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砺字

　　省城的空气带着一种陌生的、混杂着煤烟、尘土和隐约油墨味的浊重。走出破旧拥挤的站台，喧嚣的声浪如同实质的潮水般拍打过来，瞬间将我淹没。人力三轮的铃铛、汽车喇叭的嘶鸣、小贩此起彼伏的吆喝、还有行色匆匆人群的脚步声和交谈声……各种声响交织碰撞，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胸腔里那股熟悉的闷痛也随之隐隐躁动。
　　我下意识地攥紧了肩上的包袱带子。洗得发白的旧包袱，里面裹着几件补丁衣裳、文老师的药包、那件缝着父亲血汗钱的厚棉袄，还有紧贴着心口位置、藏在里衣口袋里的两样东西——那个印着“大前门”字样的冰冷烟盒，以及装着我自己一小撮头发的碎花布包。包袱的分量，远不及心头的万分之一沉重。
　　按照文老师信中描绘的模糊方位，我像一滴误入江河的浊水，在陌生而汹涌的人流中艰难地辨认着方向。高大的、灰扑扑的楼房，宽阔得令人心慌的马路，橱窗里琳琅满目却遥不可及的商品……一切都与陈家洼的土墙矮屋、泥泞小路格格不入。巨大的疏离感和渺小感攫住了我，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汗水很快浸湿了单薄的里衣，后背一片冰凉。
　　“喂！乡巴佬！看路啊！杵着当电线杆啊！”一声粗鲁的呵斥夹杂着刺耳的刹车声在身后响起。
　　我猛地一惊，慌忙向旁边躲闪，一辆刷着绿漆、拖着长长辫子的电车几乎擦着我的衣角驶过，带起的风掀起了我额前汗湿的头发。车上几张模糊的脸孔投来漠然或略带鄙夷的目光。我的心狂跳起来，脸皮火辣辣地烧，仿佛被当众剥光了衣服。父亲在码头被工头呵斥、弯腰捡起五毛钱时那巨大的屈辱感，瞬间跨越时空，重重地砸在我身上。我下意识地佝偻起背，把包袱往怀里紧了紧，头埋得更低，加快脚步，只想尽快逃离这令人窒息的喧嚣和无处不在的审视目光。
　　穿过几条同样喧嚣、却更加狭窄破败的街巷，空气里的煤烟味和油墨味越发浓重。最终，我在一条被高大槐树遮蔽了大半阳光的胡同尽头，找到了那扇不起眼的、漆皮剥落的黑漆大门。门楣上挂着一块同样陈旧的木牌，上面用褪色的红漆写着几个方正的大字：“星火出版社”。
　　就是这里了。那承载着全家“指望”的十八块钱，就要从这扇门里挣出来。
　　心跳如擂鼓，手心全是冷汗。我深吸了几口气，试图压下胸腔的闷痛和喉咙的干痒，整了整身上唯一还算干净整齐的外衣——那是彩霞连夜浆洗熨烫过的。抬手，指尖触到冰冷粗糙的门环，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轻轻地叩了三下。
　　“笃、笃、笃”,声音在略显寂静的胡同里显得格外清晰，也格外微弱。里面似乎没什么动静。我又加重力道，叩了几下。
　　“谁呀？”一个略带沙哑、透着不耐烦的声音从门内传来。接着是踢踢踏踏的脚步声。
　　吱呀一声，沉重的木门被拉开一条缝。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头发花白稀疏、满脸深刻皱纹的老头探出半个身子。他眼皮耷拉着，眼袋浮肿，嘴角习惯性地下撇，叼着一个看不出原色的旧烟斗，一股劣质烟草的辛辣气味扑面而来。他浑浊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像在审视一件来历不明的旧家具。
　　“找谁？”老头吐出一口浓烟，声音含糊地问。
　　“我……我找李干事。”我连忙从包袱最里层翻出文老师那封皱巴巴的介绍信，双手递过去，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发颤，“是……是文老师介绍我来的……做……做校对……”
　　老头接过信，眯缝着眼，凑到眼前，费力地辨认着上面的字迹，嘴里还念念叨叨：“文老师？哪个文老师？哦，老文啊……”他抬起眼皮，目光再次落在我身上，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审视和怀疑，那眼神仿佛在说：就你这风吹就倒的痨病鬼样儿，能校个啥对？
　　我的心沉了下去，手心冰凉。
　　“进来吧。”老头终于从鼻子里哼出一声，侧身让开一条缝隙，语气依旧冷淡，“李干事在后头排字房呢。自个儿去找。”说完，不再看我，自顾自地转身，踢踢踏踏地走回门房里，留下一个佝偻而漠然的背影。
　　我捏着介绍信，跨过高高的门槛。一股更加浓烈、混合着油墨、纸张、铅字、灰尘和淡淡霉味的复杂气息扑面而来，瞬间灌满了我的鼻腔和胸腔。这气味陌生而厚重，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属于铅与纸的质感。我忍不住轻轻咳了两声，连忙用手捂住嘴。
　　出版社的院子不大，显得有些拥挤杂乱，地上散落着一些裁切下来的纸边和废弃的铅字。几排平房围合着，隐约能听到某个房间里传出机器单调的“咔嚓咔嚓”声。我循着那声音，像只无头苍蝇，在堆放着杂物和半成品书籍的狭窄过道里摸索着，终于找到了排字房的门。
　　推开门，一股更加强烈的热气和油墨味混合着铅腥味猛地涌出！巨大的噪音如同实质的墙壁，轰然撞来！几台老旧的圆盘印刷机正轰隆作响，巨大的滚筒翻滚着，吐出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纸张。穿着深蓝色工装、戴着套袖的工人们在机器间穿梭忙碌，脸上、手上都沾着斑斑点点的墨迹。
　　房间深处，靠近窗户的一张堆满纸张和铅字盒的长条桌旁，站着一个四十多岁、戴着黑框眼镜的男人。他身材中等，微微发福，穿着一件半旧的灰色中山装，袖口挽起，露出小半截手臂。他正低着头，手里拿着一份沾满红笔标记的稿纸，对着桌上密密麻麻的铅字版，眉头紧锁，嘴唇无声地翕动着，似乎在核对什么。他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眼镜片在从高窗射入的、带着浮尘的光线下不时反光。
　　这应该就是李干事了。文老师信中描述过他的样貌。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被噪音和气味冲击得翻腾的胸腔，鼓起勇气走上前去，隔着几步远站定，双手再次捧出那封介绍信。
　　“李……李干事……您好……”我的声音在机器的轰鸣中显得微不可闻。
　　李干事似乎没听见，依旧专注地盯着稿纸和铅字版。
　　我提高了音量：“李干事！我是……我是文老师介绍来的……陈小四！”
　　这一次，他终于抬起头。黑框眼镜后的目光锐利而疲惫，带着被打断工作的不耐。他推了推眼镜，视线落在我递过去的介绍信上，又落在我脸上。那目光像探照灯，将我苍白的面色、单薄的身体、洗得发白却依旧难掩寒酸的衣着，以及眼神中极力压抑的紧张和惶恐，尽收眼底。他眉头皱得更紧了，嘴角微微下撇，形成一个极其冷淡的弧度。
　　“哦，老文介绍的那个啊。”他伸手接过介绍信，草草扫了一眼，语气平淡得没有一丝波澜，仿佛在谈论一件无关紧要的物件，“跟我来吧。”
　　他不再看我，转身就朝排字房外走去。我连忙跟上，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李干事的冷淡，像一盆冰水，浇灭了我路上积攒起的最后一丝微弱的幻想。这里没有欢迎，没有期待，只有冰冷的审视和仿佛早已料定的失望。
　　他带着我穿过同样杂乱堆放着纸张和书籍的走廊，来到最里面一间相对安静些的屋子。门口钉着一块小木牌：“校对科”。推开门，一股陈旧纸张和灰尘的味道扑面而来。屋子不大，光线有些昏暗，靠墙放着几张同样陈旧的办公桌和木椅，桌面上堆满了小山般的稿件、红蓝铅笔和厚厚的字典。墙角还堆放着几摞半人高的、散发着油墨味的校样。
　　屋里只有一个人。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身形瘦削、脊背微微佝偻的老者。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灰的藏蓝色中山装，袖口磨得起了毛边。头发几乎全白，梳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很厚。他正伏在桌上，鼻尖几乎要贴到稿纸上，手里捏着一支红笔，极其缓慢、极其专注地在稿纸上移动着；不时停下来，扶一下滑到鼻尖的老花镜，然后翻开手边一本厚得吓人的《现代汉语词典》，仔细地查阅着什么。他的动作带着一种近乎凝固的专注，仿佛周遭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沈老师，”李干事的声音打破了室内的寂静，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对老者的尊重，“新来的临时工，叫陈小四，老文介绍来的。你带带他，先熟悉熟悉规矩。”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补充道，“就安排在你旁边那张空桌子。”
　　姓沈的老者终于从稿纸堆里抬起头。他动作很慢，像是生锈的机器。他扶了扶厚重的老花镜，透过镜片看向我。他的眼睛不大，眼白有些浑浊，但眼神却异常沉静、清澈，像两口深潭，里面没有李干事那种审视和冷淡，只有一种纯粹的、带着点探究的平静。
　　“嗯。”沈老师只简单地应了一声，声音低沉沙哑，像蒙尘的旧书页翻动。他朝自己办公桌旁边那张同样堆满了灰尘和废弃稿纸的空桌子微微抬了抬下巴，算是示意。
　　“行，人交给你了。”李干事干脆利落，转身就走，没有丝毫停留。
　　校对科的门轻轻关上，隔绝了外面隐约的机器噪音。屋子里只剩下纸张翻动的沙沙声，沈老师偶尔的低咳，以及我那无法抑制的、因紧张和不适而变得粗重的呼吸声。
　　我僵立在原地，看着那张积满灰尘、堆满杂物的空桌子，又看看旁边如同老僧入定般重新埋首稿纸的沈老师，巨大的茫然和无措感瞬间淹没了我。没人告诉我该做什么，没人告诉我“校对”到底是什么。文老师信中只笼统地说“校字”，可眼前这堆积如山的稿纸和散发着陈旧气息的字典，像一座沉默而冰冷的大山，横亘在我面前。
　　我踌躇了片刻，最终鼓起勇气，走到那张空桌前。桌面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还有不少揉成一团的废稿纸和几截断掉的铅笔头。我放下肩上沉重的包袱，笨拙地想把包袱塞到桌子底下，却碰掉了几张散落的稿纸。
　　“咳……”沈老师被这动静惊动，再次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目光落在我试图清理桌面灰尘的手上。他没有说话，只是极其缓慢地拉开自己桌子的抽屉，从里面拿出半块用得很旧的、边缘发黑的海绵擦，默默地递了过来。
　　“谢……谢谢沈老师。”我连忙接过那块带着他体温和粉笔灰味道的海绵擦，心头掠过一丝微弱的暖意。
　　我开始笨拙地擦拭桌面。灰尘扬起，在从高窗斜射进来的光柱中飞舞。沈老师不再看我，重新沉浸在他的稿纸世界里。屋子里只剩下我擦拭桌面的声音，和他偶尔翻动字典、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当我终于把桌面清理出一块勉强能放东西的地方时，李干事去而复返。他手里拿着厚厚一沓钉在一起的纸张，纸张边缘粗糙，散发着浓烈的新鲜油墨味。
　　“喏，先熟悉熟悉。”他把那沓纸“啪”地一声丢在我刚刚擦干净的一小块桌面上，溅起细微的灰尘。“这是刚下机的清样，《农村实用科技手册》，简单得很。给你半天时间，对着原稿，一个字一个字地校！错字、漏字、颠倒的句子、标点符号……一个都不能放过！用红笔标出来！”他的语速很快，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仿佛在交代一件再简单不过的差事，“沈老师，你看着他点！别让生手捅出大篓子！”说完，又一阵风似的走了。
　　我拿起那沓被称为“清样”的纸张，入手沉甸甸的，带着油墨特有的黏腻感。翻开来，密密麻麻的铅字如同蚁群，瞬间挤满了我的视野。那些字认得我，我却觉得它们无比陌生、冰冷，带着一种拒人千里的傲慢。旁边，还放着一份同样厚度的、纸张略黄的稿纸，上面是手写的、同样密密麻麻的字迹——这就是原稿了。
　　我拿起桌上仅有的一支秃头红铅笔，手指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目光在清样和原稿之间来回移动，试图找到第一个字的位置对应。然而，仅仅是找到对应的起始位置，就花了我好几分钟。铅印的字迹和手写的字迹在视觉上差异巨大，清样上有些地方墨色浓淡不均，甚至还有模糊的墨点，看得我眼睛发花。胸腔里的闷痛在久坐和专注下又开始隐隐发作。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像一个初学走路的孩子，在字与字的缝隙间跌跌撞撞，速度慢得令人绝望。常常是盯着清样上的一个句子看了半天，再低头看原稿，又得重新寻找对应的位置。有时明明觉得清样上的字似乎不对，却死活想不起正确的写法，只能尴尬地停下，偷偷瞄一眼旁边正襟危坐、沉浸在稿纸中的沈老师，却不敢开口询问。
　　汗水顺着额角滑下，滴落在稿纸上，洇开一小团深色的湿痕。我慌忙用手去擦，却把字迹蹭得更模糊了些，心头一阵懊恼。铅笔头在手指间打滑，一个没拿稳，“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我慌忙弯腰去捡，眼前却猛地一黑，一阵剧烈的眩晕袭来！我连忙用手撑住桌沿，才没有摔倒，但胸腔里那股熟悉的闷痛骤然加剧，像一把钝刀在里面搅动，紧接着是无法抑制的呛咳！
　　“咳咳咳……咳咳……”我弯下腰，咳得撕心裂肺，眼前金星乱冒，喉咙里泛起腥甜的气息。完了！我在心里绝望地哀嚎。第一天，就在李干事和沈老师面前咳成这样！他们会怎么看我？这活还能干下去吗？那十八块……
　　就在我咳得几乎喘不上气、羞愤欲绝之时，一只布满老年斑、骨节粗大的手，端着一个掉了不少瓷的白色搪瓷缸子，轻轻放到了我的桌角。缸子里是冒着热气的、澄澈的白开水。
　　我艰难地抬起头，咳得满脸通红，泪水模糊。透过模糊的视线，看到沈老师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我桌边。他依旧没什么表情，只是用眼神示意了一下那缸热水，然后默默地走回自己的座位，拿起他那支磨得光滑的红蓝铅笔，继续伏案工作。仿佛刚才那一幕从未发生。
　　我颤抖着手端起那缸热水。温热透过搪瓷传递到冰冷的指尖，也顺着喉咙流下，稍稍缓解了咳嗽带来的灼痛和窒息感。那无声的举动，像一根细微却坚韧的丝线，在冰冷陌生的环境中，给了我一丝微弱的、赖以喘息的支撑。
　　午休的铃声尖锐地响起，打破了校对科沉闷的寂静。我茫然地抬起头，看着窗外院子里三三两两走向食堂的工人，这才感到腹中早已饥肠辘辘。
　　“去……食堂？”沈老师放下笔，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疲惫的眉心，声音沙哑地问了我一句。
　　“我……我带了……”我连忙从包袱里摸索出彩霞给我准备的干粮——两个硬邦邦的玉米饼子，已经冻得像石头。包袱里还有一小包炒黄豆，散发着淡淡的焦香。
　　沈老师看了一眼我手里的东西，没说什么，只是站起身，佝偻着背，慢吞吞地走了出去。
　　我啃着冰冷的玉米饼子，就着包袱里军用水壶装的凉白开。饼子粗糙干硬，刮得喉咙生疼。我小口小口地咀嚼着，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桌角那份只校对了不到五页、却已被我涂改得一片狼藉的清样上。红笔圈出的错漏旁边，是我歪歪扭扭、因为紧张而变形的更正字迹，像一条条丑陋的伤疤爬在原本还算整洁的版面上。李干事丢下清样时那冷淡的眼神，像冰冷的针，刺得我坐立不安。半天？就这速度，半天能校完十页都是奢望！那十八块……我用力嚼着冰冷的饼子，仿佛在嚼着自己的无能。
　　就在这时，校对科的门被推开。一个穿着崭新蓝色涤卡工装、梳着油亮分头、约莫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个印着“星火出版社”字样的铝制饭盒，里面盛着热气腾腾的白米饭和几片油汪汪的肥肉片。他叫孙卫东，是出版社某个领导的远房侄子，在另一个校对小组，仗着关系，向来眼高于顶。
　　他一眼就看到了我桌上摊开的、涂满红圈的清样和我手里的玉米饼子，嘴角立刻撇出一个夸张的、充满优越感的弧度。
　　“哟！新来的？就吃这个啊？”他拖长了调子，声音带着刻意的高亢，几步就晃悠到我桌边，探头探脑地看我那份惨不忍睹的校样，“啧啧啧！这校的什么玩意儿？狗爬似的！这么多错？这半天你就弄了这么点？”他伸出油乎乎的手指，随意地戳着我稿纸上涂改的字迹，“这字儿都认不全吧？乡下扫盲班刚毕业？也敢来吃校对这碗饭？”
　　他的声音像毒蛇的信子，嘶嘶地钻进我的耳朵。巨大的羞辱感瞬间冲垮了我本就脆弱的神经！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握着玉米饼子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喉咙发紧，胸腔里的闷痛再次翻涌！我想反驳，想告诉他我能行！可看着他饭盒里油亮的肥肉，看着他崭新的工装，再看着自己手里冰冷的饼子和那份糟糕的校样……所有的话语都堵在喉咙里，化作一阵更加剧烈的呛咳！
　　“咳咳咳……”我弯下腰，咳得撕心裂肺，连手里的饼子都差点掉在地上。
　　“嗬！还是个痨病鬼！”孙卫东夸张地后退一步，用手在鼻子前扇了扇，仿佛我咳出的不是空气而是病菌，“我说呢！李干事怎么什么人都往这儿塞！别是传染吧？”他捏着嗓子怪叫起来，声音在安静的校对科里显得格外刺耳。
　　“孙卫东！”一声低沉的、带着明显怒意的呵斥在门口响起。
　　孙卫东吓了一跳，猛地回头。只见沈老师佝偻的身影不知何时已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他那个掉了瓷的搪瓷缸子，里面是同样冒着热气的白开水。他浑浊的眼睛透过厚厚的老花镜片，冷冷地盯着孙卫东，那眼神不再平静，而是带着一种冰冷的、令人心悸的威严。
　　“吃……吃饱了……撑的？”沈老师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带着一种久居上位者才有的压迫感，“滚……回……你自己……桌子去！”
　　孙卫东显然对这位沉默寡言却资历极深的老校对颇为忌惮，脸上的嚣张气焰瞬间熄灭了大半，悻悻然地撇了撇嘴，嘀咕了一句“老古董”，端着饭盒灰溜溜地走回自己靠里的位置去了。
　　沈老师不再看他，端着搪瓷缸子走到我桌边，将缸子放在桌上。他看了一眼我咳得通红的脸色和桌上那份狼藉的校样，沉默了片刻，然后极其缓慢地拉开我旁边的椅子，坐了下来。
　　他没有说话，只是伸出他那布满老年斑、骨节粗大的手，拿起我那份只校对了五页的清样，又拿起旁边的原稿，再拿起我那支秃头的红铅笔。
　　他看得很慢，很仔细。目光在清样和原稿之间平稳地移动着，带着一种近乎刻板的节奏。他的手指偶尔在稿纸上某个位置轻轻点一下，然后，用他那支磨得光滑的红笔，在清样上极其工整、极其规范地画出一个红色的圆圈，在旁边空白处，用同样工整、如同印刷体般的小字，清晰地写上正确的字词或标点。
　　“看……”他终于开口，声音依旧沙哑低沉，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引导力量。他用红笔点着清样上一处被我忽略的、极其细微的墨点污渍，“这里……‘土壤’的‘壤’……铅字……磨损了……右上角……缺了个点……看着……像‘攘’……”他又指向原稿上对应的位置，“原稿……写的是‘壤’……要……要圈出来……标清楚……”
　　“还有……这里……”他的手指移到下一行，“‘施肥’……清样上……印成了‘施废’……音同……形近……最容易……出错……要……要特别注意……”
　　他不再说话，只是极其专注、极其耐心地，一页一页地翻动着清样，用他那支红笔，向我无声地展示着什么叫真正的“校对”。他的动作沉稳而精确，每一个红圈都画得恰到好处，每一个标注都清晰无误，带着一种近乎艺术般的严谨和一丝不苟。那支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的红笔，像一把精巧的手术刀，精准地剔除着铅印字里行间潜藏的每一个“病灶”。
　　我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看着，胸腔里的闷痛和喉头的腥甜似乎都被这专注的氛围暂时压制了。沈老师那佝偻的身影，在昏黄的光线下，在我眼中竟变得无比高大。他那布满老年斑的手指，在稿纸上移动的轨迹，仿佛带着某种魔力，将我心中因孙卫东羞辱而翻腾的羞愤、因自身笨拙而产生的巨大挫败感，一点点抚平。一种前所未有的、对这份枯燥工作的敬畏感，油然而生。
　　原来，“校字”并非简单的找错。它是文字的守门人，是意义的清道夫，需要一双能洞察秋毫的眼，一颗能沉入深海的心，和一双能在尘埃里绣花的手。这份看似卑微的工作，竟承载着如此沉甸甸的分量！我带来的那个烟盒上，奎哥刻下的那个歪扭却力透纸背的“等”字，此刻仿佛在沈老师沉稳的笔尖下，获得了某种微妙的共鸣——那是对准确、对意义的执着等待！
　　日子在铅字、稿纸、红蓝铅笔和字典的缝隙里缓慢爬行。出版社的空气永远带着油墨和灰尘的颗粒感，每一次呼吸都牵动着胸腔深处的隐痛。那十八块钱的“指望”，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的处境。
　　沈老师成了我在这片陌生海域里唯一的浮木。他依旧沉默寡言，但那份沉默不再令人不安，反而成为一种沉静的依靠。他从不主动教我什么，却总是在我最茫然无措时，递来一杯温水；在我被某个生僻字或复杂句式卡住、抓耳挠腮之际，不动声色地将那本厚重的《现代汉语词典》推到我手边；在我被孙卫东之流阴阳怪气的嘲讽刺得面红耳赤、几乎要放弃时，只需他一个平静的、带着淡淡威严的眼神瞥过去，那些聒噪的声音便会瞬间收敛。
　　更多的时候，是他无声的示范。他伏案工作的身影，如同一座沉默的山岳。他校对的稿纸，干净整洁，红笔标注清晰、规范，如同印刷上去一般。那份一丝不苟的严谨，那份近乎固执的专注，像无声的训诫，一点点渗透进我的骨髓。我开始笨拙地模仿。学着像他那样，将原稿和清样平行摆放，目光平稳地左右移动；学着像他那样，遇到拿不准的字词，第一时间去查字典，而不是凭感觉蒙混；学着像他那样，将红笔削尖，画圈要圆润，标注要清晰，字迹要工整。
　　速度依旧慢得令人心焦。长时间盯着密集的铅字，眼睛干涩发花，像揉进了沙子。久坐不动，腰背僵硬酸痛。最要命的还是那该死的咳嗽。每当校对科里过于安静，或是我精神高度集中时，胸腔深处那股熟悉的瘙痒感便会毫无征兆地袭来，紧接着便是撕心裂肺的呛咳，咳得面红耳赤，涕泪横流，仿佛要将五脏六腑都咳出来。每一次发作，都引来孙卫东等人毫不掩饰的鄙夷目光和刻意压低的嗤笑声。我只能死死咬住嘴唇，用拳头抵住胸口，强行压抑，直到那股腥甜的气息在喉头弥漫开来。每当这时，沈老师那杯永远温热的白开水，便会无声地出现在我的桌角，像一道微弱却温暖的屏障。
　　生活的窘迫更是无处不在。彩霞塞给我的那几个煮鸡蛋和一小包炒黄豆，第一天就消耗殆尽。食堂里最便宜的清水煮白菜配糙米饭也要一角二分钱。父亲用命换来的那二十几块钱，被我分成几份，用油纸包好，深藏在棉袄内层不同的角落，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动用。我每天只敢在食堂买一个最便宜、比石头还硬的窝窝头，就着从住处水龙头接来的凉水，便是午餐。晚饭则完全省略。饥饿成了常态，胃里像揣着一块冰冷的石头，在油墨和纸张的气味中，发出无声的抗议。
　　住处是舅舅托他那个远房表侄王石头帮忙找的。在离出版社几条街外的一条污水横流、终年弥漫着劣质煤烟和腐烂菜叶气味的窄巷深处。一间低矮、终年不见阳光的窝棚，是用碎砖和油毡纸胡乱搭建的，紧挨着公共厕所，气味可想而知。窝棚里只有一张用砖头垫起的破门板，上面铺着薄薄一层我从家里带来的、散发着霉味的稻草。晚上躺在上面，能清晰地听到隔壁厕所的冲水声和老鼠在顶棚上窸窸窣窣跑动的声音。初春的夜晚寒意刺骨，薄薄的棉被根本无法御寒，我只能将带来的所有衣服都盖在身上，蜷缩成一团，听着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和胸腔里沉闷的哮鸣音，在无边的寒冷和黑暗中，睁眼熬到天亮。怀里紧贴着心口的烟盒和头发包，成了唯一的热源和慰藉。
　　身体的疲惫和病痛，环境的恶劣和歧视，像两把钝刀，日夜不停地磋磨着我。有好几次，在深夜被冻醒，听着老鼠啃噬顶棚的声响，闻着隔壁厕所飘来的恶臭，想着家里病弱的母亲、生死未卜的三哥、挺着肚子面对古老二威胁的彩霞，还有父亲那双溃烂流脓的赤脚……巨大的绝望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将我淹没。放弃的念头无数次在脑海中翻腾：回去吧！回到那个虽然破败却熟悉的家！死也死在自己家的炕上！这省城的苦，这“十八块”的指望，太沉重了！我背不动！
　　然而，每一次，当那念头即将占据上风时，指尖便会触碰到怀里那个冰冷的烟盒。那个歪扭的“等”字，仿佛带着奎哥在采石场里砸石头的力道，带着彩霞将它交给我时眼中那沉重而决绝的托付，狠狠地烙在我的心上。还有那个小小的碎花布包，里面装着我自己的头发——彩霞说，带着它，魂儿就丢不了，走得再远也能找着家。我不能丢了这个“魂”！更不能辜负了那个“等”！
　　于是，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缕惨淡的天光透过油毡纸的破洞照进来时，我依旧会挣扎着从冰冷的门板上爬起来，用刺骨的冷水胡乱抹一把脸，将饥饿和寒冷强压下去，背上那个装着希望和绝望的包袱，再次走向那座弥漫着油墨味的、沉默的灰色楼房，走向沈老师那张堆满稿纸的旧桌子，走向那密密麻麻、如同荆棘丛生的铅字海洋。
　　速度，在近乎自虐的专注和沈老师无声的示范下，极其缓慢地提升着。眼睛逐渐适应了密集的文字，查字典的动作也变得熟练了些。虽然依旧慢，虽然依旧会出错，虽然咳嗽依旧如影随形，但那份最初的、令人窒息的惶恐和无措。在日复一日的“较真”中，被一种更深沉、更坚韧的东西取代——那是一种在绝境中抓住一根稻草便死命不放的狠劲，一种对“准确”本身近乎偏执的敬畏。我开始理解沈老师那近乎凝固的专注。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像一颗螺丝钉，看似微不足道，却关乎着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意义是否准确、是否可靠。这份工作，容不得半点“差不多”。父亲的十八块血汗钱，是无数个“差不多”的屈辱堆积起来的。我不能再制造任何“差不多”！
　　一个月的时间，在油墨味、咳嗽声、红蓝铅笔和字典的翻动中，艰难地滑过。
　　发薪的日子终于到了。
　　那天下午，出版社财务室门口排起了不算长的队伍，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同于往日的、带着点轻松和期待的气息。工人们拿着盖了章的领款单，小声交谈着，脸上带着笑意。孙卫东也排在队伍里，他穿着一件新做的卡其布外套，正唾沫横飞地跟旁边的人吹嘘着晚上要去哪里下馆子。
　　我攥着那张薄薄的、盖着李干事和财务科印章的领款单，排在队伍末尾。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撞击着肋骨，每一次跳动都牵扯着闷痛。十八块！那张领款单上，清晰地印着这个数字。它不再是文老师信纸上虚幻的字眼，不再是父亲眼中那点微弱的“指望”，而是即将实实在在握在我手里的东西！这薄薄的一张纸，仿佛承载着整个陈家洼的重量。
　　队伍缓缓向前移动。终于轮到我。我将领款单从那个小小的、装着铁栅栏的窗口递进去。里面坐着一位面无表情的中年女会计，她接过单子，核对了一下，然后从一个上了锁的铁皮钱箱里，数出一叠钞票。
　　“陈小四，临时校对工，试用期一个月，工资十八元整。点清楚。”她将钱和一张小小的工资条从窗口递出来，声音平板无波。
　　我伸出微微颤抖的手，接过了那叠钱。崭新的纸币，带着印刷厂特有的、微微刺鼻的气味。一张十元，一张五元，三张一元。一共十八元。崭新的硬挺感，沉甸甸地压在掌心。一种极其陌生、极其强烈的酸楚，猛地冲上鼻尖，视线瞬间模糊！
　　十八块！父亲在码头泥泞里扛了半个月，磨烂了肩膀、溃烂了双脚、受尽了屈辱，才换回二十几块零钱！而我，在这弥漫着油墨味的屋子里，对着稿纸坐了一个月，咳了一个月，被冻醒了一个月，被嘲笑了一个月……竟然真的挣到了！这十八块，不再是钱，而是药，是母亲和三哥活下去的希望！是彩霞和未出世孩子的口粮！是父亲佝偻的背脊上，可以暂时卸下的一点点重量！
　　我死死攥着那叠钱，指甲几乎要嵌进纸币里。胸腔里的闷痛被一种巨大的、混杂着辛酸、激动和难以言喻的悲怆所取代，堵得我几乎无法呼吸！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滚烫的棉花，灼烧着，发不出任何声音。我只能用力地、用力地攥紧它，仿佛要将这一个月所有的艰辛、所有的屈辱、所有的恐惧和希望，都融入这薄薄的纸片之中。
　　“下一个！”女会计不耐烦的声音从窗口传来。
　　我猛地惊醒，慌忙侧身让开。攥着那叠救命钱，我几乎是踉跄着冲出了财务室。走廊里昏暗的光线下，我背靠着冰冷的墙壁，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努力平复着几乎要跳出胸膛的心脏和翻涌的情绪。
　　“哟！领钱啦？”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是孙卫东。他不知何时也领完了钱，正斜倚在对面墙上，手里捏着几张明显比我厚实得多的钞票，故意用手指捻得哗哗作响，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诮和优越感。“十八块？啧啧，真不少啊！够买几斤棒子面了吧？够给你那痨病鬼身子买几副药渣子嚼嚼？”他故意提高了音量，引得走廊里几个路过的工人侧目。
　　巨大的屈辱感再次袭来，但我死死攥着手里的钱，那崭新的硬挺感给了我一种奇异的力量。我抬起头，第一次没有回避孙卫东那令人作呕的目光。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张写满刻薄的脸，胸腔里翻腾的怒火和悲怆，最终凝聚成一种冰冷的平静。
　　“是……够买药了……”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嘶哑，却异常清晰，“够……给我娘……我三哥……买……买救命的药了！”
　　孙卫东显然没料到我会这样回应，他脸上的讥诮僵住了，张了张嘴，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
　　我不再看他，攥紧那十八块钱，挺直了因久坐和病痛而习惯性佝偻的背脊，一步一步，坚定地朝着校对科的方向走去。脚步踩在陈旧的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沉闷而清晰的回响。每一步，都仿佛踏在那些嘲笑和轻视之上。这十八块，是我用命挣来的！是我陈小四在这座冰冷的城市里，挣到的第一份活命的钱！它不干净？它上面沾着我咳出的血丝，沾着我冻醒的泪水，沾着我被羞辱的羞愤，也沾着我从未放弃的挣扎！但它干净得胜过世上一切！
　　推开校对科的门。沈老师依旧坐在他靠窗的位置上，伏案工作，仿佛外界的喧嚣与他无关。听到动静，他抬起头，扶了扶老花镜，目光落在我紧握的拳头上，又落在我脸上。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似乎极其短暂地掠过一丝了然，又迅速归于平静。
　　我走到自己的座位前，没有坐下。而是极其郑重地，将那叠带着我体温的十八块钱，一张张铺开在桌面上。十元、五元、一元……崭新的纸币在昏暗的光线下，散发着微弱的、却异常坚定的光芒。我拿起笔，在那张小小的工资条背面，极其缓慢、极其用力地写下几个字：“娘，三哥，彩霞：钱寄回，买药，买粮。我很好，勿念。小四。”
　　每一个字，都写得极其用力，仿佛要将这一个月所有的力气都灌注进去。笔尖划破纸张，留下深深的凹痕。
　　写完，我将工资条仔细折好，连同那十八块钱，小心翼翼地用一张干净的稿纸包好。然后，我抬起头，看向窗外。
　　夕阳的余晖正奋力穿透省城上空厚重的煤烟云层，在灰蒙蒙的天际涂抹上一层极其暗淡、却又异常顽强的金红色。那光芒微弱，却执着地刺破阴霾，如同黑暗中燃起的一点星火。
　　该寄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