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人肉开采，泥鳅河岸

　　2015年的重阳节，我和王强坐在养老院的银杏树下，金黄的叶子落了一地。远处传来孩子们朗诵抗战诗歌的声音，他忽然说:
　　“老李，你想不想了解伪满时期的矫正院？有一个从鹤岗煤矿爬出来的山东汉子，后背的伤疤像地图，每一道都刻着煤渣子。”
　　王强讲道，1944年春天，卢本忠从山东石道县逃荒到大连，本想找个活计糊口，却被招工的骗到虎林当劳工。他亲眼见鬼子把逃跑的劳工绑在电线杆上，用刺刀一刀刀挑死，夜里就揣着两个窝头跑了。可在牡丹江没躲几天，又被抓进了鹤岗矫正院，在那儿碰见了老乡姬长河——这小子前几天刚跟十六个木工被押进来，脸上还带着伤。
　　
　　那矫正院哪是什么“辅导院”，就是座活地狱。四周围着电网，碉堡上的机枪黑森森地对着院子，岗哨的狼狗整夜叫。院长是个叫江崎喜藏的日本人，辅导官重松、岛津个个心狠手辣。说是收容“浮浪”，其实就是抓没户口的、没劳动票的，把人当牲口使唤。1943年南山三坑瓦斯爆炸，鬼子为了保井口，不等工人出来就把井口堵死，九十四条人命就这么闷死在底下——这哪是开矿，是拿人命填煤窑。
　　王强讲道，卢本忠刚进院，就被扒得精光，一个日本兵拿着铅笔在卡片上画他的模样，鼻子多高，耳朵多大，说是“跑了好通缉”。身上的衣服、带的零钱全被搜走，发了套单衣，一条“更生毯”——就是用破棉絮、烂布条缝的，盖着比没盖还冷。
　　第二天就被押去煤矿，天不亮下井，半夜才上来，一天干十二个钟头。辅导士提着镐把在后面盯梢，谁走慢了就劈头盖脸地打，“八嘎”“死啦死啦”的骂声比矿灯还亮。卢本忠后来跟我说，在井下说话都得小声，不然晚上就被拖进刑房。那刑房里铁筋、鞭子、火炉子摆得满满当当，墙上的血渍黑一块红一块，腥气能熏晕人。鬼子边打边吼：“你们统统坏了，都想跑，打死！”
　　10月那回，卢本忠跟十八个工友在煤坑推进，刚挖了五米，顶上就往下掉渣子。他们喊着要支柱，辅导士骂着“磨蹭什么”，还用镐把打他们的后背。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往里挖，挖到七米时，“轰隆”一声，顶塌了。卢本忠在最边上，腿被砸得稀烂，等他从碎石堆里爬出来，另外十八个弟兄全没了气，脑浆混着煤渣，糊在黑黢黢的矿道里。
　　他腿肿得像水桶，流脓淌血，鬼子还逼着干活。走不动就叫人架着，镐把往身上招呼。最后实在拖不动了，才扔进病房——那哪是病房，就是间漏风的土坯房，地上铺着层冰碴子，躺久了胯骨都硌得流脓。晚上不让出去，就在屋里拉屎，臭味能把苍蝇熏死。吃的还是带皮的高粱米，掺着橡子面，咽下去剌嗓子。
　　有天夜里，鬼子突然点名，说跑了一个。就用枪逼着十二个病号回辅导院，挨个过堂，说他们“装病不效劳皇军”，拷打了六七个钟头。等再拖回病房，多半都没气了，连卢本忠在内，只剩三个喘气的。
　　那天晚上下大雨，卢本忠听见外面枪响，从窗户缝往外看，鬼子举着枪乱扫，喊着“跑人了”。当场打死一个，用战刀劈死一个，还有六七个被打残了，像拖死狗似的扔进病房。第二天他醒过来，浑身动弹不得，才发现自己被两个死人夹在中间，尸体都硬了。鬼子才不管人死没死，只要不动弹就往死人仓库抬，扒了衣服就扔进去，衣服留着给新来的“浮浪”穿。
　　
　　姬长河的遭遇更惨。他娘打听着儿子在这儿，大老远跑来东山煤矿。刚在门口瞅见他，就被辅导士抓住，揪着头发往地上撞，用洋镐把打姬长河，说他“勾连外人”。他娘被打得七天七夜没醒过来，回家就疯了，整天抱着根木棍喊“长河”。
　　姬长河每天喝的是臭水沟的水，沟里漂着绿苔、马粪，有时还有死尸。1944年7月，他实在缺菜吃，就用娘偷偷塞的钱买了根葱，被辅导士发现了，从身上搜出五块钱，当场打得他口鼻流血，装进麻袋里往地上摔，直摔得没了动静。等他醒过来，躺在工棚的烂草堆上，跟他一起抓进来的十七个弟兄，一年工夫就死了九个。家里三个弟弟，最大的才十一岁，只能靠讨饭活命。
　　东北光复那天，卢本忠和姬长河都快成了皮包骨，拖着半条命爬出了矫正院。解放后国家安排他们回鹤岗煤矿当老工人，每次领着人参观东山万人坑，看见那些层层叠叠的白骨，有的还戴着矿灯，有的手指骨里嵌着煤渣，俩人就哭得像孩子。
　　卢本忠总说：“鬼子哪是开矿，是拿咱中国人的肉当煤挖啊。”那些所谓的“浮浪”，不过是他们抢资源缺劳力，编出来的杀人借口。
　　
　　孩子们的朗诵声停了，一阵风吹过，银杏叶沙沙作响，像无数亡灵在低语。王强眼里的泪顺着皱纹往下淌，滴在落满叶子的地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子。
　　我想起那些在冀中地道里啃着树皮坚持的弟兄，想起鹤岗煤矿里那些没见过天日的白骨，突然明白，所谓“人肉开采”，采的哪里是矿，是一个民族的骨头。可就算骨头碎了，也能拼出不屈的模样。
　　“他们还能走动不？”我问。
　　王强摇摇头：“前几年都走了，走的时候攥着从万人坑捡的煤渣子，说要带着这个入土。”
　　养老院的玻璃窗上结了层薄冰，映着外面光秃秃的杨树枝。王强裹着军大衣坐在轮椅上，手里捧着个保温杯，水汽从杯口冒出来，模糊了他的眼镜片。电视里正播放着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的纪录片，他忽然摘下眼镜，用袖口擦了擦，声音里带着冰碴子。
　　“老李，还记得泥鳅河不？”他的指关节在膝盖上敲出轻响，“1945年那阵子，河水里漂的不是冰碴子，是咱中国人的血。”
　　
　　1945年8月，抗联战士朴剑在宝清附近侦察，听见泥鳅河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像放鞭炮似的，响了足有二十多分钟。后来才知道，那是鬼子在屠杀放下武器的伪满军——那些被抓壮丁的可怜人，到死都没弄明白，自己到底是为谁扛的枪。
　　卢本忠的同乡周泽臣就在里头，他是伪满迫击炮连的。这小子命大，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了，后来跟朴剑说，8月16日那天中午，太阳毒得很，泥鳅河的水烫脚，可他们的心比冰还凉。
　　事情得从8月9日说起。鬼子命令伪满二十八团去抵抗苏联红军，刚走到桃山就挨了轰炸，士兵们炸了营，有的往回跑，有的钻进林子。伪满十一辎重队三连的张东书连长，带着七十多人走到半路，撞见退下来的二十八团残兵，一听苏军都打到林口、勃利了，当场就说：“散了吧，各找活路。”
　　他们人困马乏往宝清撤，8月16日中午到了泥鳅河西岸的山岗下，刚想歇脚，就见河东岸过来几个日本兵，说“笠原副县长要训话”。张连长信了，叫教官集合队伍，除了俩看马的，七十多人全过了桥。
　　那笠原英杰是宝清县的伪副县长，正带着日本官吏、警察、开拓团的人往西边逃，看见这帮伪军，眼睛就红了。他让士兵们把枪架在路边，后退五步休息。等大伙刚放下枪，日本警察“呼啦”一下就把枪抱走了。对面路边突然支起两挺轻机枪，枪口黑森森地对着他们，六七十号日本人全端着枪，刀也拔出来了，明晃晃的。
　　与此同时，桥西头500米处设了三道卡子，全是日本警察，领头的叫小岛。退往宝清的散兵被一道一道拦下，先缴械，再搜身，最后扒衣服，不管穿没穿军装，全赶到桥东。不到俩钟头，就聚了一百多人。
　　周泽臣是第三帮被赶过去的。他一到桥东就傻了——一百五六十人，光膀子跪在公路北侧，排成四排，像待宰的牲口。路南沟帮支着机枪，六七十个日本兵端着枪对着他们。他心里咯噔一下，跟旁边一个会说日本话的兵说：“你问问啊，这是要干啥？”那兵脸都白了，摇摇头不敢吱声。
　　周泽臣急了，偷偷左右传话：“咱就这么等死？一起上啊！”刚说了两句，就被个日本兵揪着衣领推倒在人堆里。他瞅着没人敢动，趁乱滚到最后排的壕沟里蹲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跑！
　　就在这时，笠原英杰举起枪，对着张连长“砰”地一声。紧接着，一个叫安田正太郎的鬼子挥舞着战刀嚎叫：“射击！”机枪、步枪、手枪全响了，像炒豆子似的。周泽臣趴在壕沟里，听着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去，惨叫声、骂声、呻吟声混在一起，把泥鳅河的流水声都盖过了。
　　辎重三连的勤务员冯吉武藏在路边水沟里，他后来跟我说，看见一个大个子伪军跑出十五六米远，后背被打了个鸡蛋大的窟窿，还站在那儿骂：“你们这帮狗东西！不得好死！”冯吉武喊他快趴下，那汉子说：“反正活不成了！”话音刚落，一排子弹过来，他晃了晃就倒了，手还指着鬼子的方向。
　　等枪声停了，泥鳅河岸上到处是尸体。路沟里、河水里、草甸子里，血把河水都染红了。鬼子烧了伪军的军衣和伪币，把枪托砸烂，枪栓扔了，慌慌张张往西勃利县逃。路上又撞见13个从北兴过来的伪军，全杀了，有个刚跑几步，就被从背后一刺刀捅穿了。逃到西大岗时，又刺死了伪二十八团的赵春芳等3人。
　　不到三个小时，200多中国人死在他们手里。可这帮鬼子没跑多远，就被朴剑引领苏联红军追上，全歼灭了，是全部击毙——真是报应。
　　周泽臣在壕沟里趴到天黑，听见鬼子走远了，才敢爬出来。他摸着黑往林子里钻，脚底下全是黏糊糊的血，好几次踩在尸体上。冯吉武从水沟里出来时，浑身是泥，像从血水里捞出来的。
　　解放后，周泽臣在舒兰县的农场当工人，冯吉武在宝清县粮食局上班。俩人一起帮着政协写了《血染泥鳅河》，把那天的事一笔一笔记下来。前几年冯吉武来北京，跟王强说起这事，还老泪纵横：“那些弟兄，好多才二十来岁，家里还有老娘等着呢……”
　　王强讲道，他们说，泥鳅河的水好多年都是红的，夏天捞上来的鱼，肚子里都带着血丝。直到现在，河边的草长得比别处都旺，当地人说，那是用血浇的啊。
　　
　　电视里的纪录片放到苏联红军和中国百姓握手的画面，王强的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保温杯上。我想起冀中那些被鬼子杀害的乡亲，想起泥鳅河边那些没来得及留下名字的士兵，突然明白，无论穿着什么样的军装，在侵略者眼里，中国人的命从来都不值钱。可就是这些不值钱的命，堆成了反抗的山，终把豺狼赶了出去。
　　“那河现在还在吗？”我轻声问。
　　“在呢，”王强点点头，“水清亮得很，能看见河底的石头。就是过河边的时候，总觉得能听见有人喊救命……”
　　
　　2015年深秋，我和王强应邀前往辽源煤矿纪念馆，隔着玻璃看着那张泛黄的工票。纸页边缘已经发脆，折痕处烂出个圆洞，钢笔字却依旧清晰，像刻在骨头上的印记。王强戴上老花镜，手指在玻璃上轻轻点着“牛世清”三个字，声音轻得像叹息。
　　“老李，你看这名字，多结实的名儿，可这人，才二十岁就没了。”他的镜片反射着展柜的灯光，“这张纸，就是他在世上走过一遭的证明。”
　　王强讲道，1963年清理方家坟的时候，我正好在辽源出差，跟着矿上的人去了现场。万人坑里的骨头一层压一层，有的还保持着弯腰的姿势，像是还在井下扛煤。这张工票就在一具尸骨的左胸那儿，装在烂胶夹里，裹着好几层蜡纸，像是藏着什么宝贝。
　　后来才知道，这是“方家柜”发的工资凭据。方家柜是日本西安炭矿株式会社的矿队，说白了就是给鬼子挖煤的包工队。工票上的牛世清，1941年11月来的，到1942年11月正好一年，这是他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单——之后，人就没了。从尸骨看，没伤没残，不是死于事故，多半是饿的、累的、病死的，跟野草似的，枯了就被扔进坑。
　　王强讲道，你瞅瞅这工票上的扣款，十七项，密密麻麻跟蜘蛛网似的。光铺底费就扣了2块，这钱说是旅途中的食宿、车船票，可实际上呢？把头招工都是骗，把人塞进闷罐车，一天俩窝头，到了矿上给床“老虎被”——就是破布条拼的，五颜六色像老虎皮，再给个水碗、草枕头，这就叫“铺底”。按说这些顶多值10块，可牛世清从1941年11月被扣到1942年11月，一年多扣了26块还没扣完，这哪是扣钱，是扒皮啊。
　　还有炕长费，每月4角，雷打不动。那大房子十几间连一起，南北两铺通长炕，光溜溜的连席子都没有。四周绕着两层铁丝网，一层电网，出口有拿棒子的看守，跟监狱没两样。炕长就住在炕头，是把头的亲信，管着屋里的劳工。晚上睡觉前，所有人都得脱光衣服，大小便要报告，连脸朝哪边睡都得他说了算。新工人来了，得把好衣服交给他“保管”，回头就成他的了。这炕长就是吸血虫，可劳工们每月还得掏钱养着他。
　　共济金扣了1块2，说是给劳工和家属看病、发津贴的，全是瞎话。劳工病了，外勤和把头就拿榔头棍敲脑袋：“脑袋硬不硬？硬就上班！”按规矩，这钱顶多扣5角，多出来的7角，明摆着进了把头腰包。石炭贷扣1块1，说是宿舍烧炕的煤钱，可炕长只烧自己睡的那块地方，别处冰冰冷，劳工们蜷在凉炕上冻得哆嗦，还得乖乖掏钱。
　　车牌罚扣了1块5。下井挖煤得领车牌，装一车煤拴块牌子，丢了就罚款。牛世清这月就丢了，说不定是累昏了头忘了摘，说不定是被别人偷了——矿上这种事多了去了。伙食费扣7块5，可劳工吃的啥？高粱米饭掺沙子，橡子面窝窝头剌嗓子，副食就是几根咸菜条，撑死值4块，剩下的全被大柜黑了去。
　　最可气的是菜金，扣6角，可一年到头见不着一片菜叶；理发费扣4角，不管你理没理，好多人两三个月不理发，尸骨挖出来时，头发还缠在骨头上，有三四寸长。连事务印刷费都扣5角，那是矿上的办公开销，凭啥让劳工掏？
　　王强说，你算算，他干了30天，一天没歇，应得32块3毛4。可扣款27块2，加上上月欠的9块3毛8，总共扣了36块5毛8。干了一个月，不光一分钱没拿着，还倒欠大柜4块2毛4。这哪是开工资，是给鬼子当牛做马，还得倒贴钱！
　　后来查出来，牛世清是天津纺织厂的失业工人，来的时候才20岁，正是能跑能跳的年纪。他肯定想着挣点钱回家，可没想到，这矿上是个吞人的坑。那些扣款项目，就像一条条绳子，把人捆得死死的，直到榨干最后一滴血。
　　
　　1963年发掘方家坟，每一锹下去都是白骨，有的手里还攥着煤块，有的腿骨是弯的——那是常年扛煤压的。1998年这儿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张工票就摆在最显眼的地方。我带孙子来参观时，他指着工票问：“爷爷，这人最后回家了吗？”我没说话，就指着那些白骨给他看——他们都没回家，都成了这黑土地的一部分。
　　牛世清的工票，是鬼子用算盘珠子杀人的证据。他们不光抢咱的煤，还抢咱的命，用一张张工票，把中国人的骨头碾碎了，当成矿渣扔了。
　　展柜的灯光暗下来，工票上的字迹在阴影里若隐若现。我想起冀中根据地农民手里的地契，想起那些被鬼子抢走的粮食，突然明白，无论工票还是地契，都是一个民族的生存凭证。牛世清们失去的不仅是工资，是作为人的尊严和活下去的权利。
　　“他的家人，知道他在这儿吗？”我问。
　　王强摇摇头：“多半不知道，就像这工票上没写他的籍贯，好多人死了，连名字都没留下。”
　　纪念馆外的风卷着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无数个没留下名字的牛世清，在低声诉说。那张薄薄的纸，承载着太重的苦难，也提醒着我们，有些债，永远不能忘；有些痛，必须刻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