靴上沾着泥，谁也看不出这是当年炕上那个怯生生的病姑娘。有回伏击鬼子，她一枪打穿了指挥官的帽子，苗可秀在马上朝她竖大拇指：“我媳妇是女英雄！”
　　1935年春天，王儒贤怀了孕，苗可秀把她送回娘家。才过三个月，鬼子就找上门来，把她和她爹一起抓走了。审讯室里，鬼子用烧红的烙铁烫她的胳膊，问苗可秀在哪儿。她咬着牙说不知道，被打得昏死过去。
　　等她醒过来，肚子里的孩子没了——七个月的胎儿，被鬼子用刺刀挑出来，还在哇哇哭，就那么被扔进了臭水沟。王儒贤疯了似的想扑上去，被鬼子一脚踹倒在榆树下，用冷水浇，直到没了气息。
　　鬼子让家人来领尸体，她妈摸着她还有口气，把她抬回家。炕上躺了二十天，她才睁开眼，第一句话就是：“我男人呢？”
　　
　　王强讲道，那时苗可秀已经被捕了。他在达碑家岭养伤，被叛徒告密，鬼子把他送到医院治好伤，再押回凤城折磨。王儒贤拖着病体想去看他，被家人死死按住：“你去了也是送死！”
　　1935年7月25日，苗可秀在凤城刑场就义，临刑前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息传来，王儒贤把自己关在屋里，想上吊，被她妈发现；想吞鸦片，又被哥哥抢了去。她说：“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她妈抱着她哭：“你得活着，给苗先生报仇，给孩子报仇！”
　　后来她又被抓了三次，鬼子逼她改嫁，说“嫁给皇军的人，就饶了你”。为了保家人，27岁那年，她嫁给了伪安东县的土地测量员孙仁堂。但她从不跟孙仁堂同房，枕头底下总压着苗可秀教她写的“抗日”二字。
　　孙仁堂死后，民政部门给她恢复了烈属身份。2007年她去世时，怀里还揣着块玉佩，是苗可秀当年送她的定情物，上面刻着“儒贤”两个字，被磨得发亮。
　　2015年，苗可秀入选著名抗日英烈名录。我去凤城参加纪念活动，看到他俩的合照——苗可秀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王儒贤穿着军装，眼神坚毅。讲解员说，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里少有的“书生配侠女”。
　　
　　茉莉的香气漫进窗来，王强把书放回书架，那里摆着许多抗日英烈的传记。我想起冀中那些掩护八路军的乡亲，想起他们把战士藏进地窖、塞进柴房的样子，突然明白，所谓英雄，不只是扛枪的人，还有那些用脊梁骨撑起一片天的百姓。
　　“他们都活在心里了。”我说。
　　王强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张复印件，是苗可秀写给王儒贤的信，最后一句是：“待驱逐倭寇，我必归乡，与你共话桑麻。”墨迹已经淡了，但字里的劲儿，还像当年一样足。
　　
　　初冬的阳光透过窗棂，在地板上投下格子状的光斑。王强捧着个搪瓷缸子，指节在缸沿上轻轻敲着，缸子上“劳动模范”四个红漆字已经斑驳。“刘玉泉这小子，是从泥里长出的树，根扎得深，骨头硬得很。”他忽然开口，声音里带着股子热乎气，“11岁闯关东的娃，最后成了抗联的机枪手，你说邪乎不邪乎？”
　　王强讲道，九一八那年，吉林东洼的地里结着薄冰，11岁的刘玉泉攥着把镰刀，看着父兄被地主的狗腿子打出血。他爹是山东临沂过来的闯关东的，在地里刨了十年，最后还是被赶了出来。听说有义勇军抗日，这半大孩子揣着俩窝头就跑了，找到韩旅长的队伍时，鞋底子都磨穿了，露出冻得通红的脚后跟。
　　义勇军嫌他小，让他给韩旅长当勤务兵。那韩旅长是东北军出身，抽大烟抽得脸蜡黄，可真到了战场上，枪法比谁都准。有回遭遇战，部队被鬼子包围，韩旅长烟瘾犯了，蹲在地上直喘，像条离水的鱼。没人敢管他，刘玉泉上去拽着他的胳膊就往山冈上拖，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他愣是把旅长拽出了包围圈。
　　后来韩旅长拍着他的脑袋说：“小兔崽子，没你我今天就交代了。得，给我当干儿子吧！”这话是当着全旅说的，刘玉泉一下子成了部队里的“小少爷”，可他还是照样给旅长端茶倒水，只是腰杆挺得更直了。
　　16岁那年，韩旅长把他派到下面的营里当副职。刚去没仨月，部队就被鬼子围了，营长吓得想举白旗。刘玉泉一脚踹翻了桌子：“要降你们降，我刘玉泉不做汉奸！”他把部队拢到一块儿，耳朵贴在地上听了听，说，“西北方向枪声稀，跟我冲！”
　　他第一个蹿起来，像只小豹子似的往坡下冲，身后的士兵跟潮水似的跟着。等冲到安全地带清点人数，只有一个伤员跑的时候被流弹打掉了小手指头，愣是没死人。刘玉泉后来跟我说，那会儿全凭一股愣劲，还有跟韩旅长学的本事——越是枪响越不能慌，慌了就真成枪靶子了。
　　跟抗联接触是在1932年的春天。联合攻打一个鬼子寨堡时，刘玉泉第一次见到抗联的队伍：官兵们穿着一样的补丁衣服，吃饭时排长给士兵盛饭，晚上围着篝火唱歌，唱的是“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调子比东北军的小调硬气多了。
　　有个抗联排长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伙子，来我们这儿吧，当官的不欺负当兵的，抽烟的还得受处分。”刘玉泉的心活了，他看够了韩旅长抽大烟时的颓废样，也听够了弟兄们哼的靡靡之音。
　　那天夜里，他揣着块干粮就离开了义勇军，在原始森林里跑了两天一宿，饿了就啃树皮，渴了就喝雪水，终于找到抗联的豆腐坊联络点。磨豆腐的老汉看他冻得直哆嗦，给了碗热豆浆，说：“你这娃，有种。”
　　
　　加入抗联后，他被分到金日成的部队。介绍他来的那个排长，待他像亲哥，教他打枪，教他认北斗星。可在攻打一个炮楼时，排长为了掩护他，被鬼子的机枪扫中了胸膛，血咕嘟咕嘟地冒，攥着刘玉泉的手说：“要……要抗日到底……”
　　炮楼攻下来时，刘玉泉红着眼珠子抓过一挺机枪，对着俘虏就搂了扳机。金日成闻讯赶来，一巴掌扇在他脸上：“糊涂！共产党的部队不杀俘虏！”刘玉泉捂着脸哭：“他杀了我哥！”金日成叹了口气，把他搂进怀里：“我知道你疼，可我们跟鬼子不一样，我们是仁义之师。”
　　后来他被调到师部警卫班，扛一挺歪把子机枪。有次遭遇战，枪一响，原来的机枪班长吓得把枪扔了，刘玉泉捡起机枪就扫，硬是把鬼子压了回去。金日成拍着他的肩膀说：“这机枪，就该你扛。”
　　1936年的一次突围中，金日成带头冲锋，一颗子弹冲着他的胸口飞来。刘玉泉想都没想就扑过去，子弹打在他的左上臂，穿出个血窟窿。晚上在密营里，金日成拿着刮胡子刀，让两个战士按住刘玉泉：“忍着点，我给你取子弹。”刀刃划破皮肉的声音在林子里格外清晰，刘玉泉咬着根木棍，汗珠子砸在地上，愣是没哼一声。
　　1940年冬天，他跟着部队退到苏联，在海参崴训练营里，全副武装跑58华里，还要横渡三个江岔子。别人背一支枪就喘，他背着三支转盘枪，最后还把一个掉队的战友架在肩上，照样第一个冲过终点。八十八旅的喇叭筒里天天表扬他：“一营一排刘玉泉，军事技术顶呱呱！”
　　1945年光复那天，刘玉泉跟着苏军在长春跳伞，落地时伞绳缠在了电线杆上，他掏出匕首割断绳子，抱着机枪就冲进了鬼子的营房。后来在大连当警备副司令，有个新兵说捷克式机枪不好使，他拿过来一梭子子弹全打在靶心，吓得那新兵再也不敢嘟囔。
　　1985年他去世时，我去抚顺送他。他儿子从箱子里翻出个红布包，里面是块变形的子弹头——就是当年在密营里，金日成亲手给他取出来的那颗。“我爹说，”那小伙子红着眼圈，“这子弹头比啥勋章都金贵。”
　　
　　王强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缸底的茶渍像幅地图，印着东北的山川。窗外的风卷起最后几片落叶，打着旋儿落在地上。我想起冀中那些十五六岁的小战士，他们也曾像刘玉泉一样，在战火里一夜长大，用稚嫩的肩膀扛起枪，把恐惧藏在心里，把勇气刻在骨上。
　　“这样的娃，才是咱中国的骨头。”我说。
　　王强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张老照片，是在苏联训练营拍的，后排左三那个扛着机枪的年轻小伙，笑得露出两排白牙，眼里的光比西伯利亚的雪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