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地下要塞 珍兰之忆

　　1970年的深秋，我在天津卫的一条胡同里找到了王强。他住的小院堆着半墙爬山虎，叶子红得像火，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他正蹲在石榴树下劈柴，听见脚步声回头，手里的斧头“当啷”掉在地上，两鬓的白霜在夕阳里晃得人眼酸。
　　
　　“李明？”他搓着满是老茧的手，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你还在啊……”
　　进屋坐下，他老伴端来两碗热茶，白瓷碗上印着“劳动模范”四个字。水汽模糊了他脸上的疤，那些在冀中平原的土坯房里没讲完的话，终于在十年后的暖炉边续上了头。
　　王强讲道，前阵子我去海拉尔出差，碰见个独眼老汉，姓章，不对，是姓张，张玉甫。他在卫生队管仓库，看见我穿的旧军装，非要拉着我喝两盅。喝到第三盅，他才掀开左眼皮——那地方是空的，只剩个凹陷的疤，像块被啃过的红薯。
　　“老哥，我给你讲个事。”他倒酒的手直哆嗦，酒洒在桌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印子，“1935年，我在郑家屯被骗过一次。”
　　王强讲道，那会儿他刚从滦县逃荒到东北，爹娘都死在长城边上的炮眼里。郑家屯的大集上，有人摇着铜铃铛喊招工，说去东山开荒，一天一块五，顿顿白面馒头。他摸了摸怀里冻硬的窝头，跟着四百多人进了个四合院。第二天凌晨，鬼子兵端着刺刀把他们往闷罐车里赶，一个山东汉子多嘴问了句，当场被砸得满脸是血。
　　“那车厢密不透风。”张玉甫灌了口酒，喉结滚动得像块石头，“四天三夜，没水没粮，有个老头死在我脚边，硬得像块冻肉，我们挤得连挪地方的空都没有。”
　　车到海拉尔，他们被拉到敖包山。山脚下的席棚子一眼望不到头，探照灯扫过来时，能看见铁丝网闪着冷光，像圈住了一群待宰的羊。张玉甫被分到混凝土队，每天挑着冻成铁块的沙子爬台阶，监工的汉奸拿着包铁皮的棒子，见谁慢了就往死里打。
　　“我后颈这道疤，”他指给我看，脖子上有块月牙形的凹陷，“就是被枪托砸的，当时血顺着脊梁骨往下流，冻在棉袄上，硬邦邦的。”
　　住的席棚子四处漏风，五十个人挤在硬邦邦的土炕上，夜里能听见有人冻得哭出声。每天两顿高粱米粥，稀得能照见人影，桶底沉着老鼠屎，他照样呼噜呼噜往下灌——饿啊，饿到看见石头都想啃两口。
　　跟他同屋的河北老乡是个木匠，会刻小玩意儿，给他刻过个小菩萨，说等出去了就回家盖瓦房。“可没一个月，那小子就硬了。”张玉甫的声音低下去，“鬼子用草席一卷，拖到后山喂狼了。”
　　有个辽南后生跑了，被狼狗追上撕得稀烂。第二天，鬼子把所有人赶到电线杆下，那后生被吊在上面，浑身是血，冻得硬邦邦的，手指还攥着拳头，指甲缝里全是工地的土。“汉奸拿着鞭子逼我们一个个看，”张玉甫的右眼红了，“我走到跟前，看见他眼睛瞪着，像要把敖包山看穿。”
　　后来张玉甫的眼睛被水泥烧烂了，左眼彻底瞎了，被扔进病号棚。那地方比猪圈还臭，每天早上都有人扛着扁担进来，把硬邦邦的尸体挑出去。“我躺在那儿想，我才二十五，还没回过老家，不能就这么烂了。”
　　1936年七月的雨夜，看守的老鬼子吹着口琴睡着了。他光着脚溜出去，连爬七道铁丝网，铁丝把皮肉刮得像烂布条，最后滚下一道深沟，昏死在草堆里。“醒来时在老乡家，他们给我敷草药，那药一股子苦味，可我知道，我活下来了。”
　　解放后，他带着人去敖包山，指认了地下要塞的入口。“那底下跟迷宫似的，能跑卡车，能藏大炮。”他抹了把脸，不知是酒还是泪，“十年间运进去的劳工，至少两万，工程完了就被集体屠杀，扔在万人坑里。”
　　他领着人找到那片洼地，黄沙底下全是骨头，有的戴着镣铐，有的颅骨上有弹孔。“我摸着瞎了的眼睛对他们说，这些都是想活着回家的人啊。”
　　
　　王强往炉子里添了块煤，火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忽明忽暗。院里的石榴树“啪嗒”掉了个果子，在地上砸出个浅坑。
　　“他最后跟我说，”王强的声音沉得像井，“左眼瞎了，可看东西更清楚了——哪些是人的骨头，哪些是狗的，一眼就能分清。”
　　我端起茶碗，热气扑在脸上，烫得人想落泪。窗外的月光漫进来，照在我们俩的旧军装上，那些补丁在光里闪闪发亮，像无数双没来得及闭上的眼睛。
　　王强从怀里摸出个磨得发亮的烟荷包，烟叶是晒干的旱烟，卷起来时碎末簌簌往下掉。
　　“李明，你还记得鲁民店不？”他吧嗒着烟袋，烟雾缭绕里，眼神飘回了十几年前的黑土地，“1936年夏天，我在同江那边见过寇珍兰一面，那姑娘眼睛亮得像黑葡萄，谁能想到……”
　　王强讲道，那年六月底，麦子黄得能挤出油来。抗联三师的小分队在鲁民店宿营，十八个人，都是能扛枪能挥镰的硬汉子。寇珍兰家是村里头一户，房子带个大院子，住了我们三个战士。她才二十二，梳着两条大辫子，帮着娘给战士们烙煎饼，鏊子烧热了，她手腕子一转，面糊就摊得匀匀的，边烙边跟我们说：“等收了麦子，给你们做麦仁粥喝。”
　　鲁民店就八户人家，四十来口人，藏在丰乐村西的小岗坡上，像片贴在地上的叶子。那天日头毒得很，天刚蒙蒙亮，战士们就跟着村民下地抢收——鬼子总来抢粮，麦子得抢在他们前头进仓。
　　约莫十点来钟，村外站岗的小赵跑回来，手里攥着两打煎饼，脸胀得通红：“村口来了俩要饭的，说要进村，我瞅着不对劲，塞了煎饼把他们打发了。”那俩要饭的穿得破破烂烂，手里的豁口碗却干干净净，小赵是山东娃，机灵得很，早看出来路数不对。
　　可谁也没料到，那俩货边吃边磨蹭，眼瞅着村里有穿灰布军装的帮着背麦捆，撒腿就往县城方向跑——他们是鬼子的奸细，专在各村晃荡探消息。
　　
　　中午刚过，小赵还在二里外的高梁地边放哨，突然看见远处扬起一溜尘土。两辆卡车轰隆隆地开，三四辆摩托车“突突”地窜，后面跟着马队，机关枪在车斗上闪着黑亮的光，天上还有架飞机盘旋，翅膀几乎擦着树梢。
　　“鬼子来了！”小赵撒腿就往村里跑，马队上的鬼子看见了，嗷嗷叫着策马追赶，子弹“嗖嗖”地从他耳边飞过。他一头扎进高梁地，红缨似的高粱穗子没过头顶，可鬼子的马快，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等我们在地里找到他时，他手里还攥着半截枪栓，血把身下的土浸透了，红得发黑。
　　枪声一响，小分队的战士们立马分散隐蔽。老百姓慌了神，妇女抱着孩子往炕洞、柴房里钻。寇珍兰的叔叔是村长，急得直搓手，从屋里翻出块白布，想举着出去交涉。
　　没等他迈出院门，一个挎战刀的军曹带着俩鬼子和翻译就闯了过来。“红胡子的有？”军曹龇着黄牙问。“没有！真没有……”叔叔的话还没说完，那军曹“唰”地抽出战刀，照着他脑袋就劈。
　　“砰！”藏在东厢房的战士开了枪，军曹应声倒地。俩鬼子刚要抬枪，又被撂倒在门槛上，翻译吓得尿了裤子，没跑出两步就被一枪托砸晕。
　　村里顿时炸开了锅。战士们依托院墙、猪圈、菜窖还击，子弹“啾啾”地飞，手榴弹在马队里炸开，把鬼子炸得人仰马翻。可鬼子人太多，像潮水似的往村里涌。
　　
　　寇珍兰后来跟我说，她躲在烟囱根下，听见娘和婶子在里屋哭喊，接着是枪响，然后就没声了。院里那个十二岁的哑巴孩子，慌着往柴房跑，被一个鬼子追上，刺刀从后背捅进去，孩子没来得及哼一声，就倒在碾盘边上，血顺着石缝往下淌。
　　枪声像爆豆似的响了一个多钟头，渐渐稀了。没牺牲的战士顺着地道撤进了大山，留下满地弹壳和硝烟。寇珍兰刚敢探出头，就看见一个抗联战士从西厢房踉跄着走出来，脸色白得像纸，左手捂着肚子，血顺着指缝往下滴，右腿拖在地上，每走一步都留下个血印。他看见寇珍兰，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这时远处传来鬼子的嚎叫声，他急得往柴房跑，钻进了盛白面的大柜子里。
　　寇珍兰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转身跑回屋，抓了个装着干粮的布包，拽起五岁的小弟弟，故意大声说：“咱逃出去找爹！”她想引开鬼子，刚跑出院门，就被两个端着枪的鬼子拦住了。
　　她被押到村南的空院子时，里头已经站了不少村民。鬼子把男女老少分开，妇女孩子蹲在墙角，男人被捆着胳膊。有个抱着婴儿的媳妇忍不住哭，被一个鬼子拽着头发拖到马前，马一扬蹄，把孩子从她怀里甩出去，落在地上没了声息。那媳妇疯了似的扑上去，被鬼子一刀劈在肩上，惨叫声听得人头皮发麻，旁边的鬼子却拍着手狂笑。
　　院子旁边有个水泡子，五十来平方，水刚没过膝盖。有几个妇女带着孩子悄悄挪过去，站在水里，想躲开马队的踩踏。水泡子的水不深，可没过多久，鬼子又把他们轰上岸，赶到场院中央，四周架起了机关枪。
　　最不是人的是，鬼子从人群里拽出两个四五岁的娃，逼着他们指认谁是抗联的家属。“叫出名字，大大的有赏！”翻译官吼着。俩娃吓得直哭，指着几个村民乱喊。被指到的人被拉到一边，剩下的人里，有两个被拽了出来。
　　一个是从山东来帮工的小王，才二十，脸还带着稚气，是来给老兰家割大烟的；另一个是二村开油坊的老王，四十多，早上来要账的。“我不是抗联！我家里有老娘和仨娃！”老王哭喊着，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小王吓得直哆嗦，话都说不囫囵。
　　村民们看着不忍，有人壮着胆子求情：“他们真是外来的！”可鬼子哪里肯听，军曹挥了挥手，两个鬼子就把人拖到场院边。小王刚要回头，刺刀就从他后心捅进去，他“扑通”栽倒，脸埋在麦秸里。老王惨叫一声，刺刀从他肋骨间穿出来，血喷了鬼子一身。
　　寇珍兰被押着去埋尸体时，在乱坟堆里看见了叔叔，他手里还攥着那块白布，被血浸成了红的。那天，抗联牺牲了七个战士，村里死了十多口，加上外来的那俩，一共二十多条人命。
　　鬼子临走时放了把火，麦秸垛、土坯房、柴棚子全着了，黑烟滚滚的，把日头都遮得看不见了。寇珍兰抱着弟弟站在山岗上，看着鲁民店在火里化成灰，她对我说：“那火烤得脸疼，可心里比冰窖还凉。”
　　
　　王强的烟袋锅灭了，他用粗糙的手指抹了把脸，像是想擦去什么。窗外的月光落进来，在地上铺了层白霜，恍惚间，我仿佛看见那个叫寇珍兰的姑娘，站在燃烧的村庄前，辫子上沾着火星，眼睛亮得像淬了火的钢。
　　“后来呢？”我轻声问。
　　“后来她跟着逃难的人走了，”王强的声音很沉，“听说参加了抗联的被服厂，用缝纫机做军装，针脚比谁都密。”
　　炉火渐渐弱下去，屋里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那些消失的村庄，死去的人，像种子一样埋在黑土地里，总有一天，会开出比麦子更旺的花来。
　　
　　天津的冬夜比冀中平原湿冷，风卷着碎雪敲打着窗棂，像有人在外面轻叩。王强裹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手里摩挲着个缺了口的搪瓷缸，缸沿结着层薄冰。他沉默了半晌，忽然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冰碴子似的颤。
　　“李明，你见过用活人堆起来的大坝吗？”他抬起头，眼里的红血丝在昏灯下看得分明，“吉林丰满那座，坝基里埋的不是钢筋水泥，是无数个像刁歧山那样的汉子。”
　　王强讲道，1937年冬天，我在吉林城外见过刁歧山。那时候他才二十五，却瘦得像根被冻硬的柴火，颧骨突得能硌死人。他在江坝上推轱辘马子，就是那种木头架子车，装着满车的石头，顺着冰坡往上爬。零下四十度的天，哈气成霜，他光着头，棉袄破烂得露出棉絮，冻得发紫的手死死攥着车把，每走一步都打滑。
　　我亲眼看见他旁边的汉子脚下一崴，连人带车顺着冰坡滚进江里。那江早冻实了，可冰面被石头砸开个窟窿，人掉进去连个响都没听见，就剩只破鞋浮在冰窟窿边上。刁歧山回头看了一眼，嘴唇哆嗦着，没敢停步——监工的皮鞭子正带着风抽过来。
　　王强讲道，他本是附近的农民，家里三亩水田，爹传下来的，能养活一家四口。日本人来勘探大坝那年，二话不说就把地圈了，插着“大东亚共荣”的木牌子。他去找鬼子理论，被打了个半死，扔在路边。等醒过来，田埂上已经立起了脚手架，他成了无家可归的劳工。
　　冬天挖土方，他们发明了个叫法，叫“掏窑”。就是在江边上挖深沟，人躲在里头避风，一层一层往里掏。那天沟挖到两丈深，底下挤满了百十来号人，正抡着镐头刨冻土。突然头顶“轰隆”一声响，冻土像塌下来的天，瞬间把沟填满了。有人在外头喊，想下去救人，可鬼子举着枪拦着，说“耽误工程，死啦死啦的”。刁歧山说，他听见土里传来闷哼声，一下下的，像打鼓，过了半个时辰才没了动静。
　　鬼子的心比江里的冰还硬。每天中午开饭，人还没撤净，就逼着炮手点炮崩石头。百八十炮齐响，石头飞得比树还高，落下来跟冰雹似的。有个山东汉子蹲在石头堆上啃窝头，刚咬了两口，一块碗大的石头从天而降，正砸在天灵盖上。刁歧山说，那汉子倒下去时，嘴里还含着半口窝头，手里攥着剩下的半个，黄澄澄的玉米渣子混着血，糊在冻地上。
　　最惨的是钢丝绳断的那天。十几辆轱辘马子串在一根钢绳上，正往坝顶运水泥。不知怎的，钢绳“啪”地绷断了，车子像下山的猛虎往下滚，撞在一块儿，碎木片和人骨飞得满天都是。等烟尘落了，坡底下黑压压一片，都是被撞死砸死的劳工，数了数，五六十具，连个囫囵身子都没有。
　　有人受不了这份罪，合计着跑。一百多号人趁着夜色往江边逃，没跑出三里地，就被警备队的马队追上了。江面上的冰薄，人一踩就裂，可前头是马队，后头是江水，只能往下跳。会水的挣扎着游了几步，就被冻僵在江里，不会水的沉得更快。刁歧山说，那天江面上漂着的尸体，像顺流而下的木头，密密麻麻的。抓回来的三十来个，被鬼子用镐把当着所有人的面打死，脑浆溅在刚浇筑的混凝土上，冻成了黑紫色。
　　
　　在鬼子眼里，劳工的命不如只麻雀。谁要是干活慢了，监工抬脚就从坝上踹下去，江里的冰窟窿就是现成的坟。冬天上工，队伍里总有人走着走着就直挺挺倒下去，再也起不来。冻僵的人脸都咧着，像在笑，刁歧山说那不是笑，是冻得抽了筋，嘴角合不上，看着比哭还让人揪心。
　　工棚子周围的茅坑臭得能熏死人，夏天一到，苍蝇蚊子成团，跳蚤多得能把人抬起来。一进工棚，腿上就落满跳蚤，一拍能打死七八只。伤寒像长了腿，在棚子里乱窜，每天都有十来个尸体被拉到万人坑。有个小子被钉子扎穿了脚，没药没包扎，照样逼着挑土，脚肿得像发面馒头，流脓淌水，没几天就挺不住了。
　　万人坑边上的野狗，眼睛都是红的。它们专吃死人，日子久了，见了活人也敢龇牙。有个关里来的女人，寻丈夫找到这儿，听说男人死在万人坑，就天天去那儿哭。有天她哭昏了过去，第二天人们只看见坑边有只鞋，还有撕烂的衣角——被野狗拖去吃了。刁歧山说，那之后好几天，他总能看见几只野狗叼着碎布条子，在坑边转悠。
　　1943年春天桃花水下来的时候，工棚里病倒了不少人。一天清早，来了几辆卡车，下来三十多个鬼子和警备队员，拎着汽油桶就往棚子上泼。火一点，两栋工棚子顿时成了火笼，里面传出的惨叫声能把心剜下来。有劳工浑身是火冲出来，刚到门口就被乱枪打死，尸体堆在门口，像堵肉墙。那两栋棚子里的一百六十人，没一个活下来的。鬼子对外说，是怕传染病蔓延。
　　还有更缺德的。见谁躺在炕上不动弹，不管是死是活，监工拖着就往万人坑扔。有个河北老乡还有气，拉着监工的裤腿哀求：“我还能活……让我缓口气……”可那监工一脚把他踹开，像拖死猪似的拖走了。刁歧山说，他后来偷偷去万人坑看过，那老乡的手指头在地上抠出一道沟，可见多不甘心。
　　大坝合拢那天，水流急得像疯了似的。鬼子逼着劳工拿木板和棉被堵缺口，再浇筑混凝土。水越涨越高，压力大得能把木板压碎，劳工们拼命顶着，用棉被塞缝。突然“轰”的一声，木板全被冲开了，站在最前面的二百多人，一下子就被卷进旋涡，连个呼救声都没来得及出。刁歧山说，那天的江水都是红的，漂着棉絮和碎木头，三天都没清。
　　1941年，鬼子在江东立了个“工人慰灵塔”，碑文写得比唱的还好听，说什么“勤劳精神的化身”“守卫大坝”。刁歧山每次路过都往塔上吐唾沫：“啥化身？就是些屈死鬼！啥守卫？是被你们埋在坝底下，想爬都爬不出来！”
　　
　　1963年我再去丰满，那儿建起了纪念馆。万人坑里挖出来的骨头，层层叠叠的，有的还嵌着子弹头，有的手腕上戴着镣铐。讲解员说，死在这儿的劳工，远远不止一万。刁歧山也去了，他摸着那些骨头，老泪纵横：“兄弟，你们总算见着天日了。”
　　王强把搪瓷缸里的水喝干，缸底发出空响。窗外的雪停了，月光照在对面的屋顶上，白得晃眼。我想起冀中地道里那些支撑洞顶的木头，想起那些用血肉之躯挡住炮楼的乡亲，突然明白，无论地上的大坝还是地下的地道，能撑住它们的，从来都是中国人的骨头。
　　“刁歧山后来呢？”我问。
　　“在大坝上干到光复，”王强的声音低下来，“娶了个当地媳妇，守着纪念馆当看守，守了一辈子。”
　　屋里的炉火渐渐弱了，可我觉得浑身发烫。那些埋在坝基下的魂灵，那些刻在石碑上的谎言，还有那个守着纪念馆的老人，都在黑夜里亮着，像永不熄灭的灯。