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连峰过江，五天五夜

　　2015年的初秋，北京的菊花开得正盛。我拄着拐杖去医院看王强。他躺在病床上，手背上扎着输液针，头发白得像院里的芦花。电视里正播着纪念抗战胜利的纪录片，镜头扫过抗联战士的照片，他忽然攥紧了我的手，力气大得不像个九十多岁的老人。
　　“老李，你看那照片里的后生，像不像小卢？”他指着屏幕，声音发颤，“卢连峰，17岁就跟着我们在海伦的雪地里打滚，现在怕是也走不动路了……”
　　
　　王强讲道，1939年正月，小卢还是个毛头小子，脸上带着孩子气，却已经是六支队的警卫战士。那天晚上九点多，我们三百多人进了李老卓屯，刚解下马鞍子想喘口气，望山火车站的方向就亮起了信号弹——海伦警备队摸过来了。
　　交火到后半夜，我趴在柴火垛后面，看见鬼子的黄呢子军服在雪地里格外扎眼，一批批从火车上下来，骑兵的马蹄子把冻土踏得“咚咚”响。小卢守在马桩子旁，手里牵着三匹马，都是隋德胜团长的宝贝。他后来跟我说，那会儿耳朵里全是枪声，像有无数只蜜蜂在嗡嗡叫，连自己的喊叫都听不清。
　　打到下午三点，日头偏西，屯子里的烟像黄旋风似的卷上天。鸡飞狗跳，马嘶驴叫，混着枪声喊声，乱成一锅粥。抗联的子弹快打光了，雷炎支队长红着眼睛喊：“谁马快谁就冲出去！活一个是一个！”
　　小卢急得满头汗，跟另一个警卫员韩臣说：“你牵马，我找团长去！”他跑到隋团长跟前，离着十来步就喊，可团长愣是听不见。等他扑到马前，嗓子都喊哑了：“团长！支队长命令撤退！”
　　隋团长瞪着眼睛吼：“你他妈传错命令，我毙了你！”小卢急得直跺脚：“是真的！支队长刚从这边冲过去，韩臣能作证！”团长这才咬着牙下令：“撤！”
　　团长翻身上马，小卢背着驳壳枪、小马枪，还揣着团长的望远镜和皮囊，手忙脚乱地去抓马。他一抬腿就滚了下来——马肚子上的刹带松了，踩不住马镫。山东籍的赵连长跳下马，一把踩住外蹬眼：“小卢快上！”他借着劲儿翻上马背，还拽着另一匹备用马，往外冲。
　　刚跑出不远，李福从后面追上来，他的马被打死了，嗓子喊得嘶哑：“小卢！给我马！”小卢把缰绳往他手里一递，那马惊了，带着李福的手往前窜，李福死死拽着马尾巴，居然也跟了出来。
　　
　　王强讲道，出屯子一里多地，小卢看见肖指导员和李副官跪在雪地里，子弹袋敞开着，把最后几颗子弹压进枪膛。俩人的大腿都在流血，马倒在旁边，已经没了气。他们看见小卢，就挥手喊：“快撤！我们掩护！”话音刚落，枪响了。
　　小卢说，子弹从左屁股后面钻进来，从大腿根前面穿出去，热辣辣的疼。他穿的乌拉鞋里顿时灌满了血，棉裤冻得硬邦邦的，被血一浸，倒软和了些。他抱着马脖子，两枝枪和皮包、望远镜卡在马身上，就这么昏昏沉沉地往前跑。
　　跑到小河边，高柳条子在风里抽打着冰面。隋团长在对岸喊他：“小卢！小卢！”他迷迷糊糊的，半天没应声，直到团长的喊声把他拽醒，才“哎呀”一声挺起身。他身上穿的是团长给的小丝棉袄，子弹头居然被棉袄裹住了，没伤着要害。
　　半路上，他看见雷炎支队长的两个警卫员，一个抱头，一个抱脚，正把支队长从冰河里拖出来。支队长中了好几枪，已经没气了。天寒地冻的，带不走遗体，又怕被鬼子发现拿去示众，他们只能在冰面上凿了个窟窿，把支队长埋进打鱼的冰窟里，上面盖了层雪。小卢说，那冰窟窿里的水真冷，冻得人骨头疼，就像支队长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都沉在江底了。
　　小卢被送到老金沟密营养伤，三个月后归队，才知道隋团长在马家店战斗中牺牲了。他又跟着高继贤旅长，没多久，高旅长也在跟海伦警察署的交火中没了。最后，他成了于天放政委的警卫员，跟着六支队的余部在林海雪原里打转。
　　
　　1941年冬天，他们十五个人要过乌苏里江。从萝北出发前，先打了野狍子，把狍子皮绑在膝盖和脚上，又每人披了条白褥单子，趴在雪地里，像一群慢慢挪动的羊。离江边还有一华里，雪深没膝，他们只能匍匐前进，在雪地上拱出一溜沟。
　　江这边，鬼子的碉堡五十米一个，巡逻队半小时一趟。离对岸还有五六十米，于政委喊了声“跑”，十五个人从雪地里爬起来，踩着冰面往对岸冲。冰面滑得站不住，一窜能出老远。鬼子的枪打响了，子弹溅起的冰屑飞到小卢的衣领里，凉得像针扎。
　　苏联那边也开了枪，后来才知道是误会。等周保中他们从远东司令部送来证明，苏联兵才把他们围住，派来女护士，给他们清洗伤口，发了衬衣衬裤和苏联棉衣。小卢说，那是他第一次穿那么软和的衣服，眼泪差点掉下来。
　　王强讲道，在北野营，他们见到了李兆麟、冯仲云这些老首长，一屋子抗联战士，哭得像孩子。小卢说，那天吃的西餐，刀叉怎么用都别扭，可心里踏实——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不用怕夜里被鬼子摸营了。
　　
　　苏联对日宣战后，小卢跟着大部队回国，辽沈战役、平津战役都冲在前面，得了“骑兵战斗英雄”的称号。后来去湘西剿匪，再后来到了广州，1978年离休。前几年我给他打电话，他说腿不行了，可还记得李老卓屯的雪，记得雷支队长被埋进冰窟窿那天，天特别蓝。
　　电视里的国歌响起来，王强的眼睛亮了，跟着节奏轻轻点头。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像给那些往事镀了层金。我想起小卢拽着马尾巴冲出重围的样子，想起冰窟窿里的忠魂，突然明白，所谓英雄，不过是些想活下去，更想让更多人活下去的普通人。
　　“等你好点，咱们去看看小卢？”我问他。
　　他笑了，露出没剩几颗牙的牙床：“好啊，我给他带瓶二锅头，讲讲咱们后来的事。”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国歌的旋律在回荡，像穿越时空的马蹄声，踏过雪原，踏过江河，一直奔向天亮。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阅兵式刚过，电视里还在重播受阅方阵的画面。王强坐在轮椅上，目光落在窗外飘扬的红旗上，手里捏着个褪色的搪瓷杯，杯身上“抗日救国”四个字已经模糊。他忽然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老年人特有的沙哑。
　　“老李，有些事，就算过了七十年，闭上眼还是清清楚楚。”他转过脸，眼里的光暗了暗，“就像那个叫金子安次的日本兵，他手上的血，怕是到死都洗不干净。”
　　王强讲道，1940年冬天，我在兖州附近的据点远望过这批鬼子新兵。后来知道，金子安次就在其中，那会儿才二十，脸白得像没晒过太阳，握着步枪的手还在抖。他们被拉到乡镇广场，地上冻得裂着缝，几棵老槐树上绑着中国人，有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棉袄被撕开，露出冻得发紫的胳膊。
　　这些新兵刚从青岛上岸，坐火车晃到济南，再分到各部队。金子安次后来在战犯管理所说，他本是渔民，被强征入伍时，以为只是来中国“帮忙建设”，直到看见广场上的人，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教官把他们排成一列，离槐树十来米远，吼着让装刺刀。阳光刺眼，刺刀的反光晃得人睁不开眼。“刺！”教官一喊，新兵们就像被抽了筋，有的往前扑，有的腿肚子打转。金子安次的刺刀捅进一个老乡的胸膛，“咔哒”一声卡在肋骨里，他吓得手一松，枪掉在地上，响声在广场上格外清楚。
　　教官上去就给了他几拳，鼻子当场流血。“重来！”金子安次被踹着重新排队，第二次刺进去时，他闭着眼，听见骨头被劈开的声音，还有那老乡最后一声闷哼。他说那目光像烧红的烙铁，烫得他夜里睡不着。
　　队伍里有个叫权田的，以前是和尚，蹲在地上死活不肯起来，说“出家人不杀生”。教官把他拽起来，皮带抽得他后背冒血，骂他“丢大日本帝国的脸”。最后权田被打得站不住，还是被架着刺了一刀，刺刀进去时，他哭得像个孩子。
　　老鬼子教他们阴招：刺进胸膛要马上转刀锋，免得被骨头卡住。后来这种“训练”成了家常便饭，金子安次从一开始的手抖，到后来面无表情，再到出去“扫荡”时，一天杀几个人都觉得平常。他甚至琢磨出些花样，用什么法子拷问能让中国人开口，怎么糟蹋妇女能取乐——人一旦没了人性，比野兽还狠。
　　
　　1941年秋天，他们进了莱芜和新泰之间的村子，跟咱们八路军交火。金子安次跟着一个老鬼子搜一户人家，在墙角发现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怀里抱着个四岁的男孩，孩子吓得直往娘怀里钻。
　　老鬼子眼睛放光，拍着金子安次的肩膀说：“你带娃出去站岗，完事换你。”金子安次把孩子从女人怀里抢过来，孩子哭得撕心裂肺，他就把娃按在门外的石碾子上，捂着嘴。屋里传来女人的骂声，接着是厮打声，再后来，没声了。
　　王强讲道，没过多久，老鬼子拽着女人的头发把她拖出来，女人的棉袄被扯烂了，脸上全是血。她一边挣扎一边骂，老鬼子急了，说“给你点颜色看看”，就把她拖到二十米外的水井边。
　　“过来搭把手！”老鬼子喊。金子安次抓着女人的腿，两人一使劲，把她头朝下扔进井里。先是尖叫，接着是“扑通”一声落水响，然后就没动静了。老鬼子点了根烟，吐着烟圈笑。
　　那孩子挣脱了金子安次的手，哭喊着“妈妈”，围着井台跑，脚下一滑，“扑通”也掉了下去。
　　井里没了声息。老鬼子沉默了几秒，对金子安次说：“安次，要有武士道精神，扔颗手榴弹。”金子安次掏弹、拉弦、扔进井里，动作越来越顺。“轰隆”一声巨响，井水溅起来，打湿了他的裤脚。老鬼子笑得前仰后合，他一开始还发愣，后来也跟着笑，笑得比哭还难听——他知道，不笑就是胆小鬼，会被同队的鬼子欺负死。
　　王强讲道，在华五年，金子安次从第二年起就开始强奸妇女，士兵之间还攀比，你奸两个，我就要奸三个。进了街区就像疯狗似的找女人，两三个人一伙，一个望风，一个施暴。他跟七个鬼子轮奸过一个漂亮女人，完事还问人家“感觉如何”，那女人趴在地上，只剩一口气。
　　
　　1945年日本投降，他被抓到苏联西伯利亚劳改五年，再遣返回中国，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他说刚进去时，天天等着被枪毙，夜里一闭眼，就是井里的母子，还有广场上被刺杀的中国人。
　　王强讲道，1956年他回了日本，可街坊邻居都当他是怪物，警察监视了两年，工作也丢了。后来做点小生意，娶了媳妇，生了女儿。女儿五岁那年发烧住院，他守在病床边，看着孩子烧得通红的脸，突然想起那个掉进井里的四岁男孩，想起那个被扔进井里的母亲，一夜白头。
　　2000年，他站上东京的证人席，说自己是战犯，该判死刑。“我们杀了那么多中国人，强奸、放火，死十次都不够。”他说，“谁把我们变成鬼？没人喜欢当鬼啊。”
　　可有些鬼子到死都不认错，右翼还在否认历史，靖国神社里的牌位，一个个都带着血。王强说到这儿，抓起搪瓷杯喝了口茶。
　　
　　电视里响起《歌唱祖国》的旋律，王强跟着轻轻哼唱，眼角有泪光闪动。我想起那些被绑在树上的同胞，想起井里的母子，突然明白，铭记历史是为了让金子安次们的忏悔不白费，让那些变成“鬼”的人，再也没有机会把无辜者拖入地狱。
　　“这盛世，他们该看见了。”我轻声说。
　　王强点点头，望向窗外，红旗在风里猎猎作响，像无数不屈的灵魂在呐喊。
　　王强坐在轮椅上，手里摩挲着块暗红色的石头，是当年从冀中地道里挖出来的，上面还留着弹痕。电视里正播着731部队罪行揭露的纪录片，他忽然停下动作，石头“咚”地磕在扶手上。
　　“老李，你还记得左宪良不？”他抬头看我，眼里的红血丝比上次更重，“那个从平房逃出来的延寿青年，他手上的茧子，比这石头还硬。”
　　
　　王强讲道，1945年春天，左宪良才二十三岁，在延寿县种地，刚娶了媳妇没半年。伪区公所的人踹开他家门，把征集令拍在炕桌上：“去国境线干活，没期限，跑了就杀你爹妈。”全县五百多个汉子，就这么被赶上火车，车开时，站台上的哭喊声能把火车顶掀了。乘警拿着刺刀在过道里晃，谁往外瞅就骂：“再看把你脑袋砍下来挂车头！”
　　到了地方，左宪良才知道啥叫地狱。一丈多高的大墙，铁丝网缠得像蜘蛛网，就一个门进出，岗哨搜身比翻家底还细。场区里十二条禁令，条条都是死罪——不许乱看，不许打听，甚至不许并排走。有回一个老乡趁鬼子不注意，往东边瞥了一眼，“砰”的一声就倒了，血溅在刚翻过的土上，红得发黑。
　　左宪良后来跟我说，那地方像个铁笼子，连风都带着铁锈味。他们白天挖沟，晚上挤在工棚里，谁也不敢多说话，怕被偷听去。
　　七月的一天午后，鬼子分队长突然叫左宪良跟一个军官去仓库取东西。那仓库是幢灰色的神秘建筑，平日里别说靠近，就是眼神往那边飘，都可能挨枪子。左宪良跟着军官进去，里头闷得像蒸笼，几个油罐似的大机器立在那儿，六个日本人穿黄工作服，戴白手套口罩，正围着机器嘀咕。
　　军官跟其中一个人低声说着什么，那人就直勾勾打量左宪良，眼神像在掂量一头牲口。左宪良说，他当时后背的汗一下子就下来了，心想怕是活不成了。可那人摆了摆手，军官又把他带到另外几个日本人面前，个个都这么打量他，最后都摇了头。
　　走出车间时，他的褂子能拧出水来。回工棚一进门，工友们“呼啦”围上来，脸都白了：“你咋回来了？以前被领去那儿的，没一个活着出来的！”左宪良这才知道，自己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八月初的那天，集合警报响得比往常都急。鬼子用枪逼着他们往仓库扛木料，浇上汽油酒精，喊着“快快的”。左宪良往仓库里瞅了一眼，吓了一跳——里头还有好多牛马，被火一烧，嗷嗷叫着乱窜，有的撞在柱子上，有的从窗户跳出来，浑身是火，像个火球在地上滚。
　　这火烧了三天三夜，黑烟遮得太阳都成了白的。左宪良和工友们蹲在工棚里，谁也说不清鬼子到底在烧啥，只觉得邪乎。
　　火刚灭，鬼子又逼着五百多人挖大坑，除去做饭的三十来个，剩下的全得上。鬼子拿着半截扁担，谁慢了就往腰上抽，“噼里啪啦”的，好多人腰肿得像水桶，直都直不起来。越往后，鬼子越急，眼睛红得像兔子，嘴里“八嘎八嘎”地骂，扁担抡得更狠。
　　
　　八月九号，警报又响了，这次是紧急集合。他们被赶到站台，看着鬼子把好多长方形木箱搬上火车，箱盖没盖严，能看见里头黑糊糊的东西。日军家属哭哭啼啼地抢着上火车，像后头有狼追。左宪良后来才知道，那天夜里，秘密监狱里的几十个中国和苏联志士，全被枪决了。鬼子还烧了文件、跳蚤、老鼠、细菌，最后工兵把研究室、工厂全炸了，轰隆声震得工棚直晃。
　　劳工中队的卫生长是中国人，半夜偷偷摸到工棚，跟几个领头的说：“磨快钢锹，准备跑！鬼子要杀人灭口了，追上就拼！”这话一传十，十传百，大伙儿眼里都冒光，困和累全没了，借着月光在石头上磨锹，火星子“噼里啪啦”的。左宪良说，他的锹刃磨得能切断头发。
　　那天午夜，下着瓢泼大雨，远处的爆炸声没停过。两点来钟，有人喊了声“冲”，劳工们像开闸的水，冲出工棚。左宪良举着钢锹劈铁丝网，“咔嚓”一声劈出个口子，手被铁丝勒出血，也顾不上疼。
　　他水性好，第一个游过水壕，又回头拽上来二十多个。正喘着气，有人喊：“老左快跑！鬼子来了！”他们往东北方向跑，天亮时躲进一块瓜地，数数人，只剩不到三十个。在瓜地分了手，各自钻进高梁地、苞米地，往家的方向赶。
　　左宪良走了五天五夜，四百五十里地，脚上的鞋磨穿了，光着脚走，脚底全是血泡。到家那天，他妈在门口纳鞋底，看见他跟见了鬼似的，半天没认出来。“妈，是我啊。”他一开口，嗓子哑得像破锣。他妈抱着他就哭：“你咋瘦脱相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
　　
　　日本投降后，左宪良当了支前民兵，46年参了军，48年入了党。后来他回平房那个地方，指着一片大坑说：“这儿埋着俺们四百多个弟兄。”在他的指证下，731罪行陈列馆才挖出那些白骨，解开了多年的谜——原来鬼子是在销毁细菌实验的罪证，那些仓库里的机器，是培养细菌的设备；那些没回来的劳工，都成了实验品。
　　王强讲道，前几年我去看他，老爷子八十多了，腰板还直，就是耳朵背了。他拉着我的手说：“我要活到一口气，就跟孩子们讲这些事。不能忘了啊，忘了就对不住那些死在坑里的弟兄。”
　　电视里的解说声还在继续，王强闭上眼睛，眼角有泪滑下来。风穿过窗户，带着玉兰花瓣的清香，恍惚间，我仿佛看见左宪良举着钢锹劈开铁丝网的样子，看见那五天五夜里，他脚底下的血印子，在黑土地上连成了线。
　　“这些事，得让孩子们记一辈子。”我轻声说。
　　王强点点头，把那块石头攥得更紧了。阳光落在石头的弹痕上，像给那些逝去的岁月，刻下了永不褪色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